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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物

中国历史文物

北大核心

CSSCI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考古学专业资料性、学术性刊物。刊登关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古代中外关系及我国民族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资料，介绍文物鉴定方法以及馆藏品等。读者对象为文博、考古单位的研究人员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有英文目次。
  • 发文量：2853
  • 被引量：561
  • H指数：2
  • 开始收录时间：-
  • CNKI综合因子：-
  • 维普期刊影响因子： -
  • 万方期刊影响因子：0.22
  • 创刊时间：-
  • 国内刊号/CN：11-4701/K
    国际刊号/ISSN：1671-5357
  • 发行周期：双月刊
    邮发代号：-
  •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办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物-联系信息
  • 主编：吕章申
  • 电话：010-65119503 65119505
  • 邮箱：guankan@chnmuseum.cn
  • 地址：北京东长安街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
  • 邮编：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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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物 >2021年第0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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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936条结果
  • 1.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部长来我馆参观
    摘要：
    关键词：
  • 2.“画家”之路的技艺经验与史观维度——张大千学习“画家之画”及相关问题的再讨论
    摘要：张大千的“画家”之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迥异于20世纪的其他中国画家.但也正因为其复杂和多面,导致在研究中常出现各执一端、相互矛盾的评价差异[1].本文拟从张大千对于自我“画家”身份的认同、建构并且自觉调适这一角度切入,围绕其三四十年代学习“画家之画”的主张与实践进行探讨,将其回置于当时的画风转向中,分析这一主张提出的内外原因以及如何具体展开;通过对“画家之画”的学习,探讨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一套画学论述,不断拓展中国绘画史的深度,并最终促成其“画家”身份的转化,走向晚期自我创造的独特绘画新貌.透过张大千的“画家”之路,思考其背后所蕴含的自觉意识、技艺经验和史观维度可以为当下的中国画发展提供怎样的启示.
  • 3.山西榆次明代晋裕王墓清理简报
    摘要：1955年,在山西省榆次市苏村发掘了明晋裕王墓,墓主人为第十一代晋王朱求桂.该墓的发现对于认识明末社会政治、厘清晋藩王世系,以及订正《明史》等文献记载中的一些谬误具有重要价值.长期以来,该墓的材料都没有得到详尽披露.本文在整理出土材料的基础上,从墓葬形制、建筑构件、随葬器物等几个方面对该墓进行了简要报道,并对墓志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依据墓志并结合文献讨论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解读朱求桂家世以及朱审烜的命运;其二,以晋裕王为切入点探讨晋藩王对明代礼制的遵循;其三,对晋藩王陵兆域进行梳理,在整理其分布地点与范围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晋藩王陵与同在山西境内的代藩王陵、沈藩王陵兆域的异同.
  • 4.东周西戎文化杨郎类型来源管窥
    摘要：杨郎类型作为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重要的地方类型之一,依据文化面貌的差异,可划分为两个亚型:第一型以直线式洞室墓为主要特征,第二型以竖穴土坑墓为主要特征.二者均盛行殉牲,随葬品以北方系青铜器为主,墓葬形制的差异或与墓主的身份等级有关.其中,直线式洞室墓作为杨郎类型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来源于以新店子墓地和阳畔墓地为代表的内蒙古中部地区北方青铜文化.东周西戎文化扬郎类型与内蒙古中部地区北方青铜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表明,春秋中晚期,一支来自北方草原的牧业族群,向西南方向迁徒,到达陇山东侧一带,成为东周时期西戎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遗留下杨郎类型遗存.
