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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七届学术年会暨吴于厪学术思想研讨会

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七届学术年会暨吴于厪学术思想研讨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武汉
  • 出版时间: 2013-04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

会议文集: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七届学术年会暨吴于厪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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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试图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探讨当代中东国家的社会整合问题.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包括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二者相互交叉、彼此渗透,其中前者是"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而国家构建指"国家政治结构、制度、法律的建设,包括行政资源的整合和集中,使国家能够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其前身是王朝国家,后者是传统社会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也是现代化或现代性发展的产物.有学者认为,就国内而言,民族主义的表现方式和历史作用表现为整合性,在亚非拉国家独立后即是国内层面的民族整合与建构.显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有不同的组织方式,而社会的变迁必然导致其自身的重新整合.
  • 摘要:通过对《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立法史进行回顾和梳理,国会对印第安人的宗教实践和信仰自由权利在美国历史上所遭受的野蛮而无情的镇压和践踏与限制和被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检视和反思,而国会就此对侵害和违反印第安人宗教实践和信仰自由权利的诸多不公平与非正义的行径和事实而组织和进行的广泛而大量的调查,更为人们提供了一副生动而清晰的印第安人宗教实践和信仰自由权利在历史上遭受野蛮侵害和无情践踏的悲惨图景。国会公开承认,必须制定和颁行相应的法规以便切实而稳妥地保障和维护印第安人宗教信徒所享有的自由实践权利,使他们能够进入并利用自然界的某些确定场所举行仪式和进行礼拜。《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的立法史十分清楚地表明,国会对印第安人信徒在进入并利用他们的圣地举行仪式和进行礼拜方面所享有的宗教自由实践权利抱持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拒斥印第安人信徒进入并利用他们的圣地举行仪式和进行礼拜无异于禁止非印第安人宗教信徒进入他所归属的宗派的教堂或寺庙进行祈祷和礼拜。此外,鉴于一些物质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实践活动中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位格,履行至关重要的神圣功用,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具有庄严而神圣的宗教意义,国会曾就此通过立法试图保护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自由实践,允许印第安人在举行宗教仪式和进行礼拜活动过程中使用这些不可或缺和无可替代的物质,同时,国会在立法中还规定,在印第安人举行宗教仪式和礼拜活动过程中,政府官员不应对他们的这些宗教自由实践活动进行妨碍和干扰。’国会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美国白人社会都没有必要去侵犯或者破坏美国土著民族的宗教信仰。美利坚合众国拥有博大胸襟和恢弘气度,不仅能够接受和吸纳多元而异质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而且深切地认识到,这些多元而异质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在美国社会得以和谐而宽容地并立和存续将对未来国运的繁荣和昌隆具有重大价值,产生深远意义。如果美国印第安人民的这些杂多而异样的宗教信仰从地球表面消亡,文化将因此变得可怜而悲惨。《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法(1978)》的制定和颁行其所彰显的价值和作用似乎只是一种手段和措施的宣示,仅仅旨在促进和增加联邦政府对美国印第安人杂多而异样的宗教信仰的同情和理解。
  • 摘要:本文从行政属性、政府权力制衡以及政治与行政之间关系等三个层面,对现代美国总统行政权来源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历史考察和研究.作者的观点主要包括:第一,从行政属性上来看,美国总统是政府行政首脑,其权力来源包括宪法授权和政治实际衍生两个方面;第二,从政府权力制衡原则上来看,美国总统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限制;第三,从政治与行政之间关系来看,美国文官身份地位的确立和权势膨胀,也构成了对总统行政权的挑战.职业官僚集团的兴起,既是常任文官制度建立而在法律层面实现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产物,同时又是现代美国政治制度演进而导致行政扩大的必然结果.
  • 摘要:本文尝试以美国史学界为例,来梳理跨国转向发生的背景和过程、跨国史(国际史)研究的领域和问题以及跨国史兴起的意义。冷战结束后,在反思民族国家史学范式和美国例外论弊端基础上,美国史学界出现了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研究和书写历史的潮流.以托马斯·本德为代表的学者倡导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试图从跨国史的视角,考察世界潮流和外国事态对美国国家历史的影响,把美国历史视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以入江昭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则关注跨国空间的跨国现象,重建被民族国家史学忽视的超越领土疆界的人类经历,使跨国史(国际史)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跨国史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史学观念和美国史研究的面貌,提供了关于现代世界历史的新叙事,并有助于培育世界主义观念和世界公民意识.但跨国史是对民族国家历史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现代历史的研究需要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和跨国史视角之间保持分析和叙述的平衡.
