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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

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宁波
  • 出版时间： 2012-11-11

主办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宁波大学

会议文集：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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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浙江古代诗歌中有许多描写海洋自然景观的作品,形象地描绘了海洋的奇异风貌.诗人通过望海、观潮、渡海等活动描写了海洋的奇伟景色,使人对海洋有了生动而鲜明的印象.很多诗人通过对海的深情凝望来表达对这种令人惊异的景色的欣喜和崇敬之情.观潮诗是海洋诗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除了摹写海景的神奇、壮丽或缥渺、神秘之外,有些作品也反映了渡海的艰辛与乐趣.渡海不只是能见到美丽的海景,也要承受惊涛骇浪所带来的危险和恐惧,但也有常人难以体会到的乐趣蕴含其中.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品味出浙江古代诗人对海洋的热爱、景仰以及向往中伴着些许畏惧的心理,也可以体会到人与海洋之间的微妙关系.
  • 摘要：海洋移民发生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期,成长于海洋文明、全球化时代.海洋移民是以全球化为背景,以人力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整合、配置为主要目的而发生的,通过海路及其海路领空的个体或群体从甲地迁往乙地,或从甲国迁往乙国并定居的行为和结果.本文认为,我国海洋移民的发生、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初期(鸦片战争前),传统海洋移民的雏形;发展初期,资本主义扩张下的“暴力移民”期;发展中期,资源全球性配置下的“自由移民”期;发展新阶段,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多元特征.从海洋移民的族群特征分析,我国海洋移民的族群在移入国均保持中华民族属性,开拓进取,适应环境,不断壮大.
  • 摘要：为便于对商船集中管理,有效获取市舶之利并加强海上禁防,宋朝从太宗时一度将发舶权限定在两浙市舶司.元丰三年八月,始规定赴南蕃诸国贸易须从广州市舶司发舶,入日本、高丽等国,则须从明州市舶司发舶,而回航住舶必须在原发舶州.这一制度,造成泉州等贸易港口发舶甚为不便.为适应海外贸易需要,元祐二年,泉州始置市舶司,并拥有发舶权.元祜编敕亦将回航住舶港口为原发舶港口之限改为至合发舶州住舶,从此,发舶港口以杭、明、泉、广诸州为主.南宋时,因两浙发舶渐集中于明州,发舶港口则为明、泉、广三州,后期则以泉、广二州为主.至于住舶港口,则因三市舶司争利,或为原发舶州,或为合发舶州,多有变动,但最终当以原发舶州为制度.发舶和住舶港口之限定,表面上看似可集中管控市舶之利和海上禁防,但由此产生的对海上贸易之垄断,则又导致发舶港口萧条、舶利亏损,而商贾纷纷冲破政府对港口之限定,改入其他港口贸易.利弊交错,时好时坏,在矛盾中挣扎、维持,应是宋朝市舶之政的真实写照.
  • 摘要：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高度发展与泉州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无论是农业经济、工商经济,还是民众的观念习俗,都发生明显的转变.也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促使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宋元时期泉州社会经济确实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在人多地少的困局中，农业经济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向精耕细作和经济作物的多种经营。借助于有利的资源条件，工商经济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尤其是海外贸易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泉州沿海民众出海贸易由谋生所迫转向求富趋利，观念已发生明显的转变。新的景象也告诉人们:以农业经济为辅、工商经济为主，尤其突出港口经济、拓展海外贸易，是泉州经济发展必然之路。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泉州先天资源条件、宋元以来根植于民众心中的观念所决定的。
  • 摘要：海洋民间音乐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是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力求规范海洋民间音乐的研究范围与方向,根据当代大众民间艺术审美趋势,针对不同类型受众进行有效的海洋民间音乐传播,以促进其产业化开发及可持续发展.海洋民间音乐资源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了确保它的长足发展,需要在保持乡土语境的艺术传承和产业化开发之间寻找契合点.避免盲目滥用的破坏性产业化开发,力求通过评估、检测、规范等合理经营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原生态海洋民间音乐.
