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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2012年中国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天津
  • 出版时间: 2012-06-16

主办单位:南开大学

会议文集:2012年中国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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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Inscribed on three sides of a statue base, AE 1998. 282(for editio princeps, see Nonnis 1995) preserves a series of correspondences in 227-228 CE pertain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petual endowment of HS 20,000 for the dendrophori of Lavinium. The donor was Servilius Diodorus, an eques of African origin (domo Girba ex Africa) and a member of the priestly college of the Larentes Lavinates. It was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a senator upon the request of Diodorus that the city accepted the endowment. While the city was to control the capital, the local dendrophori were to carry out the designated ceremonies and have banquets paid out of the annual income of the said endowment. In the letter responding to his being elected patron by the dendrophori out of gratitude, Servilius Diodorus included a clause exhorting his fellow Larentes Lavinates to emulate his euergetic deed. This remarkable dossier provides a rather rare glimpse into the (re)actions of the various interested parties (the donor, the city, the senator, the designated recipients, and the donor's peer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ift. Several questions immediately arise: Why was the city so closely involved if the gift was intended to benefit the dendrophori?Why did Diodorus choose to convey his wish to give a donation through the senator? Was it because he had been turned down by the city initially? Or was it because he wanted to give the gift more prestige by taking a top-down approach? Was his non-native origin an aggravating factor in his dealing with the city, or the local elite? Based on a clos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orrespondences,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events, and the local politic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ose inter-connected questions in the hopes to shed light on the conflicts, negotiations, and compromises in the euergetic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cities in the early third century.Inscribed on three sides of a statue base, AE 1998. 282 (for editio princeps, see Nonnis 1995) preserves a series of correspondences in 227-228 CE pertain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erpetual endowment of HS 20,000 for the dendrophori of Lavinium. The donor was Servilius Diodorus, an eques of African origin (domo Girba ex Africa) and a member of the priestly college of the Larentes Lavinates. It was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a senator upon the request of Diodorus that the city accepted the endowment. While the city was to control the capital, the local dendrophori were to carry out the designated ceremonies and have banquets paid out of the annual income of the said endowment. In the letter responding to his being elected patron by the dendrophori out of gratitude, Servilius Diodorus included a clause exhorting his fellow Larentes Lavinates to emulate his euergetic deed. This remarkable dossier provides a rather rare glimpse into the (re)actions of the various interested parties (the donor, the city, the senator, the designated recipients, and the donor's peer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ift. Several questions immediately arise: Why was the city so closely involved if the gift was intended to benefit the dendrophori?Why did Diodorus choose to convey his wish to give a donation through the senator? Was it because he had been turned down勿the city initially? Or was it because he wanted to give the gift more prestige by taking a top-down approach? Was his non-native origin an aggravating factor in his dealing with the city, or the local elite? Based on a clos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orrespondences,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events, and the local politic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ose inter-connected questions in the hopes to shed light on the conflicts, negotiations, and compromises in the euergetic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cities in the early third century.
  • 摘要:罗马人的"边界"观念是不断变化的.最初的罗马,以"边界"进行划分,由边界神保护.到共和国时代,罗马的"边界"是"已知世界".帝国建立后,罗马人为自己编造了世界帝国"边界"的神话,这一神话一直延续到帝国的灭亡.表示罗马边界的术语limes在罗马国家发展过程中,意义不断地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泥泞道路演变成一个军事、政治术语,体现了罗马从狭小城邦国家走向庞大帝国政治空间的变化.但是,罗马人的理想"边界"与limes所能包括的现实范围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无限的理想"边界"只是罗马人的想像极限,而limes所包括的现实范围才是帝国的现实统治极限.
  • 摘要:雇佣军在拜占廷帝国不同时期的作用和地位有所不同,经历了从辅助力量到支柱力量的转变,折射出帝国从强盛走向衰亡的历程.帝国晚期主要依靠雇佣军作战,巨额军费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雇佣军的不稳定性和易于哗变则加速了帝国的衰亡.本文立足于原始资料《阿莱科休斯传》,从雇佣军在帝国军队中地位的演变,分析雇佣军的大规模使用加速了帝国的衰亡的原因,探讨帝国灭亡的军事因素.
  • 摘要:赫梯学的研究包括哪些内容?这个看似简单和清楚的问题其实不然.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界通常将其局限在一个双重狭义的层面上.纵观赫梯学的客观性以及国际赫梯学的研究和发展状况,认为,这样的认识有必要交流和讨论,只有这样,赫梯学在中国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从而得到真正的重视和科学的发展.本文从赫梯人的历史文化和目前国外赫梯学研究的客观现实状况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和探讨.
