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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

第七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广州
  • 出版时间： 2011-08-26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中山大学;;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会议文集：第七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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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澳门旨在提高残疾人福利慈善事业历史久远,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更在多方面努力,使复康政策不断走向完善.澳门社工局这些年一直努力推行并不断改进复康政策,包括资金的投放,促进残障人士社会共融的文化活动、保障残疾人就业的政策法规等等.但是根据一些残障人士以及NGO组织的反馈,政府复康政策还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比如社会福利资源分配不均,针对一些残障人士的复康服务比较单一,而且缺少动态监测以及跟进治疗.本文思考并建议在澳门现有的复康服务供给体系之上,引进国际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如Minimum Data Set,由国际跨专业团体interRAI开发),并以此工具来整合整套复康服务,包括临床评估机制(Clinical Assessment Protocols)、病历组合分类系统(Case Mix System)、结果评价量表(Outcomes Measurement Scales)和质量指标(Quality Indicators),而这套机制已在不少地区广泛应用,例如美国、加拿大、澳洲以及欧洲很多国家,而香港更以这套工具用作长者长期照护服务(Long Term Care)分流作用,甚至个别大型香港非政府组织(如圣公会)都以这套工具来发展机构相关服务.这套评估体系利用标杆管理、评估筛选和资源优化等方法,通过病历组合分类系统、结果评价量表和质量指标三个基本工具,可以完善政府对非政府机构于社会服务的资助(Grant Subvention System)和残障人士的服务配对(Service Matching).除了简单介绍上述评估机制的发展外,本文亦会讨论如何有效把这套评估体系本土化,帮助澳门复康供给体系发展.
  • 摘要：该文揭示了现行三大医保制度由于制度对象、筹资、缴费标准及偿付水平及实际报销率等具体方案设计不同,致使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整合存在难点与体制性障碍；分析了其政治经济与体制性原因.提出了实现统筹城乡医保的建议.
  • 摘要：多样化的医保制度对于流动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构造了一个比较分析的框架,从目标人群、筹资、支付、医疗服务等方面分析了珠三角地区的医保制度对转接接续的影响.本文认为,上述因素影响了流动人口的理性选择,只有那些参加城职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转移接续意愿.
  • 摘要：本文将总结和讨论作者2011年6月至8月在全国东南沿海和中西部7个省18个市/县/镇有关医疗保险的调研情况.本次调研侧重探索和总结各地市在医疗保险两个主要方面:风险分摊和收入再分配上的制度差异.作者发现,医保政策/制度的差异不仅存在于经济发达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地区内部.在系统介绍地区间和地区内的医保政策/制度差异之后,本文将分析差异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不是造成医疗保险地区差异的唯一因素,而且造成医疗保险风险分摊层面差异的因素 与造成收入再分配层面差异的因素是不相同的.例如,地方财政能力对医保政策当中收入再分配层面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其对风险分摊层面的影响；再比如,地方人口结构对医疗保险风险分摊层面有影响但不一定对医疗保险政策的收入再分配层面有影响.
  • 摘要：本文从政府是否提供了流动人口可参保的适宜条件入手,对流动人口医疗保障必须具备的可及性、可负担性、适用性、便携性四个要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运用该理论框架对广州市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障的框架条件基本具备,但离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 摘要：公益性的回归是此次医改的最大亮点,然而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医疗服务递送体系呈现出高端集中的特点,影响了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目标的实现.本文以全科医生为例,指出构建均等受益的医疗服务递送体系才是实现医改公益性目标的关键,并基于此提出了医疗服务递送体系的设计构想和实现路径.
  • 摘要：占我国残疾人口75.04％的农村残疾人,长期以来,其家庭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落后于全国水平.农村残疾人事业和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发展滞后.基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目标,必须坚持重点保障与特殊扶助相结合,一般性制度安排与专项制度安排相结合的原则,将农村残疾人纳入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予以重点保障和特殊扶助,为农村残疚人改善弱势地位、实现“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 摘要：本文发展了一个基于残障概念模式的社会政策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政策内容分析法,多角度分析了残疾人就业促进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剖析了残疾人就业政策在当代的政策目标与价值导向.结合探索性访谈的资料,研究发现该政策目标仍停留在单一强调效率的层面,是一种个体模式导向的政策；并探讨了该社会政策目标调整的可能性.文章最后指出应将优势视角的价值观纳入政策目标；并从公民权的立场,试图厘清和整合残障观念模式,调整政策目标,重视残疾人的就业质量.
