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辟杨、墨”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一次学术辩难,儒家后学对孟子在这场辩难中的表现推崇备至,甚至将杨朱学说的散佚,墨家学派的终结都归因于这场论战.笔者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通过对孟子立论立场的分析,对辩论中所涉及的三方都做出辩证的批判.杨墨的理论自身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与现实存在着严重脱节,甚至悖逆,即便没有孟子的发难,也会在学术发展的进程中被抛弃;孟子在回应杨墨的挑战中,虽然指出了二者理论上的缺陷,但他自己亦陷于立场和时代的局限,没有将逻辑推理贯彻到底的理论勇气,并不能从逻辑上将二者驳倒,只是因为他的这种局限性与其所处的时代发展的阶段性保持了高度的同步,即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才能流传久远.具体来说,杨朱提出了“贵生”、“重己”之说,孟子将其归结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为己”说,这种学说明显与人类合群体性的本质属性相悖,孟子针对这种缺陷,提出“推恩”说加以批判;墨子提出了爱无差等的“兼爱”说,与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种种差异性不符,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和价值,孟子针对这种缺陷提出“差等”说加以批判.在提出“推恩”与“差等”说的同时,孟子坚守血缘亲情至高无上的宗法社会“小共同体主义”立场,使“推恩”与“差等”之间产生了深刻的逻辑矛盾,最终抹煞了自我追求自爱的合法性,同时也排斥了个人对血亲外之人的爱的“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