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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6
  • 召开地:广州
  • 出版时间: 2016-06-25

主办单位:;中国史研究杂志社;;

会议文集:“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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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在明清史研究中,族谱是最为庞大的史料群之一.不过,传统的明清史研究,族谱的利用并不广泛.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清时代由宗族主持编纂的族谱被认为是一种私籍,不仅编纂过程中存在着“隐恶扬善”的原则,同时很多族谱的文本也缺乏考证,可信度受到怀疑.不过,由于族谱数量庞大,以及包括古文书在内的其他有关民间社会史料的缺乏,在明清社会史研究中,族谱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本文将选取明代徽州府的《(祁门)王源谢氏孟宗谱》(嘉靖十六年刊)与《(休宁)舀溪金氏族谱》(隆庆二年刊)为例,探讨这两部族谱的史料来源,说明明代徽州族谱的史料价值。
  • 摘要:诸多方志记载元大德五年涿州修建过庙学,且有李元礼撰文之碑.但梳理资料可知,大德五年琢州未修建过庙学,也没有李元礼撰文之碑,《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撰文人是李谦.清代诸方志沿袭了《日下旧闻》的错误记载,一直讹误至今.
  • 摘要:嘉佑二年的科举考试中,欧阳修本欲置苏轼之文为第一,却因避嫌而最终置之第二.以往的苏轼研究虽时常征引此一记载,却对此及相关材料的解读失于粗疏,使得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较好名次成为民间乃至学界一定程度上的主流认识.然而,对相关史料细加考察并结合制度详加分析后可以发现,欧阳修只是在省试中论的单科考试中将苏轼置于第二,而苏轼的省试最终名次其实并不靠前.殿试结果苏轼初列丙科,而后升为乙科,应是从第五甲升至第四甲,赐进士出身.宋代科举中习称的甲科,在五甲制下一般是指第一甲,乙科则是指第二甲至第四甲.但乙科与丙科之间却界限模糊.
  • 摘要:《东都事略》历来为治宋史者所宝贵,该书作者名字当作"王称",学界已有定论.本文通过排比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所收《东都事略》,发现乾嘉以来多将作者名误作“王偁”,皆因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总目·〈东都事略〉提要》时,一时疏忽所致.
  • 摘要:南宋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是宋末至明代非常流行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民间日用类书.其最初名称并不叫《事林广记》,而是《博闻录》.《博闻录》流传到元朝中期,因未避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名讳,没有删去天文、阴阳、图谶以及蒙古王室的宗派世袭图等违禁内容,因故被列为禁书.但由于该书为取便流俗通用而编,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书商们于是纷纷改头换面,以《事林广记》为名刊刻流通,《事林广记》遂取代《博闻录》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而《博闻录》之名则逐渐不为人知.通过对穗久迩文库所藏《五行大义》纸背抄录的《博闻录》佚文与和刻本、宗家文库本、椿庄书院本、西园精舍本、积诚堂本等诸本《事林广记》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其一,关于《博闻录》和《事林广记》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认为二者是同一部书。中村彰八认为,陈元靓编纂的十卷本《博闻录》,和他所编纂的《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元禄十二年(1699)中野五郎左卫门等的刊行本(即和刻本),应该是同一部书。《五行大义》纸背附载的《六十四卦气候图》,作为元弘时期日本汉学家加工改编的一幅卦气图,应该不会出现在中国所藏的各种汉籍文献中,因此这幅气候图更显珍贵。像佚文中出现的“私云”一样,“私加意巧”说明笺注者并非仅仅描摹原图,而是对原图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加工处理,说明这幅图已不是唐人所绘原图,而是融入了元弘时期日本学者研究唐图的心得,是当时中日学者共同创作的一幅气候图,也是元弘时期日本学者研究汉籍水平的一种体现。