  • 5.田齐“立事”陶文的新发现与认识
    摘要：田齐“主事”陶文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丰,但以往研究对象多为收藏采集品,出土地点不明,其考古研究价值大受影响.本文在收集整理近年来新发现的出土地点明确的田齐“主事”陶文资料,尤其是新泰一中大批经科学发掘、层位记录明确、陶文载体可复原的“主事”陶文基础上,初步探讨了“立事”陶文的属性、题铭形式、目前发现范围与功能以及“立事”陶量的制作与进制等相关问题.作为齐国特有的一种工官题铭制度,这些出土地点明确的田齐“立事”陶文,为考证战国时期齐国疆域、军事活动和经济制度、地区交流及古文字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既有助于从考古学角度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也使得陶文研究与考古工作紧密结合,为陶文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 6.一件伪作何以改变历史——从《蓬莱仙奕图》看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道教信仰
    摘要：明初,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张三丰的“神仙”形象被皇家建构起来.明代中期的嘉靖初年,伪托“冷谦”画、“张三丰”跋的《蓬莱仙奕图》在江南横空出世,该画表现的是“蓬莱”与“仙奕”等道教意象明显的神仙题材,且冷、张二人均被附着了新的“仙化”传说.此伪本图、跋在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的流传过程中,更进一步强化了张三丰的形象建构和“仙化”观念的传播,并催生了多个“仇英”的摹本.《蓬莱仙奕图》与多个摹本的存在又进一步影响了世间凡人可成仙的观念,最终在万历八年发生的由诸多著名文人(以王世贞、王锡爵为代表)参与的昙阳子“仙化”事件中达到高潮,并直接影响明代末年多部画史乃至《明史》的修撰.本文意在通过对一件作伪的画跋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其流传过程的考察,揭示隐藏在作品背后的道教史、观念史和文化史,最终探讨艺术史的价值,即图像作为非文献的证据,具备呈现文献所不能呈现之历史的特殊价值.
  • 7.战国兵器命名及相关问题两则
    摘要：《殷周金文集成》11914号距末上的两字,以往学者在字形释读上有误,通过观察最新的照片,这两个字应当释作“圣守”,“圣”字可以通假作“亭”,那么“圣守”就应读作“亭守”,按照器物命名惯例,这件器物当改称作“圣守”距末或“亭守”距末.《文物》2011年第9期刊布的一件楚国铜矛,发表者未能正确释读出器主名,只能释读作“竞□”.然而从发表的图片可知,器主的名字当是从“力”从“又”从“畏”声的一个字.典籍中“竞”可以通假作“景”,“畏”可以通假作“翠”,因此,这件铜戈的器主乃是战国有名的楚国将军“景翠”,这件铜戈当改称为“景翠矛”.
  • 8.中国国家博物馆观众数据报告(2017年度)
    摘要：
    关键词：
  • 9.略论昔鸡簋铭文
    摘要：本文对周原遗址贺家村出土的昔鸡簋铭文的关键字词、所记礼制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昔鸡簋铭中的“遥”应读为遏,训为止.“遏倡姞于韩”,义即嫁倡姞于韩.昔鸡为送者,故韩侯用贝、马傧赠昔鸡.昔鸡簋铭文所记与《仪礼·士昏礼》相合.昔鸡簋为西周国族研究提供了新史料,倡或即姞姓之密须,其地在今甘肃灵台附近;韩乃武之穆,初封或在冀北之固安,西周末徙至晋南;昔氏为周大夫封昔者,其地或在今河北巨鹿附近.昔鸡簋之年代在西周昭王、穆王之际,簋铭所见王姒究系时王之后,抑或先王之后,还需再做讨论.本文指出,周代嫔妃的称谓不仅关系周代礼制,更涉及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 10.从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有关中国文物管窥中苏关系历史片断
    摘要：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不仅是20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改变了世界和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7年适逢十月革命100周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推出的“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十月革命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通过230余件文物、油画、雕塑、照片等,向观众展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一段中苏友好的真挚纪念.展览中展示的部分中国政府、组织机构或个人赠送给苏方的精美礼品,既体现了中苏间的珍贵友谊,又是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实物见证,同时也是研究中苏关系的重要文物资料.通过它们,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更能感受到中苏关系对中国几代人的情感影响.
  • 11.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07-2013年周代遗存发掘简报
    摘要：自2007年开始,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在周家庄遗址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旨在探索龙山期遗存,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等问题提供实物资料.除获取大量龙山遗存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时期的遗迹与遗物,本文主要介绍2007-2013年在周家座遗址发现的周代遗存.周代遗迹大都为居址堆积,包括房址、灰坑等;另有少量瓮棺葬.依时代不同,可将周代遗存分为西周、东周两个时期.西周遗存的数量较少,仅见少量灰坑,另在一些地层中发现少量西周陶片.但西周遗存的内涵较丰富.据初步分析,可知其包含商、周两类因素,为探索商周关系等学术问题提供了资料;东周遗存的种类相对丰富,文化面貌也比较清楚,时代约当春战之交,属典型的晋文化遗存.
