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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福州
  • 出版时间： 2012-10-27

主办单位：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福建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第十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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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今日中华文化的复兴自然不同于古代。它是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继承中华优良文化传统并接受全世界先进文化的影响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新文化。百年来，一直在批判和剔除传统文化的糟粕而汲取其精华，同时也一直在向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学习，包括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的民主观念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新中国的影响，是今天中华文化突飞猛进的重要哲学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社会主义文化，更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与和谐世界的理念的提出，更体现了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指向。当今华人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走向世界各国，他们把中华文化与华文文学也先后带到世界各国。作为一个语种文学的世界华文文学，包括大陆在内，不但拥有世界最大的作家群，也拥有世界最广的读者群。华人占世界人类的五分之一，对未来负有至关重要的历史责任。华文文学作家对读者传播什么样的文化，传播什么样的文化理想，站在什么样的历史高度去思考人类的出路，是至关重要的。
  •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看到对汉文学语言特色的种种总结与论述。其中再三称道和反复琢磨的是汉语抑扬顿挫的音律，变化无穷的语素组合和错落有致的句式。在当今台湾文学的创作中，汉文学语言上述这三个特点也仍然被许多作家，尤其是考究文字的文体家所承继，特别在诗歌与散文中尤为突出。在现代绘画和现代影视的影响下，台湾作家力求使自己的文字由平面而立体，由黑白进入多色，它强调“文气”，这种今天看来具有有机生化特点的“气”意识显然与西方语言思维那种层层组合的机械原子论有根本的区别。后者突出物理空间体，前者强调心理时间流;后者要求规则严整，前者讲究错综变化，气韵生动。“气”这个概念，就潜在的读者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时间流;就作品内容而言，则是一个具有意念内聚力的情感意向。要做到气韵生动，作者就必须把自己的心理时间流、句段的情感意向与笔下行文造句融为一个生气灌注的整体，形成自己独特的节奏。台湾作家以汉文学语言的气韵之法熔铸句法，使句法中充盈着行文者的饱满情感，语言的节律里体现出创作主体内在情绪的自然波动，与作品的语境契合无间。
  • 摘要：比之主流文学话语无可置疑的"法统"地位,不论是大陆的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便得以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来进行组织,还是台湾少数民族精英的自我崛起,实质上都是一个救赎/建构的过程,期间彼此所呈现出来的"经验",足以引起审视和反思.在大陆，新中国初建，文化部便发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的号召，到1960年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老舍作《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热热闹闹地进行创作，显示出这一政府机构、文学团体和作家个人三位一体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文学”不论是作为一种符号还是成为一种象征，其所预设的意义都获得了很好的满足，即“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和作家队伍的迅速成长，充分证明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正确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与全面转型，台湾地区的政治“解严”也带来了“松软的历史环境、饱满的主体自觉、多元文化的价值肯定”的社会氛围，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大潮则强烈地诱发出民族、宗教、种族等诸多后现代语境的问题，这一深刻而驳杂的历史态势，给两岸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重新思考与建构提供了完全的可能。