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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

第六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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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从建埠以来,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城市国家.这一多文化体内的语言是有严格分工的:英语是工作语言,华语(普通话)、马来语、泰米尔语是各自民族的母语.在华人社区,早期移民方言是闽南话(福建话,潮州话)和广东话.新加坡独立后,政府独尊英语,关闭用本土语言教学的学校,并在华社推广华话.在独立后的短短40年间,年轻一代几乎放弃了方言,转向英语和华语.政府的语言政策成功地造就了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社区.本文追溯新加坡语言状况的历史,指出多文化、多语言社区有一种潜在的语言焦虑,体现在语言选择、语言认同和语言自信等诸方面.语言焦虑是多元文化的产物.
  • 摘要: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史上,时态(tense)做为语法范畴的地位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热点.从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的角度来看,汉语缺乏构词上的时态标记(morphological tense marker)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学界也分别从句法、语意、语用的角度对这个议题做了详尽的解析,并挑起了激烈的论战,至今仍未尘埃落定.
  • 摘要:诗歌是历史最久、流行最广的文学体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指出“诗比任何艺术都更顽固地具有民族性”.中国古代诗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之一,甚至形成了中国人在写作和阅读中对讲究平仄、对仗、押韵之文句的特殊偏好.但是,人们究竟如何阅读诗歌?中国古代诗歌的形(韵律特征)与神(诗意)具有何种相互作用机制?这些问题尚没有来自当代认知科学的实验证据,也缺乏基于这些科学证据的理论阐述.研究者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技术手段考察了中国古代诗歌阅读过程中押韵与诗意理解的认知神经机制.实验过程中,被试阅读148句7言唐代格律诗,然后判断诗歌的押韵和语义模式.研究发现,自上而下的押韵预期影响早期语音表征,从而在前词汇阶段诱发了P200效应.同时,押韵一致性诱发了一个右偏侧的N400-1ike成分,且在N400和P600时间窗口调节诗歌语义理解和整合.这是国内外首次报道古诗阅读中押韵加工的独特神经电生理成分.这个发现第一次为自然阅读过程中自上而下基于声音预期的早期效应提供了非常干净和清楚的证据,揭示了前词汇时间窗口自上而下预期和自下而上加工的相互作用机制,为后续诸如韵律预期在阅读中的作用机制等一系列新问题打开了一个窗口.这些发现表明,使用不同文本体裁(如,中国古诗)调节预期可以为探索语言加工的前沿和经典问题提供有效路径.
  • 摘要:本文着重分析了汉语普通话中表达位移事件的三种动趋结构中名词宾语与表趋向性含义的动词间的语序关系.在汉语的动趋结构中,趋向性动词可以紧邻方式动词,居于名词宾语前,如例(1).同时,也存在趋向性动词居于名词宾语之后的动趋结构,如例(2).此外,当趋向性动词为复合形式时,名词宾语甚至可以插在两个趋向性成分之间,如例(3).
  • 摘要:叹词,又称感叹词,是语言中一个独立的词类,前贤时俊对此多有讨论.与其他词类不同,叹词并不是根据它们的语法功能划分出来的类,因为它们基本上是独立成句的,因此刘丹青(2011)说“叹词的本质就是代句词”.汉语叹词古已有之,例如“呜呼”“噫”等,但是古代汉语的叹词与今天的叹词在形式和意义上都不是一一对应的,武振玉(2009)对先秦汉语30个叹词作了专门的研究.刘宁生(1987)分析了叹词音高与意义的对应关系,指出同一个叹词由于音高和声调的变化而表达不同的意义;姚锡远(1996)也探讨了现代汉语叹词的一形多义、一音多形、一形多音、一义多形等现象;马清华(2011)探讨了叹词语义关系的原始性,从语言理据性的角度探索叹词的成因,很有启发性;周国光(2016)专门探讨了叹词的句法功能和语义功能.这些研究都是十分有价值的.也有人探索叹词的情绪意义(郭攀2014),甚至关注到一些新兴叹词的语用问题(于思湘2006a,2006b),还有人注意到了实词的叹词化和叹词的去叹词化这一特殊现象(刘丹青2012).
