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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 召开年:2006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06-09-21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会议文集: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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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动决定了国际经济体系结构和性质的变迁.当前国际经济体系正处于变革和转型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的神话被打破,世界经济加速走向多极化,发达国家寻求有效全球治理绝不能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及其作用,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趋于松动和弱化,预示国际经济体系将发生根本变革,发达国家支配全球经济的时代将走向终结.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结构在变动中,但实力指标不能单看GDP,要注重经济质量和全面考察,注重金融资本的主导作用,全面综合历史地看,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是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在相当长时期内发达国家仍占主导地位,但调整、磨合和重组是基本态势.必须对中国经济作正确估量和定位,必须把握好中国对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正确态度和对策.中国已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不需要也无能力充当挑战者,但应登高望远,不当保守派,做主动积极推进国际经济体系变革的参与者,发挥多边沟通的桥梁作用和建设性作用,注意处理好变革与稳定的关系.
  • 摘要: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中国文化的传播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外文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不仅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的必要手段,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内涵.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板块的腹地,历来是各种文化力量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中国与这一地区接壤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关注中国文化在中亚传播的形势.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描述了多种文化角逐中亚的现状,分析了中国文化在中亚传播面临的不利因素,并提出了"加强文化传播,重塑文化大国"的应对措施。
  • 摘要: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所谓"中国威胁"的论调不绝于耳.一些文章虽无恶意,却用西方特有的"经验"和国际关系理论来衡量和猜度中国,从而得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的错误结论.他们不懂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和世界发展一系列务件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近年来,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及取得的成就生动地说明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仅走得通,而且也是世界的福音.
  • 摘要:中印大同是中国与印度两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因为对于两国来说合作腾飞是一个明智选择,创建和谐世界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而且中印大同在当前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一是印度在对安全环境的评估上淡化了"中国威胁论";二是两国已经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三是边界问题已不足以阻碍中印关系的前进.实现中印大同,中印两国应积极打造有利于双赢的"中印公司";应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加强在反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加强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人的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 摘要:这些年来我们对国家发展成就和经济实力的评估方面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其核心是在肯定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发展的同时,忽略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实力评估的新原理、特点,缺乏科学和正确的方法,以至于往往过高地估计了发展的成就和相对实力.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不同比较方法中存在着对国力评估的差异,由于经济全球化使许多重要概念发生了变化,国力估计需要考虑一系列新的问题。 在客观认识国家的贸易竞争力中,需要把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相区别,把"三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只有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生产出口产品而形成的一般贸易,才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而其他形式只是部分地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要准确地评估出口结构与国际分工地位,中国产业结构进步和国际分工地位是不能直接用出口产品结构或国内产业结构来衡量的.要定量分析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对引进外资效益的评估不能以全部外资企业的GDP或出口等来衡量.要辩证地看待外资流入的结构提升与国民经济的风险,有必要在看到外资结构提升中问题的一面.要深入评判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不等于中国引进外资取得的技术进步.要冷静地思考中国的制造能力与国际分工地位,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工场",即整个生产经营全过程中的加工场.在国力评估中,要解决几个重要的观念问题,其中包括:外资数量不是发展成就的直接指标或国力提升的指标;外商独资企业不是中国国力的一部分;对外开放不只是为了摆脱贫困,而且要建设经济强国,必须高度关注开放型体制中的国家安全;要正确估计对外开放成就与国内条件的关系,正是国内的体制改革为国内闲置生产要素增大投入后创造的条件才使外资可能发挥作用;要清醒评估外资引进中的成本,包括税收政策优惠、土地批租上对外资的让利、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劳动者权益损害,等等.对于开放的目标追求与增强真实国力的核心战略,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国民财富积累和综合国力提升的相对速度问题,必须深刻认识现行增长与发展指标的缺陷,GDP是基于政治和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意义上而言的序出,而不是以该国国民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主体意义上而言的产出,这对国家经济实力评估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二者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消除恶性竞争利益外流的体制原因.要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必须高度重视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要素结构上规划全面培育高级稀缺要素,加大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的投入,不断增加适合知识经济要求的生产要素.