事实上看，两岸此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也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活跃与深入，并在过程中逐步于自我主体的确立、逐步于民族文化“想象”的深入开掘与民族审美阐释体系的确立。
  • 摘要：中国文化在价值追寻方面的收获起先不是由肯定而是通过否定过程得到的。也就是说，其逻辑起点不是肯定“西方”的什么，而是否定作为经验事实的“中国”的某些片面、片断;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很独特的地方。留学作为近代史社会行为没有超出这种历史逻辑。表面上看，留学生们喜爱西方的什么，比如喜欢济慈、惠特曼的诗歌，喜欢尼采的强力意志，从内里上说，它的逻辑学内涵是对经验中国某些功利片断的否定。而生存选择里潜在的个体主义精神和自我观念是中国文化原本没有的，也是近代文明核心的体现，它们对中国思想的引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中国文化进入个体主义文化的必经环节。
  • 摘要：独特的学术选题和独到的学术见解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有无经过自己深入研究、思考的原创的、独立的看法，是其学术贡献的最重要尺度。与台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发展一路同行的陆士清，谙熟学科的演变历史和内在症结，他自有他的学术志趣和学术操守。“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于是他总是能在合适的场合，借合适的选题，来表达他个人的独到的见解，为推动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学科的走向成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摘要：1895年乙未割台对于台湾而言，是一个改变个人自我与家国命运的重大时刻，而对于历经巨变的个人心情，及当时对外在世界感触的表达，其实曾有许多文人留下可观的诗文作品，并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丰富书写。例如洪弃生便选择以记述事件的方式，在“存史”又“存文”的企图下，留下了其既痛苦又批判的日本经验。至于本文主角刘梅溪，显然更在意“时间性”的焦虑与不可测，他以近似写日记的方式，记下了每一天的煎熬情绪，整体诗作中所流露的是无比的伤感与着急、茫然而无奈的人生际遇，因而形构了不同的修辞与叙事伦理，造就了《乙未年遗稿》的特殊意义。rn 再者，更为难得的是，诗集中除了刻画乙未沧桑与日人治台后的台湾社会现象，以及其自我的内心世界外，刘梅溪对于内渡问题的再三思考与心境记录，实是目前较为罕见的创作，因此通过诗集的阅读与剖析，得以贴近当年的历史，聆听巨变下无助的声音与唱叹，而那种虚无与茫然、悲痛与愤慨交织的情绪，也许就是刘梅溪诗集中难以具体命名，而以大量“感怀”、“有感”为题的原因吧!rn 除了以上现象的呈现之外，有关诗集作者刘梅溪这位新竹地区的传统文人，过去学界其实所知甚少，故本文除了借由诗集所述，去重建其人在乙未年间的纠葛心境，以及日人来台初期的万般感触之外，另外又从当时的报刊信息，整理归纳诗人迫不得已放弃内渡，回返新竹之后的生活状况，包括从医济世、修纂方志、协助检疫与因之病故的种种情形。文中所论，对于刘氏短暂的生命，大抵已有一番勾勒与描绘，相信有助作家生平之理解，得以裨益作家个案研究的进展。
  • 摘要：在台湾文学的历史书写中，杨逵作为一位具有鲜明阶级意识和民族抗争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直被定位在台湾左翼文学的谱系中叙述。这不仅见之于祖国大陆出版的多种文学史，也见诸台湾不同倾向学者的论著中。日据时期，殖民者为发动侵华战争而加重对台湾人民的控制和压榨;光复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让台湾民众和知识分子受到伤害。殖民地台湾的精神创伤和反抗经验，以及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精神，贯穿了杨逵整个生命历程。究其本，杨逵保持着强旺的精神能源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语境分不开，同时更是杨逵一生持恒追求的结果。
