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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的历史与未来水利史学术研讨会

水利的历史与未来水利史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6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6-10-28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会议文集:水利的历史与未来水利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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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黄河小北干流(龙门至潼关)河道游荡性强,呈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特点.滩地是沿河居民生存的重要资源,河水泛滥、河道摆动,导致滩地的面积、位置、壤质等发生变化,从而引发山西、陕西两省沿河村庄的争斗.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部分河段采取了几何边界划分原则,放弃了"以河为界"的自然边界原则,以固定的边界适应摆动的河流,由于河水泛滥、河道迁移,边界经常冲毁,容易引发边界争斗.沿河居民为了适应环境与土地的变动,面临着划分边界、界定产权的困难,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黄河滩地农田制度、土地所有权的技术策略.村庄将内部家户分散的地块进行整合以便于划界,划分长条田块以利于分配和防范风险,规划田块位置以守卫边界,村庄家户拥有长期固定的"份地"地权分配制度等实践,体现了适应环境的技术策略.
  • 摘要:利用图谱方法,处理宋代浙江省灾情资料.联合国救灾署规定:一次灾害死亡人数为100人以上者,称为大灾.对于每年大灾数目3次以上(含3次)均作图.发现:北宋时期浙江省大灾8次,南宋时期为41次,比比北宋时期增加了4.6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南宋在人口峰值阶段,全国人口达到8500万,其中杭州人口超过120万,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朝廷定都临安,北方大量人口南迁,所需的粮食、水、土地、木材等各种物资大增.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因国家动荡不宁,财力有限,加上钱塘江江堤"岁久而堤塘圮塌",溯患又露端倪.到了南宋后期,统治者放松了对江塘的日常维修,原先的捍江和修江指挥人员大多散落他处,于是潮水冲毁堤岸的现象又接连发生.
  • 摘要:建始三年误入宫室的陈持弓本事,引发史家诸多解读.结合西汉时期的水患形势和人水关系变化情况,对陈持弓事件的发生发展予以梳理考察.陈持弓事件看似偶然,但在其发生过程中有一定必然性.陈持弓事件与长安惊恐乱象之间并非直接的线性进程,而是西汉建始三年长安惊恐过程中的一个另类注解.西汉时期的人水关系,既有兴水利协理水力造福于民的方面,也有水患频发、水力肆虐、为害百姓的方面.西汉时期人水关系的演变基本呈现三个阶段:武帝以前人力胜于水力,水利兴盛;昭宣之时人水关系愈趋缓和,人水协理势均力敌;元成以后,水力暴涨,人水关系失去平衡状态,水害肆虐,闻水色变而长安惊恐.也因为这个原因,陈持弓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建始年间长安城中自有女孽入宫的必然性.
  • 摘要:1948年湖北省爆发了特大洪水,这次水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它引起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究其原因,无非是水政与救灾措施甚有缺失.在新时代重新审视与研究1948年湖北省水灾的成因、救灾及善后等问题,仍具有学术求真的史学意义和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民国时期,传统的荒政体系与资产阶级相结合,诞生出来的仍是手脚不全的“残疾体”。1948年国共双方在湖北正处于胶着时期,由洪水导致的灾难而引发的反思与总结对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得国民政府治水的诸多弊病暴露无遗。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制定了“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的救济原则。治理洪灾成则为湖北省政府的头等大事,提出了“以防洪为主,兴利为辅”的治水方针大策,并采取了统一水政,颁布堤防法令,修建防洪工程等一系列的治水防洪措施。1948年的大水灾对于新中国防灾思想及其体制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体现出政府对人民负责、“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 摘要:大灾之后有大治是中国传统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的特征之一.1560年长江发生历史第三大洪水,荆江堤防溃决无几,防洪形势严峻.大水之后荆江出现新的防洪局面,其一,以荆江大堤为代表的荆江堤防系统得以大规模修筑,并建立了堤防管理制度;其二,时人认识到川江和汉江洪水遭遇的洪水类型,尝试在三峡河段筑坝防洪.筑堤和筑坝的目的都是有效减灾洪水灾害,但二者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筑坝防洪的尝试很快湮灭,而荆江堤防则不断加高加固,成为长江防洪的重要保障.其中原因,既受着古代防洪科技水平的限制,又与区域自然和社会条件有着密切关系.荆江堤防和川江石坝的发展及演变,既反映了明人对人与洪水关系的认识及所做的努力,也反映了防洪工程建设与自然和社会以及科技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长江防洪中筑堤与筑坝发展的矛盾现象,直到21世纪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方才发生改变.长江流域形成以堤防为基础,以三峡工程为骨干,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洪体系,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洪水灾害,为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摘要:自古至今,钱塘江都非中国的"大江大河",但其防御治理工程却引起历代当政者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清康、雍、乾三朝,海塘修筑工程上升为国家工程.钱塘江两岸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此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因受到来自国家上层社会的关注,海塘修筑技术获得极大发展,但仍无法改变"累修累毁"的命运.伴随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钱塘江治江方略不断发生改变,历经被动防御—主动防御—防治兼备—以治促防—可持续性发展五个历史阶段.
