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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6
  • 召开地：桂林
  • 出版时间： 2016-09-03

主办单位：;中国古代散文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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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清代以前,骈文的演变大体以晚唐李商隐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到魏晋到李商隐是一个阶段,从李商隐到明代是一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两汉萌其芽,魏晋发其端,南北朝鼎其盛,隋唐流其风,以南北朝骈文为代表;在后一阶段,晚唐改其辙,两宋定其调,元明等而下之,以宋四六为代表.从名称看,前一阶段从梁开始以"今文"、"今体"称,后一阶段则主要以"四六"称;从创作看,两个阶段亦有明显不同.以两阶段的代表为例简要说明:南北朝骈文多骈散句兼行,对偶宽泛用典自然,而宋四六多通篇对偶,对偶用典多工致切合;南北朝骈文除了公私文翰还有无关应酬的情韵之作,而宋四六则局限于官场应用与私人应酬;南北朝骈文即便公私文翰亦有"遥情隽致",而宋四六渐成套路而缺少"作家风韵".明代王志坚《四六法海序》总结云:"大抵四六与诗相似,唐以前作者,韵动声中,神流象外.自宋而后,必求议论之工,证据之确,所以去古渐远,然矩矱森然,差可循习."指出了两个阶段骈文的整体区别.而清代骈文的发展则大体呈现出对此前骈文史的倒序演进:宗尚上从接踵宋四六到师法六朝三唐骈文;这种宗尚的转变又进而带来一系列的变化:语言上从工致切合回归渊雅自然,应用领域上从公私文翰扩展到情韵之作,作品风貌上也从"无复作家风韵"发展到富有"遥情隽致",名称上则逐步以"骈体"(或"骈文"、"骈体文")取代"四六"指称这些师法六朝、三唐的骈文,并越过宋、元、明四六追冠六朝、三唐骈文.骈文在清代的这种演进,概括起来就是从四六到骈体的演进.
  • 摘要：中国散文不可能迟至商代才起源，所谓的甲骨文己是成熟的庞大文字体系，实际上与《说文解字》的庞大文字体系差不多，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如此庞大的文字体系不可能仅仅用于记录占卜，所以，以所谓的甲骨卜辞为中国散文的起源实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研究不是也不应该以西方的文学标准为主导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进行西方式的、纯而又纯的文体细分和文体辨别，而是在关注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之下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体融合和文体模糊化等情况。这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条路径。
  • 摘要：本文从通论性综述、文献整理考辨、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三个方面加以回顾和概述,以期能对桐城派序跋研究成果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对其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 摘要："小大之辩"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篇.在极大和极小之间跳跃转换,通过制造巨大的反差来质询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而表达自家思想,在《庄子》一书中是一种频频出现的做法,对此,学界已经有所关注."小大之辩"的内涵,其在庄学之中的位置、作用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庄子提出这一命题的思想史背景,特别是可能受到了惠子的影响、刺激,也有学者论及.不过,如果不将视野局限在庄学乃至于思想史领域,会发现,"小大之辩",或者说穷究极大、极小的实践,存在于战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它不仅是思想生发的媒触,更是时人拓展时空想象的主要路径,同时,也会作为一种语言游戏,出现在宴饮集会之类的娱乐性场合之中,并深刻影响了早期辞赋的创作.简言之,"小大之辩"这一命题出入于不同领域之间,具有很大的融贯性,对其进行梳理、分析,对于理解战国文化具有很大的意义.
  • 摘要：全祖望与章学诚均为清代浙东学派的突出代表.章太炎在《清儒》中谈浙东学术:"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全祖望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史学大柱,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下启邵晋涵、章学诚.章学诚则为清代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本文以司马迁《史记》为焦点,比较章学诚与全祖望《史记》观之差异,并对造成差异的原因予以探讨,揭示从全祖望到章学诚《史记》观嬗变的内蕴.
  • 摘要：明末三十余年间的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当数发源于楚地,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钟、谭等人,不仅有志于诗,而且有志于古文辞,对"文"之涵义、文章作者修养及文章写作技法等发表过不少见解.对此,学界尚未予以关注.
  • 摘要：在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汇中,西方社会学的大量涌入及广泛传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虽然当时中国学界对社会学的理解并不见得完全准确,且传播过程中纷争不断,但它带来的一系列新观念还是极大地影响了很多学入的知识体系和学术思维,而且渗透到他们学术研究的各个角落.刘师培也是一个典型.他积极学习各种社会学著作及其理念,并在研究方法上将之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相结合,社会学很快成为刘师培学术研究的新方法.1905-1906年是刘师培文章学思想建构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段时间内,刘师培撰写了《论文杂记》《文章学史序》《文章原始》《南北文学不同论》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刘师培均有意识地运用社会学研究理念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社会学视野是刘师培早年文论研究的重要支撑之一.
