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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北京大学美术学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

2011年北京大学美术学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1-10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会议文集:2011年北京大学美术学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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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南亚艺术史研究的经验显示,神祗们(男神和女神)石像的出现通常比他们在文本中的记载和描述出现的时间更早.本文主旨在对现藏于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的"Situation Kunst"(for Max Imdahl)之亚洲艺术陈列室,约成于九到十二世纪中印度的一尊谜样的女神像进行首次(或者再次)确认.这尊女神像唯有被置于南亚思想史的脉络中,并将之视为一件理念与象征的跨文化交流模式的案例,才有可能被了解并确认其身份.rn 在耆那教的理念与思想的复杂系统及其内在宇宙论的高度分类排列之下,Vajra(s)mkhala(a)隶属第四渡津者(the 4th TiTrthannikara)之Abhinandana,即夜叉女(yaksi (a)).在目前的研究阶段,特别是在其图像学上的特殊性,这尊藏于波鸿的塑像与耆那教和佛教的文本中的描述皆不符.然而,在她四只手之一所握的一件不寻常的持物,锁链(梵文:(s)mkhala)暗示了其身份可能为Vajrasrnkhala(a)或Vajrasrnkhali.,她可以被理解为一件个人化的仪礼对象,在佛教仪轨实践的发展中可以被视为夜叉女;另外,在耆那教诸神的脉络中,她则可被视为是Vidhya(a)deviTs,因为其莲花座与波鸿塑像类似.rn "大智"(maha(a)vidhya(a)s)的观念源自于印度教范畴中的早期(S)a(a)kta文学.这尊谜样的女神像留下若干问号.值得注意的是其在图像学和"风格"上的独特性.考虑艺术史和图像分析研究中多重文化的角度,这尊知识女神像(vidhya(a)deviT)无疑地为研究早期印度教、佛教与耆那教中的作品形式,以及理念与知识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提供了有趣的面相.
  • 摘要:1.影子与图像之间的类比rn 关于绘画起源的科林斯传说:一位少女在跟心上人分别之际,将他的影子画在墙上.这就使图像跟身体联系起来,图像是身体的影子.古代的投影画和现代的摄影都是在捕捉身体的影子,同时也都跟死亡、缺席有关.rn 2.图像与幻觉rn 作为影子的图像具有假象的性质,这也是柏拉图批评图像的原因.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阴影法"的发明,通过影子来塑造身体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危险:在这种幻觉主义绘画中,影子似乎获得了生命,变成了真正的身体.生命与死亡、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这种倾向在现代的数码图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rn 3.图像制作问题rn 把图像看做影子,隐含着一种观念:图像是眼睛的观看对象.但不能忽视的是,图像也是由手制作出来的.如果把图像看做手的产品,那么它就更多的是一种"踪迹".这样看来,生命与死亡、真实与虚幻之间界限的消失,主要是由图像脱离手工制作而造成的.在西方绘画中,幻觉主要跟油画有关,而版画和素描则保留手的痕迹.油画和屏幕制造出一种虚幻的世界,跟画家所在的真实世界形成了对立.
  • 摘要:本文是对新印象主义大师保罗·西涅克的绘画理论的重新探讨.文章对西涅克和新印象派的关系、西涅克与他同时代的代表性画家修拉的比较,主要是从他们创作特点体现的不同理论方面进行的.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西涅克的理论专著《从欧仁·德拉克洛瓦到新印象派》进行重新解读,从技法和色彩原理方面,论述和分析了新印象派与德拉克洛瓦和印象主义绘画理论的关系.rn 新印象派就是以色调和色彩的视觉调和作为表现方式来建立起被称为"分割"技巧的,并且从1886年发展了这种技术的那些画家.——保罗·西涅克.rn 2001年先后于法国巴黎大皇宫、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的保罗·西涅克的个展备受关注.这些展览是十年前举行的,而人们对西涅克艺术成就的重新探讨才刚刚开始.艺术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评论家也对此积极回应.通过这个展览使美术史界的人意识到:"点彩派中,有修拉,还有另一个人,西涅克." (Meisler 2001)同时,斯坦利·麦斯勒在相应的评论文章里,提到被法国先锋派作家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称做"世界上最小的了不起的书"是什么呢?那么,西涅克、修拉、和新印象派之间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新印象派又被称做"点彩派"呢?本文通过阐述保罗·西涅克与乔治·修拉的关系、分析新印象主义与印象主义、以及德拉克罗瓦的色彩理论的关联,对新印象主义理论进行进一步地探讨.