  • 摘要：“鲒”究为何种海洋生物,历史上争论不休,主要有蚌、蛤、寄生瓦螺、蛏子四种说法.东汉许慎、唐代颜师古的“蚌”属之说，认为鲒乃蚌属与蟹的共生(寄生)体，这是很有趣的生物现象。查找历史文献，发现越国人最早观察到了两种海洋生物以一定的关系生活在一起的现象。根据现有的资料，海镜最初的文献记载为《越绝书》，故海镜应为浙江沿海的常见生物。研究认为“鲒”实为浙东海区常见生物海镜,鲒酱是以海镜肉作酱,而非以寄生的豆蟹做酱.
  • 摘要：清嘉庆年间,海盗投首是一个显著的现象.由海盗投首档案,可辨识出海盗的组成状况、海盗的活动方式、海盗之所以投首的原因等.嘉庆时期过去被称为“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但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是清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海盗清剿和肃清的时期,军事征剿是一种手段,接受投首则是另一种手段.嘉庆时投首呈现出先后相继的局面,后来的投首往往是仿效先前投首的结果.
  • 摘要：本文重点探究葡人在1513年来华至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概况,以说明当时东亚海洋贸易的情状.葡人于1513年抵达广东的贸易岛——屯门岛(即大屿山东涌海口)从事贸易活动,并于1517年派遣大使皮莱资来华,寻求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然因文化与行事的差异,导致了严重军事冲突.由于广东贸易全面停顿,葡人唯有辗转前往漳州和宁波进行走私贸易,并成功开展对日本的贸易.此外,广东巡抚林富为了改善该省的财政状况,在1529年向中央申请局部重开朝贡贸易,终于获得批准.葡人虽被禁止参与其中,但仍能通过伪装暹罗商人而活跃于广东沿海海澳,如上川岛、浪白澳和蚝镜澳等港湾.1548年,宁波双屿和漳州月港两个重要贸易点被朱纨攻陷,驱使葡人在广东沿海寻求更为合适的贸易据点,结果由海道副使汪柏与葡国船队舰长索萨达成租居澳门的协议.
  • 摘要：以往人们只知道郑和曾经七次下西洋,对于他和他的船队是否到过日本一事,在正史中和日本方面几乎无一字记载.实际上,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他已经二次出使日本.其理由和证据有二:一是既然郑和远航海外的目的之一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那么与建文朝关系十分密切的日本,当然是首先必须“纵迹之”的重要国家;二是从《敕封天后志》、《明史纪事本末》、《七修类稿》、《筹海图编》、《松窗梦语》、《日本一鉴》、《明书》等书的记载中,或明或暗地道出了郑和为了“赍谕”成祖登基、寻找建文帝下落和打击倭寇的需要,曾经出使过日本.郑和出使日本,增强了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有利于打击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在当时具有一定意义.
  • 摘要：本文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乾嘉年间的一些海盗供单,说明乾嘉之交的广东、福建的小股海盗,其形成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陆地贫民入海为盗,二是被掳人员转而为匪,三是渔民因渔汛不旺、投资亏折、生计困难等原因乘机打劫.这些小股海盗作案次数有限,往往随聚随散,不完全靠打劫为生;当然,随着从事海盗活动次数的增加,其中会产生一些完全靠海上打劫为生的海盗.小股海盗的分赃,除了盗首“老板”,赃物基本上是在直接参与打劫的海盗中采取按股均分的方式.其销赃的方式,除银钱外,或由海盗委托熟人代卖、或直接变卖.对于沿海贫民、渔民“出则为盗,归则为民”的小股海盗,清政府虽然严刑峻法予以惩治,但基本上只能靠官兵的海上常规巡防进行防范.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海上运输交通工具的变革,海盗的作案主体和作案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可能持续了上千年的单帆小渔船由打鱼而打劫的小股海盗于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 摘要：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明朝封日本副使沈惟敬一行进入大坂城册封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沈惟敬等人的外交活动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拙稿通过考察沈惟敬等人的赴日行实,特别是当时的册封情形,认为丰臣秀吉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以甘居明朝下位的方式试图保持与明朝的交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进入明朝的封贡体系.但是,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未派王子前来祝贺,拒不接见通信使一行,他不但不肯撤回驻留釜山的侵略军,甚至还打算继续侵略朝鲜.沈惟敬等人屡次调停,但是没有取得成功,东亚和平构建活动最终失败.
