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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

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8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8-08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

会议文集：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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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既可以反映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也可以反映地理学的某些属性。我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功能是探索历史上的地理现象以及发生这些地理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以往学者的研究眼光，主要是朝着古代，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提出向近代转移，正是时候。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学，与研究古代历史地理学比较，在我看来，学科属性是相同的，理论和方法大同小异。但是近代历史地理，至少有两大特点，一是近代、现代的中国，与世界各国有极其广泛的联系与交流，历史地理研究所关注的中国地理环境的变迁与这种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可以阅读的历史资料极其丰富，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还有丰富的历史档案，还有大早新闻报道，各种游记、日记、摄影作品，乃至电报、函件，等等。总之，近代历史地理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天地是无限广阔的，是大有前途的。
  • 摘要：李希霍芬曾于1868-1872年间在中国做大范围实地考察,他的代表作《中国》备受赞扬,而其中的第一卷又最受评论家们的重视.中亚、中国对外交通问题，曾是李氏热切关注的议题，他除了在《中国》第一卷中做长篇阐述外，也用其他形式向西方同行做进一步解说。《西域文史》第七辑，刊登了丹尼尔C．沃教授的文章，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发掘李氏的学术思想的深层。笔者受其启发，加入这一类思想史的“发掘”。中亚地理与中国对外交通几乎成为第一卷中核心性的议题，其中又有不少人文地理内容，其实，在今天看来，李氏自己所说的“资源、内部贸易和交通”就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自然基础、交通大道、民族迁徙（包括货物交流），是李氏的人文地理思考模式，他后来甚至将这一模式作为课程讲述。李氏的中亚研究，以及整个中国的考察与研究，实际上完成了一个李氏自身的重大的学术内涵上的推进，即从地质学到地理学的扩展。
  • 摘要：本文所说的"港口-腹地",是"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的简称,这一观点自2004年提出以后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切入点和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具有理论性质的观察视角.本文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入的阐释,探讨了近代经济变迁的内外因素、中国山河大势与"港口-腹地"网络的形成、港口-腹地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等重要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在展示"港口-腹地"空间结构示意图和同一"港口-腹地"内部经济联系关系表的基础上,对"港口-腹地"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关系与发展快慢原因作了探讨,涉及交通、城市分布、贸易体系、东西差异等相关问题.
  • 摘要：汉晋、北朝时期,陇县、清水县曾几次设置、省废,境土分合不一,以至后世文献记载出现一些混淆或误解,现在仍有一定的影响;与二者相关的古秦邑(秦川、秦亭),为秦人的始封立国之地,也因古陇县、清水县建置与地望的不确定而存在不同说法,至今未能统一.本文拟在梳理传世文献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相应的考古材料，就汉晋至北朝时期陇县、清水县的建置和地望加以分析、探讨，以期明晰其基本脉络和具体位置，并进而认识古秦邑之所在，对早期秦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的研究有所助益。
  • 摘要：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历史地图的研制和编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富特色的领域,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最大成就的一个方面.研制、编绘《清史地图集》是新世纪赋予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神圣使命!要在继承优秀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将研制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历史地理学学科特色的《清史地图集》。在理论上，完整的《清史地图集》不但应覆盖清代所有年份、所有地域，而且要迭加相应年份的人口、耕地、农业、聚落、交通、动植物、宗教、信仰、军事、自然灾害等要素，更须将这些纵与横的内容交织成动态，从而可以再现整个清朝主要地理要素的时空发展过程。当然，如此庞大的理想设计，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可以作为本课题完成之后的后续工程。所以，我们学术团队，下一步打算做清代地理信息系统。
  • 摘要：西安,作为中国历史时期前期之西周、秦、西汉、隋、唐等重要王朝之都城以及唐之后虽不为都,但仍是中央王朝控驭西北地区重镇以及挽毂中原与西北、西南地区之枢纽,所以自秦始皇在全国从项层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以来,历朝历代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对设置政区都十分重视,且形成一些相沿成习的重要特点,对当今国家之改革开放建设进入新的时代后,如何在关中地区,以国家级中心城市西安为首,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仍具借鉴启示意义.