  • 摘要:十二生肖,在一些考古发掘报告中又称为十二辰.生肖像从北朝至辽、宋乃至民国时期,在墓志、随葬俑、壁画、铜镜等大量考古材料中出现,其中隋唐墓葬中生肖形象应用极其广泛.本文拟结合以往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对唐代关中墓葬中出土的生肖俑、生肖墓志、生肖壁画、生肖铜镜等材料进行分类研究,依据生肖形象在唐代关中地区发展演变的趋势,对生肖像的反子午向逆时针排列次序变革进行分析研究.关中地区墓志中的生肖像,无论从造型、图像配置到排列顺序,都存在着重大变革.首先,从形象上看,经历了原始动物形象、兽首人身形象、人物带生肖形象变化模式,其中唐时期兽首人身形象的数量增加,与生肖配置的纹饰中云纹所占比例也有所增加.其次,中唐时期生肖排列顺序也发生了变化,生肖像的排列方位的转变,由之前单一的子午向顺时针排列方式,转向了反子午向排列,这一排列方式的墓志并非孤证,其数量较多且频频发生,同时还存在着右边正中为鼠、左边正中为马的新布局.这一变化原因与中唐时期丧葬习俗变化有着紧密联系,同时也与社会普遍信仰及思想风潮密不可分.中唐社会尽管政治、经济已出现衰退的趋势,但从史料中看出,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依然是有增无减.佛教经典中对十二生肖的吸收与改造,以及在位置上做出的种种转变,影响了生肖形象的变化与顺序的排列,以及其所构成的意义空间.通过对十二生肖形象及排列顺序变化规律的总结与研究,进而对生肖形象在墓葬中构成的空间象征意涵进行探究.十二生肖所代表的十二地支循环往复的特质,在丧葬系统中的应用,代表着时间的循环更迭与死后时间的不间断性,该时间不仅仅是个体体验的时间,而且具有历史承载的时间序列,十二生肖像正是这种观念的物化形式,它使得"事死如生"这一传统理念通过新的图像程式得以表达.
  • 摘要:启门图是宋辽金元砖雕壁画墓中的常见题材.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笔者看来,目前虽然已经出现了对宋辽金元时期"启门"图像功能的阐释和研究,但以往的研究由于材料限制,多以个案为例,尚缺乏对启门图整体状况的概括和总结.而各地发现的启门图像,似乎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和地域特点.因此,本文在回顾各家观点之后,搜集了各地宋墓中发现的几十例启门图像,发现中原北方地区和四川地区宋墓中发现的启门图像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并各具特点.在归纳总结各地区特点基础之上,本文对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对宋墓启门图的渊源和其在墓室中的功能亦进行了一定的推测.
  • 摘要:在各种形式的孔子造像中,"孔子行教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本文以图像与文献相参证,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探讨孔子"小影"像对"孔子行教像"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并对现存"孔子行教像"的不同图像样式进行分析.rn "孔子行教像"的图像样式可以分为衢州样式、曲阜孔庙圣迹殿样式和启圣殿样式三种.其中衢州样式时代最早,画中孔子的双手摆放姿势为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手心相合;孔子的佩剑剑柄朝后.属于这一样式的,除衢州孔庙的《先圣遗像》外,还有广州《宣圣遗像》、内乡《宣圣遗像》、上海松江《宣圣遗像》、山西长子县文庙《宣圣遗像》、广西全州《宣圣遗像》和湖南郴州《至圣遗像》等.rn 曲阜孔庙圣迹殿样式另有曲阜孔庙《米芾赞夫子小像》、泰山孔庙《孔子行教像》、台南孔庙《孔子行教像》、四川南溪《孔子行教像》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孔子行教像》等.属启圣殿样式的还有番禺莲花山塔顶《先师孔子行教像》等.这两种样式与衢州样式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佩剑方式和孔子双手摆放姿势,衣纹描法不同,则是曲阜孔庙圣迹殿和启圣殿"孔子行教像"间的主要区别,后者成为后来最为流行的孔子造像样式.rn 孔子造像之产生并被广泛传播,既是统治者教化民众、重建和巩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之需要;同时也是适应广大民众内在精神需求之结果.孔子造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圣像的性质.
