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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六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六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2-11-30

主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会议文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六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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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随着海洋问题的复杂化以及海洋社会的提出,人文社会科学也逐渐参与到海洋问题和海洋社会的研究中来,人类学对海洋社会的调查研究属于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以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海岛渔村作为切入点,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人口教育、宗教信仰和渔业经济等多方面对海岛渔村的变迁与发展进行描述,并分析了其变迁的内外双重动力.最后,笔者认为在这一系列变迁和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来自外部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但是当地人对于外来的冲击并非只是被动适应,其中不乏很多是村人自己所做出的主动调适。
  • 摘要：本文试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呈现都市背景中的佛教寺庙都僧人的现状,并通过对其参与社会互动的观察与访谈,呈现僧人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多种角色.圣俗两界的对立与统一有其深层原因,此二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二者均作出调适变通;光孝寺作为都市佛教寺庙的一个缩影,在某些方面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含义.现代都市佛寺里的僧人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一方面，僧人坚守“素食、独身、剃发易服”，熟知佛教经典及佛教仪轨，保持神圣性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们走入社会，了解时潮，反对死守戒律、拘泥形式，肩负起启发社会大众，追求社会正义的使命。
  • 摘要：本文以青稞育种为切入点，从高原自然环境、农业经营模式、青稞秸秆的作用到生计文化变化一步步的介绍分析了，国家在西藏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是怎样一步步的嵌入进了西藏“农牧结合，以牧补农，以农养牧”的生计模式中，不仅没有破坏原有的生计模式并带来许多社会后果，同时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护了青藏高原脆弱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目前看来，西藏的这种“发展嵌入传统”，两者共同繁荣的经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取得与众多研究揭示出的案例完全不同的结果的是原因在于，国家在西藏的农业发展策略不是秉承了“技术至上论”、“进步论”等西方主流霸权意识形态，将本土文化和生计传统视作落后的和必须被消灭的，而是充分尊重藏族的传统文化和生计模式，挖掘其中的合理性，通过这一途径，国家建立起了自己对藏族文化、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和藏族生计方式的深刻认识，并在这一基础上，制定了以青稞育种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的大方向和具体措施，因而取得了成功，传统与现代因此在西藏这篇古老的土地上实现了共同繁荣。
  • 摘要：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参加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保比例较汉族低,其受到包括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及从事的职业类型等个人因素,单位性质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企业因素的影响.结合对广东地区的实地调研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开始出现分化,这种分化是建立在受教育水平基础上的.针对该情况,政府应该完善社会保险立法,增强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力,并且强化对企业劳动用工制度及社保投保情况的监督.
  • 摘要：在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银饰是必不可少的服饰品类之一,其间蕴含着的丰富的人文内涵也是苗族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凤凰县德榜村地处湖南、贵州交界处,是湘黔苗民最为集中的聚居地之一,也是湘西知名度颇高的苗族银饰集中加工地.本文基于2011-2012年在德榜村数次田野调查所得的资料和数据,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角度,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德榜银匠村现存苗族银饰品的种类、锻制技艺的传承谱系、锻制工艺、生产及销售等方面的情况作了尽可能忠实的整理和记录.
  • 摘要：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不仅正在记录着世界周边的人们的风土人情,而且给在人类普遍文化理解带来地方性知识的元素.对于每个人类学田野工作者而言,怎样进入田野、怎样在田野中安顿下来是人类学家首要思考的问题,这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和困难的过程.田野与生活,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人类学田野工作者似乎总是在这两端之间不停地游移,有许多交合,亦有许多矛盾挣扎,或许这正是人类学最为迷人的特质所在.
