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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第八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2-12

主办单位: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会议文集:第八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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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更是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的重要保证。先进政党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吸引凝聚着热血澎湃的广大青年,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是每一代中国青年的敏感神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沉淀于每一位热血青年灵魂深处的神圣使命。先进政党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同样是广大青年奋斗的路径和目标,当代青年同样需要走进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奉献社会。先进政党倡导的公平正义同样是广大青年的不懈追求,只有清正、清廉、清明的先进政党,才能吸引和凝聚广大青年。先进政党与时俱进、勇于改革也是广大青年的精神品质。广大青年只有投身先进政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和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不断发展,使一代又一代青年找到奋斗的方向,广大青年的政治热情、现实理想只有投身先进政党领导的事业才有可能实现,在党的先进思想指导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先进政党领导的事业的不断发展来实现和维护切身利益。同样党只有依靠广大青年,才能使各项事业充满活力、不断发展,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在所有的社会运动、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中,打先锋的都是青年人,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只有相信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才能保持青春活力,才能保证事业后继有人。
  • 摘要:本文通过对河北402爱心社调查,总结出了共青团与草根志愿组织实现社会协同的原因,互联网建构了草根志愿服务组织兴起的社会资本,使得草根志愿组织得以轻松超越地域限制、克服资源限制、打破体制栓桔,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扩大了范围、方便了联系、强化了集聚,成为了草根志愿组织雨后春笋般崛起的重要工具变量。共青团组织青少年社会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流动与分化条件下青年群体挑战。草根志愿组织法律合法性困境和草根合法性困境。共青团之于草根志愿组织,建构"枢纽型"志愿组织,提供合法身份和社会资本,提供目标诉求整合,搭建协同平台与合作经验,建立社会服务购买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和组织指南,通过传播渠道拓展,提供草根志愿组织传播自身理念、树立社会形象的权威渠道。民间青年意见领袖、青年自组织提供了共青团组织对青年全覆盖的组织维度。草根志愿组织拓宽了共青团倡导的志愿服务运动的操作层次技术策略探索。草根志愿组织自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共青团管理青年社会组织的鲜活的现实经验。草根志愿组织与社区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与河北省共青团组织倡导的社区转基因项目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同时也满足了社区层次公民参与与自我治理之需。草根志愿组织与官方、高校志愿组织的社会协同,使得共青团对青年的覆盖或者准确说应当叫"整合"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关系,而应该呈网络化复合化的关系范式。草根志愿组织与农村志愿服务的协同发展,弥补了共青团组织志愿服务工作的短板,亦为共青团强化农村青少年工作提供了抓手。草根志愿组织与NG4化大众媒体的协同发展,使得高举主流话语与自主精神两面大旗的主流媒体得以与草根组织广泛接触,对其活动给予积极报道,提升了其公众形象与社会地位,扩大了外部资源。
  • 摘要:考察共青团联系青年社会组织的三元结构视角:即组织结构、系统、适应行为模式三个方面。在服务青少年事务的工作实践中,共青团处于核心位置,具体指挥、引导、培育、整合各青年社会组织,协调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在政策优惠、制度安排、资源分配等方面给予便利,从而形成协调有效的复杂组织系统,同时,系统中不同组织的行动是主动和互为影响的权变行动。在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方面,各地进行了初步实践和探索。但从各个方面分析来看,共青团联系青年社会组织服务青少年的工作,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尚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共青团联系青年社会组织服务青少年工作的定位不当,能力不足,青年社会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组织数量少、规模偏小,人才队伍严重匾乏。针对这些问题,要明确共青团"同心多层"枢纽性组织建设思路,制定发展规划,获取政策支持,形成制度保障机制,培育、联系青年社会组织,建立社会服务网络体系,以服务中心阵地建设为突破口,搭建青少年一站式服务平台,采取多样化服务方式,创新完善青少年社会服务模式,以项目为抓手,专业化服务为手段,培育社会服务名品牌。
  • 摘要:延安时期的青年运动是以青救会为主体,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时期下,发挥了吸引、凝聚青年的作用,党的政治主张被大多数青年所全面接受,党的政治纲领在青年工作中得以贯彻,同时青年组织也在探索中从狭小逐步向成熟和完备方向发展。可以说,延安时期青年运动的蓬勃开展离不开青年组织的保障,并持续推动着青年组织向高级阶段(或形式)发展。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表明,这一阶段是中国从极度衰落、备受各种屈辱以至于濒临灭亡的边缘,到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广大青年始终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痛心疾首、对祖国危亡忧心如焚,表现出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和富于政治敏感、执著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祖国的赤诚品质,这是延安时期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发展的社会源泉。延安时期,尽管大多数时间不再使用共青团的名称,但是党领导下的青年工作和青年组织并没有中断,党通过这一时期领导青年抗日救亡组织的实践,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积累了青年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了青年工作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摘要:为了解湖南省青年价值观现状,分析科学发展观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课题组在湖南省14个市州开展了调研。本次调研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把调研对象分为四大类:农村青年、进城务工青年、企业青年、大学生,按照多阶段等距抽样调查方法随机发放了400份调查问卷;并分别选取了10名具有代表性的四类青年深入访谈,进行个案研究。rn 研究结果表明青年价值观总体形势尚积极向上,大学生、企业青年、进城务工青年、农村青年四类青年的价值观存在明显差异。而且,部分青年出现了价值观扭曲的现象,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主要是因为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导,而科学发展观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因此,科学发展观对青年树立科学合理的价值观至关重要。青年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程度越高,科学发展观对青年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就可能越显著。反之,青年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程度越低,青年价值观出现迷茫和迷失的可能性越大。可见,科学发展观对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正面引导作用。有不少青年不同程度地认为科学发展观理论"假、大、空",远离他们的利益需求和发展需要,所以,他们不愿意接触了解科学发展观相关内容,导致形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障碍,且具有极强的传染性。青年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是一种价值认知、价值认同过程,是一种情感认同。提高青年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程度并不意味着科学发展观就能引导青年树立科学的价值观。让科学发展观真正发挥影响力,积极引导青年价值观,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符合青年发展的需要、结合青年的利益需求。其实就是提升青年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力,认同力是青年把科学发展观内化成自身的行为能力,使自身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与科学发展观意蕴的精神和要求趋于一致的能力。rn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已生成,而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此时会无所适从,无所选择。因此,需要用科学发展观给予引导和帮助,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注入青年价值观之中,提高青年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程度和认同程度。从而确立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这才是青年价值观的正确方向。