  • 12.“微盂”、“微斝”铭文补释与卫国早期历史
    摘要：旧称“微盂”、“微斝”的两件西周早期铜器,乃是卫康叔直系后裔所作的祭器,祭祀对象即卫国的始封君康叔封.以往学者多将器主名误释作“微”.实际上,该字应释读为“髟”,综合国族、时代及文字通假等因素来看,其人很可能就是第二代卫君、康叔之子康伯髦.清华简《系年》称周成王、周公迁殷遗民于洛邑,而封卫康叔于“康丘”,与沬(嗣)土迭簋铭文记载的“诞令康侯鄙于卫”为同一史事.至于卫人自“康丘”徒居“淇卫”之举,则应该发生在康伯髦之世以后.
  • 13.《皇宋中兴圣德颂》碑文献疑
    摘要：本文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皇宋中兴圣德颂》简介与碑文见疑及分析.此碑是国内仅有的一处与颂南宋“中兴”有关的宋代原刻摩崖.由于它处于瞿塘峡绝壁之上,不得迫近,世上亦鲜有拓片流传,三峡大坝承建之初,将其搬迁至中国三峡博物馆,遂得以示之众人.它对中国书法史、金石学、宋代文学及人物研究均有重要价值.三峡博物馆胡昌建先生曾对此碑做过研究,但经仔细比对,现有几处存疑,结合《奉节县志》及文意,对胡先生所附碑文提出疑义并予以阐释.第二部分为碑文书法艺术分析,通过对比以让学界认识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此摩崖书法融汇颜真卿之伟岸博大,苏轼之清雄,晋书之逸韵,北碑之遒健,褚遂良之灵动,欧阳询之峭拔,是宋代罕有的碑刻珍品,有着很高的艺术地位.在刻帖风行、碑刻罕有的宋代,此碑文以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在宋代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宋代楷书中的上品,相信必将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
  • 14.徐宗泽与《圣教杂志》
    摘要：《圣教杂志》是近代中国天主教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也是在抗日战争前除《申报》外发行时间最长的期刊.1924年徐宗泽接任该刊主编职务后,在保持该刊宗旨不变的前提下,提出要稳妥、敢负责、有立场、有知识的办刊理念,对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四次大调整,改用新式标点,放大篇幅,加增小字,大幅度增加论文的数量,注重对时事新闻的刊登和评论,使《圣教杂志》的影响日增,享誉海内外.徐宗泽始终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命运,发表了大量文章,同社会上各种恶俗现象作斗争.抗日战争中,他提出了爱国的教理根据,引导海内外教友为抗日救亡服务,鼓励教友保家卫国参军参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1938年,因上海沦陷,《圣教杂志》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徐宗泽几次准备复刊,但是由于经费和人员不足,再加上徐宗泽身体欠佳,未能如愿.1947年,徐宗泽因病逝世.
  • 15.信息动态
    摘要：
    关键词：
  • 16.试论东周王城的城墙及王陵相关问题
    摘要：东周王城郭城城墙的建造时代、郭城东墙与王陵区相关问题等在学界尚存争议.《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中空空导弹研究院高层住宅楼工地发掘的南北方向夯土墙,并非发掘者认为的是东周王城东城墙的一部分,东周王城的东墙应为体育场路东、014中心豫航公寓基建工地发现的南北向夯土墙.从东周王城郭城东墙的修建破坏了春秋王陵区,结合周王城天予驾六车马坑区域内发现的战国早期早段墓葬打破王墓XM153的现象,说明破坏王陵的情况不是孤例,进一步说明东周王城郭城的修建在战国时期.而东周王城东南部的春秋王陵区,是基本按照《周礼·春官·冢人》“以昭穆为左右”的墓次进行排列的.
  • 17.甲骨文、殷礼与商代外服的命名
    摘要：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多将商代外服侯、田、男、卫、邦伯视为诸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类诸侯起源问题,但对商代外服的命名途径关注不多.中国早期国家官僚的职事与礼俗密切相关,商代外服职官仍保留着职事产生时与礼俗相关的原始特点.在近年甲骨文及殷礼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学术背景下,考察甲骨文及殷礼,探讨商代外服的命名成为可能.综合既往关于商代外服的研究成果,可以推考记载外服史迹的相关卜辞,并确认外服必须由商王任命,以及外服的命名可能与殷商礼俗有关的情况,如外服侯命名于射礼,外服田命名于田猎之礼,外服男命名于耤田礼,外服卫命名于守卫“堂”的礼俗,外服伯命名于族邦首领称谓习俗.通过对商代外服命名的考察,分析从原始礼俗到国家职事以及官僚制度、诸侯制度的转化,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官僚制度以及管理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 18.《汉画解读》中收录的拓片是否可信
    摘要：本文就《汉画解读》一书中收录的一百幅汉画拓片,用举证的方式进行了分析解读.本文特别是对拓片中有明显常识性错误的,如早期造纸工艺流程和设备,套用了潘吉星先生研究造纸论文中的插图;收录了从未见过的“铸钱图”;不近情理的车马结构;汉代的兵器,特别是短兵器刀的形制特征、射远武器弓箭的使用方法;汉代人日常生活中的跪和坐的姿态;酒具的组合和使用情况;汉代的服饰特征和着装打扮以及纪年法和干支记日等等,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证明这些拓片为伪造,以提醒读者,不要被蒙蔽.