  • 摘要:《瀛山图》被认定为北宋画家王诜之真迹和山水画代表作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材料的发现,证明此作非王诜之真迹.图像,对研究美术作品的沿袭与风格继承来说,尤为重要.不同时代的作品,若在图式、技法、风格上存在相似性、雷同性,无疑说明二者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本文把《瀛山图》跟宋代王诜、元代钱选的存世公认真迹从山的形态及其皴法,树的形态及其描法,水边的石头及其铺陈,泉瀑的形状及其墨的运用,屋宇及其安排,桥梁舟楫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对比,从中可见《瀛山图》洋溢着元代山水画典型的清雅、秀逸之气和隐逸思想,且其绘画风格与元代钱选如出一辙,却与王诜不类.因此,综合文献学、图像学和风格学来看,《瀛山图》系托名王诜的伪作无疑,此赝品当出自钱选或钱氏风格一派.
  • 摘要:通过对传世画作数量、画作集中时间和画家活动地区的统计与对比,笔者发现:《桃源图》题材画作在明代中晚期的江南地区曾广泛盛行.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明代中晚期的江南地区,以文徵明为核心的江南文人圈对《桃源图》题材绘画的创作、欣赏等活动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原因.rn 处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背景下的《桃源图》题材绘画分为两类:一是根据陶渊明《桃花源记》表现原文故事情节的《桃源图》,二是脱离原文情节、抽取重要因素进行表现的《桃源图》.这两类《祧源图》虽在表现内容及方式上不尽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具备三个核心视觉要素——山洞、渔人、水泽田地.这三个核心视觉要素在文本上都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相呼应,在思想上都带有隐居避世的含义,在实景上又与江南水乡的风物景致相一致.rn 作为江南文人圈核心的文徵明绘有多幅《桃源图》,画作全部创作于其离乡赴京任职(1523~1526)及辞官返乡归隐期间(1526~1559),反映出画家创作心态的变化.与文徵明往来甚密的文士友人也屡屡欣赏、题咏、创作《桃源图》,并且这些友人具有一个共同点:即皆为屡试不中、仕途坎坷的江南失意文人.rn 以文徵明为代表的江南失意文人,屡屡欣赏、题咏、创作《桃源图》题材绘画.《陶渊明集》的广泛刊刻为他们提供了阅读《桃花源记》的文本条件,同时江南的水乡风物又成为入画《桃源图》的山水实景.这些江南失意文人借由对《桃源图》这一带有隐居色彩的绘画题材的创作与欣赏,将家乡的山水风物融入其中,抒发自身科举受挫、抱负难展的内心情绪.在他们心中,其所处的江南水乡无疑即是隐居避世的"桃花源"之所在.
  • 摘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初王时敏(1592-1680)十二开《杜陵诗意图册》,以十二首杜甫(712~770)七律入画,绘于清康熙四年(1666).王氏时年七十四岁,属其晚年之作.此作包含四季昼夜之意象,展现青绿水墨之技法,不但是王氏个人成熟画风与清初画坛主流绘画的代表作,更可能是他唯一的诗意图,被公认为精品.除得见图像与诗文之关系,更隐喻有趣意涵.本文尝试解读其中他选杜诗入画的原因,除了与明末清初文坛出现的杜诗热有关,更因杜诗被推为诗歌正统,正好以之喻示画道之正宗,来寄寓个人南宗正脉、画坛正统的思想.如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此作正是王时敏"无一笔无出处"的正统绘画示范.王时敏以杜为喻,在一套诗意图中暗含了自己对绘画观的阐释,捍卫了自身的绘画正统地位。这套作品可看成这种观念的图解说明和实践范例:一方面,仿古对于他因应诗意来创作绘画造成了一定局限;另一方面,诗意却又给他的仿古山水增添了新鲜和生气。他对仿古和诗意结合的拿捏,展现了如何巧妙运用师古、仿古来创作;以及如何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创新:既不失传统的面貌,又能兼顾到诗中的景象,传达诗情画意。此外,大部分的诗意图都是照诗绘制,诗中有什么意象、景物,就照之描绘,只是做到揣摩诗意,很少表现其他,仿佛只是代诗人说话。王时敏则不然,这套册页除了对于绘画正统的宣示,他也尝试将自己和居住的环境融入诗画当中。由于他身处明清变革之际,加上个人尴尬的遗民身份,结合杜诗的肃穆沉郁,仿佛是其悲苍心境的流露。这也是一种创新,只是他的创新是以古为新,将其含蓄地表现在作品之中,以靠近与古人的联系。
  • 摘要:对户县农民画的图式建构和规范,是新中国在构建其视觉表意系统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工程.本文力图通过对户县农民画的图像分析,原始文件资料佐证及其对户县农民画家的访谈去钩沉这段历史,试图揭示政治意识形态怎样一步步建构和规范着户县农民画,户县农民画是如何被政治意识形态所选择、修正和阐释的,从而透析户县农民画与当时政治环境以至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同时这也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生产的一种观察.