  • 摘要：文章以直台村安置点的C氏婚礼为例,认为羌族婚礼是羌族文化表演的舞台.婚礼具有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传统"孝"文化的传承、以歌舞为媒介的特点,在保护与传承羌族文化及促进羌族社会的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羌族婚俗还具有促进羌族族群认同及中华民族认同的功能。
  • 摘要：藏族牧区的教育长期以来是一个难题,也一直备受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但藏族牧区的教育到底是什么现状,特别是许多寄宿制学校的教育现状和问题有是什么样子的.笔者于2010年3月至8月间深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知钦乡的寄宿学校支教,后经一些采访,对其教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文章以知钦寄宿制学校为主要田野点,通过对寄宿制学校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解析,对藏族牧区学校教育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保障资金的有效利用。其次要加大教育机构的管理力度。再者进行民族教育政策的改革，设立适应本土型的教育法规。然后要拓宽学校教育的内容，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最后与传统对话，寻求教育形式的合作化。
  • 摘要：在保护民间遗产和传统艺术的问题上,仅凭政府力量尚不足调动百姓的积极参与,一些常规的展览和活动也往往流于形式成为"面子工程".民间机构如果能参与进来将会带来很大的积极效果,是不容小觑的力量.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民间非营利机构拉斐比尔工作室在该国的舞台表演艺术和民俗保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保护传统的木偶戏、民歌、手工艺制作以及教育学生、培养新晋民间艺术家发面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每年举办的民俗节在国际上也小有名气.尽管有各种风险。作者认为，私人力量进入民俗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在推广民俗文艺表演和保持文化传统上是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它们有着政府力量所不及的灵活模式。
  • 摘要：台湾民间信仰祖庙的种类,依其影响范围与属性分为全台进香中心祖庙、区域进香中心祖庙与祖庙的雏型三类.依规模与分香网络的大小,可分为全台进香中心祖庙与区域进香中心祖庙,全台进香中心祖庙有23座,区域进香中心祖庙有28座,依神祗种类区分,全台进香中心祖庙以妈祖庙6座最多,其次是王爷系统祖庙5座,其他祀神共有1 2座,区域进香中心妈祖庙有4座,王爷系统有4座,其他祀神共有20座,整体而言,祖庙神祗种类呈现多元的样貌.台湾民间信仰祖庙的地理分布,全台进香中心型祖庙与区域进香中心型祖庙以分布在彰化、云林、嘉义与台南居多,与台湾历史发展由南而北的轨迹相当吻合.整体而言,用倒三角形图可以说明台湾祖庙的层次,倒三角形的底部,是祖庙的雏型,透过移民与私谊,祖庙的规模逐渐发展为到区域进香中心与全台进香中心,分香网络说明越是全台进香中心型祖庙,其分香网络越大,地域性则是从祭祀组织来评估,越是全台进香中心型祖庙,其地方祭祀组织越松散.透过这三个层次的祖庙概念,就能说明台湾祖庙发展的轨迹。
  • 摘要：本文以内蒙古通辽市白村为个案,主要从体制政策方面对科尔沁蒙古族乡村地区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困难的问题进行探究.税费改革后,以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为代表的"技术下乡",使得中央政府更直接和直观的方式对科尔沁蒙古族乡村社会进行资源分配和公共事务管理,乡村社会围绕支农资金下乡和技术服务推广而重新组织起来.然而,由于乡村组织的缺失、不合理的农地制度、水利设施私人化和市场化等制度因素,"技术下乡"加剧了乡村社会的贫富差距,农户难以在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中合作,"技术下乡"成为后税费时代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的体制困境所在。
  • 摘要：河湟地区是我国最具民族与宗教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区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双维视角,以河湟地区的道教文化为个案,探讨了这一地区多元宗教文化涵化与和合共生模式的形成,认为正是这一深厚积淀的文化模式夯实了河湟地区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根基.同时基于这一个案的分析,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是"儒道释伊四教互补合一"的"一室四间"的观点.
