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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

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东莞
  • 出版时间： 2013-10-09

主办单位：;中国地方志学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会议文集：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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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铅书》刊于明万历四十六年,是为江西铅山县地方志书,其中《食货书》记载铅山货产有一害五利,一害为坑冶,另五利分别为韦编之利、茗荈之利、卉服之利、炭利、乌桕之利,其中有相关的记录,因而留下了宝贵的社会经济史料.该书相当罕见,但学界早知其价值,特别是关于造纸、商品流通的发展,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该书保存了早已佚失的宋代《永平志》的部分资料,而且还反映了已佚《浸铜要略》的部分内容,其中详细记述了铅山坑冶的有关情况,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至今阙如.因此,本文拟对《铅书》所载矿冶生产的史料予以爬梳整理,以提供学界利用参考. 就矿冶史料而言，万历《铅书》的价值是保留了大量宋代的记录，不仅反映了已佚《浸铜要略》的部分内容，而且有助于厘清古代胆铜制法的处理细节。可惜的是，万历《铅书》到明清之际，因受到战乱波及成为罕见之书，清人有言：“邑旧有志，明季毁于寇，已残缺不可考”。而万历《铅书》所记载的大量坑冶纪事，到了清代，似乎是显得不合时宜、无关紧要，以至于康熙年间出版的《铅山县志》，将万历《铅书》的《食货书》作大幅剪裁，其内容亦未列入《食货志》，而是选入《杂志》内，甚至连《铅书》之名也不再提起。久而久之，在世人的眼中，万历《铅书》的重要性随之受到忽视和下降，成为长期以来的一大憾事。相信随着该书的影印出版，其价值亦会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 摘要：本文介绍业已在中国失传的日本尊经阁藏崇祯《梧州府志》的来龙去脉,报告前往尊经阁和前田育德会的访书过程,论述该志的内容和体例.首先，在该志每一页的书口，除记有书名、卷数、页数以外，还记有刻书工匠的姓名和所刻字数。其次，该志每一分卷及其细目后面都记载有修撰蓝本的陈熙韶的分析评语。不少篇在陈熙韶评语后另有谢君惠的评语。而在卷之一“舆地图目录”之后等处，还有谢君慧单独写的评语。再次，该志雕刻精细，保持状态完好，影印出版时基本不需要添补修缮。最后，关于该志有两个疑窦还未得到解决，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们齐心协力加以解密。一是能够按图索骥，前往尊经阁复印回本志，完全是根据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记载。杜甫诗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何知道此书只有日本有而中国无?“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年这一条是哪位专家撰写的?二是在本文里推测，钢笔抄写的“清抄本大概是清末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留学生大举留学日本时，由某个留学生从日本尊经阁文库抄回来的”，毕竟只是臆测而已。其真相如何，还须明白人分解。
  • 摘要：本文对康熙《畿辅通志》的编修背景、编修过程,特别是对该志的编纂体例、篇章结构及其内容得失等作了比较系统地研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如分类归属不当;一些重要篇目未设或归于附类;人物分类过于繁琐,内容限制性加大,叙事难期全面;艺文篇中,一些无关直隶地情的诗文滥入其中,有疏于志例;相当数量人物有论无史,无补于政教;有些人物取自传闻或文艺作品,失于真实;多数条目未注明文献来源等.同时,对该志文献资料价值也作分析.
  • 摘要：本文对清代、民国时期黑龙江的省、府、州、县志,以及城市区域志、道志、舆地图志,特别是对清代流人编撰的方志,进行了较为翔实地梳理与考证,尤其对《黑龙江通志》的编纂过程作了系统地考述,对民国时期县志的编纂以及清代、民国时期佚志,有修志之举而未成书的方志也进行了考证,阐述了黑龙江方志的史料价值.
  • 摘要：在现存的7部《淮安府志》中,光绪《淮安府志》成书最晚,贯通古今体制简约,具有集大成意义.与前几种府志相比,该志篇目体例完备,结构谨严;资料考证精审,取舍精当,特色资料保存较多;注意对历史规律的概括总结.光绪府志之所以取得成功,—是乾嘉学者在方志体例上的发展;二是淮上学者在地方史料考订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三是淮安府属六县均同时或稍早编修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县志;四是吴昆田、高延第二总纂都先后编修过几部府县志书,修志理论准备充足,经验相当丰富.
  • 摘要：民国初年,浙江设立通志局,聘沈曾植为总编纂,续修《浙江通志》.此次编志工作经三次延期,至少在1923年通志局解散时,还确定再花两年时间扫尾,并相应留了编纂经费.此次修志在编纂方法上有其独到之处,如采取分纂等.在资料搜集上,很有特色的办法是各府、县设征访员,提供征访册,作为编志之用.这实际上是一次专为修志而进行的、全省性的、直接面向基层的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在体例上,也有很好的探索,如设"大事记"外,又设"大事纂".现存的《浙江续通志稿》和征访册,保留了丰富而且很有学术价值的史料.
  • 摘要：民国《上海市通志》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市通志馆创建伊始,编修的一部记载上海历史和现状的重要方志,是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该志记载的时间跨度从上海的溯源到1933年,内容范围从自然地理到经济、文化、社会.该志书初时计划编纂25编,每编计划编纂10万字,预计全稿250万字以上.后完全成稿并排出二校稿的3编,70万字;已经完全成稿的11编,277万字;尚未完全成稿的10编,存有志稿203万字.合计该志稿共存有文字稿550万字.另有各种资料共17纸箱,各种资料500万字以上,两项合计1000多万字.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的学术价值是无可估量的.首先,该志稿和上海市通志馆馆藏资料是研究上海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其次,从方志学的角度来看,该志稿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在新旧方志学之间树立的一个特征鲜明的标杆,为当代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值得参照和借鉴的范本.
  • 摘要：民国时期的北碚为川东新兴市区,抗日战争中重庆定为陪都,北碚划为迁建区,大量中央公私机构和学术团体、文化精英齐聚北碚.日本投降后,在碚机关团体联络当地绅、学、商、工各界,遵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提议在迁离之前创修《北碚志》.这部《北碚志》无论是编纂的组织、大纲设置、资料收集、写作体例,都与传统方志有较大的不同,体现出时代特色与独到思考,不仅具有突破传统、探索创新的价值,也对当前的第二轮修志颇有借鉴意义.
