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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

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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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中,一直没有有规模、有系统地对从四川到太平洋沿岸出海的线路进行研究.酒城新报社(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合署办公),自2015年春季即在相关学者的指导下,制定了分三年共三期考察此条线路的计划,并于2015年7月和2016年6月进行了前两期考察,在四川南部和贵州多地对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即西南出海丝绸之路进行考证、考察,初步证实了南方丝绸之路面向广州或者越南北部出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接的实际路线。在考察过程中,参与的学者提出了贵州是南方丝绸之路必经路线的论断,提出了“沪州与黔北的赤水河是古夜郎道的有机组成部分”等重要学术语论,探究了牂牁、夜郎、枸酱之间的关系,分别在四川沪州和贵州都匀发布了《中国·沪州:赤水河共识》和《中国南方丝绸之路·都匀宣言》,为国内丝绸之路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课题。李学勤先生为此评价:研究这条路,比研究国内任何一条丝绸之路意义更为重大。
  • 摘要:古代巴蜀地区丝织业非常发达,所产“蜀锦”誉满天下.“蜀锦”不仅是我国古代北方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中的质量上乘商品,而且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中承载更多文化和社会意义.巴蜀地区历代织锦为业的能工巧匠为此付出了智慧和血汗.这些织匠们的迁徙和流转更将自己精湛的织锦技术以及蚕桑养殖技术推广到巴蜀以外的地区,推动了我国古代南方以及远至缅越地区的蚕桑织锦业技术普遍提高,因此,“南方丝绸之路”更应该是我国巴蜀地区丝绸织锦技术的传播之路.本文以“蜀锦”工匠的流转迁徙为叙述主线,论述古代织锦蜀匠人们在流转迁徙活动中,将蚕桑织锦技艺推广至南方各地,在我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经济贸易活动中作出难以估量的贡献.本文从三个阶段论述巴蜀地区织锦匠人的技术积累和传播:一、古代巴蜀丝织技术积累时期—中原匠人流入与古蜀地蚕桑丝织本土技术融合与提高;二、蜀地丝织匠人以成都为中心的技术扩散时代;三、蜀地丝织匠人流亡迁徙的技术外迁时代.本文作出的尝试是,努力勾勒出蜀地丝织匠人在迁徙流转过程中传播高超丝织技术的动态线条,从而说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古代以丝绸商品为主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地带,更是一个丝绸技术传播与发展的动态空间.
  • 摘要: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的古老国际通道,它是古蜀先民同外界进行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秦灭巴蜀后,蜀王子正是沿着此路线率领数万人南迁越南并建立瓯雒国,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经济文化面貌,因而东南亚地区的若干文化因素都能在古蜀地区找到源头.可见,古蜀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对东南亚文明的影响是巨大的.
  •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MSR)属于“一带一路”(OBOR)倡议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的一项战略和经济举措,对东南亚地区具有战略意义.海上丝绸之路是2013年10月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的倡议,并且被李克强总理视作中国与东盟共同实施的两大主要倡议,从而使双边关系在未来十年(自2013年开始)进入“钻石十年”.为实施该倡议,中国建议将2015年作为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该项提议旨在“加强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环保、海上联通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双方经济共荣、利益共享、情感相融”.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可能召开各项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如预计由相应沿海国家的海洋部长参加的海洋合作论坛,以及海洋执法机构之间更多的对话和合作.此外,还将成立海洋合作中心.文中着重就中国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目标和战略目标进行介绍。然后,讨论了部分东盟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看法。
  • 摘要:“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同时也是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随着中原饮茶习俗的流行和向外传播,草原丝绸之路开始逐渐向草原茶马古道转型。万里茶道的兴起作为草原丝绸之路和草原茶马古道的延续,又一次在中西交通贸易中实现了繁荣。万里茶道经过俄罗斯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跨越区域之广,经营时间之久,实属世所罕见。这是一条集商贸、文化、政治、民族、宗教、民俗等多学科共生的商道,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国际贸易作用。万里茶道为中国茶文化影响世界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条全新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古代草原茶马古道的新型商路,其经济意义和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历史上的其他商贸古道无法比拟的。
  • 摘要:而今,中国一直被视是有可能在多国进行投资的潜在投资者,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而中国也一直积极地制定各种相关政策,促进海外投资.中国在世界各国进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进而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竭力从中国这一合作伙伴身上获取更多的资源.本文主要侧重于阐述中国在海外投资中展现出来的中国特色、中国在越南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现状,以及给中国政府的一些提议,以便促进今后的海外投资.