  • 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存在的最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和执政,因此,密切联系青年并与各类青年建立紧密的关系,就成为共青团实现其政治使命的基础和前提。密切联系社会是政党有效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前提之一,而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青年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就成为共青团政治职能实现的一个基础工作。青年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影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网络社会生成获得了质的飞跃,对于整个政治发展来说,共青团作用获得了独显,从而使密切团青关系构建成为共青团一项具有本质性和基础性意义的政治任务。既然与青年之间建立密切关系,是共青团在任何阶段都需要重视的一项本质性和基础性的政治任务,那么,寻求团青关系建立的内在规律就成为共青团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时期的政治关系及其组织形态都必须以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为基础并与其相适应。这就意味着,共青团要与青年建立密切关系首先需要了解每一阶段青年以交往方式为核心的生存状态及其行动逻辑,并以此为基础调整自身组织形态和行动逻辑。青年生存状态和行动逻辑的多元化决定了共青团需要通过构建复合型团青关系才能实现与不同类型的青年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另外,青年自组织化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具备了区别于传统党团组织和经济组织为组织主体的自我组织能力。这就意味着在团青关系构建中,共青团不仅需要考虑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遵循具有差异性的逻辑建立联系,而且还必须思考如何有效整合其他组织化力量,实现共青团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主导性地位。对于共青团来说,团青关系建立就意味着共青团内部关系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的关系对接,而密切的团青关系就意味着这种关系对接的成功,从而实现共青团组织权力对青年的有效作用。这也就是说,复合型团青关系要能够得到有效建立,就必须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共青团组织形态。具体来说,要得到这一目的,共青团就必须从以支配性为诉求的单维权力运行模式的平面化的同心型组织形态向以引领性为诉求的多维权力运行模式的立体化的枢纽型组织形态转变。
  • 摘要:青年失业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青年失业成为全球性的挑战,且显得越来越严峻,同时也成为中国政府日益重视的现实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推动青年创业不仅有利于长久地解决青年就业问题,而且有利于将就业问题转变成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积极协助政府管理好青年事务是党赋予共青团的职能之一。基于推进就业和创业的视角,共青团组织拥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智力优势、年龄优势、网络信息优势、情感优势、传统优势。近年来,河南省各级团组织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和团中央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中原经济区青春建功行动",以服务青年就业创业为宗旨,围绕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城镇失业青年等群体,发挥自身优势,广泛整合资源,深入实施"河南青年就业创业行动",全力推进河南青年就业创业工作。找准根本点,加强青年就业创业思想引导;找准结合点,服务青年就业创业需求;找准着力.点,开展青年就业创业技能培训、找准切入点,建立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找准关健点,解决青年创业资金瓶颈;找准支撑点,建立青年就业创业保障体系。通过分析国内外解决青年就业问题,要提高就业弹性,扩大就业容量、建立完善青年就业法规、加快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对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鼓励青年创业的机制建设。面对当前青年就业形势,还需要共青团组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分析研究,集聚多种手段,引导青年转变就业观念,整合各种资源,形成青年就业帮扶合力,挖掘自身潜力,搭建服务青年就业平台,深入开展维权,帮助青年维护合法权益,全力做好青年就业工作。
  • 摘要:为了了解知识青年社会意识,本研究主要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研,辅以个案访谈。课题组在上海市范围内以判断各单位知识青年在全市知识青年中所占比例的方法,在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及社区进行相关调查。调查于2012年7-9月进行,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43份,有效回收率为90.5%。调查结果表明,知识青年的社会道德认知大多具有正向性,而时于道德行为灵活的认同也大有人在,多数青年认为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社会参与意愿与参与渠道不相匹配,上海城市融入性还需增强,个人信仰情况在不同群体中略有差别,政治热情较高,受西方影响的青年观念需引起重视,爱国情感的表达方式较为理性,对于社会健康发展充满期待。针对出现的问题,要加强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对先进模范进行广泛宣传,弘扬正气,扩大青年社会参与的渠道,促进新上海人更好地融入上海,应继续防止西方社会思潮对青年的影响,防止"和平演变"的工作不能松懈,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向社会公平再迈进一大步。
  • 摘要: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看似普通的不良的媒介偏好、偶像崇拜、闲暇意愿以及不正确的成功取向、交友倾向,一旦成为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价值观,在外部不良环境的作用下,就很容易转化为犯罪动机而产生犯罪行为。因此,在当今价值多元化、价值冲突凸显的社会,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提高其明辨是非、善恶、美丑能力的基本前提,能够在人生的基础阶段起到奠基作用。通过未成年犯与普通中学生媒介偏好、偶像崇拜、闲暇意愿、成功取向、交友倾向对比分析,调查结果凸显未成年犯交友价值观的问题。在犯罪的直接原因是"朋友义气"的未成年犯罪中,把"讲义气"作为择友标准的高达82.5%;犯罪目的是"为了朋友"的未成年犯中,把"讲义气"作为择友标准的占78.9%,均高于未选择"讲义气"的比例。所以预防未成年犯价值观偏差要应对大众传媒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深层渗透,注重同伴教育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中的作用,知荣辱是价值观教育的底线,强化"知行统一"才能取得成效。
  • 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大众化和生活化,青少年网瘾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有洪水猛兽之嫌。建构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人类不是简单地认识或发现这个世界;而是在认识和发现过程中不断地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结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创造着这个世界。青少年网瘾问题的建构要素为大众媒体、一般民众、权力部门、专家学者等。大众传媒是社会问题建构的基本工具。它通过披露事实去建构相应的社会问题。为确认某一客观情况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众媒体可以大造舆论、推波助澜。权力部门在某项社会问题的认可、合法化、制度化、推动问题解决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应该说,决定某一项社会问题命运的,最终还是这些负有责任的权力部门及官员。青少年网瘾问题之所以瞬间爆发,除了媒体、政府的努力工作以外,家长的积极参与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盼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家长们生怕孩子有半点闪失。孩子学习上或生活上出了问题,由于家长的过分担忧往往容易把问题放大。专家学者凭借其专业知识和较高的认识社会的能力,在某项社会问题的发现、阐述、论证、提供解决的对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在唤醒民众及政府官员关注某一社会问题方面也起先导的作用。政府介入青少年"网瘾"问题。一方面制定出台相关政策和文件,规范网络行为;另一方面开展各种活动,启动"戒除网瘾全国行'十百千万工程"等青少年健康上网工程,同时还启动了两年一次的青少年网瘾调查项目。政府的介入标志着"网瘾"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制度化、合法化阶段的到来。
  • 摘要:大学生群体具有学历高、知识完备、思维活跃、信息运用能力强等特点,是网络舆论中的主力军。针对大学生特点,让新媒体的影响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大学生实施正确的网络舆论行为,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心物场"理论和"新媒体场"理论,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献,构建了大学生网络舆论行为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包含b个潜变量,6条路径:外因潜变量"网络舆论行为态度"、"网络舆论行为评估"、"网络舆论行为主观规范"、"新媒体场"分别指向内因潜变量"网络舆论行为意向",外因潜变量"新媒体场"还指向内因潜变量"网络舆论行为意向",内因潜变量"网络舆论行为意向"指向内因潜变量"网络舆论行为"。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的量表,将测量指标体系中的测量指标进行操作化处理。通过在厦门大学实践,大学生对网络舆论行为的喜好程度、认真程度、负责程度、随意程度,会间接对其网络舆论行为产生影响,但影响较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树立网络舆论行为后果事前评估意识,十分必要。在新媒体背景下,利用大学生重视的重要他人、重要团体、重要制度及整体社会规范当代大学生的网络舆论行为时,以引导为主效果可能更好。大学生网络舆论行为意向是大学生网络舆论行为模型中的重要中间变量,控制变量"大学生网络舆论行为意向",对于引导和规范大学生网络舆论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要使新媒体场对大学生网络舆论行为的总影响为正,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对"新媒体场"进行干涉,使得"新媒体场"对网络舆论行为的直接负向影响减弱;另一方,使新媒体场对网络舆论行为意向的正向意向加大。最终使得新媒体场对大学生网络舆论行为的总影响为正。
  • 摘要: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与标志,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贵州当前发展要求的集中体现,社会诚信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多方关注。对青少年进行诚信教育既是社会关心的问题,也是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基础。引导青少年培养基本道德品格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目标,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劳动者,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诚信是华夏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诚信教育也就成了青少年立人之本、立家之本、立国之本。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的关键在诚信教育,诚信教育是一切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青少年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所贡献的人,首先必须教育他们做一个诚恳、诚实、守信的人。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青少年来说,诚信教育是能乐于接受的,这就可以使诚信教育能平滑过渡到全面素质教育,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工作中,培养他们平等竞争、自由竞争以及对市场经济游戏规则遵循的理念。素质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科学的理论构架和一套完整的实施体系,青少年教育中诚信教育目标是培养青少年具有完善的人格。包括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市场经济的经商之道,商业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要遵守国际交往的惯例等。诚信教育原则要以人为本、系统性、与时俱进。搞好诚信教育要加强宣传教育,树立诚信观念,以诚信形象影响青少年,建立青少年个人信用档案,开展实适的诚信教育活动。