  • 摘要：从《汉书，艺文志》至今已经历了2000多年，“艺文志”特别是地方志的艺文志编纂内容与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需求，总结新编地方志艺文志的实践过程，结合近年来地方文献整理工作经验，建议新编地方志的艺文志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和入手：补充编纂地方志艺文志，影印出版地方志的艺文志，建立地方志的艺文志数据库。
  • 摘要：金石志作为方志的重要类目之一,其来有自,伴随着宋元、明清、民国时期方志体例的渐臻完备,方志载录金石日益常规化.方志中的金石类目,或单独设置《金石》《碑碣》等目,或附记于《艺文》《遗文》《古迹》《舆地》等目中.方志金石志或金石合编,或仅录石刻,按照时代先后及地域进行编排,有着与专门金石志不同的编纂特点.方志金石志价值突出,不仅具有保存金石之功,而且又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
  • 摘要：明代纂修方志已成为官府事务之一,列女传是方志重要组成部分,并已趋于模式化倾向.方志书写烈女在社会动荡中面对暴力侵害时多会伴随"言论"而自杀或被杀,凸显了烈女们的儒家正统形象.但方志书写的这些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烈女抗暴"言论"却呈现了几种模式化现象,揭示了编修者通过对烈女"言论"的虚拟或想象,以此向社会推广儒家正统的忠孝节义观念.本文分析明代广东方志书写烈女在战乱遇暴时的“言论”，并非方志首创。唐代烈女玉英就是宋代士人所书写出来的，并被欧阳修收入《宋史》中。宋明时期正处于儒家思想进入广东的关键期，有学者以“儒家思想打进来了”，表达宋代儒家思想在广东的推广。到了明代，广东仕宦响应王朝号召，积极编纂方志，对地方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列女是编纂方志少不了的内容，由于妇女在唐代以来并不享受读书科举的待遇，大多处于文盲状态，因而妇女在极端危险中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所作出的抉择，或许更能突出当地民众对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所以方志不仅给列女们应有的篇幅，且虚拟了她们的“言论”，让她们在悲壮的言行中完成向“烈女”的转变。之所以说烈女“言论”多由方志编纂者虚拟，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战乱或动荡之际，逃难往往是男女老少混杂，且人都有求生避死的本能，方志已隐约透露出这些信息。而方志记载的烈女全是年轻貌美的少妇，都有面临被奸污的场景，但她们“言论”的雷同，说明方志在书写烈女“言论”及其行为时，为刻意建构女性符合儒家要求的社会形象，难免会相互抄袭模仿，逐渐形成模式化。就烈女“言论”看，不同人群的语言习惯与风格是由其生活经验、文化教养以及性格决定的，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女性，其语言不可能表现出一种“类”的特征。方志对烈女“言论”模式化的书写，体现了王朝女教观念已在士大夫心中扎根，他们对烈女“言论”的书写并不在于传达女性性格的多样化，而是要借助言语表述来强化烈女节操的难能可贵，对乱世烈女“言论”的书写，可以彰显大义，激发全社会遵循义理，进而对王朝尽忠尽孝。本文引用的不同时期的地方志文献记载的妇女“言论”，至少还说明，古代妇女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有着自己的声音，而非以往学界所说的妇女处于“失语”状态。
  • 摘要：本文对明清时期两广地方志文献中收录的《两广盐利疏》一文的作者、出现时间、主要内容、版本源流等进行了详细考证,纠正了古籍中的不少讹误,提高了这份文献的史料价值.研究表明，陈金奏疏现存十二个版本的源流关系大致如下：应櫝1版是最接近陈金原疏的版本。因戴璟《广东通志初稿》成书于嘉靖十四年，早于应梗《苍梧军门志》成书的嘉靖三十二年，故在应檳1版出现之前、最迟在嘉靖十四年，就已衍生出与该版相异、存在13处讹异、作为其余十一个讹异版本共同始祖的讹异版（笔者称之为“讹异祖版”）。讹异祖版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又衍生出戴璟（黄佐）、应櫝2版、张萱、孙旬（陈子龙、汪森）和金鍈（吴九龄、谢启昆）等五个不同支系。又因孙旬和金鐵两个支系的疏名均误为“两广盐利疏”、作者均误为“黄佐”，故二者很可能是出自同一支系（笔者称之为“疏名作者误版”）的2个亚支系。金鍈支系虽在时间上晚于孙旬支系，但因其总讹异数为41处，少于孙旬的43处，故不大可能源自孙旬支系。
  •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地方志的记载,配合《清实录》及清人诗文集,探讨清代关于采选秀女的讹言与社会恐慌.依照清代惯例,采选秀女仅及于旗人,而与一般汉人不相牵涉.但从顺治二年(1645)起,至乾隆十八年(1748)止,一百余年间,讹言计有十七次,其中以顺治十三年、康熙三十一年的传播范围较广.就地域而言,江南的次数居冠.在这类谣言发生时,百姓为免其女儿被选入宫,通常赶紧将其婚配,甚至不顾媒妁之言,有五、六岁即嫁者.即使是士绅之家,除少数比较清醒者外,多半也被谣言所迷惑.当时,为求赶紧婚配,常不论年龄、家世,甚至有寡妇改嫁的,及至谣言过后,悔婚案件频传,诉讼自是难免,而女子的幸福已被糟蹋.同时,由于婚配甚急,地方上与婚姻有关的行业,如媒婆、舆轿、鼓乐、布庄、食铺等,无不价格大涨,然而却供不应求.在谣言流行之时,地方官多曾出榜禁止,下令不准婚配,此举造成百姓更加紧张,认为这是官员为保证有室女可以送选所采的举动,反而加速了婚配的速度.
  • 摘要：金门岛四面环海,岛小人稀,在古代连里级单元都构不上,然而自明朝万历以降金门士人却专擅科场,人才鼎盛,至明隆庆年间且出现由金门士人撰写的志书,清末亦是金门士人纂修的《金门志》则道出金门首重海防,且言及南宋泉州知府真西山经略金门料罗战船等言,南宋时金门为海上丝路必经之地,当时金门居民是否参与海上丝路已不得而知,不过大概由南宋开始,东南沿海的海运渐渐萌芽兴起,金门四面环海,明朝志书即谓岛上风沙飘压,自然环境不利农业生产,因而岛民之以海为田或向海借路的海洋性格,不是其来有自便是不得不然的结果,但如果不是金门士人在明清时期撰写金门志书,则金门在帝国时代的海防地位,以及居民向外开拓的海洋性格,后人恐怕难于追寻踪迹或踵事增华.
  • 摘要：档案不仅对纂修方志有重要意义,而且将二者结合研究,可知更多历史细节,或补充、纠正对方之记载.将香山方志和缙绅录、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他史料结、合,可厘清香山县部分职官的字号、任职时间、头衔等细节.劝降大海盗张保仔者乃周飞熊,非周飞鸿.其本为湖南监生,行医澳门,与保有旧,故能立功,并被咨补香山县县丞.