  • 摘要:河西走廊诸绿洲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西北部重要的灌溉农业区,丝绸之路东段的中国西北干旱区绿洲农田水利技术的研究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与西亚、中亚地区存在差距。本文利用新发现的近世技术史料,从水资源利用意识、渠首技术、渠道技术、水利管理与灌溉时间延长技术四个方面,对以讨赖河流域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传统水利技术进行初步扼要的考察,勾勒出其基本轮廓与体系.文章指出,丝绸之路东段存在一个主要受中原影响、不同于坎儿井系统的以明渠为主体的水利技术系统,适应中国干旱区的基本自然与人文环境,应用更为普遍、历史更为悠久、内容更为丰富,值得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 摘要:杭州位于江南河的南端,与钱塘江相会,是江南漕运的重要节点.刚刚结束的G20盛宴,西湖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西湖与名篇《钱塘湖石记》的作者白居易一样闻名.杭州的崛起始自唐朝。杭州的水利工程围绕海塘建设、疏通水道展开,其目的性有二,其一为改善水质,其二为水位调节.前者为农田灌溉与产粮;后者为行船济运,以江南河的运漕和商旅运渡为要.尤其是在"军国大计,仰于江淮"、"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唐代后期.白居易《钱塘湖石记》则突出了两者的重要性和关联性.相关问题中,有些关键性的内容,不仅对于了解在穆宗时期农田水利灌溉与官河水系维护、运输线的保障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通过与以往学者依赖运用的唐代全国水利法规《水部式》的比对,形成对唐代前、后期水利设施及其管理的认识。记文第二部分,揭示了县与州司用水资源上的利益冲突,白居易的议论从理论上的申说,摆明事理,鉴于县司出于私利考虑,不愿放水以损伤自身利益,故以各种托辞理由阻止州司行水,白居易提出利弊之较,在稻粱为大,县司应以此为准绳,从大处着眼。
  • 摘要:我国水土资源状况和自然条件决定了灌溉工程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历史上保留下来许多尚在使用的古代灌溉工程,它们可持续效益的发挥不仅是因为完善的工程体系,更有赖于科学的管理,而地方水利管理组织的构建对管理制度的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拥有1500年灌溉效益的浙江丽水通济堰工程为例,对灌区水利管理进行历史考察,并结合不同时期的工程发展状况与人文环境等因素,阐释历代水利管理体系的特点与演进.研究有助于认知古代灌区工程管理中的科学价值,以为现代灌区管理的完善提供历史借鉴.为使通济堰灌溉工程有效运行,“官督民办”的管理模式及与等级相当的权利与义务是工程长期有效运转的关键,“官”与“民”通过互动互补的方式作用于灌区的水利管理,以保障水利目标的实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官与民各司其职,政府机构通过制定堰规、发布告示和主持岁修祭祀活动执行监督权,并通过实力派的社会权威性与积极性来维持水利社会秩序的平稳。因此本文认为,如何尽快重构灌区民间精英阶层,以及重建由官民共同合作的水利集团,是解决目前现代灌区管理困境的方法之一。
  • 摘要:本文以山西四社五村水资源管理为个案,进行一项人类学实证研究.在农民文化语境里,不能视水权为单一维度的制度建构,共有水权的逻辑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实践与建构过程.围绕着如何对水资源进行有效合理地利用与管理,地方社会中的村际联合与互动又呈现出整体协作机制的实践景观.所呈现出的整体既是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同时也是技术的、信仰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等等.它们并非场域化、相对分开的,而是相互嵌入、融为一体的.
  • 摘要:社会交换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该理论在现代用来解释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中部起到重要作用.在近代中国,河北南部地区基层政府与乡村精英的关系同样也体现了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冀南地区围绕水利灌溉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水利社会,而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则是处理水利问题的两个重要群体.二者互相拥有着对方需要的社会资源,基层政府需要有人帮助自己监督管理水利工程和解决水利纠纷,乡村精英则渴望获得基层政府拥有的权力与话语权,这是二者产生合作型社会交换行为的良好条件.在水利问题上,他们把双方利益纳入考虑范围,形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代价—报酬"模式.