  • 摘要:汉台语之间的关系迄今仍无定论,笔者认为有同源关系,别人不大相信.核心问题是如何辨认同源词跟借词,某些学者认为是同源词的例子,别人认为是借词.最近我找到了许多关系字,本文试着厘清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现在就提出几个辨认的方法.
  • 摘要:形容词可以根据其词汇语义分为表示客观性状的一类和表示主观性状的一类.客观性状是可以比较客观地观察或测量的,而主观性状无法进行客观准确地测量,依赖于人的主观认识.客观性状形容词和主观性状形容词在词法、句法和语义功能上存在一系列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在汉语中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差异可能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对立.
  • 摘要:音位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但一个语言有多少音位往往很难确定.赵元任(Chao1934)提出的解释是,音位分析有“多能性”,其中“能”指功能.如果功能不同,对音位分析的要求也可以不同.因此,音位分析的解是“非唯一”的(赵元任称之为non-uniqueness).比如,Lee and Zee(2003)认为普通话有21个元音,而Duanmu(2007)认为只有5个(不包括儿化音).对以上观点来说,这两种分析都可以,且无所谓好坏.把这种观点称为“多解论”.“多解论”使得音位分析显得简单易行,对中外语言学界影响都很深,至今被广泛认同.不过,因为人们可以众说纷纭,不求获得最佳答案、或无法获得最佳答案,有人开始对音位分析的方法产生质疑、甚至认为应该完全放弃音位分析(如Ladefoged2001;Fowler2015).本文认为,“多解论”有个误区,即将音位分析与其他音系现象剥离开来,或者根本不考虑后者,如押韵现象以及对音节空挡的分布.如果将音位分析和其他音系现象联系起来,那么音位分析没有多解性,寻求最佳答案是可行的.本文以普通话为例,全面比较各种分析,以论证以上的结论.
  • 摘要:本文讨论汉语的自然重音(=核心重音nuclear stress)与汉语特殊句型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从自然重音的信息结构出发(不为事件所presupposed的信息,不是自然重音的信息),指出:自然重音是结构重音,不是语义重音;非自然信息的成分(如狠狠地打碎了一个盘子中的“狠狠地”)可以改变它所在句子的自然重音但不是自然重音.文章继此讨论自然重音和句法的关系,认为下面三个句法层级(VP、IP、CP)中的语法现象均与汉语Government-based自然重音直接相关.
  • 摘要:语言使用状况及其规律,是修辞学和语用学共同研究对象.两门学问因此产生缠绕不清、界线不明的情况.在学术发展史上,语用学是新兴学科,颇有后来者侵吞前者固有领地的嫌疑.中西学界都呈现上面这个情况.而在我国,还多出一层由本土与外来的碰撞引发的纠结.尤其在举国高谈“中国首创”、“中国自主研发”、“中国制造”的当下,纠结更甚.在修辞学和语用学界也有症候:在一些文献的字里行间里流露出中国“首创”、“特色”、“另辟蹊径”的修辞学和语用学的情节.换句话说,中国修辞学和语用学要在国际学术界讨一个中国身份.
