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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论坛

2013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论坛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武汉
  • 出版时间: 2013-05-25

主办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2013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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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扶贫开发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加强新形势下贫困问题研究,需要深化认识其面临的宏观环境,需要准确判断其内在发展规律,需要系统分析其未来变化趋势,需要科学把握其重点领域.
  • 摘要:符号本来自指号,即来自对于具象的抽象,来自对于特殊的普世处理.然而,符号被抽象出来以后,似乎拥有了自主的力量,脱离具象,脱离生活,自成体系,失去了对现实的意义.需要让符号“下乡”,重新植根泥土,让天地相通,加入万象共生的大生态.
  • 摘要:本文实证地分析了制度民主化对公民的民主观念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将民主观念细分为三个层次:抽象民主、制度民主和价值民主.本文以2009-2011年间收集的村民问卷为依据,通过对乡镇公推直选试验区和一般地区(无改革组)村民民主价值观的比较发现,在抽象民主原则和深层次的民主价值观层面,直选试验组和无改革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对以选举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民主支持度上,直选组下的村民对选举制度的支持显著高于无改革组.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作者指出,尽管直选试验增强了人们对选举式民主制度的偏爱,但基层民主发展仍需外在驱动力的推动.
  • 摘要:面对“新四化”的要求,农村现行生产组织形式的效率和农业劳动力供给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创新改革农村生产组织模式已成为破解农业现代化生产的必由之路.本文首先叙述了现行农业生产组织存在的致命缺陷,然后提出了可以化解这些缺陷的农业现代化生产的新型实现模式,继而描绘农村大同社的构想和运行机制,以及大同社的主要突破点和全面推行的环境,最后对如何启动和发展大同社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参考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拙见,能够切实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 摘要:自公元元年起,以GDP为重要考量指标的中国经济,长期落后于欧洲.但自960年起这种状况发生改变,中国经济表现要优于欧洲,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呢?关键在于以土地自由买卖为核心内容的经济自由,该时期的欧洲人受限于当时的土地制度,他们既不能离开更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却恰好相反.到1700年,局面再次改变,欧洲在经济方面反超中国.这种局面的出现,跟当时欧洲当局解放农民,取消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令其可自由迁徙给予更多经济自由有着莫大的关联.这也昭示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 摘要:本文试从英国富裕农民在服饰消费上探究其拥有财富的程度及对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结果发现从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富裕农民——约曼的生活消费之一个角度—服饰消费,可以管窥这一乡村精英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中间阶层的生活状况。这些大小不等的家庭农场主和租地农场主,不仅是新兴生产方式的载体,农村现代化的“脊梁”,由于他们最先富裕起来因而还引导了农村消费方式的新潮流。农村社会真正的发展,一定是全面、平衡的发展,决不仅仅意味着产量的增长,生产效率的提高,还应该是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礼仪风尚的改变,其中当然包括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改善,后者直接改变了生产和经营者本身,同时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深刻地影响着整体经济的繁荣与发展。15-17世纪英国富裕农民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英国在欧洲、在全世界率先跨入新时代的奠基期,二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不难理解。
  • 摘要: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村落社会的快速解体及其对乡镇治理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对于村落解体,可以采用六个方面的指标来衡量:其一,常住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其二,村民间相容性利益的存量;其三,村落公共生活频率与效果;其四,村落精英质量与功能发挥;其五,村民间生活交往及其互动;其六,面向村落的持续发展取向.通过2009年7月和8月针对中国11个省19个村落的调查,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广大村落普遍存在解体的趋向,但各地村落解体的层面和程度均存在区别.今后,国家在总体上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同时,应结合各地不同村落的解体状况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对于那些传统治理资源还比较丰富,共同体保留尚好的村落,国家应保护并利用村落自身的机制来实现治理.对于那些部分解体的村落,国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以实现村落的长远治理.而对于那些已经基本解体甚至严重萎缩的村落,国家则可以统一规划,加大介入的力度,并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帮助新型村落建立共同体.