  • 摘要:当前,"二代们"现象在中国掀起了身份社会的回潮,"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垄二代"等体制内的"二代们"享受着父辈们给予他们的资源。"新身份社会"是指社会流动的决定因素是"身份"而非'能力",是一种传统社会特征的遗留状态,是一种非正常的社会形态。"新身份社会"有悖于现代社会流动的规则,潜伏新的阶层冲突甚至对立,恶化精英阶层环境,促使阶层固化的加剧。教育是影响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本来是后致性因素,但目前在中国社会,"体制内二代"与"体制外二代"接受不同的教育资源,教育效果差别也较大。为了平等的对待所有社会成员,提高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不利的"体制外二代"。代际流动是指同一家庭中上下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变动。青年的社会流动代际继承性之所以越来越强化,是因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原先制度的惯性作用,家族观念依然影响。"二代们"的代内流变性越来越弱化,流动方向属于同一层面,或是"短距离"的社会流动,也就是在差别性不是很大的阶层之间流动。
  • 摘要:未成年被告人司法保护是指法院、检察、公安等司法机关在审判阶段,通过依法履行职责,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行与成年被告人相区别的专门保护活动。未成年被告人司法保护的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执行法律规定的重要任务;贯彻国家政策的重要途径。作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集中座谈、个别访谈等)、司法统计及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调查,调查发现程序性保护制度有待进一步改进,实体性保护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延伸性保护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要切实破解未成年被告人司法保护存在的难题,推进少年司法科学发展,有必要在本地化需求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法院系统内外经验做法进行学习、借鉴。未成年被告人司法保护工作是人民法院执行法律政策、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转型升级、践行能动司法的重要途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完善立法,构建中国特色少年法律保护体系;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增强司法保护的能力和水平,转变工作理念,升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司法方针、原则,建立健全机构,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加大力度,细化程序性司法保护制度,规范工作细节,实现社会调查专业化。加强协调沟通,全面落实"四分开"制度,明确权利责任,构建与辩护人的良性互动关系;积极探索,优化实体性司法保护制度,创新监管措施,提高非监禁刑适用比例;纵深发展,完善延伸性司法保护制度,加强理论研究,打造具有少年司法特色实践基地和理论基地。
  • 摘要:闲散青少年在社会化工程中,存在以下特点:大多生活处于无序状态,个人及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好,父母不在身边,缺乏监管。辍学主要源于自身原因,家庭、学校未尽到应尽义务;既有参与社会活动的冲动,也希望改变目前的闲散状态;未就业存在一定的主客观原因,与就业期望值较高相关;同伴群体相互影响,与失足青少年的关联度较高。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家庭结构残缺,即自然解组和人为解组会对青少年的正常社会化造成不利影响,是闲散青少年的重要诱因。学校教育正向功能的缺失,使部分青少年形成不良个性倾向。社会转型会带来社会组织、家庭、学校、就业单位、法律控制、道德约束的弱化,价值观念的擅变、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利益差别的扩大等等,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公共服务的不健全影响着青少年社会化的正常进程。矫治闲散青少年的社会化失范,路径在于解决闲散青少年失管问题、杜绝失学现象、全方位地促进就业等,使其社会化过程得以顺利进行。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形成整体联动的社会管理机制;深化教育改革与加强教育服务工作,尽量杜绝失学青少年的产生;加大对失业青少年的服务力度,逐步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
  • 摘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青年参与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吸引了青年返乡回流,促使农村青年的实质性存在;而青年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突击队和生力军,尤其是大学生村干部和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发挥了突出作用。从总体上看,青年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扮演了突击队和生力军的角色。具体来说,青年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思想带动型、就业促进型、项目带头型和社会管理型四种介入方式。共青团组织在参与和服务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有很多有效的切入点,在农村青年联系聚集、青年思想引领、青年科技、青年志愿服务、青年就业创业、青年权益维护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共青团组织已成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村社区已成为共青团工作新的生长点。
  • 摘要:本文尝试的是打工者的叙事分析。叙事分析是了解打工者并向别人讲述其所了解的打工生活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打工者叙事既是人文的也是建构的,它尊重打工者的声音,让打工者寻回自己作为一位反思性实践者的权利和能力。而对于调查者研究者而言,做打工者实际生活的叙事研究,无疑是进入了一个极富人文关怀和情感魅力的领域。通过叙述者展现他们生活和亲身经历的口头叙述和故事,研究者得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能够捕捉他们外显行为中透露出的实践智慧。笔者对大武的跟踪调查已近一年,从最初在工友NGO机构“家园”认识到现在,前后正式访谈两次,时间约四小时,还有平时在家园的闲谈和QQ聊天,笔者还对大武居住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就是根据访谈和观察记录,对大武的打工叙事进行整体一内容的分析。大武的打工叙事主要突出了四个主题:在城市边缘漂泊,打工中的成长,打工中的抗争和对没有预期的未来的深深迷茫。
  • 摘要:本文以以广东省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为例,调查涉及了中心滞留的全部45名健康儿童,通过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进行资料分析,样本基本情况如下:民族构成中,汉族比例达到77.8%;农村流出儿童占全部流出儿童的比例高达73.3%;第一次进入救助中心的儿童占到了绝大多数;中心的男生达到64.4% ,女生为35.6%,男女流浪儿童比例基本为7:3。可见,男童外出流浪的比率要大大高于女童,后面对男女外出流浪的原因分析或许能够解释这一性别差异。通过对外出流浪原因、在外流浪及滞留时间、中心儿童年龄分布及受教育情况、家庭关系等情况的分析,发现我国儿童监护权归属有待明确、接受救助时间与内容有待完善、以家庭融合为目的的救助理念有待转变、救助机构的救助职能有待多元化、长期滞留问题有待解决、儿童自身维权能力有待加强。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主张坚持“公办机构主导,民间机构协同,实施分类教育,扩大社会参与,提升社工服务”的基本原则,全方位健全家庭功能,扩大救助范围,为流浪儿童打造适度普惠型的救助体系。明确政府责任,提升儿童救助的福利水平、鼓励民间救助机构发展、整合社会资源,增强社会力量的参与力度、强化社会工作介入力度,提升服务水平。
  • 摘要:本文主要对欺负和伤害的普遍程度进行预计,这些类型在未成年人中随年龄而变化,在不同国家使用标准的衡量方法。此外,还调查相关的发展背景,在6个国家的次样本中描述了直接身体欺负、直接言语欺负和间接欺负类型。最后,检查了各国欺负问题的年龄和性别差异。假设可能因为文化因素差异较大而欺负普遍程度有所不同,但与年龄相关的欺负类型在不同国家中具有相似性。调查分析表明,大多数国家中绝大部分的儿童都没有受过欺负。随着儿童由11岁到15岁,受到三种类型伤害的普遍性在男女生当中都会降低。在所有国家所有欺负类型中都有这样的结果。伤害类型的模式在不同性别中有高度一致性,但在不同年龄群中不存在。中国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全球学龄儿童儿童健康行为研究,尚未有纵向数据库可以比较分析其趋势。不同国家未成年人所报告的欺负和伤害行为参与比率有天壤之别,在男生中国家之间存在五倍的差异,女生中国家之间存在七倍的差异。一些观察到的趋势显示出按照性别和年龄来看参与欺负行为的常见模式,但是比假设的程度要低。三种机制可能影响欺负类型中的年龄差异:心理、认知和体能的发展;社交技能和经验的变化;社会活动的变化及小学、中学和高中教育阶段和背景下对学习成绩的要求。与女生相比,男生既欺负别人又被欺负的可能性较大。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欺负行为的普遍程度不断下降,原因可能在于不断进行努力使之下降,可能在于对待欺负态度的变化和容忍程度的提高。然而,HBSC研究结果指出在一些国家中,欺负行为的普遍程度依旧很高,一直需要进行预防和干预的项目。