  • 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FDI的外部效应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这种外部效应包括正向与反向两种.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FDI外部效应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然后探讨砌外部效应的传导机制,继而对中国制造业FDI的外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调整中国外资政策的建议.
  • 摘要:随着全球对外贸易的不断自由化、不断深化与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其占各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逐年上升.本文主要运用修改后的格鲁贝尔(Grubel)和洛伊德(Lloyd)指数,计算中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总产业内贸易水平、水平性和垂直性产业内贸易程度.通过测算发现,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上升,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但仍以垂直性产业内贸易为主.根据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理论,测算中国产业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而对今后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方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摘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被世人关注的阶段.入世以来,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和矿业初级产品进口的猛增,引起国外机构、媒体及有关人士的关注与担心.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如何?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现状怎样?哪些产业已经强大到足以与发达国家同类产业匹敌或处于优势地位?本文根据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采用比较优势定量分析方法,从中国出口产品"类"、"章"两个角度进行实证分析,认为;(1)从"类"层次上看,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总体处于强的状况,尤其是纺织品处于竞争力很强的状况,但从"章"层次上看,中国纺织品等产业并不都是处于强势竞争力状况;(2)尽管中国主要出口产品的整体显示性比较优势状况处于一般状态,但却是朝着较强比较优势方向上升.
  • 摘要:近年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增多,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乃至中国外交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化背景下所发生的现象.本文认为,在以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为核心内容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经济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其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自身经济政治利益诉求的反映.中国应当充分了解并顾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求同存异,妥善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维护国家利益.
  • 摘要:大陆有关政府行政层级的区划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探讨很多,从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究竟层级部分应如何划分,现有的改革能不能达到治理所要求的目标,例如以市管县为例,在财政及资源管理上引起很多争议,在"治理"之观念下,对地方寻求"财政自主"目标,似乎反而有一些不利的结果。因此,大陆的行政层级的区划,很值得探讨。相较之下,台湾地区的行政层级区划,就多了一些政治性,比方省虚级化,直辖市与县(市)同级,或增设直辖市,或县市合并,以及稍早倡议最多的取消乡(镇市)层级及自治选举,虽然也有财政补助上的目的,但政治性味道却较浓.但无论如何,两岸对于政府垂直的权力层级的区划,似乎与财政经济的发展都有关,从事比较似有颇大的价值与意义.
  • 摘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思维历经从反霸外交到韬光养晦,再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以至共同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转变.其中除了反霸外交的思维,带有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和统战的色彩之外,事实上,所有的思维都包括了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例如"反霸"是孟子思想中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的"王霸之分"的思想,韬光养晦是道家思想,以和为责、和睦万邦、复兴民族等则是儒家的中心思想.特别是中国在反驳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的说法时,更是以固有的文化的和合思想为主,来为自己的当前发展、军费提升和未来的战略意图作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立文说:"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奉行以此为出发点的外交理念是民族精神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而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阐述中国与别国相处之道时也说:"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崇尚亲仁善邻,主张和而不同,追求普遍和谐"."和"与"合"这两个普通的汉字,几千年来一直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今天,对于日益繁荣的中国而言,"和舍"已经成为其对外交往事务中的一个准则.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门洪华解释中国的外交哲学时说,在哲学观上,中国外交深受"仁"、"礼"、"中庸"等思想的影响,并以"和而不同"为主要体现.孔子的"仁"、"礼"等哲学思想长期作为指导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和平、中庸哲学观念也长期影响中国的外交活动."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孔子日:"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同时也是对国家及天下秩序的设计,这就是所谓"家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设计."仁"不仅强调自己的修身养性,还强调其他国家的"自我教化",认为将本国的意志强加给他国属于不仁之举,因此"学而不拒,不往教之".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位教授也说:以"和"、"合"文化为灵魂的国际主义可归结为"对话、合作、共赢"六个字,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外交需要一种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主义,需要一种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际主义,这是文化所致、利益所致,也是实力所致.大陆学者企图以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为中国现今与未来的发展,不至于威胁其他国家,但是这些辩辞,相对而言,比较枝节,欠缺一种体系,也欠缺一种对话的可能.本文希望从分析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的后设基础入手,进而去建构传统中国外交的基本典范,用以补充中国的和平发展的体系论述.