  • 摘要:甲骨刻辞中的鸡麓、鸡与奚,所指实为同地,乃晚商著名田猎地之一,其地望大致在今山东汶水上游一带.入周以后,该地逐渐发展成为鲁国的边邑,即桓公十七年《春秋》经传所载的“及齐师战于奚”之奚.鸡麓地望的确定,可以为商末“泰山田猎区”提供一个新佐证,也是卜辞与金文东土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新坐标.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考察晚商卜辞地理,尤其征人方所及的军事交通地理与田猎卜辞中的田猎(经济)地理,《春秋》经传恐怕是最好的比勘资料,研究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与利用。除了本文所讨论的鸡或奚而外,相应的例子比比皆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二重互证的重要性,只要结合利用得当,便可有相得益彰之效。此法不仅有利于出土文献疑难问题的解决,亦有助于传世文献相关研究的深化,所以无端批评“二重证据法”并不可取,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不可效仿。当然,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使用,也是明确反对的。
  • 摘要:本文以目前公布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有关斗伤的案件为考察对象,结合既有的传世史料、出土史料,探讨与斗伤有关的法律概念、刑罚适用、具体执行问题,在具体法律制度考证的基础上,最后进一步揭示新出简牍文献对秦汉法律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
  • 摘要:澳门开埠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近代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均称得上是一件重大事件.多年以来,中外学者对澳门开埠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然而囿于中葡政治关系的传统思维,各方立场不同,观点各异,其研究目的似乎为澳门寻找某种政治定位,使相关研究有失焦之感.通过对葡人来华的历史事实进行重新梳理后发现,是中国海商将葡人从马六甲引入广东沿海,受挫后又将其引至闽浙沿海,在这过程中,华葡商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对明朝的贸易体制与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在闽浙地区遭受明朝政府清剿后,华葡商人重返广东沿海,最后经由华商与广东官府的疏通,华葡商人得以入居澳门进行定点贸易.当时广东海防的主要矛盾乃明朝朝贡贸易体制与中葡商人之利益冲突,澳门开埠乃为舒解这一矛盾所建立起来的缓冲平台.
  • 摘要:学者在讨论殷周制度时大抵不能逃脱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但考先生所论,所据“二重证据法”在同质性预设和解释下实质上仍然是传世文献一重证据法,并不能撑起庞大的古史系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其论殷周制度依据也主要是《春秋公羊传》“立子以贵不以长,立适以长不以贤”之语.然这句话实质上强调的是“择权在君”原则,反映了后世郡县制形成过程抑或封建制崩解过程中继嗣制度稳定性与选贤立子之间平衡的思考.受历史书写影响三传分别提出了自各不同的嗣君法统,这些在“二重证据法”下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忽略.“父死子继为常态,兄终弟及为变态”可能更接近殷周继嗣制度演进的真相,王国维先生所论殷周制度变革论或不能成立.研究文献的古史需要用文献的方法,唯如是也才能够揭开文献古史的深层世界.走出“二重证据法”已然成为必要.
  • 摘要:一书札也可以称为手札、尺牍、书翰或者书信,浑言之,诸名之间并无不同,析言之,则又各有侧重.书札与尺牍兼重物质形式与文体形式,相比之下,后者又更为古雅一些.手札、书翰与书札相近,但书札、书翰强调其为书写的作品,而手札强调其出于书写者的亲笔.书信则侧重其文体内容,着重其社会交往的功能.但是,这种区别只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人使用这些名词时,各自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也不免混用.还有人使用“尺素”或“笺素”之称,在追求古雅之外,又更加强调笺纸的形式种类及其物质文化意义,例如梁颖编著有《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上下两册,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年》),又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有《笺素珍赏》,其副标题就是“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也有人使用“名人墨迹”这个名称.从字面上看,“名人墨迹”当然有多种多样的物质形式或文体形式,但手札无疑是其中之荦荦大端.王贵忱、于景祥、王大文所编《晚清名人墨迹精华》(辽海出版社,2009年),所收就全是晚清名人的手札墨迹.
