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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国中国语言文字博士后论坛学术研讨会

2015年全国中国语言文字博士后论坛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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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部分学者认为其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种“中国近代史始于明末”的论断虽然悖于常规传统观念,但实难否认其合理性和正确性,但其实在闭关锁国的明朝末期,新航线开辟未能辐射全国,也只有江南富庶地区正在进行一场新陈代谢的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历史曾在南明王朝盛衰录演绎,不过局限在了江南地域而已.而柳如是、钱谦益、陈子龙是南明覆灭历史的最主要见证者.《“中国近代史始于明末江南”探究——从柳如是、钱谦益、陈子龙三人来看》旨在对明末江南的政治格局、商业经济、精神文化、主要矛盾层面进行分析探索,并结合柳如是、钱谦益、陈子龙三人的人物事迹、精神思想来验证,从而探究明末江南所提前进行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并不是中国近代的特权,而将其开端精确到一场战争也太武断了.
  • 摘要:中葡关系是近代以来中西关系的发轫.值此中葡建交35周年、澳门回归15周年之际,从对葡文化外交的视角来透视中葡关系及中国在葡利益意义重大.1949至1978年间的对葡文化交流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利益,1979至2002年间的对葡文化外交促进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2003年以来的对葡文化外交拓展了中国的各项战略利益.但当前的对葡文化外交也存在政经关系与文化关系相对失衡、战略规划与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等现实挑战.为此,提出了确立“三位一体”的融合式对葡文化外交模式、深耕对葡文化外交工作与强化澳门平台及其软实力等进一步促进对葡文化外交、提升中华文化对葡萄牙及葡语国家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巩固并扩大中国在相关领域国家利益的战略措施,藉此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 摘要:从创刊到停刊再到海外复刊,《今天》已经走过三十余年的历史变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无论是六、七十年代的“潜在写作”、八十年代的“新诗潮”,还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海外汉语文学创作,都与《今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梳理《今天》的发展轨迹有助于去蔽溯源,深化认知,获得全景视野,并反思文学史观和文学精神,提出文学史写作的另一种可能.从“越界”和“整合”的角度出发,将一份刊物的命运与其见证下的一段汉语文学史直接建立连接,从而打开一扇观察人文风景的意外之窗,补足了传统文学史所缺失的个人化和细节化的生动呈现,并令文学精神最终落实到一个大写的“人”上.
  • 摘要:礼乐思想是传统社会在没有宪法运作的环境下,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支柱.它反映出中国祖先对“礼”“乐”二者特征和关联的深刻认识.礼以节外,乐以和中,它们双管齐下地使传统社会趋于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政府在全力推进“四个全面”建设时,其一,不应忘了自古以来文化“通”“变”一体,宜在继承中寻求创新,从而获得文化的“繁荣”和“延续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文化”保障;其二,依法治国的同时,要采取辩证思维兼顾事物两面,在惩治犯罪、打击违法的同时,不应忘了“乐”对人心的熏陶、感化与“和内”之功效;其三,基于人性所必需,政府不妨拓宽教育手段,用今“乐”来调动、教化政府官员乃至普通民众,宣扬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党员实施人格教育,提升其素养和境界;其四,当前各级官员应有宽广的执政胸怀,能接纳、包容和处理不同的底层声音,发扬先秦两汉以来中国文艺逐渐形成的“讽喻”传统.各级媒体在“顺美”和宣扬的同时,也别忘在“讥失”和“刺上”方面调整和改进,从而获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信任与爱戴.
  •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富强思想.中国古人极为重视民食与财货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且很早就认识到食货乃教化之本,不仅要使百姓足衣食,还要教化百姓识荣辱、知礼仪.富民乃富国之本,国富为富民提供保障,二者都至关重要,有鉴于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们主张在积极富民、民生为上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上下俱富、家国两足,且提出了合理发展生产、开源节流、清明吏治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中华传统富强思想为富强中国的当下实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
  • 摘要:“女汉子”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词,它的迅速走红既有社会原因,也与它本身构成特点密不可分.本文追溯了“女汉子”的词义,分析了该词的构词缘由,比较了与其他意义相近的词语的异同,最后探讨了这一词语产生的社会根源.
