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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江苏无锡
  • 出版时间: 2015-10-24

主办单位:;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

会议文集: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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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人类学视域的核心是人,而且"要同时关心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和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以图进行'真相'的揭示、道义的延伸、创造的呈现",并进行深入的思索和富有意味的描述.一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这个新学科的特点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各种文化形态当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做法所获得的人文社会的新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这种做法,这样的知识,是别的科学所不及的……"人类学这门学科以朴实的田野观察,立足于地域社会整体文化空间,试图以一种特别的历史深度和一种相对的文化立场,在反思中获得解读人及人类生活的更为深广的视野.多年来,我国艺术人类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深人的田野调查,研究艺术的生存语境,将之放归到整体的文化场域中去,通过多纬度的比较研究,更为深刻地揭示艺术的丰富含义,是深入研究民间美术的必要通路.
  • 摘要:中国农民画是一种乡村文化形式,在学者的眼里,它也是与乡村有关的文化事件.1980年代,以上海金山农民画为标志,原本是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农民画开始走向了民间文化的回归之路;1988年3月,文化部正式命名陕西户县、上海金山、四川綦江、湖北黄冈等45个地区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并把这些地区的农民画创作经验推广到全国,再一次把农民画的运动推向了高潮;1990年代,中国农民画有过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在商品经济大潮的裹挟之下,转身"下海",成为地方旅游文化市场中的特色商品;如今,农民画被各级政府当成高扬地方文化的旗帜,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风中飘扬.
  • 摘要:珠山八友是景德镇饰瓷名家,在陶瓷艺术发展和市场上有深刻的影响力.关于珠山八友的研究,学术界、收藏界、艺术评论和拍卖市场已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关键词收索,有超过一千篇相关方面的论文,虽然这种模糊搜索手段无法反映具体细致的研究,但至少能够证明"珠山八友"在陶瓷艺术界至高的影响力.此外,直接关于珠山八友研究著作和画册也超过二十本.大量的学术研究关注三个方面:一是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二是珠山八友作品拍卖和分析;三是珠山八友艺术审美与美学研究.
  • 摘要:"刷勒日"是羌语的译音,是羌族释比的图经,意即历算的文字、算书,"'刷勒',就是'推算、演易'的意思,'日'是一种经文.'刷勒日'是羌族的'易书',是释比的古传图谱,是释比推算阴阳命运、乾坤八卦、八字、命盘、纳音六十甲子的万全通书".“刷勒日”不仅体现出明确的宗教功能,还内含有潜性的教化功能。“刷勒日”不仅是释比文化的图示化呈现,其中的众多题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密切,可从中整理出羌文化与他文化交会的线索,归纳出羌文化发展的延承性特征。
  • 摘要:河湟地区依着黄河和湟水的地理条件,形成一个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过渡的文化特点,按照朱光亚先生对建筑文化圈的划分,河湟地区属于藏文化圈与黄河文化圈交界的地区.按照行政区划在1928年之前属于甘肃行省,现在分属于甘肃省和青海省.在历史上,河湟地区形成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共存的文化特点,不同的宗教、生活文化又共同作用在具有装饰性的建筑彩画上,经过了历史上的碰撞融合,在彩画领域形成了相似的文化特点即地方式建筑彩画特点.
