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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6
  • 召开地:广州
  • 出版时间: 2016-06-25

主办单位:;中国史研究杂志社;;

会议文集:“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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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发掘,证实了西周早期封国曾国的存在.①随着文峰塔一号墓的发掘以及曾侯舆编钟的发现,②学界已比较认可曾为姬姓诸侯国,受封于西周初年,一直延续到东周.叶家山墓地的高等级墓葬,学者已经确认M65、M28、M111是三座时代相继的曾侯墓.另有一座在现在发现的高等级墓葬中时代最早的大墓M1,其中并未发现曾侯作器,但其随葬器物规格与叶家山墓地曾侯墓葬相似,故发掘者认为M1的墓主可能也是曾国国君,是尚未受封为曾侯的曾国国君.本文不揣简陋,试对叶家山一号墓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做一个分析,请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虽然有学者认为陈庄遗址是齐始封地营丘。但是有学者已经否认了这种可能,论证了其军事堡垒的性质。朱凤瀚认为陈庄遗址在西周早期可能是M18墓主人丰所属齐公族分支的属地,西周中期后又曾作为西周王朝派驻齐国统领齐师的王臣引之驻地。若果,则齐师的驻扎地应在陈庄附近。
  • 摘要:在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帝制时代,皇帝是整个政治体制的主宰(至少在名义上),除了皇室成员、皇宫中的一些特定职务以及少数中央高级官僚有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机会,其他绝大部分官员和一般民众只能通过特定官僚机构向皇帝上书反映情况,他们几乎没有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机会.中国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唐朝科举制度得到发展,唐高宗、武则天曾亲自主持科举考试,称为殿试.宋、金、元、明、清时代,殿试成为制度.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在会试以后,参加在皇宫中举行的殿试.殿试考试的题型是对策,举人需要回答殿试对策,皇帝往往亲自阅览举人的对策,决定录取进士的名次.这样,皇帝与士人通过科举制度建立了间接对话或交流机制,皇帝与士人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 摘要: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外交,随着元末的政治动荡,而产生了繁复的变化.明朝虽迅速地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北元仍具有强大的实,风云变幻之际,高丽王朝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某些变化,体现出周旋在明与北元之间"两端"外交的特点.但是最终此局面并未能维持多久,最终高丽朝被李朝取代,本文拟从三个侧面入手,对高丽与北元的关系发展的背后进行梳理,讨论元末明初东北亚国际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
  • 摘要:"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研究中国古史方法论,对先秦史、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来探讨,作为一种科学观念和理论的"二重证据法"如何在历史学研究中保持历久弥新的指导性及实用性.
  • 摘要:16-19世纪澳门是西学东渐的桥梁,西学东渐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西方图书的东传,而西方图书首先是传入澳门,然后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与此同时,在澳门还出版了西方语种的图书,并在澳门建立有私人和公共图书馆.因此,非常有必要认真地摸清鸦片战争前到底有多少西方图书传入澳门,在澳门到底出版了多少西方图书馆,以及在澳门建成的西方图书馆的情况.本文将依据现存的档案文献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系统探索.美国人也先后建有两家印刷所,另外还有一间亚美尼亚人建立的印刷所。这些印刷厂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业务是印刷出版报刊及书籍,据统计,这一时期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达7种,英文报刊约有6-7种,据1849年的《中国丛报》报导,当时在澳门印刷出版的各种著作达26种,很多都是数干页的学术巨著。除此之外,印刷所还为教会印刷宣教传单,为公司印刷文件、告示、船单之类。总之,19世纪上半叶澳门的西式印刷出版业已经发展成为澳门最为发达的亦表现最具特色的行业。
  • 摘要:刘玄能在王莽末年被推举为皇帝,承继西汉法统,是绿林将领和南阳士大夫共同合作的结果,他具备担当此任的能力、出身、威望等优势.旧史所言帝位本该属于豁达"成明"的刘縯,这一故事建构不符合历史真实.所以如此,是撰史者必须遵循塑造刘秀继承刘縯帝位正统的需要,遮掩后人耳目,达到便于统治而已.
