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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

第四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17-09-09

主办单位:;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社科院;;中国博士后科学;;

会议文集:第四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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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明末清初,外国标准化的机制银圆逐渐流入宁波等地,与秤量使用的银锭相比,银圆形制统一、检验方便,节省了一定的交易成本,因此行用日广,进而流通至浙江的其他城镇和农村地区.五口通商以后,国内埠际之间有大量的洋银流动,而自香港等地进口的洋银数量极少.清后期,浙江省厘金收支的四柱清单中,银圆的使用已超过银锭与制钱,成为最重要的收支货币.结合清中期至民国初期的契约文书,可以发现丝茶产地以外的宁波及浙东地区农村市场的洋银使用份额远不及银锭、制钱,洋银在港口与农村两个不同市场层级的使用呈现出迥异的特点.
  • 摘要:明代河泊所对湘江河道社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向渔民征税,清前期,随着湖南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米谷贸易的繁荣,地方官府加强对商品运输要道——湘江的管理,着力于控制渔户和船户.乾隆年间,湘江下游河道管理中的船行、牙行、埠头等管理中介制度是适应于河道社会的设计,引入地方商业机构与沿河宗族参与对船户和渔户的管理,保障河道的畅通和安全.明清湘江河道社会管理制度及其演变,展现了河道突显的交通运输功能在引起管理制度演变中的水域特征意义,说明水域管理制度需要与实际社会情形紧密契合才能得以落实,亦是全国不同水域管理制度的多元演变趋向的一个例证.由此可见,自明至清,王朝国家对不同水域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并灵活运用社会机制不断强化水域管理.
  • 摘要:船钞是近代海关税收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已有部分研究注意到其收支问题.但相关成果存在诸多模糊或疏漏之处,且未对船钞的整个收与支的环节进行系统梳理.本文利用已有和新出资料,纠正了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中的错误,并对已有研究中存在的模糊或疏漏之处进行了补充,特别对已有研究中尚未涉及的辛亥革命前后和民国时期的海关船钞收入和分配情况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了从晚清到民国的海关船钞收支的完整图景.同时指出,1868年之后,在实际用途上,船钞基本实现了西方人为其预设的核心功能,即真正应用于灯塔事业.近代海关船钞是一种在近代税收体系中地位特殊的税种,理清其收支问题对近代关税研究的深入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 摘要:本文阐述了历史空间数据的可视化方法在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中使用的发展脉络,探讨了未来经济史研究领域利用可视化手段的可能性.从清代南方粮价空间分布和粮食运销网络两个方面进行清代粮食市场的可视化研究,分析得到清代南方地区米价从东到西的四个空间梯度.并根据旧海关统计中的"多种粮食"贸易源汇数据,在分析其空间属性基础上定量重建了20世纪30年代的粮食贸易网络.本文认为可视化能够在原始史料"二次整理"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在学科交叉和融合方面有着很好的学术前景.
  • 摘要:清代粮价数据是时间、空间覆盖范围均非常完整的经济史数据集,本文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的空间计量方法对清代粮价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演变进行时空分析.此外,本文还采用了地图可视化分析、空间几何分析和空间统计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对1738-1820年的粮价数据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挖掘,梳理了粮价的全局性和局部性空间分布模式,探索了粮价空间溢出效应的演变过程和区域特征.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乾隆朝中后期粮食贸易开始萎缩时,粮价的空间自相关性也急剧下降,价格的空间溢出效应减弱;地理距离是价格空间溢出效应的决定性因素,且小麦价格比大米价格更易于受距离的影响;粮价分布的冷热点分析表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均对粮价分布格局造成影响,且社会动荡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深远.
  • 摘要:进入20世纪,中国民族企业界逐渐认识到企业扩张发展的大势,形成了"事业集合"的经营思想,明确了扩张发展所具的"横连""纵合""多角"三种维度.其中,"横连"可降低成本,利于研发、改良,避免了恶性竞争,但规模过大容易导致内部管理混乱;"纵合"可节省交易成本,却易出现生产平衡问题;"多角经营法"便于分散风险及内部挹注,但处理不当会造成危机扩散和内部拖累.民族企业必须权衡以确定实行路径.这一经营思想对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与现代经济学的产业链整合、企业一体化等理论有一定契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摘要: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重中之重,牵一发而动全身.解放思想是指导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和原则."耕者有其田"是近代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精华,但曾受到过扭曲和误解.重新认识和反思"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十分必要,有利于构建符合新型城镇化需求的土地市场理念.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土地产权初始分配公平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土地要素的市场配置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回归"耕者有其田"思想本义,解放思想,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的思想创新.