  • 摘要:旅顺博物馆收藏的这批古代印度佛教造像为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于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进行的第一次探险活动所得.1917年几经辗转后收藏于我馆.这批佛教造像多为石质,仅有少数几件为白灰膏质,按工艺可分为浮雕和单体造像两大类.由于这些造像均是通过所谓的考古探险活动所得,因而大多已经因为粗暴的文物劫掠行为失去了其完整性,从而丧失了其原有的艺术价值,然而这些佛教造像艺术仍拥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馆藏古代印度佛教造像为石质,仅有少数几件为白灰膏质,按工艺可分为浮雕和单体造像两大类。
  • 摘要: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错综复杂,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无法用"友好"、"对立"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文明发展程度及实力对比是约束国家间关系的基础,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但国家统治者的政治判断往往决定了事物并非一定按照直线发展.在古代中日关系的选择上,两国统治者都有过"误判"并在遭受挫折后进行了"纠错",因此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还是别的什么,而在于阐明不同历史环境下双方的政策选择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以资借鉴.
  • 摘要: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灿烂时代,刘家和先生在《论古代人类觉醒》一文中着重提到在轴心时代希腊、印度和中国所取得的辉煌精神文明成果,将其称之为文明觉醒,更重要的是指出这一时期觉醒的特点.本文试着从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两方面来探讨成就文明觉醒的原因.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水平,使人类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考的更加深入,得益于当时全社会的力量,促成了人类历史的灿烂觉醒,同时也为当下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借鉴。
  • 摘要:尽管雅典奴隶制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奴隶被释放后的处境问题,却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许多人直接把他们归入定居外邦人之列,也有少数人主张将被释奴视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在雅典社会的地位到底是完全等同于定居外邦人(metics),还是另有区别?本文试图从经济、法律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和评价这一特殊阶层在雅典社会所占的地位.本文从职业分布看被释奴的经济地位;通过与奴隶、定居外邦人阶层比较看被释奴的法律地位;从融入社会的程度看被释奴的社会地位。被释奴是雅典城邦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既不同于奴隶,也不同于定居外邦人,更不同于公民。从原则上说,他们获得了自由,成为独立的个体,不再是别人的财产,但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仍然通过各种各样的义务与前主人联系在一起。
  • 摘要:奥林匹亚赛会是古代希腊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源头.这种古希腊人所特有的社会活动从一开始就与希腊的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作为赛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竞技正是古希腊宗教仪式活动的派生物和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其本身具有的"宗教性"和"神圣性"自不待言.不过,奥林匹亚赛会还带有"世俗性"的一面,并且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由此引发了关于奥林匹亚赛会的性质的争论.本文结合奥林匹亚赛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相关具体史实,从奥林匹亚赛会的"神圣性"、"世俗性"及其相关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奥林匹亚赛会中的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的具体表现以及如何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描述、分析和探讨,以期加深对奥林匹亚赛会的"宗教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 摘要:罗马军队不仅是建立和平定西部行省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在西部行省的城市化和罗马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罗马军队是帝国西部行省城市化建设的人力、技术资源储备库;军营、堡垒和要塞是城市兴起的催化剂;军营设计与城市规划有密切的关系,许多罗马城市是从以前的罗马军营发展而来;大量老兵殖民地的建立为西部行省提供了城市生活的样板.
  • 摘要:古希腊的疯狂仪式是在祭祀狄奥尼索斯时由女性完成的一种仪式.疯狂仪式每两年一次发生在深冬时的荒山里,其高潮是被称为"狂女"(Maenads)的狄奥尼索斯信徒在激烈奔跑和舞蹈中进入迷狂或出神(ecstasy)状态.本文以五块与疯狂仪式相关的铭文为基础,结合悲剧《酒神的伴侣》及古代作家留下的记载,试图构建古希腊疯狂仪式的具体内容,探析狂女们在城邦社会中的身分和地位.本文认为,疯狂仪式迥异于庄重肃穆的杀生献祭仪式,亦迥异于古希腊妇女封闭的日常生活,却仍然能得到城邦的尊重和支持,其原因在于,它不是破坏性因素,而是古希腊社会生活中的整合因素.
  • 摘要:造船区、德莫、三一区是城邦的区域空间,是认知古希腊历史,尤其是雅典公民与公民权的基本语词.在古希腊历史语境下,造船区、德莫和三一区具有相对的时空意义.就地域关系而言,城邦的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同样属于造船区、德莫和三一区.公民权主要是男性公民所享有的,以造船区、德莫和三一区为基础的政治参与权力—投票权、陪审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力,以及财产所有权.造船区、德莫、三一区是城邦公民的权力基础.