  • 摘要:宋代女性行旅过程中,除了可能遭遇被劫掠的风险外,还可能面临疾疫、孕产,以及舟船倾覆、涉水溺亡、猛兽侵袭、雷电袭击、火灾、旅费不足、被家人遗弃、拥挤踩踏、迷路、坠崖等其他各类自然、社会或人为等因素导致的风险,宋代遭遇疾疫风险的女性旅者身份繁杂,行旅事由多样,疾疫类型与治疗情况复杂.而孕产是女性独有的身体与生命体验,行旅中孕产也成为宋代女性可能遇到的特殊风险,给女性自身、孩子、家庭及社会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其他各类宋代女性行旅风险中,舟船倾覆、涉水溺亡较为突出,这与宋代水上交通发展、女性乘舟船行旅者较常见等因素有关.宋代女性行旅风险不仅具有明显的多样性,还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性别特殊性、阶层差异性等特征,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技术、环境等多种因素,也与社会性别秩序密切相关.
  • 摘要:四川凉山是中国最主要的彝族聚居区,也被认为是奴隶社会的典型地区,按照一般看法,直到1950年代的民主改革后,奴隶社会生产关系才真正被废除.有意思的是,这一被认为典型奴隶社会的地区,在清代出现了大量的土地租佃现象,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学者们对租佃制的性质、产生的原因、主要形式等进行了探讨.但凉山地区土地租佃中的"汉把"的角色以及"汉把租",尚未被学者留意到,笔者根据近年来所搜集到的一些清代西昌县契约,对此作简要探讨,土地租佃中的“汉把”、“汉把租”的出现,除了汉、彝双方语言不通外,更重要的是缘于下列事实:清王朝对凉山的实际统治有限,也无法培植一位土司来管治整个凉山,凉山实际上就是诸多土司、黑彝各自为政的局面。这也意味着,在汉彝双方相互熟悉,或者黑彝势力衰微的情况下,或者在官方能有效控制的地区,汉彝双方的租佃关系中也可能不需要汉把,或者不必付出额外的“汉把租”。这可以从一些土地买卖的契约中得到旁证,并未有汉把居间牵线、做保。虽然笔者并不清楚买、卖人的身份,也不知道这些土地的具体坐落。但“具粮已载在前契”说明,这是一块在官府有登记的土地,载有税粮,而田主无疑也是属于“编户齐民”,这可以帮助理解为何这一桩买卖没有汉把出现。事实上,笔者尚见到四、五份汉夷之间田土买卖的契约,均没有汉把出场,而这些土地均载有税粮。
  • 摘要:元代海运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在东南沿海催生了经济实力雄厚的海商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海运万户府任职,海运与私家海上贸易兼营,家族骤富之后转而投资土地,官商一体,农商一体,在当时的江南地区极为引人注目,璀璨一时.元明鼎革,随着新王朝统治政策的变化与商业政策的调整,海商家庭经历了普遍的挫折与重新调整.由于他们的商人身份,中国正史等官方史籍和核心文献对于他们很少着墨,但由于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地方社会中突出的影响力,这些家族的许多私家碑传文字都出自大家之手,因而关于这一阶层及其家族成员的诸多信息得以保存在留存至今的丰富的元明文集中,这为研究这一阶层的存在状况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然而,长期以来,研究元明社会史的学者,对这类文献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社会史研究价值远未得到充分发掘与利用.尤其是明史研究中,学者们长期致力于明实录和一大批大部头的私家史著的阅读和使用,忽略了这些文集材料的研究价值,因而也使得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政治、轻社会的倾向,影响了明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主要利用元明文集中的私家碑传文字,对元明之际江南海商家庭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通过对元明社会史中一个重要面相的个案研究来探讨文集在元明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价值.
  • 摘要: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前秦、后秦、夏国以及北魏,李润(堡)镇赫赫有名,几度易手,战略价值重要.不仅是前秦苻氏、后秦姚氏重要据点,也是与夏国对峙的重要前沿阵地.后又被夏国占领,成为夏国豫州州牧治所,还是北魏太和年间华州州治所在,仅永和元年(416年),李润(堡)镇户数在三万八千户以上,人数不少于十万人,比一般郡的数千户人口多数倍.永平三年(510年),迁华州州治于古冯翊城(治今陕西大荔).此后,李润(堡)镇失其所在,到宋代,人们已难考证其位置.由于北魏军镇制度是中国古代史重要内容,严耕望、唐长孺、周一良等先生都对北魏军镇制度做过细致研究,但有关李润(堡)镇的历史史实有必要加以梳理,并对众说纷纭的地理位置加以考证,希冀各位方家指正.
