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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论坛

第二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论坛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17-08-11

主办单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会议文集:第二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论坛 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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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文物是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独有精神标识、文化标识和自然标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在世界民族激荡中站住脚跟的根本.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开展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方面的活动,特别是这届论坛以“新形势下的文物保护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创新”为主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后,基金会就如何利用社会资源、利用新媒体推动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也有一系列的想法,这些工作都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和前瞻性的,也符合中央和国家有关方面的要求。国家文物局非常支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工作,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没有社会力量参与,不可能把文物保护工作做好。
  • 摘要:回顾了共和国建立以来,广大群众参与文物保护,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形势下,社会参与文物保护要拓宽领域,提高水平,处理好、协调好与政府的关系等重要观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文物保护,应该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方面提出的指示比历届总书记提出的量都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实施为文保社会组织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新的发展空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及“放管服”改革的深化,政府部门部分公共服务项目,由公益机构或者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承担已经成为常态,这对文保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和增强活力创造了条件。同时也要看到,法律的实施和政策的落地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规定的落实目前还受到一些已有办事程序的影响,社会组织的脱钩,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不断加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影响到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自身大部分又规模小、影响弱,存在一些管理不够规范、财务不公开、机构不健全等问题,这也影响了文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概括来讲,文保组织的发展处在道路开拓、前景光明,但是步步为艰的过程,本次论坛就要围绕新形势下社会组织遇到的新问题、新要求进行探讨和交流。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目标相吻合,这是大势所趋。
  • 摘要: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惠及全社会以及子孙后代的公益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社会力量日益活跃,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也得到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大力支持。其实国内已经有很多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好的案例,有些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有很多很好的机制,民办博物馆也是社会力量参与的一种方式,但是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这项工作刚刚起步,还需要不断探索。由社会各种机构或个人提出方案,这个方案经过专家论证,老房子可以搞成书店或商店,都是有文化内涵的,可以借鉴。总之,当下是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机遇期。本次论坛在此形势下,探索文物保护中社会参与的方式,以及社会力量如何优化社会参与结构、合理发挥不同社会力量在文物保护中的多样化的积极作用,以及文物保护中社会力量的培育等问题,对于提高文物保护中社会参与的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 摘要:2016年11月,基金会召开了第一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论坛,本次论坛主题为“新形势下的文物保护社会组织发展与创新”,主要探讨文物保护领域社会组织如何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在我看来企业作为社会力量的一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应积极对公众展示行业的发展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并热爱这个行业,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方针的指导下,应更紧密地与政府基金会合作,为保护献计献策,应实事求是,以多种形式参与到保护项目中,在政府的引导和基金会的组织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物保护行业必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也期盼能借今天论坛的契机,形成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格局,为宝贵遗产的世代传承,为繁荣文化事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 摘要:在文物保护领域,一个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形成的跨界生态圈正逐渐形成。