  • 摘要：放眼世界,中国历史悠久,且绵延不断,是其他国家和文明无法相提并论的.中国历史悠久且绵延不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历史,史学发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重视历史、史学发达,所以史学的体裁特别丰富.地方志就是其中的一种体裁.地方志是结合史学与地理的一种特殊史学.历史学是讲求古往今来的时间学科,地理学是讲求东西南北的空间学科.地方志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成了一门特殊的史学.关于地方志是怎么起源的?自来有种种不同的主张与说法.源于《禹贡》说、源于《山海经》说、源于《周官》说、源于战国时代诸侯的国史说、多元说.仓修良先生,研究中国地方志的重要学者,他对以上诸说提出异议,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地方志起于两汉的地记.
  • 摘要：清浊分用是三峪地区用水最主要的特色，方志中的八景图因为描绘了瓜峪的景象，使清浊本是同源、清浊分流的文字描写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透过《山西通志》、《平阳府志》以及《河津县志》，可以看到河津水利的记载是从清代才开始有专门且明确的纪录，此前水利事务多附记于“山水”一目，因此水利的描写相对地稀少。阅读其他明代山西方志时可以发现，这几乎是当时较为普遍采取的记载方式。康熙《河津县志》虽然将水利事务附记于“山水”之下，但在内容的处理上却对三峪地区的用水以及渠道流经区域巨细靡遗地记录。 笔者尝试从时间的演变寻找线索，于是将河津三峪地区留下的二十篇碑文加以排比，可以发现明代的碑文多是进行记录重建与恢复水利的内容，因此经常重新申明水规，特别是万历时期的重申是在嘉靖时期水利堕坏以后。从万历到康熙时期水利逐渐稳固发展，村庄有水可用成为常态，水规也才有遵守的意义。所以，清代以后的碑文不再见到水规重申的内容，但却因人口的增长，村庄规模的扩大，引起的用水纠纷不断，甚至诉至公堂，民间私下买买水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私下签订合约，买卖水与清浊混用，游走于法律边缘，违反了三峪地区清浊分用固有的原则。这样的争论，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 摘要：随着洞庭湖区的不断开发,对洞庭湖的认识和了解也在不断深入和更加全面.到清前期,在地方官员的奏折和皇帝批示中,涉及洞庭湖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洞庭湖在粮食安全、防洪保安等国计民生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编修一部作为洞庭湖全史的志书,也逐渐在湖南省士大夫和文人学者心目中成为共识,开始酝酿、策划和实施.道光《洞庭湖志》就是清代中叶以前政界和学术知识界探索和思考开发治理天然湖泊达成共识后的一项成果.道光《洞庭湖志》编修历七十余年，多人参与这一项工作，各种资料均取材于湖区各府州县志，万年淳在谈到编修湖志调查研究的难度时说，“非买舟沿湖上下，一年半载，访问明白，不能猝办，”即使今天，也难做全，所以其弊病和缺点也在所难免。其主要的有：从全志篇目内容上看，仍然没有摆脱旧志人文山水志的窠臼。记载湖区自然面貌的篇幅仅3.4万字，只占13%，其中水道仅2760字，洲港仅6900字，湖山仅9200字。人文社会内容，仅艺文类，就篇幅浩繁，共计19.5万字，占全志71%。文人士大夫的吟咏唱和之作，分量超过全志三分之二，实际上仍然是“记景物之佳丽，录文词之雕镌”，与传统的太湖志、西湖志没有多少差别。因为编修者多为巴陵、华容人士，在全志资料和取材上，奇重奇轻，岳州府的内容多，长沙府、常德府、澧州的材料相对较少，而湖北荆州府所辖湖区县的材料更少。即使艺文所收录，内容也较为偏窄，诗词1007篇，名称以巴陵、岳州、巴丘、岳阳4者为题目的有404首，以岳阳楼、南楼为题目的有244首，洞庭湖区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特色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岳州代替了洞庭湖，岳阳楼诗词取代了洞庭湖题材的创作。其二，从记载湖泊水域实体内容上看，反映湖泊流域水系的多，特别是对“九江”“五渚”“湘江”等的考释，连篇累牍，对湖泊水面的记载相对特别少。将洞庭湖主体列入湖山一门，本已不太科学，而对“洞庭湖”的记述，竟然列入巴陵县条下，就更加不合适。十八世纪的洞庭湖，其主体水面跨越几个县，号称八百里，至少已覆盖巴陵、华容、湘阴、沅江、龙阳等县域，道光志的编纂者在7个县的条目下记述了大量的子湖，按其自身的说法是“洞庭一区，广逾八百。以子湖计之，累百盈千，指不胜屈”，记载洞庭湖这个浩浩汤汤的大潮，只有区区五、六百字，岂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本来很小的篇幅内，对湖泊的形成与演变、泥沙的输送和沉积、堤垸的围挽与兴废，及湖区范围内有关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等方面的记述，则更难得一见了。
  • 摘要：水利志是传承水利文化、弘扬和发展水利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采用文献计量学的分析手段,在对30余年来水利志发展历程、特点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水利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轨迹.本文主要贡献有二:一是较为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新编水利志的书目信息,并进行了分类整理.二是总结了近30年来水利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轨迹.总体上,水利文化是一种以地域文化为主,包括河湖文化、工程文化和水利事业文化在内的统一体,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水利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文化重心经历了从内地向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进程.具体表现为,传承方式上,主要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形式;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变迁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和水利事业文化的转变上;水利文化传播经历了从多元传播到水利部门成为传播主导的历程.从文化的影响因素来看,其内在动力是水利事业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外在推力是相关的文化政策、制度和技术等.
  • 摘要：《台湾通史》是台湾爱国史家连横(号雅堂)先生史学代表作,历来为研究台湾历史的学者和爱国人士所推崇.《台湾通史》与地方志有非常密切之关系,全书引用、评论、考辨地方志之处俯拾皆是,甚至《台湾通史》最初所拟篇目亦均以志名.本文试从《台湾通史》艺文志中的地方志、《台湾通史》编纂体例与地方志之联系、《台湾通史》对地方志的引用与批评、《台湾通史》与地方志编纂旨趣之异同四个方面,分析地方志对《台湾通史》的影响,并揭示《台湾通史》的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
  • 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海峡两岸方志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的总体情况,对海峡两岸不同朝代、不同时期六部县志(厅志)的篇目结构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对比研究,探讨了方志在继承创新中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方志要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必须要跟上时代步伐、深入掌握地情变化、精心设计篇目结构、扎实做好资料工作、改革体例形式方法,加强方志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这是确保方志事业在继承创新中长盛不衰的前提和保障.
  • 摘要：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海峡两岸继承修志传统.一地一志、浩如烟海,本文仅举上海市《上海县志》与台湾省《台北县志》从其篇目结构、编修体制,以及凡例、图照、大事记,地理、人口、社会、经济门类和人物志方面进行对比性研究,考其异同,究其优点,旨在学习传承其优点,展示方志文化的魅力.