  • 19.双关图像及其源起考略
    摘要：双关是自元杂剧、明清小说流行以来汉语中较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双关图像也在明清以降大量出现.溯及其源,学者往往以“古已有之”不加分别地对一些视觉材料作出双关图像的解读.本文首先界定了包括谐音双关和语意双关两种主要类型在内的双关图像的含义;继而考察其较为明确和广泛出现的时间脉络.在确定双关图像出现的时间下限(明代中期)的基础之上,将关注点放在双关图像可能出现的宋代.一方面,通过梳理《宣和画谱》中“三元(猿)”、“马上封侯(猴)”等今日极为常见的“双关图像”个案,剥去今人习以为常的定性,只参考同时代人的命名和议论,讨论其在当时是否已普遍出现;另一方面,基于双关图像往往表现吉祥寓意这一特性,指出这一时期以图像表现吉祥寓意的主要方式并非利用双关.因此,作者认为双关图像较为明确和广泛的出现当在宋元间.
  • 20.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思想启蒙
    摘要：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史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不仅竭力传承中国文化,而且长期秉持“介绍西方文化”的宗旨,默默致力于近代思想启蒙工作,始终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求索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在近代中国文化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历代出版人和知识分子的不断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从创办《世界丛书》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从出版《林译小说丛书》到《严译名著丛刊》,硕果累累、影响深远,逐渐成为近代西学东渐、传播西学、开启民智的文化平台和学术高地.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学术名著,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推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现代文化转型的不懈追求,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推手.
  • 21.唐宋洛阳宫城御苑九洲池初探
    摘要：九洲池是隋唐宋洛阳宫城内一处重要的池苑建筑,荟萃了唐宋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可谓中国古代皇家园林的杰出典范.本文根据考古资料,对九洲池遗址进行考古分期,对不同时期九洲池的形状规模、池岸结构、池底结构、池中岛屿及建筑等园林要素进行归纳.分析九洲池的宫苑布局特点:"广水无山",平地筑园;多岛屿,九洲池中发现十多处大小不同的岛屿,中国古典园林的"一池三山"的传统依然存在,但并不拘泥于"三"这个数目;园林建筑形式多样,既有长廊建筑,又有亭类建筑,还有殿阁建筑;巧妙应用"尺度设计";生物配置范围广泛,品种丰富."园囿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九洲池始建于隋代,得益于汉魏时期引谷工程而形成的小面积水域,唐代扩大面积,成为政治舞台,宋代九洲池面积变小,随着北宋西京政治地位的衰落,皇家的九洲池也随之衰落、废弃.%Jiuzhouchi (九洲池, literally "The Pool with Nine Islets") is an important garden of Luoyang in the Sui,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the Tang and Song gardens' architecture art and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mperial gardens. By referring to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Jiuzhouchi site into several archaeological stages and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times. The current author analyzes the elaborate layout of the garden in terms of its pools, islets, hills, corridors, pavilions, temples and even animals and plants. Tthe situation of the imperial garden is usual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context. Jiuzhouchi was at first built in the Sui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a small area of water formed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n was enlarged and bloome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at last declined with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22.历史坐标中的法国'学院派'
    摘要：Academic art began in Italy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and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art school in Europe. French academic art, in particular,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French art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because of the official attention and high participation, which established France as the European art center. However, the academic art was regarded as the enemy of the impressionists for a long time and was marked with rigidity and conservativeness.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y" and the academic art in France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produce the special history of academic art when it struggled to proceed between freedom and power and eventually developed the modern French art education and creation mechanism.%学院派艺术始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后逐渐成为欧洲主流艺术流派.特别是法国学院派,因官方的格外重视与高度参与而成为18、19世纪法国艺术的代表形式,并奠定了法国作为欧洲艺术中心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学院派被视为印象派的敌人,为腐朽、僵化、保守的形象所笼罩.本文试从历史的维度,重温"学院"以及学院派在法国的发展,再现学院派在自由与权力的博弈中摸索前行,并逐渐形成现代法国美术教育与创作机制的特殊经历.