  • 摘要: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基础和条件集中体现在该群体是北京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力、在京规模庞大、在京时间长。本文指数体系的构建采用比较具有代表性杨菊花的观点为基础,将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预估指标体系构建为五个方面,包括融入基础、经济整合、社会服务、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等。本预估指标框架具有描述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即在效能上来量化描述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与特点,这是其描述性;在内容上是综合性的,包括经济、社会、行为和身份认同等;在操作上是动态性的,其三级变量可以根据基础的变化而进行适时调整,三级变量数据的获取也是多途径的。分析预估指标框架分值和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可以发现北京新生代社会融入状况有其显著的整体性特征,主要有"有广度、有互动"的包容性融入特征、"软的快于硬的"的差序性融入特征、虚拟融入快于现实融入的融入特征。结合本次调研数据分析和相关研究,发现其社会融入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障碍与阻力,主要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存在是影响该群体社会融入的环境因素、模糊的自我认知状况是该群体社会融入的微观障碍、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的双重冲突影响该群体社会融入的速度、较少的社会参与影响该群体社会融入的深度。根据该群体差序包容的社会融入的特征和社会融入的宏观、微观障碍,本文提出对策建议,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完善政策制度,促进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发展、加强服务保障,维护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 摘要:近年来,青年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和家庭极为关注的话题,也是青年最为关心的直接关乎其切身利益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探究广州青年创业现状及对策。本次调查研究对象是18-35周岁的广州青年。主要内容是研究广州市青年的创业意愿、创业途径以及创业机制等。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广州青年对青年创业的看法是比较理性、中立的,他们觉得创业与就业应该是平等的,并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创业环境与青年创业意愿、家庭环境、自身因素、家庭经济状况、创新意识等都是影响广州青年创业意愿的因素。广州青年创业的途径要理智选择行业、明确资金来源,找准创业方式。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广州市青年创业意愿较低,创业风险大、失败率较高,创业多选择低门槛进入,对所在行业了解不足;多选择个人和合伙创业,资金多来源于个人和亲朋好友。就当前时代情况来看,社会因素对于青年的创业意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代际因素起到显著影响的有两个因素:父母的态度,是否参与过父母或其他家族成员的创业/生意;而起最大影响的还是青年个人因素,青年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生育状况、经济情况,创新意识等都会影响到青年的创业意愿。
  • 摘要:本文以海巢HOT·社区青年汇为例,介绍了基本情况、服务青年群体、联系青年社会组织、以专职社工为核心的工作力量、开展的活动。阐述了北京共青团对社区青年汇的思考。大城市特征体现在聚集、青春、流动;北京居住方式由四合院向高楼大厦转变,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青年社会网络的缺失断绝了社会支援与行为约束力,容易产生问题;通过开展各种服务和活动,把青年凝聚在一起,形成城市青年的新型“熟人组织”,为城市青年提供“社会支援和社会约束”,畅通青年的社会参与渠道,引导他们成为积极奋斗的城市青年一代。总结了社区青年汇的基本模式:依托公共空间布局配备专职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统分结合开展活动;政府和社会共同支持。未来的目标,是能把社区青年汇建设成为青年身边的地域性活动平台和团组织主导的区域性基层青年组织。
  • 摘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八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完成了各项既定议程,取得了预期效果,即将圆满闭幕。论坛体现出四个显著特点:主题重大,现实性和理论性都很强;层次高,研讨深入;成果多,收获大;组织周密,会风好。综合论坛各方面的内容,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共识,认识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党与青年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青少年文化创新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与青少年新生活方式养成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系;共青团基本职能的履行与工作创新的关系这七对关系相辅相成。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研究水平要求继续办好论坛、进一步抓好团中央课题规划和评审工作、进一步加强联系合作,促进青少年研究队伍的壮大。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团中央课题评审办、学术期刊等综合平台,进一步在青少年研究工作上形成合力,进一步促进青少年研究人才队伍的建设,为全面提高全国青少年研究的水平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愿与大家携起手来,加强合作,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研究青少年、服务青少年,共同推动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 摘要:网络青年意见领袖是指以互联网为主要活动场域,在重大公共舆论事件以及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消费、娱乐等领域为他人提供信息、影响公众态度的青年网民。网络青年意见领袖异军突起的时代诱因有手机、电脑、掌上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设备的出现。社会的民主意识的渐进式觉醒、公众尤其是青年自由表达的社会生态日渐宽松,也使得政府和共青团组织对于以互联网为依托推进青年公众有序的政治和社会参与达成了共识和默契。每一个个体公众尤其是青年公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大爆炸时代显得身单力薄,他们渴望能够代表他们利益、价值与诉求的强势话语权威能够站出来发出声音,意见领袖群体的崛起也正是因应了青年的这一诉求和愿望。网络青年意见领袖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类型,例如根据其影响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公共青年意见领袖、特定地域青年意见领袖和特定领域青年意见领袖等;根据网络意见领袖与政府的关系,体制内青年意见领袖和体制外青年意见领袖;根据网络意见领袖地位的成因不同可以分为关系型青年意见领袖、专业型青年意见领袖、魅力型青年意见领袖和责任型青年意见领袖等。网络青年意见领袖一般应具有来源分布广泛、喜爱分享观点、人格魅力四射、幕后走向前台的特征。具有提供信源功能、分析释疑、示范引导、组织动员的基本功能。在我国新媒体社会化的大背景下,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尤其是对于青年民意的代表性正逐渐扩大,青年意见领袖作为居于话语权力中心和信息传播要塞的"新意见阶层",其在重大舆论事件中的风向标作用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共青团组织的高度重视,青年意见领袖在社会管理中的特殊重要的意义也日益得以彰显。要积极探索,有效识别和联络民间青年意见领袖,主动变革,积极培养体制内网络意见达人。
  • 摘要:本文为了解关于青少年使用网络社交媒体的情况,于2012年9月1S日至10月10日,对400名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账户情况、原因、交友情况、进行活动的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微博、QQ、飞信成为青少年最为青睐的社交媒体,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较为频繁,使用社交网络主要集中在空闲时间,绝大多数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长达一年以上。社交网络之所以在青少年中十分流行主要是其对青少年有巨大的吸引力。其巨大的吸引力为社交网络的社交功能、娱乐功能、学习功能三个方面。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更加稳定和广泛的社交圈子,是青少年学习知识、了解社会动态的新渠道,丰富了青少年的休闲生活,有促于青少年格趋于完善并不断丰富其价值观。但也存在负面影响,社交网络会成为青少年思维和行动的障碍,过度沉迷,影响了学习和工作,威胁青少年个人信息安全及身心健康,导致人与人之间感情淡漠,使青少年性格变的孤僻,影响了口头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社交网络对他们产生的不利影响更要提早重视,并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例如积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社交网络观,加强社交网络平台管理,完善社交网络功能,规范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互联网产品,打造丰富健康课余生活方式。
  • 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生代浙商对旧浙商的发展和传承、反哺擅变现象,秉承了开拓创新、善于经营、富于机变、敢为天下先的浙商精神,才能充分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成就了浙江经济多年的辉煌,而现在,由于这种传承反哺擅变,使得辉煌还在持续演绎。浙商创业知识的生成和储存包括先天和后天两方面:一是先天性知识的生成和传承;二是后天性知识的搜索与流动。前者属于默会知识,天生就会。后者则具有低成本特点,易于生成、流动和传播。浙商的社会资本存量积聚丰厚,而且社会资本筹集成本较低,得益于地方性知识和产业集群这两大供给源。老一代浙商谈及第二代浙商时都有同样的观点:创新能力强,接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多方面要超过父辈。他们一致认为,新生代浙商还应从父辈们身上学习如何做人和做事,同时还要学习父辈的吃苦精神。当今社会各界在浙商传承问题上,过多地聚焦于现有企业家子女的接班问题,而对目前未从事创业活动民众的子女及创业尚未成功的草根自主创业者将可能成为新生代浙商的问题却都"无意识地忽略"了,他们也将成为新生代浙商群体传承中的主要力量。这就要求新生代浙商要具有创新精神,要敢为人先、创新进取,有着"敢为天下先"的撼人气势和超凡胆魄。当然敢为人先并不是盲目的冒险激进。
  •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大部分未婚,务农时间短暂甚至没有务农经历,文化程度较高,就业选择主动,较少运用初级关系网络,平均工资较高,工作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强,吃苦耐劳精神有所欠缺,心理抗压力稍差,重视开拓眼界、自由平等、融入城市和个人发展机会。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的变化趋势,年龄结构向20-25岁集中,已婚比例下降,文化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由"吃青春饭"向"吃技术饭"转变。收入增加趋势明显,居住方式由员工集体宿舍为主向出租屋为主转变,买房消费增加。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职业稳定性增强,向上流动的通道正在逐渐打开。五大社会保险参保率逐年提高,但实现全覆盖任务仍然艰巨;维权行动出现组织化、群体化趋势,草根青年领袖顺应而生。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力持续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高度关注政治,理性不足易冲动有余,成为社会稳定的最敏感群体。人际关系、业余生活和婚恋状况,满意度提高;收入状况和居住状况的满意度下降。"新生代"正在逐渐由具备正规的专业教育背景人才组成将是必然的趋势,这正是近年来"新生代"与10年前"新生代"的最大不同点。具备正规的专业教育背景新生代农民工最可能获益于国家政策安排,实现向上流动,进入社会的中间层,成为现代产业工人,即具备正规专业教育背景,掌握现代科技的技术工人。而如果站在将来的角度回头看,"新生代农民工"只不过是"第一代农民工"和"现代产业工人"之间的过渡。