  • 摘要: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中学西传造就了近世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东西方的往来还复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以布道宣教为己任的传教士成为此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承载者,他们写就了数量可观的中西文文献,加之中国奉教、友教、反教之士的涉教文献,其煌煌大观堪比入华佛教典籍.这些文献距今足有三四百年,泛黄书纸演绎的是中西文化互识、耶儒义理互动的鲜活历史.即便今日而观,其内容仍扣人心弦,引入深思.梵蒂冈图书馆典藏有相当可观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它可与徐家汇藏书楼、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耶稣会罗马档案馆等量齐观、比肩而立.新近出版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向世人呈现了它的典藏瑰宝,这批汉籍的回归与面世势必将对明清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近世以还的全球史研究大有裨益.
  • 摘要:清代两广盐区地域广阔,乾隆时期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两广盐法志》序中就说“粤左三面产盐,供亿数省,北渡大庾,东达楚、闽,西溯滩流而上,由梧、桂以及黔、滇”.这部盐法志还记载了广盐的配运制度:两广盐商销盐的引岸称盐埠,除少数盐埠就近赴场配运外,其余盐埠需集中在省城广州东汇关和潮州府城广济桥两处配运,称场配、省河与潮桥.如果将李侍尧这段话与省河、潮桥配运制度联系起来,呈现在面前的就是一幅清代两广盐区食盐运销体系结构图,这幅图的中心在省河与潮桥.
  • 摘要:《白古通记》(也作《僰古通记》)是一部云南流传很广的古代史书,原系“白文”.明中期后,陆续有人将其转为汉文,且不断增补演绎,形成了《南诏通纪》、《南诏源流纪要》、《滇载记》、《南诏野史》、《僰古通纪浅述》、《白国因由》等“白古通”系云南地方史志.再被明清方志杂著频繁征引,更使此书影响倍增.“因此,《白古通记》在云南文化史,尤其是白族文化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此书的成书与背景学界争议很大,至今不能获得共识,影响了“白古通”系文献的运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此书的形成与背景别作考析,以求在民族文化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该书的价值.
  • 摘要:先秦两汉时期的典籍,历经辗转传抄,讹脱衍倒之处甚多.前人综合利用各种校雠手段,对这些古书进行校勘和注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之前缺乏可靠的参照标准,对于前人校读古书的成绩难以做出客观准确的评判与取舍.当前地下出土战国秦汉简帛古书大量涌现,其对于校读传世古书的作用,正如现代医学中的X光照相或CT扫描,使人的五臓六腑纤毫毕现(肺腑而能语),病灶无所遁形.有了出土文献这一利器,不仅可以对前人校读古书的不少具体意见作出准确评判,更可以总结得失,归纳条例,为今后的古文献整理工作提供借鉴.
  • 摘要:源于江西清江县的地方性神祗晏公,自明初以来随赣籍民众的迁徙而流播至海内外众多地区.在明代辽东,晏公信仰亦随因武装移民、谪戍流充,以及仕宦、海路漕运等到来的大批江西民众播及于此.并在地缘优势明显的金州、复州、锦州营建了晏公信仰的祭祀场所晏公庙.然而,自明中期以降至清代,由于国家移民政策的调整、卫所制度的崩坏,受国家移民政策、地缘关系,以及清代以来民间信仰体系的重组等因素影响,明代前中期存在于金州、复州、锦州的晏公信仰、晏公庙退出了辽东历史舞台。不过,晏公信仰及晏公庙在辽东地区的流布与消隐,无疑为人们进一步深入探究明清时期的移民、民俗信仰传播,以及东北社会经济变迁演进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 摘要:一般认为,私盐市场的形成,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盐商和官员均有可能惟利是图“挺身而出”走私食盐.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湖南南部归属两淮盐区的衡州等府,官盐几乎无法销售,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广东私盐.这自然决定于粤盐运输距离短,在当地价格明显低于淮盐.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1)两广盐区商人设置“熬锅”煎煮粤盐“化官为私”进入淮界;(2)两广盐区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支持广东盐商、强烈反对两淮盐区防御粤私的政策;(3)两广盐区盐商联结并依托湖南地方官为自己走私提供便利.这说明,粤盐私盐市场在湖南南部的形成,虽然离不开它在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从市场流通的潜在可能性变为直接现实性,依靠的是官商联手.两广盐区的官员和盐商,利用制度的空间,培育与推动了粤盐在湘南的私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私盐市场是官商出于特殊利益共同制造的市场.私盐问题中的“市场需求论”和官商“挺身而出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私盐市场的内在逻辑.它凸显了理解传统市场体系不得不关注的政治与社会等重要问题.