  • 摘要：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均承袭中国地方志编修的文化传统.广播电视作为新生事物,在1949年之后两岸地方志书中均有记载和展现,本文从发展历史、总体规模、操作方式、内容与评价、研究与使用等五个方面对海峡两岸广播电视入志情况进行梳理和对比,试图探寻在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编修的广播电视志,其编修模式、内容及研究利用的总体情况.
  • 摘要：自清代方志成为著述大业以来,我国对地方志的编纂出版与收藏愈益重视,方志事业得到了较好的拓展.上海商务印书馆是近代最著名的出版机构,于近代文化发展贡献显著.本文通过详尽的史料收集,重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在方志收集、整理等方面的业绩,并以此彰显其对近代方志事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从省区情况看，商务印书馆收藏的方志以直隶、四川、江西、山东、山西、浙江、河南等省为多；从版本而看，多为清代方志，以前的“中有元本二种，明本一百三十九种”。就数量而言，一个民营企业的图书馆能在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收集到如此数量的志书实难能可贵，时人誉称：“搜罗赅备，蔚成巨观，国内殆无伦匹”。张元济也曾自云：“虽多遗阙，要为巨观。”今人多谓：商务印书馆的方志，除了省志收集比较齐全外，府、厅、县志也较完备。当时全国的府厅县志约有2081种，而东方图书馆就收有1753，达到全部方志的84%。若据朱士嘉1932年于《史学年报》1卷4期上发表的《中国地方志统计表》统计，全国的现存方志为4912种，82414卷，则商务印书馆方志约占当时所知现存方志的53.8%。今人的评估有些过了。然对比当时各个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方志庋藏名列前茅是肯定无疑的。
  • 摘要：方志文献已被越来越多的学人认可和使用,其中,影印本利用率最高.建国后,影印方志大量出版.影印方志专题丛书亦有近百部之多.且其按收录志书的内容可分为综合志、专志丛书两种;而综合志丛书按编辑方式又可分为综合类、断代类、收藏类、区域类四种.本文通过对各类影印方志专题丛书的整理和研究,探讨其现阶段存在的不足和发展方向.通过对方志影印丛书的梳理，可以发现，方志影印丛书数量众多，仅本文提及者即有七十余种，且笔者所举不过挂一漏万。由此可以想见，影印方志的数量亦绝不在小数。况本文所列仅为方志专题丛书，地方文献丛书和综合性丛书中也或多或少地收入了方志。例如收录志书数量较多者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故宫珍本丛刊》，以及四库系列之四库、续四库、四库存目等。这些综合性丛书所收方志数量甚至超过了某些方志专题丛书。然而面对如此海量的影印方志文献资源，笔者却未见有索骥之图。对于经常使用、熟悉方志影印丛书者而言，若要阅览某种方志，则需有针对性地按丛书查找遍寻，有的可能很快找到，而有的则需翻检很多部丛书目录，如遇上无目录的丛书，更是不便；对于不经常使用、不熟悉方志者而言，虽然拥有极为便利的方志影印丛书，但仍似大海捞针。如果能够编制一部《影印方志总目》，或者《常见影印方志丛书综录》，相信可以大大的便利读者，嘉惠学人。另外，在现有影印方志丛书中，综合志占据了绝对的多数，专志数量相对较少；又，现已出版之专志丛书涉及主题仅有山、水、名胜、佛寺、道观、书院、祠墓等，可见，专志丛书的数量与收录内容均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在目前尚无专志联合目录的情况下，影印专志丛书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方便读者使用，推进相关学术研究及实际应用。
  • 摘要：古人阅书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地图以其形象直观性补充了文字记载方面的不足.现存方志中存有大量地图,但由于数量与种类过于庞杂,且绘制与实际有较大出入,故而目前学界对方志舆图的研究与利用还不够深入.本文以河北省方志为例,从方志舆图的数量与种类、关于方志舆图的研究、方志舆图的内容三个方面对其编目进行概括分析.笔者以为，对方志舆图的编目，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借鉴方志目录的编绘方法，在方志目录各项之下，加上舆图名称及其在方志中的位置即可。这样，既省时省力，又便于查阅。
  • 摘要：自2000年至2008年的8年间,广东省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以扫描缩印模式(指扫描后整理,用大32开本、2页4面合一新页缩印的模式)整理翻印了30部潮州府县旧志并整理重刊饶宗颐《潮州志》.本文第一作者是翻印工作的主持人,曾作《翻印潮州旧志琐谈》一文发表于《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2期上;第二作者是电脑操作员及主要编辑之一,曾作《利用电脑技术整理旧志探索》发表于《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6期上.文章是作者对8年时间中整理翻印旧志工作的总结与启示:总结出整理旧志的3个步骤、6种方法;分析翻印旧志对于新时代方志事业,对发展地方文化的作用;强调扫描缩印是市县级机构整理翻印旧志的切实有效类式.
  • 摘要：历代方志是我国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地方志文献工作主要包括地方志文献的形成、搜集、整理、出版、研究与利用等.本文以《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为例,介绍广东开展搜集、整理与出版历代方志和对历代方志进行初步开发利用的主要做法,提出搜集、整理与出版历代方志是做好地方志文献工作的重要基础,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历代方志的搜集、整理与出版.
  • 摘要：旧方志不仅是珍贵的地情资源库,而且是区域文化的载体,对传承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年代久远,旧志收藏形势严峻,必须在深入普查的基础上,开展"抢救性"收集整理.同时,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科学开发利用,让旧方志走出书斋,走进社会,焕发青春活力,充分发挥方志文化弘扬传统美德、传承人文历史的功能.当前旧志整理主要存在三大“拦路虎”。首先，这是一项重在社会效益，较少甚至基本没有经济效益的工作。而且资金投入高，持续时间长，形成社会效益慢，离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强力部门的有力支持，将会捉襟见肘，寸步难行。其次，旧志整理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以及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专业人才难觅。第三，绝大多数修志人员缺乏旧志整理实践，一步不慎，不但会影响成果质量，贻误子孙，而且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必须积极争取领导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打造专业人员和兼职人员相得益彰的人才队伍，制定并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努力保证旧志整理事业的健康发展。
  • 摘要：广西明代怀远古城始建于万历十九年(1591),历代兴革修葺几经变迁,其情形在旧志、碑刻等文献中多有记载.笔者以旧志为文献线索,结合碑刻等相关史料,亲自踏勘古城,与现存遗址一一进行文献勘比印证.在充分利用旧志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踏勘获取的各种实物资料，包括各种古城遗存，如古城墙、古城北门、天后宫以及石刻资料等，对丹洲古城进行了扎实而深入的研究，基本上厘清了丹洲古城建城以来400多年的变迁概貌，同时纠正了前人成果中的一些差错，揭示了旧志利用与实地踏勘尤其是实地踏勘在丹洲古城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从而进一步强调了在地方志工作中重视实地踏勘和调查的价值与意义。
  • 摘要：地方志书记载一地政治、军事、文化、民情等诸多方面,它既是客观的文化载体,又是厚重的历史积淀,从地方志书中可以看到一地之社会发展的脉络轨迹,对社会发展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本文从河北省对旧志文献的整理工作入手,对历年整理的旧志及名志加以记述和推介;在各地利用方志文献的工作中,从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文化建设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为研究地情服务4个方面,阐述方志文献对现实社会的贡献.