  • 摘要：众所周知，中国作为文学创作样式的散文的发展、成熟大体经历过三个大的段落:殷周以来到两汉，文章的“文”还是笼统的概念，散文文体还没有独立，还包含在一般的“文”之中;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观念形成，区分出不同于“经”、“史”、“子”著述的“文”，这是真正散文文体观念的滥筋;到唐宋，“古文”繁荣，作为文学创作的“散文”观念进一步明晰，真正的文学散文与诗歌创作鼎盛。这个历史发展进程，又是与文人逐渐更加有意识地在作品中表达个人主观意识同步的，也是和写作中艺术创作意图逐步强化同步的。这种发展趋势体现在写作手法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更多地用“虚”，即更多利用和发挥主观构想的作用。
  • 摘要：李华与元结之前的文人在杂文创作上不仅只局限在说理体与问答体的杂文，还只涉及政治议题，然而李华与元结则不同，他们不仅写了很多杂文，从杂文的发展历史来看,它们不仅扩大了其题材,还推动了杂文创作的顶峰期.
  • 摘要：拙文探讨了违背规范与遵守规范这两种表现方式存在于一个作品或者一套作品中的几个例子。将此现象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看，违背规范，在优秀作家的作品中往往是从传统观念脱离出来、对保守习俗的违背。可以说，这等同于对人性和社会真实的新发现，是文学发展巨大的推动力。
  • 摘要：在文章学的众多范畴中,「作者」是学者关注焦点之一.而如何提升写作能力,是作者相关议题的一环.「学古」,亦即学习取法前人着作,则是提升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宋代众多文体中,为了符合科举考试的需要,论说体学古论成为重要议题,各种讨论资料散见于文话着作中,学者亦曾撰文探讨之.然而,或许因为世人对于评点的各种误解,而使得文章评点中的学古论却被忽略了,这实在不无遗憾.这藏身为文章评点中的学古论,其实正是宋元文章学的重要基础——「时文以古文为法」.综观前人「时文以古文为法」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明清八股时文,较少往上溯源到宋代.然而,此观点的发源处,正是在北宋末年,并且在南宋藉由文章评点逐步丰富起来.应重视对于南宋的研究.
  • 摘要：中国文章史上关涉于性命内容的书写其实是相当丰富的,往往透显散文史与思想史的纽结.一方面,具有儒家或道家以及其它学派背景的哲人文家,在关注人性完善及其动力等问题时的思虑之深和责任之切,使得他们的思想论述中不乏文章精品,更何况他们的命题意趣和人格投射产生出一定的典范力量;另一方面,古人对天道人性的信念、对要言妙道的向往,往往离不开生活感悟与日常淬炼,尤其是当独特的个体遭到了理性挑战或命运拨弄之际,对"性命"的思考和诗意策略其实有可能更为丰富和生动,从而积淀了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文章成就.
  • 摘要：明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创作极其丰富而旺盛的时代,但亦如郭预衡先生所说,"明代亦是个文章变化颇大的历史阶段","三百年间,文风屡变".然而学界常说的明代散文创作之旺盛,却是忽略了另一种比较丰富而活跃的道教散文之创作而呈现的"旺盛",无论迄今为止的哪一种中国古代散文史,都没有计入和编写明代道教散文创作之事.有鉴于此,亦或为了弥补关于明代散文史写作与明代散文研究的空白,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明代道教散文创作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论述,以期引起学界对于明代道教散文研究之关注.
  • 摘要：近代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前后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代的巨变,促使散文面临新的变革.这是唐宋以后中国散文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它改变了中国散文的走向,并成为"五四"以后的现代散文的滥觞.近代中国散文文体构建,虽然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艰辛和曲折,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 摘要：石刻以石易于获取、经久耐用的独有载体特点,广为人用,几千年来发展成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形式,保存了许多稀有的文献,在中国的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课题.石刻同样是文学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的传播方式甚多,但与史上曾有的文学传播方式比,石刻在传播文学观念,传播作者之名,传播文学创作的积极性,传播文体形式,传播文学作品,推动了文学史的发展方面,有其独特贡献.杜甫形容"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杜甫之诗提醒让看到文学史研究者对石刻关注的不足,直到近时方有如陈尚君《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王星、王兆鹏合著的《论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的作用与影响》等极少量专论.专著方面唯一论及石刻文学者台湾叶程义的《汉魏石刻文学考释》虽号称文学考释,却主要是录入汉魏石刻原文以及历代学者对该刻的著录与评价,兼作一些文献考证,所论依然未超出金石学范围.显然,石刻在文学历史上的贡献是一个为大家关注的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传播之功是第一.