  • 摘要：本文在了解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宗教旅游开发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用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解放南路一线的宗教旅游资源分布和开发现状、宗教旅游开发的可行性进行了实证调查,乌鲁木齐解放南路宗教旅游资源丰富，伊斯兰文化浓郁。本着宗教的敏感性，宗教旅游的特殊性及社区居民的主体性，笔者提出以下旅游开发的三个重要原则，即以尊重社区居民意愿为前提、以增进社区居民福社为首要目的、保护与开发兼顾。因此，在对解放南路一带宗教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要做到:保护宗教传统、民俗文化;防止旅游使当地宗教文化发生扭曲、丢失;保护的同时并不束缚文化自身的发展;将旅游收入按一定比例投入到宗教文化保护之中。并从旅游商品设计及旅游线路构想两方面提出了开发构思。
  • 摘要：淮阳太昊陵庙会是以伏羲信仰为基础形成的、以拜祭伏羲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庙会.笔者曾于2010年在淮阳县城及淮阳县境内的白楼乡、鲁台镇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试图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审视在太昊陵庙会中体现出来并作为民众精神寄托的伏羲信仰.伏羲最初以传说中人类祖先的身份进入普通大众的历史记忆,这使得关于他的信仰带有比较浓厚的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原始崇拜色彩.通过口耳相传、官方活动与融合民间艺术,伏羲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随着代际相传不断延续.在这个过程中,伏羲逐渐树立了神的权威,伏羲信仰也在民众心中深深扎根,形成了辐射四周的太吴陵庙会.
  • 摘要：作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土著居民,克木人的自我认同建立在语言依据、历史记忆以及处于统治地位的傣泰文化对其"认异"的基础上.2008年民族识别工作的介入赋予了克木人一个新的族属:布朗族.但同时,国家话语、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义三者间的博弈带给了克木人身份认同的困惑.来自地理区位上的距离感与语言文化上的陌生感,导致身份证件上清晰的民族身份,反而让克木百姓在族群认同方面感到迷茫.同时,周边其他民族对其的社会定义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建立在语言和历史记忆基础上的自我认同，与来自周围其他民族的社会定义，构成了以往克木人认同的核心，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尽管傣族也出现在克木人的创始神话中，并与其交往互动几千年，彼此在经济文化方面诸多交叉，但“被认异”的记忆以语言不同为依据，导致族群间界限分明。对傣族尚且不能认同，也就无怪其难以认同如布朗族之类在地理上相隔较远、记忆中彼此陌生的民族。如果不是国家话语的介入，克木人对布朗族的了解恐怕尚不如毗邻而居的苗、瑶等民族。但随着国家政策的影响，克木人在认同问题上开始感到迷茫。身份证上的“布朗族”并不能解决克木人的认同困惑。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同源共祖记忆的缺失与现实中彼此没有交往经历，“布朗族”的身份被束之高阁，仅在与政府打交道或者外出就医、求学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归属以后克木人并没有在身份上明显感到作为布朗族与先前的不同，反而还可能加重了文化上的自卑心理—我们人太少，不够成为民族的资格。这种自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其文化实践中的克木身份表达得到体现。随着在婚姻、居住等方面逐渐打破了旧有的族内交际圈，克木人通过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而慢慢了解了外面的世界。
  • 摘要：中国近年来的频发的农民抗争已成为亟需迫切研究的社会议题,较多的研究者往往"就事论事",仅从政策、法律、权利甚至具体到信访和司法制度等宏观或现代规则入手观察而未论及到乡土社会深处.笔者亲历广东省侨山村农民罢免村官的抗争事件,以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发现了该事件的进程除了诉诸于法律与权利的"显线"之外,还存在另一条"隐线",即乡村的地方性知识也被成功地转化为动员资源而为乡村精英所掌握利用,农民在抗争中呈现出了对乡土规则与现代规则高度灵活地选择性交替运用.笔者以该抗争事件为线索,试图揭示中国乡村处在作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性与作为策略的乡土性的特殊处境,探索了农民抗争者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策略、实践、机制和逻辑,并以该视角来对农民集体抗争行为作出不同的解读.抗争在村民中营造了一种反思的氛围，这种氛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将所有的侨乡村人带到了一个共同面对的话题上，即如何表达他们自己，如何让他们的行动看起来合情合理，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及他们的文化，他们需要从文化中搜寻能为自己所用的概念。透过凝聚全村的抗争，侨乡人窥见其文化中某些“闪光点”，如“文明”、“敬祖”、“重教育”，文化自觉不仅指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还指自我创建，侨乡村人在抗争中对自身文化的审视，让他们有可能将自身文化按照新的时代需求建构起来，是文化让人适应了这个世界。此外，这样的文化自觉也就是一种文化资本的建构。布迪厄将资本分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在他的资本概念体系中占据核心的地位。它解构了文化场域中非功利性的神话，布迪厄将文化看成一种资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虽然早期的文化进化论也有文化当做人类学适应自然的手段，功能主义者则也将文化当成一种特定功能实现的“手段”，但是这两者论述的作为手段的文化都是被动的，固定的一面，而布迪厄却突出了文化主动的、创造性的一面。曾经，村民虽然长期浸淫在侨山村的客家文化中，但却从未产生自觉，也从未想到他们的文化能够用来达成某个目标，但这场抗争的胜利却促使他们了经历了文化自觉，并且建构了属于其自身文化资本。