  • 摘要:法律经济学试图把实证与规范结合起来,通过科学设计的法律规则实现法律规范所要实现的目标,追求法律规范的实际效果.三十年来农村土地改革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其后果是强者攫取了模糊产权中的财富.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是明晰产权和强有力的弱者保护,以及分别通过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渡规则来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中的法律目标.
  • 摘要:浙江省A县H村“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源于村民自治“五步法”机制,它拓展了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民主政治.一是突破了“宪法财产权”关于公民因纳税而参与公共预算的民主财政理论范畴,即公民超越纳税人地位,对于由捐献财产与自然资源而形成“共有”性质财产的公共预算仍具有政治参与权利;二是突破了“政治嵌入”关于公民从体制外非制度性“嵌入”政治活动的利益表达理论范畴,即公民能够在体制内重组政治资源,制度性“嵌入”公共预算等政治活动中;三是突破了“正当妥协”关于国家政治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之间宽容妥协的协商民主理论范畴,即地方党委政府与基层民主政权之间能够通过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公共预算建构宽容妥协的关系.因此,在照搬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却无益于中国代议制民主政治发展之困局下,运用“宪法财产权”、“政治嵌入”与“正当妥协”等本土化理论资源,能够建构公民有效参与公共预算的宪政地方性知识;这是H村村民自治“五步法”机制下“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创新给予政治学界的启示与思考.
  • 摘要:在村庄范围内,农民以家户成为生产经营主体,而家户与村庄的联结就成为村庄治理有效实现的基础.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格局的研究发现,村户制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根基.它的特点表现在:以家户或家户经济为基础、以一定的联结机制统合村内家户、具有向村落空间之外的扩张保护性.其中,“村—户”之间的联结机制具有核心意义.在传统社会,依靠士绅建构的宗族“自治”型构了村户制的稳定性,虽然后来政治强力压制下铸造的社队体制以及在现代“自由小农”基础上塑造的民主联结都没有能够承接住村户制传统的精髓,从而导致了全面或部分的困境.对于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来说,要注重对村户制传统的发掘,尤其要注重对“村—户”联结机制的塑造的再认识.
  • 摘要: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时期党和政府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发展的战略部署,发展战略的实现依赖于制度供给.土地流转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供给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缩影,在实践中却出现制度供给与农民需求的失调,其缘由在于政府自主性和农民自主性、政府理性与农民理性、政府层级控制与政府自由度间的深层次张力.只有通过建立主体间相互信任关系,完善和创新沟通渠道,使政府回归人民性,通过民主方式产生制度供给和整合农民需求,才能建立政府与农民合作与互动的双赢机制,实现制度供给与农民需求的吻合.
  • 摘要:本文基于全国30个省267个村(社区)8489位农民的实证分析,重点讨论了农民的城镇化需求及其内在差异状况.研究表明,农民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的预期较高,但现实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农民更偏向于本地定居、本地就业的就地城镇化模式,而非异地城镇化模式;农民对于城镇公共服务特别是劳动就业服务、公共教育服务的需求尤为强烈,但对于非农户口的需求普遍较弱.针对在村农民、进城农民工以及社区农民等不同农民群体而言,由于身份特征的不同,其对城镇化的需求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特征,这对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提出了新的要求.
