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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暨旅顺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暨旅顺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辽宁旅顺
  • 出版时间: 2017-11-05

主办单位:;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会议文集: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暨旅顺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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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一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进占河西走廊,安西四镇所在的西域跟中央政府失去联系,但依然为唐朝苦守.然而,四镇等军政机构如何管理安史乱后的西域呢?机构依旧,管理的体制是否依旧?这是唐朝西域历史的重要问题.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唐代文献,很具体生动地反映这个时期的西域状况.
  • 摘要:柏林国立图书馆(又名柏林州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收藏了20世纪初德国中亚考察队从吐鲁番地区带回的大量出土文献.在大半汉译佛典之外,还有官文书和佛典以外的典籍.其中不仅有写本,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印本(刻本).《玉篇》三十卷,是梁代顾野王所编纂的按部首分类的字书。但由于梁武帝对书稿并不满意,又命萧恺(萧子显子)等进行删改。唐上元元年(760),孙强又大幅增加了收录的字数。现在可以见到的宋刻本《大广益会玉篇》,是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经陈彭年等重修的版本。笔者在中国音韵学领域全无研究,对这件残片的兴趣源于注意到这一印本中包含了唐代的避讳字。吐峪沟出土的这件《玉篇》的残片,应该可以确定刊行于唐代。通常认为,唐代文化传播遍及其疆域东西,并以盛唐时期最为鼎盛。但如本残片所示,即使在晚唐时期,唐文化的光彩仍旧尚未消褪。毋宁可以认为,这是五代以后出现的新发展的前兆。笔者不具音韵学知识的素养,非常遗憾不能对残片的内容做出进一步的分析,恳切希望博雅诸君不吝赐教。
  • 摘要:在中国若提到礼,常指五礼,即吉、宾、军、嘉、凶礼.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书札礼,它以五礼为背景,于实际通信时使用.它是一种书仪,在敦煌文书中留有很多.本文拟就敦煌书仪中记载了书札礼的吉凶书仪,考察吉凶书仪在敦煌是如何演变的,再将之与日本的往来物进行比较,考察其有何特征.书仪或书札礼,是以"礼"为背景,来规范律令中未规定的文书或书信.笔者认为这一点属于中华法系的一部分.礼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之深则无需赘言.籍由引用礼或令、格、式,在文书或书信的撰写上,形成了共通的基础和共同的认识。因此可以说,书仪虽然不是法令,但也不是单纯的私礼,应将其定位为相当于法令或礼的一种规范。
  • 摘要: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被命名为"月令"的断筒群(矶部彰编《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No.130).这个"月令"中所含有的书仪,经王三庆氏指出,由吴丽娱、陈丽萍两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近年来,对于书仪研究,关于“礼”的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虽说书仪重要的特点就是明确实际的“礼”的规范,但笔者认为,书仪作为基本教养与学习文章表现手法的基础书物(在日本,这些往来物是寺子屋的教科书)。从书仪作为教科书这一侧面和其机能来进行考察也是必要的。
  • 摘要:因为日本古代的文书行政制度继承了律令制下的中国制度,所以出于弄清日本的独特性的目的,迄今进行了很多比较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了文书的样式与传达过程上,关于传达后的文书处理过程的比较研究很少。日本正仓院文书中残存有许多官司所作的继文,唐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保留有一些官文书残片.本报告将这些继文和案卷进行比较,考察在官司裁决过程中文书处理的实际情况.
  • 摘要:队是一种基层军事组织.唐代府兵制中折冲府下设有团、队、火,而行军则有军、营、队.根据出土文书所见,军镇、守捉中也有队的编制.可以说,在唐代不同的军事系统中队是一级相对稳定的军事单位.尤其是对于行军来说,队是最基本的战术单位,是完成各种战术组合的基础。敦煌吐鲁番文书为理解唐代军事组织中的队的实际运行状况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孙继民先生由此对行军中队的组织构成、战斗队形以及押队官、队佐的设置等进行了详细地研究。近年来,旅顺博物馆藏文书等相关出土文献的整理,又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同时,唐前期兵制经历了府兵制消解与军镇体制兴起的重要变化,其中作为基层军事组织的队在不同军事系统中的作用,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即拟结合出土文书和传世史料,对府兵制、行军制和军镇体制中的队进行考察,试图进一步理清关于唐代队的一些细节,进而以此视角管窥唐代军事制度演进的实态.