  • 摘要:春夏秋冬的四季图像、月令图以及日月朝夕等以时间感知为描写对象的题材,在东西方的艺术中皆属历史悠久且经常出现的主题.譬如欧洲不少现存的13世纪哥德式教堂入口浅浮雕中即呈现农民的四季活动景况;15世纪初期尼德兰地区的林堡兄弟(Limbourg brothers)所绘日课经中亦描绘脍炙人口的月令图像;16世纪布勒哲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风俗画(Genre works)则将农村生活的四季情调生动展现,与同一时代意大利阿尔钦博托(Giuseppe Arcimboldo)以节令蔬果植物装饰而成的四季图像大异其趣;17世纪法国画家普桑(Nicolas Poussin)的晚年作品《四季图》,则将圣经内容与四季图像巧妙结合…….总之,纵观欧洲艺术史中的四季图像呈现,单纯记录与描绘自然者有之,作为背景陪衬与装饰效果者有之,其中亦不乏具有Vanitas之警世寓意者.rn 然而,到了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早期画家如Philipps Otto Runge(1777~1810)、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等人的笔下,四季图像的表现方式与功能则大为改变.其除了呈现习见的宇宙天地周而复始之循环外,亦将日月朝夕与四季节令的时间揉合于一起,甚至将个人生命之生驻坏灭寄寓其中,而Runge更试图透过绘画方式的改变(如采用Arabesque和hieroglyphs等源于异地文化的表现形式),以营造全新的艺术感受,一如画中一年之始的春日与晨曦.rn 本文第一部分将分析自西方中世纪起的四季图像表现手法,藉此梳理传统四季图像的形式与内涵,并以之作为19世纪四季图像的对照;第二部分为本文重心所在,将致力于研究四季图像的表现形式在19世纪德国绘画中的大幅转变,并藉由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脉络审视德国浪漫主义起源,而后详尽剖析四季与朝夕的时间图像如何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之个人心境与哲思寄托表现的载体.
  • 摘要:伞,不仅是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在历史上,更因其良好的展示性,成为明等第、别贵贱的重要标志.但目前学界对其尚缺乏关注,同时由于盖的存在,两者往往被混为一谈.本文讨论了伞的早期形状、功能特点、出现时间,并将其与盖作对比,力图将二者区分开来.rn 一、伞面近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开的伞面基本为金字塔形.郦道元《水经注》关于"伞子盐"以及孔皋《会稽记》关于"太平山"形状的记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传世的绘画作品、墓室壁画和雕刻造像中将伞指认出来,如东晋冬寿墓壁画、《洛神赋图》、《步辇图》、唐李寿墓壁画等.而盖的头部则近似圆形.巩义石窟1号窟帝、后礼佛图直观地证明了两者的不同.rn 二、伞可收合.可收合是伞的一大特征和优点.《步辇图》中,伞骨结构表现精细,四根支架连接在伞柄上部的滑动套上,显然能够开合自如.济南马家庄北齐墓壁画中有一柄收拢的伞;徐显秀墓壁画上既有张开的,也有收合的伞.盖由于斗和弓之间靠榫卯结构插合,而不能活动.rn 三、伞出现于汉末.东汉末年的几则文献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记录,如服度所作的《左传》注和《通俗文》等,证明此时仪仗和日常用伞都已有一定程度流行.但鉴于材料,难以将伞的历史上溯更远.盖的出现则要早得多,文献可以上溯到春秋,目前已发现西周时期的车盖实物.rn 盖由于不能开合,在使用上多有不便.故自伞出现后,其地位逐渐上升,并成为仪仗新的核心.虽然,混淆早在南北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伞、盖并非一事.