  • 摘要：鸦片战争前宁波港贸易路径变迁造就了宁波港颇具特色的帆船文化.宁波开埠后,宁波港贸易方式与贸易内容开始发生变化,由开埠前的沿海港口贸易开始向海洋贸易转变,进出宁波港的外国轮船数量的激增使原有帆船受到冲击,宁波港开始由帆船港向帆船、轮船港混合的转变,港口文化增加了更多殖民文化色彩,钱业文化、移民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快速增长,民众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但宁波港口文化在殖民文化影响下的转型并不成功,进而影响到近代宁波港的整体转型与宁波港的衰落.
  • 摘要：如果说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么商业力量就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商业力量一直是海洋空间上一支永不衰落的力量,从海洋文明诞生之初,海洋空间与商业力量就紧密相连,从最初海洋文明的出现,海外殖民地的扩展,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海洋运输,再到近代的海洋旅游、海上观光等等,人类对海洋空间的利用方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海洋空间,无论是作为扩张平台、运输平台还是发展平台,它的社会建构都充满了人类的意识形态.海洋空间为商业力量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平台,对于经济效益明显的海洋旅游、海上观光来说,海洋空间本身就是商业力量运作的一部分,商业力量的运作从来都是以市场机制为原则的.因此,商业力量推动海洋空间的社会建构,是市场机制运作的表现形式之一.
  • 摘要：海洋民俗文化是海洋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体验“天人合一”的文化休闲理念,是对海洋民俗传承与保护的哲学思考.在此理论构建下,创和谐、重品格则是文化生态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的重要策略.本文以浙江宁波象山石浦渔港为例,借助文化生态学相关理论对浙江海洋民俗传承与保护提出学理性的思考与建议.从这种意义上讲，石浦渔港由和谐、品格等内在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海洋民俗文化内在传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海洋文化均衡的生态系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文化生态既是一种自然意识、人文关怀，更是一种系统综合、互动联系的思维方式，以文化生态为视角进行各种民俗文化的传承，对于保护一个地方乃至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是极为有利的。
  • 摘要：本文通过对观音信仰在印度的起源，传入中国的历史，在舟山的流传，尤其是对明清时期舟山地区观音信仰的研究，指出观音信仰源于印度吠陀时期,两汉之后随佛教逐渐流传到中国.舟山的观音信仰源远流长,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始于唐朝,至明清时期,普陀山观音信仰进入鼎盛期.观音信仰对当地社会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摘要：本文探讨全球史观背景下的舟山群岛国际形象:一从自然地理来看,舟山是“东海第一门户”;二从经济地位来看,舟山是“中外通商的要津”;三从军事战略来看,舟山是“极佳的军事指挥部”;四从旅游居住来看,舟山是“海上乐园”;五从宗教信仰来看,舟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聚焦点”.
  • 摘要：自7世纪初期到9世纪中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留学者,他们基本上作为朝贡使节团的成员来到中国.在日本的正史上,有关遣隋唐使的记录不少,根据这些记录,古代日本派到隋朝的使节有5批,派到唐朝的使节有15批,总共有20批.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白雉四年(653,唐永徽四年)发遣的遣唐使船上有20名留学者,根据这一数字推测,或许有400名左右的留学者来到中国,对这些留学者来说,往来中国的通道是“海上之路”.
  • 摘要：文章从意象理论的全新视角对《文子》进行当代意义的阐释与解读,可以开出虚静、无为、慎微以及顺性等海洋意象,这些对于当今现实社会实践,对于个体人生问题的解决,对于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等都富有启示意义.
  • 摘要：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自由是人的本质,这是黑格尔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海洋文化论”是其思辨历史哲学的产物.“海洋”只是其试图解释历史发展中对民族精神会“引起思想本质上的差别”的外部因素.历史本质上是人的意志的产物,这就是人类对自由有所意识的进步.相对于农耕、游牧生活方式,海洋赋予的不是与海的远近,而是对人类的精神冲击产生的内在动力.重拾民族文化自信,是当务之急.
  • 摘要：随着造船业的进步和航海业的发展,宋代的海外交通也比以前更加发达,不仅与东亚、东南亚诸国建立了联系,而且与红海沿海的西亚和非洲北部地区也有贸易往来.同时,在长期的航行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前代的海神信仰和祈舶趠风、以物厌胜等与航海相关的海洋风俗.