  • 摘要:在中国,自先秦时代起,商业活动便在谓之"市"的固定场所里进行.在唐代,在"市"里,主要是被称为"坐贾"的当地商人在开设的"肆铺"进行买卖,而经营肆铺的人们所结成的商业联合会就是"行",类似于现在常说的"商行".笔者欲通过本论文,对唐代粟特商人们在“行”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探讨,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上述学术空白。首先对唐朝国内的“市”中的“行”进行了考察探讨,就“行”中多有粟特商人存在的情况做了概括。其次,在各种“行”中,特别以“绢行”为例,对在绢行并不只是进行绢的买卖,还提供保管绢织品、兑换银钱业务一事加以了验证,进而举出作为提供提现业务的设施的柜坊的例子,指出了在柜坊可以通过“帖”这一票券提现的可能性。另外还指出了,在实现保管钱财与开具提现票券等功能时,可能是考虑到相互间的信赖关系是为基本,作为反映此信赖关系的证明,粟特人时常作为“保人”,即保证人在史料中出现。应该就是为了维持这种族群信赖关系,他们即使在与当地居民通婚混血或突厥化或汉化之后,仍继续保留着粟特姓氏。关于这一猜想的具体情况,笔者以后将继续进行详细考察。
  • 摘要:今藏中国辽宁省旅顺博物馆的新疆出土文书中,有数张佛经残片保存于大蓝册"经帖十"37至40页1,在已有研究中被认为是佛经单刻本.其中竺沙雅章先生所做工作最为突出,《西域出土の印刷佛典》2一文认为:"印刷佛典有大藏经本与单刻本之分.……单刻本多见于《法华经》,版本种类也多.《金刚经》虽少,却存有《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册子本之一页,极为重要,有待今后研究."3所举《妙法莲华经》和《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等均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4一书在图版排列上将这数片与印本同页并列,而且随后的图版列表在"Period"(时期)一栏内又分别注有"P(契丹版)"、"P(单刻本),"等5,P盖为print(印刷品)简称,可见其对竺沙观点的认同和发展.
  • 摘要:1902年8月15日,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宗主明如(大谷光尊)嫡嗣大谷光瑞结束欧洲游历,返程率门下僧徒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从伦敦出发,拟经中亚、印度回日本.经旧俄领土,9月21日抵喀什.同月24日向英国人Miles上校请教印度巡行路线1.当时光瑞有意前往库车、和阗再南下印度2.然而英方劝告葱岭冬雪即将封山,遂临时分为两支.光瑞率本多、井上往印度,渡边与堀继续新疆考察3.10月14日双方于塔什库尔干分袂4.光瑞嗣任后,又派野村荣三郎、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前往新疆等地考察.这些人在库车一带最著名的发现,莫过于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之彩绘舍利罐、写有"四镇都统"字样的库木吐喇石窟汉文榜题5,以及旅顺博物馆藏"孔目司文书".后者经小田义久氏考证为渡边在克孜尔石窟发掘所得(详第五、六节).
  • 摘要:20世纪初期以来,作为丝绸之路地区出土的文献,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献在历史研究、社会状况考察以及宗教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现在,这些文献不仅在中国国内被保存,部分还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以及包括俄罗斯、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各地都有所保存.2002年之后,我曾出国驻外进行研究,并得到科研经费的支持,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参与相关共同研究.在此过程中,笔者曾多次访问过德国柏林,并在滞留期间,掌握了基本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核心的德国所藏的资料群,还建构起相关数据库.
  • 摘要:中国旅顺博物馆收藏有唐代吐鲁番(西州)古墓出土的很多文书.郭富纯先生(名誉馆长,前馆长)和王振芬先生(现任馆长)合著的《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2007)曾经提到过其中的主要文书.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同样收藏有很多吐鲁番出土文书.旅顺博物馆文书和龙谷大学文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本来是同一收藏品群,不少研究已指出了两者之间的相互连接关系.旅顺文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包含彩画的文书比龙谷文书多.这十五年来,关于彩画与文书的研究有很大进展.
