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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2014年历史学博士论坛

武汉大学2014年历史学博士论坛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武汉
  • 出版时间: 2014-09-13

主办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会议文集:武汉大学2014年历史学博士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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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在出版时混入《俄藏敦煌文献》的ДХ.18996元代合同婚书实际上出自黑水城.过去有学者认为这件婚书是男女双方对等署押的婚书契.然而将其与元代类书反映的民间通行婚书格式进行比较,可得知这实际上是一件只有男方主婚人和新郎署名的纳聘婚书,应定名为《元亦集乃路石目物为娶牙糜失纳聘婚书》.男方主婚人和新郎也并非是同一家族中长辈和晚辈的关系,而是主人为男仆主婚.婚书中的新娘隶籍于军户,从姓名上看与女方主婚人亦无血缘关系,可能也是女方主婚人之奴婢.
  • 摘要:吕师孟是南宋晚期著名的"吕氏军事集团"的成员之一.身为被文天祥点名斥责过的降臣,吕氏家族入元后的处境颇为尴尬,传世文献中留存的资料甚少.该墓志完整记载了吕师孟的生平、宦迹及姻亲状况,及其入元以后的发展轨迹,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墓志铭的作者是宋元之际的著名诗人方回.该文不见于方回的传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录,是一篇珍贵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状况的重要资料.
  • 摘要:在元朝统治广西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元朝政府在广西创设和推行了一个招募桂西“撞人”到桂东屯田耕守的政策。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改变了桂东地区原本民、猺对立的族群格局,桂西土司土民的势力开始渗透到桂东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桂西的撞人、桂东的民与猺,都逐渐学会和使用这一套话语及模式来争取更大的利益。“撞”,从宋朝桂西北的一种土丁的称呼,变成了元朝屯田土兵的称谓,又进一步变成了来自桂西土人的族称。明朝夺取广西之后,朱元璋所推行的卫所制度同样在广西推行开来。从零星的史料来看,广西卫军主要来源是南直隶与湖广,广西本地的蒙古人、民户及元朝降军所占比重不大。但是,随着明朝的国家力量在广西的深入,明朝政府越来越发现只依靠其卫所军队无法控制这一个情况复杂的“边陲”,所以元朝的撞兵屯田体系,通过编入正编卫所或者创设屯田千户所的方式,部分的被明朝所继承了。永乐以后,由于明朝用兵安南,紧张的战事使广西卫所旗军日益减员,从成化年间开始,尤其是嘉靖、隆庆年间,明朝开始在桂东地区大量招募“猺撞”、狼兵、土人以耕守土地的方式把守隘口,这些应募而来的士兵,被称为耕兵。明中后期的招撞耕守政策,其范围和持续时间更是比元朝更为广阔和持久。广西的近代族群格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成型的。
  • 摘要:三原作为明清时期关中的重要商业都会,其城市形态在嘉靖年间发生重大变化,由阻河而南的钟形变为跨越清峪河、南北二城相峙的格局.清峪河以北地区继承了元代龙桥镇商业繁荣之余绪,在明初即为相当规模的附郭街区,随后又以其为中心形成了本地士大夫和商贾的聚居区.北城兴筑之议始自弘治末年,由以王恕父子为核心的士大夫群体所主导,然而这一计划屡提屡寝,直至嘉靖二十五年边患严重、直接威胁关中地区时,才最终得以实现.这一复杂过程表明,三原县城之扩大,既有商业化扩展的因素,也是基于城市安全的考量,而自弘治末年起围绕建城的角力,亦进一步表明北城的兴筑与本地士大夫的治乡理想密切相关.