  • 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地情馆开发利用方志文献的途径和效果.一、地情馆开发利用方志文献的优势:公众性、展示性、影响力;二、方志文献在地情馆中的地位与价值:方志文献是立馆之基,是发挥地情馆作用之宝;三、地情馆开发利用方志文献的方法与效果:方志文献要以高科技形式立体展示给公众,要与公众产生互动作用,要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独有的作用.本文以深圳地情馆的规划建设为例探讨这些问题.
  • 摘要：方志馆是现代方志学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方志馆，方志的相关信息可以在社会上以互动的形式流通，大大促进方志的功能。香港的修志事业举步维艰，建设名为“香港本土研究资源中心”的方志馆，反而有机会借此推动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大众对地方志事业的关注和支持。社会上以互动的形式流通，大大促进方志的功能。建设方志馆，反而有机会借此推动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大众对地方志事业的关注和支持。 其构想是建议成立“香港本土研究资源中心”，为香港社会提供一个认识香港地情的平台。从本质和功能来看，资源中心就是方志馆。 但是，究竟什么是方志馆，方志馆的功能、作用，从内在的特点到外在的形式，认为研究与认识具有一定的差距；从文章来看，就实践的角度而言也缺乏有力的支撑，因此，结论是：构想很难实现，即便“香港本土研究资源中心”也很难与方志馆相提并论。
  • 摘要：官修地方志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修志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不仅影响到地方志的资料性,而且也影响其社会价值的发挥.因此,探索新的修志模式,使地方志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成为必要.维基百科协作编纂模式的成功以及《不列颠百科全书》停印纸质版,均从不同角度给人们提供了启示.结合地方志的特点,利用前沿信息技术构建地方志协作编修平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以电子型的信息载体为主,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形式,编纂兼具政府视角和民间视角的海量信息地方志,并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不同版本的专题地方志,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 摘要：地方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系统性、资料性和科学性,既包含丰富的内容信息,又适合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地方志基础平台不仅能实现地方志资源组织、揭示、共享和服务,而且能够实现信息提取、数据分析、知识挖掘与可视化,拓展地方志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解决当前地方志数字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文从方志资源数字化现状入手，分析了当前各主流机构在方志数字化应用中存在的六种问题，针对方志数据库重复建设、数字化成果无法共享等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创建地方志数字基础平台的设想。从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历程上来看，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与中国互联网发展是同步的，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发展初期，地方志资源数字化是从少数省市地方志编纂机构与图书馆开始的，由于信息技术在数据库管理、检索引擎、信息发布等方面还远未成熟，也没有统一范式可供遵循，基本由信息技术部门主导了项目的建设，地方志机构在需求分析与远期规划方面考量不足，整体表现为探索阶段。在历经了近20年的发展后，信息技术的应用在跨平台互联与异构数据库共享方面有了充分的实践，地方志数据库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作者提出创建地方志数字基础平台的设想是有足够依据的。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论述了如何将将方志资源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挖掘技术相结合，挖掘地方志中的知识信息，实现时间、空间、文献等多维度的智能检索、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显示，这为方志资源的开发与广泛应用指明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说明本文作者有丰富的实践经历与广阔的视野。本文在宏观架构与技术路线方面阐述比较充分，不过在地方志文献自身的复杂性方面论述还有待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旧方志的语义分析与新方志中非汉字数据的利用是数据挖掘的难点，需要作者在创建技术规范给予充分分析，并针对数据库的典型用户作深入的调查，进一步完善地方志数字基础平台的架构。
  • 摘要：以往地方志书的编纂往往时间与人力成本巨大.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依照横陈百科,纵述史实的传统方式,可以将需要编纂的卷目和任务进行分解,并为编纂人员提供一个全天候、异地协同的编纂工作环境,从而能大幅度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编纂过程获得的最终成果,也都有唯一的、一致的、可追溯的编号,并与纪年和地理位置的时空信息关联,从而使得编纂成果利用值大幅度提高.这种编纂模式除了利用信息技术本身之外,还需要以地方志编纂及管理模式创新为动力,如此,协同编纂才能有序推进,不断完善.
  • 摘要：本文从地方志信息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在线修志"系统的推出和完善入手,举例宁波市的撰修平台与地方志工作密切结合的特点,进一步提出以数字化、智能化、规范化、法制化为标志的"智慧方志"建设的主要内容及目标.同时阐述"智慧方志"与"智慧城市"体系建设的关系,指明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信息来源之一.最后认为"智慧方志"建设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地方志信息化领域,提出其对地方志编纂"绵延不绝""众手成志"方式甚至重修续修选择、三大功能的影响作用,通过"六个改变"推动了地方志事业本身的改革和发展.
  • 摘要：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载体,我国的方志因其独特的学术和实用价值,早在9世纪(晚唐时期)开始便经由各种途径流传到日本,至17世纪(晚明时期,约1639年前后),体例成熟的各级中国方志已经成为日本幕府红叶山御文库及"御三家"文库批量购买唐船持渡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中国的方志文化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前的日本地方史志发展.更具意味的是,1623年,一位东渡日本的中国学者用汉文纂成《长门国志》,首开国人海外修志之先河,而该志亦成为日本后世效法的对象,此人便是浙江余杭人陈元赟(1587-1671).陈氏原名垧,字义都,号芝山,别署羲都甫、既白山人、升庵、崆峒子等.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陈氏三十三岁时,渡海赴日,此后一直寓居东瀛,1671年卒于名古屋,终年85岁.在流寓日本的五十多年里,陈元赟在哲学、文学、书法、拳技、制陶、中医、建筑、茶道等诸多方面,为中日文化和学术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梁容若、小松原涛、衷尔钜等学者已有系统全面的论述.然而陈氏在传播中国方志文化方面的成就,却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国内目前尚无一方志学专著论及其海外修志的价值与意义,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以期为复原陈元赟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做有益尝试.