  • 摘要:瓷器的易碎催生了使器物"起死回生"的锔瓷和金缮修复工艺.二者承载了"惜物保福"和"侘寂"的哲学思想,将残缺的具有艺术价值或个人情感的古旧器物进行修复和艺术加工,使之得以重生和升华.锔瓷就是在瓷器上打洞,用锔子做金属搭扣使残器得以缝合的修复技术.普通的锔子是用金、银、铜或铁打成的扁平两脚钉,花锔有镂空钉、雕花钉、镶钻钉等.由于瓷器的硬度非常高,除了钻石,各种金属钻头都无法在瓷器上打孔钻眼.表示有本事、有能耐的著名歇后语"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就是来自于锔艺行当,金刚钻是锔瓷最重要的工具,金刚钻大多是一根长约10公分手工打造的铁钻杆,钻杆中部套着一节毛笔杆粗细的竹子外套,外套的两端用铁箍把竹外套和钻杆固定在一起,再在普通钻具的钻头部分用铜焊的方法镶上一颗极小的钻石.修复步骤主要包括对位成器、钉位点记、打窝钻孔、锔钉锔瓷等几个环节. 锔瓷和金缮都是基于残瓷的二次艺术创造和再加工,锔匠和金缮师历来都是根据主人的要求进行创作,以求锔钉或金绘部分与器物更加和谐美观。锔瓷和金缮传统工艺的方法和理念也启发了当代的设计师与艺术家,锔瓷和金缮或将是瓷器设计发展的一个方向。锔瓷和金缮(作为泥金彩漆工艺的部分工序)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研究民间技艺、经济、文化特征的活化石。二者的存在意义不仅仅在于我国古代先民对物品的循环利用,亦是对资源异常珍视的彰显。二者的现代重生不仅使濒临灭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承,促进了文物收藏与保护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 摘要:强悍的蒙古民族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于世.对蒙古族而言,马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同时也是战斗力.驰骋在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丁零、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和依然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牧人,终年与马打交道,马是他们忠实的朋友、须臾不离的必备之物.蒙古马鞍的制作,是木工、皮毛、金属,甚至刺绣等多种工艺的综合。用常人的眼光来看,把五块木板对在一起就行了。但是,这里有个角度、宽窄、弧度的问题,而且在做的时候不断地变化,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般容易。首先,从保护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这样纯手工制作的人与物越来越少,保护是关键。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珍惜这样的手工艺劳动,支持这样的艺人发展,能弘扬民族精神,能唤醒民族的记忆和历史的良知,能创造真正的和谐社会。最后,从艺术研究角度看,对现有的民族民间工艺技术进行及时的发掘整理,能记录现代社会民间手工艺发展的现状,也能就此回溯历史,逐渐恢复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全貌。
  • 摘要:"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本是礼仪美术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本意是"提醒"和"告诫",是指某些重要事物的纪念功能及其持续,因此,"纪念碑性"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义务有关.奥地利艺术史家阿洛伊斯·里格尔(Alois Riegl)与美国学者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关于"纪念碑性"的研究富有启发性,真正使一个物体具有"纪念碑性"的是其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由此生发而去,"纪念碑性"这个概念也可用来阐释其他具有相似或相近功能的事物.泥泥狗是河南淮阳太吴陵"人祖庙会"上的彩绘泥塑,伴随着宗教祭祀和古老民俗而诞生,附着其上的诸多传说与典型形象,是原始先民对图腾、祖先和生殖的幻想与崇拜,是广大民众精神信仰与现实诉求的直观反映,其原初创作主旨与功能已经较为明显地趋向"纪念碑性".
  •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时装界吹来了强烈的"中国风",以"鬼才"之称的约翰·加里阿诺为首的一批西方设计师将中国传统元素搬到T型台上,他们只知"形"而不达"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解构重组,让更多的中国服装设计师开始反思真正的"中国味儿"应该是什么样子.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元素在市场上日益走俏,国家倡导节俭的政策并推进制造业转型,本土品牌的发展迎来了春天.越来越多的服装设计师立足本土消费者的喜好,许多本土品牌对传统色彩文化的挖掘与再设计让"中国味儿"找到了文化归属感,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市场.
  • 摘要:"5·12"地震后,随着"羌去何处"的危机信号发出,年节作为羌族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倍受关注.从"瓦尔俄足"由村寨到县城的亮相,到"羌年"被列入世界濒危文化遗产名录,再到种种节日作为地方名片在旅游发展中隆重推出,诸如此类,皆是证明.在当今羌区,尔玛人的节日文化被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展演衣装,从内涵到名声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归根到底,张扬特色口号下节日文化展演的实质都在于地域性、民族性形象的符码化建构,其融汇着国家话语和地方诉求、传统基质与现代元素,具有丰富的意指.这种建构,既基于内部诉求(当地人),又顺应外部期待(旅游者);既承续传统的基因,又融入当代的元素;既体现族群意识,又彰显地域特色.