  • 摘要:水利社会史研究不仅代表了新时期中国水利史研究的亮点、热点和潮流,而且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一支悄然绽放的奇葩,吸引了包括历史学、水利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在内的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共同兴趣.如果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视为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兴起的重要节点的话,那么在这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学界主要从事的是水利社会史的实证研究—笔者称之为类型学视野下的水利社会史。总体来看,国内研究者的理论预设和对话对象更多地吸收、借鉴、选择了海外学界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及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总的来看,当前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发展势头良好,倘假以时日,则有望取得学界瞩目的成就,诞生更具适用价值的理论解释体系。中国的水利社会史研究要有国际视野、全球视野。要重视对欧美学界、日本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吸收和借鉴,进一步展开国际学术交流,进行充分的学术对话,推动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化。就研究对象来看,用类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水利社会史依然有着很大的潜力;此外,要重视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和研究。可以预见,今后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必将越来越要求研究者重视田野调查,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这也理应成为研究者的学术自觉。
  • 摘要:西汉时期,国家财政制约着水利与漕运的发展,而水利与漕运兴衰又促进以工程保障、都城消费和战争补给为特征的三种物流的成长与变迁,其中,供给都城消费的河渭漕运物流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汉朝初年,国家财政不足,严重制约了水利与漕运的规模.武帝初期主要以文景以来的财政积蓄为基础,先后兴建了多处漕运灌溉工程.由于武帝积极征讨匈奴,因此一度形成了三大财政物流并存的局面.武帝又以算缗和告缗等政策聚敛了大量财富,并在此基础上兴建了六辅渠等水利灌溉工程,但迅速增加的粮食需求导致河渭漕运物流的急剧扩大.为此,桑弘羊实行入粟补官及不告缗等政策,调整了运输方式,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河渭漕运物流,也改善了边境粮食物流的供给现状.昭宣时期,随着财政开支的减少,河渭漕运首次出现减漕、停漕的现象.这一时期,西北羌地也出现了漕船及漕运物流.尤其是耿寿昌实行了籴买和常平仓政策,减少了河渭漕运的开支,也减省了向边境的转漕物流.元帝以后,随着淮河流域等地方水利的兴起,小规模的工程物流仍然存在.此时,河渭漕运转输仍然备受重视,比如成帝开凿了砥柱天险,特别是哀帝开凿了荥阳漕渠(鸿沟水系),进一步加了中原与东南的联系.
  • 摘要:本文对近代晋、陕、蒙地区水权交易问题的研究旨在揭示作为商品的水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脱离开土地而被合理合法的转让并买卖的.水从依附于土地,不得随意买卖,到脱离开土地,被自由买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如何开始并在越来越大的空间范围内推广开的,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同时,就观念层面而言,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代表国家的各级地方政府,认可并允许水被单独买卖,形成一个众人都能够接受的,无可争议的观念,也预示着近代中国社会气质和生活在社会中个体思想观念层面的历史转变.本文对近代晋陕蒙水权问题的讨论,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就当今社会的水权观念和水权交易现状而言,早已超越了明清和民国时期。形成于清至民国的水权观念,不断凸显和强化了水的价值,让人们认识到了水的重要性。这个观念对于解决当下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水资源瓶颈问题,是有启示性的。建立人水和谐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要实现这个目标,转变观念是至为重要的。近代蒙陕蒙水权观念的形成和变迁轨迹,呈现出来的也正是观念的力量。这正是本文对于解决好当下问题最有价值的思考和启示。
  • 摘要:康熙年间,靳辅治河二十余年,以"筑堤塞决,束水攻沙,藉清敌黄"为策,于徐州上下建若干减水坝,分流黄水.北流或归河或归运,南流多经洪泽湖出清口助清敌黄,此举于当时保漕颇有裨益,但却导致黄河河床不断淤高,黄、淮、运河的水位口益抬高,洪泽湖高家堰不断延长、加高,不得不分流入江,并导致苏鲁豫皖接壤地带水系及环境的巨大破坏,从而引起一系列的后患,而水利纠纷是其中之一,其表现形式既有朝堂之上的倾轧,也有地方势力的角逐,更有百姓流血械斗,其危害一直延至今日.