  • 摘要：清代学者梁廷枏所著《粤海关志》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海关志,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方志编纂学上也有开创意义和较大成就.本文通过分析《粤海关志》的编纂指导思想、资料收集、编纂体例、记述内容等,探究了梁廷枏的方志编纂思想,主要为四个方面:一是在编纂指导思想上,强调研究现实问题,主张纂志"以守法令";二是在资料收集上,强调广搜博采,考订精严;三是在编纂体例上,主张"志古一书,先征体例";四是在记述内容上,注重考镜源流,会通古今.
  • 摘要：民国时期是方志编纂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交替期,这一时期编修的志书,无论在义旨、体例、内容还是编纂手法上,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陈训正(1872-1943),浙江慈溪人,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曾任浙江省政府代主席、常务委员、杭州市市长、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议长等职,集政治家、报人、教育家和诗人、学者于一身,而其学术上最有影响力的成就是他在方志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曾主修民国《鄞县通志》《定海县志》《掖县新志》.本文拟就陈训正的方志思想作一有益的探讨,由小见大,窥视民国志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和对当代方志编纂学的贡献.论文回顾陈训正主修民国《鄞县通志》《定海县志》《掖县新志》的经历，重点介绍了陈训正的代表作《鄞县通志》的体例结构。在此基础上剖析陈训正的方志学思想，认为其对方志性质和功用的看法较前人有所突破，一是发展了章学诚的经世致用思想，赋予了“经世”新的内涵，即修志应有裨于民生实用。二是重视方志的科学性与时代性，尤其是在篇目设计上去除旧志封建皇权色彩，创设了反映民众日常生活和经济状况的新篇目，体现了关注民生的民本思想。三是志书编撰手法上有所创新，主要体现在大量使用图表和设立概述、索引等。论文也评述了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局限性，如在文体上仍沿用文言文等。
  • 摘要：东莞地方志的编纂,自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陈庚编纂《宝安志》以来,迭经历代修纂而日趋完备,尤以民国时期陈伯陶主持编纂的《东莞县志》为上乘.该志不但名闻遐迩,其修志思想也对东莞后来修志产生影响.民国时期,东莞地方志除继承传统方志的优秀部分,还顺应时代变化,在志书记述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有了一定新变化.究其原因,与陈伯陶的地方志编纂思想有很大关系.本文拟分别从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所处的时代背景、地方志编纂思想的可取之处及局限性,分析陈伯陶的地方志编纂思想对今天修志的借鉴之处,及其对客观评价民国时期广东修志人员的地方志编纂思想意义.该文由三大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对陈伯陶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对陈氏修纂县志应予借鉴学习的方法和理论作了研究分析，认为继承吸收前人修志成果的长处，广泛搜集整理先贤著述及金石文献，征引宏富、详注出处，考证事实准确且加按语，注重图表及图文运用，纠疑载新，尤重反映时代变化及新生事物等是其显著特点；第三部分指出陈伯陶编纂方志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修纂思想有“敦尚节义”的倾向性，并认为这种思想意识不可谓不好，但为节义而记载地方历史，尤其以这种思想意识记载清朝时期东莞的历史，却会影响方志记载的客观性，史料的取舍自然便会有其局限性。这不仅是陈伯陶个人当时的修志思想，同时也是东莞乡绅对编纂志书内容的想法。由王氏的论述可见，陈氏之所以能以一人之力，在时局动荡不安中，编纂7部志书，并修纂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国《东莞县志》，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精通国史编纂的专业史学工作者，他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武英殿纂修，同时又有为官地方的施政经验，曾担任江宁提学使和布政使等职，他的这种特殊阅历，从事方志编纂不仅胜任而且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因此由他来修纂自己故里的县志，当然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项，从而也使他的方志思想、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得以在县志修纂中得以应用和彰显；其次，注重资料文献的厚积薄发，他从民国4年(1915)开始启动修纂，经六载寒暑成“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余万言”，其中三年时间都在搜集整理和考订资料，注重历史文献的梳理考证，又补充采访调查资料，而丰富的文献资料积累工作为县志的修纂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既然方志是资料性文献，没有丰厚的资料储备是修不出名志的，然而获得这些资料势必要修志者亲历亲为或保障措施得力不可，否则要想修出名志佳志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而已；第三，注重在志书中反映地域和时代发展特色，如志书记载林则徐、关天培、陈连升等领导东莞民众禁烟抗英斗争，咸丰年间何六率领红巾军起事等事实尤为翔实。所载清末兴学堂、废科举、修铁路、办实业及其他新政内容也颇为详明。又如人物略中袁崇焕传记内容，征引文献80余种，考证之精，篇幅之大，为民国初年以前袁崇焕传记之最。志末所附沙田志4卷，更是研究广东沙田史的重要史料等，均堪称具有典型意义者。此即为研究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的学术意义。
  • 摘要：志书作者对自己身份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带上作者当时所处时代的印记.通过对这种印记进行对比可以考察出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观念,进而观察时代变迁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角度.这篇文章最引人人胜之处的是，过去大家注意到的人物资料，多是他人写他人，他人评价他人，很少有机会看到书写自己或者评价自己的书写。本文从署名这种小地方找到切入讨论个人对自我的认识与表达，确实是相当有创意的做法。这种对自我认识的研究，不论是在现代人类学、社会学乃至于历史学都是相当热门的问题之一。作者巧妙地分析方志中作者叙的署名，透过表列与比较的方法，显出许多有趣的地方。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自我表达社会身份的元素，包括了科名、职位以及地位的表达，这些都不是无意识的反射行为，特别是把同一人不同时期的署名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各种人群对身份感受的表达。过去在研究地方志时相当强调方志具有表达地方意识的功能，然而地方意识终究是抽象的概念，如果单靠描写对地方记忆的创造与描写，恐怕很难说明地方意识已经深植人心。透过作者的分析，人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些写序的笔者，因受身处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了署名的方式，这其实能够有效地说明人心中的意识问题。当然这样的分析更须要对时代特色有所掌握。作者注意到官场的制度变化，反映到身份表达上，就是掌握时代变化的影响。在此同时，也让人们有更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一个人的表达其实是具有很强烈的主观性，但同时也具有很多偶然，该如何确定每个人的表达是有意识而为之，是研究这类问题最为困难的部分。如果这个题目有机会更进一步讨论，那么确认写作者的主观意识将会是分析过程中最难的地方，若能细分与确认每个人的表达确实有特殊意义，那么必然可以看出更多社会身份观念的变迁问题。