  • 摘要：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以及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使得我国众多农村土地所有权出现了变更的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均以土地为生存之本,农民一方面因"舍小家,为大家"而丧失了土地丽不再以"耕种"为生,另一方面在城市化与现代化带来的多元生计选择的背景下,也主动把眼光投向外面,接触了新的生计方式,这造成了我国众多农村社会的生计方式出现了大规模的变迁.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的唐家村,是千千万万个这样村子之中的一个,新的生计方式在带给唐家人诸多便利与好处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何解决农民在城市化发展中的生计问题,乃是当务之急.本文结合对唐家村社会的调查资料,以其生计方式的变迁及现状为出发点,着重思考当地生计方式变迁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发展提出建议.农民不再种地而大规模涌向城市，很难说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此外，农业用地的减少，也给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画上了一个问号，城市规模过快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与重复建设的问题。对于这项大胆的尝试，政府应该有先见之明，切勿只考虑短时期的经济效益，否则会酿成大祸。农村社会改变世代习从的传统生计方式而选择现代多元的生计方式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变更和现代文明冲击所带来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城市化发展中所面临的新的社会问题。具体说来，生计方式的变迁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是政府、市场、产业、时代背景等外部因素刺激的结果，也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自身寻求新发展的一条探索之路。新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用不断调适的政策的予以调和，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日益繁荣，政府的政策及人民各方面的素质也会不断提升，唐家村与千千万万个像唐家村这样正在接受城市化、现代化洗礼的中国农村，都会以全新的面貌加入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军之中。
  • 摘要：边疆民族地区农民的维权行动有一个从意识觉醒到行动发生的过程.该地区的农民维权具有中国一般农民维权的共性,即"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维权的非政治化倾向,官治化特征等.但由于边疆民族地区"自治"的政治传统和边民"高族群认同-低国家认同"的心理作用,该地区的农民维权也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即该地区的农民并没有严格束缚于也没有深刻意识到其所处的"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一旦其权利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民众心理就彰显出权利自救的意识和抗争到底的精神,而且由于地处边疆,其维权亦会利用边疆作为其斗争策略,从而使维权有走向暴力对抗的可能,其行为也更具破坏性和非法性.因此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深刻关切到该地区农民的生存需求，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社会权利等。
  • 摘要：本文主要以河南新野回民马庄为田野点,通过进行实地调研,运用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搜集一手资料,对马庄回族的皮毛贸易活动进行实证研究.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国际知名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设厂、生产、加工，再销往全球各地。在中国境内承担国际品牌加工的企业，与国外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对皮毛的质量要求更高，对皮张种类的要求也更多样化。大量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优质皮毛原料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对中国本土的皮毛原料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国内市场，随着市场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和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的加深，市场上的清真牛羊肉逐渐由屠宰场统一提供。