  • 摘要:这篇论文将对两组《西湖十景》的印刷版图像进行比较:一组来自于1609年由杨尔曾编订的《海内奇观》;另一组来自于1731年由浙江省政府编纂的《西湖志》.尽管描绘的是同样的主题,但这两组图像却展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特征:明代的图像强调布景中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清代的图像则注重对自然风景的描绘.明代的图像中包含了很多绘画技法以及传统的风景形式,而清代的图画则更为复杂,其中有着线性的、率真的笔触样式.此外,图文的布局安排也非常不同:明代版本中诗和图的配对不仅为图像提供了故事的背景,还增强了整部作品的美学品质;而清代的地方志则为了实用目的在图像的背后附上了叙述性的文字说明.在图像以及它们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括文人风景画、小说插图以及地质图在内的不同图像传统,形成了这两个版本不同的图像创作.除此之外,编订者的意图以及预设的读者,也促成了这些印刷图像由晚明时期以文人趣味为导向的流行样式向康乾盛世时期以官方为导向的方志样式的转变.
  • 摘要:本文探讨图像与文化翻译的问题,以日本画家狩野山雪所绘《长恨歌》绘卷中的杨贵妃形象为例.绘卷分上下两卷,现藏于爱尔兰Chester Beatty Library.此画创作于江户时代初期,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文本.白居易这首诗歌在第九世纪左右传人日本.由于此诗歌流畅易读,加上平安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益增加,这首诗歌在宫廷非常受欢迎,自此杨贵妃与唐明皇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受到日本许多文学家,剧作家与画家的喜爱,不断以这个爱情为主题或主要情节为架构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和绘画.不过,和前人所不同的是,狩野山雪这幅作品是史上第一件完整描绘整首诗歌的绘画作品.目前学界对这件作品已有不少讨论,这些学者的讨论集中在图像与文字来源,狩野山雪到底参考了哪些中国画家的作品,其文字参考了哪些版本的《长恨歌》等.本文尝试从一个较大的文化脉络来探讨这件作品的意义,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狩野山雪如何诠释杨贵妃这个角色?和《长恨歌》原文有何不同?江户时期对杨贵妃的接受观点如何影响到狩野山雪的艺术?本图像对当时的文化来说有何意义?本文认为,此《长恨歌》绘卷揭示了图像、文化翻译、宗教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联.
  • 摘要:对不同文化的物品以及艺术品的研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处理这些有着不同设计、材料,更是有各自环境和时期制作的物品呢.rn 什么是跨文化研究的恰当分析工具呢?在何种基础上研究者可以用一种真正科学的方式来分析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的事物?是否有可能在调查具体材料的同时考虑到物体特有文化的前提条件?rn 该文章的目的旨在介绍近期不同学科领域的方式途径,这些学科包括比较媒体科学、跨文化哲学和跨文化德国研究.笔者发现这些领域提供了很有用的工具,可用来解决当今跨文化研究——比如跨文化艺术史中所面对的一些紧迫难题.
  • 摘要:在《视觉转向》这篇文章中,米歇尔对待艺术史准则尤其是潘诺夫斯基的方式很明显是基于阿尔杜塞的思想.但是这篇文章提供了更多的含义,对此作出一些说明.rn 米歇尔有意误读了潘诺夫斯基.他选择潘氏是要证明艺术史准则与视觉转向结果之间的区别.这就引发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贡布里希?答案在于Mitchell的图像学方法.贡布里希的视觉理论太细微,并且他的结论并没有植入到理想的元叙述中.rn 米歇尔面对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严格的规则,他们掌控着图像视觉.因此,米歇尔必须增强"图像"与通常文本/视觉的对立,正如他在自己图像学研究中所做的一样.这种改变并非是一种库恩式的范式转换,因为视觉转向不仅仅对异常产生影响,同时对范式也会发生作用.正如米歇尔自己所言,这为模糊的科学准则标明界线.rn 在这一层面上,它改变了艺术史的基础:在视觉转向之前,艺术史是一个文本现象,它将图像视做历史客体,如今一定是包括图像的某物,不光是象征或说明,还是有自身权力的实体.这一步再次模糊了科学准则的边界,但它有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即对待艺术史就如同它是图像中的元图像.