  • 摘要：本文介绍我国的福利企业起源于残疾人“社会福利生产”.建国以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和促进福利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和两次大的调整.2007年7月1日确定现行政策的实行.“新政”实施以后,既带来了福利企业的税收优惠,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相应的问题,诸如福利企业减少、残疾人就业率降低等,需要在现实中尽快解决.为了使福利企业健康发展，本文建议取消3.5万元封顶的限额，取消对增值税退税征收所得税的规定，减免相关税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 摘要：建筑业农民工长年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已成为倍受关注的社会事实.本文剖析了建筑业欠薪机制的形成原因,并认为转包分包制和包工头制度并不是欠薪的根源,两者只是加剧了欠薪的程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组成部分的转包分包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建筑业中也普遍存在,但欠薪却不普遍.本文认为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建筑业欠薪支付,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在建筑行业中的延续,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惯习和城乡分割制度是欠薪形成的必要条件.尽管改革开放后建筑业体制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建筑业对农民工的使用方式和欠薪支付方式却全部被保留下来.农民工不变的身份和城乡差别是这一传统能够与建筑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对接的必备条件.欠薪支付顺应了市场和资本的要求,并且在建筑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转分包制后被进一步强化.
  • 摘要：作为中西交汇的经济自由港,香港人口已经严重老龄化.多年来,特别在是后殖民地时期,香港摸索出了一套与自身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相符合的老年福利模式.本文从老年保障和安老服务两方面来介绍香港老年福利体系.这对于高速发展中的大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现时香港的老年福利制度与中西合璧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而且未来的老年福利改革也要顺应香港的实情和民意.
  • 摘要：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兴起表明学界对社会发展目的的认识已经从简单的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收入转向了提升居民福祉和幸福感.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是比如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更复杂的研究课题,对此学界已经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从工作生活平衡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城市青年人群工作生活平衡状态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增强与家人相处时间、增加短途旅游频次以及减少家务劳动时间是提升我国城市青年人群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 摘要：加强和完善滨海新区社会服务体系对于促进滨海新区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滨海新区在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资源不足、分布不均、社会服务提供主体单一等.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强化滨海新区政府责任,加人投入,创新社会服务提供方式,重点突破,有效动员社会资源.
  • 摘要：积极推动地方政策创新与推广成功的政策创新是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显著特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本文简单梳理国外关于地方政策创新的理论相关理论,并以东莞医疗保险政策创新为案例,探讨了影响中国地方政策创新的主要激励因素和变量.
  • 摘要：长期照护发展为福利国家核心制度之一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作者认为在新、旧社会风险共同出现与后工业社会经济成长迟缓的条件下,成熟之民主福利国家虽然普遍面对财政紧缩的限制,但透过福利制度的重新结构具有因应环境变迁的创新性能力,而制度重新结构的形式与内涵主要受剑福利体制所影响.本文将分析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建置与2008年首次重大改革的核心内容、制度运作之成就、缺陷与挑战.作为保守型福利体制的典型代表国家,本文透过探讨俾斯麦祸利国家的核心制度特征,以及该制度特征在晚近新社会风险出现所面临之危机,呈现俾斯麦福利国家如何在人口老化使得照护需求量与质的增加,伴随并家庭与就业结构转变导致之照护者可得性降低的情况下,透过照护政策的发展进行福利体系的现代化,并指陈因此衍生的问题.当台湾透过1990年代以来福利体系扩张,建立以俾斯麦模式为主的福利体系德国的经验对于台湾在规划与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上具有实质参考的意义.
  • 摘要：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对西方福利国家的产生、福利国家的运作以及福利国家问题的解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宗教与社会政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中国,囿于世俗化理论的影响和政教关系的特殊情境,宗教一直不被社会政策的研究者所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在中国的普遍复兴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宗教参与社会服务也愈发显著.基于西方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笔者认为应该把宗教带回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里.本文将从以下三个部分论述这个命题:第一部分,基于西方经验,分析宗教对福利国家的影响.第二部分,基于中国现实,分析宗教参与社会服务的基本状况.第三部分,分析把宗教纳入社会政策的制度障碍与可欲途径.