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平台和一些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文保社会组织的活动,不同的文物保护社会力量和碎片化的社会资源实现了更好的联动与沟通,公益生态中不同元素的互动关系与跨界融合日益密切,各类文保社会组织协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来自企业和政府的外部支持力度日益增大,企业或基金会捐助资金、与文保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的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公益项目,以及政府通过资金补贴、政策支持、业务委托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向社会组织提供的支持,也缓解和改善了一部分文保社会组织资源匮乏和生存艰难的状态,越来越多的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类社会企业在支持文保社会组织发展方面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受社会组织规模、资金来源以及发展模式的影响,许多社会组织在利用新技术和新平台创新活动方式等方面还有待提高。此外,一些文保社会组织基于片面的事实调查和理解,固守己见,不愿听从专业机构或人员的意见或接受其帮助,与政府有关部门存在互信危机。机构建设与内部治理方面,文保社会组织成员日益呈现年轻化、专业化趋势,但由于一些地方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够规范,人员流动性较大,组织发展举步维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专业人才逐渐关注并投身于文物保护公益事业。
  • 摘要:公众参与保护的更重要意义并不在于这可以提供更多的人手和更多的资金。除此之外,社会公众在参与保护中,会更高程度地介入文物价值的拥有和体验,充分发挥文物作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单元的特有作用。社会组织本身在保护过程中可以让自身加深与加强这份体验,与此同时,他们又可以动员起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加入进来,让文物价值的体验渗透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中。需要首先放开政策空间,让政府把本来属于自己掌控范围内的职能让渡给社会,然后看一下未来的文物保护的整体格局会是怎样。政府首先需要开放空间,鼓励社会组织的进入,减少自身以事业单位等形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处的做法。其次,整个社会中需要具有社会动员的成分,动员公众参与进来,有时是参与保护的动员,有时则是文物价值的倡导。这一任务并不容易完成,难度很大,但它自身就是保护的一部分。像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一旦文物的价值真正进入公众内心中,就会驱使人们开始珍惜它并保护它,这是一种自然的行为,类似于热爱自然才去参与环境保护行动一样,类似于深度卷入某种文化之中也才参与到这种文化的倡导与保护之中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公众是否参与保护,恰好就表明文物的价值是否已经渗透到社会公众的内心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组织参与保护本身就能作为一个标志,它告诉文物保护已经做到了怎样好的程度。
  • 摘要:社会组织是文物保护事业中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自身的属性和功能定位,是为更好地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先天的组织基础.随着文物事业蓬勃发展,文物保护的需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烈,作为社会组织,必须肩负四个使命(传播者、参与者、推动者、管理者),发挥四个作用(参与保护维修、监督管理、宣传普及、制度设计),全方位参与文保事业,多渠道开展工作,努力争当文物保护事业的生力军,共同推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蓬勃发展.文物保护事业是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政务公开和大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具体落实,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城市改造对文物保护的影响评估,乃至一个文物建筑利用方式的选择,都可能也有必要进入公示或听证论证的决策环节,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组织社会力量,采取提出书面建议、撰写报告、发表文章、与政府部门直接协商等多种形式,提出文物保护的对策建议。社会组织可以积极组织社会力量,采取“听、看、查、评”方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明察暗访、组织座谈等活动,收集不同阶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了解真实情况,针对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争取进入文物保护决策范围,为文保工作做出有益的参考。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组织文保慈善义工周一至周日在文保办公室负责接待报名的社会群众,采取接听电话或现场接待来访的形式接待反馈信息的个人义工,定期对文物安全保护活动提出不同程度的书面形式建议与意见,努力为文物保护工作献计献策献力,共同保护文化安全。
  • 摘要:参与主体有企业、企业家、也有志愿者,参与形式也有所不同,有的由政府发起,有的由社会力量发起,有的是公益性参与,有的是营利性参与。由此也可以看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格局正在初步形成。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社会力量的认知水平,也取决于文物行政部门的组织管理和引导能力。如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有力、引导得当,可以将社会力量潜在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出来,增强其参与文物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为更好地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制度,一方面在资金、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引导,另一方面也要对参与的范围、形式、程序等加以规范,避免因不当参与对文物造成不良影响。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要加强学习,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提升参与能力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社会文化自觉的提升,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文物保护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内在需求、行为习惯,逐步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到那时候,文物事业定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