  • 摘要:国立中央博物馆自2011年以来调查其中亚藏品情况,并根据各主题发刊资料集.2016年发刊的《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罗布泊楼兰出土品》是本项目的第三个成果,收录对在塔里木盆地东南部,即包括罗布泊在内的楼兰、鄯善支配地区出土遗物的调查结果、收藏品的历史意义、大谷探险队调查内容的相关论述1.
  • 摘要:有关大谷文书编号数以万计,然而学者援用不多,理由无他,以其所见大多数佛经残片,未若英法所藏敦煌文献之完整.再者,除少部分曾经刊行外,尚乏完整的编目和对外公开发行,因此往往无法掌握其所有内容,纵使想要利用也不知从何着手.如今随着学者专家的编目和影印出版,已有部分珍贵的材料直让大家为之惊艳,尤其在出土文献日趋难得之下,的确不可小觑.故笔者拟欲利用已经出版的《大谷文书集成》四册1,重新检视这批经过学者专家的逐片编目,又加写录的文献材料后,认为仍有少许商榷余地.
  • 摘要: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全本(以下简称《无垢经》)的发现,对于于阗语言的研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幸运事.这是因为,迄今发现的于阗语佛经写卷,鲜有带题记者,故而不能知晓佛经经卷的寺院归属.这件《无垢经》的长条形制说明,此件文物作为随葬品而定制,非属于寺院的院藏.但是,这件写本原是抄本,它有原始的底本.而所从抄写的经卷底本,必然归属于瞿摩帝寺,那是一座在于阗王国历史上享有大乘第一寺之称号的寺院.对于语言研究,这件有归属的写卷提示了新的观察路径.介绍的几组辅音字符显示了早期与晚期于闻语佛经文献书写的差异,显示了不同传承的发展。在早期和晚期的分界之旁,必须强调不同的传承,要考虑到方言的存在。其三,经过上述几组辅音的比对,可以发现,瞿摩帝寺在把于阗语运用到书写佛籍的领域时,制定了独自的严苛的书写标准,以实际宣说的语言为基准,删繁就简,去掉不存在的多余的字符.
  • 摘要: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之路,而吐鲁番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为古代中西交通之重镇.得益于此,历史上东西方曾流行过的主要宗教在吐鲁番都留有历史印记,如萨满教、袄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若论流行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当属佛教.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向中原内地传播,吐鲁番也因此成为了佛教的重要活动地区.自魏晋至元末明初,佛教作为当地的一种主要文化形态,在吐鲁番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相当规模的汉文佛教典籍,这些文书是研究古代吐鲁番地区佛教传播发展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价值不言而喻。本文拟从国内各地所藏已公布的吐鲁番文书中汉文佛典的数量、种类等方面入手进行整理研究。综上所述,古代吐鲁番地区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重视戒律,与下层信众重视实际功修相比,统治阶层或僧团中的部分僧人对义学较为重视,但水平不高。
  • 摘要:一吐鲁番地区自汉代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之后即成为中西方的交通枢纽.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西域传入。虽然地处西域为佛教传播必经之地,但一些学者认为吐鲁番地区的佛教具有特殊性,和龟兹地区佛教直接由印度传来,属于印度佛教不同,高昌佛教却主要由中国传来,属于中国佛教;佛教传入高昌地区的时间可能是在三国之后东晋之前的西晋五十余年间。目前吐鲁番地区所出的最早的有纪年佛经是西晋元康六年(296)竺法护译写的《诸佛要集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科洛特阔夫1909至1910年间收集的这件《发愿文》没有纪年,具体出土地点亦不详;幸赖百年之后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展览之际才再次面世,为学界所知。因为我们有2008年新刊布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将其中的《阚氏高昌时期供物、差役帐》与此件《发愿文》对比,不仅书法风格相同,几个人名亦可勘同,由此确定了《发愿文》的出土地点和时代。阚氏高昌时期的这件《发愿文》明确反映出当时普通民众相信身处末法时代,祈求通过虔诚读经往生兜率天宫;弥勒下生得道成佛时他们可以闻佛法获得“阿罗汉果”。这件《发愿文》反映出弥勒上生和下生信仰在阚氏高昌国时期同时流行,当时的净土信仰仍然是指狭义的弥勒净土信仰。这些新认识都填补了此前研究上的缺环。
