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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第五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

安徽省第五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合肥
  • 出版时间： 2013-12-21

主办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会议文集：安徽省第五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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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50条结果
  • 摘要：当下社会,城市大建设带来了更宽阔的城市街道、更现代的城市设施,但城市很多老建筑的命运却走到了尽头.老建筑集结了时光的重量和城市人的记忆,若被拆迁必然引发市民的留恋不舍.文章选择解读合肥三孝口天桥因给修建地铁让路被迫拆迁、引发合肥市民浓郁的怀旧潮的事件,认为共享、信念、认同与集体记忆相关,且影响个体在社会中的心理和行为,从而影响个体对于自我和城市的认同感.并分析在三孝口天桥的拆迁过程里,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和以微博、网页专题为代表的新媒体,是如何呈现三孝口天桥的拆迁过程和市民的怀旧情绪和行为的,分析得出媒介和怀旧潮之间存在互相引导和推动的关系,且阐述城市的集体记忆和市民的认同感是怎样作用于此次怀旧潮的，纸媒对三孝口天桥的拆迁报道-庄严告知拆迁讯息。引发老市民的怀旧，以微博、网页专题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报道-推动怀旧潮，感性互动记忆网友表露出的怀念和怀旧的情绪是大建设时代对老地标建筑拆除的不舍，参与者因为分享着对于三孝口人行天桥和老合肥的集体记忆，而形成了"共同体"。这段"老合肥人"的集体记忆增强了一种身份认同和对城市的认同感。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感可以增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这种认同感的建构来自于多重社会力量，而大众媒介在其中的影响独特而重要。
  • 摘要：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民意的表达渠道越来越畅通,言论自由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这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在"自由的乌托邦"中,甚至会让人产生权力规训在新媒体领域内已经淡化、消退的错觉.事实上,在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中,权力并非放弃了对大众的规训,而是呈现出另一种形态,且这种形态是比较隐蔽的.文章将视角固定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上,来探讨权力规训的颠覆与重建,透视新权力规训下"自由乌托邦"的形成及实质.新媒体技术下权力规训的重建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自由乌托邦"事实上并不是最终想要的，却是接近自由的必经过程。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仍然有很多的障碍和难题。要跨越这些障碍、解决这些难题，仅仅依靠技术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的优化和群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权力规训虽是难以避免的，但沉溺在"自由乌托邦"中并享受其带来的短暂愉悦亦不可取，仍需保持清醒和理智地去看待身处的环境、产生的问题，才能不被权力规训的重建所扭曲，在技术的变革和时代的洪流中回归人性的本真和初衷。
  • 摘要：作为社会科学基础性观念之一,开始于孔德的功能主义对传播学的影响不言而喻.一般而言,纸媒对于国际热点事件报道的主流路径便延续了这种功能主义:媒体作为整个社会有机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为整个系统服务.媒体理所当然地服务于国家政权,并或明或暗地表达国家和执政党的声音.然而,笔者通过文本分析以及媒体编辑人员个体的文化价值观和固定的既有框架上对国际传播背后的原因进行另类解读,以期从卢曼的新功能主义或建构主义角度来关照该问题.一般来说，在对上述文章的选词造句、撰写动机及其原因的分析之后，便可以从传统功能主义的路径进行总结。在中、日、美三国的有关国际热点事件的传播中，各纸媒的主旨仍然致力于对主流话语的赞颂和吹捧。然而，若是从内部新闻自由以及编辑部内部斗争的描述来思考的话，那么这些原本出自于这些记者和编辑人员之手的文章是否能够反映出编辑人员本身的一些偏见和倾向呢?借用现象学的观点，作为主体的人们在看待客观世界时，总是经验性地去认知这个世界。在体验中，把感性材料转换为非表象的纯粹主体意识所存在，也就最终形成了人们在实践时面对客观世界的基本框架。在框架的范围和限制范围内，人们可以建构对事件的主观思考，亦可以选择，甚至重组事件的排序。在新闻工作者的大脑中，也有一套处理信息的基本模型。该模型似乎是一套标准，记者可以依据这个标准迅速、快捷地架构和处理信息。"新闻记者是通过框架生产新闻话语的，包括依照一定框架快速地处理大量信息"。在国际传播中，新闻工作者在这一过程当中持有隐含的并且极为稳定的价值倾向，形成了称之为偏见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对其他群体持贬低的态度和信念、消极影响的表达，以及敌意和歧视行为的展示。社会族群间的偏见和敌意不仅仅存在于个体化习得的感情和信念中，而且历史性地成了群体间位置的集合评估。所以，不应该想当然地把媒体和服务于其国家的问题抽象化、绝对化。服务于媒体的个体本身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却也发挥了他自己本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各国媒体都没有差别地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如此看来，或许应该把国际传播看作一种全球行动、一类文化现象和对全球化的一种想象建构。
  • 摘要："媒介审判"(传统上的"报刊审判")是大众传媒超越正常司法程序，通过报道等方式进行的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常常干扰司法公正，网络媒介审判是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与法律密切相关的问题,对司法公正的两个维度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以网络这一新媒体为突破口,深入探讨网络媒介审判的特点,探索其对司法公正影响的模式,从而找到降低网络媒介审判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是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网络媒介审判影响司法公正的过程中,缺乏信息把关人,存在网民脱离司法事件本身探讨甚至炒作的问题,而在传播链条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司法机关成为最后一道壁垒.要降低网络媒介审判的不良影响,应该从媒体、网民、司法三方面进行把关,培养和提升网络媒介素养的同时加强法制教育,促成舆论和司法公正的统一.
  • 摘要："小的才是美好的.大了,就稀释了."当国内外都市大报噩耗连连时,社区"小"报的发展却方兴未艾.不同于国外社区报的几百年历史,我国社区报的创办仅仅数十年,却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大有取代传统都市大报之趋势.说社区报"小",是因为其发行范围小、发行量低,但这不妨碍它在社区传播中扮演"大"角色.这里的"大"指的是重要性和突出性,并且与传统都市报的角色区别开来.文章以安徽省首家社区报《滨湖新闻》为例,试图通过对其办刊实践的考察,剖析出以其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社区报在社区传播中不同于传统都市报的"大"角色.从传统都市报到社区"小"报的漫漫长路，可以看作是新媒体冲击下纸媒的一种"自救"方式，更可以把它当成分众传播的一种践行。由过去高高在上的宣传者、话语掌权者变为如今社区信息的传达者、居民生活的服务者、公共空间的创立者甚至在未来可能成为居民意见的统领者、新媒体平台的互动者……社区"小"报在我国媒体的传播，尤其是社区传播中扮演了崭新的、与众不同的"大"角色。这是一个开始，却不仅仅是个开始。对于社区报的未来发展，将拭目以待。
  • 摘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的热点问题,大众传媒对于环境危机的报道将其带入公众视野,并相应地赋予了环境危机议题一定的公共性.文章以《人民日报》对于"PM2.5"的报道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关于"PM2.5"的报道来剖析党报是如何呈现环境危机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呈现环境危机以及它呈现出来的环境危机有什么特点.文章以《人民日报》有关"PM2.5"的环境危机报道为样本,对它的报道数量、版面分布、报道体裁、报道意向、报道性质、报道议题进行深入分析,借此来研究媒介框架对于《人民日报》呈现环境危机的影响.试图通过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大众传媒如何通过环境危机报道来建构环境危机议题的,以及这些环境危机报道对于缓解环境危机所起到的作用.