  • 摘要:本文从清代土默特地区民间社会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出发,对其用水纠纷防范措施做初步探讨,并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些措施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清代,伴随农业发展,汉人不断迁入,土默特地区农耕渐成规模之势,用水需求不断扩大.于是,原本无争的用水局面被打破,用水纠纷不仅发生在蒙汉民之间,还发生在蒙民之间与汉民之间,以及村社之间,这使得当地用水纠纷因掺杂民族问题而复杂化.为了防范用水纠纷,民间有"制定禁约"、"悬匾示警"的措施;官方有"督建分水工程"与张贴禁绝"告示"的措施;另外,还有官民合作的共同措施——立碑.这些措施,不仅反映了官民防范用水纠纷,相互倚重的应对特点,也真切地说明当时用水紧张的社会实况.
  • 摘要:19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水利面临前所未有困局,也走到了历史转折点.论文以河工变革为切入点,从社会和自然因素各层面,筛选出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对中国水利从古代到近现代转折点以时间定位.论文指出:河工管理体系是古代国家水行政管理的核心,随着20世纪初期的解体,古代水利的终结.19世纪中叶至1920年代,从江河河口水道管理事权旁落,到长江、黄河、海河、珠江流域机构的成立,这是近代水利发生和发展的脉络.20世纪30年代以统一水政为标志,形成了国家、地方和流域完善的水利行政体系,完成了现代水利的奠基.
  • 摘要:黄淮之间的豫东南地区,处于南北过渡地带,属于传统的稻作种植区,为满足稻作的灌溉需要,素来重视水利。明时期,固始县的史、曲河流域是地方政府修筑水利的核心区域.清至民国时期,固始地方政府修筑水利范围突破了史、曲河流域,拓展到县域以西和以南.康熙中期是固始水利修筑地域拓展的重要时段,其契机为该时段持续性旱灾推动.民国初年延续了康熙年间的修筑规模,其修筑时的旱灾背景也不可忽视.
  • 摘要:明代温州沿海平原水利建设频繁,他们的资金来源和筹措方式具有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财政支出和民间多种形式的水利集资.经费的筹措是保证水利工程顺利进行的前提,通过明代水利建设经费来源的变化,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明代地方官府、乡绅及卫所驻军的互动关系.
  • 摘要:本文专门就苘麻在明清黄河治理中的使用及其影响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作为纤维类农作物之一的苘麻,因其可用于制作绳索的性能、广泛的地域分布以及较低廉的价格,决定着其成为重要的河工材料,常作为绳索材料用于堵口工程中的埽工和坝工.作为国家主导的大型公共工程,古代黄河治理对苘麻的需求量极大,促进了苘麻的种植,而苘麻的使用与采办有效地确保了河流的安澜,凸显了农业社会在治水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吏治腐败等原因,苘麻在种植、采办、储存、使用等环节,给区域环境、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 摘要:中国沙产业自1984年由科学家钱学森正式提出,得到中央和地方的大力支持,近20多年西北干旱荒漠不毛之地迅猛发展起来,对黄河、西北内陆河水量产生重大的影响.水利界泰斗林一山20世纪中叶对黄河远景浪漫设想,到21世纪中叶将变成现实.千百年来人们对黄河变清的梦想也将在这一代实现.黄河水利委员会是水利部派出机构,分管黄河流域与西北内陆河流域,沙产业的蓬勃发展给黄河人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之所以关心沙产业,学习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向黄河人宣传沙产业,是因为沙产业需要黄河与西北内陆河提供水资源的支持。黄河更新的调水方案必将会很快出台,新方案必将要倾向沙产业的发展,因为沙产业属于节水高产值产业,理当优先。
  • 摘要:晚明以来浙东地区的淡水渔业实现了较好发展,在区域农业经济中举足轻重,当时浙东淡水渔捕主要围绕江河溪流、湖泊、沼泽湿地进行,受水空间变化影响、毛细水利工程作用,明清浙东淡水渔捕的水环境处在相对动荡之中.明清浙东地区淡水渔获以鱼类为主,甲壳类为辅.各地共性渔获占大多数,形成了一批区域代表性淡水产,但区域特色渔获亦有鲜明特征,晚清存在不科学捕捞现象.晚明以来浙东淡水渔获的流通主要依赖鱼市、私贩以进行,存在一定的流通税.明清浙东淡水渔获的消费讲求时令、特产地,并存在一定的禁忌,总体对区域菜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部分淡水渔获通过精加工得以保鲜或提升了附加值.部分淡水渔获被用于医疗.
