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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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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保护好其生存空间是发展“非遗”项目的最基本要素,起到了维系其生存状态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传承人的生活状况、技艺传承与材料创新等等.科学合理的安排好其生存空间可以促使“非遗”项目更好更快地发展.但是随着社会地不断发展与进步,锦州“吹糖人”和“糖画”的生存空间屡遭挑战——传统的观念导致其难以延续.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销声匿迹,到如今的“非遗保护”浪潮导致其蜂拥而出,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导致这些民间传统手工艺者开始变得茫然失措,社会认同感的持续下降导致其生存空间愈加狭窄.如何保护这种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是当下能否保护好并发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因素.文章通过详细介绍锦州“吹糖人”和“糖画”的基本情况,探寻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并为这些传统手工艺者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生存之路,进一步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 摘要：萨满剪纸是萨满教信仰的产物,在当下社会,其增强文化认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越来越明显.近年来,萨满剪纸的保护与传承既有成就也有不足,尤其在文化产业背景下,应加快编辑出版萨满文化相关书籍,建立萨满剪纸图谱数据库,国家给予财政和政策支持,加大对萨满剪纸生存环境的保护,萨满剪纸传承人多角度创新创作萨满剪纸作品,推动萨满剪纸的新媒体传承,相关部门整合开发萨满文化资源,将萨满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成文化产业资源优势,让萨满剪纸融入百姓生活,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 摘要：琴在古代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琴棋书画自古被称为“君子四艺”,常常放在一起提及,但较少有人论述其间存在的共通性.古琴音乐属于听觉艺术,绘画属于视觉艺术,视觉与听觉二者的联系本身就很紧密,而且古琴本身就是一种工艺美术品.因此,笔者从不同时期的工艺品古琴,绘画中的古琴及绘画与古琴的关系展开论述,并以时间为线索,探寻古琴的工艺美术性质.从而打破孤立看待古琴与绘画艺术的这一观念.
  • 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备受关注的当代,探讨如何将其高效地融入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体系中,以达到拓展学生知识面、提高其创新和实践能力、传承地域文化和民间民俗美术的目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本文以渤海大学绘画专业为例,通过采取建立中国北方萨满剪纸艺术馆、创建关东满族剪纸创意工作坊和剪纸艺术社团等措施,深入讨论了专业基础教育和关东满族剪纸艺术结合的课程设计情况,以期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其他地方高校的传承提供借鉴.
  • 摘要：葫芦雕是一种起源于宋代时期的传统技艺,本文通过对以赵莉老师为代表的锦州葫芦雕传承人进行采访调研,在文化素养、传承贡献、传承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葫芦雕传承人进行田野个案研究分析,进一步了解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旨在让人们认识到怎样能更好的将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 摘要：生活环境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对艺术创作形象的塑造和内容的构思起着重要的影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汪秀霞的剪纸作品极具地方艺术特色,本文通过对医巫闾山地区的自然环境因素、社会文化氛围的分析和总结,探讨了汪秀霞所处地区环境对其剪纸创作的深刻影响,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应深入了解艺术创作所处的环境语境,以更有效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 摘要：从公元2世纪开始到今天,斯里兰卡的艺术发生了许多转变.这种转变,即来自于自身的传统,也有殖民文化与当代文化影响.从“43团体”开始,斯里兰卡的当代艺术经历了抽象、抽象表现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国内对于艺术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但进入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斯里兰卡国内的民族问题爆发,艺术家转向了对国内问题的思考与表达.而与此同时,在进入到2000年以后,消费文化、即时通讯等全球化因素传来,斯里兰卡艺术再度发生当代性转变,并在国际展览之中走向国际.
  • 摘要：本文以物质文化中的民族旅游工艺品为研究主线,对物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研究途径和研究范式等进行综述和评论,集中梳理了人类学在不同阶段中不同理论流派对物与物质文化的研究内容,总结了人类学对物与物质文化的4种研究路径,分析了物在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进一步探讨了旅游人类学对民族旅游工艺品相关的研究视角及研究内容.基于旅游人类学的相关观点,本文以实地调研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及访谈资料为基础,以藏族唐卡及尼西黑陶为实证研究案例,对中国民族旅游工艺品的发展现状、开发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旨在为其发展提供可参考借鉴的思路与对策.
  • 摘要：在当今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期,以若干市场知名女性化妆品牌的包装设计为案例,基于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把切入点转向了身体.研究援引身体转向、身体消费和女性消费等理论建构了研究理论的分析逻辑框架,以文本分析法、自我叙事法和访谈法为研究方法,探讨了感性消费思想和虚像消费隐喻影响下的化妆品包装设计和背后的性别与身体机制.研究表明:在宏观上,影响大众女性消费取向的是女权主义和身体转向的思想,以化妆品为代表的女性产品的包装设计成为女性消费强势语境下女权思想演变的符号,身体与消费重构了女权主义的内涵,成为消费社会女权思想的表达;在微观上,带有“女性”和“身体”等符号引领了当今女权主义的身体转向,表现在包装设计上就通过包装展示出是在女性特有的知觉和情感上的不同特征和机理,区别于以往的性别政治与性别权利等传统女权主义研究,身体消费领域成为女权主义思想表达的新领域,最后预测了女性化妆品包装设计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女权主义思想在日常生活上的扩展.