  • 摘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青少年工作的首要任务。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要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内心的认同感,引导青少年把保持个人理想追求、成长发展与树立使更多人过上更好生活的社会理想结合起来,要让青少年认识到既要有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职业生涯设计和技能,又要认真学习和了解民族的历史、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深刻领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引导青少年增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责任感,更好地发挥生力军作用。要引导青少年充分认识基本国情、形成合理预期、保持奋斗精神。既要看到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又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还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矛盾、风险和挑战,从而形成合理预期、保持奋斗精神,真正做到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构建青少年精神世界的积极意义,引导青少年明确光荣使命和成长路径,为将来做好"思想准备",努力践行党的殷切期望和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引导青少年把尊重物质创造与保持精神追求结合起来。既要看到物质财富创造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又要看到无论物质如何丰富,物质终究不能完全替代精神的力量。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共青团要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与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对共青团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要求结合起来,落实到为党做好新形势下青年群众工作的实际行动之中。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履行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能。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研究水平要把握正确方向,关注重点领域,提升学术质量,形成多方合力。
  • 摘要:政党青年组织是政党赢得青年的重要载体,在政党的发展战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党青年组织存在的本质源于政党和青年的关系,同时该关系还需要在政治文化的系统环境中去把握。一方面,政党青年组织之所以存在,需在政党和青年的关系中去把握。另一方面,要在政治文化大的系统中把握政政党青年组织所能发挥的作用。政党青年组织要致力于覆盖面更广的组织结构设计。在此方面,组织系统格局是宏观设计,基层组织是战略资源。要通过青年组织骨干的工作尽量扩大政党的支持力量,减少政党的反对力量,并通过他们影响更多的青年。政党青年组织主要引导青年形成适合政党的投票和选举行为,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和行为,结社行为和表达习惯等都构成其中重要的内容。青年的需要、青年利益和青年权益是青年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源泉,政党青年组织要赢得青年,一定要俯下身来,切实服务,远离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越到高层级,越要关注政治纲领的定位和政治执行力的打造,而越到基层,政党青年组织服务与关怀功能需要强化。只有适应青年人的话语体系和语言路径,采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组织的主张,才能最终凝聚组织成员的情感。从政党和政党青年组织的关系看,当前共青团组织未来走向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位置"和"有作为"双重因素。
  • 摘要:在党团关系、政团关系、共青团与青年这三对重要的关系中,团青关系是共青团社会关系网络中最关键的结点,团青关系直接影响共青团履行根本职责的能力,运用信仰的力量、利益的杠杆、青春的活力保持共青团对青少年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是实现根本职责的前提条件。团青关系直接制约共青团服务党政工作大局的能力,善于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用符合青年特点的活动载体把青年组织起来,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是提升共青团服务党政大局能力的关键。回顾共青团90年奋斗历程,团的临时章程把指导思想、改造社会的目标、拥护青年权利写进建团宗旨;团的一大到五大,团纲、团章强调团组织的阶级属性,规定了为青年利益奋斗、引领青年以及对青年进行组织训练和的任务;团的六大到八大,团章规定了沿用至今的"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的属性,在强调对青年的教育引导的同时,对按照青年特点开展工作、改善和提高青年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团的九大到十大,团章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要求,但淡化了青年利益诉求;团的十一大到十六大,团章和体制改革设想时共青团组织、引导、服务青年,维护青年权益的表述逐步清晰。不同时期共青团与青年关系的模式也不同,革命战争时期:以宣传、动员为主的关系模式;青年团重建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组织、领导为主的关系模式;拨乱反正时期:以教育、引导为主的关系模式;改革开放时期:组织、引导、服务、维权并重的关系模式。共青团与青年关系的本质是引领与服务,职能定位分为"三项职能"与"四项职能"。
  • 摘要:联合国通过这三次正式的专题性的对青少年事务与政策的推动,促使了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对青少年政策的高度重视,促进了青少年事务的发展。青少年事务简单地讲就是与青少年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各种服务性事项的总称。具体地讲就是政府及各类服务组织根据有关政策与制度,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而开展的有关教育、管理、保护、开发等综合性的服务事项。共青团组织缺乏相应的统管青少年事务的政策权限与行政授权。并没有形成共青团组织所具有的法定的、有效的协调机制,因此共青团组织的制定政策的能力、资源整合与利用的能力会受到相应的限制,而其管理职能的发挥必然受到相应的制约。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事务可为共青团组织管理青少年事务提供全新的管理理念,具有共青团组织管理青少年事务的专业社工人力资源,可以提高青少年事务管理的服务职能。青少年事务的社会工作体系的构建要以青少年为本的原则,确定主次分明的青少年事务内容体系,整合优势资源,形成青少年事务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培育社会服务组织,推动青少年服务项目的开展,青少年事务工作者培训与青少年事务督导的常规化保证。
  •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全国12个省的青年进行抽样,对当代青年的共青团、社区、非政府认同以及参与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了服务青年的能力。本文的对比分析包括内部对比和外部对比,外部对比是从三种组织之间的青年认同与参与情况进行对比,内部对比是通过对青年的人口学变量如收入、地域等来分析各个组织内部的青年认同与参与情况。通过调查,在认同方面,认为共青团吸引力与凝聚力减弱的有63.4%,认为非政府组织吸引力与凝聚力增强的有72.1%,而有49.1%的人则认为社区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没有什么变化;在参与方面,共青团活动的参与率比较高,而社会参与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参与率非常低,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比较与分析了不同学历、收入、地域、政治面貌的青年的这三种组织的认同与参与情况。在共青团组织活动的参与问题上,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在城市居住的青年,参与度越高,即共青团的服务对象偏重于高学历、高收入、城市居住的青年。比如,全国共建立的2000多个青年中心均分布在城市,这虽然有力地提高了城市社区青年的组织化程度,但是却忽视了农村青年的需求。未来,共青团要在新农村建设、服务低收入、低学历群体上开辟新的思路,进一步活跃基层的青年工作,促进青年工作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
  • 摘要:当代青年因为市场经济对单位制的解构而呈现原子化状态,同时又因内在需求而表现出再组织化倾向。原子化状态使青年特点呈现多样化,再组织化倾向则表明在现代社会谁也离不开组织-体制内或体制外组织。两者之间体现着某种社会张力。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整合、组织具有明显的特点,青年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整合、组织之下;青年群体在共青团、青联、学联等体制内社团的组织覆盖之下;青年群体自愿结成各式各样的自组织。领导中国、整合社会、组织青年,一方面需要刚性的规划、政策和法律等,另一方面需要柔性的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为完成自身的历史任务、为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要确立价值认同,构建组织网络,综合利益表达,创建和谐秩序。
  • 摘要:节俭需要人们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青少年的努力。这与青少年既是现实生活中资源消耗的主要人群,是节约资源的主体力量,又是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有关。加强对青少年的节俭教育,不是要青少年重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而是着眼于"资源是有限的"这一事实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日常生活人手,从身边事入手,强化其节俭意识,养成其节俭习惯,促进其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节俭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必须突破目下面临着的种种困境,大力推进,才能有效、有力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推进"节俭教育",固然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合力同心,但更需要政府、官员放眼长远,力戒急功近利,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要改革和完善政绩考核等干部管理制度,为"节俭教育"走出困境莫定良好的制度保障基础;狠抓政策制度的落实,政府、官员率先勤俭节约,促进"节俭教育"走出困境;加强对青少年人生发展的教育,促进"节俭教育"走出困境。