  • 摘要:《才子牡丹亭》是徽州吴震生、程琼夫妇合作完成的评点《牡丹亭》的与众不同之作.全书以程琼的《绣牡丹》为蓝本,仍可视为女性对《牡丹亭》的批评.该评点在女性戏曲评点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彰显女性对戏曲的评点能力,是《牡丹亭》评点的标新立异之作;不应仅被视为文人的自娱抒怀之作,而是具有社会目的的戏曲批评,反映了闺阁才媛的精神追求;评点的刊行将女性的戏曲评点从小众传播走向大众视野,是女性传播思想的手段之一;对《牡丹亭》在女性中的传播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 摘要:风景叙事实际上研究的是人文意识、生活实践、共同情愫、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以及文化政治等在“风景”中的物象呈现.换言之,就是将风景研究“问题化”.有基于此,透过风景的生成和演化过程,透过风景的创造、再造和视觉机制来剖析阐释社会文化的演进以及审美观念的形成就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可能性.
  • 摘要:地方志与地域总集分属目录学“史部”和“集部”两个文献系统,然投射在地理空间的视域下,地域总集在保存地域文献、弘扬地域文化层面则趋同于地方志.宋代地方志的人文化特点附予其兼有地理志和地域总集的双重功能,而其逐渐完善、趋于定型的类目体例以及多样化的诗文编录方式为宋代地域总集的编纂分类提供了借鉴之本.《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取资地方志设置地域色彩的类目名称,《宣城总集》、《吴都文粹》、《赤城集》则仿效地方志平列类目体例编排作品.《吴都文粹续集》、《吴郡文编》套用地方志类目编次诗文作品,依循地方志类目排序附置文体类目于地志类目之后的方式体例,正是源于宋代地域总集编次分类地志化倾向的影响启迪.宋代地域总集借鉴地方志类目体例分类编次的观念意识在明清地域总集的分类实践中得以承继运用并逐渐固定完善,成为地域总集编次分类的基本体例之一.
  • 摘要:伯纳德·马拉默德在其创作的所有作品中,都深刻地反思了人类所经历的伦理境遇.探讨马拉默德长篇小说《天生的运动员》、《基辅怨》、《房客》和《上帝的恩赐》中的伦理思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拉默德的小说不仅揭示人类面临的伦理困境,而且还对人们进行劝诫,指明走出困境、实现救赎的途径.马拉默德的小说展现其对个体与他者、个体与民族、民族与民族、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思考,蕴含深厚复杂的伦理思想.
  • 摘要:留白是中国传统书画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也是中国古代画论的重要观点.20世纪起,部分具有传统书画修养的作家,如丰子恺、汪曾祺、贾平凹、王祥夫等,体察感悟到书画留白艺术手法与文学贯通的现代意义,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留白艺术观,开拓出中国古典画论现代文学转化的新空间.与文学留白观相对应,凌叔华、戴望舒、汪曾祺、贾平凹、王祥夫等不同时代的作家,以文学创作实践着留白手法,体现出具有现代价值的古典文化精神,或许是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现代文学转化,及对世界文学独特贡献的一种可能.
  •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断代史梳理,本论题是继“现代性”、“启蒙”、“革命”等专题研究之后的接续、深化与拓展.议题着眼中国现代美学史中“共同体”转型之后的主体概念,如新民、阶级、人民等复数主体,于古今变革时代,如何取得与“君主”、“宗族”、“天下”等总体性形态相匹配的公共地位?于中西际会之际,如何回应程序宪政学的“合理化”(公域)困境和主体间的原子化(私域)弊端?这是自由意志独立于家族、契约规则、货币媒介、阶级政治、语言交往等等而反思判断的结果:史论提取的“尊孔-倒孔”符码、“公议”的小说界、“典型”、公共艺术等议题,从心性的感通层面塑造或表征社会治理的公信秩序.此即历承制度儒学之“天理”(血缘、巫术、宗教等),进入五四时期有关“公理”的讨论,再及议题所及的“审美公共性”的理论进路.作为解决主体间性难题、复兴公共领域的契机所在,反思性判断力的提升,超越程序平等(契约设计)所致的平庸(包括私域原子化、肉身美学等),且包容“新民”、“美育”所立之人、“无产阶级”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此即多元主体借助审美符码、典型,通过“~~界”的商谈(立足“公议”的公共),获致审美共通的公共性机制.美学由世俗化反叛者的角色,进入弥补知性、科技、市场等合理化弊端的本体性定位.学史中呈现的“摩罗诗力”、孔子符码、典型等审美范型是复数主体获致公共的美学创生;同时也存在总体性意识形态(立足“公共利益”的公共)规训、利用审美共通感的社会面相:中国现代美学的公共性处于“政艺合一”的诉求或“政-艺分离”的反思当中.