  • 摘要：时轮进入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不少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逐渐聚拢北京.竺可桢、黄秉维成为中科院地理学科的负责人,谭其骧、侯仁之等学者则聚靠地理研究所,酝酿着历史地理学如何起步发展.为配合国家的生产建设,50～70年代科学院等部门实行的"任务带学科"组织方式,吸引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学者投身到黄河、黄土高原、西北沙漠改造的研究潮流中,所编著的中国第一套《中国自然地理》丛书中,也确定了《历史自然地理》的选题和著述任务,结果促使历史地理研究循着自然地理(自然综合体)的研究路径发展起来.本文认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人物(学者)、学说(论著)、事业(学科)与时代背景之间学术史的初步考察,认为历史自然地理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通过对现实生产所遇问题的历史由来及其症结的揭示来展示学科价值,在当时已被纳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的轨道.这一做法产生的一个结果即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内容由此得以丰富,历史地理学科因此得到彰显.
  • 摘要："国家版图"的是政治地理极其重要的内容,其中最难处理的便是藩属国与中央政权——宗主国的关系问题.在是否将藩属国划入宗主国国家版图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圈层结构理论,指出即便是《禹贡》中最外层的"荒服",也仍然包括在"天下"、"九州"——即王朝的范围之内,尽管它被称为"外藩".进而引入"间接行政区"这一概念,提出"外诸侯"、"藩属国"等政治实体都是广义的"间接行政区",都在一个主权国家的版图之内.本文还论证了藩属国与诸侯国、民族自治区、被保护国等政治实体的区别,以及"藩属国"的通用定义问题,认为藩属国既是一种政治实体的形态,也是一种特殊政区性质的表达.特殊之处即在于它有完整的国家机构,并享受有高度自治权,但在法的意义上仍然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是宗主国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保守一点,也可以单列为"统领区",即统而不治区域,可对应五服制中的"荒服"圈层.
  • 摘要：本文认为环境的"改变"决不等于环境的"破坏",由此提出环境人类"干涉限度差异"命题.区域环境敏感度天然差异决定了人类改变环境干涉限度区域差异,不同生产力背景下的环境"临界线"差异进而使人类干涉环境的程度形成了时间差.历史时期的资源客观上存在"匠化"、"选择"、"重建"三种考量过程差异,就会出现主观上资源利用"干涉限度差异".历史时期食物资源的利用中的"匠化"程度差异明显,而历史时期燃料、建材资源利用与人类选择取向体现了人类的干涉差异.历史时期植物资源与动物资源的重建在回归性上存在差异,使主观上和客观上干涉动物与植物力度上有差异.为此,我们的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学者应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应该更多储备有关环境、资源的技术知识,更多从事小空间"小生境"的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个案研究,更加重视田野考察在中国环境史或者历史环境地理研究中的作用,努力形成中国环境史的或历史环境地理的本土话语去影响海外.
  • 摘要：自汉以后,学者对《考工记》"匠人营国"一节文字的含义存在颇多歧见与争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汉末经学家郑玄注释的严重错误所导致."匠人营国"的对象不是郑玄所指的周王城,而是指西周时代的诸侯大国都城."建国"或"建邦""建邦国"等属于专门性词语,其含义等同于"封国".城"方九里、旁三门"的含义不是指方形城的边长九里、每边三门,而是指城的周长九里、城门三张."国中"即"郭中"."九里之城"与"百里之国""三里之宫"结合,形成诸侯大国都城外郭、内城、王宫三层次的礼制格局和尺度.这种礼制格局和尺度与周代诸侯大国都城建设的实际尺度差距较大,但其规划设计的思想与原则,能够反映出西周时代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理论所达到的艺术与科学高度.
