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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2国际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2国际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2-06-16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

会议文集: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2国际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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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于2011年首次发布了中国30个城市生活质量指数.2012年研究中心对城市生活质量继续进行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得出了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客观指数以及各项细分指数.调查结果表明: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体水平比2011年有所提高;但两个"反差"依然存在;高生活成本拖累了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提高;房价上涨预期成为城市生活成本继续上升的隐忧;城市规模过大可能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东部地区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总体上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政府应有效遏制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稳定房价和物件水平,管理好通胀预期,控制过大的城市规模,这些都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
  • 摘要:北京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高端产业为支柱的服务型城市.在三次产业结构渐趋合理、空间分布格局渐趋科学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如何实现劳动和资本要素在各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得到不断优化配置,探讨劳动和资本要素在各个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配置对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对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北京市经济能够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以工高新技术产业最为突出,以设备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为代表的新的行业结构逐步形成,政府的政策导向应该主要由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北京应该有效利用北京的人才优势、教育与研发机构的集聚优势、技术市场优势和信息优势,强调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根据“微笑曲线”向价值链两端攀升,二是产业链条的更替。无论哪种形式都要求在研发、设计、咨询、物流、金融、营销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这些产业既属于服务业,也与制造业水平的提升相关联。另外,应增强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北京经济高质量的持续增长,必须有相应发达的周边地区作为支撑,但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良好的产业投资环境,使得北京产业转移困难,不利于北京自身的产业升级。北京市政府一方面应该加大对周边各市的扶持力度,通过政府间合作创造优惠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向外围地区流动;另一方面,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应积极发展卫星城,以形成向周边地区的辐射源。
  • 摘要:事实上,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状况比城镇居民更为严峻,财政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的有效履行十分必要和紧迫,特别是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调结构难,扩内需困难的具体国情,关注农村居民收入状况,发挥财政的再分配职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其收入差距,扩大其消费能力,不仅仅是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状况问题,更是我国扩大内需、走出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多重瓶颈的重要基础与根本前提.通过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调节效应的多层面测度与分析表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经历了从逆向调节到正向调节的过程,但调节的效应上总体弱化,且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为此,应客观分析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现状与问题,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调节效应的改进,首要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而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否则会进入恶性循环怪圈。应进一步强化公共财政理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有效缩小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改进农村居民收入格局,为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扩内需战略顺利实施。
  • 摘要:美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三季度开始持续下降,进入金融危机之后的二次回调状态.2011年二季度以后,在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增速回升拉动下,美国GDP增速持续回升,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二次回调已经结束,目前已进入回升轨道.模拟预测结果显示,2012年一季度以后美国经济增速将继续回升,并在2013年一季度以后进入较快增长状态,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将逐步回归相对平稳的正常发展状态,物价涨幅也会回落到2.5%左右的轻度通货膨胀状态。财政支出紧缩、美元汇率坚挺等紧缩性政策措施会明显降低进出口增速和GDP增速,但会大幅度降低财政赤字规模。随着经济恢复较快增长,美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将逐步回归相对平稳的正常发展状态,日本和欧元区进出口增速也将回升并恢复较快增长状态,2012年一季度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改善。
  • 摘要: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国家利益与经济和贸易周期的存在,每个国家都会首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尽管各国避讳贸易保护政策,但事实上,各国政府必将在经济和贸易周期的不同阶段对本国的经济和贸易实行不同程度的干预,贸易政策呈现不同程度的保护性色彩和周期性特征.一般而言,在经济和贸易的扩张期,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呈现紧缩的特征,而在经济与贸易的收缩期,贸易保护政策则以扩张性的特征为主.本文试通过分析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周期性的特征与表现,阐释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周期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进而探讨如何避免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周期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应建立完善贸易法规,为贸易政策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下充分争取权益;另一方面,利用经济危机和国际贸易保护带来的压力,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以量取胜、低价销售的形象,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也将有助于减少贸易摩擦和国际贸易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
