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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学术研讨会

“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3-11-30

主办单位:;北京市历史学会;;北京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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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全球化意味着世界时空的缩小和日益强化的世界整体感。全球化极大增加了社会群体和个人的跨地区流动,家的含义,所属社区的认知、国家所属感都不再是单一和静止的。当代世界复杂的文化现实,“即使构成各个地区基本单位的那些小的社群,也同其它许多文化有复杂的和模糊不清的、语言上的、宗教信仰和教仪上的、政治归属关系上的联系”。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文明和国家“交界”的地区。传统的实质主义的文化认同观显然不足以概括这些新的现实。20世纪末,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世界历史己经进入“后国家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注意到国家和种族群体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实体的边界正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性重构中后退,冷战后的局势变动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很多国家和地区被错置和整合,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认同不再是唯一的和实在的。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跨文化和跨国的影响,以民族国家的历史为主线来撰写世界历史显然已经不够了。 当代历史表明:新的思想或文化的传入和外部事件对一国或地区的内部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忽视跨文化的交流、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的研究,把国家和民族文化这一疆界单位孤立化和抽象化,已经不适应社会现实。全球化大大增加了跨文化的生活经历,要求人类群体在交流中具备其它文化的知识。全球化的发展也使许多职业和工作具有跨国的性质,跨文化的视野和知识显然应当成为高校重要课程之一。
  • 摘要:研究西方史学传统,于世人而言,是为了现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与人们的精神诉求。笔者以为,西方古典史学传统中的“求真·人文·垂训”,亦即以真为要的探究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以史明智的鉴诫精神,其现代价值不可抵估。这种久远的史学传统,经过历代史家的传承、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成为他们(“西方人”)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徜若借用“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之说,那么也不妨说,“西方史学”也是西方诸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不分美利坚民族还是法兰西民族,还是西方其他什么民族。虽不能说西方史学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就能迅即给世人指点迷津,但面对西方现代众生所弥散的“飘荡的心灵”(homeless mind,西儒勃格词),借助这种“精神遗产,,的潜在力量,当是世人抚平心灵创伤、寻求心灵慰籍的一座”精神家园”。人们读西方古典史学名著,比如《历史》、《编年史》时,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读现代西方史学名著,比如《人类与大地的母亲》、《地中海》时,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种感受当有其超越时空的“贯通性”,或可作世界范围的观照与跨文化的比较。可见,上面所说的“世人”,不只限于“西方人”,这与“非西方人”的现实需要与人们的精神诉求,也有其相通之处。
  • 摘要:本文期待对历史主观性,历史经验,历史想象和历史重演的叙述,探讨由此而在历史这门学科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审美特性,因为历史总是具体的人的历史,而这个现实的个体,总是带着他的理性(思想、精神)和感性(情感,欲望,非理性)投身于现实生活之中,既然如此,历史的画面就必定晕染着一层带着各种情感和情绪的美学的意蕴。对此,中外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写作传统莫不皆然。
  • 摘要:把时间、空间与人三个要素寓于时间观念、空间观念的演进和主、客体之关系这两条主线之中来阐述西方史学认识论的发展概况,从而得出:在古代西方史学中,呈现出时间与人的分离和理论上的空间与人的统一这一历史现象.