  • 摘要:《廉州营汛舆图》原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是一幅极为少见的专门描绘清代广东省廉州府辖境内山川形势、塘汛分布情况的舆图,对于研究清代广东西路海防尤其是钦廉地区海防而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论文对两种版本的《廉州营汛舆图》中的注记标签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进一步研究了该图的绘制年代问题,认为其绘制年代当可推定为道光十六年(1836)至道光三十年(1850)之间.
  • 摘要: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对17-18世纪的东西方世界均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与西方有了相当深入的接触和碰撞.欧洲科学家、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乐观地断言:"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合乎理性的生活"."理性生活"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其实仍渺不可见,这一判断显然忽视了各自历史包袱对东西方文明的负面牵制.相反,正视国史演变过程中的佛道致乱现象,奋起辟佛道以泯乱源、祛巫魅而资国政的,却是莱布尼兹同时代一位寓居江南特殊身份的士人—杭州儒家天主教徒张星曜,其特殊身份、著史视野和资政理念,更切近中国现实.张氏身兼信徒与史家两种角色,与同辈同侪迥不相同,倒是值得学人抉微发覆,来展示一段奇异的思想史旅程.汇点滴为汪洋,围绕性理之辨,从各个角度展开论辩,无论是对研究佛教思想史,还是儒学思想史,尤其是对于理解清初理学的传播和发展状况,都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尤具文献意义的是,由于张星曜的指导思想是不以“官秩崇卑为轻重”,他收录的内容还包括一些“隐而未仕者及虽仕而居下僚者”的著述。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儒者,他们的思想和文章今人已难考,但在这本书里却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因而对研究明清思想史极具文献价值。
  • 摘要:宋元时期湖州方志《三阳志》、《三阳图志》及明初《潮州府图经志》、《潮州府志》原本早已散伏,幸有《永乐大典》残卷(以下简称《大典》)卷五三四三"潮州府(一)"及卷五三四五"潮州府三"两卷保存了该书的大量佚文,陈香白因辑成《潮州三阳志辑稿》(与《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合刊,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除完整的两卷外,尚有部分《三阳志》佚文随字韵散布在《大典》他卷中,其中包括早年方志学家张国淦先生在《中国古方志考》(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8月第1版)所著录的12条佚文,陈辑本称"因体例关系"而未将其收入.尽管这些佚文份量不大,且其中又有些与陈辑本重复,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对《三阳志》版本的考证应当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弃之可惜.宋元明代方志大部分是官修的,以州(路、府)为例,通常是知州(府)倡修,州(路、府)学教授或本地乡贤负责具体的编纂。《大典》的书目登记可能不全面,有时记录倡修者,有时只记录具体编纂者,研究者要尽量在时间及其他信息上进行细致的考证,找到吻合,不能将同一种方志分拆为二种或多种。每一种古籍的辑本,从体例及校勘都是各有优劣的,不能视为重复工作。因为各本对文献内容的断代、考证、标点、校勘是不一致的。
  • 摘要:中国的山水志编纂始于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各朝均有修纂,但数量不多,至明清方进入鼎盛.其中,元代的道教山志编纂颇引人注目,现存者有刘大彬《茅山志》、元明善《龙虎山志》、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邓牧《洞霄图志》(一作《大涤洞天记》)、陈性定《仙都志》等,山志趋于成熟.其中《龙虎山志》是第一部奉敕编修的山志,也是龙虎山的首部山志.此后,龙虎山作为道教中枢,屡有修志之举.《永乐大典》残卷今存《龙虎山志》若干条,其年代、内容、价值、入《永乐大典》之缘由等均有待分析,而修志者藉志书体现的时代特点、表达的政治立场,以及志书所反映的道教变化趋势更值得探究.在具体分析以上问题之前,笔者须首先梳理龙虎山的历修山志.
  • 摘要:《神仙传》张道陵传原为早期葛氏道徒所作,汉魏本基本维持祖本面貌;云笈本为维护张道陵之教祖形象对传文进行删略;四库本当源自唐前即已存在的异本,经宋代教外知识分子补编而成.教内思想的发展、新传说的兴起及社会潮流的转变共同促成了文本的流变.