  • 摘要: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儿童学习障碍,具有高度遗传性.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确定多个与发展性阅读障碍相关的基因,这些基因在认知、行为以及细胞网络水平与阅读障碍症状存在不同程度关联,如在认知行为水平上DYX1C1基因被发现与阅读拼写水平和语音意识相关,DCDC2基因与阅读流畅性和拼写能力相关,而ROBO1基因与语音短时记忆及数学运算能力相关.在细胞网络水平上,多个基因(DYX1C1,DCDC2,ROBO1等)被发现与神经元迁移,神经元轴突生长,甚至神经元细胞的基础生理特性(兴奋性和触发动作电位的精确性)等相关,过去的研究也显示,中英阅读障碍具有相同的脑激活模式,支持阅读障碍具有跨语言一致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 摘要:辅音的清浊对立是人类语言普遍性的语音区别特征之一,据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数据库(Martin Haspelmath et al.,2005)第4条认为,多数或近70%的语言保留辅音清浊对立的区别特征.地处东亚的中国各民族语言浊音的分布和演变也呈现出十分多样性的状态,从浊音保留到浊音彻底清化之间分布着以下复杂的连续统。
  • 摘要:文章分析了句子的限定性与透明度,指出句子的透明度决定于其限定与非限定的分别,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如何认定语句的限定与非限定。
  • 摘要:如果比较世界语言的词形,可以发现甲金文代表的单音节词语言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因为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的话,汉语和其他东亚语言也应该是多音节词语言.当建立这样的观念,就会发现,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大量双音节和多音节词,例如联绵词、名物词、词头词、重言词、人名、地名、氏族名.那么,东亚语言的单音节词是怎样来的呢?学者们研究发现,目前南亚语和部分藏缅语还处于双音节词向一个半单音节词转化和单音节化阶段,例如:佤语、德昂语、独龙语、达让语、义都语、格曼语等.所以相信,汉语等其他语言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汉语等东亚语言单音节化之后带来一个后果,即语言单位扁平化.扁平化指在单音节型语言条件下,音节、(单音节)词,以及(单音节)构词语素都是一个东西,三者具有同一性.音高本是音节的天然属性,由于音节就是词,结果音高成为词的属性,这个属性在使用中逐渐获得社会约定成为声调,这就是声调的来源.轻重本是汉语的韵律模式,当单音节词声调进入复合词,则与多音节词的轻重模式协同,诞生了一种新的“声调-轻重韵律模型”语言.汉语和其他东亚语言都属于这种韵律模型语言.
  • 摘要:清·许瀚<求古音八例>归纳前贤研究古音有:谐声、重文、异文、音读、音训、迭韵、方言、韵语等方法,其中尤以谐声、异文、音读与韵文最为常见.就上古声母系统而言,自顾炎武发其端绪,历经钱大昕、章太炎、黄季刚、曾运干、钱玄同、戴君仁以及陈师新雄等人之钻研,终于建构完成.大抵而言,钱大昕所采材料多属经籍异文或汉儒音训释音,章太炎先生则多从谐声偏旁立说,刘赜为黄季刚先生学说所提之左证大抵为经籍异文或汉儒音训释音,曾运干先生、戴君仁先生、陈师新雄之说,虽亦多属经籍异文或汉儒音训释音,却又每见「某与某声近」或「骈词」之例.窃以为诸家所引以为证者,虽然不出许瀚考求古音之范畴,其所谓「某与某声相近」或以「骈词」异形为证诸例,或有再行商榷之余地.故不揣固陋,拟逐一检视所有例证,期能厘清疑虑,并在前辈学者研究创获基础下,为上古声、韵系统之建构,提出更为详赡之理论依据.