  • 摘要：欧亚草原天鹅岩画图像语言内部存在的四种基本语法规则决定了它的三个特征,即两种基本类型的天鹅形象、数字“7”形原始物像和自由形式.欧亚草原天鹅岩画的主体是合体岩画.其意义是在与其他图形的关系中产生的.而在与其他图形的搭配组合中,天鹅图像一方面展示了天鹅形象所具有的一些显著特征,如“7”形、呈组合排列、搭配的多样化等前景化效果;另一方面显现了它所蕴含的意义——与天鹅座、北斗星相联系的渡亡灵升天的神鸟.蕴涵此意义的天鹅图像又是符号“十”、“卐”的原始物像.大量神话传说、天文考古、宗教、民族和民俗文献资料,以及以岩画为核心的考古发现都证明天鹅崇拜是欧亚草原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历史悠久的信仰,承载它的活化石就是天鹅岩画.
  • 摘要：近期文化规划的兴起,强调城市即人的概念,传统的城市规划方式中单纯的文化符号概括与土地经济价值的挖掘等宏观角度的功能性布局已不足以体现城市文化场域的本质.对文化规划的重视,展现出城市发展方式从唯工具理性到挖掘人文脉络,重文化素养的转变.以文化手段推动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相协调,将提升公共环境的人文与艺术品格当代城市公共艺术研究是众多文化规划手段其中之一,强调将艺术与公众相结合,确保公共领域的群众艺术活动享有民主权利并以法制的手段得以保障,以实现市民社会的共存性.城市公共艺术研究具备地域文化承载性,是展现城市的现代文化图腾,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民主文化水平,本文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单位城市空间文化地域内的公共艺术对象,内容和行为作为研究主题,分析这种特定的艺术行为过程中本土和外来文化的交融方式,以及政府,艺术工作者,艺术作品和公众之间复合型的社会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通过对中西方不同城市公共空间形态中,具体城市公共艺术设计案例的分析展现地域民众对自身城市文化的认知和判断.同时,本文还将解释公共参与这一行为在地域公共艺术实施制度过程中的具体合作方式,公共“意愿”在决定公共艺术品形态和展示方式过程中的博弈与取舍标准.从艺术人类学角度分析城市公共艺术在反映地域居民文化意愿和完善城市规划细节中的启示作用,并总结其问题和局限性.
  • 摘要：城市公共艺术作为现代艺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表现模式,通过较为直观的表现手法来呈现特点,它建立在公共空间基础之上是以平等、自由、共享等观念来进行艺术实践的方式,其交互关系是由景观装置、雕塑造型等艺术形式为载体,通过互动参与的交互方式建立的公共交互行为.以“中国梦、城市梦”为理论依托,以文化建设发展为基准进行“中国梦”艺术人类学视角下交互式城市公共艺术文化建设的探索,可以充分的传递出人们对生活及对这个时代的向往和审美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思想和审美理念也需要与时俱进,一个城市的交互式公共艺术取决于这个城市的整体文化面貌以及发展状况.
  • 摘要：城市公共艺术是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关于解决大众社会精神与文化需求所要研究的问题,也是当前艺术人类学从本土文化到城镇文化研究所要跨越的一个阶段.后工业文明时代对城市的定义,不仅是工业时期作为社会物质生活的场所,而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由物质性上升到文化性的社会特征.文化艺术已经成为衡量城市生活质量的新型标杆,大众对城市“公共”与“艺术”有了新的审美要求,而地域文化的发展,尤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模式,作为国家发展民族文化的先进方式,在公众生活中已经有了较高的影响力,在“大众传播”模式的索引下,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产生了直接对接,促使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空间的构成.本文通过对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城市公共艺术结合的案例,基于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探讨新型文化空间在城市发展中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城市与人在精神文化建立过程中的发展趋势.
  • 摘要：近三十年来，王纯信始终坚持作田野考察，用人类学的方法记录民风民俗，收集民间艺术遗存，形成摄像、照相、录音、笔录各种档案。并开展长白山满族民间美术、萨满美术、长白山非遗保护与开发等课题研究，他多次承担国家、省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持续进展。共撰写专著计三类十三部，民间美术类包括:《长白山满族剪纸》《满族民间美术》《吉林民间美术》《萨满剪纸考释》《萨满绘画研究》《满族民间剪纸》《满族枕头顶刺绣图鉴》;民间技艺类包括:《最后的木屋村落》《关东山艺匠民俗》《筐编艺术图鉴》;诗词绘画类包括:《长白山诗词赋选注》《长白山民俗山水》《笔墨情缘》。其中《最后的木屋村落》《萨满绘画研究》两部著作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撰写的学术文章在《美术》、《美术研究》、台湾《汉声》等学术刊物发表五十余篇。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由文化部授予“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1988年，吉林省人民政府记二等功;2011年，获第十届长白山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 摘要：在民族音乐文化话语体系里,少数民族既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呈现为一张文化身份认同之网,并且携带着自己的编码程序和表述方式.一方面,该认同之网上存在着按文化圈、文化层的历史性规律而发展、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同阶段和层次序列.比如,由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宗教认同到国族认同,就是一个规模大小不一,文化同质程度有异,带有历史形成和层次区分的认同阶序.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里,文化个体携带着自身的(音乐)文化标识,如同网眼、网点、网点群落(后文简称网群)和网线,分布于整个认同之网上面.并且,这些网线、网眼、网点是随着人群的流动,在自然形成的地理环境中线性地漫游和流动,呈不规则状排列和组合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作为其中重要的研究对象或对象范畴之一,也并非是一个封闭、内向的系统,而是具备了开放、外显的姿态,并且在外部沟通、交融关系上,呈现出对内联接汉族传统音乐,对外沟连周边国家地区民族音乐的两翼性特点.本文将结合笔者近年来在云南西双版纳与缅甸边境两侧进行田野考察和课题研究的实例,对之进行延伸、展衍性质的讨论.