  • 摘要:今天在台湾社会内部,出现了两岸统一动力不足的情况,因此,如何重建统一动力就成为和平统一的新任务。本文认为以和平方式统一必须使双方社会体和政治体的内部产生趋合的动力,因此要引导台湾民众走向统一,就要了解台湾人民和台湾社会的需要,分清长远需要和近期需要,把握个体需要、团体需要和社会需要.文章分析了重建统一动力的可能性、容易引起统一愿望的条件、文化力对统一的促进作用、"意识形态"的同与异、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生成、要素流动与动力重建、统一动力的推动力和阻碍力的相互作用、和平统一的过程机制等与统一相关的主要因素和过程问题。
  • 摘要:本文分析了民主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人类民主存在着共性价值,这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应该相互借鉴.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和途径存在着个性差异,不能强求一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 摘要: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有正确的立足点:一是要立足于中国现实,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地深刻地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问题;三是立足于理论创新,科学地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厘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深化与拓展方向,我们既要对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特别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实现途径的理论进行研究,还要对中国最新的政治发展动态进行研究.我们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 摘要:公平性的基本定义是人人机会均等.相较于企业经营的伦理而言,宏观的制度层面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伦理的影响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提供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是最大的公共产品,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GDP高速增长的中国,如何切实实现真正的公平增长,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是政府的紧迫任务和责任.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市场准入、分配过程的公平.其实就业公平与分配公平仍是结果,还有一个始源性的,即就业机会公平要首先解决教育公平,市场准入公平需要解决公共权力的运行公正,分配公平首先要解决起点公平.这都是要由政府努力加以解决的,它们构成政府不容回避、不能缺位的责任.
  • 摘要:中国政府顺应政道变革的世界潮流,逐步注重以公众或市场为导向,有限度地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在此过程中,政府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促进者"和"发包者"转变.角色的转变需要政府责任的内涵调整.本文分析政府角色转变中的三重责任,即"发包者"的监管责任、"促进者"的法律责任和"服务者"的道义责任.
  • 摘要: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与市场缺陷两大问题并存,中国政府经济活动担负着特殊的任务。在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的多维关系构架中,从道德认知和价值规范的角度认识政府责任:加大制度供给,实现社会公正;遵循经济运作规律,提高驾驭市场能力;弥补市场缺陷,建构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政府履行责任的有效途径,包括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强化公共服务意识,提升公共道德精神;防止"公共人"蜕变为"经济人".
  • 摘要:企业并购中的伦理问题,是中国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旨在揭示企业并购的伦理内涵,分析企业并购应该奉行的道德原则及其具体要求,阐述并购的道德原则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要体现在企业的日常经营行为中,而且也应体现在企业并购的战略行为选择之中.
  •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是一种制度创新,而且是一种文化创新:只有通过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文化矛盾,我们才有可能培植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
  • 摘要:因公司管理权交付经理阶层而导致的管理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如何使管理层忠于公司利益的问题,即"代理人问题"或"职业经理人问题".这是西方也是中国的公众公司都面临的难题。这问题能不能解决、如何解决,也是中国民营企业极为关心的问题。上海富大集团公司在这方面做了令人感兴趣的尝试,他们立足中国国情和公司实践,创始了一种基于"好人文化"之上的选拔和培养经理人的办法,并尝试建立一种"新型的公私合营企业"来解决管理层的铁心负责和忠诚问题。目前这一探索还在进行中,但它对上述世界性难题的研究和解决,具有值得重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摘要: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伦理状况在总体上已有一定改善,但一些严重不道德经济行为已呈现出地区性和行业性的特征,而不是某种单一的、偶然的现象,因此是一种结构性的不道德经济行为.企业与地方政府或部门政府的利益联盟是这种不道德行为存在和蔓延的现实基础.依托这一联盟,企业和资本不择手段追逐利润和短期利益,而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以及GDP、就业和财税收入的狭隘功利考虑,对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和不法行为熟视无睹甚至推波助澜.