  • 摘要:对于西方古典史学特征的讨论历来不乏其文,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多只是注意到了总结和评价史家的思想以及写史的风格与方式,虽然同时也都会提及史家生活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但仅是作为背景知识出现,而少有顾及史家心中的问题预设、史家及其著作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史家本人及其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他们的期望和当时读者的期望等等,从而以今人的知识构架来看待古人、以现代的方式去猜度古典作家及其作品.本文则试图将一种尽可能顾及古代典籍产生的历史语境,就其自身的特点出发去理解古典著作的思路呈现出来,由此透视西方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继承与超越的关系. 提出不能简单地以一种直接的当下的学术询问去质疑古典史学的真实性。当然,并不是说古典史家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建构”与“谎言”并不是同一回事情。且不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书写都不可能是纯然客观如影像般再现历史,更何况,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应该只是铺陈事实,史学著作也不应该仅限于对当时某个事件具体进程的描述,而是还应该包括不同时代的人们是怎样或愿意怎样记住那些事件的,以及过去的人们是以何种方式谈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
  • 摘要: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文字很可能起源于图画.通常而言,人类最初的文字是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是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东汉学者许慎将其定义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中国学界对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在术语方面的刻意区分,理解上的含混模糊,以及把圣书文字(hieroglyph)视为象形文字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误将hieroglyph译为"象形文字",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字学术语"象形文字"相混同而导致的.国人习惯上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对古埃及文字缺乏深入了解,局限于对古埃及文字的感性认识,以貌取名,盲目套用中国传统文字学术语"象形"之说而导致的.鉴于目前国内出版的各种历史学教材中,下自中学教材,上至高校教材,仍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对于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圣书文字的认识尚存在诸多概念混乱、模糊不清,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故撰写此文呼吁中国史学界加强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促进中国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进步.
  • 摘要:古代希腊的赛会具有强烈的宗教背景.作为赛会中各种宗教祭祀活动的附属品和衍生物,贯穿其中的体育竞技活动也带有明显的仪式性特征.本文以古希腊最盛大的奥林匹克赛会为主要的参照物,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种特征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1)体育竞技活动中的仪式性是如何展现的;(2)这种仪式性的"常"与"变";(3)这种仪式性特征的意义及其反映出的希腊宗教的特点.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古希腊赛会中的体育竞技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带有一定世俗性特点的宗教活动,这种性质就决定了其必然带有仪式性的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古希腊宗教偏重于仪式和行动的特点.正是通过带有仪式性特征的各种体育竞技活动,希腊人既可以向神靠拢,与神交流,也能够实现追求卓越的人生理想以及自身的价值.
  • 摘要: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在古典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地理学》保存了前代地理学史料,拓展了新的地理学信息;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史料来源;包含反映古代城市状况的大量信息,为西方古代城市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研究罗马共和国末期与帝国初期的一座"史料宝库".
  • 摘要:《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中西古典史学的两部重要史著,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两书在叙史时都意识到了历史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而且深刻认识到当代历史是由古代历史发展而来的,从而在宏观上表述了历史发展连续性的思想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两书致力于探求历史变化的道理或依据.《左传》主要从道德、民心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不仅看到了历史之变,也从中看到了历史之常,体现出一种"通变,,的精神.修氏《伯战史》则主要以人性为切入点来分析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的发展.认为永恒不变的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也是各种历史变化背后的实质,体现出鲜明的形而上学和实质主义的特征.《左传》与《伯战史》的历史思想,根源于中西古代的思想传统.两书在历史思想上表现出的特征和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西古代史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征.
  • 摘要:公元751年,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481-751年)的宫相(domus maior)矮子丕平(Pippin the shorter,Pippin Ⅲ,751-768年在位)发动宫廷政变,在苏瓦松(Soissons)称王,建立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751-998年).史称为"加洛林革命".人类历史并不缺乏改朝换代,在流行家族统治的古代,王朝更迭更是重大政治变革得以实现的主要方式之一。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更是政治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一次革故鼎新,其最终演变为800年圣诞节,矮子玉平之子查理曼于罗马加冕,复兴罗马帝国。这次漫长的改朝换代历程,为人们观察当时的历史学家如何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逐渐改写历史,提供了良机。玉平称王,遂由最初的“由全体法兰克人推举”,于十多年后,演变为“膏立为王”;再于30多年后,成为“教皇下令、主教膏立和全体法兰克人推举”的结果;这也成为当时和此后最为广泛流传的历史表述。再过80多年,在某些史家笔下,最终演变为凭借个人能力、由上帝赐予,建立其统治,进而为查理曼建立铁的法兰克帝国铺平道路。总的来看,玉平称王事件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从法兰克人内部的王位转移,到罗马教皇的膏立,再到与征服意大利相联系的称王和称帝。这一事件也逐渐从法兰克王国内部的权力转移,演变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 摘要:本文通过论述兰克史学的外在特征与内在实质,展示兰克史学传统与"上帝之手"之间的内在关联,阐释兰克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两者之间的联系;分析兰克史学中的"上帝之手"与人文传统之间的内在契合,以此全面凸显兰克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之间的承继性,从而深化对"求真、垂训、人文"西方史学传统的理解.