  • 摘要:汉语疑问词和句法孤岛的关系,35年来(Huang1982)一直受到句法界的关注.该现象的核心,是在量化成分可以发生隐形移位的理论假设之下,某些疑问词可以出现在阻断移位的句法孤岛内部.由此引发两个问题:究竟哪些疑问词不产生孤岛效应?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本文的着眼点在于第一个问题。仅就汉语而言,Huang 1982认为区别在于论元与非论元,Xu 1990指出“怎么”虽然是典型的非论元成分,却和论元一样可以自由地出现在孤岛之中。Lin1992明确区分表方式的“怎么”和表原因的“为什么”。Tsai 1994认为同是“怎么样”,只有在动词前表工具才像论元,在动词后表方式则跟“为什么”一样会产生孤岛效应,从而提出“指称性”( referential)是区分孤岛内疑问成分的关键。Shi1994质疑指称性的作用,指出“怎么”做谓语并不具备指称性,但是仍旧可以位于孤岛之内(也见Hua 2000)。Hu 2002综合Xu的前期工作和Reinhart 199'7,提出疑问词是句子的焦点,必要前提是在其语义涵盖范围内存在有选集合(altemative set)。
  • 摘要:一般语言句子结构含有主语和谓语,谓语可以包括宾语.以汉语而言,常见的句子是主+动+宾,其中主语和宾语大都可以不说/写出来.本文主要探讨两个广泛使用空论元的语言,两个看起来很像,可是又不完全一样的语言——汉语和日语。借此研究,我们可以提出合适的名词短语结构,进而对人类语言名词短语结构的通性和可能的差异,有进一步的了解,也可帮助解决长期以来对汉语的名词短语结构应该投射为NP C Noun Phrase名词结构)还是DP (Determiner Phrase限定词结构)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论点是:表面看似一样没有冠词的语言,其实还可以分成有隐性限定词(nullD),名词短语投射为DP的语言,以及没有这样一个DP的语言(称之为NP语言,虽然这种语言有可能除了NP以外,还可以有其他的投射,如量词短语等)。这种有没有DP的差异导致这两种语言有不同的空论元解读。
  • 摘要:同一语义范畴、具备信息量差异的表达词依据信息量的大小构成强弱标量词,对弱标量词进行语用解释即进行标量推理.本文采用句图匹配任务考察30名5-7岁的汉语高功能自闭症儿童在弱标量词“一些”上的标量推理能力,结果表明高功能自闭症儿童进行标量推理的比率显著低于匹配的典型发展儿童,他们倾向于对弱标量词进行逻辑解释而非语用解释.推测异常的词汇语义知识表征,使其不能建立强弱标量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是高功能自闭症儿童标量推理困难的原因.
  • 摘要:语气助词“的”来自于结构助词“的”,这是目前几乎所有学者的意见.本文认为,鉴于语气助词“的”和结构助词“的”在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方面的巨大差异,两者之间不太可能有直接的衍生关系,汉语史上也找不到从结构助词“的”发展为语气助词“的”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本文认为上古汉语的句末语气助词“者”是语气助词“的”的直接来源,是“者”字在语音上蜕变的结果.
  • 摘要: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殆因儿童入小学,先学文字,故名.隋唐以后,则以小学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之总称.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曰:「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其实,把这两句话改为「由小学入国学者,其国学可信」,也同样真确.本文举例说明小学与古籍字词研究之关系,以就正于方家.
  • 摘要:本文基于对汉语词类研究的历史回顾以及宏观思考,提出若干新的探讨思路:一、建立汉语词类系统的新构想,采用三分法,划分为:主体词、功能词、辅助词.二、提出汉语词类研究的新突破点,三个方面加强研究:不同词类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指出三大主体词之间应该是一个圆形的连续统,而不是直线形的连续统.揭示汉语三类主体词的互动性,希望能眵超越兼类词的传统思路.三、三大主体词内部小类的特点;词类的动态变化.深入考察三大主体词内部的特色小类,例如:动态名词、形态名词;动态形容词、形态动词;名态动词、名态形容词.
  • 摘要:对副词“都”的研究,也就是关于“都”的语义性质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言学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至今似乎仍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传统语言学角度的观点,首先包括王力(1944)、朱德熙(1982)、蒋严(1998)等认为“都”是个表范围的副词.吕叔湘(1980)即《八百词》对“都”的语法意义进行了再分类:即一般的“都”字陈述句中的“都”表“总括”;“连”字句中的“都”表“甚至”;“都NP了”句中的“都”表“已经”.张谊生(2005)认为“都”只有两个意思,其一是表客观的范围总括,其二是表主观的强调语气,他还通过历时的考察认为,“连”字句中“都”的主观性增强,作用也从突出焦点变成了强调情态.吴平、莫愁(2016)也提出应从语义、语用两个层面考察“都”的性质,语义层面的“都”表复数量和全称量,语用层面的“都”表主观极量,传递说话的语气.