  • 摘要：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日渐成为我国社会服务发展的主要资助方式,形成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生产和提供社会服务的福利混合经济格局.与此相适应,各地政府需要开展社会服务质量管理和评估,以确保社会服务开支的绩效.对于当前政策发展,现有的文章以管理和评估技术介绍为主,在理论层面仍然缺少整体的思考,无法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完善和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文通过比较香港及内地(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社会服务质量管理与绩效评估制度,指出当前内地相关机制的优点和局限性,并从香港经验出发为内地质量管理与绩效评估制度完善提供一些启示,确保公共财政投入物有所值的同时,促进我国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
  • 摘要：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及社会急剧转变,逐渐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及个人需要,进而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剧增.社会服务,也称社会福利服务,个人社会服务或社会照顾服务,是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水平的衡量标志.同时,社会福利服务更是现代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但由于社会福利范围广泛,若政府像计划经济时期一样,完全包办所有服务,必将引致政府架构的无限膨胀及行政效率的低下.正是基于对政府职能转变必要性的充分认识,广州市积极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培育社会组织,鼓励并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递送,实现对政府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责任的分担.本文尝试从广州经验出发,尝试探讨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承担怎样的责任,以满足社会需要,促进社会发展.
  • 摘要：中央政府一直关注民生问题,其中住房一直是其中的热点话题.住房在人类生命周期中是重要资产,并且协助生命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例如避难所、资本换取租金等.储蓄和收入配合生命周期中的理论可主要追溯至生命周期假说.自经济改革後,住房不再是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而是更多市场经济的元素.由于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让住房成为中下阶层的沉重负担.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中国政府的其中政策之一是引进住房公积金,希望透过住房公积金能够绕过金融商业贷款成为融资渠道来保证当时居民的购买力.时至今日,住房公积金协助中国中产一族购得他们的住房.可是,住房公积金在今次资产价格的升浪中受到质疑(保障居民的购买力).如果住房是人类主要的资产,如何透过收入配置基本的居所则十分重要.人类的储蓄和消费需配合他们的生命周期,但是住房公积金却只是强制居民储蓄作住房消费.由於利率与资产价格很多时候处于相反关保,很多时候公积金户口不能追得上楼价的升幅.另一方面,能否有能力购买住房是能否从供款利率中受益的最大关键则来源自有没有能力付得起首期,横向和纵向公平也受到考验.反观另一个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的国家新加坡,他们也是另一强制居民储蓄的国家之一.不过,在房屋储蓄上,他们能够保证大规模住房,其中不得不提及中央公积金和组屋的关系.此外,他们的住房公积金配合生命周期中不同时候的需要则主要来自弹性供款至不同帐户.本文透过阐述生命周期假说和新加坡的例子作为参考来看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希望能够带出住房公积金的一些启示.
  • 摘要：本文介绍了北京市城乡一体化医疗救助体系的建立过程，分析了当前医疗救助的主要矛盾——缺乏应急救助机制，通过调研发现，设立医疗救助应急准备基金是非常有必要的。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救助制度,切实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就医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是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设立医疗救助应急准备资金有助于提高贫困人群医疗服务利用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提高医疗救助制度和政策的有效程度和效率.
  • 摘要：当前全国各地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将社会建设“矮化”的现象,认为社会建设就是改善民生,社会管理就是社会控制和化解社会矛盾.本文提出,应该将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与具体行动抓手区分开来,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是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重构新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建设的行动抓手则主要包括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社会组织、强化基层社区建设、优化社会结构、加强社会管理等内容.
  • 摘要：本文介绍在当今这个普遍有闲的时代，我国休闲从一开始就源白于经济发展和刺激消费的需求，完全被纳入强人的经济体制中，威胁到休闲自由的内核，其异化因而无可避免，使女性精神生活在很大层面上偏离了精神生活的精神性。发展休闲,激发其内在的精神性,促进休闲公共性、内在性和主体性的发展既是女性精神生活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也是休闲的本质所在.