  • 摘要:研究洪涝灾情的时空分布特征对于有效开展防洪减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整理1950年以来我国分省区7项主要洪涝灾害统计指标(即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受灾人口、死亡人口、倒塌房屋、直接经济损失,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数据,发现过去60余年农作物受灾面积、经济损失呈现上升的趋势,因灾死亡人口呈现下降的趋势;在空间上各项灾情统计指标呈现出东部大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的特征.通过对1990年以来年度洪涝灾情的评估,发现过去20余年我国年度洪涝灾害的强度呈现降低的趋势,南方省区年度洪涝灾害的强度较北方地区高,但近年来呈现出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
  • 摘要:自然环境自身的变化与人类施加于环境的烙印共同影响着人类历史与文明进程,并通过人类活动方式记录着人地之间的互动关系.气候是大气物理特征的长期平均状态,且主要用冷、暖、干、湿这些要素衡量.然而包围在地球表层的大气物理状态并非永远不变,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内、外两方面,内部进程是地球受自身内部的动力以及天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引发的冷暖、干湿之变;外部强迫产生的力量主要在于人类活动方式施加的影响,而人类活动对于气候施加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方式,另一方面则与数量相关.由于工业革命起步于18世纪,因此有理由认为历史时期人类面临的冷暖干湿之变,绝大多数时段来自于地球自身,只有近三百多年的时间内,人类活动施加的影响才一占有明显的份额,故工业革命前后是研究气候变化的两个不同阶段,前期动力主要来自于地球内部以及行星因素,而书写在历史文献中人类活动方式的改变与相关考古发现仅是记录了全球变化走过的足迹,以及人类应对变化的举措;后期气候变化则是地球内部进程与外部压迫双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与西方相比,中国工业化进程大约晚两百年左右,而通过人类活动施加给气候的影响也同样滞后。
  • 摘要:水利风景区是水利行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促进生态旅游发展的窗工程.作为传统水利事业的新领域和风景区(保护地)体系的后来者,其理论研究尚落后于发展实践.本文就水利风景区基本属性和创建工作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系统解读,指出水利风景区基本属性应包括保护地属性、公益性(准)属性、水利行业属性和游憩地属性.水利风景区推进建设中要重点关注空间尺度与类型划分、价值评价与等级界定、单体形态与宏观格局、严格保护与特色利用、行业管理与社会治理、行业借鉴与趋势导向等基本理论问题.本文以水利风景区基本属性特征解读为基础,明晰水利风景区规划建设的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为新常态下水利风景区发展提供了较新的分析视角,也是对水利风景区基本理论问题丰富和完善,以期提高水利风景区保护和利用的效能,完善其手段。
  • 摘要:本文结合浙江的治水史论述了古代治水是创造浙江古代文明的动力,"五水共治"是再造浙江现代文明的引擎,提出了新时期浙江治水的新精神.为推进“五水共治”,浙江己形成五级联动的河长制体系,通过“五水共治”,治出了生态文明的新环境、新局面、新风尚、新精神;治出了全民共享的“生态红利”。
  • 摘要:成都平原先秦文明的发展演进线索随着考古的发现愈发变得清晰起来.她的文明具有历史延续性,她的水脉更是绵延不绝,生机勃勃.结合古蜀史研究成果和历年的考古发现,从水文化角度出发概览先秦时期成都平原文明的发展,可以大致分出四个阶段来:一是"随水下迁",二是"靠水而居",三是"引水腹地",四是"以水为业".
  • 摘要:本文是以历史时期巴蜀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及纠纷情况为视角,探讨该地域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巴蜀地区历史上重视水利建设,既有享誉世界的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也有众多由群众自发组织修建的中小型渠堰.由于封建政府的统治能力有限,巴蜀农村地区的水利建设及管理处于自治状态,乡绅阶层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既是水利设施的投资者和组织建设者,也担任堰长负责水利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并且在水利纠纷中发挥调解作用,此外,乡规民约形式的地方性农田水利法规在乡村社会发挥了主导作用。对巴蜀地区水利纠纷类型、解决方式及其影响的分析和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到巴蜀地区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过程中国家政权、地方势力以及普通民众的变化,同时也能够为今天巴蜀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比如要协调好水利灌溉与农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制定水利行政法规要多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尊重当地的传统乡规民约。另外,结合当下的大学生村官政策,要充分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专长和才学,为他们投身农村建设搭建好平台。