  • 摘要：作为西方国家的主导性媒介规范理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在经由技术介入的新媒体情境下面临着新的危机,但它仍然表现为媒介、政府、社会及个人之间的信息权力关系失衡.文章通过对新媒体情境下这种权力关系失衡现象的探讨,总结该理论的危机呈现,并分析这种危机对于中国媒体实践具有哪些启示意义，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在新媒体情境下所面临的危机仍然是信息权力的失衡，但这一次的失衡表现在媒介信息权力的相对削弱，其结果是致命的，但也暗含了危机解除的方法。传统媒体应发扬其内容生产的既有优势，顺应技术带来的媒介形态的变化，重申专业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这次信息权力重新分配中营造出健康的传播秩序。
  • 摘要：近年来,微博作为发展迅猛的新技术已成为新闻生产的重要环节.在微博浪潮下,许多党报媒体纷纷开通微博.文章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结合议程建构理论,用具体数据和案例,从内容分类、发布频率和影响力三方面对党报微博在议程建构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从抓住政府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契合点;把握发布议题的时机、数量和频率以及增强与粉丝互动,重视舆论领袖作用三方面提出《人民日报》微博议程建构策略.
  • 摘要：互联网的出现催生了新媒体迅速发展,海量信息与信息可自由发布、获取的特点使其具有成为社会抗争动员的平台的潜力.近年来弱势群体出于抗争成本压力自觉或不自觉通过互联网进行抗争的事例日渐增多,文章将以夏俊峰案中夏妻张晶的系列互联网"救夫"活动为网络文本研究对象,分析弱势群体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抗争路径.国内目前关于群体抗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角度的观察与分析，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类是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评述、对于抗争动因与范式以及类型的梳理。第二类是借由个案文本分析方法，对具体案例的透析来研究中国社会抗争的特点和抗争路径。新闻传播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则主要采取后一类的研究方法，关注群体传播分析和媒体对于抗争活动的呈现。笔者将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互联网抗争文本进行解读。试图通过对夏俊峰妻子张晶的一系列网络活动进行分析，透过其活动来分析弱势群体借助互联网进行社会抗争的路径，以互联网为媒介向政府、竞争者、敌人以及公众反对的对象进行诉求伸张。网络抗争行动主要有网络论坛发帖、回帖;博客撰文抗议、转发博文、微博抗议、转发、评论等在线行动以及黑客攻击等方式，由夏俊峰案窥析弱势群体的网络抗争，阶段一:联络网络推手并雇佣"水军"，迅速引起网络关注弱势群体依靠网络推手、"网络水军"、微博"大V"等力量，借助互联网这一低成本的抗争平台获得网络关注并成为"热门话题"后，吸引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从而进一步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关注讨论。弱势群体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抗争动员造成舆论轰动，引起网络支持情绪，进而吸引传统媒体关注报道，这已成为弱势群体新的社会抗争路径。
  • 摘要：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研究了传播与风险扩大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媒体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之一.文章试图借鉴这一理论框架,从"放大"的视角来观察方兴未艾的微博在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方面的特点.此次研究选择了"陈永洲事件"作为案例,宏观上观察事件在微博中的放大途径,微观上观察微博文本中的"责难信号"以及信息流等问题.媒体在这起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中所说的"放大站"，通过对事件的加工和建构，可能使其中一些信息被放大了，而另一些信息被弱化了。本文将研究的视线集中在微博平台上，引入"风险的社会放大"这一框架，试图观察在新媒体的环境下，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受众又是如何与之互动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和传播使原本的风险产生了新的影响。一些被技术专家评估为相对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会引起强烈的公众关注并导致对社会和经济的实质性影响，而一些被专家评估为相对较大的风险却往往遭到公众的漠视。这一理论框架基于这样的假设:除非人类观察到并将其传播给其他人，"风险事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或是非常局部化的。传播在风险事件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的"风险"概念并不能用来定义"陈永洲事件"，因为事件的社会影响、性质似乎都不符合"风险事件"的内涵。但是，由于这一理论框架具有启发性，也与媒体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仍尝试把"陈永洲事件"放在这一框架中进行观察，以期能找到观察媒体的新角度。通过对微博的分析，"新快报"的报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挑起事端。10月22日晚发布两条微博表明将披露关于陈永洲被捕的消息。模糊的信息和"记者被捕"的关键信息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其次是扩大影响。这一阶段是责难信号集中的阶段，"新快报"于23号发布5条微博，联合其报纸，直接向长沙警方质疑:"如果警察叔叔发现了敝报虽力尽而不能发掘之证据，敬请公示。仍然相信你们和一样，对法律具有完整之尊重。""的记者陈永洲报道了中联重科财务问题，然后他就被长沙警方跨省抓走了，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在质疑警方的同时，"新快报"在微博中将自己塑造成"正义""有风骨"的媒体形象。可见，在事件的开始，"新快报"就为此次报道划定了框架-警方滥用公权，媒体为记者呐喊，并塑造了意象-"沉默的警方""有风骨的媒体""受屈的记者"，不断扩大着风险信号和带来的影响。最后是沉默期。在24号之后，"新快报"微博没有再发布与陈永洲有关的消息，包括之后的认罪、批捕、领导班子调整。选择了"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作为官方媒体微博样本;"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作为都市报媒体微博样本。抽取10月22日一11月1日期间样本微博发布的所有有关"陈永洲事件"的微博。报道的数量和类型都会影响到受众对风险的态度。更多的报道数量和更多样化的报道类型增加了事件中的信号传达到受众中的可能性。对事件的连续关注形成信息流，信息流的持续或断断续续可能促进或妨碍受众对于风险的观察在样本微博发布的41条相关微博中，共有16条包含责难的信号。关于责难信号的研究，阿温德·苏拉萨提出了关于责难的四个向度:责难表达的焦点;被责难者与公众之间在空间上的接近性;与被责难者的熟悉程度;以及责难分配的全面性。3条微博都将责难直接指向了长沙警方，主要是质疑警方跨省抓捕是否是滥用权力，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另外13条有责难信号的微博都发布于10月26日陈永洲认罪之后，点名批评了陈永洲为了自身利益进行虚假报道的行为。10月26日，陈永洲在央视的节目《朝闻天下》中出现，承认在未经核实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事情至此似乎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媒体的责难矛头也指向了陈永洲，主要是对他和其所属媒体的职业操守的质疑和批评。阿温德·苏拉萨认为，在责难似是而非的情况下，对信号的进一步探究可能显示出更加充实的阐释。另一方面，直接的责难能明确地驱动陈述中的联想和意义，从而强化信号对读者的影响力。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对群体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群体总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群体的情绪是夸张和单纯的，他们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他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在抽样中，可以看出，在有效样本的主题中，情绪发泄一直占据着最高的百分比。情绪的发泄主要指言语方面过激，表现为谩骂、讽刺等等。在此次事件中，"新快报"的表现值得商榷，而受众的反应显示，微博中情绪发泄仍然是主要的主题，受众的评论走向基本与媒体的报道内容一致，可见媒体对受众的影响。由此应该思考，在新媒体环境下，什么样的"新媒介素养"能让在信息海洋中保持独立的思维，并能引导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
  •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一代,有着对理想的追求,清晰的人生规划对其实现价值、改变命运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经历了真实的生活体验,其人生规划在媒介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价值基础开始向社会性价值转变,精神资本也通过媒介的积累重构逐渐完整成熟,为其城市融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伴随着信息的解锁，老一代已无法满足其对于未来的渴求。媒介则为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指导，实现了舆论导向下的动力支持，拓宽发展途径以及构建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新媒体己经成为他们使用最为频繁的传播工具，互联网为他们打开了交流沟通的神奇世界。他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最新鲜的资讯，在使用体验中受到启发，产生别出心裁的想法。媒介可以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构建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网络、手机等传播工具为他们搭建了全新的社交平台，帮助他们走出狭小的交际圈子，在虚拟空间的交流中碰撞出灵感的火花。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圈突破了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已经突破了父辈那种简单基于地缘、亲缘的"先赋性"人际传播网，他们更加重视业缘、学缘、友缘等"获得性"关系，使人际传播网变得丰富多元。这种交往的契机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新生代农民工流人城市，在生活实践中其价值基础逐渐转变，以人生规划为表现形式的精神资本在媒介的作用下得以重构并积累，它与其城市融入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在相互影响中改变着他们对于自我和未来的认知。因此，对未来的迷茫，以及对人生规划的模糊，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缺失为未来奋斗的动力，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会遭遇种种心理障碍，感到格格不人。城市融入的不顺利又会使他们对未来更加迷茫，甚至放弃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离开城市返回家乡，成为这个群体中的逃离者。