  • 摘要:从区域比较的角度研究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转移行为影响,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自由决策的土地改革提供现实参考.本文以农户为研究视角,以安徽省含山县、湖北省洪湖市、京山县和天门市为调查区域,运用问卷调查收集基础数据,选取农户耕地资源禀赋状况、耕地产权状况、耕地产权流转状况、宅基地及住房状况等能够全面反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相关变量,建立Logistic实证分析模型,从区域比较的角度深入剖析土地因素对农户劳动力乡城转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土地承包合同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存在负向影响;(2)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影响,其中转入行为影响为负,转出行为影响为正;(3)农户劳均耕地面积及其平方项仅对含山县农户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著且呈现U型关系;(4)耕地相对贫困仅对含山县农户劳动力乡城转移影响显著且为负向;(5)耕地平均地块面积仅对京山县农户劳动力转移影响显著且为负向;(6)住房相对贫困对洪湖市和天门市农户劳动力乡城转移影响显著,且分别为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依据研究结果,文章提出,通过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土地整治力度,可为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 摘要:我国已经进入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时期.这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有序地流动,影响、制约农村劳动力能否流动以及如何流动的关键是国家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建国以来,基于时代要求和发展理念的变化,国家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经历了允许农民自由流动、严格控制农民流动、引导农民就地转移、支持农民工异地流动、引导农民工市民化等诸多反复与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表现很不均衡,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
  • 摘要:我国特别是浙江省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的重点,已经开始由城乡统筹迈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农民流动也已呈现出多元化的新特点.社会养老保障作为影响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一种重要机制,将深深嵌入农民流动之中,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对农民流动的意愿、能力和过程都将产生深刻影响,成为嵌入农民流动的新的变量因素.通过加快小城镇化建设,减少农村人口总量和比例,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深化传统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基于身份和人群划分的制度规定;创新社会养老保障关系转续机制,推进一体化的制度并轨和管理整合,构建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农民流动.
  • 摘要:当下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潮汐”般的“新秩序”侵蚀,并且这种城市“亚文化”的“新秩序”虽然仅仅在特定的时间起到显著作用,但是其留给农村的是“草蛇灰线”般的涵化作用.一方面“新秩序”不能有效的固化;另一方面“旧秩序”遭到破坏,权威逐步丧失.由于外出人员的时间周期因素的加入,使得“新秩序”与“旧秩序”的规范时间并不相同,导致农村地区阶段性陷入到“秩序缺失”的境地,而作为弱势群体的留守儿童就成为了牺牲品.
  • 摘要:城郊失地农民社区既是被动城市化下的“变身”,又是政府主导下的“转型”.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生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的特殊性.而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现行治理的组织体系杂乱、公共参与不足、自治基础薄弱,导致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进入参入程度不高.究其原是,良善治理机制的缺失、公民精神的稀缺、“自组织”水平低及社会资本的匮乏.因此,其治理的完善应从三个方面着手:重构治理机制,理顺组织体系;培育公民精神,促进公共参与;重塑社会资本,夯实自治基础.
  • 摘要:现代化意味着城市化,意味着在农业时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数农村居民(农民)从分散的农村集中到城市生活,变为市民,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出现部分农民的被动市民化现象.这种现象的生成机制是:在不利的国际环境压迫下,中国采取赶超型现代化战略;国家通过压力性体制来具体实施这一战略;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阻断了农民的自然市民化通道,基层政府为摆脱财政压力,依赖土地财政,强制征收农民土地,形成部分农民的被动市民化现象.农民的被动市民化可能是中国赶超型现代化不得不付出的高昂成本的一部分.
  • 摘要:庞大的“候鸟型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频繁奔波于城乡的候鸟型生活终究艰辛,也给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带来负效应.在进一步加快推动城乡统筹深化的进程中,农民工是迎接“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还是“还归乡村”以终结候鸟型生活?这个中国式命题的解读密码在于: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与渐进式户籍改革过程;此外,也需理解土地制度改革、城市病与新农村发展愿景等相关范畴.
  • 摘要:宏观经济增长、有组织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主动性是中国农村减贫的直接原因.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大局观念”是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保障,“权威型人格”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组织与社会基础,深厚的“家族传承意识”形成了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均孕育生长于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中,这决定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
  • 摘要: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路径之一.村民市民化,即乡村农民转变为城镇市民,是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当前中国城镇化实践中,近郊村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极为特殊、非常复杂的社会转变过程,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身份转换、权利同化、城镇认同.现阶段近郊村民的市民化具有两栖化、形式化、不完全等特征,呈现出不同程度、多样形式的边缘化状态.不仅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而且在农民体系和市民体系中均不居核心地位,处于边际位置.近郊村民的边缘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但当前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中的村民边缘化现象具有特殊性.近郊村民主要是随着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安置、户籍改革、撤村建居等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展开而逐渐地市民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府推动的“被市民化”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局限,导致近郊村民形成为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促进近郊村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变角色,根据城乡一体化的要求,赋予近郊村民同等权利、均等待遇,并积极推动近郊村民主体认同能力建设.