  • 摘要：歙县岩镇,其旧名为富饶,唐大历元年立镇后称岩寺镇.南宋绍兴年间,因当地居民人数与税额符合彼时官方建制镇设立标准而被升格为镇,改称岩镇.明前期,岩镇镇长五里左右,到万历年间增至十里,成为一个拥有"三街十八巷"的大型市镇.镇上桥梁等公共设施以及宗祠等建筑拓展了市镇空间,也营造了新的聚落景观.纵观岩镇设立、发展之历程,其镇"因寺得名",但并非"因寺成镇".明清时期的岩镇除了聚落规模较大,作为商业市镇,其商业聚落特性与中心市镇功能并不突出,市镇文化带有浓郁的村落气息.
  • 摘要：宋代的乌、青两镇隔车溪而立,分属湖州乌程县和秀州崇德县,是今见最早的跨界双子镇之一.宋人将他们视作"同一聚落""一会镇",这种认识是两镇地域整合的结果.其中乌、青两镇镇名的合称和混用是地域整合的表象,两镇密切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是地域整合的基础.南宋中期,原来仅管辖乌墩的镇监官兼辖青墩,两镇在行政和税务上统一管理是完成地域整合的主要方式.对于地域整合的进程,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兼并或融合,而是充斥着均衡和博弈,具体表现在青墩镇单方面争取坊郭法和扶持镇神.通过这些措施,青墩最终取得了与乌墩相对平等的地位,这亦是两镇能够最终完成地域整合的重要条件.
  • 摘要：开封五门格局形成于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观点均是依据乾隆《祥符县志》记载的"以汴梁四面城门,止留五座,以通往来,余八门俱塞",似乎当时开封有城门十三座,己成定论.但通过开封城门沿革情况的论述,认为1357年太不花堵塞城门时,当时开封内城只有十座城门,只能是塞五座和留五座城门,而非"余八门俱塞".
  • 摘要：康乾南巡是17、18世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政治文化事件,12次南巡在江浙二省主要城市掀起了城市文化和艺术生活的热潮.本文通过城市及南巡御道的景观装饰、帝王在江浙地区的宴饮文娱生活、万寿盛典、艺术珍品玩物的进献与赏赐等几个侧面,考察康乾南巡期间江浙地区的城市文娱盛况,探讨南巡期间江浙地方社会如何组织城市文化艺术活动,塑造如嘉年华般的城市狂欢景象.
  • 摘要：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以来,天津城市发展迈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地位日益提升,从一般府城发展为直隶总督驻地,即实质上的省会城市,到民国时期进一步成为院辖市(特别市),其中租界的设立对城市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因如此,一般将天津定位为近代城市.笔者拟以城市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为参照，结合天津城市的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初步探讨开埠前天津城市历史演进的阶段性问题，以期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与深化。开埠前天津城市的历史经历了城市空间的从无到有，从依附到独立，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城市空间不断扩大，反映出天津城市的循序发展和城市地位的日渐提高。开埠前天津城市的演进表现为城市性质的转变。海津镇为元代市镇，具有明显的经济职能，但行政地位较低;明代天津卫虽是军事性质，实际上城市的经济职能亦较为显著，城市地位较高;清代天津州府治所城市，具有行政与经济功能，是地方中心城市，和中国多数地方城市一样，天津的城市发展开始纳入一般正常轨道。
  • 摘要：文章主要对阿克苏河流域遗留古城、烽燧等遗址进行田野调查,在历史田野调查基础上,揭示古城、烽燧所在丝绸之路"拔换—于阗道"历史交通地理的变迁,并对史载唐代龟兹军镇系统中昆岗、三乂等馆戍地望有所考述,认为多浪古城与昆岗、三乂等守戍有密切关系,推断多浪古城应为昆岗馆所在.
  • 摘要：西周初期,围绕新都洛邑的选址,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均指向洛阳一带,确定了"中"与都城的密切关系.中作为一个表示空间秩序的方位名词,将地中、土中、天下之中联系在一起.整理、分析、考证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探讨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的内涵与演变过程,发现:中即都城,"中"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理念,择中立都是先秦都城的选址观念.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概念各有侧重,地中是农时概念,与天时密切相关;土中是地理概念,与地域密切相关;天下之中是政治观念,、与周代出现的天下观念相联系.西周初期,这些"中"的混同,突出了地理区域中心、政治统治中心、经济发展中心、文化融合中心的多重含义.之后,随着"天下"概念的不断深化和疆域范围的巨大变化,天下之中也在不断变化,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的提法在文献中逐渐稀少,这可能表明人们已经将这些概念等同于政治中心都城.