  • 摘要: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像例(1)、例(2)那样的小句不能“单说”,也就是不能在语篇中独立完句(王力1946,陆俭明1986,胡明扬、劲松1989,孔令达1994).这些句子本身结构完整,并没有句法上的问题,所以可以像例(3)、(4)那样充当从句.有人将这一现象归纳为小句必须像例(5)、(6)、(7)、(8)那样“提供足够的信息”,或者像例(9)那样有特殊的结构,不然就不能“完句”(黄南松1994;金廷恩1999a).还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纳为小句的句法地位,认为小句只是句子的组成部分,而句子是例(10)、(11)那种“小句+句末助词”(邓川林2015),或者是例(12)那样由“小句+语调”构成的(金廷恩1999b).只有句子才是可以单说的,但没有成为句子的小句是不能单独存在的.
  • 摘要:名转动研究经历了从动词视角到名词视角的转变,前者关注动词的论元结构,后者关注名词的物性结构,认为物性角色是名词转为动词的语义基础.名词视角的引入展现了全新的研究图景,本文旨在证明这一研究视角的优势和意义:可以揭示什么样的名词更易于动词化,从而简化名源动词的分类;可以揭示物性角色与动词语义之间的映射关系,使名源动词的释义更准确;跨语言的考察显示这一研究视角具有普适性,不仅适用于零派生名源动词,也适用于派生名源动词;名词视角研究还有利于解释影子论元、名源动词的多义性、不同语言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动转名等问题.
  • 摘要:任何一部法律的形成,都有其明确的目的.立法的宗旨是法律文本的灵魂.综观世界语言立法情况,其宗旨主要有以下三条:(一)确立语言的地位及其使用范围;(二)处理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三)确立语言平等政策,保护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权利.语言立法的目的是否可以达到,就要靠法律的实施情况及其在社会所发挥的功能,只有真正发挥了法律的社会功能,其立法宗旨才有可能达到.
  • 摘要:经过几代学人的调查研究和学术积累,中国的语言的格局大体确定.以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语言》为标志,大体确定了中国语言的数量格局、谱系格局和类型格局.但是,虽然说大体确定,但是,仍然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 摘要:文字学意义的部首,其本质是汉字字义和字形的类化标志,汉字部首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汉字字义和字形的类化过程,部首体系生成的主要手段有添加、选定、改造和新生四种.早期汉字形体多为单义构件,后期字形则多为类义构件,对早期字形单义构件的改造是构形功能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方式主要有两种:转化和替换.汉字部首是在汉字构形系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非初始即已存在.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当是整理过的文字,说明秦整理过隶书的传言真实有据,也可解释为什么秦统一全国后只整理小篆而没有整理当时普遍使用的隶书.
  • 摘要:从现代晋语部分方言蟹摄和梗摄二等字同韵且全都带i(或y)介音现象来看,十二世纪末河西党项式汉语所有二等字全都带i介音是可能的.现代晋语的底层是母语为非汉语的少数民族所操的西北方言,不能将其当作一般的汉语方言来对待.
  • 摘要:独语句普遍存在于汉语.所谓独语句,是指名词或名词短语独立成句的句子,属非主谓句,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却能传达完整的意思.