  • 摘要:北京城市发展与其区域内及周边河湖水系所提供的水环境密不可分,水利开发在其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期主要是引水灌溉,促进农业发展,并利用莲花池水系修筑了蓟城城池;中期则改造高梁河水系,将城址由莲花池水系向高梁河水系转移,同时积极开发漕运功能,为解决漕粮运力而"穷尽"各种水源;后期则开始注重防洪和开源问题;贯穿始终的是为了都城布局、居民生活用水及排污及园林美化等而进行的各种河湖水系的整理和改造.其中一些重大水利工程对北京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人联想到历史上过多的人为改造与当今水资源困境之间的联系.北京城市水环境变迁问题其实早已脱离了自然界沧海桑田的一般规律,它对于北京城的进程更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在人类有意图、有规划的改造中,北京城市水系的构架成了完全符合其城市性质和功能的文化构架,不再是单纯的城市环境基础,而更多地体现着城市发展的结果。
  • 摘要:高家堰原名高加堰,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的东岸堤防.传统观点认为,高家堰由东汉广陵太守陈登,创建于建安五年.本文通过对高家堰修筑史的考论,引出并举证"高家堰非陈公塘"的论断;再从明清地方及水利文献中对高家堰的记载出发,分析高家堰的出现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地方诉求,进而揭示高家堰这一水利工程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史的意义.姚汉源先生曾指出,明嘉靖年间始见高家堰的记载。由此不难联系到当时黄淮水患愈益严重,以及潘季驯等人的治水活动。可以说,高家堰正是潘季驯“束水攻沙”与“蓄清刷黄”等治水方略施行的典型代表,从总体趋势上看,在潘季驯等人的治水活动中,高家堰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将高家堰的修筑历史追溯到明代初年与东汉末年。可以说,将明初陈煊加筑堤防的功绩,与高家堰对接起来,都是明代中后期河臣治水活动施展的重要手段。而地方水利专家胡应恩等人从地方利益的出发角度,对高家堰与陈公塘关系的论述,则为高家堰即陈公塘提供了重要依据。从明朝廷对高家堰修筑的重视,到地方士民的呼吁,均可体会出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意味。根据本文的梳理与分析,这一观点是在黄淮水利史的研究中,需要密切注意与反思的。
  • 摘要:孝女曹娥"投江救父"的故事,是占据文化主流地位的中原儒家伦理纲常的推广以及会稽地域文化转型的产物.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家庭养老模式下,以曹娥为代表的孝文化是古代中国维系家长制产权制度的道德规范机制,也有利于降低父母与子女间签订投资消费合约的交易费用.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养老制度的建立与实行,使得传统的孝文化逐渐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这也可能是产生当今时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对于孝文化不同理解和表现的内在原因所在。随着中国家庭的进一步核心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日趋式微,家庭传统功能的弱化、特别是社会养老模式的普及与深入,传统孝文化可能会面临日益淡化的局面。若要重新倡导孝文化,需要寻找新时期孝道背后的根本内涵,培育孝文化根植的社会基础,探索其蕴含的核心价值,才能使得孝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伦理道德规范。
  • 摘要:今年3月9日是我国著名水利学家陶述曾先生诞生120周年纪念日.青年时期陶老甫自北京大学土木系毕业就参加了黄河下游防洪救灾工作;中年以后又主政湖北省水利工作,曾明确地强调指出,长江流域规划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是防洪问题,认为江河治理当以防洪为第一要务。他是力主以植树造林等生物措施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主体,辅以工程措施,以取得效益大又经得起暴雨冲击考验的江河治本方略。而他的这一治水思想,使他超越于仅从水利科学一门学科的视闽看待治水工程,而达到了当代新的高度。此外,陶老在长期治水工作中,通过亲临一线工地进行实地行政指挥与技术指导,同时也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与思考,因而除形成前述两大治水思想外,他还进一步深入到学科理论层面,从哲学思维高度,独具睿识地提出了应进行水土运动规律研究的卓越见解。他不仅大声疾呼,还身体力行,为建立这一富有创见的新的理治水论思想体系确立了框架,打下了基础。
  • 摘要:温(岭)黄(岩)平原位于浙江省台州东南滨海地带,地势低洼,古代为斥卤之地,受到上游洪涝及海水涨落淹浸的双重侵害,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宋元祜前无闸,当地百姓只能依赖修建土埭(堤)御咸蓄淡排洪,遭受洪涝灾害时,只能掘埭排水.宋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修建了金清闸,御咸蓄淡排涝兼顾,百姓深得其便,生活安居乐业.由于环境变迁,人为处置失误,工程管理不善等原因,历经八百多年风雨,先后修建十余次,失败和成功并存,至今仍为当地造福,立下不朽之功.一座水闸八百年的风雨历程,映射着中国水利史的光辉一瞥,为中国辉煌的水利史增光添彩.
  • 摘要:本文通过对秦淮河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提出了由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秦淮河流域不得不依靠开挖多条新河道(分洪道)解决流域的洪水出路问题.分析了新河道的综合功能对与南京城市发展的益处,提出了建设秦淮流域风景区和实现今后不再开挖新分洪道目标的建议.