  • 摘要：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开始讨论认同主题,关注个体身份、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等不同层次.近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受人类学、西方民族音乐学影响开始将认同理论应用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当中,其中一批中青年学者结合自己的田野个案将“音乐与认同”主题进行深化,展开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通过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音乐与认同”文献历史性地梳理,可以进一步思考: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如何从方法论层面讨论其学科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建构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体系?通过从“认同”视角切入,可以为民族音乐学个案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因此,在日常的研究中,除了在地方性研究范围之内开展我们的个案研究外,还需要超出地方性研究对人类科学的一般性社会理论进行阅读,从而书写我们的民族音乐学理论.
  • 摘要：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后现代思维在西方学界运用已久.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丁·斯托克(Martin Stokes)的族群、音乐与认同问题的研究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菲利普·波尔曼(Philip V.Bohlman)结合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对“以色列的德国犹太人和室内乐”展开的民族音乐学意义研究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已经开始常识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展分析研究.如薛艺兵先生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与方法为参照,分别从学科对象、学科目的、学科方法等方面,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历程进行评价和反思.
  • 摘要：觉囊是藏传佛教一个教派.主要寺院坐落于川青高原交汇之地.目前,该教派不仅自身复兴,同时寺院还带动所处乡村的经济发展.以文化宗教为特点,不仅在文化上发展唐卡绘画、梵音古乐、藏香藏药、裁缝服饰等宗教文化,同时还吸收乡村青少年参加学习、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技艺较为出众的民间艺术人才.
  • 摘要：近年来,关于“古苗疆走廊”多有讨论,作为“走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从概念的提出,到历史演进、制度、市场、教育、文化以及西南地区非汉族群的“国家化”、“内地化”、族群性、区域性等内涵,再到这一走廊在当下“一带一路”海外文化走廊视角下的现实意义等等均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讨.龙晔生曾谈到:这条走廊从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先军事后政治再文化等外力介入下,以驿道为中心,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样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线保留了历史积淀的、呈带状相连的区域.笔者以为,如果说国家军事、政治治理开辟和稳固了“走廊一线”的话,那么,真正使得当地非汉族群由“苗”而“民”,其文化认同由“疆域”而“版图”,以及西南地域“一体多元”文化网状格局的形成,最终是古代中华文化在该区域传播、渗透、交融、接纳以及融合的结果.民间音乐文化的事项己经较为清晰呈现了西南各族群“国家化”文化认同、“内地化”文化认同的心理诉求，同时亦清晰地呈现了“古苗疆走廊”对于西南地区非汉群体和汉民族群体的民间艺术文化整合的参照效用和粘合效应。
  • 摘要：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包括该地区“原生”和创作改编的“民间音乐”,也包括宗教音乐、宫廷音乐.这些音乐与该地区建构的满族仪式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满族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带来了非“本真性”的音乐如何体现认同的问题.这一现象可以采用符号学“涵义增大系统”理论予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可知:由汉族语境转换到满族语境之后,非“本真性”的音乐通过与满族显性文化的结合而使音乐本身的涵义随之扩大,由它的指示义扩大到内涵义,从指向汉族的语义系统扩大到指向满族的涵义系统,进而与满族的文化认同接通.它是汉族音乐的语义内容与满族仪式所隐含的文化象征功能相结合的一种具有满族文化色彩的事项,音乐也在借助仪式的象征功能塑造满族的文化认同.
  • 摘要：佛教仪式及其用乐以其摄心缚人的力量以及慈悲圆融、“三觉”圆满的特性有力地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佛乐无色无相、直指人心的本性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形的教化力量.佛乐中众生平等的思想、清净空灵的特征、往生西方的理念显示出巨大的包容性.佛乐救拔众生的主张、三位一体结构折射出高度的统一性.本文以云南玉溪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汉传佛教音乐为例,考察历时与共时语境下,佛教音乐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进程中的教化与治理功能.
  • 摘要：陕北民歌是乡村社会和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产物,与前工业文明相适应.那么问题在于,在当代社会,陕北民歌还能不能继续生存,能不能得到发展和繁荣.根据威尔士民歌的复兴和美国民歌的繁荣的经验,陕北民歌在当代社会完全可以得到继续发展甚至繁荣,关键在于,使带有民歌元素的经验形式表征当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 摘要：《乐记》是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教育著作,其系统地阐述了儒家传统的礼乐文化,充分展现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品格.主要表现在对“音”与“乐”缘起的阐述,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价值观;认为“乐”是由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而产生,表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将“声”“音”“乐”的逻辑关系上升到人伦的音乐伦理学观点;“礼”与“乐”异同的分析,展现了礼乐文明的音乐政治观.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接受外来音乐陶冶的同时,要充分认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体现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品格.