  • 摘要:梳理了国际上语言管理研究的情况,结合中国语言生活,提出了语言管理概念,分析了语言管理、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语言管理的空间、时间效应,概括了语言管理研究的重点和特点,针对语言管理研究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 摘要:契丹小字是10世纪初为记录契丹语而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中古汉语入声一般指由p、t、k三个闭塞音作为韵尾的音节构成.契丹小字所使用年代是否存在入声韵尾学界仍有争议.契丹小字文献中以拼音形式记录了许多汉语官职名、地名、人名等.本文通过对用契丹小字记录的“臘”、“十”、“易”、“伯”、“册”以及一些专有名词的语音分析,认为现己发现的契丹小字中仍保留了部分汉语入声韵尾的痕迹.同时认为,契丹小字的字音构拟不能仅限于参考《中原音韵》,而还应兼顾“广韵”的语音特征.这种现象可为同时代汉语语音研究提供参考.
  • 摘要:众所周知,移位分析是语法理论处理和解释异形同义句法格式间异同关系的基本手段和基本工具.语法中的移位根据其发生的层面可以分为三类:明移、暗移和漂移.其中明移发生在D-结构至S-结构的推导过程中.暗移,看似未动,实际已移;发生D-结构至逻辑式的推导过程中.而漂移,看似已动,实则未移,它发生在S-结构至语音式的推导过程中.三类性质不同的移位操作不仅发生的语法层面不同,其诱发动因和运行条件也各不相同.明移的诱发动因多半是为了表层结构中句法条件的要求,比如格位条件的要求可能会驱使占据非受格位置的名词短语移位至受格位置,而暗移则是为了满足逻辑式中某些特定的语义解释条件,如量化名词短语的移位就是为了消解表层结构的歧义等等.漂移的诱发动因既非表层句法条件,也不是逻辑式中的语义解释要求,而多数是语用因素或韵律因素的驱动.
  • 摘要:《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副词的解释为:“修饰或限制动词和形容词,表示范围、程度等,而不能修饰或限制名词的词,如'都、只、再三、屡次、很、更、越、也、还、不、竟然、居然'等.”乍看起来,副词的定义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不然.吕叔湘(1979:42)指出:“副词这个类的大问题是形容词修饰动词的时候要不要划入副词……像突然和忽然,都是修饰动词的,但是突然间或也修饰名词,如突然事故,要照上面的原则处理,突然是形容词,忽然是副词,是不是也有点别扭?此外,还有全速、高价、稳生、大力等等,从结构上看,很像前面说过的非谓形容词,但是经常修饰动词,很难得修饰名词,是不是该归入副词?”可以说围绕副词能否修饰名词、副词的虚实归属、副词的内部分类、副词与其他词(形容词、时间名词、连词)的界限、副词能否修饰副词等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 摘要:所谓“示证性”(evidentiality),就是如何表达信息来源(information source)的一种语义功能范畴.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对示证范畴的概念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参见Chafe1986、Anderson1986、Aikhenvald2004等).据Aikhenvald2004介绍,南美哥伦比亚使用的Tariana语通过动词后缀来区别信息来源.比如,说话人在叙述“Jusé踢球了”这一事件时,有五种表示信息来源的后缀可供选择.
  • 摘要:著名的认知神经科学家Kutas在1980年通过语义违反实验发现,言语理解中语义的提取与整合大约在400毫秒左右.在实验中,语义正常句子为“她在面包是涂上黄油”,语义违反的句子为“她在面包上涂上袜子”.研究发现在呈现“袜子”之后400毫秒,相比正确句子的“黄油”,人脑出现了明显的负波,这个负波被认为反映了语义的提取与整合加工,这也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语义加工的脑电成分.这一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随后被学界广泛引用,而该实验也成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的经典实验之一.