这对个体屠宰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屠宰量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皮毛量。特别是随着屠宰场的大量增多，其皮张数量巨大，他们和皮革加工厂家进行直接对接，避开了收购商这一中间环节，从而降低了双方的成本。与此同时，皮革生产厂家需要大量的生皮原料，皮毛收购商有时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充足的货源来满足厂家的需要，传统的皮毛收购商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面对着这些前所未有的改变，一些人选择了改行，仍坚持下来的只能寻求其他的途径来寻求出路。现代化带给人们最大的就是思想上的改变，特别是处于中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较高，人们思想比较开放，人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深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尤其在就业观念上，职业类型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在择业时有了更多的选择，传统的就业观正逐渐被改变，人们在要求工作轻松、赚钱同时还要求体面。显然，传统的皮毛业不符合这些要求，很难吸引人们的目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传统的皮毛收购行业所面临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收购商的“代际”矛盾。从事该行业的人愈来愈少，从业人员以60后为主，70后人数极少，人们逐渐把目光投向其他的行业，传统的皮毛收购行业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任何职业都符合新老交替的规律，老一代的收购商亟需将手艺传下去，而在新一代中很少愿意从事这一行业。新老两代之间关于手艺传承的矛盾将持续存在。从皮毛的聚集到加工，再到制成半成品、成品运往各地销售，随之辗转多个地方，凝聚了多少人的劳动、情感与智慧。特别是皮毛收购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的情感经历。从皮毛的收购到加工遍布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湖北，再到广东进行深加工。这是一条完整的皮毛之路。纵使现代化的程度的再高、城市化的进程再快，在农村地区，只要回族的“牧耕结构”的存在，相关的屠宰、皮毛业依旧会存在下去，依然有它的活动空间。传统的皮毛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也将经过不断地“自我”调适，寻求新的出路。
  • 摘要：内蒙古翁牛特旗新发现的岩画遗迹是中国人面像岩画传播带上的转折区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2012年5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对翁牛特旗的岩画群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对白庙子山、黑头山、牦牛海山、箭眼山等岩画点进行普查,通过测量、拍照、拓片、绘图等方式对当地的人面像、几何符号、凹穴和动物岩画信息作了详细的记录,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岩画一手数据,是翁牛特旗岩画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调查整理.本文详细描述了四个岩画点田野调查的基本情况,并从符号学、类型学、民族学等角度,尝试用"跨学科综合比较"的方法,对该地区岩画的题材内容、制作方法、分期分区以及分类进行初步的资料解析.翁牛特旗的岩画群所表现出的作画动机不仅具有族群认同和图腾崇拜的神格意义，还包含有生殖崇拜以及仪式的内涵。如果说早期族群崇拜的是遥远的祖先和日月星辰，具有强烈的神格倾向，晚期族群则更多地关注自身，将对祖先、自然或者生殖的崇拜变得人格化。但是不论威严还是欢愉，神格还是人格，精细还是粗糙，都代表了史前族群特定时期的文化历程，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翁牛特旗的人面像岩画，恰巧位于宋耀良先生所说的三个人面像岩画分布带的转折处。环目人面像的高度抽象性以及类型化特征，似乎显示出其在中国境内人面像传播的道路上处于一个起始的位置。
  • 摘要：本文基于笔者2007年7月和2009年1月对凤凰古城和乾州古城的实地调查,介绍这两个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民族成分、政策背景等诸多方面都非常接近的魅力古城及其文化遗产开发的现状、模式,分析对比它们各自的经验和不足,从而就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进行若干思考.笔者认为,当前的任务根本在于转变简单的现状维持或历史复原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而应重新给予文化遗产以生命力,变文化遗产保护为促使文化遗产保存.为此,应该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全面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妥善处理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把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都置于一个区域的大环境中去看待,整体规划,协调发展,并且积极利用交通线的纽带作用,实现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