  • 摘要：通过对小说作品的简单介绍，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小说中这些以“革命者”、“家庭的叛逆者”和“流亡者”的姿态出现的激进的知识青年，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都信仰社会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奉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反抗专制家庭和挑战黑暗社会的武器;然而，这些年轻的台湾知识分子也几乎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了各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带有浓厚主观、抽象色彩的革命诉求。这些走向革命第一线的先觉者和反抗者们，除了对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怀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和道德良知之外，也还或多或少地具有批判现实的能力和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因此他们能坚决地同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中泛滥四溢的形形色色的黑暗、腐朽、混乱、残酷、丑恶、肮脏等不合理的现象彻底决裂，并运用他们所掌握的先进理论武器进行攻击和批判;与此同时，也就很自然地应运而生了众多以“革命十恋爱”的模式来形象诊释“左翼”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存在，不仅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也证明了当时的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之间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
  • 摘要：有关战后初期这段暗潮汹涌、波澜迭起的台湾文学史，历来颇为学界所注意，迄今已累积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尝试结合国语运动之影响论作为研究视角，并将之视为台湾文学回归中国文学的基点，然后旁及台湾文人作家适应状态的考察，以及相关文学发展环境变化问题的种种探问。而为了厘清国语运动对于台湾文学所产生的语言政治作用，以及国家体制下的文学秩序变化，于是全文在叙述战后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盛况之后，再就魏建功主要言论予以剖析，另外则由声音、文体与国体三面向，探索台湾文学遇上国语运动后的复杂制约现象。rn 而通篇研究所得，除了阐明魏建功以闽南方言推动国语运动的文化思维结构，陈述战后初期不同语文群体作家置身国语运动的心境与处境之外，另亦致力说明面对“国语”、“国文”这些具现代性、国家性意涵词汇时，有关中文、汉文、白话文、古典文学等关键词的指涉意涵的思辨意义与地位竞争情形。rn 不过，随着国语的诞生，其所导致的更多元影响，包括文学知识系统转换、文学典律更动调整、文学作家范式选择确立等问题，于此尚不及深入探索，将于他文另加交代。但，即使如此，本文上述的诸多说明，已然显示了战后初期国语运动对于台湾文学，实际已经留下了丰富纠葛的时代印记。
  •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琼瑶的创作量锐减,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只出版了4部小说.和70年代的高产相比,可说是对比鲜明.这一时期,琼瑶的小说也脱离了中期阶段模式化的故事情节.在此之前,琼瑶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不容置疑的,琼瑶小说的故事情节推动主要依靠爱情与亲情之间的矛盾的产生、爆发、消除等.而此一时期,亲情在小说中也不再占据重要位置,琼瑶开始探索爱情本身,怀疑爱情本身.而且,琼瑶也对女性自我、人性等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触及了一些爱情之外的问题.
  • 摘要：历史叙事是一个文化体时间意识的核心体现，台湾后乡土小说在文本中再现乡土的历史，并通过乡土历史的再想象来深入探讨人与历史、人与乡土之间的关系，以此来重建地方文化认同。同时，后乡土小说中的多重时间叙述形式也解构了既有历史叙述体系中宏大性与共时性的时间感，将乡土历史回归到个体化、差异化的时间当中，复写出乡土历史的边缘性和异质性。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90年代之后的后乡土文学不再具有强烈的时间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批判性和悲剧色彩，生存在乡土之上的个体不再产生落后的时间感，反而通过延续和创造乡土历史，获得了生命时间与乡土时间之间的统一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确证，从而在时间的流逝中获得了更大的生命自由。