  • 摘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水科院水利史研究所、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的领头人和专家十分重视对绍兴水利史的关注、重视和研究,不但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之后,绍兴包括浙东地区在水利史的研究上渐入佳境,效益不断显现,因此还推动了绍兴水文化理论和实践的良好发展态势和显著成效.为此,绍兴市鉴湖研究会特推出纪念专刊(共八期),记往时雅集、谈学术意义、述感恩之心。要之,推动水利史志发展,传承优良精神,弘扬先进学术文化。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考察了古鉴湖水利工程遗迹及绍兴平原水利历史文物。在拜谒大禹陵和马臻墓时,代表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缅怀那些为绍兴水利鞠躬尽瘁,以至悲壮献身的历史人物,大家表示,水利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也是一项造福人民的事业,从事水利事业要有忘我的献身精神,研究水利史不仅是一种物质文明建设,也同样是一种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一次在绍兴水利史研究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承上启下、功莫大焉。之于1991年出版的论文集《鉴湖与绍兴水利》集聚了本次会议的学术精华,不但在当时就具有区域性水利研究的领先地位和典范意义,在今天仍是研究浙东水利的权威文献之一。
  • 摘要:传统水知识是在某个特定流域内的族群所拥有的、和水资源相关的信仰和实践的总称,这些知识使得这个族群能从当地水资源中获得最大收益.在传统水知识的两个构成要素中,以实践处于核心地位,这是一个族群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人类社会与水资源的关系存在着利用和治理的二元互动要素,其中又以治理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水资源的善治是人类社会与水资源形成和谐关系的前提.近年来,云南省德钦县澜沧江流域的水资源变迁日益显著,由于当地生境的脆弱和生计对水资源的依赖,这些变迁给流域内藏族村民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挑战.如何建立应对和适应这些挑战的水资源治理模式就显得十分迫切,而当地藏族的传统水知识给水资源的善治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笔者通过近年来在云南省德钦县澜沧江流域进行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传统水知识与水资源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社区农村层面的水资源善治模式.
  • 摘要:黄河文化是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浩瀚、历史久远,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有着不同的解读和阐释;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治黄思想经历了由堵到疏、筑堤束洪等五个发展阶段,形成了现今的"拦、排、放、调、挖"的综合治理方略;历代统治者围绕黄河的治理和开发,建立了一定的组织机构;在治黄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工程相应修建,在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在黄河两岸生产、生活、并与黄河洪水抗争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传统农耕、民俗和饮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弘扬、展示和保护黄河文化摆在了人们面前,成为人们研究的课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民族与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希望成立专门机构,分项目、分课题进行发掘和保护,并展示给人们,尽当代人应尽之力,为后人留下应留之文化财富。
  • 摘要:不知何时开始,人们越来越"快".人们对旅游文化的需求也呈现出"快餐式"的走马观花特点.也正因为传统旅游难以对称人们的需求,旅游文化逐渐由"快餐式"向"体验式"旅游过渡.《"快餐式"与"体验式"旅游文化解读——以鼋头渚景区和常州恐龙园为例》旨在通过对江苏省鼋头渚景区和常州恐龙园的发展现状与游客状态分析,深究"快餐式"与"体验式"这两种旅游文化的特征和原因,从而对中国旅游事业进行预测.鼋头渚景区与常州恐龙园作为旅游业发展最典型的两个代表,所象征的旅游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代表着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山水风景文化,后者则是人工打造出来的代表着中国高新技术文化和创新精神的思想集萃。而两者在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分别是“快餐式”与“体验式”的旅游模式,在这样模式的演变下,各自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分别是“快餐式”与“体验式”的旅游文化,在这样的文化激励下,只会产生一种结局:以常州恐龙园为代表的主题乐园旅游竞争力会不断增强,而以鼋头渚为代表的山水风景区旅游竞争力会不断减弱,势必最终会影响整个旅游产业的整体布局。
  • 摘要:水利史研究和著述,很有意义,也有趣味,还有社会责任的满足感.但很辛苦,也要耐得住寂寞.当前,除从事该专业研究的学人外,也有一些有关行业的业余研究者和退休人员热心于此,默默耕耘完成了一些有价值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为水利史学科的繁荣增添色彩.此次选择了笔者写的序言中的几篇,每篇都可以看作是一篇专题短文,算作对水利史学科过去、现在、未来的初步认识。它们是:《京杭大运河·水利工程篇》序、《郑国渠》序、《灵渠》序和《晋水春秋》序。
  • 摘要:中国几千年的水利建设历程,为人们留下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内涵丰厚的水文化遗产.它们不仅是我国水利发展历程的缩影,也是中国甚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保护,许多水文化遗产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水文化遗产已刻不容缓.本文中,以2010年、2012年水利部主持完成的全国水文化遗产调查和其他有关水文化遗产调查的成果为基础资料,统计分析了中国水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点、保存、利用和管理现状等,总结分析其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借鉴国内外有关水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模式与经验,探讨了我国水文化遗产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思路和对策,以期为今后水文化遗产的评估、保护、管理和长久利用等工作提供基础支撑.