  • 摘要: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问题,决定着现代化转型的顺利程度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道路.世界各国或地区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和模式可以说都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有重大关联.世界各国都有解决此一问题的经历,其经验教训值得相互借鉴.为达此目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建立了一个国际性学术交流平台——“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并以“农村和农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城镇化与农民流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战略”三个重要议题举办了首届论坛,达成三点共识:一、农村和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创造力的历史主体;二、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性问题;三、农村和农民是未来社会新产业价值的实现之地.
  • 摘要:本文是对中国农村社会本体问题的研究.在本文看来,对传统需要细分.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性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不同,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家户制是不可规避的传统,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它仍然会如人体基因一般顽强的再生和复制.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农村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入挖掘这一基础性制度和本源性传统,精心厘定本国的制度传统资源,注意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 摘要:本文将关注人们生活结构的构成逻辑,为建构全面解释现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动的分析框架,提出作为暂定式的操作假设模型。本文梳理了出在“全球化”方面的社会学研究的诸课题,说明了基层结构范式必要的背景以及何谓基层结构范式,进而从“基层结构范式”角度探讨现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 摘要:近代以来,国外对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流派,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小农经济”的道德理论;蔡雅诺夫、波拉尼、斯科特等人的“自给小农”生存动机道德理论;菲尔斯、塔克斯、舒尔茨、波普金等的“理性小农”利润动机经济道德理论;孟德拉斯的由“自给小农”的生存动机向“理性小农”的利润动机转化的经济道德理论;甘地的“农舍经济”伦理思想;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效用理性”小农经济伦理观、相关国际组织对农村经济伦理的相关提议;以及当代美籍华人黄宗智、阎云翔、李怀印等对中国农村经济伦理问题的实证研究.对上述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学理阐释,对夯实农村经济伦理的理论根基、理清与疏解国内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伦理困惑、推动与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 摘要:人类社群长盛不衰的基本条件是:“资源点&知识点”的不断集成.中华文明持久不衰的秘密,从历史上来探讨,其要点在于:“一个资源点”——“中原农耕之地”、“两个知识/制度创新点”——西北游牧民和中原农耕民.当代中国的复兴,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复制这个历史条件,但是,新的“资源点&知识点”的不断集成这个条件,则是共通的.
  • 摘要:传统农业是农业国家、农村社会与“天生农民”的自然结合,带有很大的自然性和平面性.传统国家及其业务与农业密不可分,国家内在于农业社会.传统农业的自洽性决定了农业国家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与之相比,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国家、工商社会与职业农民的联合打造,具有很强的建构性和立体性.现代国家主要立基于工商社会,外在于农业系统,但是,现代农业更需要现代国家的保障,农业甚至成为国家的战略要点.所以,中国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政府“服务下乡”、工业反哺和支持农业、培育职业农民等方面的“大农业”观念、系统、政策的协调发展和综合推进,这是现代农业的国家性建构的核心议题.
  • 摘要:在村落宗族意识里,河流(当然本文也会稍稍扩及到土地问题)不再是纯粹自然的因素,而是类似一种古典诗歌的意境,即风水.乡民根据自己的风水理念,选择这样的意境并世代栖居在里边.可是,在新国家的科学技术话语里,河流属于水利范畴.1950年代以来,国家在广大乡村社会推动了各种水利工程(包括兴修水库、疏通河道、砌渠挖井等).这些工程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旱涝和土地耕作便利问题,实际上是把科学的“水利”与“农耕”概念带进乡土社会,并附着以国家意志,以此破除风水迷信,置换原有风水理念,同时也是把雨水本来由“老天爷赐给的”情形转变成国家分配的状况.本文试图通过集体化时代的华北某村落一个水利冲突的案例及该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去展现这一过程,以此观察两种观念的冲突与交流,并探明国家如何隐藏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概念背后悄然进入了乡村世界,从容地把乡村从传统宗族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纳入了国家管理范畴,从而在细部上把握当代中国历史的某些发展轨迹.