  • 摘要:明清直至民国,华北乡村社会文化控制自成体系,系统运转良好.作为华北地区的组成部分,晋东南沁河流域古村落的社会管控形式多样,里甲制、里社制和文社制并行,里社和文社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互动形式而存在。民国废除里甲,但封建性的社制延续下来.作为一个精英群体,古村落士绅对于地区社会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 摘要:国家图书馆所藏"陆费墀《颐斋文稿》",其书名和作者均存在明显问题.通过仔细检核其内容,并将其与南京图书馆所藏陆锡熊《宝奎堂余集》相比勘,可以确知此书实为陆锡熊《宝奎堂余集》之稿本,与陆费墀毫无关涉.这一稿本的发现,对于重新评估陆锡熊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贡献,以及研究相关四库学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
  • 摘要:内承运库作为明代宫廷内库,因收贮御用金银而地位至重.有明一代基于宫廷需要和政局变动,内承运库经历了肇建、重置和扩建等系列变动.而该库监管上的内廷化,以及财物收支上"严进纳,宽支取"的制度设计,则成为导致明代中后期宫廷财政急剧膨胀的因素之一.
  • 摘要:清代律例中对"追埋葬银"的规定多见于"人命"门中,罪犯由于各种原因免于处死却需要向苦主给付一定数额银两用于死者的营葬,追付的数额,如适用收赎时是追银"十二两四钱二分",该数目字直接承袭明代而来,在有清一代文献记载中均无变化,但在实际中最常见的是追埋葬银20两;律例中还规定有追付10两的情形,但事实上并未见有落实,例文与司法实践总是存在有间隙.相较于命案私和中"命价"的数额,"追埋葬银"由于其数额固定僵化,在清中后期同样遭遇了"价值"的贬值.
  • 摘要:周公的形象在先秦时期可分为历史事件和神话两个方面,其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并被后来的诸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演绎和利用,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文章对周公在先秦时期形象演变进行了梳理,阐明: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和较为可靠的文献来看,作为事件的周公形象主要集中于摄政辅佐成王、平定及经营东方、封建诸侯和制礼作乐四个方面,其在周初至春秋地位都没有超过臣子的地位,并未与后樱、文、武等并提,仅是作为人臣典范而已;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周公被提升至圣人的地位,并常常与禹汤文武并提,后来不仅仅是圣人,也成了一代圣王的形象,这一基于历史事件的不断发挥使得周公成为战国诸子共同利用的话题,他们纷纷借事件周公中的某一点或片段来阐发自己的理论,借以宣扬自己的主张;与此同时,周公被逐渐符号化,成为一个代表周初王道、传统伦理道德的符号,诸子在征引周公事件或言论时往往仅需其名便已足够,这也使得越往后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越多的,记述越为详细的周公所说的不同言论;汉儒及后世儒家对于周公形象的不断发挥与增益基本与战国对周公的神话一脉相承,只是基于自己不同的目的和服务对象会在不同方面增添更多的内容,进一步充实着周公作为圣人的形象,从而导致了后世对传统文献的不同解读与许多争议,这种争议往往并不源于文献本身,而是后来人既有的观念和试图阐发的理想。
  • 摘要:1997年,浙江省绍兴市在鲁迅路改造工程中,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剑身铸有铭文2行40字,是目前所知出土青铜剑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此剑铭对于研究春秋吴国历史、吴王名号,十分重要.文章先对铭文中仍存争议的"(罐)"和"弟"加以考释,在此基础上补证器主即吴王余眜,并考证剑铭"攻吴王姑义(罐)寿梦"中之"姑义"为寿梦之字、"(罐)寿梦"乃寿梦之名,进而将诸樊及其子所作兵器中的"姑发"释为诸樊之字.
  • 摘要:古DNA技术使人们对古人遗骸的研究得以进入分子水平,本文大致介绍古DNA的研究进展,如群体来源和迁徙、群体内部关系、族属辨别.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就古DNA和民族史研究提出一点建议.它的应用将有助于提高民族史研究中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引导人们解决之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相信随着古DNA研究的深入,其对民族史研究中的推动是不可估量的.