  • 摘要：民族高校肩负着服务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使命,民族高校研究生的就业状况直接关系到民族高校和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为促进研究生更好的就业,本次调查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个案,在分析民族高校研究生就业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高校可采取的相应对策,即:一是争取国家政策扶持,发展民族高校研究生教育;二是深化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培养社会适用型人才;三是搭建就业平台,加强研究生与民族地区交流;四是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结合职业生涯发展辅导与就业前服务。
  • 摘要：教育是促进一个地方文化、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动力.本文以隆德县神林乡为例,深入了解该地情况,通过仔细调查探究女童教育的现状以及浅析了农村女童教育得不到改善的原因,提出了提高农村女童教育的几点建议，首先是发展农村经济，为提高农民观念创造条件农村对男女的不平等认识归根到底是因为贫困导致落后，从而农民们的思想不开化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其次要加强舆论宣传，转变家长观念提高家长的文化素质则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再者要落实责任，严格监督依法治教，普法与执法紧密结合。还要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激发女孩的学习潜能，增加她们学习的信心。然后是加大教育的投入，合理配置教师，促进教师队伍年轻化。最后要实现教育体制改革，对于农村学生应该给予他们切合实际情况的教育。希望通过这些可以为实现农村男女教育的公平,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实现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南部山区的脱贫和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借鉴。
  • 摘要：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等时代标签的出现,与其相关的文化遗产的命运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与大陆文化遗产同样,海岛文化遗产也面临着破坏和消失的窘境.本文则试图从历时与共时的角度分析海岛文化遗产,包含原生态到失衡状态再到新生态的状况,剖析并反思海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中的困境.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有处于一种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相协调、共发展的道路上，才有可能持续长远，不仅仅是大陆文化遗产，对于海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而言更是如此。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渔业资源的破坏、人们对于经济的追求，使得这一文化生态严重受到了破坏，导致这些海岛文化遗产随之沦陷。与此同时，随着现今大岛建小岛迁等现实因素影响，这些充满了独特海岛风情的岛屿是否将成为一座座“文化孤岛”，则备受恐慌。如何将这些濒临荒芜的海岛变成一座座蕴含文化资本海岛，如何使他们在以后的时空中依旧保持原有的生命色彩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和关注。当前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进去去挖掘和记载这些海岛的独特“文化模式”，以给后人留下些许“文化记忆”，而不至于类似于海禁一样使得这些海岛的文化、历史形成一种“断层”的状态，以至于人们无法追根溯源。至于在黄龙岛的文化遗产从原生态到异化以及新生态的演变中，各个主客观因素对其的影响如何以及未来黄龙岛是否建造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生态保护基地，则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的田野调查了解和长期的“跟踪”。
  • 摘要：节日是由一系列的活动和仪式构成,仪式和活动的举行需要一定的场所.古尔邦节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节日,维吾尔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喀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维吾尔文化的标志性城市.喀什市维吾尔族古尔邦节活动和仪式举行的主要文化空间,有其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对喀什市维吾尔族古尔邦节的文化空间:巴扎、墓地、清真寺和家庭作以理解和阐释.古尔邦节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节日，是穆斯林民众的精神领域，历经这么多世纪有着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因为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其也在不断的本土化。维吾尔族作为喀什的主体民族，其在古尔邦节期间的活动和仪式在喀什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些主要文化空间的活动和仪式，才使得维吾尔古尔邦节的呈现具备了整体性。