  • 摘要：政务微博是权力、传播和新技术相结合的产物,综合了政府、舆论以及技术的各色特征.在福柯知识权力的视角下加以审视,政务微博实质上是政府公共权力的延伸,政务微博也呈现出权力内化的趋势.在实际操作尤其是危机处理过程中，政务微博受制于权力的内化和集中，往往由发布和互动的综合服务平台异化成单纯的"维稳"工具，主要表现在:传播方式上侧重仪式传播;传播形式上倾向话语传播;空间场域里擅长建构特殊空间进行传播.笔者的观点认为政务微博发布的大部分微博都带有引导、说服、颂扬、控制等情感色彩，而这些微博又是以网友喜闻乐见的形式包装而成，在层出不穷的"淘宝体""陈欧体""咆哮体"之下，权力正以"随风潜人夜，润物细无声"的姿态进行着网络话语空间的建构。在政务微博一手建造起来的微博互动空间里，网友看似自由无束，实则接受着直接或者间接的提醒、强化、劝服。在建构和监视的组合拳下，权力进行着空间范围内的传播和控制。某些网管部门变身成"删帖部门"，某些政务微博面对突发舆情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堕落成"维稳"的工具。这些都是权力内化导致过度支配的极端例子。
  • 摘要：1928年至1930年,在中华大地上,一系列长期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给黎民苍生造成极大的灾难.天津《大公报》不仅密切关注灾区情况,派记者奔赴灾区发回大量报道,尤为可贵的是,天津《大公报》报社发起了为陕西灾民募捐的"陕赈宣传周"活动,在天津及周边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募集大量资金,为赈灾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通过对《大公报》的"陕赈宣传周"进行研究,在将《大公报》这段历史呈现出来的同时,以管窥《大公报》公益活动之一斑.纵览中外报业发展史，各个历史时期报纸所开展过的社会公益活动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从总体上看，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着眼点，即通过举办社会公益活动，在提高报纸的社会声望的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然而，无论媒体发展进路何在，都不该忘记曾经走过的公益之路。
  • 摘要：Web2.0时代大量的数据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不管是传统媒体的报纸、广播、电视,抑或是新兴媒体的论坛、微博、微信,到处泛滥着各种各样的数据,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如何通过对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是传媒业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做出有深度又让人信服的新闻是一个新的机会点.论文旨在通过研究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四大门户网站的数据新闻栏目,提出数据可视化的呈现的流程以及数据新闻有怎样的优点,从而提出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在新闻业务领域开辟新的报道形式——"数据新闻".制作数据新闻首先需要获得真实的数据，通过对四大门户网站数据新闻栏目的数据来源分析得出，其主要源于四个方面:政府、企业等官方信息、媒体的新闻报道、调查公司的报告、社交网络。获取了数据之后，应该以怎样可视化的方式处理这些数据呢。这包含两个过程:第，对数据的理解，运用工具制作不同的图表讲述不同的故事。对数据理解的过程也就是数据新闻栏目的从业人员整合数据、分析数据的过程，目前国内四大门户网站最常用静态的信息图表来达到可视化的目的。图表中的主要元素是文字和数据，文字是对数据的简要解释，数据清晰的表明该新闻所要表达的信息。以前常说"用事实说话"，现在可以说是"用数据说话"。那么数据新闻可视化有怎样的特点呢?，一目了然，展现关联性，对比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深度等。
  • 摘要：清末传入中国的电报作为第一个电子媒介,曾带来一场交往模式的革命.人际交往圈子的扩大、群体交往路径的通达、社会交往公共空间的塑造等,都是电报这一新媒介传入中国所带来的影响.电报第一次使信息符号脱离运输工具而运动,促进信息商品化,其颠覆性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互联网.对电报媒介的历史考察也具有"后视镜"一般的现实意义.从影响上看，电报因其鲜明的媒介特点而对社会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报信息传递迅速的特点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并加速了先进思想观念的传播，提高社会交往的效率，电报编译操作的专业性较强，各地电报学堂的建立带来了西方教育制度，教育作为社会公共交往的方式之一对重塑人的思想和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电报收发费用高于过去的信息媒介，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电报体的诞生，也对后世的语体产生影响，语言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成分之一，其形态在清末民初电报传人之后有了较大的改变。虽然电报这种媒介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正如麦克卢汉"透过后视镜看现在"的观点所言，回顾媒介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看清现在正在经历的新媒介变革。唯有如此才能身处其中而不为现象所惑，能在思考和研究媒介之时踩上坚实的历史之基。
  • 摘要：新媒体建构的"民间舆论场"中,舆论并非时时都能倒逼出"真相",其功能是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对公权力施压.公众与政府之间存在对"真相"认同的认知差,公众对事件真相的诉求逻辑发生了变化,政府应当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应对逻辑,用一种更好的公布调查结果的方式来增强其主导性.应该反思的是,为何只有当普通事件转变为焦点事件,焦点事件又必须依靠舆论才能向前推进;为何那些未能引起舆论关注的普通事件却很难解决呢?这些悬而未决的常态、普发性事件极易成为社会的积郁,随时等待下一轮的爆发,转变为焦点事件.网络使公众可以更快、更多地获得信息，使事件更容易被发现、复制、扩散、分享，与信息一同传播的，还有公众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舆论形成了强大的合力，也往往缺乏理性。在自媒体传播话语权相对开放以及社会转型的客观环境下，中国互联网中"民粹主义思潮"正悄悄升温。观察新媒体环境中国内发生的一些不可预测的公共事件，会发现公众和政府往往处于对抗状态，舆论场中充斥着情绪化的东西。新媒体时代，公众对事件真相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改变，官民之间老一套的对话逻辑已开始显现出对接偏差。鲍德里亚认为，大众消费符号的实质质疑是寻求社会认同，网络的开放性理应是催生集体认同的最佳平台，而绝非消解共识。综上所述，政府作为社会体制改革和运作的主体，理应正视网络舆论的强大力量并努力转变思维模式和表达逻辑，并利用网络这一纽带，建立适度的规范规则将社会凝聚起来，平衡各方利益，培育善于达成正面共识的公众。
  • 摘要：十八大报告指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微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新媒体的发展,提高了新媒体与社会融合水平,对增强文化软实力与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实现中国梦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社会中高社会融合度新媒体的出现，有助于人们的沟通交流，也推动并形成了新媒体的社交化发展格局，增强良性互动，构建和谐杜会环境，创新开拓思路.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引导健康发展。健全社会融合体系，加强内容建设，提高媒体质且水平，完善法规建设，促进社会的融合发展，完善微信功能.提高社会融合水平。
  • 摘要：在互联网掀起的新传播革命中,信息不再为特权集团所垄断,公民之间可以自由共享信息,进行文化交流,亚文化也因此找到发展的途径和沃土.其中以同性恋亚文化在网络中的发展尤为突出.笔者认为在社会文化方面，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优势和特性，使得一些处于边缘的亚文化开始拥有自己的"发声筒"，号召其愿意为之而来的受众进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新传播革命下，亚文化正走向主流的"逆袭之路"，这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权威产生冲击之时，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 摘要：新传播革命时代下,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勃兴导致了传播权力的分化,社会中的个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发布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对社会形成舆论推动力,产生社会效应,通过这种变革将传播权力置换为社会权力.在这种社会权力泛化的过程中,潜藏其中的是社会规训结构的解体与重建,规训结构伴随旧的传播体制的消解和解体,新的结构将重构.在传播的权力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是规训的最终目标,新的规训过程,或者说传播方式重新将人放在中心地位.