  • 摘要:语言理解是人类语言能力的重要成分.心理语言学的语言理解研究,目标是揭示语言理解的认知过程和神经基础,并对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提供启示.语言理解的代表性模型之一是Peter Hagoort的“记忆-整合-控制”模型(MUC).该模型包括三个功能成分:记忆、整合与控制.记忆指语言获得过程中习得、已在新皮层记忆结构中巩固的语言学知识.在记忆中存储了关于语言构件的知识,如音系、语素、句法构件,合起来称之为词项.语言的表达功力在于,能以新的方式对来自记忆的元素进行组合.这种获得高层次(句子或者大于句子)意义的过程称之为整合.在句法、语义和音系层面,词项被组合和整合成大的结构.控制成分把语言与动作、社会交互联系起来,当选择适于语境的目标语言,或者处理会话中与语言同时发生的动作时,将激活控制过程.
  • 摘要: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积30余年之努力,建成以《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为基础的综合型语言知识库,为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总结作者主持这项大规模语言工程的体验.以具体案例阐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什么需要语言知识,需要什么样的语言知识以及如何将语言学家表述的语言知识变换成计算机能够运用的形式.期望这样的体验对探索学科交叉融合的学者也有参考价值.
  •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历史语料,讨论了“亏”从动词到副词的意义和功能演变及其语法化路径.文章指出,秦汉时期“亏”主要有不及物的'亏损'和及物的'使……亏损'两种意义;至迟到唐宋之际,用于社会领域的'使……亏损'意义专门化为'亏苦、亏负、使……吃亏'之类的人际利害意义(如:亏恩、亏先帝功德、亏汝甚麽).在施恩者的吃亏受损必然导致受惠者的得利受益这种语用推论的作用下,至迟到了南宋,通过视角转变机制,“亏”的吃亏受损意义开始转向'全靠、依仗、幸赖'之类的得利受益意义;并且至迟到了元代,这种意义已经规约化.至迟到了明代,“亏得”率先演化出副词性用法,表示'幸好、幸而、幸亏'之类的际遇意义.一直到清代和民国,“亏(了)、亏着、多亏、亏得、幸亏(得)”等“亏”类词,一方面还保留着'全靠、依仗、幸赖'之类命题性意义和动词用法;另一方面'幸好、幸而、幸亏'之类主观性意义和副词用法已经规约化,并且逐步演化出表示充分必要条件和反事实条件的语篇性意义和用法.文章最后说明,视角转变可以作为一种词汇、语法意义的演变机制,用以解释“亏、谢”等从'道歉'向'道谢'的意义引申.
  • 摘要:汉语自先秦时期就存在超方言的“雅言”,历代文人的“正音”观念根深蒂固.但是,汉语史学界“正音”标准问题至今争论不休,这直接影响对汉语历史语音时空关系及音变规律的正确解释.文章通过对历代代表性韵书读书音性质特点的分析,以及古人“正音”标准不同观点的梳理归纳,阐释了古代读书音与口语音双重并行,传统“正音”观念却二者所指模糊,正音标准宽泛,而现代学者往往利用韵书来研究古代口语正音,这些即导致争论的根源所在.作者指出:现代汉语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读书音与口语音基本一致,但必须自觉地意识到古今有别,这样才能在研究古代语音时减少雾里看花的疑惑,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 摘要:本文以语义语法理论为指导,在综述各派句末助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句末助词语法意义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句末助词研究的四条原则.首先,各派语法理论研究句末助词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目的论不同,因此从方法论上可以分成四派:传统语法的语感自省法、描写语法的分布比较法、功能语法的认知分析法、生成语法的层阶验证法,并根据历史和逻辑,提出语义语法理论要完成把传统语法、描写语法、功能语法与生成语法“合为一炉”的历史使命.其次,根据语义语法理论,对语法意义进行界定和分类,把句末助词的语法意义的性质属于功能性的,并提出了句末助词语法意义的四个特点:意会易而言传难、感知易而界定难、使用易而辨析难、体悟易而验证难.第三,根据句末助词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语义语法研究句末助词方法论的四条原则:精确定位原则、意义提取原则、正反验证原则和系统解释原则.