  •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学术界有一个被称为"学术大迁徙"的时期.这一阶段,大批中欧学者为避免法西斯迫害,纷纷迁往英美,在那里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个仅在欧美地区范围中的跨文化背景,十分重要,它将德系研究思路直接"移植"英美学界,"机体"的接纳与排异现象共生.期间产生的大批新理论、新方法都引起了当时及后来的长期争论.社会艺术史研究便是其中之一.本文试图回到豪泽尔《社会艺术史》最初出版的那个年代,从分析原著及其评论入手,总结出社会艺术史早期研究范式的特点,以及在跨文化背景下,英美学界对社会艺术史的反应.豪泽尔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用到了美术史的发展中,他的论点是,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发展都直接关系到具体的物质条件以及文化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矛盾,风格可以同时是“古典主义和反古典主义”。不过,豪泽尔的审美判断没有他的同乡安塔尔那么激进。他并不认为艺术作品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也没有认为艺术的表达可以通过政治理论来指导。因为他认为即使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很多事情也不能靠对行为施加规范指导来解决问题,所以,在艺术中这样的可能性就更少了,即使是一位政治上保守的艺术家,他也能够打破公约和教条。
  • 摘要:崖墓是东汉时期(AD 25-220)四川的一种主要墓葬形式.根据目前已发表的崖墓资料显示,崖墓最早出现在王莽时期(AD 8-25)的四川,并一直在四川地区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秦灭蜀之后,四川地区的墓葬演变与中原地区基本保持一致,由西汉普遍流行的竖穴墓发展为砖、石室墓,而崖墓的出现却似乎是当地的独创.rn 本文通过讨论乌衔鱼这一频繁出现于崖墓中并富于变化的图像,来研究四川的崖墓是如何与中原地区的墓葬类型相关联的,这一图像也出现在部分中原地区的墓室装饰中.本文的论点是鸟衔鱼图像的传播与发展,对于研究四川崖墓的建造如何受到中原地区画像砖、石室墓的影响至关重要.四川当地居民在建造崖墓的过程中,也融入了地区特色和信仰以建立自身的地区身份.rn 身份这一概念对于理解鸟衔鱼在四川东汉崖墓中的多变性十分重要.对身份这一概念的运用是基于Richard Jenkins关于社会身份的论著.通过对乌衔鱼图像的阐释,本文认为崖墓是四川当地居民试图建立自身身份的文化产物,在这一身份建立过程中,崖墓发展出一系列地方特色.在四川当地居民建立自身身份的同时,他们既考虑了自身在中原主流文化中的形象,也融入了对自身身份的认识.
  • 摘要:在对231, 237窟榜题为于闻的瑞像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部分瑞像保持了他们在其原生地印度的特征,如以一手持裂装,一手结印的立佛;一些于阗特有的瑞像保持了本身所具有的于阗因素,如虚空藏菩萨;部分瑞像在进人石窟的过程中被进行了改造,原有特征被消减,具有了敦煌本地居民所熟悉的菩萨特征。在这些改造中,可以看见敦煌居民对于瑞像并没有严格地遵循原有样式,显然对这些于阗瑞像也不是特别熟悉。他们对于于阗瑞像的经典与图像的了解可能是来自于吐蕃,正是由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社会平稳,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流加强,在大量汉文佛经被翻译成藏文的同时,部分藏文文献也被翻译成汉文,其中可能就有如同((释迎牟尼如来法像灭尽之记》这样的关于于阗瑞像的文献被敦煌当地汉族居民们认识、接受。
  • 摘要:马远的“三教图”是不同于常规“三教图”的,它突出了侮圣意图。其内容强调佛为孔子师的含义。其露骨的侮圣目的有具体的时势背景:太监专权,理宗不理朝政,正直儒士被逐,南宋政权岌岌可危,投降还是继续战争,前途未卜。三教图是对儒教的试探,是向儒教寻找答案的一个谜题。“三教图”的阐释体现了儒教的排佛根源,是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三教图”是一个事件,它牵涉了多种力量和角色的冲突与抗衡,每一个述说都可找到史实的呼应;每一个人,都能揣测其内在的心灵秘密,三教图事件,既有政治史和社会史,也有心态史和思想史。“三教图”是一个阐释,其解释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借鉴性和重要影响,导致了中国美术史产生了“三教图”阐释的美学传统。虽然马远“三教图”是否存在尚不能确定,但并不意味着马远“三教图”的传说是一个空穴来风的杜撰。即使对一个杜撰中存在的绘画作品,也仍有其美术史的研究价值,不但有价值,而且因为其杜撰而更让人感觉意味深长。