  • 摘要:秦始皇之后两千余年,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皇权官僚专制政治制度为特色的大国.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塑造了古代中国农民、中国人的个人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官僚崇拜意识.以等级、特权为前提的个人道德意识与以平等为基础的现代道德观念大相径庭.中国农民、中国人看重社会责任,包括数亿农民在内的底层劳动者的劳动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长期专制统治养成了中国农民、中国人浓厚的官僚崇拜意识,政治主体意识不足,缺乏通过对话、协商、妥协、合法程序解决社会矛盾的习惯.中国农民的行为方式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底色.中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亿万农民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步转变成为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主体的过程,是农民的现代化.
  • 摘要:本文以洛伦兹折线方式对史料中分组数据的基尼数据进行估算,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分配既非传统观点中所认为的那样差距悬殊,也非近年来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十分平均.第二,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分配后代比前代更趋分散,而一个朝代内部则既有趋于分散的时间序列,也有趋于集中的时间序列,呈现周期性变化.第三,中国历史上地权分配的南北差异不明显,但南方和北方内部差异较大.第四,与同时期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地权分配相对平均.
  • 摘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主要原因是它利用了家庭成员的亲情,亲情可以激发成员对家庭的忠诚,使成员对家庭有了情感利益需求,愿意放弃部分经济利益而为家庭作贡献,降低了家庭内部的交往成本,从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继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此,可以提取出一些普遍机制:忠诚使成员对组织不但有经济利益要求,还有情感利益要求,从而构成复合效用目标,这会使成员降低对组织的经济利益要求,从而降低组织内的交往成本,也会降低对产权明晰的要求.这意味着,可以在以经济利益为单一目标的“唯利是图”理论的基础上,扩展出具有复合目标的“义利兼顾”理论,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个特例.“义利兼顾”理论可以增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扩大经济学的功能.1985年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滞,家庭责任制的有效性受到怀疑,但实际上,这不是因为家庭责任制失效了,而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更优的非农就业机会,农业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大量向非农行业转移.当然,家庭责任制这种具体生产组织形式也有诸多局限,需要改进.
  • 摘要:中国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实质是实现农村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换过程,也是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过程.中西部山区城镇化必须依靠现有条件,发挥好“三好三特”的山区优势,做好顶层设计,实现“双轮驱动”战略,需要在“地、财、人、治、路”等五个方面实现“破题”,创新户籍制度、人才创新机制、农村土地流转创新机制、创新农村经验方式、投融资创新、产业发展机制创新、镇村治理创新机制,创造山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以外力促内生型发展,实现城镇功能定位和产业调整的统筹规划,走一条有中西部山区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 摘要: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农村城镇化模式也各具特色.本文通过对贫困山区企业主导的农村城镇化实践的调查,分析了企业主导农村城镇化模式的运作过程及其遭遇的困境和问题,提出了贫困山区农村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 摘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发达地区城边村的发展、农民的命运等问题和挑战变得更为突出和紧迫.基于“城镇化质量提高”这一新视角下,文章在总结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要义的基础上,通过增城西南村实践和村庄改造的经验分析,找到了城边村改造的策略.该策略可以为城边村和城郊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 摘要:中国是一个历史上以乡村为主的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就是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而基层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条件.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有关土地权属关系的制度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实行过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由此型构了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使得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经历了从乡村自治、纵向官治到乡政村治的变化,并开始迈向多元治理的道路.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主要由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变革形塑而成,进而把产权与国家、政治权力联系了起来.
  • 摘要:文章以产权为视角,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展示国有产权下的煤矿对村庄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文章认为,一方面,国有煤矿促进村庄发展,另一方面,村矿合谋又会损害村民利益,村民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进行不断的斗争,因此,村庄的发展取决于村治精英的性质以及村企的合作.