  • 摘要:四川的发展应当着眼于“领袖大西南”的长远规划,尤其应当注重川滇柜合作的无限可能.当前正积极推动“泛亚铁路西线”与“中缅印孟铁路”的筹建,四川应当把握机遇并积极参与到“南下”的铁路公路建设进程当中.一者可以通过参与铁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向两亚(南亚、东南亚)进行过剩“产能输出”,一者可以依托铁路向两亚及非洲进行外贸“产品输出”,从而通过产品、产能的“双产输出”实现四川的产业结构升级.
  • 摘要:四川是唯一同时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十三五”时期,将极大利用其地缘优势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主动融入国家统筹内陆、沿江、沿边开放的总体战略,加快培育四川省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上述新特征、新挑战要求四川白酒行业“发展要有新思路、增长要行新对策”,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动摇川酒产业在全国白酒行业中的“领头羊”地位。政府应在“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布局的战略高度上,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发展契机,立足川酒竞争优势,结合沿线国家的经济现状、资源察赋和发展诉求,打造川酒“国家名片”,使之成为四川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支撑。
  • 摘要:本文系依据“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主题之“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展开研究.茶马古道包括陕甘、康藏、滇越3条,前两条均是陕西商帮最先走出.陕甘茶马古道与通往西域、西亚、中亚的西北丝绸之路相联;康藏、滇越茶马古道与经缅印直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接轨,茶马古道整体即可视为西北、南方丝绸之路的纽带.历史上,陕西长安就处于茶马古道的要冲、又是唐蕃古道的起点.明清时期,甘陕川藏商道延续了自古以来线路变化的轨迹,北上甘肃、南下成都,涉及甘、陕、川、藏诸省.陕商等借由此道,输茶等物资于西藏,突破地域区隔与语言差异的藩篱;历经茶马互市、官方朝贡、粮台驿站至民间商贸的贸易政策演变,最先助推了至少2000年前中国西南一支庞大物流体系的形成,对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既是对“一带一路”的交叠拓展,亦是用当代眼光对过去史实的重新发掘与借鉴;遥遥呼应丝绸之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以便更好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与规律性.
  • 摘要:唐代诗人不仅喜爱蜀地的丝绸织品绣品,对蜀锦的制作工艺制作过程也非常欣赏,在诗人的笔下也是诗意盎然,美妙无比。那么,蜀锦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地位如何?成都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地位如何?从唐代诗人笔下所记录的情景,完全可以得出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样的结论。在唐诗的记录中,蜀地丝绸等也是顺江而下运往金陵、扬州等的重要商品,往来东部沿海与巴蜀的商人丝毫不亚于走古蜀道奔走长安与成都之间的估客。蜀地的丝绸等,就这样通过商船沿江而下,至东吴,进而远销东南亚和南亚诸国以至更远的海外,成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重要商贸都市。
  • 摘要:前蜀主王建的小徐妃,在宫中别号花蕊夫人,今存宫词九十八首;其中有十二首宫词涉及音乐、服饰、民俗和娱乐等内容,皆是西域文明在前蜀宫廷的反映.五代前蜀文化是唐代中原文化的延续,通过中原和丝绸之路而与西域存在经济与文化的联系;这表明四川虽僻处西南,但与西域曾有非寻常的文化交流.
  • 摘要:本文尝试沿着文化考古的路径,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对古蜀地与南亚的交通路线进行考证.以印度、四川与西藏等地的面具舞习俗作为考察基点,由三地面具舞在表演形态上的相似、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以及在四川汉代角抵戏与川剧脸谱中的文化存留,大胆假设川、藏、印共有同一个有关文明起源的秘密,且这个秘密由一条鲜为人知的商贸交通路线串连.借助历史文献与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文明早期蜀地与南亚的交通路线就是“茶马古道”中的川藏道,川藏道的历史应当上溯至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文明时期.
  • 摘要:城市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城市品牌是城市核心竞争力一个重要资源性要素.一个城市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强烈的城市品牌形象意识.文物展陈作为展示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窗口,在塑造提升城市品牌形象方面有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为例分析文物展陈对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影响和意义.