  • 摘要：壮族三声部民歌是中国珍贵的民间艺术瑰宝,流传于广西马山、上林与忻城交界处的壮族地区,产生于唐宋时期,至今仍在传唱.壮族三声部民歌的产生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集体劳作习俗、歌唱传统、民间信仰、伦理道德紧密相关,它是在壮乡土地上诞生的艺术奇葩.
  • 摘要：云南的傣族主要分布在滇南和滇西南地区,人口约为110余万,虽然同为傣族,但他们又分属不同的支系,如滇南德宏地区的傣族属于傣那支系,分属傣那方言区,而聚居于西双版纳的傣族则属于傣泐支系,分属傣泐方言区.掸族作为缅甸的第二大少数民族,人口却有420余万之多,主要居住在毗邻云南西双版纳缅甸东部的景栋地区,亦称为掸邦地区.“傣族”是他们的自称,“掸族”是缅甸主体民族缅族对他们的称谓.由于佛寺大鼓创造出来的特定音响产品与佛教仪式的内容、程序、结构都存在着契合与呼应关系，形成了一个处于音响产品中的仪式整体。鼓语承载着佛教信仰的隐喻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刺激着信仰者的感官，推动着参与者对其不断进行接收与强化，表现出声音对仪式的“有效性”，因此，作为一种“方式”，所有“在场”者，他们都以仪式为轴心获得了精神的满足，实现了以情感叙事为表现、以祈求平安为旨归的心理期待，最终达成了文化的传递与心灵的抚慰，也构成了稳定的佛教信仰的仪式传统。
  • 摘要：本文以笔者对河南省内乡县地方剧种——宛梆十余年的田野考察与文献梳理为基础,通过对该剧种20世纪50年代年至今保护与传承历程的梳理,探讨在“文化自觉”的主旨中,国家各级政府行政力量的在场,对宛梆的保护和传承所体现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地方戏曲的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可资借鉴的个案.
  •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和瑰丽文化的历史实物,作为其基本识别的标记,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孔雀舞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舞蹈艺术中的瑰宝,是云南省傣族地区重要的文化财富.因此,笔者等一行人对云南省瑞丽市的傣族孔雀舞进行了调研,从当地极富代表性的民间艺人约相、旺腊、尚卯相和喊思为着眼点.分别阐述他们各自的学艺经历及生活背景,通过他们的舞蹈动作分析各自的风格特点,继而发掘四位艺人的内在价值.期许此次调研,能够引发以“形而下”的动作形态来思考“形而上”的思想境界以及潜在的文化张力,继而使傣族舞蹈这一璀璨文化得到更高层的发展.
  • 摘要：赣南采茶戏民间舞蹈以其浓厚的艺术内涵、鲜明的客家采茶文化艺术特点、诙谐幽默的舞姿和独具特色的服饰,在民间流传.至今,文化产业不断崛起,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形成一系列的文化产业链来适应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各种传统文化,传统艺术都在寻求创新与发展,以保存国之精粹.本文以赣南采茶戏为例,调研分析其文化产业将如何进一步发展,从文化产业的历史背景为出发点,对赣南采茶戏产业化发展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借助产业化的模式,从打造精品舞剧、创立品牌效应、借助繁荣的旅游产业进行推广等几方面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建议,致力于传统艺术——赣南采茶戏适应现代化社会,不断传承与发展.
  • 摘要：傩舞作为傩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核心表现形式之一,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格,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生态学个体,对傩舞的独立研究将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广西环江毛南族的傩舞作为原始舞蹈文化当代遗存的活化石,保存着原始人们丰富的自然崇拜精神和原生态的肢体语言,通过对毛南族傩舞的研究可以看到先民对于自然以及自身的认识和表达,对于启发古代舞蹈的发生学及图腾学的研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行毛南族傩舞的田野考察,并结合当地的民俗及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运用舞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提取毛南族傩舞的动作形态进行分析;立足本体但又不局限于本体,再根据舞蹈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从多方位、多视角、全面地探究傩舞的动作形态进而阐述其象征意义.本文抱着探索性研究态度,力求以小见大,从微观看宏观,进而为傩文化的进一步研究进绵薄之力.本文分导论、正文五个大点和结语来展开.导论引出了毛南族傩舞,第一部分介绍了毛南族傩舞所依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第二部分,介绍毛南族傩舞的起源传说及变迁;第三部分讲述了毛南族傩舞的仪式结构和在毛南族地区跳傩舞的师公流派;第四部分,分析了毛南族傩舞的动作形态及其成因,并概括了毛南族傩舞动作形态的规律特征;第五部分,针对以上几个部分的分析,总结了毛南族傩舞在傩面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结语部分,综合以上的多维度的研究,从微观描述中进行理性的思辨,从而揭示或者说力求更接近事物的原委,总结对毛南族傩舞考察探究的结论.
  • 摘要：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浓缩保存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在日本侵占台湾之际,台湾民众除了通过引介以海派京班为代表的祖国大陆戏班渡台商演外,还积极引导京剧参与台湾地区的民间演剧,使之成为台湾民众在殖民统治下维护其民族文化传统、强化其民族认同的特殊手段.