  •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由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以"爱汉者"笔名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东西洋考》),近年来开始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不过,学界已有成果主要是探讨传教士写作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对小说的体例)的借鉴和传播,虽然充分注意到了传教士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适应,但是对其本身所具有的西方/基督教文学传统关注甚少.这样的研究视野,忽略了《东西洋考》的宗教报刊的属性以及传教士的西方文化身份,因而也难以充分认识这份报刊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以《东西洋考》上还没有被人专门论及的史传文体为研究对象,研究该刊上连续刊出时间长、刊出作品数量最多的史传文类的处理方式,具体分析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文化/文学如何进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体对话交流,尝试从"世界之中国"的视野中来思考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 摘要：研究桐城派及其古文,着力于作家述评、流派考辨、文章技法、文学理论等"纯粹"文学研究层面,长期以来,已成为"习见"之正途.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到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再到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等经典论著,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大体如此,"系统"而"深入".但面对前贤时俊的累累硕果,是步踵增华,一仍其"旧",还是另辟蹊径,换一种写法,对后学者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当然,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和探求,后者可能更有收获和意义.本论文因此穿越文学边界,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等诸角度切入,拓开论述视野,观照桐城文派的衍变轨迹,聚焦桐城文章与新学兴起之间的内在关联,解读桐城文章与晚清思想、文化、教育、学术转型之因缘,试图借此勾勒那驳杂而又生命淋漓的文学史图像,期望获得更多别样的文化感悟,以求教于方家.
  • 摘要：《孟子》的文学成就长期以来被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掩盖,尽管唐宋古文家如韩愈、苏洵等人也从中汲取创作养分,但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至明清,学者开始从文学角度看待儒家经典,经学逐步走向文学.然这种转变在《孟子》还不太明显,以致清初唐彪感叹举世读是书者"但求其义理,不于其文辞细加揣摩"的现状,并呼吁说:"若将其佳者,拣数十篇录为一册,殚心揣摩,则必有以造其微者."不过这种倡议并未得到太多的回应,道光以前,也只有牛运震《孟子论文》、康濬《孟子文说》等几部评点之作.但晚清民国初年,桐城派于《孟子》文法颇感兴趣,先后出现了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孟子》、吴闿生《孟子文法读本》及姚永概《孟子讲义》等三部专书.考虑到方宗诚为姚永概之师,而姚永概也曾为吴闿生授文,则这三部著作的相继问世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在时间上吴著早于姚著完成).它们于晚清民初这一时段集中出现,也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 摘要：现代散文理论吸纳古典资源的途径及方式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的特点是"挖掘"与"追认"."挖掘",即是将古代不少无人重视的散文作品及其理论,或本无人或极少有人视为散文作品的,以现代"纯文学"散文观念衡量,重新发现,"挖掘"整理出来,视为散文和散文理论,通过"挖掘",即有许多古典资源可以吸纳和利用."追认"概念,《辞海》的定义是"事后认可某人的某种身份".推而广之,"追认"的对象既可为历史上的名人、具体事件,也可为抽象的概念、范畴."追认"就是追加认可,是指本来没有的,后人可赋予.文学史上的"追认",是指对过去的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以及一切与文学有关的名义、声誉、价值、地位的提升和重新评定.
  • 摘要：近些年来,在新的学术意识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走出研究瓶颈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文体学研究重要基础的文体史研究,无疑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一方面,史传、诗歌等传统文学史研究对象获得新的研究动力,继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以往被排除在文学史研究视野之外的实用性文体如诏、策、奏、议、祝、颂、诔、碑、赞等开始受到关注,甚至佛事文体、道教辞诵等各类宗教信仰文书以及其他许多民间信仰仪式、日常交流文书等也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随着文体个案研究数量的逐渐扩大,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状况逐渐改变了原先的模糊状态,古代文体在政治制度、礼仪文化、宗教信仰、人生日用中的意义也渐渐浮出水面.