  • 摘要: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西格尔在他的代表作《苏雅人为何歌唱——一种亚马逊人的音乐人类学研究》(Anthony Seeger.Why SuyàSing:A Musical Anthropology of an Amazonian People)的序言中提出,有两种"音乐人类学":一种是把音乐看成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子系统,在文化中研究音乐,他称之为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另一种是把音乐视为社会建构、文化建构的方式,研究作为音乐表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模式,他称之为Musical Anthropology.西格尔所说的两种不同的音乐人类学,其根本分歧在于:前者研究的是"文化中的音乐",或者说是"人的音乐";后者研究的是"音乐作为文化",或者说"音乐的人".
  • 摘要: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带,生活着壮、汉、苗、仡佬等民族,其中隆林彝族现有人口五千多人,主要居住在德峨、新州、猪场、者浪等乡镇的十几个村屯.隆林彝族自云南迁来,最早的一支在当地生活已有一千多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隆林彝族文化遭遇了严重的破坏,不但经书被烧掉,毕摩不允许做毕,鲜艳、华丽的民族服饰也被禁止制作与使用,使得彝族服饰艺术一度陷入断裂与消亡的危机之中.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增强,隆林彝族文化开始复兴,隆林彝族服饰艺术也重现了生机,彝家女孩火红的百褶裙、闪亮清脆的银饰、端庄美丽的瓦片帽,男子英俊潇洒的"查尔瓦"、威严庄重的"天菩萨",成为每年一度彝族火把节的火把场上最靓丽的风景线. 隆林彝族服饰艺术作为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物质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彰显了民族文化精神。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 构,体现出了民族传统服饰艺术在当代的适应性问题。随着当代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政策调整、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服饰艺术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之中,希望通过分析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揭示这种重构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机制,进而揭示出我国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语境中其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挖掘、保护与开发提供一定的经验与理论。
  • 摘要:民族艺术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泰勒对于文化的定义具有开创性,然而也存在着缺乏文化的获得性、整合性及对文化行为的规定等缺陷.后来的人类学家们一直试图对该定义的进行完善.比如,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的定义做了进一步的拓展,他已不再将文化限定为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而是"指那一群传统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他将技术系统、社会及观念系统都包括在文化之中;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则在《人类之境》一书中将文化依次界定为,"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一个文化为人类所创造、为群体所共享","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一种历史的积淀物";而拉尔夫林顿在1954年提出文化的定义时,强调了文化行为的习得性、文化行为结果的组合性和"传承"性.
  • 摘要:生活在前而理解在后.事实,是人类学家的田野过程.人类学家在田野之后,在事实之后,我们该如何解释文化.作为人类学家的"我们"(we),如何在"这里"(here),而对"那里"(there)解释.在此,通过呈现人类学家围绕派尤特岩画图像阐释,比较面对同一阐释对象而引发相互冲突的阐释结论.通过此典型人类学个案,旨在讨论文化解释力问题,将派尤特岩画作为地点景观导入文化解释力问题域.事实之后,思考人类学家如何对其田野事实进行文化表征与文化解释.
  • 摘要:东北民间美术由广大的劳动者创作,首先表现在它的实用性上,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具有审美价值的观赏性.由于在社会方面有其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因而也就有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功能,主要反映在与人的历程相关的各种礼俗中.民间美术在发展与延续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生辰、婚嫁、丧葬、喜庆节日、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这些习俗是促进民间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又在民俗活动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形式.
  • 摘要:古代,常用宫阙来表明仙俗之间的界限,"天阙"即"天宫",是仙人的住所.《楚辞·九歌·大司命》"广开兮天门".洪兴祖补注云:"天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天门",即"天之门户",为"天阙"之门.四川宜宾南溪县长顺坡砖室墓3号石棺上刻有珍贵的图像和题榜,前挡为凤鸟,后挡刻有伏羲女娲,榜题"九"(鸠),石棺壁上为天门图,中间为双阙,阙上停凤鸟,上有榜题"天门"二字,门内站一人,为"大司".①经"天门"升天成仙是四川汉画像砖画面组合的主题思想,而在后世的墓葬中,将墓"门"作为仙宫入口的观念即来源于汉初的"天门"观念,且对后世墓葬门饰艺术影响深远.