  • 摘要：作为一种典型的丧礼仪式灵舞,彝族花鼓舞主要的传承力量是花鼓舞背后的民间花鼓会.在滇中峨山彝族自治县,几乎每一个村组均组建有自己的花鼓会.彝族民间花鼓会在共同地缘的基础上,由一定家庭自愿组建并拜师传习花鼓舞展演的套路、动作与技巧.作为彝族花鼓舞民间传承自组织,花鼓会推选箐鸡尾龙头师傅、财务共3名实行内部管理.彝族民间花鼓会通过组织彝族花鼓舞各种展演,在彝族社会发挥着“送灵归祖”、文化传承、生产互助与角色协调等多重功能.全面开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族花鼓舞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应考虑重点资助和支持彝族花鼓会这样的民间自组织开展一系列相关文化传承活动.
  • 摘要：本文以甘肃秦安民间社火祭祀活动中的蜡花舞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该县郭嘉镇民间社火祭祀活动的田野调查,就其舞蹈形态文化含义、民间信仰文化属性、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将蜡花舞置身于这种活态文化现象中研究,是以期对散落在田间地头的秦安蜡花舞形成新的认知和理解,使其沉淀的原始文化遗存被今人广泛关注,并从中窥探到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丰厚的人文气息与独特的精神气质.
  • 摘要：梅兰芳以兰花指为代表的手势表演是梅派表演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兰花指手势极其丰富,形态各异,美轮美奂,在1930年访美、1935年访苏演出后受到国外戏剧评论家的高度关注和赞誉.这些手势既是梅兰芳在传统旦角表演中吸收和继承的艺术产物,也是其从龙门石窟、晋祠女像、造像手印、中国绘画、生活滋养的他山之石,同时与梅兰芳对手势的艺术加工和刻苦锻炼密不可分.梅兰芳兰花指的源流与活水是艺术家向内吸收,向外借鉴,美的甄别,精益求精的艺术成果.
  • 摘要：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丧葬舞蹈在文化上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即在形式上高度多元,而在文化功能与文化源起方面则归于统一.具体而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丧葬舞蹈大致发挥着“娱魂”、“娱神”与“娱人”的三重功能.而究其根本则是在“放大的悲”、“纯粹的静”与“狂放的喜”三者中,西南地区诸多少数民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狂放的喜”来应对丧葬仪式中对死亡“本性的恐惧”与“拟制的从容”的剧烈冲突.丧葬舞蹈只是呈现此种“狂放的喜”的媒介,多元一体是重新认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丧葬舞蹈的重要视角.
  • 摘要：弋阳腔是南戏的声腔流变的结果,其艺术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它的首要剧目是传统目连戏.本文认为,目连戏之所以能成为弋阳腔的看家戏,是受到宋元之际传入江西的傀儡戏的影响,以及江西发达的宗教文化和繁盛的民间信仰这一独特历史环境所致.弋阳腔正是在目连戏的基础上,在完成了“依字行腔”,“错用乡语”等唱腔方面的艺术革新.弋阳腔扎根于广大的民间,充满了乡土气息,深刻影响了明清之后的高腔各地方剧种.
  • 摘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恩施傩戏历史悠久.在湖北省恩施市三岔乡,傩戏是依靠当地“端公”团体和他们严格的“度职”制度传承下来的.这一建立在山地社会、乡土社会、熟人社会里的师承制度规矩严格,它一方面维系民间信仰与表演技艺能够得到有效的传承,并将未经师承而获得端公身份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亦承担着使端公从古代国家权力控制之下逃逸出来、隐匿起来的自我保护功能.山地社会为这些功能的发挥提供了便利的环境条件,并使端公文化根深蒂固地融入乡土,成为根基深厚的民间信仰.这一传承特色也使三岔傩戏能够在历经二十世纪中叶之后还能得以保存至今.
  • 摘要：开县祀神歌舞跳端公是长江文化生态中别具特色的民间祭祀活动,其仪式的巫术意味和程式化的身体语言构成了符号性的动作系统.自“非遗”保护以来,保护的重点惯常聚焦于传承的机制与形式上,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舞”的精准问题以及“生态”的良性互动和创造性问题.本文从跳端公的“身体”出发,以舞蹈本体的视角解读作为其象征意义的语言形态及文化隐喻,努力实现从“元素化解构”向“创造性重构”的转换.并试图运用“原态”、“生态”、“动态”的逻辑次序推衍出“活态”保护的持续性及新的意义,为构建三峡文化生态及长江文化协同发展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 摘要：本文在美学批评的角度上,从内容的真善美到形式的创作手法与意境对舞剧《诺玛阿美》进行了分析与评论,展现如何将一部民族史诗用现代化的方式演绎出来,烘托出不一样的民族之风.
  • 摘要：甘肃省武山县的旋鼓舞是一项有着长久历史的民俗集体舞蹈文化活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在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文章通过对列入非遗名录前后的旋鼓舞活动的考察,对比前后具体的变化现象,进而产生相关的思考.