  • 摘要：临夏地处中国西北甘肃省,是中国回族最聚居的地区之一,探讨临夏地方的回汉民族关系的视角,应当是横向和纵向,大的和小的,发展的和历史的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整的呈现临夏的回汉民族关系发展脉络和全貌,本文选取居住格局和历史记忆两个维度考察临夏市的回族和汉族日常交往关系,分析其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因此“历史记忆”可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透过观察今天临夏人民如何记述发生在历史上的事件以及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其所折射的是当前临夏的民族关系，是回汉人民如何看待彼此。这些历史记忆型塑了明晰的回汉边界。不同民族能够在共同的生境下以多元形式相融共存，这是民族关系最理想的状态。然而也恰恰是因为民族界限在地理距离上的模糊并不能消除彼此的民族性，所以由于不同生活方式及对资源的竞争也会导致冲突和矛盾。在临夏，因为历史上形成的回汉分开居住的格局，并不利于回汉人民的彼此了解，但是这也是出于现实生活的必要考量，因为回族和汉族人民在生活起居饮食上有诸多不同。但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决然分开的居住格局在开始松动，在一些单位的家属院或是新建的社区，回族和汉族居民开始在一栋楼上居住，并且邻里关系非常融洽。
  • 摘要：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我国的老牌国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它已经成为"国有特大型汽车生产企业".伴随着一汽厂史的累积,一汽人在年复一年的生活实践中积累出独特的民风民俗,形成以都市文化为背景、以工业文化为依托的"实在共同体".在一汽社区中,一汽人通过与一汽有关的大事小情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记忆作为人类脑海中的沉淀物,会在无意识或有相应刺激的情况下被激发,经历过相同历史事件的人们的内心界限都足矣被积攒出的动力所打通,形成共同体中独有的认同素材.同时,一汽厂区的"符号化公共设施"——基础教育学校、老街区、幼儿园、早市儿、公园、大学、医院、商场、市场等——它们带着独有的文化符号,让人们时刻体验归属感的满足.这些文化符号的能指是其实体和不同分工职能,所指则指向一汽人在使用这些公共设施时留下的认知和体验,它们通过和其它一汽同事交融的亲身实践不断地积累、凝聚,最终发展出一套附带着具体生活经验的共时性民风民俗,在一汽人生活世界的外在形式上建构出其文化意义上的秩序与结构.在这里,历史记忆是一汽人民俗情感的积淀;符号化公共设施则是都市各种民俗事象生成的具体盛载.一汽人就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形成其不可撤销的文化认同,并一定会不断发展下去。
  • 摘要：绥宁县位于湘西南边陲,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边缘,少数民族众多.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这块北回归线上"神奇的绿洲",使其成为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木材产地.而这块"神奇的绿洲"至今得以较好的保存,还得益于当地历代先民所立数十块护林碑刻的守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介绍了当地苗族祖先崇拜的主要内容,并依据笔者对绥宁县实地调查所获取的历代护林碑刻资料,对碑刻中所反映出的苗族祖先崇拜在山林维护上的特殊作用进行了探讨.护林碑刻的存在，表明环境意识古已有之，护林碑刻的内容涉及到森林、资源分配、信仰、规约等诸多方面，是研究不同历史背景之下的不同民族的护林思想演变，以及不同地域在各历史时期下护林机制变迁的重要史料。苗族的祖先崇拜作为“神道社教”的一种方式虽然披上了不少迷信色彩，但其在增强民族意识、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上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否认。苗族历史上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他们把解决自己力不能及的困难，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都寄托于祖先神灵的保佑，在祖先崇拜的各种仪式与活动中寻求心灵的安慰。他们既歌颂祖先在改造大自然、艰难创业上的丰功伟绩，也缅怀祖先在与敌对部族斗争中的英勇和悲壮，以古励今，激励子孙后代继承祖先的德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事实上，世界北回归带上的大多数区域都是干旱的沙漠，而绥宁县所处雪峰山南坡的森林生态环境始终得以较好的维护，被联合国誉为“神奇的绿洲”，除了自然环境的原因以外，当地苗族的维护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由此可见，当地苗族也一直遵循着从遥远祖先延续而来的道德规范，传承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民族文化。探讨苗族祖先崇拜对山林维护的价值，重要的就是探寻苗族传统民族文化中山林维护的人文精神，以及依然适用于当代的生态智慧。
  • 摘要：现代农民的生计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村落传统社会的结构,农民的人情交往逐渐淡出日常生活领域.不过,这并不排斥村落在仪式场合的延续."会头"是武陵山区土家族在各个人生仪式中所举办的酒席活动,作为一种传统的社交活动,它将整个村落内部甚至超越村落之外的人们联系起来.村落内部的人通过"会头"中的劳动互助、物资互助、礼金以及娱乐等方式团结起来;村落之外的人则通过礼金、仪式性交往等方式寻求与村落的联系.农民的社会关系通过亲属关系和村落原有的社会秩序拓展开来,依然具有明显的"差序格局"的特征."会头"不仅使得传统村落得以延续,甚至建立起村落与村落之外的联系.