  • 摘要：据考古资料可知,西周早期曾都在今随州庙台子与西花园一带,叶家山墓地系与之对应的曾侯家族墓地.春秋早期前段曾都在今枣阳吴店一带,亦即楚王酓章钟、镈之"西阳",郭家庙墓地系与之对应的曾国公室墓地.春秋早期后段左右,曾都又迁至京山坪坝一带,苏家垄墓地系与其对应的曾国公室墓地.上曾太子般殷鼎既称"上曾",则当时必有"下曾",上、下曾当相隔不远.春秋早期末至战国中期曾都在今随州安居一带,擂鼓墩、文峰塔及义地岗墓地系与之对应的曾侯、公室墓地.今河南光山一带春秋早期非曾国疆域,更非曾都.曾都迁徙的大致路径是随州、枣阳、京山、随州等近乎等腰三角形的轨迹上,与曾侯舆编钟"王逝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敬事天王钟"江汉之阴阳"及文献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等所述两周时期时期疆域范围及分布情况相吻合,考古材料与传世及出土文献所载皆可互证和补充.两周时期,曾都屡次迁徙,应与来自鄂、楚等国强大的外部压力密切相关.
  • 摘要：河湟地区拥有丰富的古代民族都城文化.北宋时期,立都于此的青唐政权,其王权的法理依据,是吐蕃文化余烬中重建的,以贵族血统、宗教象征为中心的"立文法"制度."立文法"在都城选立、发展、衰落过程中的起到巨大的作用,其与都城制度的紧密结合,是河湟建都思想成熟的体现.本文将文法制度与青唐政权都城的建设相结合,探究其在都城选立、发展、衰落过程中的作用,同时说明依"文法"立都是青唐政权的特色.
  • 摘要：通过文献考证、实地考察、统计学分析和Excel表格数据的Arcgis制图,恢复明代晋东南乡村聚落修筑堡寨的时空过程和轨迹.发现明代晋东南乡村聚落修建堡寨具有时间上的集中性特点,并与域内外的兵灾具有时间和范围上的对应性.嘉靖时期的堡寨聚落主要分布于沁州和潞安府,抵御对象是南侵的蒙古军队;明末堡寨聚落分布范围扩大到整个晋东南,抵御对象是盘踞、游走于晋东南的陕西农民起义军.堡寨聚落的选址受河流和微地貌影响.
  • 摘要：在明代,由水患频发和长江主泓变动等原因,湖广武昌府城沿江江岸屡屡崩陷,当地政府遂启动江岸修筑工程.考之史志,明代武昌府城的江岸修筑主要约有四次,分别是正统七年、成化三年、万历十七年和万历三十四年,最终修成的江岸,自武昌府城南门望山门外(今武昌解放路南端解放桥附近)起,向西折至江边,又沿江边中经黄鹤矶向下游延伸至坛角地区(今武昌和平大道武汉工人文化宫以西),长约5公里.这条堤岸确定了武昌城沿江江岸的基线,将武昌城的城市空间扩展到江边,并延续至今.