  • 摘要:本文列举并初步讨论了十余例吕洞宾图像,试图概括出一个粗略的发展轮廓,将头巾、剑、葫芦确定为吕洞宾图像的重要特征.华阳巾并非吕洞宾的专属,通常与羽衣、鹤氅、草履、垂绦组合成为隐士或闲居的"行头".早期图像中吕洞宾所戴头巾为隐士或文人使用的普通头巾,成为道教祖师后,其头巾样式较为固定,后世以纯阳巾命名.以往的研究仅注意到吕洞宾图像中无剑和背剑于背后的情况,且认为永乐宫纯阳殿壁画里的吕洞宾属于无剑一类.经仔细观察可知,现存图像中还有一类是藏剑于袖中,且纯阳殿壁画中多次出现宝剑的形象.吕洞宾所着服饰也悄然发生改变.葫芦也是出现较多的图像因素之一,使人联想到施药济人.但是在纯阳殿壁画中,即使是施药救人的情节中也没有出现葫芦,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待于进一步思考.联系相关文献可知,吕洞宾图像经历了从售墨的庸人俗本到状貌清俊的神仙,再到身着道袍的全真祖师的变化过程.文人对隐士的钦慕,全真教徒对祖师的塑造,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 摘要:水陆画是佛道两教举行旨在超度亡魂的水陆法会时供奉的宗教人物画,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主要分为水陆卷轴画和水陆壁画两种类型.关于水陆画,最引人注目的是"绘画中肖像画的繁荣".现有的明代水陆画遗存内容庞杂,人物众多,既有佛教的诸佛菩萨、罗汉护法等,又有道教的四御五岳、真君大帝等,还有儒家的帝王臣子、孝子顺孙等.可谓仙佛鬼神聚于一堂,儒释道三家融为一体.它是"关于中国人调和综合的民族性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也是研究中国历史上"三教合流"现象较为直接和具体的图像资料.rn 为什么佛教的水陆法会中会接纳这么多的道教神祗和儒家人物?他们进入到佛教的水陆法会中有什么特点和职能?其"三教合流"的外表背后是否有其内在规律?据笔者分析,水陆画作为一种宗教绘画,属于古代"礼仪美术"的范畴.它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提供独立欣赏的美术作品,而在于构造其所从属的礼仪场合和空间,将宗教观念具体化和形象化.因此,水陆画的庞杂人物体系背后必有其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就体现在举行水陆法会所依据的文献——水陆仪轨中.必须透过水陆仪轨才能看清水陆画的"三教合流"现象.rn 根据水陆仪轨《天地冥阳水陆仪文》,可以得知,水陆法会所召请的神祗人物主要包含在《仪文》中"邀请正位"(即佛教神祗)、"迎请天仙仪"、"召请下界仪"、"命请冥殿十王仪"、"召请往古人伦仪"、"召请孤魂仪"的科目中.因此,正是依据佛教平等普度的精神和水陆仪轨的具体内容和规定,儒、释、道三教的神祗人物,按地位、按层次,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和谐共处于水陆系统之中.
  • 摘要:在西方现代主义入侵的阴影之下,中国的文人们被文化比较这一概念深深吸引.这种将现代西方发生的事情与中国传统的伟大历史相联系的随意比较在很多方面令人震惊,但这种主张在晚清以及民国早期(甚至在当今的时代)却并不是孤立的.这篇论文的目的即在于追溯出20世纪上半叶,为了适应对现代性的急切渴望,中国的艺术家所作出的理性反应.文章将以世纪之交,在包括蔡元培(1868~1940)以及陈师曾(1876~1923)在内的名人推动下,中国艺术所呈现的理性和直觉感受的结构为开端,下接对一些特定的艺术作品以及理论写作的解读,范围包括世纪之初黄宾虹(1865~1955)在抽象方面对西方趣味的被动接受,到20年代刘海粟在石涛和凡·高之间(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和刘海粟自身之间)作比较的积极追求.在重构现代水墨画家思维状态的时候,笔者将融入对思想史框架中文学来源的经验式和文本式考察.而除此之外,为了诠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笔者将再次借用利文森关于"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二分法理论.