  • 摘要：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现代交往理论的代表者,伴随着新传播革命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交往加入交往的范畴,两位大家的交往理论正在接受实践的检验,其中有的理论被实践所证明,有的理论的内涵在被不断丰富.文章通过对以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交往理论知识的梳理,结合网络交往的特征,从中寻找现代交往理论在新传播革命中的变化.综上所述，伴随着新传播革命、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交往的日益普及，现代交往理论的内涵正在发生着细微的改变，有些理论被事实证明，有些理论的内涵在不断丰富着。现在虽然还没有产生新的交往理论，但质变源于量变，不断丰富的内涵正孕育着新的理论。
  • 摘要：目本次调查旨在了解机动车驾驶人对交通事故新闻报道的关注程度,并探究驾驶人对此类新闻报道的接触状况是否会对自身的依法行车行为产生影响.方法:选取安徽省旌德县机动车驾驶人为抽样群体,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专门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了152名驾驶人的情况;后期使用SPSS17.0社会统计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结果:问卷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驾驶人都对交通事故新闻报道有所关注,近半数的调查对象十分关注此类报道,且他们对交通事故新闻报道的关注度与他们的交通违法次数呈反比关系;相对多数的驾驶人认为特大交通事故报道比轻微事故报道对自己的安全行车更有警示效果.结论指出交通事故新闻报道对驾驶人的依法行车有较好的警示效果,驾驶人对不同等级交通事故报道的不同心理反应,与其年龄和观看飙车影视剧的情况相关.
  • 摘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上各类交往模式涌现,信息交流频繁,交流范围也不断扩大.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主体间性为思考网络化交往和交往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崭新的视角.如今人们可以作为公民记者，随时发布信息，并且可以"一对多""多对多"地进行交流。所以主体间性在网络交往中所体现的特征和意义更加明显，包括平等性、交互性和公共性。主体间性在维护网络和谐和倡导独立平等方面发挥一定效应，主体间性不再是简单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可以表现为主体-主体、主体一中介一主体。网络交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全民参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差异、不同性格的主体参与互动，各类思想竞相开放，有时不同时期，单个主体也会有不同的心理体会。这种对主体间个体差异化的认可，既避免了"公共生活世界殖民化"，也让公共生活空间更为开放透明。
  • 摘要：互联网无所不达、瞬间千里的信息传播能力以及赋予话语权的能力,使得网络成为多起公共事件的发源地.网民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关注新闻事件,发表意见,汇成"民意",影响事态的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南京"彭宇案",老人的胜诉对我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网民借助互联网进行交流,之后爆发了一系列的老人"讹人"事件,在网民的交流讨论中形成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网络舆论浪潮.文章旨在思考中国老人"扶不起"的网络舆论形象是如何建构的,如何利用网络进行理性的讨论以促进议题的解决.借助新媒体工具，我国网络舆论场域出现了强弱易势的情形，草根群体成为强势表达者。"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骂声"。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事件当事人就类似公众集会上的演说者，只能接受网民对其的道德审判。"扶摔倒老人"网络舆论场域中虽然网络"大V"呼吁网民进行理性讨论，但是这类话语并没有获得足够的传播量，很快被淹没在微博平台上的情绪宣泄话语中。"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网络舆论场中很多网友往往是不了解整个事态的走向的，在理性和冷静思考缺失的情况下，仅仅凭借个体和小范围的主观愿望和偏好来评判一个人或者事件。"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群体是无意识的"，网络舆论场域中话语就是以失控性、偏执性、暴力型的方式进行的。最后反思人类行为的主体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这些新兴技术的人，改变了时局环境，技术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压倒一切的力量。要更好地使"网络巨兽"为发展做贡献，在建构的同时，要充分重视消解的作用。
  • 摘要：微博、微信等一些不断更新出现的新媒体平台打破了传统舆论场的机制,产生了区别于以往的"新舆论场".文章以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并对舆论场产生显著的影响为背景,结合近年来关注度较高的几个重大医患纠纷事件的报道,研究在科学技术和"心理场""社会场"多种作用下产生的新舆论场中,媒体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改进意见,以促进媒体在缓和医患关系和维护受众心理稳定及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呼唤媒体报道的理性回归.