  • 摘要：晚清民初,在浙江台州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师友关系为纽带、以缵绪起衰为职志的台州籍方志家群体.他们中不少人以国史之才主持或参与桑梓修志活动,为传统方志编纂实践注入了不少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时,这个群体因彼此之间或学业传承,或共襄志事,而在方志编纂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于今天的修志者来说,仍然弥足珍贵,值得借鉴. 本文通过分析台州方志家群体的构成，为人们了解当时修志人物和修志队伍，以及修志模式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晚清台州方志家群体最基本的人物关系链是师生关系，从晚清著名经史学者王葉倡导修志，先后从事《台州府志》编纂的王彦威、王舟瑶、喻长霖、章棂、管世骏、方来等人均曾师事王葉，系王菜弟子，具有同学关系。而这批第二代的方志家中，又存在同事、“同官”等关系，这是一个内部联系十分紧密的独特知识分子群体。这批方志家同时又曾先后参与《台州府志》及多部当地县志、州志的编纂工作，是具有共同实践经历的群体。共同的学术背景、共同的时代背景、共同的实践经历，使台州方志家群体成为一个极具典型样本意义的方志人物群。周祝伟先生从台州方志家群体关系人手，细细展开这个群体的特征，从一个极佳的角度切入了研究对象。同时，该文还将当时方志学思想的交流师生传授、同道小众交流这一特征清晰反映了出来，方志学术流派的形成过程也同时得到了反映。 同时，文中对《台州府志》等当地多部府、县志书编纂的过程的记述也十分鲜明地反映出当时的修志模式及其局限。《台州府志》的续修是当地名流王彦威所倡议的，得到时任知府的支持，但是随着官员人事变动，修志之事陷入停顿，再次得到时任知府的支持而启动后，完成了编纂又无法刊印，前后持续了三十年左右才刊印面世。这种因人而兴的修志模式十分脆弱，当确实是明清方志编纂的基本面貌。台州方志家群体编修其他志书的过程中也多次遇到“局罢人散”时断时续的情况，台州方志家们都以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编修，而且以极高的学术自律精神对志书质量严格把关，这种方志人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是这种修志模式本身是不可取的。 通过具有共性的群体人物进行对比，分析了解这一群体的方志编纂思路，将台州方志家群体的方志思想清楚而明晰地展现了出来。周祝伟先生总结认为这一方志家群体为人尚古淳风，重气节；在方志学术上不名一家，能兼采众长，对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能兼收并蓄，该群体代表人物王菜虽然认同章学诚方志属史的观点，并且在修志中积极实践，认为“修志之法与修史同，据旧本，摭群书，凭采访，一字一句不能虚造，亦不可虚造。所最重者，惟在编次耳”。在方志编纂实践中也十分注重征文考献；但同时他对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的一些合理主张，也积极地加以吸收采纳，认为“地志之书，最重沿革。今列表于前，复详稽列史，备检群书，条列于后，而疆域、形胜以次载焉”。受此影响他十分注重地图。在修志实践中，这一群体普遍能够尊重前人劳动成果，妥善处理因、创关系，较好地处理了晚清民国时期修志事业时废时兴，断断续续造成的志书体例、资料等问题。同时，台州方志家群体还特别强调征文考献，注重实地踏勘调查，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踏勘和采访，编纂班子中特别设置“采访”一职。台州方志家群体在编纂中十分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在危世乱世之中，出于挽国家、桑梓于危世的使命感、责任感，对于志书的编纂更加倾心注力。这些特质都是十分可贵的方志精神。
  • 摘要：本文首先考察梁启超佚文《固安文献志·序》,阐释序文的主旨大意,揭示该文背后的历史人物事迹,旨在探索梁氏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考察方志学的研究理路,厘清近代方志转型时期方志学理论构建的历史脉络与渊源流变.研究表明,梁启超的方志学概念是在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提出的.尤其是民国以来,传统修志理念的革新与近代科学方法的应用,促使渊源于"编纂之学"的方志学理论发生变革.而在西方"分科"概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近代方志转型时期的方志学学科体系.伴随着"分科教学"与"分科求学"理念不断深化,由此开启了构建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历史进程.
  • 摘要：据现存资料看来,饶锷先生在学术上的业绩,以潮州方志学的著述为大宗.饶锷先生是民国时期潮州方志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这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5种:《潮雅》《瀛故拾遗》《潮州诗征》《潮州西湖山志》和《潮州艺文志》.前3种已散佚,因此,本文将集中讨论后两种,以探讨饶锷先生方志学的特点. 潮州的方志编纂始于隋唐，据刘维毅《汉唐方志辑佚》和香港大学马楚坚教授考证，大业本《潮州记》当为其始作俑者。从隋唐到民国时期，潮州编纂的图经及方志究竟有多少种，由于世变时移与战乱兵燹以及各种水火虫灾等原因，遗存世间的仅为少数，后人已极难窥见其图经方志编纂传统的大概，潮州方志编纂轨迹遂成为一个千古之谜。为还原潮州岭南方志文献的原貌，有志于此的先进时贤及文献硕儒做了艰苦细致的考录辑佚工作，如饶锷、宗颐先生父子之《潮州艺文志》、张国淦先生《中国古方志考》、李默先生《广东方志要录》、陈香白先生《永乐大典潮字号残卷概说》与《潮州志考评》、金恩辉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林平等《明代方志考》、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及马楚坚教授的《广东潮州古志考》与《潮州元明清三代方志史辙考》等都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经马楚坚教授考证出隋代方志1种、唐代方志2种、北宋方志5种、南宋方志12种、元代方志4种，明代方志16种、清代方志7种，并附其他方志3种，总计共50种，再加上民国时期的潘载和编著的《潮州府志略》和饶氏父子编纂的《潮州西湖山志》及《潮州艺文志》，共有54种之多，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绩。通过这些佚志、现存志书与所遗序跋，以及目录学等著述，不仅有助于复原潮州旧志的断代图景，而且可以描绘出潮州方志编修源流及发展史概，对勾勒广东乃至岭南方志文化传统的发展轨迹都是极有帮助和裨益的。从上述描述过程显而易见，潮州民国方志的研究是薄弱的，必须予以足够重视才是。而郑炜明和陈玉莹的大作，则以饶锷编纂的《潮州西湖山志》和其父子共同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为文本，兼及其他文献史料，对饶锷从事潮州方志的编纂理论及其实践活动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其中引言对饶锷先生的生平极其丰富著述作了扼要勾勒，认为饶锷是潮州方志编纂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由他编纂的《潮雅》《瀛故拾遗》《潮州诗征》《潮州西湖山志》和《潮州艺文志》等著述在民国学术和方志发展史上举足轻重。在第二和第三部分，对饶锷编纂《潮州西湖山志》与《潮州艺文志》的编纂动机与目的、志书的体裁特点、贡献和影响等作了系统阐述。第四部分对饶锷的方志学思想作了探讨，认为注重乡邦文献的搜集和考证以及目录学是饶锷方志学思想的突出特点。第五部分论述了饶锷藏书楼及其编纂方志的关系。最后对饶锷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的特点作了概要总结。从该文的论述中可见，富有乡邦遗献人文情怀、重视志书编纂体例的贵因与贵创、注重艺文志编纂、各种文献资料的旁搜博览、文献的考据订正、将地方志乘视作征集整理“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饶锷在方志编纂和实践方面的突出特点。饶氏父子的典型案例也说明，潮州能够成为岭南方志文献之邦，中国方志文化传统能够绵延不断，区域文脉代代相续而发扬光大，确实与饶氏父子这样饱学有识有志之士的顽强坚持和身体力行息息相关。此为其一。其二，饶氏父子的方志编纂理论和实践再次证明，方志编纂是一门专门学问，若不是饱学之士、不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不掌握方志文化传统的精髓、不熟悉所在地域的整体发展情势、不对所编纂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不具备深厚的文献和专业学识是很难编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方志文献的。其三，方志是资料性文献，资料的使用价值决定其存史价值。这一点在饶氏父子的方志编纂实践中又一次得以生动体现，他们之所以能以个人的力量编纂出《潮州西湖山志》《潮州艺文志》等传世方志文献，确实与他们丰富的藏书以及各种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较为完备的储备有着密切关系。为了编纂上述志书，饶氏拟定和搜集乡邦资料的范围遍及潮州九邑，内容涉及语言著述、掌故拾遗、诗人题咏、家谱编纂等诸多领域，列入编纂和出版的相关文献有《潮安饶氏家谱》（1921年刊行）、《海阳县志·艺文略》（补遗，未属稿）、《潮雅》（潮州方言著述，未定稿）、《瀛故拾遗》（未定稿）、《潮州诗稿》（未定稿）等，这说明，饶氏以个人之力，能够编纂完成《家谱》《西湖山志》和大部分的《潮州艺文志》，由一家之史到一山之志，再到一郡之志（艺文部分）等方志文献的编纂，且“发挥而表彰之”，称他为民国潮州方志编纂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确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这或许正是郑氏、陈氏大作的重要价值及其启示所在吧。