  • 摘要:中国"十二五"开始已经进入到减速发展阶段.面对经济减速,一个最直截了当的问题是此轮中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性”,即受到自身政策调整或外部冲击的短期总量周期性波动,还是有着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即由于经济结构原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认真对待“结构性”减速带来的宏观不稳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了。当前的经济减速问题不能仅仅限于常规的稳定化政策。因为常规化的总量宏观政策已经无法对冲“结构性”减速的调整了,需要“结构性”的改革,建立新的体制机制,并配合宏观稳定政策才能应对当前的“结构性”减速挑战了。中国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问题,而不是刺激经济扩张。要降低经济增长的预期,直面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事实,依据潜在增长率作为稳定政策的基准,利用减速的清洁机制清理掉中国过剩的产能,并通过通缩降低成本,走上“减速增效”的道路,提升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
  • 摘要:2011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超5000美元,是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从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路径看,我国正处在一个加速增长的通道中.经济的赶超特性,使我国经济呈现高投入、高产出特征,它的好处是能获得高增长,但缺陷是生产粗放、结构不尽合理.目前,国际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在急剧变化,尤其是我国经济将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在总结国外经济结构变迁的特征和理论分析后认为,结构调整应通过效率改进来引导,而不应是通过行政措施来解决.笔者认为,我国要走效率改进引导结构调整之路,尤其是要注意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历史表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计算了大量的综合平衡和最优结构,并以此为依据搞结构调整,但事实是越调越扭曲。因此,结构调整的本质和关键不是人为确定何种具体结构比例,而应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再划分和确定过程。为此,笔者建议,在政策上实施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形成有效反映企业真实效率的价格机制,应保持制造业优势,在此基础上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超预期较低位运行。造成经济增速的进一步回落的原因有很多,如主动宏观调控的结果;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发酵;国内消费动力不足、投资需求不旺等。在现实经济运行中,GDP增长速度不能太高。但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速度也不能太低。如果太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者,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因为GDP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GDP“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分好;但如果没有GDP“蛋糕”的适度做大,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二者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有学者正确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而且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应保持一个渐进过程。另外,在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据此,要重消费,但也不可忽视投资。一定的、适度的投资,仍然是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 摘要: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挑战,涉及增长动力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改革攻坚问题,等等.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增长放缓问题.一个赶超型经济体,从高速增长"下"到中速增长,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增长减速,或者更"极端"一点的说法是高增长时代的结束.其实,对于中国增长会减速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何时减速以及减到多少,还存在争议。一方面,经济增长下一个台阶符合长周期增长的规律,要尊重经济规律,因此须摆脱两位数增长的幻想和高增长依赖症;另一方面,增长放缓不是“狼来了”,减速论不等于悲观论。如果能够真正推进改革创新,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经济将会获得新二轮的改革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与全球化红利,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从而创造出第四个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较为强劲的增长。另外,对于经济增长下滑背后的逻辑,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讨论。一种是从资本、劳动、技术三大生产要素来分析,认为未来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另一种是基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逐步消耗殆尽,从而得出增长必须下台阶的结论。
  •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趋势,但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必持悲观态度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下行阶段,经济增长率逐季下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主要从国外需求、国内需求和经济结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目前国际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致使我国经济外部需求不振;从国内需求看,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增长仍然无法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国内经济结构不协调,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都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我国未来虽然有快速增长的潜力,但应当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未来20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继续追求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应当保持8%左右的适度增长。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现象,笔者提出相关优化措施:遵循产业演进规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占CDP的比重,相应降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使职工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列入“十二五”规划的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尽快形成产业化体系。