  • 摘要:青年德罗伊森身处现代学科逐渐成型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学科之争频繁上演.首先,语文学与历史学的界限模糊不清,语文学内部的"内容语文学"越来越倾向于历史学,以致于尼布尔这样的学者还具有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双重身份.其次,黑格尔对语文学和历史学展开了批判,强调语文学和历史学除了"文本批判"之外,更需要重视文本的教化功能.再次,青年德罗伊森在批判地继承语文学理论和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准备向旧的历史学理论发起挑战.
  • 摘要:在对西方史学史发展长河的考察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被看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经历了19世纪所谓"历史学的世纪"近百年风起云涌的辉煌之后,西方史学也在世纪之交迎来了关键的一次转向.如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于1912年发表《新史学》一书,宣称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向传统史学发出了有力的挑战.即便是在西方传统史学堡垒的德国,以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为代表,亦从历史研究的对象、主题和方法等各方面,与兰克学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以寻求史学创新之路.有关新旧史学的学术之争和转向,学界之前的讨论业已甚为充分,不过对于其时的另外一支力量也不容忽视,回顾其发展和演变亦能彰显百年来西方史学的传承变化,这就是始于1900年并延续至今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一特殊的国际史学论坛(一般又以1898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预备会议作为其开端).探讨了1900年巴黎会议、1903年罗马会议,20世纪前期与欧洲历史的联系,一战对历史科学大会的影响,战后的恢复,1923年的布鲁塞尔会议等内容。
  • 摘要:在短促而丰厚的生命里,柯林武德可谓是一位多产却饱受争议的思想人物,著述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为后世留下了值得探讨的思想遗产,尤其历史考古学的研究实践日渐显示重要价值.就历史哲学而言,柯林武德既提出了许多棘手而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又高度论述了历史思维的重要性,无疑为20世纪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柯林武德皆是历史哲学领域不可绕过的界碑.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柯林武德的思想遗产内涵及意义必将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予以现代的启示亦将是多方面的;无论积极的或消极的,还是正面的或负面的皆有助于人们反思史学理论的问题.本文借此探讨了柯林武德在文献编辑与研究范式,历史哲学的论题,考古与文学批评,巫术研究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历史学学术思想。
  • 摘要: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对二十世纪后期的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新文化史家所倡导的历史人类学。格尔兹式的历史人类学的核心就是:将文化视为文本,并用“深描”的方式解释其中象征的意义。但是格尔兹人类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势必影响到格尔兹式的历史人类学:(一)象征意义的多义性和共享性问题。正如在达恩顿-夏蒂埃之争中,达恩顿可以准确理解“斐济$499”的含义,因为他和在图书馆小间阅览室上贴这个小广告的学生处于同一社会语境之中,但他和叙述屠猫故事这个文本的作者孔塔并不处于同一社会语境之中,他们的象征意义是共享的吗?(二)解释者的权威以及是否存在过度解释的问题。解释正是格尔兹整个理论的核心,因此这也成为格尔兹人类学和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无法解决的悖论。必须记住,达恩顿对屠猫的研究提出的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解释而非是一个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格尔兹式历史人类学的微观视角关注于“碎片”,但是这些“碎片”是否能与整体建立起联系已成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问题。尽管格尔兹和格尔兹式的历史人类学家试图解决历史学和人类学传统上关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矛盾,但他们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休厄尔正是试图在格尔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
  • 摘要:"美国华裔史家群体"对中国文化体现出认同与疏离的双重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他们拥有共同的中国情怀,这一情怀的形成与其家庭环境、教育经历及社会体验有关.二是他们有类似的异域文化的冲击,这些因素包括西方学术发展、高等教育及社会文化等.三是内在交游促成了这一史学群体的形成.四是史学研究上体现出"视域融合"的特征.