  • 摘要:中国古代史学界近代以来发展出几种新的学问,即简帛学、敦煌学、徽学,以及黑城学等.这些学问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出土或传世的文书,包括简帛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黑城文书、徽州文书,时代从战国秦汉直至明清.但是,虽然上述学问研究的对象多是文书,中国却并没有自己的“古文书学”.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文书研究是随着出土或传世文书的不断发现而逐步扩大兴盛、却又各自为界的,所以,只有在这些文书的数量足够多、研究足够丰富、积累足够厚重、交流足够频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中国古文书学”.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研究文书的学者,自发成立了跨断代的“古文书研究班”,正式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古文书学.研究班至今已经举办了近50次各类讲座和研讨,从2012年起连续举办了四届“中国古文书学学术研讨会”.现在完全可以说,已经建立了“中国古文书学”,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中国古文书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探讨了何为中国古文书学、中国古文书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古文书学与档案学、历史文书学、古典文献学的关系等诸问题。目的是想推进“中国古文书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各断代文书的一种视角,一种方法,以提高古文书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中国古文书学重视的不仅是原始资料,而且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样式和形态(书式、格式、印章、签署等),而这一点恰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打通各个断代、重视原始文书、关注样式形态、落脚所涉内容,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和发展,一定会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带来新鲜的空气。
  • 摘要:北宋杨锷《水陆大斋灵迹记》、宗赜《水陆缘起》、南宋志磐《佛祖统纪》等关于水陆法会的文献皆记载唐高宗咸亨年间,都城长安法海寺英禅师曾设水陆之斋.对于水陆法会形成的历史时间、使用仪轨文献等问题,前人研究甚多,对英禅师是否施行水陆法会亦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法海寺英禅师故事最早见于唐代开元年间史官韦述所写的《两京新记》一书,为韦述亲耳听闻的长安街巷奇闻异事.本文尝试对唐宋以来英禅师故事的不同版本进行文本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唐代文献追溯英禅师故事产生和流传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后讨论此故事所体现的施食仪式以及故事在后世的演变.
  • 摘要:在晚近变局中,中国知识人试图把握文化传统中的恒定之义以济变.在晚清政、学两界皆有重要影响的张之洞秉承汉、宋诸儒的经学理念,揭橥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常道为“三纲五常”.然而,时局阽危,新潮鼓荡,此说不足以厌服人心.清社既屋,王国维在现实的剧变下,转而研经治史,从卜辞的史学考据入手,推原周公制作的情势与用心,阐发“亲亲、尊尊、贤贤、男女有别”的道德理性纲维,从而确立经学的新基础.但在现实世界中,固有的价值系统仍趋于瓦解,王氏竟以自沉终.王氏之死触动陈寅恪的文化生命体验至深,所撰挽词,冠以序文,说明王氏自沉的文化象征意义,提出“中国文化定义”之说.陈《序》在王氏的古史探研基础上,补充中古、近代二时段的常与变,从史学层面说明“三纲六纪”乃中国文化传统中恒定的内核;同时,援引柏拉图Eidos之说,从经学-哲学层面阐明“纲纪”之抽象理境,抽绎出超越对待性的“独立自由”之义,而终身践行之.
  • 摘要:乾隆朝前期是清代酒禁的高潮,此时的山东作为清前期酒禁的重要关注地区,被朝廷寄予厚望.但是清代山东的酒业市场一直顽强地发展,在酿酒规模、销售地域、销售网络等方面反倒有所扩大和完善,甚至出现了伪劣酒流向外省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在训令式调控与民间社会惯性产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是后者占据上风.调控的过程和结果显示的并不一定是掌控.