  • 23.信息动态
    摘要：
    关键词：
  • 24.敦煌壁画迦陵频伽图像的起源与演变
    摘要：The Qianqiu [千秋] image in Gansu province from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o the Sui dynasty was the intermediate phase from the Goumang [句芒] and Qianqiu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to the Kalavi(n)ka in Dunhuang murals in the Tang dynasty. Those images were connected because of their roles in the imagination of afterlife rather than the graphic combination of human head and bird body. The image of Kalavi(n)ka was presented in Dunhuang murals as a component of the idea of the Western Pure Land in Chinese Buddhism. The earliest Kalavi(n)ka image in Chinese Buddhist art should be the Dunhuang-style Kalavi(n)ka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hich was derived from multiple sources such as Indian Kinnara images, Indian Kalavi(n)ka text, Buddhist painters of Dunhuang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Pure Land belief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pre-Tang image with a human head and a bird body in central China. The Dunhuang-style Kalavi(n)ka usually had similarities in gorgeous crowns, stretched wings, slender curly tails, standing postures, playing musical instruments, dancing, and scenes of Pure Land. Meanwhile, there were unusual aspects in some Kalavi(n)ka images such as the gesture of palms putting together, the role of offering birds and gifts and the function of edge decoration. After the heyday of the Tang dynasty, Dunhuang-style Kalavi(n)ka image spread eastwards to the Central Plains and appeared in artistic media in crypts of Buddhist pagodas, Buddhist gold-and-silver (s)arīra containers and royal and aristocratic tombs.%甘肃发现的北魏至隋代千秋图像作为中原句芒、千秋向唐代敦煌壁画迦陵频伽图像转变的中介,更多源自它们在死后世界想象中的角色功能,而非仅为人首鸟身的组合形式.迦陵频伽是作为中国佛教西方净土思想的组成因素出现在敦煌壁画中的,古代中国佛教艺术中的迦陵频伽最早应为出现于唐初的"敦煌风格"迦陵频伽."敦煌风格"迦陵频伽是印度紧那罗形象、印度迦陵频伽文本、敦煌唐代佛教画工、唐代净土信仰、中原先唐人首鸟身形象等多种因素碰撞的结果."敦煌风格"迦陵频伽的共同点体现在华美头冠、伸展双翼、修长卷尾、站立姿势、乐舞角色、净土场景等方面;有些迦陵频伽在双手合十姿势、献鸟献物角色、边饰纹样功能等方面有所突破."敦煌风格"迦陵频伽在盛唐以后东进中原,出现在中原佛寺塔基地宫、佛教金棺银椁、皇室贵族墓葬等艺术载体中.
  • 25.川南宋墓石刻的世间声色
    摘要：The stone carvings of the Song dynasty tombs in southern Sichuan we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folk conventions and cultur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of Sichua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stone carvings in southern Sichuan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artistic perspective and also focuses on the carved objects, trying to associate them with poems' content by innovative methods. Although the stone carvings were only applied in tombs, the designers and the producers managed to display worldly amusement through them. They could not be counted as portrait painting, but those skillful stone carving craftsmen could often communicate with portrait painters and in some sens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rtrait painting. Therefore, the stone carvings of the Song tombs in southern Sichuan can also play an importance role an the study of fine arts history.%歌舞游宴的传统,能文能诗的蜀伶活跃于官府私第,兼之山川地土养成的灵心慧质,更有汇聚八方的文化交融,是川南宋墓石刻的社会成因和历史背景.以整个南宋为底色,从艺文的角度来审视川南宋墓石刻,并兼及"物"的考校,可以发现与"诗"(此中总括诗词歌赋与剧曲)相应的许多生活内容,这里有着对细节的格外用心以及随之而来的于表现内容的择取和表现形式的若干独创.虽然是墓室营建,但设计者和制作者意欲展示的依然是世间声色:快活、明朗、热闹.此外它的难得尚在于,古人言写真,即今所谓"肖像画",墓葬艺术并不在论列之内,然而掌握此项技艺的画手、刻工数量必然不少,他们与宋人笔下的写真高手当是声气相通,而成为推助肖像画发展的不可忽略的人群.川南宋墓石刻正是出自这样的创作者,今再现世间,对美术史来说,也是具有认识价值的宝贵资料.