  • 摘要：2012年2月由台湾印刻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迷宫中的恋人》,是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大胆披露同性情欲与乱伦题材而备受瞩目的台湾小说家陈雪最新问世的作品.该书固有自《恶女书》、《恶魔的女儿》、《爱情酒店》、《附魔者》等作以来,作者深具颠覆性与前卫性风格的延续,但如台湾知名作家兼学者纪大伟所言,陈雪的新著,已然是对过往同志文学所关切之议题——与家庭的抗争、与自我的纠结、与国家机器的斗争的"解构"与"凌越",是"曾经沧海的女同志烬余录",亦是一个重量级的"医病文学"文本.陈雪在《迷宫中的恋人》中借着“病”谈论“爱”，却也依然未见杨照孜孜以盼的书写女性同性情欲时“理直气壮存在的合法性”。“悔愧”且还是该作核心关注的命题。
  • 摘要：台湾文言诗歌的蓬勃发展期是在清代,当时的宦游官员来台,进行结社、联吟的活动,促进了文言诗歌的发展.诗钟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属于文字游戏，但传入台湾后却在台湾文学史上一再发生重要的影响。日人提倡汉文言诗歌只是一种统治的手段，是怀柔台湾士绅的权宜之计。他们提倡征诗、酬答、击钵吟等思想相对浅薄的游戏诗歌种类，目的在于实行愚民政策，汉文言诗歌的文学价值由此遭到扭曲。到了日据末期，殖民当局见其统治日益巩固，便发动“皇民化运动”，强制推行日文、禁止汉文。因此，殖民政府提倡文言诗文，实质上目的在于摧毁、扭曲文言诗文的自然生态。
  • 摘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到台湾图像的变异若要从当代华文文学的视角观察、论述台湾文学的历史经验,必然要从整体文化观照的宏观视角加以观察.新世纪以来，台湾的文化政策转向，民间的力量更多地取代官方，文化活力扩张自由的空间，本土化、在地化、自主化转成强势，地方文学和族群文学蓬勃发展。后殖民论述到了新世纪，学者运用比较文学批评和现当代的诊释论析，对台湾文化进行反思。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则更为专业和深入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成果。另外，同志、怪胎的书写和情欲写作及网络文学更加发达，而从善如流的世界华文文学，交流更为热络，互相激荡。
  • 摘要：从60年代起，台湾散文的文体意识开始复苏。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抒情散文不论其艺术个性自觉还是文体自觉和话语独创均高出大陆散文。就诗性抒情来说，台湾散文家追求立意、想象的出奇制胜，在这一点上，杨朔、刘白羽、秦牧至少在想象力和才情上难以望其项背。在台湾散文中，诗情并不是简单狭隘的群体意识形态的升华，而是个体的精神和文体形式的猝然遇合，从这种带着冷峻性质的幽默，可以看出台湾幽默散文的前卫性，可能是出于对散文流派创新的躁动。从散文的文体意识来说，这一切显示了一个倾向，那就是反诗意，反抒情，反审美，以冷峻的眼光对浪漫感情和话语进行颠覆。
  • 摘要：在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或者说是政治文化制约着文学发展方向。这里讲的政治文化，新世纪有两个拥有文化霸权的代表性人物:左翼的李敖与右翼的龙应台。这两人的共同特点是敢于骂，理应惺惺相惜才对，但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李敖认为，龙应台用心营造起来的“野火”式文明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文明，是偷走大是大非的文明。不管怎样，李敖就是看不惯龙应台在官场与文坛中穿梭和“似正而妖、言伪而辩”的文风，于是李敖左手举起投枪，右手亮出匕首，并把自己这本批龙著作阿Q式地称为“屠龙记”。具有强烈中国意识的李敖，志本不在一岛，只因阴阳差错，不幸与“蓝”“绿”人士同土，自不免于周旋、纠缠与作弄;爱国清殷，亦不免于救溺、热讽与冷嘲。
  • 摘要：《实习医师手记》是王溢嘉学医毕业后应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之邀，经由追忆与反省而写成的文章，其中呈现了54个生命在医院里遭遇生死难题的故事。作为一名实习医师，面对前所未见的惨烈的一出出悲剧生命的登场演出与谢幕，那颗掩藏在白衣下的悸动的心，起伏不己。病人脸上的哀乐，与实习医师眼中的忧欢交织，医师应该保有的那种谦卑学习之心，以及对待病人的那种人道主义情怀，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灵。由医学反观人生，正视生命的苦难与死亡，扣问生命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体现出有别于宗教意义上的道德精神力量以及破除世俗迷误的生死智慧，有助于去发现生死的终极意义，从而在人生信念上具有某种终极承担精神，去努力提高现代人的生活品质和人格境界。
  • 摘要：台湾当代散文家对巷弄的空间想象有几种方式:乡土想象，重在复原童年经验、注重空间写实，刻绘巷弄中的节日民俗、民间禁忌与生命体验的内在关系，体现一种原乡皈依的想象方式;而现代主义的想象，则通过边缘化、荒芜化和畸形化想象，将巷弄空间变成城市漫游者的精神结构;后现代想象，则是将巷弄空间化作具有多重象征的符号系统，多元化与象征化便是其想象的内在逻辑。由此可见，巷弄空间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世代的想象中呈现出斑驳的面孔。这固然肇端于社会形态与物质空间的更迭，也是诸种文化思潮影响之下想象方式兴替所致。