  • 摘要:早在199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率先在北京地区启动志愿服务工作,十年之后的2002年,《北京晚报》的一则招募启事标志着由社会人员组成的国家博物馆志愿服务团队正式建立.十五年来,国家博物馆志愿团队以展厅讲解等志愿服务形式,架起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文化桥梁,引领更多人走进国家博物馆,感受历史的厚重,寻找艺术的魅力.通过多年积累和成长,国家博物馆志愿者团队在不断思考和摸索更加完善的组织建设的道路上,逐步形成一支充满友爱和富有朝气的团队.志愿者来到场馆内服务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但是现场服务的容量和空间有限,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志愿者规模。社会上尤其是在校学生有很强的参与志愿服务工作的意愿,如何才能突破场馆的局限性,为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提供更多契机,国博尝试服务模式的转变,先后与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合作,由国博提供内容和培训,让学生志愿者立足学校及周边建立志愿服务站点,把国博优质文化资源延伸到更广阔的馆外天地,充分发挥文化志愿者引领时代新风尚、传递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作用。
  • 摘要:近年来,汉江流域志愿者团队的跨界融合不限于襄阳,其他一些地区跨界融合的势头也很明显,也在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如口述史记录,旬阳、襄阳、钟祥、武汉等地都有志愿者就传统手工、汉江码头航运、三线建设等专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记录。在抗战老兵口述记录方面,汉中、南阳等地的文保志愿者和慈善义工也形成了分工、协作关系。关注乡土文化名人,拍摄记录文物古迹,体验手工非遗,在一些地方的慈善义工中逐渐在形成风气。旬阳义工联多次参与文化遗产考察、宣传活动,协助拍摄旬阳乡土文化纪录片。荆门义工联骨干深度介入了石牌古镇的史料整理和古建保护工作。2014年12月,南阳义工联组团到大柴湖慰问移民老乡,送去了连场豫剧演出,推动了豫剧在大柴湖的传承。全淅林先生倡议的大柴湖移民文化博物馆的建设,如今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南漳东巩镇的公益建设,城乡志愿者跨界携手,官民合作,古建保护、教育夏令营、关爱抗战老兵等活动都开展起来,文化爱好者组建了东巩民间文艺协会,出现了浓厚的乡建氛围。汉江流慈善义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保意识普及时间并不很长,成绩、专业能力建设也都还在起步阶段,但慈善结合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大家对未来也是有信心的。近几年汉江流域民间文保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参与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又有文保志愿者和慈善义工的跨界合作做基础,相信流域内文保事业的前景会越来越好。
  • 摘要:古村落是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群居聚落,中国传统村落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特征,不同地域的自然物产资源与气候条件,往往决定着不同地域适宜人居的建筑形制;而不同的民族村落建筑,又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情趣.古村落中保留着完好的宗族文化和民俗文化,浸润着历史的记忆和乡土文化的传承,而精美的建筑艺术、独特的民间工艺、多样的民俗活动、朴实的生活方式则构成古村迥异于城市的独特美学.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发展至今,城乡失衡愈演愈烈,古村的命运也岌岌可危.如果说富有特色的乡土建筑倒塌尚可重建,古村落作为文化载体的灭失、文化传承的断裂则是无法挽回的灾难.古村保护具有现实意义和迫切性,而古村保护的出路在于活化,古村活化的核心在于古村宗族凝聚力的重塑及乡土文化的复兴。古村之友经过三年的实践,逐渐探索出能够惠及广大古村与乡村活化发展的模式,通过互联网公益+激活新乡贤+复兴乡土文化场所的方式,重塑了地区的凝聚力,广大的群众积极参与到乡村复兴建设,推动乡村旅游、现代农业、招商引资的发展,形成公益搭台、发展唱戏、义利并重的可持续互助局面。相信通过古村之友古村活化模式的示范推广,能够带动全国广大古村的全面发展。
  • 摘要:笔者踏足遗产保护行业十数年,面对国内较为普遍存在的遗产地过分商业化而对遗产本身造成极大伤害的情况颇感遗憾与痛惜,遂萌生探讨较为合理的可持续遗产保育和发展模式的念头.2010年夏,广东开平仓东村村民发起重修祠堂计划,笔者被邀请参与其中.2011年夏,在五邑大学、华侨、村民、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笔者带领保育团队从祠堂修复开始,结合遗产教育等项目,开始实施“仓东计划”,开展了一系列以仓东村为试点进行的文化遗产保育与活化的实践探讨.2014年开始运营,至今已有四年时间.引导社区里的大众开展各种活动甚为重要,有人才有文化,有文化才有精神,有精神才有地方吸引力,归根结底是社区营造和地方精神的保存。在村里做实践,应时刻以“尊重”行事——尊重当地人,尊重当地文化,尊重当地美学。要避免把精英主义和个人表现主义思想带人社区,注重公共参与,一切荣誉皆扩大分享,一切利益皆以公道为本。从管理者的角度,需要理解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方式与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息息相关。它所焕发的力量,往往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项目的效果有着极大差别。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收效慢,但基础相对稳定,相比单纯金钱的付出,更需要用心。
  • 摘要:民间力量,是政府主导体制下的必要补充,是推动社会多元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民间力量介入历史建筑的保护,一般通过官民合作的途径,由资金雄厚的基金、企业或个人作为主体进行.类似“善馀营造”这种自发的民间组织,完全依靠两位年轻的高校老师带领学生来推动的案例确实比较少见.并不是要提倡这种完全自发进行保护工作的“伟大”,过程中的辛酸旁人也略知一二,这只是在目前状况下走出的一小步.有些事情不去做,永远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些事情不踏出第一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开端.