  • 摘要: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养蚕、治丝、织锦的中心之一.在中国四大名锦中,蜀锦的历史最为悠久.从产生的时间、定名的时间、织锦机具制造的时间、规模化生产的时间以及织造工艺来看,蜀锦堪称“中国织锦之母”.最为特殊的是,从南北朝到隋乃至唐初长达600余年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织锦作为贸易商品的只有蜀锦,所以蜀锦在四川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贸易地位.蜀锦在中国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开始于先秦,迄今已经2000多年,是中国丝绸之路开通后最早进入贸易的商品之一.秦汉时期到唐代,蜀锦流通到了蒙古国、新疆、青海、前苏联等北丝绸之路和日本等海外丝绸之路.至于蜀锦与南方丝绸之路,由于气候致实物没有实物留存的原因,蜀锦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传播主要是蜀锦技艺.蜀锦不仅代表着古代四川丝绸文化的繁盛,也对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 摘要:这次研讨会,是在成都博物馆成功举办“敦煌艺术展”之际,也是在我国全面实施“一路一带”国际发展战略背景下召开的一次理论研讨会.如何发掘四川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建设成都国际大都市,如何加快四川与国内外文化交往,是本次讨论会的主题.拟尝用“古道文化”概念,对应“丝绸之路”,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方面对形成“古道文化”研究设想的相关理论问题作一整理。另一方面选择笔者多年来对四川古代文化艺术研究的积累,从汉唐时期西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北进南传,讨论这一历史阶段,蜀道与与丝绸之路的对接,及其文化遗存。
  • 摘要:蜀葵(Althaea rosea)为锦葵科蜀葵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中国古代的蜀地,是四川人的故乡花,同时也是中国本土命名最早,栽培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民族花卉之一.艳丽的色彩、超长的花期、极易的栽培、广泛的分布使蜀葵成为中华各族人民最喜爱的百姓花.蜀葵自8世纪被引种到日本,15世纪通过北方、南方和海上三条丝绸之路被引种南亚、中东、欧洲后,美丽的蜀葵在国外深受人们喜爱.蜀葵既耐-40°C酷寒,又能忍受38°C高温.它超强的适应能力,让这种连续开花达二、三个月之久的浪漫迷人的中国花卉遍布世界,成为世界范围内分布最广泛的中国花卉.五彩缤纷、优美雅致的蜀葵成为中国花卉的代表,让中国的美丽传播和绽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蜀葵,天府之国——四川贡献给世界最珍贵的礼物。
  • 摘要:文中介绍了汉代的一种酒具,标题是“说旋说樽”,说的只是一种酒具,旋即是樽,只是这樽并非是想象的酒杯。汉代沿用酒樽,让人们对酒樽的使用方法有了全面了解,知道是当时贵族饮酒的一种姿势,也是一种派头。酒一般盛在酒瓮、酒榼或酒壶中,开饮时将酒倾入樽中,再用勺酌入耳杯进饮。
  • 摘要:作为一个岛国,斯里兰卡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点处,曾经受到过来自于印度洋彼岸的不同外来移民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些文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并且持续至今.近三千年以来,发生在斯里兰卡及周边区域的外来移民浪潮使得最初的同质古代斯里兰卡文化逐渐转变为如今的精妙的异质文化.对于因文化交融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从历史建筑环境以及无形文化要素中得到印证.随着时光的流逝,文化交融及其产生的影响在海上丝绸之路时常引起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经济实力不断发展的浪潮中清晰可见.
  • 摘要:茶文化起源于“天府之国”四川,而又最早发源于蒙顶山(旧称蒙山),通过一步步聚焦,再联系古往今来四川茶叶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不解之缘,以此来探讨,蒙顶茶是如何随着丝绸之路飘香海外的.
  • 摘要: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外商贸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食物原料传播之路.从汉代到清代,域外食材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呈现出品类众多、高潮迭起、主次分明和广泛多变等4大特征.四川是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重要枢纽,大量传入的域外食材在川菜烹饪中得到充分利用,不仅夯实了川菜食材基础,强化了川菜调味特色,还创制了新菜品、构建和完善了川菜的菜点体系,促使川菜最终成熟定型与繁荣.今后,川菜既要继续加强对域外食材的利用,还要加强对丝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共享饮食文化交流的硕果.