  • 摘要：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的原型来自于先秦两汉文学之中，主要有三大源头:一是来源于《庄子·渔父》、《楚辞·渔父》，作为隐士高人形象出现，体现了潇洒出尘、散淡闲适的人生理想;二是来自于姜太公的历史传说，主要见于《吕氏春秋》等的相关记载中，体现了待时而动、用世立功的人生追求;三是《吴越春秋·伍子胃过江》中的带有义士侠客色彩的形象。三者在后世的接受中交错发展，互为消长，尤其以前两方面对后世文人心态产生的影响更为巨大而深远。
  • 摘要：作为中国文化史、史学史、文学史上的重要典籍之一,《史记》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愈来愈得到重视.到了宋代,文章批评深入发展,文章学成立,司马迁《史记》通过文章学构建得以接受.《史记》既是史学经典，又是文章学经典，在汉唐都有了较为广泛的接受。宋代文章学深入发展并形成体系，使得司马迁及其《史记》在文章学方面得以接受并有着重要价值。
  • 摘要：正衬是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笔法。如果心目中预先就有“正衬”这一概念，并清楚其所包含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原则，那就比较容易敏锐地感知古代作家在巧妙运用正衬笔法时的艺术匠心。所以，“正衬”理应成为古代散文批评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概念。正衬笔法在现当代白话散文中也很常见，比如巴金的《小狗包弟》、汪曾棋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史铁生的《墙下短见》等，都曾巧妙地运用过正衬笔法。由此可见，借助“正衬”概念及其隐含的美学原理，同样可以帮助深入领会当代白话文作品的创作艺术。因此它可以为当代中国特色文论的建设提供参考，对当代白话散文和小说的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正衬”概念的理论内涵及其包含的审美心理和艺术观念，可以深化对“映衬”这一修辞手法的认识。现在一提到“映衬”，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反衬”，将反衬完全等同于映衬。20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的修辞学专著和教材至少有50来种，多数著作没有对“映衬”作出明确的划分，有的甚至没有论及“映衬”，只有张弓先生的《汉语修辞学》、郑颐寿先生的《比较修辞》、李裕德先生的《新编实用修辞》、宋振华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杨鸿儒先生的《当代中国修辞学》、黎运汉等先生主编的《汉语修辞学》、骆小所先生的《现代修辞学》、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等少数著作将“映衬”细分为“正衬”和“反衬”。不过，这些著作限于体例的原因，只是对“正衬”和“反衬”的内涵作了简要的说明，而没有涉及其包含的审美心理和艺术观念。因此可以说，古代散文领域的“正衬”概念及其包含的审美心理和艺术观念，是值得现代修辞学借鉴和吸收的。
  • 摘要：梁章钜重提六朝“文笔之辨”与阮元一样意在提高骄文地位，批驳桐城派古文家贬低骄文地位，以散体文为文章正统的观点。继承阮元之外，梁章钜的文章学观点也具有独特性。第一，相较于阮元否定古文家的散体文为“文”，只承认比偶、声韵的骄体文为“文”的矫枉过正;梁章钜的古文、骄文之辨更为通达、折中，认为“文笔之辨”是六朝文论的范畴和语境，只是自己立论的依据和手段，实已不能规范明清的文章学格局。第二，梁章矩主张骄散结合，骄文散文并存，地位不必独尊，不可独宠一端。梁章钜从文章发展史的角度，看到散体文和骄文异途同源，在六朝之后的地位升降和彼此学习变化，无论是作为文体还是作为文法的散体与骄偶，都似阴阳相克相生之道，具有共同的表述功能，却也有彼此更为适合的表达文类，二者的结合是文道之必然。第三，梁章矩在论及八股文与古文的关系时，批评“以古文为时文”的世风，强调二者的互学互融，必须有度，不可盲目功利，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立言，皆求从心而发。比之阮元将八股文视为骄文一脉，视为文章正统中的正统之观点;梁章矩客观梳理八股文的渊源流变，并不过度拔高八股文的地位。最后，梁章矩批评忽视《文选》价值的古文家，认为《文选》亦是骄体散体并选的选本，不能将《文选》与骄文选本等同。梁章矩以上文章学观点既带有清中期文论家的共识眼光，又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观点，为古文、骄文创作与理论的兴盛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援引诸家文论为多，自我著述偏少，未能在清中叶的文章学领域独树一帜，也是遗憾之处。