  • 摘要:2002年,笔者与业师陈高华先生联合署名发表《耶律楚材与早期蒙丽关系——读李奎报的两封信》,主要就高丽文人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八所载两篇《送晋卿丞相书》的历史史背景、写作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两篇《送晋卿丞相书》分别作于壬辰年(1232)与戊戌年(1238),是研究早期蒙丽关系的重要文献.
  • 摘要:吴镇烽先生《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五册2426号,著录了一件私人所藏的西周早期小方鼎——(麟)伯豊鼎,其铭文简短难解,但不失为研究西周贵族社会的难得标本.李学勤先生已从西周土地制度的角度,对其铭文做了很好的研究,此外陈剑、沈培先生也深入探讨铭文的释文、句读、训读等问题,董珊先生撰写了《韩伯丰方鼎初论》.本文欲从西周贵族政体运作的视角,再对该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再做一些讨论,供同好批评.
  • 摘要:明初从民间挑选识字女性入宫为女官,成为后宫制度的一部分.明初广东有五位女官入宫,她们在明中叶以后开始被广东地方文献记述,但地方志始终将其放在《列女传》,与《明史·职官志》相左.族谱等民间文献又从家族利益考量对之记载.明中叶以后朝廷选秀泛滥,引起朝野不满,民间社会对女官的传说也在文献记载与大众想象中传播.明初女官形象因应形势发展,在士人书写与民间传说中相互补充,成为各取所需的社会资源.
  • 摘要:徐继恩、释正嵒均为明末清初作家.在今人的一些著述中,往往被视为同一个人.现从姓氏、里籍、生卒年月、交游、著述、子嗣等方面作一系统考辨,以证明二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 摘要:藁城董氏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族.董俊是其家族登上蒙元政治舞台的第一代.董俊,真定藁城人,于金贞祜年间应征入伍,元太祖十年(1215,乙亥)率部投降蒙古军.后任蒙古的中山府知府,与武仙作战,进攻真定.太祖十五年(1220),武仙降蒙,史天倪与武仙共同镇守真定,董俊即在麾下.后史天倪被武仙刺杀,真定诸县皆判,董俊即与史天泽进攻武仙,最终夺回真定.董俊后跟随元太宗窝阔台、史天泽征河南灭金,太宗五年(1233,癸巳)董俊战殁于包围金哀宗的归德之一,年四十八.《寿国忠烈董公传》是元明善撰于《藁城董氏家传》之后并进行较大修改的董俊传记。其修改原因是元明善看到了可能经董文用修改的《太祖实录》,因此调整碑传内容以与《实录》保持一致。其结果却是违背了历史事实。这一文献互动案例虽然较为复杂,但却是元代政治家族与国家政治互动在文献层面的绝好反映。
  • 摘要:在当今学术界的全球史研究中,蒙古帝国往往被视为全球史的源头或开端.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蒙元时期中西交流的空前繁荣,而织物及相关技术的交流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方面.蒙元王朝为制造织物建立起的很多“局”,成为元代官营手工业的一大特色.伯希和、周清澍对荨麻林局、别失八里局作出了开创性研究.然而由于文献记载匮乏,很多“局”的设立情况和职能贡献难得其详,异样局就是其中代表.近年刊布的《大都路宛平县永安乡魏家庄故奉训大夫高公神道碑》(下简称《高信神道碑》)是这方面的珍贵史料,碑文记载了元世祖时期身为异样局总管府要员的高信的生平,不仅让能够深入了解异样局的成立及其职能,而且在元代中外交流史、工艺史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碑石1984年于北京大兴出土,但拓片和录文直到近年才得以刊布.以往学界仅有一篇文章对碑石出土地进行了扼要考察,而其史料价值仍有待深入研究.