  • 摘要：随着手机的普及,人们的生活已经处处与这一发明息息相关.大学生是充满创造力、富有激情的群体,研究手机对当今大学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调查获得真实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研究了安徽大学在读本科生日常使用手机的方式和习惯,调查大学生对手机短信、通话、即时通信、视频、音乐、游戏、生活应用、微博等社交应用的使用情况.并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和交流心理学层面,思考和分析不同因素对大学生使用手机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总结出手机给大学生造成的现实影响,表明观点，手机也是号召全民参与的冷媒介。它的大众性特征掀起了大众狂欢化的局面，也给人们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虚拟性和隐匿性弱化了大学生在真实世界里的交际能力;私密性让学生在课上无法专注学习，分散了注意力;贴身性让学生对手机产生无形的依赖，也造成了铃声的困扰。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各学校给予更多的关注，学生也需要自省自律。手机作为一种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于一身的媒介，加速了信息的传播，能否对其中的不良信息加以辨别和抵制，关系着当今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面对这颇具吸引力的小小通信工具，应该懂得如何做它的主人，理性地使用它，而不是做媒介的俘虏，被工具控制，甚至可悲到并未发现已被主导。要使学生正确理性地使用手机，政府、学校、家长在引导方面都要负起责任，学生自身也要正视这个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实地调查，全面认识当代大学生使用手机的情况。由于当时能力、资源有限，这次只针对安徽大学本科生使用手机的情况进行研究，但相信研究结果能够从具体而有效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大学生手机使用问题，调查结果值得人们探思，对校方规范学生使用手机的行为，要求学生正确、理性地使用手机具有现实意义。
  • 摘要：文章主要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人民日报微博"你好,明天"栏目的博文进行了梳理总结,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得出了"你好,明天"体的文体特点:它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当下的时事热点;它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敢于质疑,善于引导受众自己去思考问题;它价值中立,态度不偏激,情感恰如其分,不过于悲观也不过于乐观;它有自己独特的结构,有着新闻事实加观点评论的"1+1"模式,结尾以标志性的"安"结束;它的风格清新自然,语言贴近生活,说理从公众视角出发,亲切动人."你好,明天"体的出现是微博平台日益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表现,同时它也将反过来促进微博的不断发展，实践的需要是"你好，明天"体出现的现实基础，观念的转变是"你好.明天"体形成的重要原因，"你好，明天"体的出现是微博新平台竞争的结果。
  • 摘要：同性恋群体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话语的"他者化"的存在，虽不为主流媒介和意识形态所关照，但却始终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借助与正常表达渠道类似的媒介形态。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语境下,作为同志群体的公共领域也发生了载体更替,从早期的赠阅杂志、门户网站、论坛板块,到SNS式的社交网络和以定位功能为基础的同志社交媒体等.文章尝试以另类媒介、身份认同、同志集体行动为切入视角,审视大陆地区同志社交网络的既有板块、互动式内容生产和用户体验;回答社交网络是否促进了同志群体身份认同和权利抗争意识的形成,还是自我表演、情欲想象,甚至沦落成一种"色情式的网络性爱平台"的问题.研究发现,相当多的用户对身份认同、权利抗争和社会运动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相反,满足于上传肌肉照秀身材,或结识伴侣、分享性经验和生活趣闻等,加入了非同大众对于自身的娱乐化解读过程,忽略了更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 摘要：网络空间中存在着一种"反精英"现象.这样的现象带有一种"唯民是举"的色彩,只要是精英成员的言论和行为不符合"民意",无论其是否具有科学性,网民就会用"舆论的大多数"去声讨.这就是网络民粹主义的"反精英"现象.在这样的倾向下,教授变成了"叫兽"、专家变成了"砖家",医生变成了"白衣恶魔".文章以天涯社区蔡继明教授被骂事件为例,列举近几年网络中的草根网民排斥社会精英的案例,使用个案分析和内容分析,研究当前网络民粹主义的"反精英"现象的特征与成因.中国的网络环境存在着二元对立，即大众和政府的对立、民众和精英的对立。在网络空间中，身份的二元对立也让社会群体被截然分割。教授和平民的对立、专家和百姓的对立，医生和患者的对立。这样的对立在新媒体环境中屡见不鲜，社区、论坛、贴吧、微博都有身份二元对立的案例。所以，在网络空间中，教授已然沦为"叫兽"，专家已然沦为"砖家"，医生已然沦为"白衣恶魔"。他们原本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却不再是舆论话语中的社会支柱，而是变成了违背"民意"、挑战底线的对立者。与现实社会的"反精英"倾向相比，在网络环境虚拟性和网友身份草根性的条件下，网络空间"反精英"倾向呈现出碎片化的表现方式。这样的碎片化体现在三方面:话题提供碎片化，意见表达碎片化;讨论发展碎片化。网络空间中，话题的提供者以碎片化的方式提供了议题，而没有详细地提供事件的细节与过程。话题的讨论者也只是在标签化、碎片化认知后，就开始在网络空间表达个人立场，他们的意见表达也是碎片化的，即没有更多地讨论事情的真相，而是关注自己在乎的一点，所以他们的话语难免会感染和趋同。
  • 摘要：文章拟通过网络舆论的蝴蝶效应理论,对"帮汪峰上头条"事件的微博舆论的传播机制进行考察,进而分析这起全民狂欢事件的两大参与主体——网民、媒体在其中的表现:网民的狂欢特质和纸媒生造头条、丧失专业操守的乱象.自从网络诞生以来，草根群体的狂欢活动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当前新传播革命大潮的推动之下，草根大众对于表达自我的渴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爆发了出来。网络传播中风起云涌的群体性草根狂欢，在某种程度上让巴赫金笔下"狂欢式的生活"得以再现。首先，把视线转向"帮汪峰上头条"等网络流行语，并不难看出它们所体现的不同程度的狂欢成分。其次，当在研究"帮汪峰上头条"等舆论狂欢现象的时候，通常都会涉及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草根"。在网络中，绝对的权威和主流价值观走下神坛，信息的来源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在"帮汪峰上头条"等网络流行语被制造出来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的传者是很难确定的。于是，你、我、他，共同组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集体牛产者.狂欢式地参与网络红人的生产过程中，传统意义上具有明确个体性的传播媒体不见了.众多网民取而代之。性的传播主体不见了，众多网民取而代之。最后，现代社会的权力主导和话语瓶颈以及社会转型期造成的种种不适应，使人们急需找到一个发泄的管道，这时网络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帮汪峰上头条"事件集中展示了一些纸媒在新媒体境遇下丧失专业操守的乱象。已身处媒介化社会，网络等新媒体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纸媒等传统媒体与微博等新媒体还是存在着内容专业性的区别。传统媒体自甘成为网络的附庸和所谓网络舆论的抵押品，大量的新闻旨趣聚焦在其"非意义"的部分甚至是虚假新闻的"伪意义"部分。倾听人们的声音、表达人们的意愿，是媒体之责，在"帮汪峰上头条"事件中，部分纸媒通过送汪峰上头版头条，看似是顺应了"民意"，但如此"顺应民意"不仅没有技术含量，而且缺失专业精神。试新闻职业是一个关乎责任、道德和操守的职业，的新闻报道和行为会对社会产生影响。
  • 摘要：文章以《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到达、停留、离开摩揭陀国的记载作为样本,采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法,考察玄奘对古印度的报道框架、这种框架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框架的原因.框架理论是传播学和新闻学近些年来使用非常多的理论工具。本文以玄奘《大唐西域记》七至十章对摩揭陀国的记载为文本，运用框架理论的有关知识，分析《大唐西域记》的报道框架及其形成的原因。通过以上分析，可对本研究提出的问题作出以下回答:新闻叙事框架体现了新闻报道的基本结构。玄奘根据停留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停留时间、战略重要性，对不同国家的报道有所差异。具体分为重点报道和一般报道。一般报道的新闻报道方式为平铺直叙式，报道主体多为该地区的基本情况，报道主题并不明显。玄奘《大唐西域记》着重记录佛教在印度的传播，这是由新闻传播者的意愿决定的。玄奘西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探究佛教理论，所以对这部分内容的记录就具有倾向性。玄奘的个人素质也是形成这种新闻框架的重要原因。玄奘是高僧，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资历享受朝廷供养，但他为了弘扬佛法毅然决定西行。当到达印度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内容。因此他非常注重调查走访获取信息。
  • 摘要：2009年,微博进入中国网络用户的生活,随着新浪、腾讯等大型网络公司推出微博产品,微博逐渐成为热门媒介工具.时隔不久,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为智能手机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媒介工具微信,其也在短时间内受到热捧.时至2013年,微博、微信注册用户人数都已超过4亿.在近几年中,不但普通网络用户热衷于微博、微信两款网络媒介工具,连众多传统媒体都在搜集新闻素材、制作节目、接受反馈以及进行年终新闻盘点时借助它们的力量,于是以"微"字为名的报刊专栏、电视节目(环节)层出不穷,俨然形成一个"微"世界.从微博到微信，同样是"微"世界，但是其中也存在诸多文化上的差异。笔者试借本文，对于这种"微"世界的文化过渡状态进行讨论，着重分析"微"世界的成因和边缘化生活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微"世界中呈现出的这种媒介功能的日趋整合以及全面化，正是近年来大众文化的一个折射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越来越渴望出现功能全面、一体化的工具。因此，"微"世界的人们在享受科技的同时，也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警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异化"的发生。
  • 摘要：文章以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为例,对电视新闻节目与新媒体的融合情况进行了分析:大致概括了传统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媒现状,从政策、传播和自身发展规律方面分析了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原因,得出《超级新闻场》与新媒体融合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同时,对《超级新闻场》与新媒介的融合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节目的板块设置入手,分析栏目对新媒体元素的开发和运用,以及在传播方式方面与网络和微博的融合,并分析融合过程中的成功和不足之处,为传统电视新闻节目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发展思路提供借鉴.