  • 摘要:本文通过对“项目进村”中村落回应的观察与分析,旨在探讨面对具有规范性变迁和技术性治理特点的国家整合行为,村庄自主性何以可能与可为,与哪些因素有关.案例显示:“项目进村”中的村落自主性是村落基于自身独立思考和发展意图,通过运作与经营等一系列策略,对项目实施借力的创造性回应过程.村庄禀赋、社会资本,特别是村级核心干部的社会资本与运作能力是影响村落自主性及其功能发挥的关键因素.
  • 摘要:贫困是复杂的社会建构,任何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本文在认真反思与回顾我国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扶贫战略的基础上,探究了贫困实质的动态变化,从战略、组织以及资金三个维度构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扶贫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从而拓展了反贫、扶贫的视野.
  • 摘要:如何更好地改善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使他们得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扶贫的重要目标.探索并形成农村相对贫困群体扶贫的长效机制是我国扶贫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理论界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属“农户自立服务社”在东部地区福建省福安市、霞浦县两地农村相对贫困群体中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小额信贷为个案,考察社会企业这一崭新组织作为扶贫主体在我国农村开发式扶贫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探讨目前我国农村扶贫长效机制的形成等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企业在我国农村开展开发式扶贫具有普适性.在资金较为缺乏的广大农村,社会企业开发式扶贫改善了相对贫困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应该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扶持类似社会企业的发展,使我国的扶贫事业更上一个台阶.
  • 摘要:传统反贫困战略,总体上是将目标定在贫困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上.笔者认为,解决贫困问题,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贫困群体的幸福水平,各国应积极推进幸福扶贫工程.反贫困如何坚持幸福战略?第一,应树立新的资本观.第二,贫困地区要更加注重GNH(国民幸福总值)的增加.第三,要更加注重贫困地区制度的公平建设.第四,贫困地区要更加注重发展循环经济.第五,要注重贫困地区的休闲建设.第六,贫困地区要更加关注就业问题.
  • 摘要:中国革命主要是农民革命,中国的建设同样也不可忽视农民的自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以革命的热情探索并解决不断出现的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问题.本文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扶贫中的不足进行反思,找到不足,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就应刃而解,希望拙文能对党更好地解决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贫困问题起到些许帮助.
  • 摘要:中国目前仍然是典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且有继续加大的趋势.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劳动技能低,导致农民获得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相对较低,即使有增长也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让农民通过农村土地资本化的方式获得财产性收入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土地产权的保护力度,但仍有很多制度性障碍阻止农村土地发挥资本化的功能,必须尽快加以突破,从而唤醒农村土地这一“沉睡的资本”.
  • 摘要:基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四省600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财富及其构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地提高家庭的人均财富水平,其影响程度政府网络大于市场网络,后者又大于村庄网络;(2)将三种类型的社会网络变量进行分解后发现,政府网络中的乡镇政府网络、县级政府网络的系数均不显著,而省级政府网络、市场网络1、市场网络2和村庄网络依然显著地提高了家庭人均财富,它们的作用依次减小;(3)政府网络和市场网络可以改变农村家庭的财富构成,其中政府网络显著地提高了家庭财富中实物资产价值的比例,而市场网络则会提高货币收入的比例;(4)特别是,省级政府网络对家庭房产价值占比起着很大的正向作用,而市场网络1则显著地提高了家庭的非农收入比例.
  • 摘要:自然灾害引发中国大规模移民活动.本文在分析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中生存环境重建、社会文化重构、发展能力重塑等三大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规模避灾移民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迁移,更是一次涉及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整合的过程.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促进移民规划与政策实践的更加协同;以治理提升为取向,促进社会文化认同和社区整合的显著提升;以人本发展为导向,促进移民可持续生计与产业发展布局的逐步优化,从而积极化解并超越避灾移民的风险.
  •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于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运用现代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的知识分子群.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当时一批知名学者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见解.以《东方杂志》为平台,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有关乡村社会的调查报告、日记、访问记录和研究论文,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整体衰落和破产,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变的历史进程.面对当时乡村社会的危机和农村经济的崩溃,学者们力求解释原由和探寻解救答案,提出了诸多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办法,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学界范围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知识界对农村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集中表达,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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