  • 摘要:敦煌出土文献整理中,俗字是主要障碍之一,但俗字是一个历史概念,颜之推定义为"与正字相对的不规范的字",而正字指"字书中规定的规范字体".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所谓"俗字"中大部分是异体字.前贤时彦从文献识读的角度进行了许多研究,成果丰厚.但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较少,理论建设尚需努力.本文对目见的38件《春秋经传集解》卷子与传世的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和《四部丛刊》本逐字比勘,发现词语相同而用字不同所形成的异文4000余处,其中写卷使用“异体字”306个,并尝试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了分类研究。根据写卷《春秋经传集解》的实际情况,本文把《说文》所收正篆的楷定字作为正字,把与正字音同、义同(所有义项)而形体不同的字称为异体字。依据与正字构字部件、构件位置、书写笔划及造字理据等的差异,写卷中的异体字可分成“异构字”“异位字”和“异写字”三大类。
  • 摘要:2017年9月22日,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展经过四年半多的精心准备与策划,终于正式面向广大观众开放了.展览在辽宁省博物馆三楼,分为五个展厅,展出从史前社会到明清历史文物2200多件(组),展览面积达6400多平方米.这些文物,有的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有的是策展人辗转省内各市地、从27家文博兄弟单位馆藏各时期文物当中精心挑选的文物,每一件都非常典型,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说明一定的问题,传达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历史信息.在馆藏的输入器中,来自中亚、西亚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具有西域风格的器物,这是笔者现在要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契丹族之所以能够打通一条今人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最初目的恐怕还是解决本族生存发展的问题,契丹位于东亚草原的最东段,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时迁徙的生活习性获得丰美的草原资源,“对于从事游牧的辽朝统治民族契丹人来说,牧场显然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对契丹人的政治亦发挥着深层次的影响”。为了获得永久的天然牧场,代表契丹族利益的契丹统治者必须要有一番作为,即通过上述的战争、设防、政治外交等手段加以争取和维护既得利益。查阅相关史料,契丹与周边政权和国家的所谓贸易交往主要是朝贡、往来使者交换的方式,同时也有民间商贸往来,但史载不多。但不可否认,即使是少数的商贸往来,也客观上促进了辽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 摘要:笔者曾参加"中日共同对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壁画的材料和制作技法研究"的共同项目,该项目的协议由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代表:赵莉)以及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代表:佐藤一郎)于2013年3月19日签订并对第69窟、第167窟、第224窟进行考察1.在共同项目中,笔者负责的是克孜尔第224窟(第3区摩耶窟)主室壁画的复原研究2.本报告以此研究成果为主,并添加了过去笔者个人研究积累得到的信息.
  • 摘要:莫高窟第217窟主室东壁门北绘有一身高1.5米的供养人像,他身穿袈裟,手持曲柄香炉,题名日:"应管内释门都僧政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毗尼藏主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洪认一心供养".本文通过梳理敦煌文献试对洪认的生平作一探讨.具体分析了供养人像的绘制年代、僧人身份、姓氏、活动年限、僧职。洪认出生于刘氏家族,在戊寅年(918)前后担任永安寺法律,之后,又升任为永安寺僧政,在贞明九年(923)继阎会恩出任都僧政,大约在长兴二年(931)至丙申年(936)四月之间亡故。当洪认荣升都僧政后,为了表示庆贺,以他为代表的刘氏家族重修了莫高窟第217窟的雨道和前室,还将自己和家人的供养像绘制在了该窟。
  • 摘要:现收藏于日本岩手县花卷市博物馆的《释迦牟尼世尊绘传》(以下简称"绘传"或"释尊绘传")是一套来自西藏的佛传图唐卡,它以宏大而缜密的构思为基础,将释迦牟尼佛带着其必定成佛的使命降生于世,并教化众生、最终涅槃的一生描绘出来.《释尊绘传》就是一部在作为以小乘律的记述为基础的佛传的同时,又时刻意识着“恶人救赎”这一大乘教义而编撰出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的佛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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