  • 摘要：随着3G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在大学生卧谈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章试图从分析3G智能手机对寝室卧谈的影响出发,在此基础上研究网络营造的"流动空间"和网络重塑的时空观对寝室乃至其他社会群体人际交流的影响.寝室卧谈只是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在狭小空间的人际交流，只是人类信息传播的一小部分。观察并思考卧谈中存在的变化和问题，这仅仅是一个小的视角，但是却可以影射现实社会中众多的传播问题。卧谈中高频使用手机证明了网络社会里"流动空间"出现和网络对传播"时空观"的重构，寝室卧谈只是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在狭小空间的人际交流，只是人类信息传播的一小部分。观察并思考卧谈中存在的变化和问题，这仅仅是一个小的视角，但是却可以影射现实社会中众多的传播问题。卧谈中高频使用手机证明了网络社会里"流动空间"出现和网络对传播"时空观"的重构，但是"流动空间"对人们生活空间的侵蚀，现实交流中精神的频繁"缺场"，从而导致寝室或其他社交网络的交流出现裂痕甚至是断裂，这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批判不代表拒绝，拒绝网络对来说既不必要也更不可能，谁也无法阻挡网络化社会的到来。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如果明知其大有裨益，但因考虑到它有负面影响就抛之不用，这种做法既不现实也很偏激。在网络带给的这两种影响面前，需要学会对抗孤独与乏味，学会独立与思考，更多地回到现实生活中，走进真真切切的现实环境里，和身边的人多沟通多了解，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体会现实生活的真与美。
  • 摘要：文章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中国之声节目《央广新闻晚高峰》中的《晚高峰新闻调查》栏目为个案,从媒介融合的视域分析了该栏目的传播特色与规律,为广播媒体在媒介融合浪潮中的定位立足与战略发展提供鲜活的案例借鉴与学理参考.本文按媒介融合的四大模式"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内容融合及受众融合"实施研究，这四大模式依次属于"网络传播、传播模式、新闻业务及传播效果"这四个学术研究视域。按照渠道融合的分类标准，内容融合也分为两大类:大众传播渠道中的内容融合和反馈传播渠道中的内容融合。媒介融合增强广播的优势。技术、渠道和内容这三大融合催生了受众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服务于内容的融合，传播技术的进步使传播渠道由单一走向多元。
  • 摘要：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摇滚乐在不同时期显现出不同的隐喻结构.崔健、"魔岩三杰"时代中的摇滚乐发出对个体、社会的迷思,指向着强大的目标域,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犹如一次鸿蒙初辟.到了2013年的各类选秀节目里,摇滚被看作为一种商业元素而被征用.与前期相比,"选秀式摇滚"的隐喻目标域已发生巨大转移,批判和反抗精神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文化工业的顺从.旧的隐喻结构的消解,以及新的隐喻结构的生成,表露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2013年的选秀节目中，摇滚或是一场晋级赛的主题，或是选手创意改编的对象，又或是选秀导师们推崇的一种音乐风格。有人在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提问:"《中国好声音》中为什么'摇滚'两字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得到最多赞同的回答是，"摇滚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标签……而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真正的摇滚是什么。"在选秀导师们纷纷喊出"摇滚不死"的口号时，"摇滚精神"却指向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地带。在媒介的镜像中，选秀节目中的"摇滚精神"往往与一些励志元素捆绑在一起，比如贫困却不放弃音乐梦的农村青年，辉煌已去的迟暮歌手，屡挫屡战的大龄音乐女……摇滚符号指向的目标域是"梦想""希望""勇敢""坚强""乐观"等主流色彩的价值理念。中国摇滚旧有的隐喻结构被打破，继而被重新拼合，生成新的所指。具体而言，这种隐喻重构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置换能指，包装及拼凑，象征的征用旧隐喻结构的解体，让选秀娱乐产业有了插足摇滚乐的可乘之机。选秀节目对摇滚隐喻符号的重构，是基于旧隐喻土崩瓦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隐喻形成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两点:摇滚特殊表达地位的丧失，主流意识形态的收编等。
  • 摘要：媒介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在这个媒介化的社会,媒介是否准确描绘出了现实的图景?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他认为大部分人在"知"的层面上受到很大限制,而新闻的职责就是要描绘现实的图景.一份报纸的内容会影响到人们头脑中对这个世界所形成的景象,因此笔者认为通过对《新安晚报》报纸内容的分析来探析都市报所呈现的社会景观,在当下这个媒介化的社会是很有必要的.《新安晚报》三次入选"中国十大晚报"称号,是安徽地区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比较大的都市报,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上述内容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很直观的信息:在《新安晚报》头版新闻中，社会新闻所占比例很高，在对四大类新闻(合肥新闻、省内新闻、中国新闻、国际新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安晚报》的内容(除娱乐体育新闻)中，合肥新闻和省内新闻占据了62%，可以看出《新安晚报》坚持接近性原则，有明确的市场定位，主要定位于合肥市和安徽省内其他区域，对四大类新闻(合肥新闻、省内新闻、中国新闻、国际新闻)的主要消息来源进行分析后得出，官方消息来源占48%，但是在合肥新闻中，市民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为52%，从新闻原创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合肥新闻的原创性高达99%，省内新闻的原创性高达98%。人们周围时刻发生着新闻，但呈现在报纸上的新闻是经过记者、编辑等重重选择的结果。在当今这个媒介化的社会，人们对于现实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介的影响，《新安晚报》刊登的内容会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依据对环境的虚假认知而行动会带来巨大的恶果。《新安晚报》刊登的内容中的合肥新闻以及省内新闻原创性都高达95%以上，以市民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所占比例大于50%，而国际新闻和中国新闻大都引自新华社的报道。从小的方面说，这些数据会影响人们对于《新安晚报》这份报纸的认知;从大的方面说，就是要谈的都市报对于社会景观的呈现会影响人们对于整个社会环境的认知。人们依据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景象认知而行动，而都市报在人们形成头脑中的景象的过程中起作用。每一次报道都是无限地接近于真实的世界，报道的任务就是要为人们描绘真实的现实世界。
  • 摘要：谣言自古有之,微博正以其准入的低门槛而被广大网民接受,形成了一个相对多元的媒介平台.当谣言遭遇微博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目?本研究以新浪微博辟谣中心已经辟谣的谣言为总样本,从中抽取145条谣言形成研究样本,试图探讨:到底哪类人群更易传谣或辟谣?又到底哪类谣言更容易被传播开来?由上，得出结论:其一，在活跃度高的微博(微博量大于10000)用户中，若其活跃度大于影响力的，则那些身份模糊的个人微博用户发布谣言的概率大;其二，影响力大于活跃度的个人微博用户中，机构用户发布的谣言比个人用户发布谣言的概率大，且发布谣言可能性最大的是未得到新浪认证的娱乐性机构微博量S00以下的微博用户大多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年龄段较大者，有一位加V用户。通过分析传播内容可知，微博量500以下的用户地域分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而以东中部地区为多。这一群体用户特点是用户信息模糊化，78%的微博用户未透露他们的职业类型。他们是广大的普通网民。从谣言的指向性上，可以看到，微博上的谣言有关个体指向性最高的是弱势群体。此类谣言往往是类似于"求扩散""求转发"的帮忙帖，如帮忙找某某人让他回家、再比如川藏小学捐衣。这类谣言早就被辟谣，可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网上出现，不断轮回，且一般形式没有变化。传谣者在传播此类谣言时，内心的情感倾向是肯定的。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转发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由此，得出了以下结论:指向非个体谣言中，有关食品健康话题的谣言传播的情感倾向是积极肯定的。因为这一话题与日常生活相关性高，所以传谣者希望分析这一信息，提醒其他人要关注信息内容。从谣言内容上来看，存在内容上的单一性，同样的谣言反复传播。
  • 摘要：美国NBC有线电视台自从推出"抓捕捕食者"(To Catch a Predator,简称为TCAP)栏目后,由于其选题的特殊性和商业上瞩目的成功性引来舆论的关注.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种争议.首先,争议聚焦在TCAP的出发点是商业利益还是社会责任;其次,节目和警察的合作引来了新闻独立性之争.而对节目隐性采访的使用上,则有是否有足够的理由使用隐性采访以及节目中的隐性采访是否造成了诱捕(entrapment),是否构成了创造新闻两个争论点.