  • 摘要:青少年社会动员是面向青少年进行的、具有导向性的社会动员。增强和丰富青少年社会动员主体,扩展和完善青少年社会动员的内容,探索和创新青少年社会动员的方式,有利于促进青少年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建设事业的进步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共青团进行社会动员,以青少年需求为出发点,其力量作用于青少年,并最终由青少年获益。其动员力的发挥由四方面构成:动员主体为青少年社会组织(共青团),客体为广大青少年群体,动员目标和结果以青少年诉求为中心,动员青少年是手段,服务青少年才是目的,青少年群体是共青团进行社会动员的原点。共青团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有极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能够整合资源,发出动员青少年的初始力量,青少年社会组织作为共青团推进青少年工作的重要助手,通过信息互动,汇聚动员客体,深化动员内容,发散共青团的动员力和影响力,推动青少年工作的开展。共青团以服务青少年、发展青少年为基本目标,其动员客体必然以青少年为中心,青少年作为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易于动员。动员的客体,可以是青少年个体,也可以是青少年社会组织。在以青少年需求为主导的社会动员中,扩大和稳定青少年社会动员客体,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重要保证。北京共青团在开展青少年工作过程中,注重与青少年群体的交流与沟通,根据青少年特点,探索青少年需求,在进行项目开发、活动设计、进行社会动员时将青少年需求与公共需求结合,将青少年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深化动员内容,不仅动员青少年群体,还动员青少年精神,完成服务青少年、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宗旨,达到使青少年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社会目标。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单位的制约力减弱,共青团创新和突破传统单一的组织动员方式:一方面积极争取党政领导的支持和与政府部门的合作,联合党政部门共同推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共青团权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体现在新的组织资源开发上,如成立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志愿者指导中心,并且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加强与青少年自组织的沟通联系等。这些方式使共青团的组织员动员有了更多的组织资源。
  • 摘要:台湾青少年的两岸愿景及对大陆的态度,多数台湾青少年乐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始客观、理性地看待大陆,体现在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支持两岸交流交往;渴望了解大陆,认识大陆;赴大陆求学的意愿升高;赴大陆工作的意愿增强等。部分台湾青少年仍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态度警惕、戒备,体现在担心陆生入台会挤占台湾教育资源;担心ECFA(两岸经贸合作协议)的签订冲击台湾年轻人就业;对大陆仍抱有一定的敌意等。推动台湾青少年理性、客观认识大陆的积极因素有大陆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促使台湾青少年改变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大陆充分考虑台湾年轻人的需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台湾年轻人在大陆就学就业的倾斜政策,推动了两岸青少年交流,促使台湾青少年对大陆整体观感逐渐改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弱化了台湾青少年对大陆的对抗情绪。马英九当局推行合作开放的大陆政策,支持两会制度化协商、放宽两岸交流限制,承认大陆学历、开放陆生赴台就读学位,对消除台湾青年对大陆的刻板印象,缓和对立情绪,促进岛内青少年民意的正面转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阻碍台湾青少年认识大陆的消极因素有"台独"势力推动"去中国化"教育,扰乱了台湾青少年的国家认同与自我认同。台湾部分媒体对大陆片面宣传报道,不利于消除台湾青少年对大陆的成见与偏见。台当局大陆政策具有两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台湾青少年大陆印象的转变。美国势力介入两岸关系,对台湾青少年的大陆观产生负面影响。台湾青少年的两岸愿景与大陆态度对两岸关系发展也影响蓝绿两党的两岸政策走向。台湾青少年渴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希望认识大陆、了解大陆、参与大陆发展建设,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了蓬勃活力,成为避免两岸冲突对抗的重要因素.对巩固和发展两岸互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岛内青年对大陆仍有一些错误认识,对大陆的警惕乃至敌对心理,对于"台湾主体性"的坚持,对台湾前途的不切实际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
  • 摘要: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影响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核心价值观教育使社会成员自觉遵从并愿意用这个价值观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软性方式体现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和领导,是主流意识形态掌握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根本性手段。价值观决定个体的自我认识,影响并决定着个体的理想信念和目标追求。大学生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自我发展意识不断增强,"用自己的眼睛"寻求发展机遇、满足自身需要、实现人生价值,他们的价值理念不仅承载了基础教育的厚重思想积淀,也在汲取新思维的过程中能动转化和升华。由于教育方式简单、实施途径狭窄,教育机制呆板、缺失公允评判,教育对象主体性被不断弱化,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深入、扎根受到较为严重阻碍,最终导致大学生信仰迷失和价值选择的颠倒、无序。而西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特点重视以民族情感莫定教育基础;重视以系统课程渗透影响价值取向;重视以现实生活体验促进价值认同;重视以服务个体需求深化价值引导。通过对西方的分析,我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与时俱进,科学厘清价值观教育内容,丰富载体,全面优化价值观教育环境,尊重主体,着力转变价值观教育方式,协同创新,有效拓展价值观教育空间。
  • 摘要:网络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青少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给他们提供了开放的成长环境,共享丰富的信息资源,突破全新的娱乐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青少年网瘾问题已不容忽视。在本研究中青少年的概念界定为13岁至25岁之间的适龄人群。调查的对象是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和职业中专二年级的在校学生。所采用的调查问卷是课题组编制的青少年上网状况调查问都,问卷包括基本情况、上网情况、网络成瘾状况以及当事人的对网瘾问题的看法四个部分。由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在青少年网民中,有网瘾的青少年比例达到12.4%,有网瘾倾向的青少年比例达到16.6%。青少年在对自身网络成瘾的看法方面,觉得自己有网瘾的为93人,占总体样本的比例仅为6.4%,而占总体样本比例83.8%的青少年则认为自己没有网瘾。男生成瘾者的比率高于女生。高中阶段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比率高于初中阶段和职业中专阶段,女性青少年网络成瘾与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差异。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所拥有的社会好朋友的数量没有显著差异,与父母职业和自我评价程度有显著差异。总体中青少年网络成瘾在个体独立性方面有显著差异,反抗型性格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较大。通过分析可以得知,对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判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标签化倾向,而青少年自身对网络成瘾问题虽有一定的认识,但对其危害性尚未完全认识到。青少年期的叛逆性,反抗型性格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较大。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很重要,家长对其上网的管理方式上,应以引导和指导为主,严格禁止只会进一步的激发青少年的叛逆性,而对于自我控制力较弱的青少年来说,对其上网行为又不能放任不管。
  • 摘要:对青年时尚街区的研究,是一个交叉性的课题,整合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视角。本文采用文献的方法,使用文化地理、创意城市、空间生产等理论,并对首尔、台北、北京三地的青年时尚街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总结出了青年时尚街区的特点:既是时尚的空间,也是平民化的空间;既是购物的空间,也是娱乐的空间;青年时尚街区是青年亚文化的空间、是创意的空间。从2003年明确西单为青年时尚街区,到2007年定位于“国际青年城”的大悦城开业,再到2013年巴黎老佛爷百货即将开业,几个标志性事件表明,西单作为青年时尚街区的地位越来越明确,影响越来越大,并且辐射到全国、全世界,这里已经成为与东京涩谷、首尔明洞、台北西门叮一样知名的“年轻人之街”。复杂的资本格局和商业氛围,不可避免地面对种种经济和文化上的困境,需要政府扶持,扶持时装设计和生产企业,尤其是设计师和手工艺人。市场调节,适时调整市场策略,应对不断变化的青年消费者需求。创业教育,明确要求要落实和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创业教育、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增加文化设施,西单也可以引入白盒子艺术馆这样的衍生(复制)艺术品流通空间,降低艺术品消费的门槛。
  • 摘要:对于中国摇滚乐先锋性表征的解读就是:"启蒙"和"震惊"效应。"启蒙"在摇滚文化中蕴含着原创性(人、说、吟诵、语言的纯粹性等),揭示社会文化本质内涵等特征。"震惊"效应在于歌词的原创性、歌词的陌生化效果,素材和语词的原初性。摇滚乐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能使某些听众产生不适,而这些听众地期待为主流地流行乐及其价值观所框定。中国摇滚文化有意义的风格由原生态的摇滚文化"在街头"产生,随之被寄生的媒介商业收编。摇滚文化遵从的是全球后现代性的逻辑,摇滚文化资本就是建立在这种全球性时尚风格表达的浮夸上,摇滚文化风格往往在刚刚出现后马上被俘获并市场化,失去原创者所赋予它的效益。时至今日,先锋性对于原创性的追索,对于精神家园的找寻,对于文化启蒙的回归,或许能够激起青少年更多的持守和坚持。
  • 摘要:马克思主义青年化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主体骨干力量的重要保证。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内涵包含两个维度:理论创新维度和实践创新维度。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青年化,就是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心理认同和认知内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被青年认识、接受、认同、运用,是青年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纳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并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外化为外部行为指导实践的心理过程。在推进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过程中,通过对个体心理的研究,可以了解和把握个体行为的原因,进一步预测和控制个体的行为,激发个体的积极性,使个体心理和行为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群体心理是相对于个体心理的,反映的是群体成员共同具有的典型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群体成员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定联系,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的促进作用。但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对马克思主义青年化也具有抑制作用。基于青年心理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化要培养认同心理,消除认知偏差,转变青年意识,引导青年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刻板印象,满足心理需求,克服心理漠视,激发青年学习动机,引导青年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达成自我实现,倡导执著心理,疏导逆反心理,发挥青年正面情绪,引导青年积极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发挥社会助长效应,消除社会抑制效应,转变青年的社会认知,引导青年在社会中学习内化马克思主义,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理性面对负面示范,塑造青年积极心理,在替代学习中悦纳马克思主义,强化真实从众,弱化权益从众,利用群体压力与群体效力,达到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大众化。