  • 摘要：中国古代文论中,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以时间上开古文评之渊薮,又在古典散文作家风格论、文体论,尤其风格气质论等事关文学理论本质方面经典简约的评说,而在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批评上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论文之书,始于《典论·论文》""三古之文尚已.赢秦、炎汉,无格律之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论文之说出,《典论》其首也."其首创性与理论指引性,都对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无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摘要：徐湘潭在清中叶创制论文绝句，以诗论文，“包孕二千余载富，权衡数十百家精”。其文章学与文体学意义自然较大。《论文绝句》最后一首云:“三尺喙长手五斤，迂生取次摭前闻。不知后日留篇卷，可有褒弹及此君?”感慨自己评鹭古人，对他年自己及其绝句能否进入后人视野既有担忧，更见期盼。黄人《论文》最后一首同样有这样的感慨:“摩挲敝帚泪纷纷，后世何人定我文?”所幸同时代文章学家李祖陶曾对徐书做过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兹引录于此作为对徐氏论文绝句的总结性评价。以诗论诗者多，以诗论文者少;以诗论一家之文者间有，以诗论历代之文，合二千余年之作者而皆以二十八字包括之，或品其瑜，或摘其瑕，断断然若老吏之断狱，则绝无而仅有焉。东松胸罗万卷，笔扫千秋，于艺苑中特创此体。其论或准前贤，或抽心绪。笔端有口，腕下有神，随手拈来，自成结构。既不似流俗咏史，活剥生吞;又不类文士题词，浮言掩意。正文不备者，复下注语以申引之。可谓之大观矣。
  • 摘要：虽然说学术界目前对骄文的界定还存在一定分歧，对于骄文的形成时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是从众多论述者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出，钱锤书对于骄文流变的基本意见，也与众多论者大致相同，他所谈到的重要人物，在众多学者的论述中，也都属于非常重要的人物，这可以视为钱锤书在骄文流变研究上的一个创见。考虑到钱锤书写作本文时仅仅是一位24岁的青年，其国学功底之扎实，于此可见一斑。
  • 摘要：清华简《金縢》篇公布以后,学界围绕周武王到底是克商后两年去世还是三年去世进行了非常热烈而且激烈的争论.此以为《尚书·金縢》具备完整的小说各要素,盖系根据当时传闻而写成,既非信史,争论自无必要.小说具有人物、情节和环境三要素,主要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真实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往往设置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有一条或者多条线索贯穿情节的各个部分.这些特征在《尚书·金縢》中都有生动深刻的表现,证明着《尚书·金縢》的小说性质.
  • 摘要：《鹖冠子》是汇集鹖冠子思想及先秦汉代黄老学、兵家、儒家之总集.前辈学人曾从文风来研究《鹖冠子》,并由此判断此书真伪,如柳宗元以"鄙浅"批评《世兵》篇,胡应麟说《鹖冠子》部分篇章词气"瑰特浑奥".要全面深入研究《鹖冠子》,笔者认为应该把其中十九篇逐篇探讨其思想主干、学派归属、成篇年代,才能正确把握.拙著《＜鹖冠子＞新论》已分章论述了《鹖冠子》十篇的学派归属及成篇年代,得出《鹖冠子》非成书于鹖冠子一人、思想内容包括道家、儒家、兵家等结论.该书未对《天权》篇进行全面论述.本文希望能补苴罅漏.这对研究先秦思想、散文发展都有好处.
  • 摘要：如果考虑到先秦古籍的成书通例与文化元典的经典生成过程，那么，我国的“轴心时代”，其实更多是就先秦子书那些元典类的著作而言的:所谓“轴心时代”的“精神导师”，也更多是指那些“元典”的创制者—它固然主要是学派的创始人，却也离不开其门人后学，或者说，是与整个学派相关的。余嘉锡先生说:“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即为某氏之学。”也就是“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从而“明其为一家之学”。这里的“一家之学”才是“精神导师”的本质所指。钱存训先生也说:“采用某人名义作为书名的书籍，不一定完全是某人的著述，也许是他的门人记述他的言行，也许是某一学派的学者，用其学派中最权威的人名作为所著的书名。流传今日的先秦著作，都多少曾经汉代学者删定，因此很难确定在某一部书中，哪些是原著，哪些是后人所增添。”其意与余先生大致相同。只有从“一家之学”、“一家之书”的角度认识“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史意义，从古书体例及学派传承的视野去考察“轴心时代”元典的生成过程，关于“轴心时代”意义的理解，才会深刻得多。
  • 摘要：唐代古文大作家韩愈为友人古文大作家柳宗元盖棺定论，即《柳子厚墓志铭》。传诵至今，千古名文，凡墓志者其体近于史传，其用则有所不同，为墓主彰善隐恶。此外，《柳子厚墓志铭》具有特异风格。
  • 摘要：本文在对李当墓志进行释录的基础上,探讨李当的籍贯族系、仕宦经历、科第情况、党援特点以及文学成就诸问题.