  • 摘要：媒介的发展与社会的演变密切相关,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改变,手机媒体亦是如此.正如电视时代的"电视人"和"容器人",网络时代的网虫和网瘾症一样,三网融合环境下的智能手机时代,"低头族"和"手机依赖症"等现状也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手机媒介的现实社会影响问题.文章结合案例分析、问卷调查和对智能手机用户的访谈,探讨了手机在由单纯的通信工具,逐步朝向媒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对个人空间的侵蚀问题.指出在电信事业蓬勃兴起、电子设备逐步普及的社会大环境下,滥用手机等电子设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寻找平衡手机媒体与个人空间的新模式，手机媒体侵蚀个人空间的突出问题，占据碎片时间.侵蚀个人空间，低头族.手机依赖人群增多，在信息化时代，手机媒体依然在不断进化中，如何发挥手机媒体的优势，而避免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必须去面对的。对手机媒体现在已经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将来也许会产生的新情况，还要靠手机运营商、各级政府、互联网网站和手机用户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应该树立正确的观念，从主观上认识到手机用户沉溺于手机媒体的负面影响，把手机当成一种沟通工具，让手机回归其工具的本质，在内容上加以突破，避免单一的内容拷贝，加强对传播内容的把关，避免使受众浪费大量的时间浏览重复、无用、有害的内容。其次，用户自身也要合理地使用手机。
  • 摘要：文章重点讨论以"免费午餐"为例的微公益组织在社会动员方面的特征分析,并与传统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作简单的比较.微博的"低门槛"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话语的平台,使得"人人可公益";微博与移动终端的结合使得信息的发布与接收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得"时时、处处可公益".这两点承载着微博区别于线下传统慈善组织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微博还降低了人们组织与参与公益活动的成本,参与者通过活动的参与,得到了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和认可.长此以往、循序渐进地参与公益活动,有利于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内化,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 摘要：近年来,以"老人摔倒"为话题的新闻层出不穷,其中媒体的负面报道占据主导影响地位,并且多数报道带有主观价值倾向,一种"冷漠社会"的媒介镜像在不知不觉中被建构和认同.在这样的媒介镜像之下,媒体和公众对诸如此类问题产生了明显的主观预设和理解框架,绝大多数人选择利用新闻去印证内心存在的业已形成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恰恰是媒介在人们心中建构起来的.文章以前不久发生的"老外撞大妈"事件为例,探讨这一典型事例反映出的媒介镜像为传播过程提供了"想象"先行的可能,而通过对该事件进程的进一步梳理,发现媒介镜像的层层折射,可以为公众认知"真相"提供多维的棱面,最后讨论媒介镜像中的"想象"与"真相"对公众认知的重要性.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现代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对真实的客观环境的反应，而成了对大众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的反应。媒介并不是对现实世界"镜子式"的摹写，它所构建的媒介镜像并不能真实反映外部的世界。由于镜像的折射作用，大众媒介作为象征的符号对事实的传播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选择和放大，单方面的媒介镜像对公众的认知易造成引导偏向和刻板印象，阻碍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知。然而在当今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新媒体革命的巨浪之下，公众处于信息博弈的长河之中，媒介镜像可以不断被消解与重构，抑或不断完善和补充。对"真相"的认知的途径不是一座独木桥，而是需要面对各种信息交织冲击，经过有选择性的吸收，最后形成一条具有逻辑的信息链和一个较为完整的信息面。而多种媒介镜像的来回折射能够帮助公众在自身认知能力有限的前提下，最快速、便捷、丰富地描摹寻求"真相"的认知地图。
  • 摘要：在新的媒介格局下,新闻信息的采集与发布者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记者,公众一贯被动接受新闻信息的局面已然改变.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更使得公民新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公民新闻从内容到形式都冲击着传统新闻报道,两者在公共话语空间中不断进行互动,使公民话语力量得到有力彰显.文章主要从新媒体时代公民新闻与"公民报道者"的兴起入手,以"朱令事件"作为个案,对新媒体时代的职业记者与"公民报道者"进行比较分析,探究网络热点事件中的公民报道者与职业记者的互动关系,以及二者如何推动新闻事实的全面呈现、新闻专业精神的完善和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民意暗涌的时代，公众需要自主且自由的传播渠道，需要广泛而有效的传播，因而少不了与职业记者的互动协作。这种互动协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也要看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各具优势，两者都在信息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需要思考的现象是，在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职业记者以公民报道者的身份独立发声，两者不仅互动协作，更相互融合统一于新时代的报道者身上。这不仅意味着记者的公民意识的增强，更预示着公民社会的到来。
  • 摘要：三网融合时代,一方面,传统媒体一方独大的局面成为海市蜃楼,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动摇着广电行业的老大哥地位,越来越多的电视机前的粉丝成为新媒体的体验者,行业垄断被彻底打破;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优质内容、新媒体的技术与创新,成为这对欢喜冤家相互吸引的筹码.新旧媒体除了竞争,更需要相互合作,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网台联动,才能实现共赢.省级网络电视台从诞生之初就具备双重身份,作为省级卫视应对三网融合冲击的产物,能够免费获得母体的优质资源;作为新媒体的一员,又必然要与传统媒体展开竞争.为了获得长久的发展,这就要求省级网络电视台必须依托省级电视台,从母台找资源,遵循"网台联动"战略实现突围.