  • 摘要:广西因其特有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国内洞穴考古实践的重要地区,目前已经发现有巨猿化石产地6处,古人类化石地点22处,是我国发现古人类化石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以“柳江人”和“崇左木榄山智人”为代表的化石对于探讨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广西古人类的研究除了继续深化对以往已发现化石的研究之外,更应该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寻找10-4万年区间的人类化石。广西除了上世纪50-60年代进行过长期洞穴科考外,至今尚未有大规模的探洞计划。从地理分布上看桂西和桂西北地区很有可能发现新的古人类化石,这一地区也是喀斯特地貌非常发育的区域,且已有过零星且保存完好的古人类化石的报道,相信持续地做工作定会有新的发现问世。
  • 摘要:根据《系年》简文提示,笔者结合传世文献与金文资料,就周初王朝处置殷遗的历史过程进行讨论,似可将主要观点归纳如下以明《系年》对周初处置殷遗史事的征补情况:第一,传统认为周公和成王采取的对待殷遗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肇基于武王时期;第二,周公和成王的措施带有相当强的次序性,随着“二年克殷”的结束即开始“迁殷民于洛邑”,“三年践奄”之中有“西迁商奄之民”,最后才通过“封建卫康叔”等措施来处理未曾与乱的殷遗宗族;第三,周公和成王的措施还带有针对性,特别是“西迁商奄之民于朱圈”的记载与《史记》等文献验证,证明了周公将原殷王室亲贵大族集于成周,将一般宗族分散于诸边地,以贯彻“监、分而治”的战略意图;第四,周公和成王通过迁封扩展了封建政策;最后,新出土文献中记载的史事,往往会带给人们相当多的史学新知,但由于其成书时代、编纂体裁的局限,需要将之与《尚书》《逸周书》等同时代传世文献、同时代金文资料及田野考古资料相互印证,与《左传》《史记》等较可靠的传世典籍相互参考,才是科学认识当时史实的正确途径。
  • 摘要:作者通过研习《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形成了七则读书笔记,分析了“里中备火”、“要害弗智(知)”、“进退不嗀”等词汇的现代释义。
  • 摘要:秦代洞庭郡的境域基本与《汉志》武陵郡相当,只是应将屏陵县排除在外。洞庭郡有许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秦县,其中,荆山道当为《汉志》佷山县的前身,其地望在今湖北长阳西。荆山道偏居洞庭郡西北,是秦代洞庭郡文书行政所经县道网络中不为人知的一站。在此基础上,上衍、门浅的地望也可结合考古发掘予以确定,分别在今石门县和桃源县附近。四道路线清晰,区域特征分明,不仅是洞庭郡内部文书传递的主干路线,也是洞庭郡与外部郡县交往的依托,其所从属的交通网络,支撑着洞庭郡的地方行政事务。同时,它与其他区域的道路交通相衔接,共同建构了秦汉帝国的道路交通体系,在帝国行政中发挥着经络的作用。帝国中央下发的文书,经由道路交通网络发往郡府、县道,各级单位再依次下发。各郡府、县道之间或内部的往来文书,传递形式大同小异,并由专职人员或一般官吏、仆养传递。郡县之间的文书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从秦汉简官吏出行的留宿地来看,既有县乡之地,亦有关邮之所,乃至更小的地名,这些都是文书传递者往来所经交通站点。文书到达县廷后,再下行到各机构和乡部,使官吏悉知,并由各部通报黔首、徒隶、戍卒等行政对象。邮驿系统与帝国的日常统治紧密相关。以律令为指导,文书为载体,借助于初成体系的郡县行政制度和相对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秦帝国的行政政令,得以贯穿整个帝国,发挥着行政效能。