面对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在遏制结构性不道德经济行为方面的双重失灵,中国经济伦理的进一步改善既要立足于企业的自觉和政府、法律监管力度的加强,更要立足于能有力量对企业和政府进行监督并形成制衡的第三方,即公民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公民社会在促进中国经济伦理的改善方面已经开始发挥其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社会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 摘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构成,因此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理论和世界难题,从中国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关键是要处理好两个带有全局性的关系:第一,要处理好所有制关系以及受所有制制约和决定的利益分配关系;第二,要处理好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包括由此派生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要提高自身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帮助企业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 摘要:河南省颍水之旁有一个南街村,在全国农村皆行"大包干"情况下,却仍走集体经济之路.全村3,000多人,实行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方式.如今,全村集体经济发展骄人,产值已达16亿元,20年中增长了2,000多倍.南街村不能不是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成功的“异类”,其异不是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异在该村的价值观或者说经济伦理上的与众不同:1、村内崇尚集体主义精神,大力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机制在这里没有多少余地。2、提倡“傻子”精神,即不计报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特别是村领导班子皆能身体力行。3、“外圆内方”的经营方略,即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对内是集体主义治村。4、独立特行的行事作风,不管外界对南街村褒贬如何,始终是我行我素。 思索与启示:1、不能离开大的背景,经营方略中有一个“外圆”,即南街村也不是离开市场经济而发家的。2、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如何协调,始终是当前社会的一大难题。面对当前社会上物欲泛滥,看一下南街村强调集体利益而凝聚人心,纯化环境,确实大有思索与启示之处。3、干部的“傻子”精神,特别是廉洁,是南街村事业成功的关键。这对我国的干部体制建设,是不是更有积极的借鉴意义。4、存在的是美好的,多元化的世界,愿各种成功的模式都能茁壮成长。
  • 摘要: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自由经营的企业如何担当起自身的责任.有一部分企业,一味地追求经营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员工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社会与环境的责任,对出资者的责任以及对国家义务的担当意识则相当薄弱,等而下之者则尽力逃避责任.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和谐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政府如何转变职能,在承担社会保障等责任的同时,引导和监督自由经营的企业,使之承担起自身应当担当的责任,首先保障员工和消费者的权利,乃是经济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在操作层面上的研究之外,必须在理论层面上,包括在经济哲学尤其是方法论的层面上,作出反思.为此首先需要摆脱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束缚,摆脱将社会分解为原子,从抽象的"人"出发加以逻辑推论的思维模式,给予"经济人"假设恰当的定位,克服将作为抽象的人的"经济人"当作事实上的人,并将这一假设泛化,尤其是运用于考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做法,是十分必要的.
  • 摘要:随着当代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发展,信任短缺、社会腐败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能否持续,已成为困扰中国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的三大现实问题。本研究发现.如果不在国家宪政建设上真正有所作为,市场运行的诚信体系建设和腐败普遍化问题将迟早会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羁绊.从"依法而治"和"法治"两个概念的辨析入手,本文进一步提出,如果不在法理学基础上恢复法律是正义的化身这一本来面目,不扬弃与传统中国主流文化中浓郁的实用主义哲学精神密切关联的功利主义法学观,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就不能被高高树立起来,那么,中国社会的法治化道路,将永远遥遥无期,而现实中的腐败问题也就无法根治."根据一般性法律来治理一个大国,乃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以至于任何人之天资(不论有多么全面)都不可能通过理性和思辨的方式将它付诸实施。在这项工作中,众多人的判断必须统一起来:他们必须用经验来指导他们的工作,而且也惟有通过时间的磨练才能够一点一点地将这项工作完善起来;他们必须根据他们对不便之处的感受来纠正他们在最初的尝试和实验过程中必定会犯的错误。"(大卫·休谟)."……政府不能够只宣布它具有超级的道德感觉,然后期待着生活在一个理性的政治道德制度之下的人们仅凭着对它们的信心就接受其道德主张.如果政府真的是一个超级的道德观察员,那么,这一超级的道德能力将表现在它能够通过其内涵的真实理性使我们确信.政府也不能宣布说,它的优越性地位使它能够观察到普通公民所不能理解的道德真理.不能理解的真理这个概念就趔与理性道德的信念不相容的"(德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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