  • 摘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导致阿莱克修斯一世和拜占廷的形象被拉丁人丑化,为了应对西方的种种负面宣传,拜占廷统治者们逐渐调整政策,迎合西方,他们极力表现自己分享十字军的理想,援助十字军国家,甚至承认教皇首位等.基本上,拜占廷统治者们对西方的迎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拜占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世纪末拜占廷未能也无力迎合西方,这成为西方入侵的借口.
  • 摘要:为了满足帝国的财政与安全需求,以及皇帝与贵族的奢侈品需要,拜占庭帝国对关系国家命脉的工商业进行垄断经营,即官办工场.官办工场主要包括钱币铸造工场、军械制造工场以及丝绸生产工场,这些官办工场的兴衰随帝国中央专制集权的强弱而变化,是帝国专制皇权的一种体现.官办工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的财政稳定与军械供应,但这种模式不利于推动社会生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社会经济的生机与活力,这也是拜占庭帝国与西欧在中世纪晚期发展中出现巨大分野的根源之一.
  • 摘要:在古典时期,雅典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受到城邦性别观念的影响.在雅典人的观念中,男性居于统治和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处于被统治和依附的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统治者,夫妻间的关系首先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夫妻间还有合作的伙伴关系,在养育孩子、监管奴隶、物品的储存与分配等家庭事务中,妻子与丈夫的协作对于整个家庭的繁荣和延续都非常重要.不过,这种夫妻合作关系必须以丈夫的掌控为前提.总体来看,古典时期雅典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是丈夫掌控下的夫妻合作关系.
  • 摘要:五千年连绵发展繁荣,是中华文明独有的优长与特色,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又成为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共识;由于疆域广袤,中华文明是由若干地域子文明组合起来的;不同地域子文明间的并存、整合,应该是中华文明连绵发展繁荣中的另一内在结构性演化机制;鸟瞰五千年来的中华文明,曾经"共时性"地呈现若干个地域子文明板块;若以文明属性划分,可分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即使在农耕文明内部也存在东部与西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等板块分野;纵观五千年来的中华文明,大致发生如下7次"历时性"较大规模的地域子文明及差异的整合发展.
  • 摘要:古代中国史学有着与希腊罗马史学不同的特点.《荷马史诗》虽有史影,但还不能成为史书,《书》、《诗》也未能成为史书,但其中却有殷鉴不远等对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当时人写当时事的断代史,总体上为编年体,富有时代精神,但缺乏历史反省.在中国,形式相近的有《左传》、《国语》,但性质却不同.二书虽为断代,却记载大量前言往行以为当时之事的历史渊源,表现了通史精神.此后,色诺芬的《希腊史》、波利比乌斯的HISTORIE,李维的《罗马史》(《建城以来》)和塔西佗的《历史》(HISTORIES)《编年史》(ANNALS),有的虽记载数百年史事,形式上近似通史,但与其他史书一样都缺乏通史精神.司马迁《史记》不但记载时间长,而且以"通古今之变"为职志,是形神兼具的通史.班固等的《汉书》虽为断代史,但具有通史精神,因为西汉时期的文明史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中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历代正史都是如此,政治上分段,文明却是连续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连续性的存在的具体方式.古代中国在文明史层面上未曾发生断裂,在史学史层面上同样未曾发生断裂,原因就在于通史精神传统的确立.
  • 摘要:《韩非子》中法令因循道理自然的主张与西方古代自然法(Natural Law)学说设立高于人定法的原则,在结构上有相近之处,这一点已为黄裕宜先生强调.除此之外,两者在特征上差异显著.如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的更高原则能够评判现行法可否具备法律效力,含有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及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韩非子》的道理自然则不具备对现行法可否具备效力的评判力量,其学说仅将其作为无强制力的规劝,不含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与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等.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别.
  • 摘要:拜占廷帝国境内的修道院在9至11世纪间由于得到帝国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持而繁荣发展.统治阶层大力扶持修道院发展的原因或是出于家庭联系或是为了从修道士阶层获得某些利益,而他们扶持修道院发展的手段则包括通过立法和颁布黄金诏书来赐予修道院某些特权或维护其特权地位.
  • 摘要:欧洲对华瓷收藏的早期阶段是13至15世纪.这一时期的藏品有的完整保存至今;有的成为残片通过考古出土;还有的已经失传只存在于中世纪的各种文献资料中.收藏特点:一是在来源上的非单一性;二是数量上的有限性;三是在欧洲收藏界的珍贵性.