  • 摘要: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主体和核心是水利工程.通过系统调查大运河现状河道及相关水系、各类水利工程及遗产数量和分布、现状水利功能、管理制度、相关规划计划等基本情况,分析了大运河水利遗产保存利用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探讨保护利用策略.研究认为,大运河具有文化遗产与在用水利工程双重属性,发展演变是其本质特性;部门分工侧重的差异和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是造成当前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的根本原因.大运河保护利用应以延续水利功能与保护文化遗产并重为基本原则,逐步建立起完善和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保护工作应统筹规划、区分对待、突出重点、逐步推进,同时加强在用类遗产保护理论及技术基础研究和运河水利遗产历史科技文化展示宣传.
  • 摘要:淮河是中华民族古人类的发祥地、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人文荟萃,文化底蕴丰厚.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和治水实践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水文化遗产.根据查阅文献和实地调研,截止2014年底,淮河流域分布的水文化遗产中,列入各级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3处水文化遗产中,其中国家文物保护单位56处,省文物保护单位48处,市(县)文物保护单位249处,涉及生活用水、农田灌溉、防洪排涝、漕运航运等诸多领域.淮河流域水文化遗产历史悠久,类型众多,分布广泛,代表性强,价值极高,影响深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丰富多彩,在中国水文化史上呈现辉煌的篇章.加大淮河流域水文化遗产的宣传保护工作,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将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逐步引上科学、健康发展的轨道,对当下如何正确认识、处理人水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的实践意义和借鉴意义.在推进治淮工程建设的同时保护好水文化遗产,提供最详实的基础数据和评判利用依据,为淮河水文化建设提供基础条件;与此同时,通过对流域水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分析整理和研究,吸取和借鉴其精髓,也将全面提升治淮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文化内涵。
  • 摘要:溇港圩田是太湖流域特有的水利类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在现代社会调适水利遗产保护与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项重大课题.本文基于对太湖溇港的由来、演变,提出了水利遗产资源的内容;并通过对其价值、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太湖淡港水利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对策.
  • 摘要:芍陂灌溉工程创建于春秋中期楚庄王时期,由当时的楚国令尹孙叔敖创建,至今已经发挥了2600余年的功效,是一座引、蓄、灌、排较为完整的陂塘型灌溉工程,主要由引水渠、陂堤、灌溉口门、泄洪闸坝、灌溉渠道等组成.本文在介绍芍陂的创建、工程体系、文化遗存基础上,阐释芍陂的价值意义所在.
  • 摘要:陕西省榆林市红石峡水利风景区集水利、园林、碑刻、庙窟于一体,风景秀丽、环境优美;同时,拥有开凿于明代的红石峡灌渠.本文分析了红石峡灌溉工程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水利工程价值,表明红石峡灌溉工程在陕北地区是独一无二,其开凿时间久远,文化多元,遗产赋存良好,体现和谐治水理念.但是,从申请世界遗产(简称申遗)角度看,红石峡灌溉工程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在充分调研和分析红石峡灌溉工程价值的基础上,针对申遗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对策和申遗构想,可为红石峡灌溉工程申遗提供技术支撑.建议将灌溉工程与文物保护、旅游休闲等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多部门协调合作、分工明确、共同管理机制;将红石峡灌溉工程遗产的合理利用上升到遗产产业的高度来认识,进一步提高公众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意识,有利用形成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和良好社会氛围。
  • 摘要: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获得成功,大运河研究和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新的一页.从入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千米,相关遗产共计58处)分析看,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不通航段所占比重与实际遗存相差较大,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明显与通航河道有很大差别.中国大运河长度当然不仅是入选的一千千米,还应当包括今天已经不通航的八百千米河段.为了全面研究和保护中国大运河,对这些河段应该更加重视.
  • 摘要:大禹不仅是从上古传袭至今的文化符号,更是闪耀在世界水文化中的东方明星.对大禹治水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反思,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水在人类生存及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大禹治水"对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独特意义和价值,正是通过大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地不同的表现形式及其变迁过程得到彰显,这些形式和过程也反映了人们在各自文化背景下,面对水灾水患时所产生的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观念.我国的大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被世界非遗话语体系所认可,要走的路还很长,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为新的大禹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留下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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