  • 摘要:研究表明:鸿都门学的设立,与熹平年间校正经籍文字,书丹刻石的经学热潮相伴而生,当时的名士蔡邕在两个事件中都充当了重要角色。推断,待诏鸿都门诸生,可能和参与熹平刻经的学者、工匠,基本是同一批人。灵帝以撰制《皇羲篇》为名,刻意褒奖诸生,有准许待诏诸生招收官学生,这样选举摆脱了蔡邕等人的控制,更加迎合了灵帝好奇的嗜好。鸿都门学设立,士大夫集团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这一冲突是汉代经术与才艺矛盾的集中爆发,体现了汉末辞赋、书画诸才艺摆脱经学附庸地位,形成独立技艺的趋势。这一趋势的产生,又是东汉古文经学兴起以后的结果。东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身兼多艺,又不愿以艺干进,是一种普遍的矛盾心态。在皇权介入之下,事态的发展触碰了汉代的取士制度,超过了士大夫的接受限度,才引起激烈的抵制。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艺术进入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士大夫的生活文学化、艺术化了。同时,士大夫通过对前此艺术传统的反思和清理,也使文学、艺术士大夫化了。经历这个过程,艺术和儒学之间的紧张被调和了,它们成为士大夫儒学实践的一部分,此下隋唐时期以诗赋取士才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但另一方面,被压抑下去的,正是以鸿都门学为代表的工艺化、技术化,匠气十足的艺术传统,以致今天只能从对手的批评里去猜想他们当年的原貌。
  • 摘要:随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揭示许多过去难以窥伺的汉晋时期社会细部课题.而汉晋时期地区人口结构问题,就是走马楼吴简数据出现后才有办法处理.简文所显示的走马楼吴简人口结构为成年型社会,但这应该是汉晋时期长期战争所导致之结果.不过在此人口结构中,低年龄人口组成存在异常现象,显然并非是社会实际现象,而是漏报人口所致.因此,不宜只以简文所显示的人口结构讨论当时社会情境,不然恐怕难与当时社会实情配合.此种人口之漏报亦有性别特色,家属在申报人口时,似有优先呈报男性之倾向,若不能理解此种特色,恐怕会误认当地之社会风俗.此外,在此人口结构中所显示的不同年龄层之性别差异,应该是反映东汉末年以降,长沙地区历史事件发展之情形.
  • 摘要:北魏羽真有羽真号、羽真姓氏和羽真侯国三义.学界以羽真第一义为官职或爵称,并不准确.羽真号的合理表述应当是鲜卑拓跋使用的"类官号",内部存在一般羽真、大羽真、内行羽真和内大羽真的分别;其最初功能是分定以血缘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内部及与内入诸姓、四方诸姓之间的权力等级边界.道武时羽真号已有大羽真、内行羽真、内大羽真三职的分别:获赐大羽真的原因主要是世领部落,率部归魏及有捍边之功,当类领民酋长;内行羽真可能是针对帝室十姓;内大羽真当是给予昭成皇帝嫡系子孙.以太武帝统一华北为转折点,稳定下来的北魏政权开始收紧对于大羽真等三者的授予,一般羽真大量出现,并因适应权力来源由贵族转向皇帝的大势,而更多的被应用,太武以后诸帝开始将一般羽真号授予汉人,以削弱贵族政治,确保政权由宗王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孝文帝时的羽真号更多的成为一种得到皇权认可、可以进入核心统治圈的身份标识.而在拟制血缘的皇权政治中羽真号逐渐失其意义,以孝文改制、河阴之变为两临界点,在人为制造的历史真空与异质载体历史书写的熏染、挤压下以"理性"的方式被选择性遗忘,出现中古时期鲜明可见的结构性失忆.
  • 摘要:新出东魏《张琼墓志》、《张遵墓志》为人们重新思考侯景反叛东魏事件提供了若干新的线索.本文结合新出墓志与传世文献,考订并梳理了张琼父子的生平事迹.张琼父子以及侯景的个人命运无不与高欢集团的结构及其自身所处位置密切相关.高欢集团成员依其加入时间先后,呈现出以高欢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而高欢集团成员任职的空间分布又与其个人资历有关.自尔朱荣拥立孝庄帝起,直至东魏北齐,始终存在着"河南—河北"的政治格局,侯景叛魏既是上述政治格局演变的一个产物,又深刻影响了上述政治格局的走向。
  • 摘要:在北朝末期记载赐姓信息的墓志中,存在诸多近似甚至相同的"赐姓"书写现象.在墓志的志盖、首题、志传等不同位置,皆有赐姓书写的痕迹.志传部分,"赐姓"并非孤立的文字,与之相关的一些历史信息也被载入了志传中,最为重要的是,诸多墓志在赐姓的书写上呈现相通的指向——赐姓政策.而志盖和首题则承载了赐姓的演变信息,特别是"赐姓"信息从二者之中淡去,昭示着赐姓书写情境已然发生转变.墓志作为一种不同于正史的文本,其记载的内容往往具有现场因素,尤其是墓志作者对赐姓的评价,较能反映当时社会对赐姓的态度,而这即是刻写在墓志中的历史图景之一端.