  • 摘要:唐代是中国丝绸悠久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出现的又一次高潮,由于政治开明,交通发达,商业繁荣,尤其文化的自信,促使其工艺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绢、绫、罗、锦等各种产品丰富多彩,更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陆上丝路输出与中亚、西亚各国开展贸易、文化交流,也通过新兴的海上丝路分别与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地区交流,融汇东西方文化,使织染技术和艺术的结合精彩纷呈,特别是唐代时期出现的织锦在丝绸品种与花色上的表现更为突显,除经向提花工艺沿用了汉锦技术,还出现了纬向提花的纬锦.这一技术革新成为中国纺织史上的主要节点,也是古代蜀锦最具辉煌的时期,并对后世出现的宋锦、云锦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其意义十分重大.
  • 摘要:丝绸之路的对外交流在唐代达到顶峰.本文从唐诗中巴蜀与“胡风“的连接;唐诗中的巴蜀宫廷乐舞、回旋舞与丝绸之路;说唱变文与丝绸之路三个方面,通过唐诗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的互证,论述天府之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曾经是那样的意气风发,丰富多彩.一方面,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化风尚与题材体裁的奇情异彩,为唐代巴蜀诗歌、宫廷乐舞等文学艺术创作带来多维影响,从文学面貌到审美的意趣都发生了改变.文学艺术风格样式更加多样,文化革新在巴蜀孕育勃发.另一方面,从唐诗中也看到,通过丝绸之路的连接,巴蜀文化的深厚积淀与丰富内涵深深影响了唐代的文化.唐诗不愧为巴蜀与丝绸之路灿烂历史的可靠见证.
  • 摘要:金沙遗址出土牙璋,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可说东亚中首屈一指.金沙中出土玉牙璋,绝大部份是当地所制作,估计现在所发现数百件玉石牙璋,也是经历过数代以上的积累保存下来.其中也罕见有并不是金沙遗址中所制作的玉牙璋.本文以金沙出土2001CQJC:955玉牙璋为例,论证此牙璋并非在金沙制作,而是金沙王室或贵族从外地取得一件所属年代较早玉璋。把中原地区可能属于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望京楼的牙璋,与金沙、三星堆燕家院子及越南Xom Ren出土相关牙璋比较,指出四川盆地、红河三角洲与中原地区密切关系,讨论东亚在文明出现初期人、技术与政治制度的扩散。
  • 摘要:整个人类文明产生的时代,正是从纺织文化转变成丝绸文明的时代。这正是成都乃丝绸发源地之说的文化基础与历史基础。成都是丝绸起源地,是丝绸文明的故乡,正是建立在多元文明起源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蜀锦和蜀绣的结合,最早出现在汉代,是天府丝绸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与不朽的成果之一。考古证据证明了西汉时期蜀中丝绸发达的事实。成都作为西南大重镇,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而特殊。在整个南北丝路的构架中,成都在很长时期充当了最重要的枢纽之一。据此,有考古学家指出,成都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地理源头,同时也是北方丝绸之路的“产品源头”。成都很早就是一个以丝绸、蜀布着称的、开放性的国际性商贸都市。说成都很早就是丝绸生产、商贸重镇并不为过。
  • 摘要:阿罗姆《中国》插图创作中对中国风土人情的臆想和当今人们对其插图的误读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插图既不是对以广东为代表的中国地理风貌的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也不是他们对此地域的浪漫主义情怀的表达,而是为了配合出版商去迎合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扩张所带来的大众文化消费口味的变化。西方视党图像中对广州和中国其他地区风土人情的真实记绿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以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为代表西方摄影师们陆续进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城市,以镜头真实和大量地记载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
  • 摘要:张大千先生对古人临摹的过程,就是美的发现的过程。他不仅仅留心明清文人画,更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唐代及其以前伟大的艺术遗产中,他有做文人画家的“资本”,他也有画院体画的功夫,但他选择的是既不同于逸笔草草的文人画,也不同于刻板繁琐的院体画,而是他所主张的充盈着文化品位的“画家之画”,这是对拟古派和末流文人画的挑战。大千先生曾表示要多用一点时间搞研究,他谦逊地说自己“仅仅是在壁画方面沾了一点点边”。而他对于敦煌的研究和创作的近三百张壁画,无疑构成了大师艺术世界最动人的部分。临摹本身并非大千先生的真正目的,而是通过这项工作,他感悟了敦煌艺术和谐的形式美、传神的性灵美、飞动的自由美,超越的意境美。把自己从传统延续型的画家转变为融合性的画家。这种融合不是中西艺术,而是传统艺术结构内层的调和,也可以说是一位现代艺术家对于他所理解的传统的重新诊释。大千先生在敦煌艺术中找到了中国绘画久已失去的色彩生命,这是他泼墨泼彩画风的精神内核,可以说,是敦煌之行,奠定了张大千先生作为一代大师的基础。
  • 摘要:本文从“三星堆”地名探源古代星象“参宿”和“三星崇拜”及其民俗流变,就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等命名有关的“三星堆”地名及其历史文化渊源,提出了若干新问题.