  • 摘要:美国风景的荒野特质是19世纪美国风景画表现的对象,其变化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趣味,体现了一个世纪来美国发展中原始自然不断被改变的过程,和美国文化中特有的荒野趣味的变迁.本文以美国自然的风景表现为线索,梳理了美国自然体验和美国风景画之间的关系.在当代学科界限被打破,荒野含义得以大大进化和拓展的情况下,其含义不再局限于一种自然存在,而是融合了自然和人的自然体验在内的一种心灵内在的审美意象。这种含义是和本文研究对象—绘画中的风景意象—十分吻合的。风景画的景观表现首先和画家面对的自然有关,但它同时是一种想象和艺术创作的产物。风景表现的目的,特别是在19世纪的美国文化语境中,虽然也承载者宗教和道德的含义,但它首先是审美和艺术表现的结果。19世纪中期,美国风景画开始采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手法描绘美国荒野。自然主义使艺术家从理念上摆脱了如画传统的制约,为荒野表现开辟了新的可能。显然,自然主义观念也是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得到发展的,不过它却是在美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和荒野大自然的描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摘要:文人们对元稹笔下的崔莺莺总是津津乐道,其中不乏对莺莺像的记载.本文以中国版画史上的杰出作品《会真图》(科隆藏闵齐伋刻本西厢记彩色套印版画)的卷首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图中莺莺像的解读,希望能从图像的角度,探寻往昔那些热爱艺术的文人们是如何纪念这位才貌双全的佳人.在明代之前,除了一些著名的诗词,金代赵元、元代于钦和陶宗仪的一些跋文也是值得使用的史料,这些非图像材料补充并串连出莺莺像的传说.而在明代,最早出现莺莺像的书籍是苏州众芳斋顾玄纬刻本《西厢记杂录》,其中还有他对莺莺像见闻的记录.其后,香雪居《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与凌瀛初的《千秋绝艳图》中的莺莺像都很有可能参照了顾本.闵振声在后者中留下的跋文恰巧谈到了所关心的"文人如何看待版画莺莺像"这一问题,这则跋文不仅解答了疑惑,还引出了新的思考,即名画家与莺莺像之间的故事.为了深入"托名"问题,对闵本卷首图与另两幅署陈洪绶之名的莺莺像进行比较研究.借助图像中的象征——玉环,解读莺莺像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不过对于整幅卷首图而言,在边框部分还是留有遗憾.觉得明代版画的研究,与其在风格史上进行梳理,不如从观念史上加以理解;与其定夺刻手精工巧思的优劣,不如转而描述不同文化阶层对版画趣味的要求.明确了这样的原则后,倒也从纷繁的材料中牵出一段有趣的故事.
  • 摘要:2010年,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举办的道教艺术展览中,展出了一件制作于清代的玉圭,这件玉圭长84.2厘米,上刻有三圆形与山水纹样.①相似的纹样组合不仅广泛出现于这一时期的皇室、官用服饰与器物中,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道教服饰装饰上;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的道教神像,亦经常手持与此玉圭形状与图案相似的器物出现.因此,作为《周礼》所载六瑞之一的圭,其在明清时期所发生的与道教之间的联系便是本文的兴趣所在.rn 对于玉圭的研究,在明及明以前,是儒家礼学的关注之一,通过以《周礼》为主的相关文字,圭被诠释为天子美德与皇权的象征,在国家的祭祀活动与权力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②清代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玉器观念的改变,使得玉圭开始作为具体的器物,并被纳入到古玩收藏者的兴趣与视野中.③而近代考古发现中相关实物的不断增加,更使得学界对于圭的认识,可以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字记载而得以向前推进.④然而,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对于明清玉圭的讨论仍然有限,且仅停留于对其礼学意义的对应与梳理上,而其所呈现的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物质特征则被忽略了.⑤事实上,从明到清,玉圭的功能实现了由礼仪瑞器到收藏古玩的重要转型,而其规格、样式、纹样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道教相关的装饰纹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因此,本文希望从明清的玉圭特点、特别是纹饰特点出发,结合这一时期的玉器观念与金石学潮流,对这一时期玉圭的功能、其纹饰产生的原因与背后的意义,以及其与道教相关图像元素的关系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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