  • 摘要:中古时期的道教可依照是否具有脱离世俗的倾向而分为两大传统:天师道和神仙道教。天师道奉行祭酒领户制度,其组织架构根植于民间社会,并与世俗的里社制度和政府机构有所重叠,修道者的身份与世俗身份亦不截然区分,其修法也深入世俗,致力于治病、驱鬼或者男女合气等等。而神仙道教则具有明显的排斥世俗的特色,他们多是单独的修行者或规模较小的师徒群体,隐居于山林或者野外,天然地具有苦修和出家的倾向。魏晋时期,天师道的祭酒组织藉着国家控制力的削弱,而得到广泛的复制。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北方地区,由于政权的崩溃和连年的战乱,民众多逃居山蔽,入山修行的道教徒也明显增多。在四世纪时,北方地区的山中修道者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群落。在一开始,这些隐修者仍多居于岩穴,并未刻意地修建起寺院建筑,但随着隐修者的大量聚集,最终产生了对固定馆舍的需求。在五世纪后期,北方地区就发展出了楼观等道观。这样看来,道教寺院的成立,主要地源自神仙道教所具有的隐修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天师道也受到了神仙道教的影响,开始提倡入山修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灵宝经的出现。不过正如柏夷先生所言,东晋末年古灵宝经的作者依然沿袭着旧天师靖室的理念,并未设想出住观的修行,“他们着实期望其职业道士(monastics)能够成为虔诚的宗教专家—山居道士(anchorites),而不是住观道士(cenobites)"。此后,在晋末宋初的《洞渊神咒经》中则已提出一种住观修行的规划。大约从这时开始,道观就开始取代天师道旧有的“靖治”,逐渐发展为道教建筑的主流。
  • 摘要:怀海疑年问题的症结在于塔铭与传世文献两大文献系统的歧异,从史源学角度可以理清该问题的基本线索.《全唐文》所收《怀海塔铭》与《敕修百丈清规》附录本史源不同,可以互相证明,真实性值得肯定;《宋高僧传》怀海条目系由《古清规》和《百丈语录》两种文本改编而成,而非传统认为的来源于《怀海塔铭》.有关怀海的世寿,宋传等传世文献直接承袭了《百丈语录》的说法.临济、沩仰宗徒为了构建祖统传承谱系,对怀海世寿进行了伪造.
  • 摘要:敦煌地区与吐鲁番相似,都是移民地区,也是多民族汇聚地。自汉武帝开发西域以来,敦煌地区也逐渐对于中原文明的向往,使得该地区的人都很积极吸收中原的文化。文化知识的传播本身就具有教化的功能,教材的选择在教育的过程中则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古诗习字残片在吐鲁番地区的发现表明该地区对诗歌的爱好类似,“史大奈碑”习字的发现也提示了敦煌地区曾有过将中原地区的碑文用于学郎教育的风尚。“史大奈碑”习字虽是“碎片”化的存在,但是其重复的文本反映出在敦煌地区知识传播的过程中,知识的接受者是如何有选择性的吸收教材中的知识。这个过程是不经意无意识地行为,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也更能体现这种接受行为的客观性与时间性。当然,毕竟现在只发现了“史大奈碑”习字这一份具体材料,讨论仍带有很大猜测性,认识或许有一定程度的偏差。不过将其放入敦煌地区的文化背景以及教育氛围之中进行文本式的分析,也能或多或少丰富对于该习字性质及作用的认识,了解到知识生产与知识接受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并非完全一致,现实与理想是有区别的。未来希望能有更多的习字材料出现,这样才能进一步论证认识是否准确。
  • 摘要:《安禄山事迹》和《玄宗实录》对安禄山招讨九姓、十二姓之事的记载,在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都出自于更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安禄山所征讨的九姓和十二姓分别是天宝十载叛乱的河东九姓部落和十一载三月叛唐而去的朔方节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及其部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记载进行了不适当地改动.通过对《安禄山事迹》的考证,得到了奉信王阿布思为突厥十二姓说,这个结论与《通典》的阿布思为同罗酋长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这也为进一步研究阿布思族属问题提供了线索。