  • 摘要：本文就昌国地区在元朝东征日本中的作用、在元朝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元朝时昌国地区的倭患以及高僧一山一宁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进行介绍。指出一山一宁以元王朝使者的特殊身份，于中日关系僵化的非常时期出使日本，修复了两国关系;他以一个禅宗大师的身份，在日本弘扬佛法，传播宋学汉文，深得日本人民的爱戴。一山一宁的东渡，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有着特殊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 摘要：宁波三江口附近余姚江西南岸和奉化江西岸濒江地带是唐宋遗迹富集的区域,这一片区亦是唐宋明州海船停泊的港区.根据三江口附近余姚江西南岸和奉化江西岸唐宋遗迹分布状况与文化层堆积状况的分析,本文指出,唐代海船的停泊区域主要位于和义门——渔浦门余姚江滨一带,入宋以后,在三江口南侧灵桥以北的奉化江西岸形成固定港区.港区的空间移动,一方面归因于市舶管理及查验机构的选址,另一方面也与奉化江岸线的自然条件有关.
  • 摘要：何乔远《海上小议》、《开洋海议》、《请开海禁疏》比较完整地勾勒了晚明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全貌,反映了何乔远超前的海洋开放思想.“海洋三议”成于1329-1631年之间.主要针对万历40年以后东南沿海海禁政策而作,主张趁郑芝龙招抚、海洋相对平静之机开禁通商,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外贸易问题.作者有较强的商业意识,排除了复杂的军事因素,对荷兰商人来中国经商的商业性看得比较清晰.何乔远的海洋思想不具有惟一性,但有代表性,反映了当时福建人要求开洋通商的愿望.
  • 摘要：自唐代始,民间信仰习俗中就确立了以龙王为主导的海神信仰.宋代,又出现了湄州林氏女飞天的故事,并持续受到历代统治者赐封,成为沿海民众普遍崇奉的妈祖,并取代龙王成为中国海洋信仰的主神.民俗信仰是民众生活的抽象反映,从龙王到妈祖海神信仰的变化彰显了中国海洋社会的嬗变过程.在政治制度比较稳定的古代社会，中国海神信仰发生这样的变化不是没有原因的。民俗信仰源自于民间，因无法科学的解释各种自然灾害，或者无法自救，人们只好求助于未知的超自然力量。因此，海神信仰发生变化，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发展使然。
  • 摘要：舟山民国海盗史从属于民国匪患史研究,但因其地域差异,呈现了不同于内陆的复杂性,也区别于历代以前的舟山海盗.本文主要探讨了民国舟山海盗的特点、民国舟山海盗的成因、民国舟山海盗的独特性.民国舟山海盗对舟山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干扰。海盗劫掠财物，伤及人命，甚至导致某些舟山乡镇发生人去屋空的惨剧。民国舟山海盗猖撅，这与舟山独特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存危机、舟山渔场渔汛的吸引以及当时人口的频繁流动密不可分。
  • 摘要：基督教在近代浙江传播过程中,西医教育事业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英国圣公会等差会不仅创办医院,而且从事西医、护理等教育活动,指出教会医学、护理教育作为英国圣公会在浙江教会医疗事业的组成部分，为浙江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近代西医及护理人才。这些人才对推动浙江的西医传播和疾病治疗起了积极作用。
  • 摘要：“宁波”一词实际上包含三层不同的内涵.第一是指整个区域,即古代所说的明州或宁波府,现在所说的宁波市或宁波大市.第二是指古代的宁波城,即古代明州的州城或宁波府的府城.第三是指宁波港.本文所说的宁波,是指古代的宁波城及城外的宁波老港区.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城市中,宁波的海洋文化底蕴丰富而深厚，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十分悠久。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始发港，又是中国大运河的出海口，辽阔的内陆腹地，为明州港的兴盛提供了丰富的货物来源和广阔的市场。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而且还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历史上，宁波以开放包容的胸怀，不断接纳来自海外的异质文化，从而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并且通过融合各种文化元素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宁波不仅比较完整地经历了古代海上丝绸的发展历程，而且还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的转型。
  • 摘要：唐人在书写海潮波涛的诗作中融入主观情感,寄寓着他们对海洋的多样情怀:惊骇恐惧海上汹涌起伏的波涛;赏叹江河海口涌潮的胜景,在震傈同时也感受到海潮的壮美和娱情作用,表达了喜爱和向往之情;赋予海潮“重信”、“重情”等品质,并表现出对此品质的肯定和赞美.