  • 摘要:不管是在古希腊的宗教、神话还是文献中,波塞冬都是一位重要的角色.他的宗教职能、神话地位和文学形象,很大程度是由荷马史诗所奠定.波塞冬在荷马史诗中频繁出现且直接影响了剧情的发展,是史诗的重要角色之一.尽管史诗多处对波塞冬进行了描写,但并未清晰介绍和归纳波塞冬的基本形象.本文分别从神明职能、外貌特征、性格特点、家庭角色和权力地位等五个方面来考察波塞冬在荷马史诗中的基本形象,进而揭示波塞冬的形象原型,最后简述史诗相关记载对后世希腊的影响.
  • 摘要:荷马时代的酒会是希腊共餐形式之一,往往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献祭、调酒,然后才是真正的酒会.酒会过程中与会者将对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策略进行讨论和协商,或者对重要事情进行讨论,酒会具有明显的军事性,也可称之为军事共餐或战士酒会.酒会是荷马时代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酒会是男人的天下,是专属于男人的权力,而且是杰出的男人,是人们所称颂的英雄.其次,酒会的举办者和参加者都是贵族,他们借酒会活动形成了一个小世界,小团体.第三,酒会也是政治决策的会议.酒会的贵族性与政治性的统一反映了荷马时代贵族掌握政权的社会特征.最后,酒会参加者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这种贵族问的平等反映了荷马时代王权不够强大的现实,贵族之问的支持对于维护国王的统治和权势具有重要意义.《荷马史诗》所描述的酒会并非只是口腹之欲的满足,而是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首先,酒会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是希腊人虔诚敬神的一种见证.其次,酒会是英雄们彰显实力的场所.通过酒会这一社会活动使贵族形成一个利益团体,与部落中的平民相区别.贵族与平民这两个社会阶层,在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乃至日常生活上都不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世界.最后,酒会是贵族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的社交途径.总之,酒会是荷马英雄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其贵族身份的一个重要象征,更是当时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它反映了贵族政体下贵族作为社会和政治的中心对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的独占,反映了平民与贵族的对立,折射出贵族团体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荷马时代的酒会经过一系列的演变逐渐成为古希腊上层社会的一个重要活动,不仅是政客、长老们举行酒会,很多文化名人也成了酒会的主角.酒会成为具有政治、社交、文化等多重功能的社会活动.
  • 摘要:南北朝至隋唐时代的中国典籍,保留了与"拂菻国"有关系的"西女国"的记载."西女国"的特点是无男,其女子与邻国男子配偶,生男不养而仅留女婴.这个故事本是希腊神话故事,后进入希罗多德的《历史》.这个版本的"女人国"故事流传于欧亚大陆的各个时代,与东方渊源的以无性繁殖为故事主干的"女王国"故事大异其趣.
  • 摘要:公元1-2世纪期间,世界上有四大帝国,即东亚的汉帝国、欧洲的罗马帝国、西亚的安息帝国和中亚的贵霜帝国.前三个帝国都是属于由农耕民族建立的帝国,惟有最后一个帝国、即贵霜帝国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具体说,贵霜帝国是由我国古代西北部的大月氏人迁到中亚后建立的国家.由于大月氏人是游牧民族,因此其建立的贵霜帝国,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特征.
  • 摘要:对于共和主义起源的认识,学界大多将之归结于罗马共和国,这彰显了罗马共和政体的实践对于共和主义思想形成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但是,与此同时,包括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李维、波里比阿、西塞罗、普鲁塔克等在内的古典作家皆对迦太基人及其政体有所涉及,而亚里士多德和波里比阿更是用大量的篇幅记述了迦太基的政体实践.与罗马共和政体相比,迦太基的政体在社会基础、对公民军事力量的依赖程度、政体的价值理念、组织结构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均有显著的差异.
  • 摘要:《金冠辞》中,德谟斯提尼自问道: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应该接受怎样的"述职审查"(hōn g'an ho rhētōr hupeuthunos eiē)?这里的hupeuthunos是由前缀hupo-与euthuna构成的形容词,意思是"有必要接受cuthuna",其中euthuna是雅典针对各类公职人员在卸任时进行的述职审查,但是,rhētōr并非一种公职,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rhētōr述职审查"(euthuna rhētorōn)这一制度.德谟斯提尼的表述其实是对作为政治家的rhētōr的公共职责所进行的考问.他自己给出答案:对rhētōr进行"述职审查"的内容应该包括"了解那些刚发生的事务,提前认识到它们并且把它们提前说给别人"(idein ta pragmat' arkhomena kai proaisthesthai kai proeipein tois allois).这正是政治家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所肩负的职责.政治家通过公民大会演说向民众传播关于政治事务的信息,并指导民众形成对政治事务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民众才可以进行政治商议,做出决定.因此,德谟斯提尼将公民大会演说与政治家的"述职审查"紧密联系起来,即,政治家是否能够在公民大会演说中及时正确地传播有关政治事务的信息,是对其进行所谓"述职审查"的最主要内容.