  • 摘要：光复初期,蓬勃兴起的台湾戏剧运动促进了国语运动的推行.戏剧运动首先是由内地来台的戏剧工作者大力开展;接着,台湾本省的戏剧爱好者改编了内地的一些知名剧目,譬如《日出》等,由国语改编成闽南话进行演出;再是台湾剧作家根据台湾现实进行的原创,如杨逵《知歌仔伯》、索默《绿岛小曲》等.不可否认,闽南话在剧本的创作中存在许多局限,譬如,有的意思在闽南话中虽然有读音却没有与其相对应的汉字,这导致了剧本在写作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让不懂闽南话的人难以阅读并准确理解.不过,众所周知,戏剧是一门表演艺术,它通过语言及动作的表演作用于观众的听觉和视觉,这种特殊性对于国语运动所主张的通过母语的恢复来普及国语起到了重大的辅助作用:它可以使观众身临其境,在特定的具体语境中更容易也更快捷地恢复母语,继而学习国语.可以看出,光复初期的戏剧运动充分体现了国语运动与国语文学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
  • 摘要：海外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的精神史、心灵史，它的背后是中国移民史、中国历史，也关系到居住国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文学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海外华文文学在祖国大陆学界兴起以来，学者们通过与世界各地区、国家不同形式的“对话”、交流、互动，经历了一个新兴学术领域的初创期、拓展期，到世纪之交，步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即具有学科形态的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本土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国延伸和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是华族文化向外移动、与各种“异”文化主体之间的多元化“对话”。这种“对话”，既不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域的“对话”，也不是同一民族过去视域与今日视域的“对话”，而是一个民族向世界各方移动以后形成的种种不同视域的“会谈”。本土文化向外移动以后所接触的国家、民族的文化可能完全不同，而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人对各种“异”文化所持态度也各自有别，兼之各个国家、民族的主流文化对外来文化所采取政策并不相同，所以这种“对话”或“会谈”是多重复杂的。
  • 摘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为文化某种“表现”的世界华文文学，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着特殊作用。当今地球上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几乎都有华人的身影，凡有华人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有华文文学创作者。海外华文创作者的队伍可谓浩浩荡荡，虽然作协成员中不尽然全是作家，但起码也该是文学爱好者。真正执笔的创作者也好，华文文学爱好者也罢，他们都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和繁荣的力量。遍布世界各地的众多华文文学创作者，无论其移民早晚，无论是从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澳门出去的，大多在母语地出生、受教育，接受中华文化哺育和熏陶根深蒂固。移居新土后，自然而然地把固有的生活习俗、思想感情、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等等带到异域;在异域，为求生存谋发展，努力学习和适应当地文化，久而久之，在异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将自己塑造得亦中亦洋，兼具了中外文化的特质，成为中外文化的载体。
  • 摘要：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两岸交流和学术积累过程中,经历了由沿海到内地、由孤学到显学、从新兴研究领域涉足到学科建构意识自觉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海外华文文学视野的不断拓展,更多的研究力量转向这个领域.面对台湾错综复杂的政治语境和文艺生态环境,有关台湾文学的研究在看似"降温"的变化中,却以更加沉潜的学术姿态,于平静中坚守和行进.近年来台湾文学研究的著作纷纷问世,是为见证.它们对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的寻求和拓展,使其呈现出鲜明的"跨世纪"学术印记.