  • 摘要:“中国梦”不仅是国富民强的物质梦,也应该是体现中国人的素质和中国文化精髓的精神梦.追溯“中国梦”的文化渊源,确立“中国梦”精神追求,将“中国梦”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梦”的精神追求更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切入当前中国的现实生活,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的理想信念.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仁民爱物与见义勇为、诚实守信与彬彬有礼、韬光养晦与当仁不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求同存异与天下大同等六个方面既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也应该成为当前中国人的普遍的品格,更应该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追求,成为在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过程中所应该努力追求的精神层面的理想和信念,人生价值和意义.
  • 摘要:本文以“复仇女”为具体对象,从故事性“个案”切入,在互文性的视域下解析其再现、建构“侠性”文化时所透露出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从“复仇女”到“女刺客”的想象转换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本文结合具体社会文化语境,围绕以庞娥亲为代表的文学母题,呈现中国古典资源中的复仇故事与革命话语之间的交融与互补.
  • 摘要:“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的新概念,但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历史却十分悠久.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深化改革,古代各阶段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也逐渐被重视起来.一般认为,唐代己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保体系.政府在不同时期设置“常平仓”“义仓”用以调节粮价、备荒赈恤;设立“悲田”“养病坊”以“恤贫宽疾”;颁布诸多法令作为以上社保机构的补充等.本文将参考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观念,构建唐代社会保障类词语子语义场;通过考察社会保障类词语使用情况研究唐代各类社会保障体系的在唐代社会的影响力等。
  • 摘要:王安忆写上海,天经地义,承了哪家的衣钵,似乎也不辨自明.有这种潜在的惯性思路作用,加之文化研究之风盛行,王安忆的小说难免被订上一个框架.实际上,王安忆作为“海派文学的传人”定位,却完全是一种后见之明,在王德威名文《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之前,几乎没有批评家将王安忆同海派文学传统联系在一起.迄今为止,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创作期最为绵长,并在每个“潮流”当中都能获得成功的作家.自“寻根文学”代表作《小鲍庄》之后,王安忆这样的“知青作家”,以“张爱玲的传人”的身份完成了自己的“跨代”战役.与张爱玲的浮出历史地表同时,王安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完成了自己的创作转型.但是,本文认为王安忆的转型绝非简单的上海怀旧思潮的产物,而同样强大的京派给养也供给了她的创作观念.
  • 摘要:个人语言能力表现在其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表达水平上.中国的语言教育主要由中小学语文教育和中高等院校的相关学科教育承担.综观语言教育,可以说,副语言系统教育在其中严重缺失,不论口头语还是书面语.本文以中小学语言教育为观测口,谈副语言在口头语语言教育中的重要性,提出建立立体、多维的语言教学观,构建副语言系统教育范式,从语文教师的培训做起。
  • 摘要:在晚清小说的市场发展过程中,此起彼伏的降价、促销活动,书局之间的竞争,攻轧,以及书局与不法书商的盗版斗争,对于促进小说市场的有序化都有重要贡献.经过多次降价促销,以及盗版市场的利润瓜分,晚清小说的书价已经大大降低至老百姓能够接受的程度.这一时期小说市场的竞争不但使得西方石印技术迅速推广,为新小说的出版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致使小说读者群迅速扩大,为近代小说的繁荣作好了准备.
  • 摘要:阿来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缘于阿来独特的出生背景与生活经历,原乡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想象空间和叙事资源.阿来在小说作品里对独特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书写,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特存在.阿来小说里的原乡叙事是其对故乡的独特表达与追忆,既有对藏区现实的反映与折射,又有对藏族族群的想象与摹写,因此,阿来小说里的原乡叙事让人们不仅从地理空间上识别了他的故乡,而且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确认了藏族符码、重释了藏族历史.原乡叙事不仅是阿来的小说创作特色之一,而且更是其小说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亦是其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承载.
  • 摘要:明代中期文坛的“前七子”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及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一直以来作为文学史的常识而被人们所熟知,但这一提法有欠准确.详细考察“前七子”成员的仕宦与彼此交往,可以看出徐祯卿与诸人不仅聚合在一起的时间短暂,“前七子”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也未见频密.考察“前七子”成员的文学主张,可以看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口号并不能真正地概括所有成员的文学思想,他们的崇古各有差异.从“前七子”这一提法成型的过程作纵向考察,可以看到其始于明末清初,定型于清代中期,是后人为总结明代弘正文学与区别“后七子”而出现的.