  • 摘要:本文分析古希腊和中国对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不同理解,因此造成对于逻辑系统认识的差异。主要通过亚里士多德和墨家学派的逻辑系统的比较进行分析。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系统是一个从各种标准上来衡量都是地地道道的的逻辑系统,然而墨家学派的理论体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并不能说它属于逻辑学这个学科。墨家学派的理论体系更侧重于语言、名词以及和名词意义之间的关系,还有说服听众以及在辩论中取胜。
  • 摘要: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对"瘟疫"这一视角的导入,极大地颠覆了传统上自然与人文、自然史与社会史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新的解释框架被表述为:人类历史的生存样态取决于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所构成的双重寄生之间的互动关系.除了从总体上重新解释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这一解释框架还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如下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为什么非洲的热带草原孕育了最早的人类却不能启动文明的进程?为什么文明只能源发于疾病梯度较低的地区,首先是人类走出非洲摇篮后最先抵达的地中海世界?印度的种姓制度何以形成?游牧民族的全球性入侵在何种意义上成了世界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为什么印度—中东成了所有形式宗教的源发地?基督教的新教改革与蔓延全欧的黑死病之间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为什么西班牙仅以数百人的兵力就彻底征服了拉丁美洲,从军事到社会到文化?为什么20世纪之前的战争,病死的士兵远远超过战死的?等等.
  • 摘要:倡议召开泛希腊大会、联合殖民图里伊和开放泛雅典娜节等三项政策是伯里克利的泛希腊政策的重要表现.尽管这些政策旨在维护雅典城邦利益,但实际上也惠及其他城邦乃至整个希腊世界,从而可以肯定其政策具有泛希腊主义的合理性.将其置于整个希腊主义历史之中,会发现,伯里克利将帝国统治和泛希腊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实现泛希腊主义所主张的"普遍和平"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并被后世遵循.
  • 摘要:术语沙苏是对巴勒斯坦地区南部和外约旦地区讲塞姆语的贝都因人的称谓,后来被泛指贝都因人."沙苏"最早出现于古王国,直到新王国时期,这一术语才普遍出现在古代埃及社会中.在语源学上,这一术语的词根是Vas"旅行,游逛".沙苏不是一个种族,它是一个带有军事色彩的社会阶层,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包含了各种形式,或定居,或游牧.埃及社会中的沙苏人一部分是战俘,而另一部分则是雇佣兵,或强盗.而古代埃及索莱布文献和西阿玛拉文献中提到的耶和华的沙苏人就是以色列人.
  • 摘要:希腊"东方化革命"的概念最早于1990年由博德曼提出,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使其广为人知."东方化革命"的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和"东方化时代"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东方化革命"本身不是一个纯粹历史性的概念,而是在历史的研究中混合了诸多想象的成分,实际上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也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
  • 摘要:历史的纵向研究解释的是历史的发展问题;历史的横向研究解释的是历史的结构问题(刘家和先生语).人类历史正是在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结构上不断变化的横向联系中向前发展的.古代世界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全球史"、"世界体系"),但古代世界存在着多个横向交往频繁、互动关系密切的区域.从实证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区域大于某个古代民族生存的地区和某个国家存在的地域范围.从这样的角度探讨一个地区或某一古代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研究视角,可以称之为"区域整体史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古代史学界提出的"古代东亚世界论"就是这样一种区域整体史研究.本文拟就日本学界所提出的"古代东亚世界"的观点、所谓的"东亚世界"的结构、机制,以及这项研究的学术意义做一扼要的评介,以期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提供某些启发.
  • 摘要:古代的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出现文化的繁荣,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思想巨匠.他们都提出重视"法治"的治国方略.毕竟,二者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同,造成二者对"法"的理解、立法执法主体、法治的目的等方面的诸多差异.荀子的"法"是统治者治国驭民、实现"王道"和"霸道"的工具;所谓"法治"就是统治者"以法治国",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途径.亚里士多德的"法"具有至高的权威;"法治"是"依法治国",是实现城邦正义和保护全体城邦公民利益的途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两者原则性的差异.