  • 摘要：“皮影”是对皮影戏和皮影戏人物(包括场面、道具及景物)制品的总称,是一种用灯光照射由兽皮制成的人物剪影来表现故事情节的民间娱乐活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锦州皮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新的变化——皮影戏道具的制作由牛皮、塑料等材料取代了驴皮;皮影戏表演由多人取代了单人;皮影戏表演内容用“熊出没”、“小苹果”等现代题材取代了“仙鹤斗乌龟”等传统节目.探索分析锦州皮影戏的创新发展之路,对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民间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摘要：在沟通中西文化名垂历史的丝绸之路上,无论是北路还是南路,敦煌都是必经之路.被称为“东方卢浮宫”的敦煌石窟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东传的文化记忆,也是佛教中土化的文化记忆.佛教是“像教”,敦煌石窟的造像、壁画以及藏经洞保存的纸画、绢画都有观音的形象.敦煌图像中的女性观音叙事与民间妙善公主的传说相契合，充分显示了在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敦煌石窟在佛教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敦煌观音不仅仅造像显示了中国民众接受了观音文化信仰，又改变了观音文化的智慧，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独特性的特征。目前我国正在实行“一带一路”的新战略，我们将在历史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尊重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并寻觅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共生性，在互相交流和互相借鉴中，创造人类的未来。
  • 摘要：“口头传统”是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交流方式,也是民俗学研究的专门领域.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新媒介技术深刻地改变了“口头传统”的传播方式.纯粹的“口头传统”渐渐难觅其踪迹了,而被数字化地传播的“口头传统”却广泛地存在着,“数码一代”创造性地定义与应用“口头传统”的实践应该成为民俗学关注的问题.
  • 摘要：声学环境是生态最初的‘心跳’，它不仅能构成霎那的美学环境，而且还可以和历史时期，主题与从可再生轮回的极值到极小值的整体倾斜相配置。美学体系背后蕴藏的能量运动和其衍生物是永恒的寓言。区域可视其为网格，每个网格中蕴藏的音景寓言在人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 摘要：本文以《新疆的杨柳青人》为例，通过战前的日文资料的评价与限制来进行分析。日本的中国研究特点是很“细”。而且满铁的调查基本上在占领地进行，利用警察和军队的力量进行调查。第二大战是总体实力的较量。于是乎，动员其所有国家的力量举行战争，所以学术界也没有例外。收集资料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工作。比如英国的印度，香港统治，必须利用殖民地资料。要是研究越南，需要参考法国调查资料。研究中国的时候，满铁资料是一种重要的来源。但是这种殖民地资料保有资料本身的特点与限制。为了利用满铁资料之类的殖民地资料，首先要经过历史背景的考虑，自觉的考量政治因素的限制，才能成为民俗资料库的瑰宝。
  • 摘要：土家民歌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土家民歌的传承内容、方式、结构等方面的出现了诸多变异,对土家族民歌的传承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本文以湖北省夷陵地区“薅草锣鼓”为例,分析楚文化中土家民歌在非遗传承下的音调及结构特点.从而对家族民歌的“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以期对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有所裨益.
  • 摘要：视觉表象在全球化流动的现代性中处于中心地位,大众旅游与休闲产业不断增长,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因而不能从消费逻辑中逃逸出去.为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传统若要博得大众关注,景观化和舞台化是必经之途.景颇族文化的传承和重构,在权力、资本、族群成员和游客的相互作用中,将日常生活中的惯例民俗,提炼和改造成被凝视、被表演的视觉艺术.同时,在民族主体、客体或他者的相互凝视中,完成了族群品牌和视觉符号的构建与经营.
  • 摘要：萨满教,产生于母系社会的图腾和崇拜巫术,是一种崇拜自然,信仰多神的原始宗教.“萨满”一词系通古斯语,意为兴奋、不安的人.萨满教的主持者称为“萨满”,通古斯意为巫,其仪典称为跳神.萨满自称介于人神之间,司两者之联络,善能歌能舞,娱神医人.萨满教并无统一的教典,也没有严格、完整的宗教组织,更无创教的始祖神,甚至连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没有.新宾满族自治县满族的萨满信仰,与其他地区的满族萨满信仰同样起源于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萨满音乐是一种人与神沟通的特殊语言。正是这种近乎达到迷信程度的观念的延续，才使得新宾满族萨满音乐屡遭劫难却未灭绝。从艺术形态上看，萨满音乐是歌、舞、乐的综合体;从文化形态上看，它又是宗教、民俗和艺术的综合体。满族的萨满音乐都是依赖于萨满教特有的祭祀典礼仪式活动的存在而得以展现的，它直接服务和服从于氏族的祭祀活动，并作为一种手段加以利用。
  • 摘要：笔者依托“非遗”语境,立足“人”的观察,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参与观察等途径,探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傈僳民歌国家级传承人熊自义、王利、李学华的生存现状.籍此基础,依托民族学关于地方性知识维护的观念,考察从国家层面到省、州、县相关政策制定与保障措施的落实、“非遗”项目传承的途径以及传承环境的现状,以历时与共时的立场比较性地分析三位传承人的现状,对他们在社区话语情境中的当代意义进行识读,探讨传承人与“非遗”的互动关系,由此以点带面地丰富和完善区域民歌传承与保护及实践的路径,为推动民歌的现代传承提供理论的支撑.
  • 摘要：达斡尔族传承着一种传统民歌唱法,被称为“哭腔”唱法,其听觉特征是由大二度的慢颤音贯穿于整个歌曲的演唱,在每乐句结尾处表现更为突出.其风格如泣如诉,沧凄悲怆,极富感染力.达斡尔族“哭腔”唱法来源于达斡尔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情感抒发,涵隐了达斡尔族人精神信仰的内驱力,对达斡尔族文化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从达斡尔族的文化历史与精神世界的建构入手,来探讨“哭腔”达斡尔族四种民歌体裁中的形态,“哭腔”和语言的关系、达斡尔族“哭腔”的文化成因,以及达斡尔族“哭腔”的文化标识.