  • 摘要:不同时代词语的比较可以用词语存在的有无来衡量,例如现代汉语的“电脑”古代汉语没有;语义的转变也是时代差异的标记,例如“依依”在《诗经.小雅》里的意思是茂盛,现代汉语是留恋不舍的意思(郑锦全、罗凤珠2016);也可以用出现的多寡来比较,例如现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他”,古汉语用得少,现代汉语用得多。词语使用的多少,是这几年我所关注的问题,希望从词语的使用来决定不同时代的词汇属性。这语料库提供了分别“词语”和“词汇”研究的可能,这是我多年来的看法。过去一年,这项研究有些负担,第一,语料库的建构没有完美的阶段,例如在研究进行中偶尔会考虑到词类标记是否正确,语料的文字输入是否有误。有时不免动手改正。改正之后,自己编写的电脑程式还要照顾到历史遗留下来的编码问题,例如,是台湾的大五码?是Unicode?还是GB 18030等等,还有,相同的程式和资料,在不同的电脑上运行,还会出现小数点后的数字稍微差异,这些都是烦恼。希望以后做这类工作会有更多时间深入考虑语言问题。
  • 摘要: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中间包括对汉语、汉字的影响.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的翻译.佛经的翻译当时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据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凡664年,所译各类佛教典籍总计2278部,7046卷.佛教的传播同样离不开佛经的传抄.佛经一经译出即辗转传抄,广为流布.人们把翻译出来的佛经写在纸上、刻在石上,以此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由于抄写的佛经数量众多,加之当时使用汉字缺乏统一规范,篆、隶、行、草、楷各种字体交杂使用,水平不一的人们抄写出来的佛经字体风格各异,讹字、俗字、别字众多.许多佛经经过不同时期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传抄后,变得面目迥然、异文林立.这些变化与差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字的存在形态与使用面貌,对汉字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正如佛教的传入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一样,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为汉字的发展也增添了新的元素,影响深远。
  • 摘要:本文以中古佛经为调查对象,详细考查“被NV”形成的过程,基本发现如下:公元300年以前的译经中,“被NV”十分罕见;至公元400年前后,“被NV”增多,但N多为无生命物,是V的工具或作用力而非施事(18例中N可分析为V的施事的仅3例);公元500年前后“被NV”从比例上看又有增加,而且更重要的变化是,此时的N大多数都是有生命物,即是V的施事(共II例),还出现了1例“被N之所V”。结合中土文献,我们认为“被NV”式被动句在5世纪出现萌芽,在6世纪形成。
  • 摘要:阿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患者存在语言障碍.自发言语作为便于临床评估的手段在国外已应用于AD患者的语言障碍评估,发现AD患者与健康老年人相比存在言语停顿增长、找词更困难、内容重复哕嗦、所表达内容的语法复杂度下降等特点.但这些研究未同时考察青年被试情况,无法明确上述语言退化反映的是年龄因素还是病理因素.此外,当前对汉语AD患者的语言障碍研究集中在字词水平,对其自发言语障碍缺乏基于客观数据的统计.为考察上述两个问题,本研究收集了青年、认知健康老人和AD患者在图画描述任务时的自发言语数据,在控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后,发现概念密度、总字数等指标上无显著组别差异.在语法复杂度、有效内容占比、重复内容占比、有效句子最大长度、有效句子最大复杂度、停顿次数上存在显著的年龄效应,认知健康老人和AD患者都显著差于青年人,但认知健康老人和AD患者无显著差异.在语法错误次数上,存在显著的病理效应,AD患者的错误次数显著多于青年人和认知健康老人,后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区分年龄效应和病理效应能够更好地找到AD的特异性语言障碍,这也为AD早期筛查提供了重要参考.
  • 摘要:谚语熟语俚语俗语成语,除了具有深厚的哲理,充满人生经验的含义之外,往往具有易于口耳相传的特性,读出来很顺口,容易记住,容易和句子搭配,这就是这类文体的风格特色。因此,它在声韵上一定具有一种巧妙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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