  • 摘要:2012年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增长出现回落,下行压力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宏观调控难度加大;世界经济尽管保持复苏态势,但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突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积聚.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学界进行探讨.文中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低位运行的原因,指出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势,即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未来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需要正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促进结构调整与转型。而高生活成本拖累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提高。分析认为,政府应调整干预经济的行为,避免“激素刺激型的干预方式”,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该以一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客观依据,在经济回落期间应该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加速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酵,给中国主权债务提出警示。
  • 摘要: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表现为科尔奈描述的“短缺经济”,即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当时推进经济增长就是要想方设法增加总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总供给迅速增长,供求缺口由供小于求逐步转变为供大于求。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使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需求因素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经济增长也由主要依赖供给推动向日益依赖需求拉动转变。因而,从需求角度研究消费、投资及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协调三驾马车的力量,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分析了中国需求拉动型增长的三驾马车力量变迁及国际比较,并对投资、出口拉动型增长方式的阶段适应性和不适应性进行探讨。笔者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是纠正经济内外部失衡,避免大起大落,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当前关键是要加快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具体来说,可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所有制结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理顺要素价格,抑制低效投资,完善财税体制,更新发展观念,改革分配体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 摘要: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广义价格与狭义价格的关系实质上是指生产投入品价格与产出品价格的关系,二者相互联系,彼此制约。通过广义价格改革,确定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完善价格结构,肯定会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并进一步推动产品成本上升。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出口产品的“低价倾销”问题,并促进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与此相适应,外贸顺差将显著减少,甚至消失。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人民币汇率“内高外低”的双重压力,还可以使更多的外贸实惠留在国内,杜绝“肥水流入外人田”的问题。成本是价格的基础,管好成本,是管好价格的基础。实践证明,把价格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是不行的;同样,政府也不可能独自解决价格问题。只有政府与市场分工协作,有机结合,才能较好地解决价格问题。在价格问题上,政府与市场怎样结合,怎样分工协作?首先,在价格问题管理的范围上分工协作。其次,多种价格形式的有机组合。最后,电子商务方兴未艾,网上购物已成潮流。
  • 摘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调整我国国民收入"两高一低"结构失衡、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国内消费的重要方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必经之路.本文拟对我国目前国民经济部门间工资传递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行业间工资水平的变动出现了与竞争市场或市场竞争化相反的趋势:行业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近17年来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则趋向于收敛。垄断性行业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围绕这些发现,本文利用1994-2009年我国省际城镇单位分行业职工工资数据以及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数据,运用PVAR模型,重点考察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工资上涨对垄断性行业及农村农业部门、农村非农就业部门的收入传递效应,发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之间存在非市场化的工资传递效应;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与农业部门之间不存在着相互的收入传递效应,但是与农村非农就业部门存在着相互的收入传递效应;从工资传递角度看,近17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市场退化趋势,劳动力市场的割裂、劳动者行业间流动门槛的提高导致了竞争性部门与垄断性部门工资差距的不断扩大;与成熟市场经济的行业工资结构相比,中国的行业工资结构严重不合理,而且呈退化态势。提高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我国竞争性产业的劳动报酬水平,不仅仅是其绝对工资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调整国民经济行业间现存的不合理收入分配格局。
  •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通过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设想,后来,他又把这一设想发展成为"三步走"的战略构思.这一设想以及奋斗目标,后来形成普遍共识,经济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目标.到了2000年,中国的赶超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GDP占世界的份额提高到了3.7%,但GDP总量仍然落后于传统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排名第6位。进入新世纪后,强劲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仅次子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的显著增加,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上的发言权。进入新世纪后的10年,是中国历史上国际经济地位改善最为显著的10年,并由此带动了其他方面地位的提升。从动态比较上看,30多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稳定期,如在七国集团(G7)国家中,虽然各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有一定的调整,但相互之间的排序关系没有变化,仍然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也都进入了稳定发展期。