  •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希腊化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谈谈希腊化文化的因素如何从希腊来到中国并潜移默化地渗入到中华文化的体系之中.本文的重点是结果而非过程,目的就是想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那些曾经或仍然潜存于中国文化中与希腊化文明或文化有关的“吉光片羽”。
  • 摘要:作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冲击,印欧种人结束了古代文明,开创了古典文明,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发展.与对东方古老文明继承,吸收,发展不同,相对于西方世界,印欧种人则是西方文明尤其是古罗马文明的拓荒者、奠基者.印欧种人迁徙亚平宁半岛的原因、亚平宁半岛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迁徙过程中形成的特点使古罗马走出了一条与其它文明不同的形成、发展路径的道路;古罗马文明则深深打上了印欧人种的烙印,成为印欧文化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从分散、孤立状态到逐渐融合成密切联系的整体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 摘要:什么是文明?文明的本质和特征为何?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少文明?其发展过程和相互关系为何?这一切都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外国学者,从达尼列夫斯基、斯宾格勒、汤因比到麦克尼尔及亨廷顿对有关文明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中国学者也不例外.本文介绍雷海宗、林志纯、吴于廑、胡钟达、刘家和、罗荣渠、彭树智、马克垚等著名史学家对古代文明和文明的发展与交往的看法,并最后简略说明笔者的浅见.
  • 摘要:柏拉图创办学园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中外学者基本上认为他在《理想国》中提出的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理念也得到了实现,具体表现在学园招收了女学徒.但也有人对此存在怀疑,认为是杜撰出来的.笔者从文献的角度结合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对此进行探究后认为:学园招收女学徒的可能性不大,但有女性通过其他方式学习柏拉图的教学内容.
  • 摘要:自《隋书》以来,"拂菻"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中国史籍之中.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拂菻"是古代中国人对拜占廷帝国的称谓,但是在不同史籍的具体内容中,尚存有一些争议.以《宋史》为例,其中提到的"拂菻"与之前史籍中的记载颇有不同,因此国内外学者,如夏德、科尔多西、齐思和和徐家玲等均认为该"拂菻"应为塞尔柱突厥人,而非拜占廷.而另一些学者,如沙畹、陈志强和杨宪益等则认为该段史料中记载的"拂菻"依然为拜占廷帝国.本文从史料出发,通过对其中提及的名称、服饰、习俗,尤其是钱币因素的辨析,提出《宋史》中的"拂菻"具有拜占廷的特征的观点.
  • 摘要:古代奥林匹亚赛会是希腊最著名的泛希腊节庆活动,其泛希腊的性质一直得到较多的关注.然而,作为祭祀宙斯神的重要的宗教活动,古代奥林匹亚赛会与希腊人的其他宗教行为一样,也离不开希腊文明最本质性的特征——城邦特征奥林匹亚赛会的创办及其声望的远播发生于希腊的古风时代,这正是希腊城邦共同体兴起、公民权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奥林匹亚赛会与城邦兴起时代希腊其他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样,也具有深刻的城邦制度的印记.在创办之后不久,奥林匹亚赛会即开始由邻近城邦伊利斯管理,其管理机构与城邦的管理机构有相近之处,管理方式也与城邦的管理方式异曲同工,奥林匹亚的建筑及布局与城邦中心的结构也是相近的.此外,管理赛会的权力在赛会创办初期曾几次易手,对于奥林匹亚控制权的争夺反映了希腊几个大城邦的势力消长以及相互间的竞争关系.虽然赛会本身对比赛胜利者的奖励都是非物质性的,但获胜者所在的城邦会在其凯旋之后给予丰厚的物质奖励,这表明赛会上取胜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荣耀,更被视为整个城邦的巨大荣誉.因而,奥林匹亚赛会不仅具有泛希腊的特征,其与城邦之间的关联也非常密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希腊城邦与宗教之间的交融关系.即使是像奥林匹亚赛会这样并非属于某一城邦范畴内的宗教活动,也脱离不开城邦制度的框架背景.
  • 摘要:第一次十字军是西欧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发动的军事征伐.阿尔伯特的《耶路撒冷史》对这场战争有着翔实可信的记述.十字军为应对塞尔柱弓骑兵以及迥异的战场环境,在武装、战术层面上做出了各种调整和改变.他们从对手那里获得了新的知识和经验.在战场之外,十字军还以谈判、交易的形式实现了同突厥人间的交往.