  • 摘要：通过对《黄氏日抄》中所引录之叶适各序的比照析读后，基本可以推断其中之《翁灵舒诗集序》中所载叶序片断是可信的;再通过对《西岩集》序内各处所露破绽加以分析求证后，亦大体可以断定《西岩集》序为明末一深受钱谦益影响的文人所撰之伪序。其序或好事者托名于叶适，或系刊行者托名叶适以逐利，视序中对翁卷诗歌成就夸饰过甚，则后者更有可能。而对此二序真伪之辨别趁正，当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与研究翁卷诗歌及叶适诗学。
  • 摘要：南宋之后，元、明两代对上述各种三苏文章选本，大都有翻刻。例如《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本，《古今书刻》卷上就记载明代建宁府书坊、苏州府皆有传刻。浙江图书馆藏有明嘉靖十年(1531)金鳌刻本，版式与宋刻本同。《三苏先生文集》在明代也有多种翻刻本，仅严绍璧《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日本藏本就有三种，分别是元末同文书院刻本、刘氏安正书堂刻本、正德十二年(1517)慎独斋刻本，国内藏本则更多。凡此种种均说明南宋时期编刻的多种三苏文选本在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以这些选本为基础衍生出更多的三苏文选本。例如李叔元编《汇锲注释三苏文苑》八卷、谷瑞屏评选《顾太史评阅三苏文约》十六卷、杨慎编《嘉乐斋三苏文范》十八卷、钟惺编《三苏文盛》二十卷及《三苏文归》十卷、陈仁锡选评《苏文奇赏》五十卷等，大多取材于宋人选编本，这在宋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值得重视加以研究。
  • 摘要：南宋永嘉学派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该学派以地缘为基础,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中心,在乾道、淳熙年间与陈亮永康之学、吕祖谦金华之学相呼应,一起形成了注重事功的浙东学派,且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立而存,在学术界影响甚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成鼎足."永嘉学派继承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重视对兵、农、财等实务的考察与研究,其中对历代兵学典籍的研究是其重要内容.他们除了在政论策对等文章中谈兵论战,还普遍研习古代兵学理论与兵学制度,务求从历代兵学典籍中探求制度得失以资时用,写下了一批兵学研究专著.这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现将永嘉学派重要学者的兵学研究成果作一考梳.
  • 摘要：南宋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期,文章学著述比较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王水照先生在《历代文话序》中指出广义的文话包括四种形态:一是颇见系统性与原创性之理论专著;二是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著作,即狭义之"文话";三是"辑"而不述之资料汇编式著作;四是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这些著作形态在宋代均已出现,并都具备稳定特征.就南宋时期有评有点的文章选集而言,除了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四部颇具代表性的著述外,王霆震汇编的《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或简称《古文集成》)亦常为学界注意,而在《古文集成》中保留部分内容的另一部南宋文章评点选集,却几乎被人们遗忘,那就是署名敩斋的《古文标准》.
  • 摘要：陈维崧(1625——1682)逝世之后才两年,其好友蒋景祁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刻了他的诗文词集,即天藜阁本《陈检讨集》,共34卷.三年后,他入赘于商丘侯家的弟弟陈宗石(1644-1720)陆续刊刻了《陈迦陵文集》6卷、《俪体文集》10卷,《诗集》8卷等,此即患立堂本.由于陈维崧在骈体文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文学成就,因而他的骈文在清代即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在蒋景祁刊刻了《陈检讨集》九年后,热爱陈维崧骈体文的安徽怀宁人程师恭(生卒年不详)推出了第一个注本《陈检讨四六》.由于程师恭的这一注本存在不少问题,此后,王世枢、鲍东里、顾张思陆续推出了补注或新注本.但是,鲍注本、顾注本均未能传于世.王注本《陈检讨四六新笺》虽然未能刊刻,但却以钞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安徽省图书馆藏有王注本的传钞本(6册),只是这一钞本未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类的著作著录,因而很少有人知晓.
  • 摘要：近年来清代乾嘉时期着名学者和文学家汪中文集的整理研究颇受学界关注,其文集的整理、辑佚、笺校,先後有辽宁教育出版社《述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汪中集》以及江苏广陵书社《新编汪中集》,特别是《新编汪中集》,不仅广泛搜讨现存汪中集外单篇佚丈而且辑入清代陈寿棋手钞整卷《策略謏文》以及汪中手稿本《文宗阁杂记》,是目前汪中所有着述最全的汇集,为了解和研究汪中提供了极大方便.但笔者细读之下,仍觉不无遗珠之憾:一是其子汪喜孙所撰《容甫先生年谱》中尚有部分佚文没有提取和整理;二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清钞本《容甫金石文跋尾》亦未见提及和阑入.关於汪中集的整理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想就清钞本《容甫金石文跋尾》作初步考释,给汪中爱好者和研究清代文化文学者提供参考.