  • 摘要:"三山六水一分田"、"脊上要梭(suō)瓦,檐口要跑马"、"四脚八扎(zhā"等俗语是土家族地区建造吊脚楼的掌墨师们常用的口诀,它从客观上反映了土家族吊脚楼建造中所具有的核心技术和文化传承方式,这些口诀通过师承关系以口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至今,它既是吊脚楼营造的技术要领,也成为土家人普遍认同的文化事项.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造经验,并总结出一套有关吊脚楼建造的关键性技术,从工匠的角度而言,这些口述史一方面成为核心技术的直接表述,另一方面也成为衡量工匠是否成为掌墨师傅的评判标准,是考察木匠是否得到真传的重要方面.
  •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寺院壁画以其自身绘制方法、表现媒介以及宗教精神而具有独特的属性与研究价值.寺院壁画一方面承袭着传统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则依据自身的功能性特质以及生存形态的环境特征而成为中国艺术精神不可或缺的元素.
  • 摘要:中国戏画研究向来是以个案研究和类型研究为主,美术学和戏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从自身专业角度观照其戏曲史学和美术史学价值和内涵,奠定了戏画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纵观国内外戏画研究,鲜有从"空间"视角给予中国戏画整体性的阐释.
  • 摘要:本文将以史料为基础,分析羌民族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发明”出本不完全属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羌",原是古代中原人对周秦以前居住在我国西北(今甘肃、青海等地)游牧民族的泛称.早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已有关于"羌"的记载.《后汉书》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或为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又说:"诸羌推(无弋爰剑)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乡禽畜,以射猎为事箩."周秦以后"羌"之部落逐渐开始向东南迁徒.
  • 摘要:在人类学的历史上,涂尔干和马林诺夫斯基对神话的理解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理论的基调.在涂尔干眼里,神话只是宗教系统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以语言进行表达,而仪式则是行为的表达;二者具有维护和传达社会的功能.具体地说,首先,神话的内容以象征性意义来传达社会价值.其次,它反映社会结构的某种特征.此外,涂尔干开创性地将神话作为一种分类的表述类型,使得神话有了叙事上的归属. 千百年来,流传着藏族史诗《格萨尔》,以神奇的神话故事维系着部落文化的传统和延续。如同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神话作为十种口头传承的“圣书”,作为一种对世界和世人的命运施以影响的现实,为古老意识所领受。所谓神话与仪式大体契合的观念,,即认为两者均为某种举措的再现和重演。“格萨尔”遗产的历史记忆与叙事便是这种表述类型——戏剧演述神话故事的仪式。就格萨尔史诗与戏剧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述特点,来阐述其文化表演。格萨尔王传的历史具有一部史诗的所有特征,这是一部由说唱艺人演唱的长篇的英雄史诗故事。
  • 摘要:音乐是人类重要的交流和表达方式.在民族音乐学分析中,音乐可以定位为两种途径.首先,音乐可以界定为一种交流的实践方式,它通过音高、音长、音色及音量等方面将声音组织在一起.此界定可以涵盖广义的实践,从人类扩展到自然界所有的声音(例如,鸟鸣、海豚和鲸鱼的"语言").这种方法使其声音在高度结构化的交流与表现体系中进行社会化分析,隐瞒原生的界定和解释力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使用.同时,诸如"音乐"这样的类别是一种专注于表演和理念的有用方式,它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其次是寻找本土化的术语,它覆盖了大致相同地域环境的体验,类似于"音乐"这个术语所涵盖的范围一样.这种方法根植于对社会的、文化的话语的分析,揭示了涉及表演与社会文化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使得人们以"音乐"实践的不同方式去观察,这种方式包括了在"他者"社会、文化实践中的再生产或变革,而非在意文化音乐研究中强加一个异质的、不恰当的分析框架. 在对音乐自身旋律形态、节奏样态、结构规模、剧目等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应该更多地考虑其中的主导类别以及与人的关系,从而审视族群性、认同在音乐表演中的作用。