  • 摘要:本文以市北区即墨路小商品城为研究对象,分析青岛市进城务工青年创办小企业的现状及对策研究。通过调查分析,创业者的性别比例失衡,年龄出现了年轻化的倾向,已婚有子女和未婚的创业青年不相上下。创业者具有地缘和业缘的聚集效应,因为他们的文化同根同源,彼此容易沟通交流和理解。近半数创业者的创业资金来自自己和家庭的积累,政府的创业支持资金和银行贷款都不眷顾进城务工青年。创业者的首要动机是实现自我价值,父母和孩子同样能够打动创业者的心。调查发现多数人创业者的经营状况良好,生活无忧。通过分析创业精神是进城务工青年创业的原始动力,家庭的创业氛围是进城务工青年创业走上成功创业道路的重要条件,创业已经成为进城务工青年的普遍接受的就业的途径之一。理性选择创业项目是他们成功创业的关键。但进城务工青年创业过程中还存在问题。例如创业政策的知晓率低,获取优惠政策的成本高、缺失创业教育、风险意识差等。
  • 摘要:本研究的目的是采取文献检索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制度分析为视角对转型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失范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揭示其形成机制,为新生代农民工失范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干预提供借鉴与参考。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失范的制度性原因主要表现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会限制人员自由流动,不利于经济发展,严重损害新生代农民工在土地、社会保障、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各项权利和权益。异化的土地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牵制作用十分明显,抑制了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二元特征和不完善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上没有安全保障,心理上缺乏安全感。缺位的权益保障制度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合。非正式制度原因主要表现在社会歧视、文化冲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缺失。结果表明制度分析可以较好地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失范。在制度分析视角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双重失范和相互影响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城市适应困难,最终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行为失范。这将为通过制度革新来预防和纠正新生代农民工的失范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 摘要:本文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是在成都工作、学习或生活的青少年,年龄在15-34岁,调查时间安排在2011年9月中旬至12月中旬,共回收网上问卷2965份,本文所使用的相对数以2965个样本为依据,含个别项目信息缺失样本,调查结果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处理,通过对样本的调查分析成都青年对于改变社会地位的行为预期整体上反映出积极的倾向。人际关系网络开始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用。对于社会建设还处于观察状态,来自于各地和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们在城市环境中缺乏对所在地依恋情感的基础。过去那种来自于首属群体所赋予的道德训诫和抑制作用也会因城市生活的高度流动而大为减弱。对于“十二五”规划的关注度高,自我认同感强。社会应给于青年以发展的机会、充分的信任和未来的希望。
  • 摘要:随迁子女,通俗而言,就是跟随父母打工到处搬迁的孩子。广州异地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是指在广州打工的外来人口的(子女),这个群体与本地青少年群体的最大区别则是没有广州户籍。从当前教育状况来看待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状况,可以有以下发现:一方面,尽管随迁子女当前在广州就学率基本能实现100%,但受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制约,超过一半的随迁子女只能选择就读各方面不如公办学校的民办学校。另一方面,随迁子女在广州的升学困难重重,为数不少的随迁子女对自己未来发展感到茫然。因此,要促进异地务工青年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教育制度性的改革仍须努力。多数随迁子女的社会交往圈较小,主要是同班同学。不少随迁子女居住地缺乏场地与设施,而且人身安全也无法保障,所以随迁子女很少在社区里开展活动,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呆在家里。部分异地务工人员反映社区活动与社区服务的信息不对称、不畅通,经常接收不到社区活动的通知,从而无法参与活动。他们接触外界、走向社会的机会有限,社会参与的缺失,必然会影响随迁子女的城市归属感。从心理融入的角度看广州异地务工青年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可以发现:随迁子女对广州的总体印象良好,情感上对广州认同较高。但是对于身份的认同,还有半数的随迁子女认为自己是外地人,还没有全身心融入广州,接受新广州人的身份。
  • 摘要:本文主要是对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和城市产业工人进行调查分析,对两个群体的就业和社会态度进行比较分析。调查在2012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展开,包括杭州、宁波、义乌等城市的各类企业,对在企业务工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在样本的选取上,采用多阶段抽样,样本覆盖从管理层到一线员工等多层次的农民工。结果表明从农民工对工作的满意度状况来看,对工作中人际关系满意度要高于其他方面,农民工大病安全、住房安全、工作安全感低,他们希望能获得更加"安全""不令人焦虑的生活"。对社会不公平感到认知上,农民工认为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农民工对自己的业余生活、居住条件、子女教育满意度最低,希望能丰富业余生活、保障住房、改善子女教育条件。浙江农民工利益表达模式为农民工劳资纠纷下降,发展型诉求不能满足引起劳资纠纷,在正常劳资关系下,有困难"找政府",网络表达成为新模式、劳资纠纷下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模式呈现多样化。为了农民工利益诉求与利益表达,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公平、让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重点关注农民工中的生活困难者和社会不满者,加强对这些人群的疏导和服务。"四位一体"推进劳资和谐。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正确引导舆论。注重机制创新,做到科学预警、有效处理、积极恢复。依法建立和谐劳资关系。
  • 摘要:为了研究不同输出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地域特征与差异性服务,本文调查抽样按主观判断抽样和分层抽样结合方式进行,即在摸清拟调查的各省市川籍务工青年人数基础上,确定出各相关省市问卷发放的百分比,按照10000份样本总规模,分配出相关省市问卷发放比例。调查结果表明与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情况相比,存在着"一多三高"的人口学特征,党团员比例高、女性比例高、受教育程度高、已婚比例高。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但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工作岗位担任班组长和中层以上职务的比例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数,人力资本的优势特征明显,川籍新生代农民工中的"90后"就业流动意愿最强。外出务工动机开始由求生存到求发展转变,对个人发展的关注度明显提高。利益诉求日趋理性,但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手机和网络是对外联系的主要工具,但网上信息的识别能力不高,精神文化生活内容单一,社会公益活动参与度不高,多数川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留守在家乡,关爱留守儿童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针对研究结果要做到缩小收入差距,减少不平等的痛苦;加强驻外团工委建设,提高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川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权益维护机制,使川籍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诉求有畅通的渠道和表达的平台;推动建立川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行为无序"应对预警系统,及时为地方党政提供动态信息;重视精神文化建设,丰富川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和建立多样化的留守儿童关爱机制,为川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提供服务和帮助。
  • 摘要:本文介绍了来沪青年的职业发展现状职业类型多样,国企为主;劳动合同签订率高,劳务市场规范化。工作岗位仍以一线操作型为主;晋升途径存在,但晋升空间小。收入水平居中低档,工作时间有保障。社会保障趋于完善,有待提高;职业满意度差强人意。来沪青年的职业发展看中软件工作机会、自身发展空间和行业空间。求职方式即务工渠道彰显的是来沪青年的社会网络关系,择业标准体现了来沪青年的价值追求、职业发展的能力和责任意识。 来沪青年的职业发展主要是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外部制度三个方面的主要力量相互交织之下实现,也就是说,是在城乡统筹和现代化过程中通过政策制度条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存量以及来沪青年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综合作用下实现的,其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会相互发生影响,此涨彼涨,但都不能脱离开外部制度这个大环境。