  • 摘要:《元典章》全称《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元代的一部政书.它流传至今,保存了大量元代前中期的诏令、格例、案牍等法律公文原件.其重要性早已为学界公认,被视为研究元代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重要资料.由于《元史》编纂疏谬,《元典章》也被利用来校勘《元史》.业师张帆教授曾在《文史》2003年第3辑上撰文《读〈元典章〉校〈元史〉》,通过对读二书,分门别类,校正了《元史》中的一十七条错误.
  • 摘要:《耿公先世墓碑》今存,仍矗立在河北省辛集市石碑村村北.近年,当地村民为该碑建了一个碑亭,予以保护,但是该碑依然风化剥蚀严重.《全元文》(36)据同治《畿辅通志》收录了此篇碑文.该碑因元顺帝时中书左丞耿焕的奏请而立.碑文由翰林侍讲学士张起岩奉敕,在翰林待制揭傒斯所撰行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这通碑文在现存的清代康熙、乾隆、嘉庆所修束鹿县志中均有收录.这篇碑文含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此略作讨论.后至元元年(1333),向元朝廷申请立碑的中书左丞耿焕,《元史》中没有立传.检索《元史》对于耿焕的记载也仅有寥寥数条.《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对耿福、耿孝祖、耿继元、耿焕四人立有词条,对耿焕所做的小传,依据《元史》以及刘岳申《申斋文集》的记述,没有提及该碑.《新元史》卷一四三、《蒙兀儿史记》卷五—均为耿福立传,并附有其子耿孝祖、孙耿继元以及曾孙耿焕的简单传记.关于耿焕的记述,略于《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耿焕的小传.蒙古汗国时期,在战乱中崛起的汉地中小世侯家族,在至元年间实行地方官员迁转制度后,逐步丧失了原有的优势社会地位。从耿福的曾孙辈们的入仕途径与起点来看,他们已经不能与其孙辈的耿继元相提并论。虽然耿福的曾孙耿焕在元代后期官至高位,但耿焕的仕宦经历已经与耿福在蒙金战乱中获得的优势地位关联不大。耿焕入仕与升迁,主要是因在国子学成绩优异以及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故张起岩在碑文中称赞耿福,“以读书力田遗训后人,诒谟远矣”。在正常传统社会秩序下若想出人头地,获得优势社会地位,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接受教育。
  • 摘要:清华简《楚居》中楚惠王时期曾徙居的“(郄)郢”,整理者释作“鄢郢”,此处实应读为“郾郢”.据此解决《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载李信伐楚时先攻平舆、寝,又攻“鄢郢”,然后向西会于城父(父城)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史实抵牾和地理矛盾.指出《史记》中李信所攻的“鄢郢”,实即《楚居》中的“(郄)(郾)郢”,不在今湖北宜城一带,而在河南郾城.对李信伐楚作战路线存在的矛盾之处,进行了合理的复原和解释.
  • 摘要:在中国史研究中,如何最大范围地收集材料、省时省力地找到所需材料是每个研究者都需要面临的问题.而作为古籍保护的从业者来说,如何处理好纸质古籍的保护与古籍使用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一对相矛盾的命题.于是,数字化古籍的出现和网络资源的便利为满足几方面的需求提供了可能.但是网络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参差不齐,使用者需要经过大量的摸索才能找到满足自己需求的古籍资源.故而,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将自己在查找网络古籍资源时积累的经验和体会总结出来,为研究者们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 摘要:元代翰林机构,包括翰林国史院和从中分立出来的蒙古翰林院.它们的成立,与其说是模仿汉式制度而设,不如说是忽必烈对前四汗时期负责文翰事务的必阇赤体系一步步变革的结果.这些变革分六步进行,分别发生于中统元年(1260)的四月、七月、中统二年的五月、八月和至元元年(1264)的九月以及至元十二年的三月.变革的原则是既吸收引进一些汉式王朝诏令事务上的制度因素,又保留原先必阁赤体系的大致形态.必阁赤体系的变更,往往伴随或跟随着元朝行政中枢中书省的类似变迁,后者由前四汗时期断事官机构演变而来.元代翰林机构尽管职掌式微,却是汉人、南人发挥政治作用的一个主要场所,其实权轻微的根本原因在于皇权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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