  • 摘要:归义都督府是唐廷为开元二十年来降的李诗所部奚人设置的一个羁糜都督府。李诗所部的降唐,使得唐军在开元二十年的北伐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归义都督府成立之初,原本位于塞外,亦即辽代惠州之地。开元二十年六月以后,方随李诗所部的内迁移至幽州良乡县故广阳城。李诗所部的降唐,并不代表奚人已经全部归顺了唐朝,而是意味着奚人从此分裂为了两大支系。以李诗为首的一支成为归义都督府。而留驻塞外故地的奚人,则最终在开元二十二年秋冬之际才归降唐朝。这支奚人的首领,即与归义州都督、归义王李诗并立的奚都督、归诚王李归国。唐廷为纪念塞外奚人的来降,特将原有的饶乐都督府为奉诚都督府。开元二十四年初,据称是李诗之子的李延宠与契丹一道叛唐。后因受困于张守珪,李延宠再次降唐并受命担任饶乐都督。这意味着李延宠成为塞外奚人的首领,李归国一系的继承人。至于李诗一系的继承人,则是其嫡子、安禄山之婿李献诚。安史之乱结束后,出身归义都督府的民众成为李宝臣集团的支柱力量。李宝臣一族虽然并不出自归义都督府,但他本人自少年时代起就与归义都督府的民众交往密切。李宝成的特殊经历使其在构建成德军政集团时,对出身归义都督府的遗民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可以说,归义都督府虽然作为一个政区不复存在了,但作为一种身份认同,仍然发挥着独特的影响。
  • 摘要:厉祖浩在《越窑瓷墓志》前言中,也已经就瓷墓志所反映的造型与装饰的分歧,葬地分布与志主身份的认定,贡窑的形成与瓷窑务的设置,买地券的片段保存与纳音、建除的应用实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本文则通过对厉祖浩编着《越窑瓷墓志》一书中所收录的大部分瓷墓志,从姓氏、郡望、家庭结构、社会流动四个方面进行了整理。限于篇幅,关于瓷墓志所提供的墓主死亡年龄、死因等其他信息的分析,留待日后进行。从姓氏和郡望来看,瓷墓志所见共计96个姓氏中,高频姓氏、中频姓氏、低频形式的比例分别为19.8%、16.7%、63.5%。从家庭和社会来看,瓷墓志所见家庭中,除开罗氏家族的墓志,以及残志,在能够得到精确统计的53件瓷墓志中,可以得出当地下层社会的家庭结构基本为一夫一妻制或其变型妻死再娶型和夫死再嫁型。
  •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周世宗佛教整顿的成果、实施情况及其对宋太祖时期佛教政策的影响.文章在确认废寺三万三百三十六所、汰僧六万人左右的基础上指出,周世宗无意"灭佛",只是"限佛",佛教整顿承载着周世宗澄清沙门、控制佛教的政治理想.结合碑刻材料可知,佛教整顿中有敕额寺院保留的规定基本得到了执行,而无敕额寺院如果"建置年深"并得到地方长官的支持也有可能得以存留.赵宋代周之时,不少寺院当毁未毁,僧尼当汰者则基本还俗.周世宗佛教整顿的措施和控制佛教的主导思想都为宋太祖所继承,并影响到后世;而佛教界对敕额等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此次佛教整顿的深远影响.
  • 摘要:宋代宫廷建筑的基本格局继承自唐五代,众多国家级仪式活动都在既有的建筑空间结构中进行.然而,两宋朝廷习惯在仪式中设置幕次,配合其仪式环节的展开.幕次自中唐以后渐渐出现,经五代至两宋而形成普遍设置的局面.它的出现是对旧建筑空间格局的补充和改造,实际上也是中古建筑格局自中唐以后渐渐无法满足当时仪式活动理念和操作需求的反映.宋代在仪式中普遍使用幕次,是对这种矛盾的正式确认,同时也表明必须借助幕次才能较好地体现两宋的统治观念和政治秩序.通过考察幕次铺设的位置,对比因有无幕次而不同的仪式空间结构,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宋之间皇权既愿与官僚集团合作,同时又试图与其保持距离、营造神圣化专制形象的政治文化变迁趋向.