  • 摘要：《辞学指南》是宋代词科备考指南和资料汇编，同时也是专门研究宋代词科的学术著述，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该书又是一部文体论著述。关于该书的成书时间和写作意图，祝尚书先生认为，“该书所记考试题目止于宋度宗咸淳十年(甲戌，1274)，则是书当完成于入元之后。这时科举己废，其写作目的盖有总结宋代词科以保存‘国粹’，为将来恢复传统之用的深意”，可备一说。该书共四卷，现知最早的为元代至元(元世祖年号，1264-1294）刻本，后来又有元刊明修清康熙补刻本、成都志古堂本、《四库全书》本、浙江书局本。近年此书被《历代文话》收录，乃是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加以点校整理而成。本文所论，即以《历代文话》本为据依。
  • 摘要：中华石刻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人往往将重要的事件刻之于石,以永久纪念.在广西众多的古代石刻中,桂南地区因战事频多,保存有一批与战事相关的碑志.《广西石刻总集辑校》等书对桂南地区历代与战事相关的碑志文进行了收集,系统研究这些碑志,有助于温习历史,为当今的建设提供参考.本文研究的桂南地区主要指来宾及来宾以南的广西地区,包括来宾、责港、玉林、南宁、崇左、钦州、防城港、北海等地.在封建社会,这些地区万山丛礴、瘴气充斥,各民族混杂,是动乱的渊薮,历来兴兵不断,是统治者大费心术之处.
  • 摘要：这些在民众中传诵不己的歌谣、传说以及对墨子的祭祀，在故事的层面虽有夸大的因素，在故事叙事的层面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地方文化因子的渗入，但在故事人物的精神特质上却与传世文献中的官方形象互为表里。在某种程度上说，墨子在民众记忆中被神化的形象正反映了民间形象的建构与官方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形象中的理性因素被民间形象中的感性因素所代替，也说明了底层民众对自身利益持有的那种不确定性的感觉，而这种不确定性的感觉要想有效地从心里排除出去的方法之一就是诉诸一个能代表本阶层利益的伟大的人，这个人越是伟大，越能让他们感到安全，而这个人如果能具有万能之神的功能，那就更能让他们感觉到安全。因此，在官方记忆的基础上，鲁山地区的民众以变形的方式建构了他们关于墨子的民间形象。
  • 摘要：庄子关注的是人的终极价值，所提出的理论极其深刻，但却往往不能用之于生活，当时哲学家惠子就讥讽庄子理论“大而无当”，不无道理。本则寓言就是又一证明。但从抽象角度看，庄子主张的是不争，“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刚刚辞世的著名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这句话，堪称得道人语。只要人类还在，争斗总会在，主张不争总会有价值在。顺便指出，这则故事中两个人物形象很鲜明，从未被分析者特别关注。纪氏作为养斗鸡的行家，在“王”每隔十天前来追问的情况下，给出的回答不公极其专业，同时也不因为“王”的威势而违心迎合，堪称专业的水平，专家的骨气；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王”，急切的追问说明他的斗鸡的瘾头之大，但隔十天才问一次，也说明他对专家的尊重。以不斗为手段，斗败一切敌人，这是连兵家都会点赞的观念，它具有永恒的价值。
  • 摘要：本文用比较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对文帝的诏令的个性色彩与价值作一评价。汉文帝具有个性色彩的诏令，所具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景帝以后的汉唐诏令影响很大。武帝以后，随着秘书制度的变迁，起草诏令先后由尚书(台)、中书省、内阁等专门机构来负责，虽然有的诏令也能揣摩当朝皇帝的口吻出纳王言，无奈越来越程式化，难见皇帝本人的个性，有鉴于此，文帝诏令的文章学、历史文化价值，弥足珍贵。
  • 摘要：刘向在建立形象化的女性历史人物范本的同时，将历史进一步道德化。挖掘《列女传》女性的道德意识，是刘向《列女传》妇女观的主要指归。新历史主义代表海登·怀特说:“经典的历史叙事总是充分地对历史系列施加了情节并同其他可能的情节编织达成妥协。正是这种在两种或多种情节编织之间的辩证张力表明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批判的意识之存在。”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有些情节是历史学家加入进去的，目的只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关注与批判意识。这样的方法刘向在《列女传》中已经运用了。可以说，刘向的批判意识就是在挖掘历史或历史故事的道德意识上。这种道德意识首先表现在《列女传》人物对道德的普遍尊崇上。道德既是传主们存在的基础又是评判人物最基本的依据。《列女传》推崇女子能言善辩，赞赏女子的智慧才能，“辩通”“仁智”即为此设立。但是，女子如果违反道德或者不具备道德意识下所倡导的一些行为特性，即使具备了聪明才智，也会遭到截然不同的对待，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