  • 摘要：在福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创立之前，省内有关部门、单位就作为发起单位，参与举办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1988年创会后，便把举办各类学术会议当作研究会的重要活动方式。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文本的选择、推介和积累。在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鹭江出版社、海风出版社等出版社，《台港文学选刊》、《海峡》等文学期刊，一些报纸副刊，做了大量介绍工作，特别在20世纪80,90年代，向广大读者提供了大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也为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提供有效的文本支持。就研究方向与学术成果而言，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的同人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因而，这篇介绍性文字相应地主要限于这一方面，而且限于省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限于研究会的整体性学术活动。加之未能广泛收集研究会诸同人的个人学术成果，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描述的简略与粗疏。这是显而易见的。
  • 摘要：台湾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只有图腾，更不可能有文学作品可言。台湾的华语使用是从荷据时期在闽南招募而来的25000人汉人移民开始。起初，他们只是为谋生活而付出苦力，使用闽南语，还谈不上什么文学。直到1651年太仆寺少卿沈光文来台以后，才开始讲授儒学，传授汉文，开启了台湾的华文文学之路。1665年以后陈永华建圣庙，兴学校，凡民童年满8岁即须入学课以经、史文章，设科考，华语文学在台湾逐渐生根发展。尤其是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后改文庙为台湾府儒学(全台首学)。康熙二十二年(1683)首建西定坊书院以后使得台湾官民合力广建书院、学堂，华语文学在台湾得以发扬光大，一时文风鼎盛，远非昔比。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明定以北京话作为标准国语，华语文学在台湾全面推行，作家数以万计，已经进入了华语文学的全盛时期。
  • 摘要：台港文学已是一个现实的文学现象呈现在眼前，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已不能不关注了。作者建议将台湾文学列入教学和研究计划。这个建议得到了校系领导的支持。但是在当时，一是因为“十年动乱”余毒犹存，触碰台港文学心有余悸:二来台港文学的资料要从香港进入，不仅困难而且需要投资;第三，当时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任务繁重，尽管已经将台湾文学研究列入了计划，但无人能够承担。
  • 摘要：文章指出作者跨入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学界，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认为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把这样一个作家提到了解、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对她及其作品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对其创作上的成败得失做出中肯的评价。
  • 摘要：阮淑雅《中国传统小说在台湾的续衍—以日治时期报刊神怪小说为分析场域》:“早期的作品仍多以大陆的人事物为对象，以台湾为背景的作品极少，《台湾日日新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小说，多以清代或民初的中国为写作背景，或者不明言写作的背景，可以明确辨识为书写台湾的作品，寥寥无几。”实则其因即是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内地作品的再次移地刊登，或者略作修改之作。当时台湾传统文人更多的阅读学习来源仍是以内地小说为多。rn 由于目前的研究多未能注目到这些作品的来源，以之作为台人小说以诠释侦探、武侠、志怪、言情、犯罪等类型的论文，则易产生过度推论现象。如多本研究台湾汉文通俗小说、作家的硕论，几乎都错失了对此一现象的掌握。在研究过程中，很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的确认，大大降低了台湾汉文文言小说的原创性，但如是的发现，对于内地文言小说在台湾的流播与影响，可以使两岸文学的交流得到更清晰的呈现与更正确的认知。
  • 摘要：在新旧文学转变过程中，鲁迅可视为疾病叙事“第一人”，这“第一”有时间上的先也有品质上的优，相较之下，台湾医生作家的写作环境比鲁迅差，每天医务繁忙写作时间有限，在文本实验和典型塑造上，可能远逊于鲁迅。但当人们将疾病叙事放回各自的历史脉络来加以分析，会发现鲁迅与台湾医生作家的疾病叙事融合医学想象和人文精神的省思，展现了二者汇流之后的新颖和丰富。殖民地台湾医生更在见证殖民医学拓殖、疾病主题拓展、形式探索等方面做出实绩，也让人们借由疾病叙事，发现20世纪前半叶海峡两岸文学的深层互动。