  •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面对这样现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并且参与到建筑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要研究制定文物保护志愿者管理制度,培育文物行业社会组织.因此,NGO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是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营作为一种NGO参与建筑遗产保护的形式,学习日本专家工作营的组织方式,在研究者、建筑师、企业以及当地政府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下完成保护修复的设计及准备工作,当地居民和志愿者共同参与完成对建筑遗产的保护修复工作。
  • 摘要:2017年最新发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上海的全球排名从上一期的13名跃升为本期的第6名,首次进入全球前十榜.而在发展经济同时,上海牢牢抓住文化作为城市建设的灵魂与根基,提升城市吸引力、竞争力和影响力.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出台《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致力于将上海建成现代文化创意产业重镇,勾勒出一个可预见的美好未来.震旦博物馆为了更好地让观众认识馆藏,于2016年推出智能导览系统作为聪明的随身讲解员。这是国内首款基于IOS系统、以iPhone 6 Plus为载具的智能导览,采用iBeacon智能传感技术,全馆资讯自动触发呈现,可快速准确获取相关信息。3D+360度虚拟VR,方便全方位近距离观赏,只需轻动手指,海量知识轻松掌握,观众可以听语音导览、读介绍文字,还可以把图片放大、旋转,甚至依据Navigation及时提供导览服务,依预订时程规划最佳参观路径,畅行博物馆。馆校合作更是博物馆推广教育的重要环节。美国博物馆每年总计花22亿美元在教育活动,四分之三的教育预算为12年国教学生办活动,每年接待9000万次的学校团体参观。
  • 摘要:众所周知,长城是中国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直至明,两千多年内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统一王朝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长城绵延于中国北部地区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4个县域,总长度两万多公里,其保护管理是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历来的工作重点.但是长城分布地域广,且大多处于人迹罕至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保护难度超过了任何其他文物保护单位.从长期实践经验来看,完全依靠政府、文物部门的力量进行全线的实时监控和管理是不可能的,必须调动全社会力量关注并积极参与长城保护,才能全面扭转长城保护不利局面.对于年轻、接受新事物快、对长城保护怀有热情的长城保护员更要提高补助待遇,使其尽可能多承担一些长城点段的看护任务,缓解长城保护员的老龄化问题,也可以继续聘用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余看护长城,扩大在职人员的范围。聘用长城保护员的责任方要对其所聘用的长城保护员加强管理和培训,提高长城保护员的素质和能力。国家文物局将陆续开展长城保护员的培训、装备配备等工作,充分调动长城保护员的积极性,支持引导其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同时希望社会各界能给予长城保护员更多的关注和爱护,将这支长城保护中重要的社会力量建设得更加专业、更加强大。
  • 摘要:2016年初,为突破传统村落中私人产权文物建筑存量大分布广,而且修缮资金严重短缺的瓶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启动了“拯救老屋行动”项目,将浙江省松阳县确定为唯一一个整县推进试点县.该项目经费为4000万元,实施期限为两年(2016~2017),资助范围为松阳县中国传统村落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中的私人产权民居.经过一年多的调查摸底、建立组织、制定政策、宣传发动、项目实施等工作.截至2017年9月15日,全县有135幢老屋的产权人开展申报,现场方案审核133幢,105幢已经签订合同,开工修缮102幢,其中50幢已基本完工.松阳县各个政府部门、各个乡镇村都全力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人员和资金得到有效整合,清华大学、香港大学、中央美院等高校的设计团队参与了民宿的规划设计,赋予古民居新的生命,让古村落焕发出新的活力。“拯救老屋行动”项目还拓宽了融资渠道,通过个人自筹、亲友拆借、银行贷款、村集体垫付、社会资本参与“五管齐下”的方式,使资金筹措方式多样化,有效破解群众修缮资金短缺的难题。由于多方参与、凝心聚力,“拯救老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在美化环境、提高当地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也将文物保护的理念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开来,传统村落需要保护、值得保护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拯救老屋行动”是当前传统村落消失加速亟须保护的现实需求,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现实需求,不仅可以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延续保留根基、积蓄能量,而且可以满足越来越多人渴望回归田园、留住乡愁的生活方式,既是文保工程,也是民生工程,更是文化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 摘要:文化遗产传播,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社会变革与功能需求,决定了文化遗产的生存及其演变需要有效的传播体系.