  • 摘要：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北宋以后为黄河所经,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时期,徐州水患骤然加重,对城市的水文景观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今日徐州市内的故黄河悬河、云龙湖、"苏堤"、奎河等,无不形成于这个时期.明代前后，徐州黄河水患的形态及形成原因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自宋至明，在“二洪”等河段，存在一个河道宣泄能力逐渐提高的过程，这是导致徐州河患的形态与原因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促进河水的宣泄，河床淤高还造就了徐州“地上悬河”的景观。地上悬河形成之后，由于城外河水水面超过城内地面，必然导致徐州城地下水位的升高，进而产生内涝问题。为了应对悬河的威胁，徐州城于万历二年(1575)进行了一次以环城护堤为中心的防洪排涝工程建设。这个防洪工程包括三个部分：环城护堤、深挖的护城河以及护堤东南临河处的一座石闸。悬河与环城护堤的相继出现，一方面增强了徐州城市的防洪能力，另一方面也强烈干扰了水环境。其直接后果就是石狗湖的出现和泛滥。为整治徐州水患，主持开凿了奎山支河（下文简称奎河），奎河导源于石狗湖，通往徐州以南的宿州等地，湖水通过“苏堤”上的涵洞排入河中，石狗湖水患因此得到缓解。不仅如此，奎河还与徐州城东南水门相连，使城内积水也能顺利排出，解决了困扰徐州城数十年的排水排涝问题。
  • 摘要：在素有苦海幽州之称的北京,饮水主要来自井水.作为权力象征,清代饮水制度有明显等级性.清代宫廷饮水来自玉泉之水和宫内水井,内城旗人饮用官井之水,外城民人则汲用私井之水.在内城,山东水夫依照各旗界址经营官井,而内城旗人的居住模式有效制约了水夫的权力.在外城,山东水夫自主经营私井,而外城的移民社区则缺少相应的制衡机制,使水夫把持程度甚于内城.清代北京的饮水格局是王朝构建旗人认同的结果,同时反映清代北京城市深刻的二元性.
  • 摘要：道光八年陕西略阳县城址迁移的个案表明,历代王朝或区域政权长期注重略阳作为秦岭西线重镇的军事价值,而似对其城址处于暴雨频发区易发水灾而不顾,略阳作为治所保持了千年之久.进一步梳理史料发现,道光八年之前略阳虽罹重大水患,但城址迁移的根本原因却是移建新城比修复旧城更能为国家节省库银.由此,在考察水患与治所城市迁移的关系中,要对水患频发导致治所城市迁移的惯有思路保持审慎的态度,而应依据城址迁移的多样史料充分考量移建城址时各类群体的具体思路与立场,方能接近治所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
  • 摘要：在明清时期,海河流域是水患十分严重的地区,因其地处京畿和重要农耕区,水患治理格外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重视.但从大量的文献记载来看,治水的重心位于乡间,这与农村地区关乎农业生产与国赋岁入有直接关系.与这一现象相呼应,在海河流域灾害史研究中,对城市水患及其治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滹沱河道在束鹿县境的剧烈变迁是造成明清新旧束鹿城水患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在防灾方面，修筑护城堤是束鹿城应对滹沱河“挑战”的主要手段。事实证明，护城堤起到了一定的防洪效果。另一方面，灾害发生状态下的救灾措施主要包括守护堤防、堵塞城门、水车排水、开渠泄水等手段，较为丰富多元，这与灾害发生时的具体灾情以及官员个人对灾情的认识有密切关系。此外，滹沱河之于束鹿城不独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建设性的一面，清代束鹿城的四处洪涝适应性景观即可视作滹沱河的“恩赐”。
  • 摘要：基于清末民国旧方志、建国后编修的新方志、东亚同文书院的饮水调查以及民国档案中的饮水统计,对近代四川123个城市的水源结构作了复原.以"四川"或"地貌区"为空间级考量,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以井水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北部,以河水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东平行岭谷与盆周边缘山地,以溪泉为主的城市散布在盆周边缘山地、川西南山地与川西北高原.地理环境与取用便捷性是影响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主要因素,涵括"地下水位高低与凿井难易度"、"城市是否濒临江河"、"城市濒临江河干流或支流的差异"三个方面的影响因子.