  • 摘要：舞鹤自言是个“苍白而严肃的”文学青年—《微细的一线香》发表时署名“陈镜花”，似亦可为证—写了几篇现代主义习作之后，以《微细的一线香》将触角探入战后一度尘封的“日据时代殖民历史”，以此开始他“庞大的梦想”:写作家族史。在当年，这种写作与理想并非平常。这是1951年出生于南台湾的本省青年舞鹤，对文学的最初理解与严肃实践，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他所处的激荡年代的参与方式—以舞鹤当下之作回望旧作，所谓“文学的使命感”、“大而正统”，“凿痕处处”，俨然包含了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寻找包含强烈个人风格、“自由”介入时代的写作方式的过程。
  • 摘要：在全球化与消费社会的逼迫下，少数民族精英只能在虚无时间中重建“我族”想象。《玉山魂》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通过少数民族原始焚耕、山林狩猎的生态文明思维，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其乐融融的关系，塑造了一个失落了的传统部落的乌托邦世界。文本的字里行间笼罩着一种宗教式的神圣氛围，这与神话传说、祭祀仪式、巫术禁忌的繁复书写不无关系，但更与少数民族“泛神话”的世界观密不可分，人、神、鬼与自然完整交融的传统部落是少数民族伦理的主要场域，这些带有神秘经验色彩的情节，是霍斯陆曼·伐伐面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流逝所唱的一曲挽歌，也是企图寻找的救赎可能。
  • 摘要：20世纪初,"五四"革命惊雷把中国女性从千年沉睡中唤醒,在反封建压迫、呼唤个性解放的倡导下,台湾女性文学和大陆女性文学一样开始迅猛发展,此后大半个世纪里,因特定时代、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制约,其发展相对缓慢、滞后.20世纪80年代,世界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女性文学发展的高潮到来,台湾女性文学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势,产生了质的飞跃,开始以成熟的女性意识,独特的女性笔法,表达女性内心的真实欲求.文学本是人生诗意的栖息地，其本质是推进人的精神、心灵的净化，更是对人的自身道德的提升。因此，女作家们在通过欲望书写争取话语权力的同时，也应“教会人懂得优雅、得体、高贵和尊严的意义，而不是蛊惑、纵容人沉溺于极度自私的道德放纵和精神堕落”。这才是女性写作的终极意义。
  • 摘要：相比较台湾其他一流的小说家,骆以军的创作可谓丰厚.从《红字团》等短篇小说开始,到《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远方》等长篇小说,再到2008年出版的"大部头"《西夏旅馆》,骆以军的丰沛创作力着实让人吃惊.其中,历时4年完成的《西夏旅馆》,或许可以看成骆以军"前半生"书写的一个"总结".对《西夏旅馆》的探讨,可以辐射到骆以军所有"前面"的创作.
  • 摘要：台湾进入日本统治时期后,传统诗人从清治过渡到日治,身体经验与文化冲击都造成知识体系与集体意识的重整.日治时期的台湾竹枝词可概分为三:一是以地志空间书写为题的竹枝词,二是以民俗文化为内容的竹枝词,三是特殊题材的竹枝词.竹枝词对空间的想象，对传统诗人而言具有再现意义。这些原本可能只是单纯的空间位置在传统文人的书写中，被运作为具“意义”的地志。当日治时期传统文人描写一个地方而生产“文本”，就赋予空间实质意义。列斐伏尔在讨论空间议题时以“生产”表明空间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赋予文本在空间中的物质性形态。
  • 摘要：台湾诗社林立现象的产生，首先应当从文体因素即文学发展的内因去探察，然后才是从社会客体、作家主体等其他因素去寻找。可以说，如果没有诗钟的传入，台湾就不可能出现诗社林立的现象，至少是没有那么早出现诗社林立的现象。从对台湾古典诗社三次发展高潮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诗钟作为一种文体在台湾文学中的独特存在与深远影响。
  •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诗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要面对批评、争议的声音，各种规模的论争时有发生。这些论争依据参与者的身份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来自现代诗人内部不同意见的分歧，一是来自诗坛外部的批评与质疑。1970年以后来自诗坛外部的批判声浪却因“关、唐事件”而再起波澜，台湾的现代诗运动也由此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而发生在60年代末期的关于《七十年代诗选》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则可以说是转折的前奏。