  • 摘要：云南省新平县花腰傣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及保护实践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旅游活动紧密相关的民族饮食、服饰、手工艺品、歌舞等,均的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利用,成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花腰傣聚居区旅游发展对文化保护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文化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不协调,文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内涵弱化、破坏甚至面临失传.因此,在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中,既要兼顾经济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正确处理好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才能推动两者良性循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 摘要：婚俗文化作为民族文化显著的标志,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土族婚礼仪式音乐由于受历史变迁、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民族融合及语言和方言区等因素的影响,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土族的婚礼仪式音乐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笔者通过婚礼仪式歌的唱词、婚礼仪式乐舞的音乐形态和婚姻仪式中的“音声”等三方面进行区域特征分析与研究,发现互助土族婚礼仪式音乐深受蒙藏文化的影响,而生活在民和山川地区的土族婚礼仪式音乐表现出较多的汉文化色彩.
  • 摘要：作为目前规模最大的壮族歌圩,敢壮山歌圩当下的运作与变迁是受当前高涨的文化遗产热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和少数民族自觉意识日益彰显的现实态势等社会结构性情景的促动和牵引,由地方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商家和普通民众等多重力量,在以利益为主和情感为辅的双重原动力的驱动下展开和推进的.这亦是当下诸多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壮族歌圩运作的经验之道.
  • 摘要：桐城歌,起源于安徽桐城的地方民歌,是一种集词、曲、表演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其发展历史悠久,2008年7月,“桐城歌”成功申报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是笔者田野采风后的呈现,通过对安徽桐城的桐城歌进行实地考察,聚焦桐城歌,反映其发展轨迹,可窥见桐城歌音乐的特色及文化价值,并对调查到的桐城歌进行音乐分析,为桐城歌传承工作的相关人员及相关机构提供可行性见解和构想展望.
  • 摘要：河州贤孝是流行于古河州地区,由汉族盲艺人用三弦伴奏表演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形式.河州历史上是多民族迁徙、杂居、融合、互化的关系史.贤孝的产生与河州特殊的历史、社会、地域及其人们的精神需求密不可分.河州贤孝盛于明清,其产生始于元末明初.明代以“国书”、“家书”为主要形式,清代至民国“新书”产生并盛行.贤孝艺人以觅衣食为目的,行走于兵营关亭,民间草根,以他们特殊的身份和表演方式,架起了与听众交流互动的桥梁.
  • 摘要：炸龙是贵州省德江地区土家族的传统民俗活动,从农耕时代的走乡穿户,以龙求雨,舞龙酬神到如今在城市中心区有条不紊的开展,不分民族、男女老幼之势,其具有广泛的参与性、群众性、自律性和共同性.本文是德江县炸龙节的田野调查报告,介绍了德江县炸龙节的含义、起源及演变、活动时间、活动地点、炸龙具体内容等,及其以“向心”的汇聚形式为主导的炸龙“活态”传续下来的现状.这对当下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现实价值、发展前景等,提供有益的借鉴及思想资源.在政府和民俗诉求等一系列问题上,也依旧值得去思考和探究.
  • 摘要：节日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狂欢节是文化艺术交汇融合的特殊时段.以元宵张灯为代表的节日狂欢民俗是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可以依靠与信任的媒介.“自贡灯会”是传统元宵张灯习俗发展变异的典型个案.自贡彩灯文化企业通过“自贡灯会”现代节庆民俗展会模式在海外承制灯会获得商业成功,建立传统文化世界传播的特殊渠道.张灯赏灯表达中国人的狂欢意识,灯彩具有特殊的视觉表现力,灯会是雅俗共赏的视觉文化传播平台,能够为世界各地普通民众搭建节日狂欢文化空间.
  • 摘要：土家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反映着土家人独特的信仰体系.丧葬仪式是土家族人生礼仪中的重要仪式之一,吹打乐则是土家族丧葬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仪式内容.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吹打乐主要有“坐场”和“走场”两种形式,包括锣、钹、鼓、喇叭、唢呐等吹打乐器,有专用和普通两种丧葬曲牌.丧葬仪式中的吹打乐直观体现了土家族人的生命意识,用音乐表现形式来缅怀死者安慰生者,吹打乐是一种抽象表达,是情感寄托、社会交往、民族凝聚、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
  • 摘要：粤北犁市镇的“扒龙船”风俗是当地沿江西岸及船上人家的端午时节的传统习俗.犁市镇各村落所扒龙船造型工艺相似,又有色彩区别;其“扒龙船”风俗和仪式活动大部分得到传承,还有现代商业文化的参与发展.围绕犁市镇“扒龙船”风俗的龙船歌反映了一些人情习俗、保留了部分古汉语词汇,需要语言学、民间音乐、民间文学研究者合作并深入调查记录和研究.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使犁市镇“扒龙船”风俗和仪式存在简化或消失的现象,亟待当地政府积极引导,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使传统风俗得到更好的延续和发展.