但诸多关于“音乐与认同”的文献中,缺乏连贯的、互文参照、整体的、理论性的支持,研究视角局限在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领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意义的视野,这样势必会造成音乐学科出现结构性的缺陷。结合我国当下民族音乐研究状况来看,近年来包括传统音乐、宗教音乐、仪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等音乐研究已经在从不同视角关注“认同”这一话题,并开始借鉴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指导音乐学研究从多维视角关注“音乐与认同”问题。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论著主要是对某一个案、某一地域研究对象具体面向研究中涉及这一话题,而未能进行全面、深入的专题讨论,所引用文献也多局限于国内学者著述,缺乏对国外“认同”理论、方法论进行分析和讨论,国际视野的交流与沟通意识较弱。因此,我们力求从全球化视角关注这一话题,对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加以归纳、整理,以期推动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使相关学术问题研究能够有新的拓展和深化,这样我们才能够具有与国际学术界持续对话的能力。
  • 摘要:孝义三弦书是本土盲艺人依托方言、借助古调、采用三弦伴奏来说唱故事的民间传统曲艺品种.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语言直白易懂,书调亲切诱人,表演简朴便捷,风味独树一帜,它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容,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然而,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人们的生产生活今非昔比,曲种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古今颇为悬殊,三弦书遭遇多方冲击与多重挤压,如今可谓举步维艰,江河日下,再任其自生自灭,这一民间艺术不只是表演市场走向萎缩,人们对它的认识连同相关的文化记忆也将一起消失于历史时空.然而,迄今为止,从未有学者关注于此,学术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有鉴于此,2014年间笔者在当地盲艺人的配合与支持下,对其展开了较为深入而扎实的田野调查,基于此也做出了一些思考.本文将探讨孝义三弦书源流,并对其艺术构成中唱本和音乐等重要方面给出笔者的初步认识.孝义三弦书唱本就规模而言,艺人把它分为三类六种。三类从短到长分别为传传、连连和本子。孝义三弦书唱本的题材大约有历史演义、道教、民间笑话、孝道、知识性或劝勉类、色情类几种。所谓“风味独树一帜”是指孝义三弦书整体上给人的感受,然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在各项艺术构成要素中首数方言与音乐。唱本、表演、功能等与其他兄弟曲种还有诸多相似,而方言、音乐则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 摘要:"舞蹈生态学是把舞蹈置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中进行宏观的、多维的综合考察,确定自然的或社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影响和制约了舞蹈,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影响和制约着舞蹈的发生、发展及表现形式,以期通过这些探讨,对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进行解释,揭示舞蹈自身的规律."本文以阿昌族舞蹈生态调查为例,探讨舞蹈生态语境下的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问题.在舞蹈生态语境下探讨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让人们更关注舞蹈文化的多元性和传承发展的可持续性。舞蹈生态环境下,尤其要注意把握住民族性、地域性和艺术性的特点明确显要舞蹈动作部位(人体运动中相对幅度最大的部位及特异性凸显的部位)、舞蹈动律、舞蹈形式和舞蹈风格,尽可能保留传统的舞具、伴奏乐器和服饰,加强舞体的传承,一方面传承保护好掌握高难度技巧的民间艺人,一方面加大年轻传承人的培养。应该意识到越是本民族自身的文化,才越是真正民族的。
  • 摘要:吴歌在吴地民间又被称作"山歌",指的是用吴语演唱的、流传于吴语地区的民间民谣.本文集中对吴歌中涉及"爱"和"性"的行为类的"象征"进行研究,试图通过象征这一视角对吴歌歌词中的象征和象征物进行梳理和分析,试着解释其和吴地人民的爱情观、男女社交以及生活和文化.
  • 摘要:在歌舞文化研究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历史与现实关系上的疑惑,即历史文献中的歌舞描述与现实田野中的歌舞事象的查对接通问题.本文通过红灯会民俗歌舞田野考察和历时研究,以期揭示红灯会民俗歌舞的村落生态景观.光山县白雀园镇龙寨村地处大别山山系中的丘陵地带,与新县、商城县接壤,其民俗文化体现着淮河流域的兼容性特点."愿灯"在本地普遍存在,该村寨2012-2014年红灯会歌舞就是以吴立明为儿子年满十二岁而举行的愿灯为契机而展开的.