  • 摘要:面对南北朝末期及隋初社会礼仪风俗的极度混乱情形,颜之推进行了全方位的折中取舍.对于当时礼俗中出现的古今之别,颜之推多以今为是;对于南北士族礼俗中的许多差异,颜之推明确倾向于以南朝士族礼俗为优;对于社会下层流行的一些习俗,颜之推出于当时门阀士族的典型心态,对其避之若浼.总之,对于当时社会礼俗的混乱不一,颜之推对士族礼俗的南北差异其重视度要高于古今之别,而对礼俗的士庶之别又要明显高于南北差异.颜之推“节度”礼俗所依据的三个基本原则是礼文规定、具体场合及“礼缘人情”.颜之推所以能对南北朝末期的社会礼俗进行较为合理的折中取舍,与琅邪颜氏家族自汉末以来“家籍儒风”、“风教素为整密”,谨守儒家文化传统,相对于当时多数士族门第受玄学影响较少有着重要关系.颜之推对南北朝末期社会礼俗的成功“节度”,进一步促成了世俗礼法向儒家传统的真正回归,这可以说是以颜之推为代表的琅邪颜氏家族对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 摘要:现行汉字中含部件“立”的字较多,如立、辛、音、妾、龍等,它们的来源其实不同,独体字“立”像人立于地面,“辛”上之“立”为古代一种刑具的刀面,“音”上之“立”来源于舌形,“妾”上之“立”为发髻形,“龍”上之“立”为王冠形.此外,商、帝等字的上半部虽均从“(立)”,但其实也有差异,“商”之“(立)”与“龍”之“立”同,“帝”之“(立)”为花蒂形.文字发展中,这些来源不同的字经过了一个由不太严格区别到渐相混同的过程。追求书写便捷的秦隶、汉隶中趋同的写法尤为突出,但也时有比较严谨的完整写法,说明当时不少书者是明了字的理据的。它们在魏晋楷书中就基本混同了。甲骨文虽是早期较为成熟的文字,但因为是手写,往往会带上书写者的个人风格,这就难免因书写者的随意性或一些错误认识而产生一些不合文字创制理据的字形,这些错误字形在文字发展过程中有的甚至成为“正字”流传了下来。幸运的是,汉字系统性强,通过意义相关的字群的比较,往往可能追溯到创门造字时的理据。
  • 摘要:“生生”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生生”思想贯注于儒家哲学的历史发展和内在结构之中.它是搏动在民族血脉中的盎然生命力和走向未来不竭的精神源泉.通过系统呈现“生生”之内涵,从自然、社会和人的身心诸视角探寻“生生”思想之血脉传承,展现儒家对生命流行境界之“生生”精神的追寻与青睐,彰显其生命与生态价值意蕴.发掘并借鉴儒家哲学中所蕴涵的“生生”智慧或将使当下人类的生存重获生机,生活重燃希望.面对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等诸多全球性困境,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元素适时进行创造性的回应,已成为当下世人关注的焦点.儒家的“生生”思想贯注于儒家哲学的历史发展和内在结构之中.它是搏动在民族血脉中的盎然生命力和走向未来不竭的精神源泉.
  • 摘要:《孝思赋》是梁武帝萧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研究者多从史料及思想的角度造行考察,本文尝试从自我书写的角度分析该文,考察萧衍在其统治前期对于自我形象的观照和建构及其写作目的.同时也重新考察该文的创作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摘要:路遥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史诗风格,他的作品继承和发扬了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书写了他真切的内心体验,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路遥一直关注的城乡“交叉地带”题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缩影,传达出作者对现代以来乡土文化与城市文明二者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发展变革的焦虑,因此,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容忽视.路遥受现代以来文学大众化思想的影响,强化了为底层代言的使命感,他塑造了一大批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形象,全面展示了他们艰难曲折的生活,成为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的先声和典范.
  • 摘要:复调结构小说打破了单线叙事程式,甚至打乱了文本的时空秩序,将事件并置在一起平等书写,是对传统小说叙述模式的反叛.这种小说反映了作家观察世界与生活视角的多重性、精神上的复杂性,与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风云变幻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继承现代文学传统的中国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一如既往地在主题内容上深入挖掘,还在不断探寻新的文体形式,复调结构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选择.张炜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复调结构小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了内外呼应、大开大阖、意味深蕴的特点.
  • 摘要:南宋类书多是文人编纂,这使得南宋类书更易受到南宋社会文化的影响,它不再仅仅是工具性的知识总汇.南宋类书的知识分类在继承传统天、地、人、事、物基本格局的基础上,更多突出了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宇宙观,以及人伦、制度在天人系统中的地位.南宋类书中所汇聚的广博知识,既体现了编纂者对博学文献的自觉追求,也影响了南宋理学对道问学工夫的重视,和理学对文献基础的回归.作为士大夫编撰的南宋类书,其知识汇编往往超越传统类书简单摘录现成文献的局限,而大量增加了编者的议论和对知识的考订、辩证,是应该进入学术文化史的文人论著.