  • 摘要：东汉王符所著《潜夫论》,为其赢得了百代传颂的声誉.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思想论著,王符在这部论文集中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而卓绝的认识和见解,阐发了很多确实可行的治政思想,其思想史价值历来受到学人重视.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评曰:"(王符)虽以耿介忤时,发愤著书,然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汉末弊政,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比也."与此同时,《潜夫论》还是东汉散文的代表作,刘熙载在其《艺概·文概》中评曰:"王充、王符、仲长统,皆东京之矫矫者."王符散文论证精辟,含蓄蕴藉,集中体现了汉代散文的"醇厚"本色.这种散文艺术风格的形成,明显受到了当时盛行的经学经典及经学活动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 摘要：面对南北朝末期及隋初社会礼仪风俗的极度混乱情形，为培养子弟的士大夫风操，视以轨躅以便他们有所遵从，颜之推对当时社会礼俗进行了全方位的折中取舍。对于当时礼俗中出现的古今之别，颜之推与时俱进，多以今为是;而对于南北士族礼俗中的许多差异，颜之推出于以南朝文化为正统的心态，明确倾向于以南朝士族礼俗为优，他站在南朝士族的立场考量北方士族社会的礼仪风俗，认为多不可从:同时对于社会下层流行的一些习俗，颜之推出于当时欲严于士庶之别的门阀士族典型心态，对其避之若挽，明确禁止子弟效仿沾染。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当时社会礼俗的混乱不一，颜之推对士族礼俗的南北差异其重视度要高于古今之别，而对礼俗的士庶之别又要明显高于南北差异。总之，在颜之推看来，东晋南朝以来南方士族门第相承用之礼仪风俗实为当时之最美且善者。
  • 摘要：六祖像赞是观画者宗教思想的触发与表达。到了宋代，六祖顶像没有大的变化与特色，关于六祖的画最多加上一个五祖与六祖一起，因此宋人不描绘六祖具体容貌，而是多集中其人生事迹经历或成就功绩上。如非其标题目提醒，真不知道其是像赞。它表明僧人对祖师的怀思叙述己经超越了形似，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精神层面，体现出观画者主观参与度更强，多少都借像赞寄托子坏抱。
  • 摘要：骈文文风在唐代时期曾影响到岭南地区,在广西上林的《智城碑》就是重要的佐证.证明"当时岭南少数民族生活及人情,既不似韩、柳所描写的那样凶横野蛮,亦不如范周所描述的那样贫穷落后,而自有文采、文化水平却相当高,又具有先进的和平共存的思想."在《上林唐碑＜大宅颂＞和＜智城碑＞看唐代中原文风对岭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从骈体文风角度也有过具体分析,现在再从初唐卢藏用的《景星寺碑铭》看唐代骈体文风在岭南的播衍.
  • 摘要：《恨赋》是江淹的代表作,其意谓古人不称其情,皆饮恨而死也.《酉阳杂俎》云: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赋》、《别赋》,今《别赋》己亡,惟存《恨赋》矣.李白曾放言"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李白对自己的模拟之作不尽满意,对于被模拟的古人作品也未必满意,但对于这篇《拟恨赋》却还比较认可.李白没有将这篇《拟恨赋》焚毁,而是选择让它继续保存下去,因为他自信这篇《拟恨赋》已经超越了江淹的古《恨赋》,至少可以通过《拟恨赋》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 摘要：本文以政治与文学的互动为视角，阐释李吉甫之政治功业与应用文书写，从中领会其经世用心。凡此种种，均证明李吉甫在中唐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学术界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与深入研究。
  • 摘要：韩愈在碑文中所进行的句法探索，有其过于生割奇拗之处，后世的古文家虽然尊崇韩文，但对这种生割之语，也多有批评。韩愈碑文的造语之奇，与其元和时期诗歌创作中所形成的狠重诗风，在对强力美学趣味的追求上，颇为一致，是韩愈在元和独特的时代环境中精神面貌的折射。韩愈的狠重诗风虽然后人多有批评，但对于诗歌艺术的创新颇具贡献:同样，韩愈在碑文中的造句探索，虽有生割之弊，但对于开拓古典散文新的语言形式，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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