  • 摘要:经典二元经济理论揭示,经济发展意味着工业化。如果以持续近百年的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峰”为参照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行分析,那么从历史和现状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工业化不足”问题。当然,进一步的分析中,把工业部门(或第二次产业)劳动力份额与增加值份额联系起来,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笔者认为,所谓“列昂惕夫现象”,其实是资本主义劳动力集聚时期发生的一种普遍事实或规律,是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峰”相伴随的一种工业化规律。发达国家工业高就业得以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存在着可以支撑高劳力份额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而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这种报酬递增机制的缺失,导致了该部门高就业份额难以维持。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劳动力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缺失,源于工业体系单一性及工业发展的偏见。“工业化的峰”和“列昂惕夫现象”是本文对传统产业结构变化理论的一个有意思的补充或诠释。与经典结构变化理论稍有不同的是,本文强调发展阶段上工业劳动力集聚的重要性。
  • 摘要:商品市场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行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商品市场的形势如何决定了商品市场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本文首先根据1978-2010年相关年度数据,运用非线性的STAR模型估算出门限值,然后依据门限值将商品市场周期划分为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并对其进行分析。最后,借鉴Harding and Pagan(2006)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商品市场周期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同步性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978-2010年两者的周期阶段同步性为0.7,并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我国商品市场周期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有着较强的同步性。
  • 摘要:中国经济结构面临的双重压力已经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内外夹击的双重压力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双重性,同时也决定了全面启动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扩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文中首先介绍了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动态脆弱性和“速度饥渴”,对我国传统增长模式下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必然性进行探讨。笔者指出,总需求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与“速度饥渴”下的两难选择,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构建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进行探讨。针对现有增长模式下家庭消费无法替代投资和出口,“就分配论分配”无法支撑消费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提出结构转型下的投资快速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基础,而政府自我改革是促进投资转型和投资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9~10年左右,但是,本轮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如果以波谷年为依据计算经济周期,从季度数据看,2009年应为本轮经济周期的波谷年,并未改变9~10年左右的波长规律,但是从年度数据判断,2012年将为波谷年,这意味着本轮经济周期的波长将由9~10年延长至13年.这不仅意味着本轮经济周期波长发生了变化,而且意味着经济出现了二次探底.本文将分析导致本轮经济周期波长变化及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原因,进而探讨中国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复苏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即要增加居民购买力,促进结构调整,实现扩张经济。
  • 摘要:"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政府又称其为"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现存的实行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官方已承认其是"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遭遇自身的拐点.调整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遂成为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成为其重点与难点.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第一,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第二,"内外二元,构成循环".“政府主导+市场调节”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特质、第一特征。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多,外汇占款逐步成为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依靠国有经济在部分竞争性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失败。低消费、高投资、低成本、高消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另一组表观特征。“造城造房”——这一存在数年的发展战略的“辅线”并不能替代“招商引资”“制造出口”成为战略“主线”。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已达其极限,摸到拐点了,照样继续运转的风险激增,转型却极为困难。以往长时间过度透支的各种“赤字”(如环保、社保等)巨大,现已到了不得不加紧补偿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大的变化,未来5-10年内,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步入中速(8%以下)增长与中度通胀(5%以上)相伴相随的时期。
  • 摘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到了2011年,欧洲国家债务问题进一步发酵,危机风险从原来的"欧猪五国"蔓延到更多欧洲国家,并有可能扩大到整个欧洲及全球.虽然危机至今尚未爆发,但因应对措施不力,"狼来了"信息不时传来,国际经济大有再次触底的风险,惊扰着世界经济的脆弱神经.究竟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危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渡过这道难关,值得深思.文中分析了20世纪末以来三次危机的不同成因,概括说来,造成欧债危机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即欧洲大陆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多元民主政治制度、欧洲一体化的不成熟。迄今为止,欧盟及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向危机国家实施援助与向市场注资,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新近德、法两国酝酿修改《里斯本条约》,加快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强化对成员国财政监督的措施,才开始触及到深层次问题。但是,这可能会遭到诸如英国、爱尔兰等国的反对。因为这两个国家在经济社会体制上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欧洲统一问题上常常与德国和法国主导的欧洲大陆国家意见相左,其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完全基于利益考虑,较难以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真正融入欧洲。总之,要真正化解欧债危机风险,必须改革欧洲的社会模式,杜绝寅吃卯粮的公共消费模式。但是在欧洲经济、政治、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下,这绝非易事。也许这轮危机还不够深重,不足以成为推进实质性改革、使欧洲模式浴火重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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