  • 摘要:2014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的重要演讲中,热情赞扬了国画大师张大千为促进中巴两国友谊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张大千的高超卓越艺术,并表扬赞美了张大千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带去了巴西与世界各地,从而率先使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与中国文化,大力促进了中巴两国和中外人民的亲密友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张大千的首次、公开、正式、明确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四川籍国画大师张大千,与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可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1941年,张大千为了追寻中国绘画的发展源流,曾经不辞艰辛,自费来到敦煌,并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敦煌工作了近三年之久,临摹了历代壁画精英约三百幅,接着在兰州、成都、重庆、北平、西安、上海、香港、台北等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临抚敦煌壁画展览,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敦煌和敦煌艺术.而在1949年张大千出国后,他又高举着中国文化的大旗,单枪匹马,东冲西突,“拼命为中国文化在海外打天下”,连续在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瑞士、希腊、比利时、西班牙等世界各国,以及在韩国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地,多次举办了大规模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和《张大千近作展览》等等,大力弘扬了国光,宣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又轰动了全球,极大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着实增强了中国绘画的世界影响.并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全世界都争得了巨大的光荣,并受到了中外人民的热烈欢迎与极大尊重.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伟大征程.为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助力四川加速融入“一带一路”事业,笔者特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使张大千及其艺术,在促进我国与四川省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更加充分发挥出其独特而又重要的积极作用.
  • 摘要: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图像学角度讨论:海内外现存的铜摇钱树佛像;巴蜀摇钱树佛像的年代,摇钱树佛像的造型模式;巴蜀早期佛教遗迹年代;迦腻色伽一世金币上佛像造型模式启示,巴蜀钱树佛像早期佛教遗迹主要源自贵霜犍陀罗佛像造型;摇钱树顶部佛像被尊称为“天中天“的源流和宗教意义:东汉时期中土汉译佛典中的“天中天”是来自犍陀罗语,犍陀罗地区佛教徒的死后理想观念,以及相关的图像东传巴蜀,为本地区世俗接受,而巴蜀最早的方志《华阳国志》却未记载这一历史现象和事实.第二部份讨论:传统观点的蜀印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认为这条路线在汉代作为沟通蜀、滇的商贸之道是存在的,但滇、缅、印之间的路线不清楚,至于其在宗教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传播作用,迄今没有任何考古实物或文献记载予以证实.第三部份讨论:新蜀印交通路线——“甘肃、青海丝绸之路”.这条路线是由早在汉代(甚至时代更早)就开通了从益州(成都)沿岷江河谷,经茂州(今茂县)、松州(今松潘县)西北行,翻越甘肃西南部积石山,即古“河南道”,渡黄河上游,沿青海湖穿过柴达木盆地,越阿尔金山口,再与传统丝路南道汇合,度葱岭(帕米尔),经瓦罕走廊(今阿富汗境内)通往犍陀罗(Gandh a ra)、大夏(Bactria),及中亚至欧洲的国际交通路线.公元1至3世纪,著名的成都“提花蜀锦”沿这条真正的丝绸之路输送到欧洲;而同时期,贵霜犍陀罗(包括贵霜秣菟罗)佛像也沿此路线传入到巴蜀.这已得到重要的考古资料,以及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经中亚,及“丝路南道”中国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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