  • 摘要：在云南壮族原生宗教理论中,各种神灵表现为山林树木,它们就是神灵的化身,具有神的力量,这个神就是“竜”.小广南村是云南省广南县的一个壮族村寨,古往今来,祭“竜”一直是全体村民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属龙日进行,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本文从祭祀的准备工作、接“竜”、祭“竜”及其内涵几个层面进行梳理,指出在壮族儿女世代传承的祭祀中,“竜”已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一种信仰、一方神灵的替代符号,它已成为壮乡生态安全、营造美丽和谐的幸福家园进程中坚不可摧的自然保障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理念.
  • 摘要：中国传统色彩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之下,中国传统色彩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特殊的意义所传达出的特殊情感和文化理念,则是整个中国传统色彩的文化内涵的体现.随着社会发展的加快,历史的传承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传统色彩的主要承载体:传统建筑、传统服饰等都面临着继承和保护的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源泉,中国传统色彩的自我传承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同时,中国文化的大量输出,伴随着海外华人华侨的巨大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海外唐人街蓬勃的建设和发展.唐人街色彩的运用是否准确和恰当,是值得去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中国传统色彩的自我传承和对外传播,显得尤为重要.
  • 摘要：乌拉特婚礼音声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它随着时间、环境、地点的不同,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这种变迁后依然存在的文化,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的.
  • 摘要：狮子鼓是流行在河洛地区的民间乐舞.它的发展深受河洛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当地狮子鼓队曾达几百家,之后迅速减少,目前只剩少数鼓队还在活动.狮子鼓的表演由鼓乐、武术、狮舞三部分构成.鼓乐由大鼓、大镲等乐器演奏,在整个表演中起着指挥的作用;武术主要是人与狮斗,分平地斗、高台斗和高空斗,使用的器械有大刀、三股权等;狮舞是狮子鼓表演的核心,分地摊、中摊、高摊三个环节.狮子鼓融武术、杂技、舞蹈等多种艺术于一体,内容丰富,技艺精湛,极受群众喜爱.狮子鼓在文化多样性、民众精神生活丰富、文化及其产业创造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其保护应该从生态环境的优化入手,不断提高表演水平,积极探索现代发展的新路子.
  • 摘要：《韶乐》又称《箫韶》、《韶箭》,是舜“服有苗”的主要方式,歌颂了舜的仁德,孔子赞其“诞敷文德”而使“有苗来格”,但执“干戚舞”就使有苗退服,令人不解,屈原也曾发问“干戚时舞,何从怀之?”而且尧、禹都曾先后征讨有苗,为何它只成为舜的功绩被后人传颂.不同于前期的武力征讨,舜为部落首领时对有苗采取的是文化认同与政治协商,所谓“修教三年”制礼作《韶乐》,在《韶乐》的道具、乐器、服饰及动作形象上皆融入有苗的部落图腾——鸟,在内容上则采用“九德之歌”融汇黄帝-华夏族文明,同时《韶乐》中百兽步调与声律一致,象征了天地和美,亦是舜期望通过乐舞与有苗沟通的和谐景致.孔子不正是感悟到舜的政治智慧与治国理念,方感叹道“三月不知肉味”、“尽善尽美”.虞舜践行德治,后世通过《韶乐》宣扬舜的理念,乐教、德治、认同、和谐,是舜留给不竭的精神文化财富.
  •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体制和治理的需求下,依照国务院颁发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框架,实行了以汉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定位.西藏自治区及其他藏族自治州都以运用以汉语为主的双语的官方用语.建国以来,国内的藏族同胞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行政管理、学校教育等方面双语治理模式下,藏族人民与全国各民族经过60多年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进程中,其音乐文化生活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在新的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影响下,创作了大量的室内乐、交响乐以及艺术歌曲等,在歌曲创作方面,亦创作不少经典的以汉语歌词的爱国歌曲,新民歌,流行歌曲等.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众多具有时代风貌的新音乐,藏族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和补充,促成了其国家在场语境下的当代音乐文化的重构,并得到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藏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路径,讨论当代藏族音乐文化的重构与认同.
  • 摘要：早在汉代面塑艺术就已有文字记载,作为一种传统的民俗艺术,面塑可以说是一种指尖上的非遗传承,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而且蕴含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根据这一特点和当代“非遗”传承新形势的前提下,本文以锦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人张”为例,进行个案分析研究.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了解其艺术创作历程、情感寄托、以及对面塑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期望,探索新形势下锦州民间面塑艺术的传承态势和传承人的生存状态、传承方式与特点,以及传承保护中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 摘要：绳结在中国民俗工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历史渊源久远,是原始社会时期在生产活动与氏族生活中发明和创造的一种古老的技艺.辽西绳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形美观复杂,色彩绚丽多姿,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文化信仰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体现着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良好愿望.本文通过对辽西绳结传承人颜伟齐进行个案研究,通过田野调查了解颜伟齐的艺术创作,风格特点以及绳结艺术的发展现状,从而提出绳结艺术的现代传承既要传承其文化内涵,同时又要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以及大众审美趋势的、发展,从而进行更好的传承与保护.
  • 摘要：2015年8月8日至9日,中国威宁“撮泰吉”旅游文化艺术节暨国际傩戏“撮泰吉”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威宁隆重举行.《云贵川不同彝族支系舞蹈调查与研究》考察小组,一行5人,于2015年8月7日从北京飞往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对节日中的“撮泰吉”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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