  • 摘要：说起中国古代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人们并不陌生,学界历来对此也多有关注,相关成果已较为丰厚.对于城池在其他方面的意义、功能,学界却似乎缺乏足够的认识.作为重要的公共设施、城市外部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城池容易与地方政治、军民生活发生多种联系,往往被加以改造和利用,从而兼具了政治、治安管理、防洪、风水等多方面的意义与功能.本文拟以明代湖广府州县为例，详人所略，对上述城池多种功能及相关问题作一实证研究。从明代湖广城池的情形来看，这些功用对于古代城市的作用不可低估，特别是对城市生态环境富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城池系统的防洪功能减轻了洪灾、积涝的危害，对于保障城市内外环境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而壕池、水门连通了城外河湖与城内河渠水系，兼有供水、排污、消防、航运、灌溉等功用，这些都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水环境，从而改善城市生态与人居环境。其次，城楼、城门及城池整体与各式建筑构成了宏丽的城市景观，城内行政、文教区及官绅住宅区的建筑率皆堂皇、规整，从而营造了浓郁的人文气息。最后，以城池设施来保障安全、加强城市管理，有助于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可见，城池设施作为城市外部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城市生态环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对此，中外学界现有的认识似乎还很不够，若能从这一视角多加探究，当可有助于推进城市环境史等新兴领域的研究。
  • 摘要：清代汉文史籍、满文档案、察合台文文献及英文、俄文等西文著述中,对于新疆南疆地区的新建城市存在"镇城～满城""汉城""Gulbagh""Yangi Shahr"等不同称谓.今人仅依据汉文文献就"满城""汉城"有所论述,同时在中外学术研究和译著中存在较多错讹,因此仍有较大学术研究空间.本文拟借助多语种文献及古地图等,就相关称谓的文本特性和时代特征进行研究."镇城"仅存在于私人撰著中,其出现与城市的军政管理职能有关."满城"与道光朝那彦成有关,在八旗驻防视角下,南疆无"满城"."汉城"较集中存在于道光至同治年间汉文文献中,其存续与内地商民的聚散有关.近代西文著述中的"Gulbagh"和"Yangi Shahr"受当地民族语言和称谓方式的影响,分别音译自(b)(花园)和(b)(新城),用于指称阿古柏入侵前后的新城.
  • 摘要：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千佛寺塔院,位于今天北京海淀花园路街道辖区,是德胜门内千佛寺(清代改称拈花寺)的下院.在搜集花园路地区历史和文化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对塔院地名的由来及其背后的历史进行了初步整理，并意外发现塔院的营建与明代万历初年的皇嗣祈祷活动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有关塔院地名来源的民间传说,将其附会在神宗生母慈圣太后李氏身上.传说失实的背后,却折射出千佛寺及其塔院在万历初年皇嗣祈祷活动中的现场感.为当时的华严宗大德遍融营建千佛寺("都城乾隅"),暗含着慈圣太后为神宗王皇后祈嗣的目的,虽然未能收得奇效,但就其影响神宗积极主动参与祈嗣而言,亦可视为当时皇嗣祈祷活动的重要一环.至于此后营建的华严永固普同塔及塔院,动工于皇长子朱常洛(光宗)出生之后,虽然与祈嗣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毕竟是慈圣太后追念遍融的直接产物,因而仍可视为皇嗣祈祷活动的后续.加之塔院规模宏大,耗时有年,是千佛寺成为万历中京城第一大丛林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恐怕自己超出了作为遍融"纪念碑"现实需求,而应视为慈圣太后与佛教界大德持续巩固"国本"的重要象征.
  • 摘要：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依照俄日侵占大连地区的时间顺序,对往日中心城区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历史时期进行划分,并对往日的历史进行叙述与复原,提出在1898-1945年间,大连中心城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依次经历了沙俄初建形成期(1898-1904)、日占领继承发展期(1905-1918)、扩张优化期(1919-1938)、平缓停滞期(1939-1945)四个阶段,从自然地理要素、人文地理形势探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辩证关系,最后得出"移植"与"涵化"是大连中心城区空间结构演变根本特质的结论.
  • 摘要：陪都西京时期(1932-1945),是近代西安城市发展最为迅速时期,以流民为主体的人力车夫逐渐成为市内最大的工人群体,给城市的治理带来诸多问题,包括对车夫群体的管理问题和协调车夫与其他利益相关体间关系的问题.为此西安当局通过发放人力车牌照登记车夫、规定人力车价格标准、制定人力车夫交通守则和注意事项、成立工会等进行管理,并积极协调劳资关系和人力车与公共汽车业的竞争关系.通过分析人力车夫管理的三个阶段,即车厂主管理、警察与车厂主的共同管理、市(县)党部领导下的工会管理,可以发现这一过程也是政府威权在基层社会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管理不断强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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