文化遗产传播,是文化遗产价值的社会化趋同过程;同样,这种功能也适用于文物保护和广义上的多类型文化遗产形式.与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相同步,文化遗产传播理念在中国的社会化实践,也开始进入全新阶段:由寄望于公众参与的知识启蒙行动,逐步过渡到培育社会力量成长环境;从单一“宣传”演化为多元、交互的“传播”;由注重表达形式转而推动形成公共政策体系.媒体圈很大,本身就是多元价值交织平台。文化遗产传播实践成果,如何应用至新闻采访实践,或者在以编辑为核心的传播流程中如何坚持真实性、实践性和公共性,还需要长远的推动过程;甚至,反过来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进行逆向游说影响。以此展望,可以坚信文化遗产传播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具有广阔的行业合作需求和融合空间。
  • 摘要:依据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长城资源认定工作结论,当前长城遗存总数43721处,其中墙壕遗存总长度达21196.18千米,其资源分布于中国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为了做好长城的保护工作,中国从法规建设、保护维修、理论设计、制度创新等方面全面开展工作.但是长城体量实在巨大,且年代久远,分布广泛,完全依靠国家投入并不现实,因此需要引导更多公众参与到长城保护行列中来.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文物保护社会组织应积极努力学习,在坚守初心的基础上,以变应万变,寻求发展。用好互联网和影像两种工具,能更有效地发动社会力量,扩大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协助做好长城等文物的保护工作。
  • 摘要: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各级文物部门要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汉网》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的官方网站,创办于2000年,这里聚集着一群网民,有社科学术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及其他企事业单位职工,他们通过线上线下活动,集聚社会力量,保护文化遗产,努力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领域,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转型升级.武汉共享文化遗产协会接纳“人文武汉”为其会员单位,对“人文武汉”文保志愿者团队来说,是一个新起点、新机遇、新挑战。网友们只有更好地发挥志愿精神,努力使文化遗产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才能真正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人人共享。
  • 摘要:“樊城历史街区文献档案”项目是湖北省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以下简称“拾穗者”)实施的以记录襄阳市樊城历史街区(通常称老樊城)为主要内容的公益项目.文献,是指以文字、图像、公式、声频、视频、代码等手段将信息、知识记录或描述在一定物质载体上,并能起到存贮和传播信息情报和知识作用的一切载体,通常理解为图书、期刊等各种出版物的总和.档案系指机关、机构、组织或个人在业务处理过程所产生、持有并保存的记录、文件或资料.拾穗者通过自身努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不断记录城市变迁,在城市发生重大变化之前实施的全面系统的档案式记录工作,具有一定前瞻性。不论从常规记录,还是口述历史和动态影像方面,为城市留下建设过程中的样本,无疑都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意义。市档案部门在接收成员捐赠档案后表示,希望将项目产生的原始资料提供给专业档案管理部门,发挥更多更大的社会作用。这从项目初始名“樊城历史街区文献档案”到“樊城历史街区档案文献展”可以看到成果的转化和提升。由于能力、精力和资金的不足和团队自身的局限性,项目也存在一些缺憾。一方面,社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还不普遍,民众参与保护的自觉性不高,尽管对文物保护关心的人越来越多,但还属于小众。二是田野调查工作缺少全面性和系统性,工作的专业性有待加强。由于团队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工作,资金短缺,时间和经验不足,自身实力不强,团队结构较为松散,稳定性差,加上在专业人才、专业背景和学术训练上的欠缺,导致原始资料收集内容不够全面系统,档案整理工作不够规范化,需要通过后期工作进一步完善。
  • 摘要:“村寨”即“乡村”和“山寨”,因地貌差异不同,导致称谓不同:“村”,包括行政村和自然村,村大多是指平原地区的称谓,比如安徽、浙江等;“寨”基本上是自然村,是常有防御色彩的,一般筑有寨墙或寨栅,大多在山地,比如贵州、云南等.“历史村寨”一般是指经历了一定历史时期,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聚落,同时还能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历史村寨属于建筑遗产——建筑遗产是一个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一些保存较好价值较高的历史村寨被法定保护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或者“传统村落”.保护人类面对自然的生存记忆和固有的传统技艺,在新的生活方式中,保护好村寨建筑遗产,建筑新的人文景观。对城乡遗产的保护性修复需要传承匠师体系,匠师是中国建筑师的原点,所以中国建筑师可以从工作营或传习所里回归基础,传习工匠精神。与匠师一起搭建“乡村传习所”,延续和传承传统的建筑技术和木匠手艺,让匠师不必去城市打工,重新回到乡村的历史舞台。当然,在保护与修复的体系中,需要本土建筑师的自觉。乡村聚落是城市空间的影像原形,可以从乡村的空间体系中找到城市发展的文脉,在城市化建设中反思人的生存状态是建筑师应有的社会责任,所以当本土建筑师开始关注乡村、关注民居智慧,向匠师们学习,建立起本土的建筑语言,以及建筑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在新建建筑中找到中国建筑多元本土化的发展方向。