  • 摘要:社会历史发展在地域上存在的不平衡性,使区域性研究尤为必要.它不仅可以发现各个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而且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将更好地说明全国、乃至全人类的社会演进过程,共同的发展规律.区域性研究的开展,必须把握地方史料,广辟资料来源,避免历史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以偏概全,内容空泛,东拼西凑等弊病.前辈学者在区域历史研究中贡献最突出的代表者是傅衣凌先生,以其丰硕的独创性成果,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概念将促进历史研究健康发展,走万里路、充分占有资料的传统仍需继承并发扬光大,以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更新理性认识,更好地发挥历史科学的资治和教化效益。
  • 摘要:赵甡之为南宋初年着名将领赵哲之子,一生声名不显,也少有事迹流传.但他痛定思痛,撰写了一部《中兴遣史》,后人也因此而记住他的名字.《中兴遗史》一书,共有六十卷,为编年体史书.约成书于宋孝宗刚继位不久,主要记载了宋钦宗、宋高宗两朝的历史.这部书虽然在成书后屡见宋人引用,后来却亡失于宋元之际.《中兴遭史》取材谨慎,考证细微,叙述平允,颇具史识,是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史着,对研究两宋之际的历史尤为重要.虽然此书散失较早,但也应该引起当今学者的足够重视.
  • 摘要:1966年四川省苍溪县出土了两方同文同制的元代"万州诸军奥鲁之印".学界对这两方官印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释并充分肯定其史料价值.尚未有学者讨论过上述官印的真伪问题.实际上"万州诸军奥鲁之印"的铸造时间以及两方同文同制官印的出现均存可疑之处.
  • 摘要:明清天主教《圣经》插图版画源远流长,其传华历史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后.至民末之时,此类著作数量达到10余种,大大地推动了天主教《圣经》故事版画的在华流传与发展,亦推动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工作,为中国传统插图版画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包括介绍透视法、明暗法等新表现手法以及凹线刀法等制作手法;也为中国插图版画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
  • 摘要:在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各方面发生深刻变化的宋代,有关海鲜的书写也承载着刻画时代变迁的象征意义.宋人热衰于呈现海鲜的多种面相:从名不见经传的方物到众相夸口的祀品,从不知名状的怪食到享誉全国的美食,从渔民的餐食到士人间流行的礼物、皇家盛宴上的佳肴,从异域珍奇到家常菜式.在眼花缭乱的众海鲜相中,看到经典与时尚、京国与蛮荒、市朝与江海等观念的交错与碰撞,而联结这些观念的枢纽是宋人的家国观.
  • 摘要: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笔者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一年,得览该校图书馆较为丰富的中文藏书,古籍方面主要有马礼逊藏书.马礼逊是西方来华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清嘉庆十二年(1807),马礼逊受伦敦传道会派遣,取道美国前往中国,来到广州.他努力学习中文,后为东印度公司担任译员,长驻广州,在当地做了许多文化工作,购买大量中国书籍.这批书籍后来被马礼逊带回英国,如今藏在亚非学院.当中有不少广东人士的著述,版本精良,保存较好.试述几种粤人著述的简要情况,借此一窥马礼逊中文藏书的特点,以及马礼逊与广州之间的关系.
  • 摘要:上海交通大学收集的鄱阳湖区民间文书,记录了清代中期江西都昌县曹氏与鄱阳县杨氏之间的一桩官司.两姓就两县交界处三片湖面的产权,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一直争讼到嘉庆四年(1799),从鄱阳湖一路打官司到北京城.通过对相关58件文书的分析,结合地方志材料和实地考察,发现:虽然原告方曹姓,浓墨重彩地将自己描绘为受害者,但实际上对争议湖产不具有充分的产权依据,是利用各种借口来混淆边界,企图侵占杨姓湖产.这个案例表明,清代民事司法具有积极保护民人产权的一面:正是官方对民人产权认真、严格的保护,才迫使强势的曹家承认较弱势的杨姓的产权,国法压倒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更重要的是,官方对这个纠纷的解决颇有创意:先根据证据判明是非,认定权益归属,然后引入市场机制,促使双方对各自的利益诉求做出理性判断,达成双赢的共识.这种法律与市场的双管齐下,比仅仅依法判定是非,更能抓住产权纠纷的根本,能彻底杜绝纠纷的根源,可以为当下亟须的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提供一些借鉴.