  • 摘要:传统中国的各大王朝皆有宾礼,其中北宋面对的是一个与其他朝代皆不相同的格局,即与契丹-辽的长期对等局面。与之相匹配的,便是具有北宋特色的宾礼,其主要内容也就是契丹使朝聘的礼仪。这一礼仪正式成立的标志,就是大中祥符仪注的确定,北宋的宾礼遂实现常态化。宋初到大中祥符九年仪注确定,其间并没有很剧烈的变化,宋初所定《开宝通礼》的宾礼并未在其中发挥任何作用,祥符仪注是在宋初实行制度的基础上,依照北宋节度使、使相朝见的仪制,细致地制定出来的。这套规格表明,使人要履行完全意义上之“臣礼”,而并无像《仪礼·聘礼》那样对等交聘中所设计的仪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的北宋宾礼整体嵌入皇帝视朝制度之中,宾礼的场合成为向北宋臣僚展示国际秩序的重要契机。宾礼虽以契丹使人为对象,但宾礼功能的对象却是北宋的百官以至于百姓,这一功能即在其内部的秩序中造成并保持契丹使人所行为臣礼,也就是契丹臣服于北宋的状态。礼仪的整个过程仍要传达天子“怀柔远人”、“四夷来朝”的秩序图景,这与历代王朝的意志并无不同。
  • 摘要:赵怀恩,旧名尼玛丹怎,是宋代内徙的河湟蕃酋之一.身处严"华夷之辨"的宋人社会,他本人及其家族都面临着"蕃族"身份带来的认同危机.这在他死后变得更加严峻.为维持家族既有的权势与地位,其子赵宁国遵照"宋人"传统,请李石为之作墓志,即《赵郡王墓志铭》.该墓"志"通过塑造尼玛丹怎的"忠义"形象,冀望达到淡化"异族"身份,获取"宋人"普遍认同的目的.针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偏见",墓志也作出了回应,并有意"误导"宋人的看法,使之产生尼玛丹怎因身份被诬陷的"错觉".而向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铭"则为这种认同找寻到了"历史"的根基.
  • 摘要:加深清代粮价报告制度的认识,对于利用粮价数据进行的研究极为重要.以往学者主要从粮价奏折和粮价清单等中央档案研究清代粮价奏报制度,本文则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研究清代晚期粮价报告制度在地方的实际执行情况.通过循化厅斗行所报告的粮价清单,梳理了循化厅粮价报告形式和内容的规范化过程.通过循化厅与上级官员关于粮价报告的往来公文,揭示了布政使作为地方和中央粮价信息传导枢纽的关键作用.布政使负责汇总通省厅县的粮价再由督抚上奏皇帝,同时编制粮价细册上报户部,布政使对府县粮价报告的督促和查核对粮价报告制度的执行至关重要.
  • 摘要:坐省家人为清代特有,他们由州县等地方官派遣常驻省城打理事务.大约在康熙朝晚期开始,地方官设立坐省家人已成惯例,至乾隆中晚期渐成蔓延之势.政府虽明令禁革,然而屡禁不止.坐省家人负有为本官致送礼物、侦探情事、打点关系等任务,由此对地方吏治亦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坐省家人长期顽固地存在,是清代特殊政治体制下的产物.