  • 摘要：2009年7月,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齐邦媛的长篇记忆文学(回忆录)《巨流河》,两年后引进大陆.褒之者有之,贬之者也有之.由于偏见，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对国民党何以失去大陆、共产党何以在解放战争中胜利的问题上，进入了更大的认识误区。新时期到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人民生活大改善，国际地位大提高，国人共知，外国承认，但也不是说今日中国没有严重问题。诸如腐败问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言论空间有待扩大问题等等。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可以提出切实的、严格的批评，提出宝贵的建议。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来大陆访问，所到之处，她都放言无忌，从事实出发进行批评，赢得大陆人民对龙应台的欢迎。因此，作者希望齐邦媛今后对中共、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像龙应台那样直言无讳。批评中共不要紧，只要有颗爱国心。
  • 摘要：刘克襄的自然生态写作本着一种现代的环境伦理意识，试图从自然的角度表达自然，以直接面对自然界之中的各种生命形式，不断地思考其中奥义的姿态进行自然写作，并不是单纯地流连于自然界的美丽景色，或者陶醉在个人内心的悠然自得，也不是纯粹地书写自己面对动植物、高山和大海时的各种感动，而是力图在走进这些自然景物的同时拉近人和自然之间的距离，从而达成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和谐互动。可见，刘克襄自然生态写作的创作意图，是要从认识、了解和尊重美丽的大自然开始，探讨人和自然之间深奥而复杂、相依又相存的关系，进而传达出一种自然保育的观念，让人们明确自己在自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由此强化人类的环境保护意识。刘克襄的自然生态写作，正是通过对人在自然界中各种美的经历的描述，以一种自然导游和自然教育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逐渐树立起对生态环境和野生自然的新的态度和观念，进而使更多的人自觉地加入到环境保护和重建大自然的队伍中去。
  • 摘要：1949年前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陈纪滢等作家赴台,五四新文学散文随之传承到台湾,奠定了20世纪50到60年代台湾散文写作的基本走向,不论从中国传统还是西方历史看，散文的分类历来有广义、狭义之界分，必须综合小品文和特殊结构的散文两大类才能基本囊括现代散文的主要类型。散文的问题，不仅需要基础界说、文体定位，对现实历史的反思，更需要有突破自我设限、寻求发展的自觉，这也成为近60年台湾散文理论研究的必要取向。而散文名称的贞认过程，正是厘清散文鲡问题而渐渐获得散文文体特质设定的过程。虽然这现代散文的名称是得之于现代诗的启迪，所提出“现代散文”三个品质更多地是从一个优秀诗人对诗歌艺术的高度领悟，而未必是从散文本体角度思考散文，但“现代散文”之称谓，“现代”二字的界定，赋予散文超越传统的意味，其散文变革的呼声深入人心。余光中为台湾散文奠定了“诗化”现代性的方向。
  • 摘要：日据时期,台湾最流行的民间戏曲莫过于歌仔戏了.而歌仔戏产生之前的台湾戏剧都是从大陆引进来的旧剧种,而如四评戏、乱弹戏、京戏等大戏,其用语皆为当时的官话.一般民众不解其语,所谓的看戏,只不过是看热闹而已.进入20世纪30年代，台湾戏剧舞台相对于1927年以前，是比较沉寂的。不过，随着文艺大众化的倡导，戏剧运动再次提出。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剧作，在数量、质量和社会效果上比前期有了提高，却并未有小说那样长足的进步。
  • 摘要：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分歧在于台湾是否真正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状况".这一分歧在现代主义兴起时也曾经清楚地看到过.这一论争事关重大,它显然关涉到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从许许多多的文化与文学论述中,观察到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念:其一,台湾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状况或后工业的发展时期,或者至少已经明显出现了后现代的种种迹象和征兆;其二,台湾根本没有进入后现代状况,台湾还处于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台湾不存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条件,后现代在台湾可能仅仅只是一种学术时尚和话语游戏,并不具有真正积极的和实际的建设性的思想意义;其三,台湾有没有真正进入后现代时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已经来了,它长驱直入地进入当代文论的场域中,已经产生了某种不可忽视的影响,它可能逐渐地改变对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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