  • 摘要：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建立后突破了传统的救济对象范围,将大量的有劳动能力的城市贫困人口包括在内,引发了公众对于“福利依赖”的担心.但实际上,低保对象不愿就业与以非正规就业为主的“隐性就业” 现象并存,这是一种“中国式福利依赖”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救助问的策略型博弈,认为政府应当结合我国低保对象非正规就业的现实,实施侧重于激励的“工作福利”政策.
  • 摘要：我国经济长期、高速的发展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相反出现了“繁荣型贫困”,究其原因是权利贫困使边缘和弱势的群体如农民工难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权利贫困是部分社会成员享受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权利在总量和质量上不足,权利赋予地不充足、得到地不全面、使用地不畅通、救济地不及时等一系列的动态过程.治理权利贫困需要“大社会、小政府”模式,需要动力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支撑,可行路径在于政府、工会、社区、公众、农民工自身的多元参与.
  • 摘要：教育的公平性是影响国家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发展主义视角入手,以农村劳动力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背景、社区资源及教育救助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的影响,以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等家庭背景仍然是影响农村教育获得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文中引入的多个发展性变量也对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年限有显著影响.因此,现阶段将农村教育作为联接个体福利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项目具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
  • 摘要：本文介绍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房价和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十一五”期间,北京的住房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住房政策体系覆盖了除非户籍人口以外的中低收入人群,包括两限房在内的政策性住房建设力度也在逐年加大.但是在北京住房政策中存在政策性住房供给数量不足，政策房准入标准多年未变，政策还处在探索尝试时期等问题。
  • 摘要：风险分担和收入调节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功能,然而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却出现了与风险分担,收入调节相违背的现象:高风险人群没有得到相应得风险保障,低风险甚至无风险人群却得到了非常充分得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在在财务机制和给付机制上拉大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使得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的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存在逆向调节效应.本研究分析了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方面的逆向调节现象及其成因.借助于对近30年来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本文认为福利改革中存在的政治主从次序是造成社会保障逆向调节的根源:国家在福利改革中对某些群体持续不断地加以保护,但 对另外一些群体却主要以放松管制和放弃责任为主,缺少连续的社会保护措施,由此造成两极分化.这一福利改革的政治主从次序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政策其他领域的改革历程和现实状况.中国政府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扭转这一状况,其成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 摘要：本文介绍日本地震灾害后，由于大量企业破产、裁员，导致失业数量达65万人，申请失业不贴着大幅增到超过11万人，领取生活补助人口超200万人，灾区以外的情况也不同乐观。为此日本政府通过紧急生活援助，就业援助，成立“灾区就业支援促进会议”组织等方式来解决日本的就业问题。
  • 摘要：社会政策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基本内容.政府通过社会政策来增进社会福利,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政策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公众关系的表现形式.社会政策的效用是通过其实践中的有效性来体现的,社会政策的有效性非单一的政策主体所能实现,必须将公众参与纳入到政策过程中,公众通过政策参与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而增强社会政策有效性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政策有效性较差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政策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没有考虑剑社会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相关社会政策的主观性较强.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社会政策须通过构建有效的公众利益表达和公众参与机制来加以完善,增强社会政策的有效性.
  • 摘要：中国内地在这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发展,在经济成果上取到很大的进步,尤其在近十余年来采取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再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接触日益频繁之下,经济急速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扩阔,教育接受的均等程度也受到威胁,所以不得不对教育进行重大的改革.除了满足人民的需求外,亦要提升中国人民质素水平.因此,内地在近十多年也制订不少关于教育政策的方案,包括《义务教育法》、《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计划》等,而《义务教育法》推及至农村,以增加农村及弱势社群接受教育的机会.事实上,外国很多研究都证实增加教育的机会和扩展对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但由于地区经济的差异及教育不均的问题,内地的教育制度仍受到批评.本文除了透过坚尼系数的拆解分析,来检测一些传统上影响教育不均的因素之外(如年龄、性别、和出生地),亦以地理经济学来分析教育不均的问题.在本文研究中,发现以地域因素的影响最明显(城乡因素),当中在以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来探讨是否只有城乡两个因素.这可能与区域的经济发展有关,因为人才会流向经济已发展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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