  • 摘要: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借贺乾隆皇帝80寿辰名义(时为补祝)访华,成为英国政府正式派遣的第一个访华团.马戛尔尼使华团的有关官、私档案及旅行记不断被整理出版,这些都有助于还原马戛尔尼使华事件的诸多史实.本文旨在利用新整理、编译出版的官私史料,综合使华团成员的回忆录,以使华团在北京的"寓所搬迁事件"为线索,从中、英双视角出发,窥探中西文化差异和个人因素,对此次中英交涉过的影响.从使华团的记载来看,“寓所搬迁事件”确实曾受到了徵瑞的阻挠,并有可能是徵瑞误导才致使其住进宏雅园;但从中国方面来看,该过程中确实有徵瑞因为受到办理接待及贡品事宜不利,屡次受到皇帝批评的证据。不过,在具体处理过程中,中西文化差异也是导致此次“寓所搬迁事件”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将马戛尔尼使华看成“藩国进贡”,安排在宏雅园居住是为了更好地“侍奉”中国皇帝;而使华团则认为这种地方与大使身份极不相衬,搬到城内还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了解中国的空间。
  • 摘要:作为清廷政权体系核心群体,嘉庆朝满族文官占据制度及人事优势的同时却在政绩上表现出无所作为的色彩,嘉庆帝虽心知肚明,除尊尊告诫、反复开喻并略示薄惩外,仍然只能采取频调动,少革职等措施维护满官政治地位.在满族文官眼中,这是皇帝保护族人,维持共同利益的一种手段,但在皇帝眼中却是巩固政权和制约汉人不得已的措施.于是,满族文官任内就更肆无忌惮,表现的不是清慎、练达、勤劳,而是变本加厉的平庸、贪腐和渎职.此外,满族官员骄奢专横行为以及皇帝对这一官僚群体的过度倚重,使本来已积怨较深的满汉矛盾有进一步复杂化趋向,这使汉族官员感到朝政颓败和前途渺茫,于是不仅在仕途上消极无为、甚至极力避免介入政治,从而加剧了清廷中期可用之人的匮乏.因此,在满族文官庸劣无为,占据要职、汉族文官消极并逃离政治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下,嘉庆朝政治陷入疲乏、毫无活力的困境.与此同时,西方势力的东来和商业冲击,使得这种困境表现更加充分.
  • 摘要:日记为其时履任于清江浦的河官黄荫亭所撰,本文尝试对其内容作出这样的解读:清江浦作为南河总督驻地,自有各地有识或失意之士游幕督署,作为一位普通河官的黄荫亭亦形成了自己的幕宾交往圈子,这一圈子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也就是说其幕宾成员基本上为其嘉兴府及毗邻州县同乡,由此构成了道光年间清江浦幕宾体系的第二层级。由于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原因,日记内容以黄荫亭的交往活动为核心,黄荫亭及其同僚、幕宾朋辈之间的招饮宴集,以书画品鉴为主要内容,辅之以赏花玩石、弈棋酌酒、览月茶话、听清音吴曲等事项;就南河总督而言,除了以上诸项活动之外,最重要的一点为延请许瀚、高均儒等校勘名家,为其刊刻善本古籍。这样的日常生活方式无疑亦可成为晚清时期南河习气的个中之义,如此笔者意欲强调这一社会现象的另面,即这种以书画艺术交流为内核的交往活动,促成了道咸之际清江浦城市文化的短暂繁荣。嘉、道以降,清政府逐渐试行漕粮海运政策,内河系统河务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趋于降低,而日记纪录的恰为道光年间试行海运的年份即二十八年。值得注意的是,黄荫亭本人对这一政策的试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焦虑与不安,日记十月廿八日:“昨日见上谕,各厅皆欲驻工,清江此后冷落矣”,清江浦城市的衰落,遂引致河务官员无所附丽,由此不难看出黄荫亭对渺然前途的奈何情绪。这种情绪导致黄荫亭在佐理河务时更显焦虑,殆亦与河道衙署机构裁撤更置有关。这种身份上的焦虑感,对于客寓异乡的黄荫亭诸辈尤为迫近,日记中多有出门谋生不易之慨,这种时势造就的个人境遇,让同寓清江浦的官宦与幕宾,产生了彼此相惜的情感共鸣。故而可以说类诸黄荫亭等外籍客居者,以画作为媒介,希冀在图像映射的虚渺世界中寻求归属与慰藉。
  • 摘要:关羽的超凡入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带有普遍性特征的文化现象.作为败军之将的关羽在死后近两千年中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成为人皆信仰的"关圣帝君",成为和孔夫子分庭抗礼的"武圣人",世代享受血食.究竟关帝为何能在众多神祗中脱颖而出,成为普遍性的信仰,关帝信仰在中国传统社会有何影响。本文的研究封象就是神圣化的关羽,文章试图通过展示清代关羽神格化形象的确立与普及的过程,分析关帝之所以被抬上神坛的原因,尤其强调关帝善书的传播以及宗教团体对关帝的推崇封关帝信仰在民间的普及和扩散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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