  • 摘要:徐州地处江苏省的西北部,地理位置与苏、鲁、豫、皖四省相接壤,是江苏省第二大城市,国务院定位的拥有地方立法权的特大型区域中心城市.徐州为上古九州之一,古称彭城,两汉文化从这里发源.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文化渊源丰厚,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与长江系列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形成了徐州地区特有的楚汉文化.徐州作为楚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蹈表演充分展示了楚汉文化底蕴,从观赏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中舞蹈画像石上的乐舞,再看徐州现当代流行的民间舞蹈,都呈现出异彩纷呈、广收并蓄的多元色彩和粗犷硬朗、奔放豪迈的舞蹈神韵,闪烁出特有的艺术魅力.
  • 摘要:"末伦"是广西西南部壮语南部方言德靖土语区靖西县、德保县及与之相邻的那坡、龙州、天等、大新等县交界一带的民间艺术,在学术界被划入"曲艺"、"说唱文学".它曾经广泛流行于当地,但现在已走向衰落,被列入广西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末伦"在学术界获得的关注度也比较有限,对其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出身于德靖土语区的方士杰、潘其旭、李萍等学者.他们着眼于"末伦"的渊源与发展、类型与特点、现状与困境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由于资料所限,大家对"末伦"的历史谈得最少.比较确切的是,它源于当地民间宗教传统"末".至于约有二百多年历史,以及如何由"末"演变到"末伦",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以其目前的衰落状态,估计很难提供更多的新证据.但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可以看到,越南侬族也有同一称谓的艺术,在广西龙州的壮族布傣支系和越南岱族中则有唱天,在泰国东北部和老挝佬族有Molam.
  • 摘要:对抗战民歌民谣的民俗学研究一方面多从类与量的整体上来研究,另一方面多从民歌本身的语言学及音乐学角度着手,做文本研究.又因为抗战民歌民谣创作时间持续长,作者多作品量大,地域分布广,影响范围大,题材内容社会性强,丰富深刻并且文学形式灵活多样,而造成对抗战民歌民谣研究的困难与空缺,这也与民俗学之前研究方法相关——多关注民俗事象起源与呈现传统.可随着民俗学研究当代化的转向,本文试图从民歌民谣本体与类中跳脱出来,分析《歌唱二小放牛郎》歌谣与"王二小"民间故事的关系,探讨《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文本生成与媒介传播问题,打开新的思考传统历史的一扇门.
  • 摘要:现代艺术治疗的实践机制中,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是艺术治疗师与客户之间通过消费协议达成的.艺术治疗师是一种经职业能力鉴定机构认可的角色,客户则是受心理问题困扰而试图通过艺术治疗的途径重建心理平衡的个体.在艺术治疗室之内,客户通过绘画、音乐、沙盘、心理剧等艺术形式自由地表达自身的意识和无意识,艺术治疗师则通过心理学理论引导客户实现自性化或心理整合.艺术治疗师可以传授客户艺术技巧,但是艺术技巧并非艺术治疗过程关注的重点,艺术治疗更关注的是形式背后的意义.