  • 摘要：死亡认知是人类死亡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息息相关.丧葬仪式不仅仅只是一种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作为人生礼仪的最后一道程序,它往往包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人类对自身生命认识的最后沉淀.本文以盘县羊场布依族"非正常死亡者"的丧祭仪式为例,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该仪式所体现出的人们原始的生死观,以及"非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仪式"在社会秩序的强调和整合上的终极意义.一种成熟的文化必定是善待死亡的文化。也许对于死者亲人以及其他参与葬礼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仪式的象征意义，而仅在于仪式本身。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丧葬礼仪对一个文化群体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这些神职仪式让那些不可知的、神秘的，甚至是“不洁的”东西得到妥善的处理。在这过程中，一切带有“神圣”意义的象征符号都是可以解释的，人们在仪式中的一切行为也都不是杂乱无序的，这些是一个民族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承的集体记忆，也是人们日常社会秩序得以强调和延续的保证。
  • 摘要：批判理论主导下的医学人类学对健康问题的研究不止于对相关文化现象的揭示,还强调对其背后的权力不平等加以反思.也正因此,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总是挑战被西方生物医学文化所规定的若干"原则".本文基于一次田野调查的个案反思,它所要追问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的基层社区,"医"的含义怎样被政治、经济、历史记忆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形塑.从微观事实入手,本文揭示出权力话语的"医疗"表述与人们的日常实践之间所存在的断裂,以此反思当下中国医学实践与话语当中所隐含的一些悖论.医学人类学认为围绕“医-患”这一主轴，每一个社会都会生产出一整套知识和象征符号系统，而今天所熟知的西方医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仅是一种原发于欧洲社会内部的“民俗医药”理论。这不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拒绝，而是希望重提现代医学作为一个特定的认识逻辑，本身并非完美。换言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非特例，一个可作例证的事实是近年来“替代医学”在西方社会内部的兴起这个例证所传递的信号与中国经验有诸多吻合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对陌生的医学知识、实践、象征符号的拒绝。这不是一个“迷信/愚昧VS科学/理性”的二元对立，而是转型期社会的困境之一。
  • 摘要：以往劳工研究有将年龄、社会性别、关系视角等带入到劳动过程研究之中,如何更好地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锻造出新的研究议题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本项研究试图通过新疆社会转型过程中维吾尔族劳工生产交往的研究发掘两个新视角:将民族(族群)视角带入到劳工研究中和将劳动过程转变为生产交往过程,研究场景得以更为丰富.文章通过对社会转型、劳工研究、交往界定和田野调查四个基本问题的提出锚定所要研究的主题和思路,并通过对工厂历史(创建时期、文革时期、振兴时期、承包时期、转轨时期、鲁新公司、新兴公司、新棉集团、雅戈尔集团)的追溯和挖掘,试图从生产交往过程中劳资间的交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不同部门之间的交往以及同部门内师徒之间的交往客观地描绘出喀什棉纺织厂维吾尔族劳工的真实生活和历时变迁.喀什棉纺织厂的技术工人并不像迈克·布洛维所描述的那样，他既不是依靠霸权或者是强制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控制，也不是志愿性服从；更不是将劳动过程作为一场“赶工游戏”而产生甘愿。他有其自身的诉求：第一，身份的转变。第二，渠道的畅通（上升空间）。劳动过程研究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劳动过程如何被组织以便劳动力转化为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问题。笔者在论述新疆社会转型过程中维吾尔族劳工的生产交往，正是回归劳动者主体，并重视劳动过程之外的因素（民族）对工厂政治的影响。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劳资间的交往、部门间的交往和师徒交往三个方面。将维吾尔族劳动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将有助于拓宽劳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工场决定社会到社会影响工场，本项研究恰好彰显了民族因素对工厂政治影响的过程。劳动者主体多样性的呈现使得劳工群体更加饱满和千姿百态。新疆社会转型，对于喀什棉纺织厂第一代技术工人而言，最直接和深切的体会应该是企业的改制。民族视角的介入对于把握转型时期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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