  •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多次就文物保护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各级党委政府对文物价值作用的认知也显著提高,文物保护力度得到增强,与文物保护相关的各项政策制度也随之出台.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旨在解决当前文物工作中存在的保护责任尚未完全落实、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加快、文物资源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既对今后一个时期文物事业的发展目标、任务做出了统筹部署,又对当前文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硬性要求.然而囿于公众知识的局限,以及文物保护意识尚未觉醒,直接导致政府部门的政策文件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强化公众的文保意识,调动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将公众纳入文物保护的主体对于文物的有效保护显得尤为必要.公众参与是社会走向新常态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尤其是传统村落这类由乡土社会网络长期支持的自治生活聚落。从文化形态来看,传统村落是我国漫长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识别的重要标本,其所承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不同地理与气候环境、资源条件、不同民族和文化信仰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传统村落在文化形态以及社会组织的延续等方面有很多特色,并形成长期稳定的内在网络与基础,需要在此基础上,通过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发挥其在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中的作用。
  • 摘要: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中村改造的推进,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面临的一大挑战.如何在传承珍贵文化遗产和历史文脉的同时,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②,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因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限制,逐渐难以满足大量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而鼓励社会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则显现出较大的优势.③在这样的形势下,广州市黄埔区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成立的“广州市黄埔区文化遗产监督保育员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组织架构合理,运行较好,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明显,值得借鉴.但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和推广仍面临诸多困境,而国外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的运行模式和成功经验,可作为工作站今后发展的指引.
  • 摘要: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力量在于人、在于人心.只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关注和认同,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近年来,伴随着广州旧城改造的进程,一些人以遗产守护者的身份站出来,在网络平台上寻找志同道合者,成立兴趣小组、志愿组织,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发声并行动起来,投身保护实践.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起源于十九世纪的美国,二战后愈发受到重视.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机制,其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所指城市遗产保护中的草根民间组织,意指所有参与到城市遗产保护中的,自下而上、以公益为目的、自愿发起、自行运作的民间组织,这包含了其非法人身份的现实,但更强调其“草根”的本意,强调其基层、大众、自下而上的性质。这里对“组织”的定义相对宽泛,并不拘泥于其形式外壳,例如各类小组、协会、社团、网络讨论组等等,只要符合上述定义,在线上线下发起或者参加过此类活动,即可纳入其中。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持续和壮大,需要争取甚至依靠官方或者商业提供各种支持或扶助,而本文认为,只要其公益性的行动理念和自下而上的行动方式没有发生本质改变,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草根组织”的定义,也不应将其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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