  • 摘要：麻姑是道教人物,却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普通百姓都会在其生日中以麻姑献寿的戏剧、绘画等各种形式来表达对未来的祝愿.以往一般都认为麻姑是山中神仙,本文论述其与海之间的关系,将其考证成为一位海上神仙.或许有人说，麻姑就是举办寿宴上进行表演的寿星，其实这是有失偏颇的。在历史记载中.麻姑并非是只有一个人物。麻姑的真实面目是一道家的仙姑，而非普通女子的形象。特别是麻姑到达蔡经家之后与方平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麻姑是个经常到海上活动、关心海洋状况的海上神仙，当是无疑。麻姑最初原型为鸟形，这与人们传统脑海里的形象差之甚远，但却在古代典籍里并不少见这方面的文字。指出麻姑为海上神仙的结论，或当成立矣。
  • 摘要：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历史结构中的核心元素,是中华文化构成中的源头之一.研究海洋文化,乃是回归中华文化的本源.现在建设蓝色中国,大力经营海洋,就要转变传统的内陆文明观念,站在“中国半岛”的崭新的空间立场,以海洋历史文明的视野,引领蓝色中国的伟大未来.
  • 摘要：中国海洋艺术有着颇具特点的内容与形式构成,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它的起源与涉海活动紧密相关,经历了从非艺术向艺术的生成过程.海洋艺术作品存世较少,除了难以长期保留的原因外,也与农耕文化审美心理及海洋意识较弱等有关.汉以后,随着我国的海洋活动增多,促进了中国海洋绘画的发展,作品存世相对较多.中国古代宗教性涉海雕塑和工艺性涉海雕塑发展较快.海洋书法艺术是中国特有的海洋艺术形式.随着我国当代海洋活动的拓展,中国海洋艺术发展的春天到来了.中国海洋艺术具有传神表意性、虚实相生性、和谐统一性和形式多样性等审美特色.
  • 摘要：基于中日友好之大局,以往的研究都集中于朱之瑜对安东守约的教诲和守约对之瑜的资助一面,而几乎不涉及两人关系中不协调甚至冲突的一面.本文较为详尽地讨论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目的不是想弱化两人的真挚友谊,相反,揭示这些过去不太为人提及的紧张关系,正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两人的平等交往过程.两人在学术上彼此倾慕，在生活上相互关心;既有政治观点的对话，又有娶妻生子的祝贺;有学术思想的探索，亦有冷热病丧的关怀;有慈父兄长般的呵护，更有师生学友间的爱慕。正因为有省庵的帮助和宣传，才使舜水在日本的生活得以安定，思想得到传播，并最终成为“给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响”的“中国大儒”;也正因为有舜水的关爱和指导，才使省庵成为文武双全、名德悠重的“老成醇儒”，“不唯九州之地，至于东海之滨亦闻名而钦慕”。可以说，是两人亲密无间的友谊与合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 摘要：创意经济既是当今世界文化产业与新经济发展主流,又能促进区域复兴;如何将港口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产业促进港口地区转型与创新发展,是全球沿海港口地区长远发展的核心论题.通过对创意经济发展的空间选择与港口地区复兴过程解析,提出依托文化资源发展创意产业是促成港口地区全面复兴与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并从潜能、介质、路径、模式和运作机制五方面论证了港口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产业的机理,进而结合人文地理学在诸多学科专业中的独特视角与作为提出港口文化资源到创意产业过程的文化地理学研究架构(研究目标、重点内容、方法论等).处理好港口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突出海洋与海岛特色,以增值性与带动性为核心统筹产业发展与空间管制,构筑品牌并延伸产业链、培育创意产业网络推动浙江港口地区文化资源发展创意产业的可持续路径.
  • 摘要：本文以浙江玉环为例试图说明，从封禁之岛到设官设汛，海岛走入王朝行政管辖同政治环境、地方官的积极推动大有关系，而民间的违禁私垦也是促成玉环设治的重要原因。雍正《浙江通志》的编纂者如此评价玉环山的开复与设治，“犹是山也，置之荒秽则潜匪伏莽，隶诸疆索则作镇为藩”。尽管，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等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国家对海岛的管理方式和成效，然而这种化贼为民之策成为清代统治者治理盗乱的重要模式。要说明的是，虽然笔者试图多层面揭示玉环诸岛走入王朝的实态过程，然对于多元化考察沿海岛屿发展变迁特别是自下而上考察政策的出台和地方社会的反映，仍有待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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