  • 摘要:本文描述了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海内外瑶族文献的研究现状.并提出几种可能的研究方向和计划,对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馆藏全部瑶族手抄本文献进行翻拍。由于,2011年笔者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期间,跟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主管亚洲文献的图书管理员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通过努力,对方允诺笔者对这些馆藏瑶族手抄本文献进行翻拍。对这些瑶族文献的翻拍,有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纸张腐蚀,因此必须要在该馆图书管理员的指导下,采用非常精良的设备和仪器才能实施。由于,近两年中日学者轮番前往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查看这批瑶族手抄本文献,也使得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管理方也逐渐认识到这批文献的巨大价值。因此,他们要求翻拍者必须承诺自己用于学术研究,绝不外传。因此,本课题打算采用3-6个时间,率领课题组成员,专门呆在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专门拍摄这些瑶族文献,争取全部拿下这批文献。
  • 摘要:金元时期是社会变革的时期.以儒起家的易州敬氏,自敬嗣晖至敬自强凡六代,历经了金元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动.敬嗣晖等敬氏三代在金朝均因进士及第入官,入元后的三代则多经人举荐入官.易州敬氏是具有丰厚儒家文化底蕴的汉人家族。敬嗣晖精于仪礼,对金朝礼制有所贡献。敬铉精于春秋学,为北方的儒士所推崇。敬元长受敬铉影响十余年在元朝太常寺任职,对元代的礼制有所推动。而敬俨的行为处事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文化底蕴。
  • 摘要:宋人笔记对唐五代社会的记载,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北宋前三朝、仁宗后至北宋末、南宋.三个阶段的资料都十分重要,但以第一阶段的记载最为丰富和直接.宋人笔记对唐五代社会记载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许多内容是独一无二的,有些记载可以补文献之缺漏,有些可以和现存史书相互参校.宋人笔记对唐五代社会生活的记载十分丰富,涉及到社会饮食生活、住宅和交通、经济生活和商品消费、婚姻生活、丧葬礼俗、教育和文化生活、节庆与文娱生活等众多方面.通过对宋人笔记的考察,可以从更多角度来了解唐五代社会的真实面貌.
  • 摘要: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官方邮驿道路网络已基本完善,今深圳地区当时也设立了一些邮铺,形成了驿道.明清时期涉及今深圳地区的各种地方志记载了相关邮铺,通过考证这些邮铺的具体位置,可以大体还原深圳地区明清古驿道的路线.驿道邮铺所处的地方,大都是明清时期一些位于交通要道上的自然村落,很多村落及地名延续至今,流传有序.经笔者考证,深圳地区明清古驿道,就是联系东莞县城、南头古城、大鹏所城的明代驿道的主要组成部分,清代继承了这条驿道,某些地方有微调,并大幅减省了十几个邮铺,但路线走向仍基本一致.
  • 摘要:目前,学术界关于历史时期河源认知研究已相当深入,但仔细检视却发现,建国以来受到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地理学界、历史地理学界以及水利史研究多着重在唐以后河源认知渐为"正确"和"科学"的部分展开讨论,而对唐以前相关问题的讨论很不深入,甚至存在较多的研究疏漏和理解偏差,因此重新检视唐以前河源认知问题,具有正本清源之学术史意义.本文是拙文《唐以前黄河河源认知的再检视》中一部分,即关于《禹贡》“导河积石”非河源表达进行辨正,其他问题暂不讨论。笔者认为, 目前学界据《尚书,禹贡》“导河积石”的记载认为战国中后期已有“河源出积石”的地理认识,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这一现代知识的来源可能有两个:1、1978年两宁河源会议所造成的影响乃是传袭之误,反映出错误知识的层累过程;2、学界关于《禹贡》“导河积石”之“导”字字义的理解,“溯源”、“循行”二解皆误,“导”字字义本质上与河源问题无关。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沦》试图推翻旧注,从而得出“导河积石”为河源记载的结论,所引蔡沈《书经集传》与胡渭《禹贞锥指》的两个论据均不能成立,主要原因是刘氏误解了蔡、胡之本义。
  • 摘要:《史记》的最早刻本足刊于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淳化本.在此之前,《史记》均为写本.《麟台故事·卷二》:载"至太宗朝,又摩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于是六经皆传于世,世之写本皆不用."以此可知,淳化本史据众多写本梳理而成.刻本的产生,使《史记》的文本形态、内容文字趋于定型,促进了《史记》的更广泛流传.《太平御览》所引唐以前文献多达1690种(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说《太平御览》引用之书达2800种之多。虽然对引书数量的统计并不一致,但其徵引之富是可以肯定的。《太平御览》所引文献,其中很多已亡佚,即便流传至今,也与《太平御览》所引文字多有差异。因此,《太平御览》是今天辑佚、校勘古代文献的宝贵府库。本文据此考证刻本《史记》文字的讹误衍脱,工作还刚刚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
  • 摘要:南朝萧梁名将兰钦的家世与生平,传世史籍的记述存在着颇多模糊不清与抵触难通的地方.论文首先从历史地理沿革、南北姓氏源流等方面对其籍贯"中昌魏"进行考察,指出兰钦可能出于南方兰姓,族属源于巴蛮.其次论证兰钦可能是岭南人,他早年生活在始兴郡,兰氏家族在始兴豪族中具有深厚的势力和影响,兰钦在梁朝中后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一员,是梁陈之际南方豪族兴起走上历史舞台的先声.最后对《隋书·天文志》、《五行志》关于兰钦举兵谋反的记载,进行初步的疏理和辨析.