  • 摘要:本文基于1974年江苏省南京市的祖堂生产大队的收益分配数据,利用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简称HLM)计算了人民公社时期,由于所在生产队不同而导致的农户间收入差异.结果表明,生产队因素可以解释农户间收入差异的37.73%.笔者通过将生产队影响因素分解为结构性因素(现代生产要素采用)和制度性因素(国家提取比例)后,发现现代生产要素采用越多,生产队的农业生产能力越强,越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国家提取比例越低,越有利于农户收入的提高.本文不仅首次研究了生产队层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而且有利于理解人民公社的效率损失等问题.
  • 摘要:史实证明,城市道路对公共交通的影响至深至巨.因之,本文在研判近代南京城市道路肇建的基础上,通过道路系统拓展、道路经费挹注、道路改良养护等重要变量,分层透视抗战前城市道路对公共交通的多维影响,以彼此间的相互挽进,管窥南京城市近代化进程的赓续推演.
  • 摘要:西夏的游牧经济与匈奴、鲜卑、吐蕃、回鹘等一脉相承,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畜牧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牧民们常结为部落组织,住在"帐""包"等便携式的居室,携牲畜移动,或追逐水草,或躲避灾害,过着非定居的生活.西夏游牧民的季节迁移模式类同于今黄河上游的藏民,秋季进行分工,一部分人留在秋牧场为牲畜抢膘,一部分人返回冬场打草,在十月(农历)进入冬场后,将牲畜聚集,设"冬栏"喂食以渡过冬荒,在二月出冬场,七八月游至最远.同诸多政权常通过划定游牧区域的方法来管理游牧民一样,西夏也为部族划定"地界",并为了适应脆弱多变的自然生态,西夏划分"地界"既细致又灵活,且有临时划界的机制.
  • 摘要:生计方式是影响明遗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遗民生计与居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就浙西地区而言,明遗民主要靠耕作、授徒、医卜、出卖书画等途径谋生.对拒绝进入城市的明遗民来说,耕作是最好的选择.授徒谋生的最佳地点是城中,但遗民往往在城外甚至山中授徒,因而常只能以文化水平较低的蒙童为教授对象,获取微薄的收入.医卜的最佳地点则是城中的市场,但遗民多选择在市镇或者游走四方以行医卖卜.以出卖书画为生的明遗民若不愿入城生活,将脱离城市中的消费市场,经济生活会更为困苦.
  • 摘要:本文基于中日两国史料,主要从民间经济外交的视角,对1926年中国实业代表团赴日访问的背景、过程和内容进行了梳理,总结了代表团出访日本的意义和民间经济外交的特点.本文认为,代表团利用民间经济外交的手段,与日方的侵华言论以及旨在经济侵略的亲善空论,作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努力,促进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对其维护国家权力的民间经济外交意识应予以肯定.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不平衡性.日方是占有主动性的,中方却处于被动地位,造成这种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中日双方在政治势力上的差异.
  • 摘要:甲午战后,清政府对军事工业区位的调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出于安全考虑,力主由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扩散;庚子前后因军情紧张,不得不继续就各地已成之局扩充生产,保证供给;后期则力图统筹全国,集中发展若干重点军事工厂,以提高效率并强化中央集权.由地方督抚主导创办的晚清军事工业,虽存在诸多问题,但因清政府权威下降,财力有限,加之时局危殆,社会动荡,未能实现全国集中统筹.江南制造局迁建内地的计划在甲午战后一再提出,但却多次遭到搁置,最终未能有效实行.
  • 摘要:乾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呈现出丰年米贵的新特点.米贵放大了民生问题,并促使清政府为应对米贵,以乾隆十三年(1748)为界,进行了以普免米豆税银为主的促流通政策转向停止扩张常平仓储、增加市场供给的政策调整.米价上涨也促使江广三省出现广开垸田、复作制度、推广杂粮、发展经济作物等农业经济重要变革,保证了长江中游较平稳的米价变动与大规模的粮食输出,促使长江中游进一步融入全国粮食市场.
  •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做出东北经济恢复发展先行一步的决策,并给予东北多方面的特殊政策.东北经济恢复中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从关内招聘选调人才,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认真抓好科研;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苏联专家中很大一部分安排在东北工作.人力资本要素对东北经济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 摘要:金宣宗贞祐年间,金朝政府在内忧外患,面临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围绕财政开支与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大讨论.讨论分为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从贞祐三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到贞祐四年八月宣宗诏集百官讨论之前,为零散讨论阶段;第二阶段,从宣宗诏集百官讨论到讨论结束,为集中讨论阶段;第三阶段,讨论结束以后至兴定元年二月,为实施讨论结果阶段.这次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实施何种货币政策,即以什么样的政策保障财政收支平衡.根据主张的不同,这次讨论分为更造派和征敛派两大主流阵营.无论是更造派还是征敛派,通过这次货币政策的大讨论,对金末的货币政策的走向,乃至于对宣宗末年的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摘要:宋代内藏库借贷钱物给计司,这些钱物常常因为计司无力偿还而被皇帝下诏蠲免,遂突显出皇权主控下财权集中的面相.但这种传统视域里内藏库钱物借出必蠲免的现象,并不完全反映宋代内藏财政实行的借贷模式.宋代内藏库钱物借贷给计司,大致经历了宋神宗朝之前的借贷蠲免、宋神宗朝至北宋末年的支借偿还、南渡以后的双重模式三个阶段.内藏财政支出所体现出的财权集中路径,既透露出天子期许圣德形象以提升皇权的主观愿望,亦折射出内藏库支援国家财政背后无限私权对国家公权的侵夺.计司借贷内藏库钱物的蠲免或偿还,并不反映财权集中的此起彼伏,而深刻表明内藏库财权集中手段的不断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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