  • 摘要:二战后联邦德国爆发了若干大规模的史学争论.这些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德国历史科学和历史学家勇于争论、乐于争论、同时更善于争论的学科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更反映了这种争论文化在新的媒体社会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本文试图在对争论的特点进行说明的基础上,以菲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和戈德哈根争论为代表,勾勒史学争论从学术论争到公共论战的路径演变,分析德国历史科学与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的关系,并且从历史学家就此受到的挑战及其应对中有所感悟.
  • 摘要:本文是在后现代状况下对理性问题特别是"历史理性"问题的一种思考.根据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完成战后重建开始,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而西方文化也进入所谓后现代时代.在后现代状况下,随着通讯技术、大众传媒和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知识越来越转化为话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日益离不开语言符号.面对多元异质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语),人们开始怀疑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可信性.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元叙事" (meta-narrative)亦即宏大叙事或大故事(big story),指的是有关世界的总体理论或哲学.比如,世界万物的可知性、语言精确再现实在的可能性和绝对自由的可能性等.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的崩塌或终结。元叙事崩塌的后果便是后现代世界碎裂为无数异质性的“小叙事”(petits recits)。多元化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文化状态或趋势。这种状祝要求人们重新看待理性问题。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Welsch)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性构想—“横向理性”(transversale Vernunft)。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借助于这个概念对当代西方历史写作和历史意识进行了思考,在“历史理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洞见。韦尔施和安克施密特相关思想资源对于人们在后现代语境下重建“历史理性”概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摘要: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理论专门领域内主要的学术形态,其理论取向在于以历史文本为焦点来对历史学家的工作进行理论反思.在将历史学文本化的同时,从考察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区别于历史陈述的特性这一问题意识出发,叙事主义史学理论颇多理论创获,却也因其舍弃了历史学求真和客观性的价值诉求而陷入理论困局,并由此危及了其在政治、伦理方面的所自许的"解放"蕴含.
  • 摘要:自1949年建国以来,关于纳粹历史的史学争论在联邦德国从未停息,1990年两德统一后,"格德哈根辩论"、"关于国防军罪行展览之争"和"关于1940-1945年大轰炸的争论"又相继发生,再为联邦德国"争论文化"增添奇观.争论的反复出现既是联邦德国社会对于纳粹历史有相当大意见分歧的反映,也是联邦德国学术研究多元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体现.争论固然暴露了种种自我辩护的企图,但也展现了大多数德国人高度自律的政治觉悟,其最终结果还是有利于对纳粹历史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的.
  • 摘要:新世纪以来德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趋势,部分体现在两年一度的历史学家大会分场话题的量化分析与初步定性描述中:在问题意识上,对于身份认同的追问仍然体现出延续性的特征,不过在结构方面却已显现出多元化的特质;在理论与方法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社会(结构)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仍在持续,但跨学科的交融态势已经日趋明显;在研究视角上,伴随全球化浪潮而来的,是全球史的再度复兴和各类实践;在历史传授方面,德国历史教育学紧跟整个历史学的前进步伐,而且还慎重提出了"史学公众化"的命题.
  • 摘要:从20世纪中期至今,台湾学者一直进行着西方史学研究,本文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台湾学者的古代西方史学、近代德国史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的西方史学断代史与专题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的中西史学比较、传播与会通研究三个方面。
  • 摘要:《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是继G.G.伊格尔斯的《全球史学史》出版之后的第二部讲述历史写作、历史思想以及历史学科全球发展史的专著.它以全景方式展现了从古至今来自不同历史传统和不同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的人们曾为揭示、理解与再现过去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其中包括对不同史学流派与形式的界定,对东西方史学互动的关注,对口述传统、图像资料与成文历史之间矛盾的讨论,并着重表明历史意识以不同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不同历史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吸引人们的是,作者对于在现代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历史意识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及其相互关联做出了重新思考. 沃尔夫在本书中试图以一种新的全球性视角讲述一个不同版本的史学史。他所采取的处理多种史学传统的写法是平行叙述与纵横交错相结合,使它们尽可能地以多元的、多线的、多样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这幅充满复杂线条与色彩的史学史画卷中,人们所看到的是通往过去的不同路径与解释过去的不同信念,它们具体反映在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中,又同时在人们的纪念与交流中传递,在广阔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多重语境中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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