  • 摘要:本文在对清代家礼书总体估量的基础上,梳理了清代繁多家礼书的三类主要构成,即前朝刊本、清朝官修家礼和清人私修家礼书.由此发现清代家礼一方面继承宋、明以来的家礼传统,面对相似的社会环境,担当相似的社会功能,秉承相似的编纂原则;另一方面,清代家礼因其统治民族的满洲族性和清代平民宗族发展等社会新情势,在具体仪节和家礼结构等方面都有一些新变化.与前朝相比,清代家礼无疑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湮没消隐.
  • 摘要:清末的广东曾有"赌国"之名号,粤人郑观应、梁启超等人已多有论列.惩于鱼烂而亡的危机,辛亥年三月一日,经粤省官绅一致努力,终于实现禁赌.全省民众为此举行了大游行,欢庆禁赌成功.创深痛巨,不堪回首.然而,辛亥鼎革之后,广东政局杌陧难安,又走上了饮鸩止渴、开赌筹饷的覆辙,藉以弥补财政之不足.本文略述民初广东开赌弛禁有奖义会的始末过程,广东弛禁有奖义会(山铺票)赌博,从“焚毁纸币”到“赈灾”,再到“水灾善后”,然后是“地方善后”,花样迭出,名目繁多,其过程可谓大费周章,曲折离奇。藉口一个接一个,偷步进步,先是铺票,后是山票,变得愈来愈赤裸裸,毫无顾忌,最终达到了正式弛禁的目的。再看一年以前龙济光批斥某粤人呈请开赌的条陈中说:“禁例一弛,繁盛之省会无论己,山陬水涯,恶风传染,他日复申禁令,欲期尽绝,良恐大难,留此星星之火,以贻方来,宁谓地方之福?”前后对照,自相矛盾,这对曾在格杀勿论的“禁赌令”中署名的广东都督龙济光来说,无疑是一莫大的讽刺。同时,这段冠冕堂皇的批语也成为弛赌禁后粤省未来的真实预言。
  • 摘要:历史文献数据库应具有数字化(digitalization)、数据化(datalization)、文本挖掘(text mining)三种不同形态,迄今多数中文历史文献数据库实现了数字化功能,部分地实现数据化功能,而能够实现文本挖掘功能的则十分少见.数字化是将文献的物理形态转化为电子形态,数据化是将文献转化为可为电脑识别的文本(text),文字录入(digitized)与编制元数据(met ada ta)是主要方法.文本发掘是在此基础上分析文本的内容与关联性.《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基于针对性设计的元数据结构提供交叉导航、数据统计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找到自己的所需文献,更可能帮助研究者发现新的研究议题.史学研究中,数据库有必要被视作一种新的文献形态,建立针对性的文献学方法论.
  • 摘要:2013年以来,暨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对福建省宁德地区包括周宁、寿宁、屏南、柘荣四个山区县,明代至民国初年的民间文书进行收集,对至今收集到的将近一万件文书进行整理与研究,在研究清代土地流转过程中,发现闽东山区土地流转存在着"田骨权"与"田面权"的流转有着契约书写规范,土地买卖存在多元分割等特点,新发现的文书对于重新审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清代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
  • 摘要:晋国"作爰田"和商鞅"制辕田"问题是历史上争议已久而广为人知的重大学术公案.根据青川木牍、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中的田制史料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先秦亩制经历了从百步为亩扩大到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演变过程;再结合近年发现的上博简、清华简等战国文献,发现所谓"爰田"或"辕田"当即"宽田".相较于以百步为亩的传统亩制而言,"作爰(宽)田"或"制辕(宽)田"的核心是通过扩大亩制来刺激生产,是一场地制和税制联动的综合性的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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