  • 摘要：民国《广东年鉴》为民国30年(1941)广东省政府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次年出版的民国时期唯一一部广东省级年鉴.该鉴是在省会广州失陷、战局动荡的形势下,由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决定编纂的,全书26篇,480万字,辅以数字图表,以专区、县分列,载录了岭南典章文物,保存了民国时期广东省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资料,对广东近代史研究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在已有民国史研究的成果中,如广州城市近代化研究、广东抗日战争史研究、广东民国时期对外关系研究、广东民国时期财政政策变迁研究、广东民国时期宗教研究等都大量引用了该年鉴的资料.本文对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编纂出版的唯一一部省级地方综合年鉴进行了全面梳理，对其体例、内容尤其是各部类的文献价值以及资料失漏情况分析颇详，对《广东年鉴》的成书过程及参与编修人员的履历、学历等也有一定的涉猎，使这部尚不为人注意的年鉴得以跃人人们的视野，并为人们所知。
  • 摘要：方志研究对修志实践和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笔者查阅了自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向社会公开信息以来,经其转载的"历史学"大类及相关学科约2万多篇论文和其他有关成果目录,其中涉及方志学科的约有50多项(统计表列有54篇).对方志学近年来的研究群体、研究范围、关心热点、文章水平等方面都做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思考和建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文结构分为研究分析、发展变化和存在问题及相关思考三大部分。在研究分析部分，选定的转载时间为1994-2012年，总计18年时间内，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有关方志研究成果的文章共54篇，平均每年3篇。从研究群体看，在所有转载总数中，以第一作者及所在单位来看，图书馆系统的有5篇，占总数的9.2%；科研机构的有5篇，占总数的9. 2%；文史研究馆系统的有1篇，总数的1.9%；地方志系统的有7篇，占论文总数的13%；其余为高校有36篇，占总数的66.7%。从研究范围看，领域涉及综合、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史以及其他专题。认为研究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关注热点逐渐由散到聚、研究由浅入深、学术视野由内向外的特点。最后强调指出，从总体发展水平看，方志理论研究仍是薄弱环节，一些有关方志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理论问题仍未引起足够重视，而方志系统入选成果不多，说明方志学界的理论深度和水平不够，达不到转载的学术要求和标准。这虽是一篇有关方志成果被转载方面的综述文章，但却由此给全国的方志工作者敲响了警钟，多少也暴露和反映了当下方志学界在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的真实一面。据不完全统计，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每年全文转载量达12000多篇，其中历史学科涉及全文转载的期刊数量近200种，每年的全文转载量为780篇，而地方系统有数万人的专业工作者、全国方志机构的刊物有几十种，每年发表的论述达数千篇，两轮志书编纂以来累计发表的论述不下数万篇，出版的教材、理论著述及工具书等也有880多种，还有一批方志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专家，为什么方志系统的刊物不能入选转载期刊的行列，为什么在近20年的时间里，方志系统才有7篇论文被转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的确值得全国的方志人省思，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方志理论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几乎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无论接受或承认与否，方志理论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微乎其微，若不改变这种局面，长期任由发展下去，业内热热闹闹，外部悄然无息，其对于方志研究、方志学科建设以及方志工作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事实胜于雄辩，打铁还得自身硬，方志工作要持续健康发展，不努力改变固有的成规、不能打破重围和藩篱，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一份天地，方志学研究成果就很难跻身于研究主流行列，就很难拥有方志学研究的科学春天。
  • 摘要：2013年10月9-10日,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东莞市召开.会议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学会主办,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承办,东莞市人民政府协办.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台湾修志机构与方志收藏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全国部分省级方志工作机构、广东省市级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150余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地方志学会会长朱佳木,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林少春,东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国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中国地方志学会常务副会长田嘉主持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李富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秘书长邱新立,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杨绍森,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陈强出席会议.李富强、陈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联络处处长张英聘等分别主持会议学术交流,闭幕式由邱新立主持. 朱佳木在题为《做好地方志工作必须重视开展地方志的学术研究》的致辞中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方志文化是维持中华民族血脉亲情的强大力量。他着重讲述了修志工作、地方志工作部门与地方志学术研究的关系。同时，他强调，尽管随着地方志载述内容的丰富、编纂模式及工作机构职能的转变，地方志工作的范围得到极大拓展，但无论如何变化，地方志编纂始终是地方志工作不变之基础。此次会议采取以文与会的形式，共收到126位作者的108篇论文，由于篇幅的限制，经过筛选，84篇论文人选本次会议的《论文选编》，另外21篇则以存目形式附录于《论文选编》之后。大会学术交流15人次，概略地介绍了两岸四地的方志文献编修研究情况。与会专家学者还分组进行了学术交流与点评。闭幕式上各组主持人代表对各组的交流情况分别作总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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