  • 摘要:为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通婚圈,本文将夫妻或恋人之间的教育程度差别、家庭经济条件差别作为测量等级通婚圈的指标,将夫妻或恋人之间原生家庭的空间距离大小和行政区域差别作为测量地域通婚圈的指标。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在调查时点,大专学历及以下、1978农村户口持有者跨县(区)域流动到城市务工的人员。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笔者主持的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的问卷调查。调查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在成都、上海、义乌三个城市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地域通婚圈呈现扩大的趋势,教育程度的提高、择偶方式的现代化是促进其地域通婚圈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新生代农民工阶层通婚圈则出现了内圈化趋势,无论是经济阶层通婚圈还是教育阶层通婚圈都是如此。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文化程度的提高是促进其阶层通婚圈内卷化的原因。
  • 摘要:由于当前青少年群体的变化、青少年遇到的问题,以及当前青少年社会教育的严重缺失,急切希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青少年社会教育中去。以四川省社会组织机构为例,总数由2007年底的26537个增加到2011年底的30274个,净增3737个,增幅14%。四川省社会组织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三,仅次于山东、江苏,居西部第一。民办非企业单位较2002年底复查结束时增长40%,扩大了教育培训、卫生医疗、劳动就业、社会福利、体育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非公募基金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全省社会组织注册资金已达110926.14万元,社会组织总资产为751181.5万元,提供社会就业岗位395415个,社会组织综合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但社会组织参与青少年社会教育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家长、学校、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导致青少年社会教育严重不足,加上对社会组织在认识上有偏见,不利于社会组织参与青少年社会教育。登记管理机关力量与管理任务不匹配,导致参与青少年社会教育的社会组织管理不到位。经费紧缺和人员队伍素质问题是社会组织发展两个大的问题,社会组织发展的扶持政策滞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不完善。社会组织以志愿者组织为主,而志愿者组织在青少年社会教育方面专业性不强,社会组织自身的服务不规范和能力不足。
  • 摘要:目前,北京市16-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220万人,占全市5-35岁青少年总数的23%,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分布在全市的各个行业,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行业较为集中,随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步伐的加快,在服务业以及金融等新兴行业的比重呈快速上升趋势。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思想观念上仍然保持“吃苦耐劳、勤俭顾家”的本色,更注重多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形态上建制化程度越来越高,组织归属感仍然偏低;社会参与上热情较高,对首都社会服务比较满意,并愿意参与社会管理工作;流动规律上“同城流动”现象明显,发展提升的需求仍难以有效实现;社会融入上呈现差序化格局,经济融入最慢,虚拟融入最快。为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工作,北京共青团整合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推出五项务实举措:扩大组织覆盖,加强外施、商务等行业团工委建设,联合河南等省区市团组织在京建立20个省级、110个地市级、210个县级驻京团组织,联系青年近百万人。加强阵地建设,依托500家社区青年汇,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文体娱乐、创业辅导、志愿服务、法制教育等服务。开展滚动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时全面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状况和成长需求。提供维权服务,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倾听活动”及公益律师服务活动等,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维护提供帮助。推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10项举措,包括放映100场公益电影、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免费开放44家公共文化设施等。
  • 摘要: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几乎与亚文化现象出现同步进行。国内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对网络文化事件的热评、对网络文化产品的研究、对网络亚文化单一视域的侧重研究三方面展开。本文通过对江苏21所高校的调查,试图辐射出我国青年群体的状况。网络青年亚文化新类型分别是:恶搞文化、自拍文化、网络语言文化、迷文化和情色文化。结合调查研究以及深度访谈,认为网络青年亚文化传播的主要路径有以下四种:网络传播(线上传播)、数字媒体传播(线下传播)、网络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交互传播以及综合传播。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青年亚文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网络自身的开放性、共享性、匿名性等特点,原来青年亚文化参与主体"青年"的阶级地位、种族背景、地域差异和宗教归属等因素逐渐淡化,而具有了"跨界"的特点。所谓"跨界"即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网络青年亚文化实际上是跨越群体、跨越阶层、跨越性别、跨越区域或种族的。
  • 摘要:本文阐述了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课题的背景和意义。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社会观察法、文献资料法收集数据,应用浙江省青少年舆情监测体系和SPSS进行数据分析。在空间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工作单位、家庭和社会公共领域三个地域范围,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活动参与率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主要是他们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追求,体现在他们的务工目的、社会参与、人际关系、发展愿望、权利要求、社会心理等等方面。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劳动与他们的所得不成比例,很多公司是平时只发基本工资,其他在年终结算,到了年终,一些公司压工资或者找各种理由不给全额工资。这种付出与收获出现的严重不对等,使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价值认定迷茫,出现无视企业制度、无视公司发展,工作中较为随意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诉求发生着明显变化,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他们的追求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但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整体上还存在贫困化、分层化、孤岛化、趋弱化的特点。
  •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产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群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相比较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城市融入、社会融合意愿的群体。但是,作为传统二元结构社会中出现的"第三元",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一直处于被边缘化、被排斥的弱势地位,在城市融入、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与困境:他们被排斥在城市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之外,从而导致不能均等享有经济、政治、社会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这种社会排斥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福利和空间等六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不足,以及文化和社会认同感缺失是造成他们社会融合障碍的内生性因素。而我国确立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并由此衍生了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带有"二元"色彩的制度体系,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困难的制度性障碍的原因所在。消除排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重视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价值实现,丰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加强人文关怀。
  • 摘要:如今,名微博已成为发布信息和舆论酝酿的重要源头,并正在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增强影响力度,其传播特点具有"裂变式"的传播路径;"去层级"的互动交流;"导向性"的名人典论场。通过对浙江名微博典论所涉及领域情况名微博典论关注度的因素、名微博典情态度、名微博的典情参与度情况、名微博用户的重要关注点和影响人群结构等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名微博舆论生成的路径有四个阶段:舆情萌芽阶段;舆情爆发阶段;舆情催化阶段;舆论形成或舆情消退阶段。名微博对浙江青年的影响:名微博舆情传播的"螺旋效应"推动青年参与社会舆论;名微博舆情导向的"集聚效应"帮助青年找准人生价值;名微博舆情育人的"涵化效应"引导青年正确思辨与行为。拥有众多粉丝的名微博成为"自媒体"时代的一种"重要的媒体",青年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潜移默化地受到各方影响,这使微博在运行及管理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规范名微博使用应完善体制机制,制度保驾护航,健全管理体系。加强法律监管。加强教育引导,培育媒介素养,加快形成微博与文化教育互动格局。强化典情疏导,净化微博传播环境,建立微博舆情预测体系。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微博的调控能力,注重青年"意见领袖"培养,注重网络教育的协同创新,加强微博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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