  • 26.作品选
    摘要：
    关键词：
  • 27.关于建设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几点思考
    摘要：
    关键词：
  • 28.《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廷悔约问题研究
    摘要：Dur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the Qing government swung about diplomatic policies.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Tianjin, Britain and France thought they had reached agreement; but meanwhile, among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public there was a strong trend to break the treaty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signed in an abnormal condition. Emperor Xianfeng had hoped to remove four terms including "right to station legations in Beijing" in the Shanghai tax regulation negotiation, but he failed as Britain and France insisted on fulfilling the terms. After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made preparation for both war and peace; the victory in Dagukou battle even cast a hope of rebuilding the empire's dignity. However, the Qing government eventually paid a heavy price, which made the Qing rulers transform their understanding towards western countries and diplomatic system and start to develop modern diplomacy.%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经历了对外政策的反复.《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原以为协议已经达成,但由于条约在非正常状态下签订,清廷朝野掀起了强烈的悔约思潮.咸丰皇帝曾寄希望于在上海税则谈判中挽回公使驻京等四项条款,但英法并没有遂清廷的愿,坚持履约.清廷也进行了战、和两方面的准备,大沽口一战的胜利一度让其燃起重塑天朝上国尊严的希望.然而,清廷最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基于此,清朝统治者才改变了对西方国家和外交体系的认知,中国开始逐步向现代外交靠拢.
  • 29.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考古学探究
    摘要：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witnessed the rising of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Man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provided evidence for this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style bronze swords excavated from Sanglim-li, Wanju-gun were made in the mid 4th century BC by craftsmen who came from Wu and Yue states of China and stayed in the southwestern coastal area of Korea; the imported iron articles dating between the 4th century and the 1st century BC excavated in Korea were from Yan and Qi states of China; the Korean burial convention with the urn from the 3rd century BC to the Christian era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nvention in the coastal regions along the Yellow Sea and the Bohai Sea. Starting in the mid 4th century BC, the China-Korea communication reached three high tides afterwards. The communication routes included the "Liaodong-Korean Peninsula" land route, the water route around the Yellow Sea and the inverted U-shaped maritime route along the Yellow Sea.%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是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之间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逐步兴盛的一个时期.考古发现和比较研究表明: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出土的"中国式"铜剑,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从中国大陆东渡到韩国西南部沿海一带的吴越铸剑工匠在当地铸造的;韩国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的舶载铁器,是分别从中国大陆的燕地和齐地传入的;韩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纪年前后的"横置式"前期瓮棺葬,是在中国大陆黄海和渤海沿岸地区瓮棺葬的影响下产生的.中韩交流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后来又经历了三次浪潮.其交流的路线,既有连接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辽东——朝鲜半岛"陆路,更有"环黄海之路"水路,即沿黄海近海北上、东进、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线.
  • 30.洛阳五郎庙村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
    摘要：In April 1974, a hoard of gilt bronze Buddhist figures was found by villagers in Wulangmiao village, Luoyang. 110 of them were almost intact, and they all presented Tang dynasty characteristics. Those figur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Buddha, Bodhisattva and Heavenly King, and most of them were figures of Bodhisattva. Buddha figures were sitting, standing or tree-like. Tree-like figures had five or seven branches; on each branch there was a Buddha with a pointed crown. Buddha figures' postures were various: standing or sitting, holding a willow branch with left or right hand. Aureoles were all in the shape of a lotus petal, full, hollow or with decorations on the edge. Only one figure of Heavenly King was found. The amount of figures in this discovery was unprecedented as in previously excavated tombs or sites only a few Tang bronze Buddhist figures had been randomly discovered.%1974年4月,河南省洛阳市郊区李楼公社五郎庙村七队村民上交一批古代鎏金铜造像,据称是农民在取土时发现,估计是一处窖藏.这批鎏金铜造像除较残者外,基本完整者110余尊,从特征上看均为唐代之物.造像种类有佛、菩萨及天王,其中菩萨造像占绝大多数.佛像有立姿、坐姿和树状化佛三种.造像作树状,树冠分作五枝化佛和七枝化佛,每个化佛头顶部有一尖顶状饰物.菩萨像形态较多,有立姿和坐姿,左手举柳枝和右手举柳枝之分,背光形式为莲瓣形,但又有实心、空心以及周缘有突结等变化.天王像仅一件.洛阳唐代铜造像以往在墓葬或遗址中有零星发现,但一次发现鎏金铜造像数量达百余尊,在洛阳还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少见的.无论是佛像还是菩萨、天王,均与洛阳所见唐代造像风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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