  • 摘要:4-7世纪是东地中海世界从古典时代向中古时代的过渡时期.继承了罗马帝国半壁江山的拜占庭帝国为了在持续的挑战中生存下来,主动或被动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变革.这些军事变革从戴克里先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希拉克略改革完成时期.这些军事变革成为了大变革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时期的变革,拜占庭帝国完成了向中古时代的过渡.军事变革使拜占庭帝国屹立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千年不倒.
  • 摘要:克尔特教会,作为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个本土化例证,是拉丁文化、基督教文化与爱尔兰克尔特文化的综合产物.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克尔特教会形成了与罗马天主教会有所区别的,如以修道院为核心,极富宣教热情,个人色彩深厚等特点.
  •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陶瓷向亚洲传播的馈赠、朝贡贸易、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四种方式,华瓷传播受限于中过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外关系的变化。华瓷外传的主要途径是海路输出,也有由陆路输出的。历代华瓷的分布范围很广,中国瓷器在亚洲的走俏,导致了中国造瓷技术的向外传播。11世纪以后,叙利亚、波斯等国大量生产的青釉陶器,很明显是仿中国青瓷而制的;14世纪以后还生产了元青花瓷、明青花瓷的仿制品。中国瓷器在亚洲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传播了一种器物或是一种技术,还在于通过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瓷器纹饰和造型的模仿,认识、吸收并且传播了中国文化。
  • 摘要:希腊罗马雕像遵循着"逼真"原则(mimesis)发展,在表现人体的肌肉和运动感上达到了古代艺术的高峰,也为之后西方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典范.在古典雕像技术向东方传播的过程中,肇始于贵霜帝国的犍陀罗佛教造像无疑是重要的一站,西北印度地区的匠师以希腊罗马神像为原本创造的佛陀形象,成功地将希腊罗马的艺术语言和本土的宗教观念融合起来.不过,考察从阿富汗、新疆与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犍陀罗风格佛像,可以发现中国的佛教造像并没有完全利用希腊罗马的雕塑技术,而是结合本土文化对佛教的理解形成了中国风格的佛像.另一方面,北朝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胡人俑却为重新认识希腊罗马雕像艺术的东传提供了新的例证,与墓葬中其他类型俑相比,部分胡人俑的身体姿态灵活自然,具有更强的运动感,正体现出希腊罗马雕像的特征,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胡人墓葬中出土的胡人俑的身体姿态,有可能得出这样的推论,在希腊罗马雕像艺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旅途中,胡人聚落内的匠师们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摘要:公元6世纪是拜占廷帝国境内城市及地区瘟疫、地震等灾害的高发期.鉴于灾害对经济、政治等方面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以皇帝为中心的拜占廷政府在灾后对受灾地区进行了包括直接拨款、免税、派遣官员前往赈灾和举行纪念活动等积极的救助.一方面,这些救助措施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稳定灾区的社会秩序、维护皇帝权威及抚慰受灾民众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根据当时史家的记载,6世纪上半期政府的救助力度明显大于下半期,且在救助的过程中更侧重于对重要城市及教会建筑物的建设工作,这一特点体现了帝国在6世纪下半期经济与财政的困境.
  • 摘要:查士丁尼时代是早期拜占庭的强盛时期.皇帝查士丁尼是一位杰出的、唯贤是用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拜占庭逐渐扩大了疆土,收复了罗马帝国的昔日版图,雄震罗马神威.但是,在其成功的光环下,他的妻子——狄奥多拉功不可没.在其执政时期,皇后狄奥多拉被赋予共治的权利.查士丁尼对她的宠爱以及时代的需要,为狄奥多拉铺就了施展才华的历史舞台.从一位普通的女性到登上皇后宝座的这段时间,狄奥多拉在苦难的生涯中造就了果断、坚强、有远见的性格,这成为她日后统治政策中的一个屏障.本文力图从普通女性的角度去剖析狄奥多拉在当时的心理活动及个性,并通过狄奥多拉对查士丁尼统治帝国政策的影响展开论述,再现狄奥多拉对查士丁尼时代皇权的统治所起的作用.
  • 摘要:古代希腊有两种教育模式,即派迪亚(paideia)模式和阿高盖模式,这两种模式都这是品德培养,但前者侧重于人文素养培养,是为培养合格公民而实行的全面文科教育,后者侧重于专业技能培养,特别是体育、军事技能培养,是为培养合格公民和合格战士而实行的专项教育.在斯巴达历史上,这两种模式都曾经存在过,前者主要存在于古风时期,后者主要存在于古典时期,它们都曾经为斯巴达的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到了罗马统治时期阿高盖制度则沦为一种带有血腥色彩的娱乐制度,失去了其原有的积极意义.