  • 摘要：笔者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以安徽大学本科生为调查对象,试图通过对安徽大学本科生网购的行为和心理需求的分析,折射出像合肥这种二线城市大学生的网购心理需求的大致情况.文章简单描述了大学生网购行为的特征,并结合北京等一线城市大学生的网购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安徽大学本科生网购实力较弱,但网购能力并不落后,网购发展空间不容小觑;结合数据详细解读了大学生网购的正负两方面的心理,同时,针对二线城市大学生网购的未来发展,提出几点建议.在这一市场中，网络购物的前景在于保持消费粘性的同时，提升大学生网购的活跃度和参与度，探寻潜在的空间。为达到这一目的，笔者认为应该从电商、政府、学生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电商应该在保持现有优势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政府要完善法律，为网购保驾护航，为同学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学生自身应该权衡利弊，提升网购质量。要了解学习相关的网络安全技术，增强个人安全信息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 摘要：在不断强化新闻专业主义的当下,媒介开始日益关注自己报道的客观性,媒介以及媒体工作者都尽量避免媒介审判的出现.相较于民意难以发出的过去,现在话语权开始回归受众.人人都拥有麦克风,奥情舆论声浪开始大大翻滚,群情激奋之下,舆论审判开始逼问司法公正.文章从小贩夏俊峰杀害城管这一舆论事件展开,从事件发生前社会舆论的现状,发生后舆论的倒向问题,以及审判前舆论的呼声和审判后舆论偏向等方面入手,联系线上网友互动发言,讨论在极强的微博呼声中,为何最终舆论审判未能"实现".微博作为一个新媒体，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势头极快。对于社会热点事件，受众希望借用媒介进行参与，利用舆论进行监督，这种公民热情值得肯定。舆论监督对于司法权威的树立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也是现当代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司法监督手段。但是这种监督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不能因为发言的自由便捷形成群体极化，依靠法外惩恶的极端心理造成舆论审判，由传统媒体的舆论审判演化成当今的网络舆论审判，网络传媒呈现出侵蚀司法审判的权力界域的趋势。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准则，参与并不代表能够左右事件的结果。微博上表达观点宣泄情绪不能太过于极端，自媒体也是媒体，也具有发布和传播的功能，因此，人们还是需要多些理性的声音，少一些偏激义愤，多一些成熟客观。要努力发挥好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更多地展现出具有"正能量"的一面。
  • 摘要：每一次的传播媒介的变革,都将带来一种全新的沟通和生存方式.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无限个可能性,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在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相互碰撞之间,是否应该对网络新闻伦理加以审视.文章通过对历年"十大假新闻"的"网络参与"因素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洞悉网络新闻伦理的正与负.分析总结出技术的两面性和网络使用者的两面性两方面原因;认为网络媒体需要一套完整的新闻伦理体系规整其新闻传播活动,参与网络媒体新闻传播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遵从于统一的道德规范.在道德约束下展开个体行为活动.
  • 摘要：2013年春节期间,一条"山东潍坊许多企业将污水排到1000多米的水层污染地下水"的微博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时舆论哗然,再次引爆环境污染这一敏感话题.由此可见,基于微博这一载体的现代传播技术及其应用存在着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即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文章将以"山东地下水疑被污染"为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究以微博为主的新媒体在风险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媒介如何在已然波谲云诡的现代社会中有效地规避和防范风险.在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态势以及传播路径进行一番梳理后，不难发现，其中蕴含了众多有代表性的风险社会议题，因而议题一出现，社会关注度便迅速升高，不仅有众多网民在微博上大力谴责，更有人民网、凤凰网、新华网、搜狐网等网络媒体率先发表以"新的一年，向地下水污染宣战"为题的新闻报道，随后《新京报》《京华时报》《福布斯中文网》等20多家媒体相继跟进，截至2月28日，媒体关于"山东潍坊地下水污染"的报道有2590篇。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社会关注度，其中究竟包含了哪些风险社会议题呢?，新传播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风险的产生，一份通知文件引发的舆情危机，生态风险等，对此必须加速技术风险的传播机制与策略，研究全民动员:舆论引导的新实践，环境保护靠"宣传起家":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全民环保"的实现，新媒体如微博所具有的低门槛、相对的言论自由、较强的互动性等特征颠覆了传统媒体，受众面迅速扩大，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受众对于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度更高，因而声势更为浩大，同时新媒体具有发布信息迅捷及时、传播方式多样新颖的优势。
  • 摘要：每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惊叹与怀疑的眼光、批判与赞扬的声音,在《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一书中,切特罗姆对三种新传播媒介(电报、电影、广播)出现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罗列、吸取、描述当时人的看法和观点去叙述历史的方法,使大众更客观地看待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分析了在新的传播媒介环境下传统文化观念的对抗与调整，基于文化学说在受教育阶层被普遍的认同，他们代表着传统文化观念，而这一阶层往往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方向，不同的声音虽然存在，但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势单力薄的。所以在电影出现之初，批判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电影在传统文化观念的对抗中求发展。文化传统主义者意识到他们的文化观念要想与大众接壤，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们必须跨越阶级的鸿沟，让自己亲近大众，变得平民化。但这不代表他们认同电影等商业娱乐形式，他们依然觉得电影实在不够高雅，接着文章分析了传统文化观念对新传播媒介研究的渗透及影响新的传播媒介的发展之路是坎坷的，但因为有了对抗力量的存在才使它每一步都走得更坚实。就像在电影成长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观念的对抗不仅仅是阻碍，它也促使电影行业不断完善，以与社会、文化相适应，谋求长远的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指导性的基础而存在，应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进行理论的研究和构建。建立相关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只把关注点集中在理论容易脱离实际，走人一种虚妄的研究怪圈中。以上的理论建构笔者认为是作为中国媒介史研究的基石部分而存在的，是对媒介史的正面研究，而通过本书的阅读，可以有所借鉴，即从不同的侧面解构的媒介发展史，使的媒介史研究变得客观而丰富.
  • 摘要：伴随着激烈的社会转型与变革,媒体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的嬗变.文章以主流媒体为研究对象,以社会转型、社会责任论为主要理论依据,试图通过分析主流媒体的丰富内涵,思考其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应当承担起的社会责任,并就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履行责任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提议.西方社会责任论面临如此困境，而中国的主流媒体又如何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呢?对于主流媒体的发展路径，本文拟提出三个方面的意见，深化传媒体制改革，理顺主流媒体的发展路径通过这种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的二元分工和协同努力，传媒业才能实现既加强党的领导、又繁荣人民文化生活的目标，健全传媒他律制度，以新闻法保障主流媒体的发展，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受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提高国民的媒介素养不仅能够帮助公众自身在信息时代不落伍、不盲目，也可以加强受众与媒体的双向互动，帮助传媒找准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促进传媒的良性运行。
  • 摘要：编码和解码是传播活动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信息传递中的编码行为自在地划分出三种在场形式,即编码者在场,解码者在场和媒介符号所营造的在场,前两者属于物理在场,后者属于媒介在场.编码者根据其物理在场的视角来编织媒介信息,媒介在场表现为对物理在场的呈现;解码者处于特定的物理环境中理解媒介内容,媒介在场表现为对物理在场的渗透.文章所研究的正是随着信息编码方式的演进,物理在场与媒介在场关系发生的具体转变,探究其所呈现出的新的特征和影响.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把意义用语言表达出来。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所接受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由是观之，信息编码方式也即符号表现形式。本文借鉴了霍尔关于编码概念与符号间的互动关系，而不去考察其作为文化研究理论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特定内涵。根据编码行为产生的现实影响，本文提出了"物理在场"与"媒介在场"的概念辨析:物理在场即现实世界中主体的真实在场，主体亲身经历了现实事件，对事件有绝对话语权;媒介在场是编码者对事件编码后所建构的在场效果，它最终被解码者接收并使解码者同样认识事件甚至对部分信息有直接感知，但它们从物理上来说并不在场，媒介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现实在场的意象化时空。编码者根据其物理在场塑造了媒介在场的内容，解码者则处在特定的物理在场中来理解媒介在场。随着编码方式的演进，解码者物理在场与媒介在场之间的关系也逐步改变。本文依据渗透关系的不同，将解码者的媒介在场与物理在场关系界定为逐步递进的三个层次，物理在场中对媒介在场的想象，消失的物理在场与体验的媒介在场，物理在场与媒介在场的融合编码方式演进及其对在场关系的改变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也依然不够清晰，所能做的就是在媒介技术和媒介编码进化的同时，能够对这一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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