  • 摘要:坡芽,是一个小村子的壮语名字,在壮语中,"坡芽"意为"黄饭花盛开的地方".它坐落在云南与广西交界的群山之中,隶属于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剥隘镇,村子位于镇东南,距镇政府所在地有9公里山路.“坡芽歌书”由81幅图案组成,每幅图案代表二首音形义固定的情歌,共81首,726行。歌书内容以爱情为主题,以一对青年男女的一见钟情为线索,通过两人对唱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壮族的婚恋过程和价值取向,表达了壮族儿女勇敢地追求自由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决心。不仅如此,歌书内容亦涵盖了壮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宗教、审美情感等诸多层面,由此可以肯定,它源于生活而又超越生活本身。神奇美丽的“坡芽歌书”,它看着是图画,写着是文字,念着是语言,唱着是情歌,有着多重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06年被地方政府发现以来,受到政府各级部门和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力量挖掘整理,短短几年时间,先后完成了学术定位、书籍出版、著作权保护、申遗工作、商标注册申请、文化生态村建设、纪录片拍摄、舞台化演绎、传承人教学、原境教学等一系列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抢救保护与活态传承工作,使之成为推介壮乡富宁的一张最耀眼的名片。尤为重要的是,“坡芽歌书”不仅是富宁坡芽人独有的传家之宝,它还是全人类共有的艺术文化珍品。
  • 摘要:萨满文化广泛存在于世界的北方民族,我国的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以及西伯利亚、北美洲等古老民族都信仰萨满文化.萨满文化体现了原始初民接触世界、探索世界,与自然界协调、抗争中形成的思想意识.纳日碧力格认为,萨满文化是草根文化,体现各民族自身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民俗等多方面知识.在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研究中常以"萨满教"称之,被约定俗成继承下来. 通过满族锡克特里家族神歌歌唱艺术的研究,我们发现满族萨满歌唱原本是一种本能歌唱的自然状态,但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调控自身的歌唱技能和状态,并在自身和他人的评价中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抖喉音、高喉位、胸式呼吸等歌唱的症结在民间较为常见,但并没有影响他们演唱的音域、音高、音色。神歌演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和表演系统,很难割裂开来,是远古歌舞“诗歌舞三位一体”传统的遗留。尽管诗、歌、舞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整体的艺术演化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但将声乐还原于“诗歌舞三位一体”的表演模式,或是有效吸取“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内涵,会有效克服声乐表演中的心理障碍,快速进入歌唱状态,增强声乐表演的可欣赏性,整体全面地体现歌曲的文学性等等。满族锡克特里家族萨满神歌演唱拷问着当代的声乐教学,如何在声乐学习中将歌唱技能技巧与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形体表演有机融合,是当代声乐教学和声乐表演值得深深思考的问题。
  • 摘要:"丝绸之路"自古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其辐射亚、非、欧三大洲.以政治与经济为主的交流,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唢呐(Suona)、So-na、苏尔奈伊(Surna)、祖尔呐(Zarm)、肖姆管(Shawm)等双簧类乐器在这条通道上不断地交融与发展.本文以地处“丝路”东传末端的河北为例,探讨唢呐在此地的传播与发展,管窥唢呐经“丝路”传人中国后在不同地区所生发的一些形制与音声变化。以此深入认识艺术在人类迁徙过程中的变化及人类审美共性对艺术发展的影响。
  • 摘要:乐作舞集歌、舞、乐为一体,是由红河哈尼族、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历史悠久、流行广泛、影响深远的传统民间舞蹈,同属古代氐羌人后裔的哈尼族、彝族部分先民于汉、唐时期迁入滇南哀牢山地区,经过艰辛、漫长的迁徙和数千年历史进程逐步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力及丰富文化内涵的乐作舞文化。跳乐作舞无人数、地点、时间的限制,围圈起舞是它原始基因的重要标志。如今,乐作舞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绿春、元阳、金平等县均有跳乐作舞的传统,且呈现出不同风貌。2008年6月,哈尼族、彝族乐作舞被录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跨越了千年历史的波涛,作为人类活态文化财产的中华民族民间乐舞文化,一直在传承、创新、发展着.它以一种可视的、活态的、动态的、运动着的非物质的活的文物,展现着各民族祖先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各民族民间乐舞以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喜闻乐见的内容形式、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与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紧密的依存关系,体现了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反映了民族心理、民族信仰、民族理想,在各民族文化体系中举足轻重,在各族人民生活中意义悠长.然而,全球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强势文化、现代文化的深入冲击,让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举步维艰,部分民间乐舞面临着流失和消亡的危机.近些年来,我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艺术进行了保护,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情况仍不容乐观.
  • 摘要:2013年是世界转折之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了工业4.0概念,预示着世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前夕.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新常态经济国内战略和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并在2015年提出了"互联网+"的战略规划.这些新生事物是我国审时度势,赢得世界经济转型自主权的重要举措,也是应对我国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转变的经济战略准备.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必将掀起转型高峰,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界应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从各自学科出发,高度自觉,承担起自己的时代使命.在此背景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江南大学、《民族艺术》杂志社于2015年10月24日至26日,在无锡召开"201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本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时代使命.来自国内外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200余位专家围绕着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造型与设计艺术、民俗与表演艺术、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颁发了第二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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