  • 摘要:《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写尽了人世间的人情世故、花柳繁华和温柔富贵.《红楼梦》以情爱观为切入点,又处处充满了佛家的因果观与解脱观,处处透发着对人生的警醒和对觉岸的向往.
  • 摘要:“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辩题,从先秦诸子到现当代的文化价值取向,都关涉到这一命题.先秦诸子对于义利之辩,各家虽表述不同,但实际上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阐释了义利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对后世文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儒家的“舍利取义”的思想对于后世文人的人格树造和道德挺立有极大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境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的散文、诗歌、戏剧和小说,以文学的形式表述了丰富的义利取舍的观念和思想.义利之辩不仅影响中国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论认为,文学是超功利的,只有去除名利之念,才能写出好诗文.
  • 摘要:署名屠隆编选的《钜文》一书自《四库全书总目》之后多被认为是伪书,是坊贾托名之作.通过对《钜文》一书与屠隆《鸿苞集》中的《古今钜文》一文内容之比较、《钜文》之刊刻、历代书目对《钜文》一书著录等内容考释可知,此书当为屠隆选定摘取篇目,茅元仪根据屠隆选定摘取篇目刊刻行世之书.
  • 摘要:延安文艺体裁和形式生成于抗战时期,并经由左翼知识分子批判继承了五四文艺形式,发展了苏区文艺.延安文艺体式的核心是对民间文艺进行创造性改造,而民间文艺是五四文艺的一个传统,也是苏区文艺的核心形式,并对左联“文艺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国统区文艺也对延安文艺体式形成产生影响,国民党发起的“通俗文艺运动”以及“文协”的通俗文艺也在某种程度上重视“阶级性”维度.延安文艺体式还与具有国际背景的左翼文艺形式结合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艺的阶级形式,对民间形式进行了符号化,为“民族形式”注入社会生活因素.
  • 摘要:阳明心学的诸多新理念给思想界带来新的动向,也影响了晚明人对词的看法.首先,王阳明从心学立场对“虽小道必有可观”思想的重申,使“小词”与“大道”的关系由程朱理学观念下的“对立”转为融合.晚明士人在此观念影响下,对词不再简单以“绮靡”斥之,而是肯定词为适应演唱而诞生的文体“进化”意义;其次,阳明心学对“本色”的强调,促进了晚明对词本色的思考.他们不仅注重词的韵律,而且推崇作为词本源的晚唐词,肯定“婉约流丽”为词之正宗;第三,在词的功用上,虽依然摆脱不了实用主义的诗教观,但大多不再将词等同于诗,要求“劝善惩恶”,而是注重词“言近旨远”、“以情动人”的“感发”功用.
  • 摘要: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面临着三大威胁,一是世界性战争的爆发;二是发展难以为继;三是人性的堕落.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内涵,对解决这三大危机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战争必须源于“天道”的思想,要求只发动正义战争,能够减少战争的发生;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有助于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尚德”、“崇义”、“适度”等原则,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道德修养有重要作用.所以,对于人类面临的危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早就给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只待今人去挖掘和整理.
  • 摘要:《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两部名著,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长篇和短篇两座高峰.两部名著之间是有联系的,有些学者进行了一定研究,但都因为对《红楼梦》的作者问题认识不足而不够深入.两部名著的作者对明清鼎革有着深切的体验并在作品中有所体现,都讽刺了降清变节的洪承畴,都赋予了林四娘故事相同的感情色彩,都站在汉族的立场上,表现出了明显反对满清的思想倾向.通过论述两部小说在内容方面的密切联系旨在说明其作者所处的时代相差不远,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生活和写作时代是比较明确的,因此,通过两部小说之间的联系来考证《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解决《红楼梦》作者问题的一个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切入点.
  • 摘要: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既是我们的国家共识,也应成为每个公民的切实行动.不但要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同时也要创建“理性平和、积极向上、自尊自信、民主文明、心灵美好”的美丽中国,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统一起来,建设全方位、立体化的美丽中国.美丽中国的构建离不开科技的发展,也离不开文艺的繁荣.文艺的繁荣也有利于向世界传播美丽中国的形象,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为中国梦提供丰富的资源.
  • 摘要:形容词能否带宾语,这是一个学术界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在书上还是在现实的交际中,形容词后带名词的现象确实存在,对此,很多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肯定,有的否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着对各个大家的说法进行分析,认为形容词是可以带宾语的,承认了形容词可以带宾语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例如形容词带宾语的语义类型,形容词带宾语前后语义是否有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还有形容词带宾语的构成形式有那些特点,可以带宾语的形容词具有什么特点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大家去研究去解决,去更深地研究形容词和动词,从而真正地认识每种词类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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