  • 摘要:前4世纪早期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的演说家在希腊努力宣扬一种狂热的泛希腊主义,力主希腊人在雅典和斯巴达的领导下结束内部纷争,将希望从希腊人内部获得的利益转而通过征服波斯而获得.色诺芬在《希腊史》中通过对城邦间霸权与反霸权的争斗和希腊人与波斯关系的叙述,实际上反思了这种狂热的泛希腊主义.他试图使人们认识到希腊霸权若不能与其他城邦建立起基于现实的正义关系,希腊人内部不可能结束纷争;波斯人利用希腊人内部的纷争成功地插手希腊事务并控制了小亚的希腊城邦,但希腊人也有自己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来对付波斯人;波斯人与希腊人一样有高贵的品质,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不可以违反正义.
  • 摘要: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西方古典文献学,希腊文记作"philologia".近代西方学界在根据各自的语言整理、研究古文献藉以溯源其共同的"古代"过程中,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称与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中均曾发生过变化,但总体上的沿革相类于中国古典文献学或传统文献学,即由校雠而校雠学而文献学,最终被冠之以"古典的"则意在强调"希腊、拉丁的"这一属性.
  • 摘要:在公元4至6世纪,随着拜占廷帝国基督教化的发展,如何处理与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基督教不可规避的一个问题.面对"根深蒂固"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采取了一种"接纳"和"为我所用"的态度.
  • 摘要:在罗马早期社会等级冲突中,被保护人、平民和贵族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被保护人从属与贵族氏族,却与氏族之外的平民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接近.这种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中间角色使被保护人成为政治天平上的一枚重要砝码.从某种程度上说,被保护人阶层的立场决定着贵族和平民的命运.公元前5-4世纪早期,被保护人经常帮助贵族抵制保民官的攻击,公元前4世纪中期之后,文献中很少提到被保护人.有学者据此推测,发生了一场"被保护人革命"(Fustel de Coulanges,Mommsen).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被保护人革命"只是一个猜想,实证研究并未充分展开.被保护人阶层是如何脱离贵族氏族的?他们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角色作用如何?谁是这个阶层的代言人?有何具体的利益诉求?本文针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以某些平民与贵族同姓的现象为研究切入点.罗马早期执政官中有1/3具有"平民姓氏";平民参政家族中也有近1/3具有"贵族姓氏",认为,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而是罗马早期保护制度松弛、瓦解的表现.本文对被保护人出身的平民家族在平民集团中的存在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1)平民领袖。第一次撤离运动的发起人中就有该阶层的代表。与贵族同姓的平民家族在平民参政家族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公元前366年之前占21%,公元前366年之后占33%,在平民新人中的比例则高达39%。(2)政治立场。脱离贵族氏族的被保护人与平民的思想观念和经济利益有所不同,故二者的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前者往往对那些遭到保民官攻击的贵族表示同情和支持;在分配公有地,抵制征兵的问题上态度冷淡,甚至帮助贵族反对激进的保民官。(3)利益诉求。被保护人出身的平民阶层的利益诉求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十二铜表法》中有关于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互守信义的法律规定;要求占有公有地,以便获得经济独立,摆脱对贵族氏族土地的依附;要求公开法律诉讼程序,在法律事务方面独立;反对各种以平民保护人自居的野心家,表现出该阶层对保护关系的反感;要求担任高级职官,因为根据罗马习俗,被保护人一旦当官,就意味着保护关系终止,等等。
  • 摘要:The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perceptions of foreign peoples invite comparison at some point.As a Chinese studying Greek history I cannot help wondering if it is by sheer coincidence that two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cultures in the ancient world held strikingly similar views of surrounding peoples, dubbing them 'barbarians'.These views have of course been subjects of intensive studie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but comparing them may at least broaden our perspective.In this discussion I propose to have a look at the ways in which foreign peoples are described in early Greek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o see if we can draw some general conclusions from the comparison.
  • 摘要:荷马在史诗中描述了许多栩栩如生的怜悯场面.荷马的怜悯不仅是人的一种情感,还是人的一种行为,一种为神所认可的正义行为,更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行为.人们应当怜悯那些值得怜悯的人,如果对之拒绝则被视为不正义,而拒绝怜悯的人也将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荷马的怜悯通过史诗传给后世希腊人,成为希腊人的优秀品质和城邦体制的一部分.
  • 摘要:介绍世界四大钱币文化体系的形成,演变,特色和比较.阐述丝绸之路上的多元钱币文化的碰撞,交流,借鉴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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