  • 摘要:吴于廑先生从1978年起大力投入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本文主要从什么是世界史学科;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世界历史的专题研究;对世界史分期的重要看法4个方面试做一些介绍。吴于魔先生对于建立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从理论到体系到具体内容都发表了深刻的、有启发性的见解。世界史学科目前还处在它的幼年时期。由于这门学科的内容异常丰富,异常复杂,要使它成熟起来,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今天中青年学者的身上。他们未来的成就一定也应当超过前人,但先驱者的单路蓝缕之功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 摘要:俄国政治体制从基辅罗斯时期演变到18世纪初,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基辅罗斯的"维彻君主制";2)莫斯科罗斯的"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君主制":3)彼得堡罗斯的绝对君主制.俄国的"专制君主制"(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既不同于东方的"独裁君主制"(деспотизм),也不同于西方的"绝对君主制"(абсоотизм),而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在俄国,"专制君主制"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现象,而"绝对君主制"只是这个长时期之内的一个时代.俄国专制君主制是金帐汗国的传统、拜占庭的遗产、东北罗斯的地理环境三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从伊凡三世自称"专制君主"起,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经历了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君主制的发展,到彼得一世时确立了绝对君主制.16-17世纪沙皇专制权力的加强主要体现为中央衙门机构的完善,其基础则依靠的是军事服役阶层(服役贵族)及其封地制(土地国有制).但不能把俄国政治体制的演变看作专制政体的直线式发展,其间还存在着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 摘要:吴于廑先生在青年时代撰写的两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和《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对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综合研究.其中一个鲜明的学术特点,就是十分关注两者历史演变中的法律因素.这在后一篇哈佛博士学位论文《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里体现得尤为突出.细读两篇论文,读者都会在心目中对此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并且生发诸多关于推进中外历史研究的思考和想法.现就初步阅读谈两点粗浅体会。第一、法律问题在中西封建社会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吴于魔先生认为,“寻找两个非常同质的时期内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中的共同因素,以对比的手段,可能会对两个封建史中的某些问题有更好的理解,如王权的司法问题,远古法律问题,法律的主权观问题,还有统治者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下简称“吴书”)。吴先生所说的两个封建史中“非常同质的时期”,是指中国古代社会的西周时期和西欧的中世纪时期,两者的“制度背景”大致相当,因而具有可比性。
  • 摘要:智利何以在近20年来成为拉美现代化的佼佼者?从历史角度考察,智利现代化道路具备一些有利于发展的独特性,如长期利用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对现代化的推动保持连贯性、宪政制度相对稳定、政党体制的妥协精神较强、国家长期注重国民教育等.这些独特性的根源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其前现代化的历史遗产,即殖民地时期的智利偏于一隅,自治能力较强;种族文化结构上相对的同质性,有利于缓和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巴斯克人带来的企业家传统,让智利人不乏创业精神和自主发展意识;1833宪法确立了智利的宪政传统,促进了早期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边疆扩张和与邻国的战争增强了智利人的民族认同感,并提供了现代化的资源保障.智利案例表明,其现代化进程具有一种较为良性的"路径依赖".
  • 摘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研究重点从荒野和农村转向城市,美国环境史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注重物质层面的分析转向注重社会层面的分析:从强调生态环境变迁及自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转向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与自然交往的种种经历和感受;从以生态和经济变迁为中心转向着重于社会和文化分析;从重视自然科学知识转向将自然视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总之,环境史越来越接近社会文化史.这一范式转换,被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理查德·怀特称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时至今日,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已经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明显的趋势,文化转向被研究者广为接受.文化转向在使环境史走向主流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原有的一些特色.文化转向直接关涉环境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在环境史学界引发了广泛争议.现对近二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文化转向这一现象的主要表现、兴起背景及其利弊得失予以评述.
  • 摘要:当今世界正发生深刻的变革,经济、文化、思想和学术的全球化正以人类不可抵抗的速度改变生存的方式.70年前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建立起来的体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当时是由美国在英国的协助下建立的。变革的力量正冲击这个架构。互联网把全球连为一体,信息的数字化改变了知识的获取和传播的方式,也改变了生产的方式。该体系的主导国家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很明显,亚洲崛起,美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仍是世界第一,但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俄也在致力于寻找方法限制华盛顿在国际体系中行使霸权。西方实力的相对衰落,他者的崛起,国际关系体系结构发生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加重。
  • 摘要:拉塞尔·塞内克(Russell Sanjek)有一套三卷本巨作——《美国流行音乐和它的商业-前四百年》(American Popular Music and It's Business-The First Four Hundred Years)1.但是,美国音乐的产业化则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叮砰巷(Tim Pan Alley).产业化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化,是商业化的一个阶段.音乐产业化运作以唱片公司为核心,按照现代生活决定的音乐消费需求,充分利用电台、电视、歌厅等现代化的传媒手段,进行大批量的类型化的歌手及音乐商品的生产.以此标准,叮砰巷的以音乐出版公司为核心进行的活页乐谱和钢琴纸卷的批量印制,利用酒吧、夜总会、舞台等演出场所推出歌手并推销歌谱的商业手法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产业化,只能算音乐产业化的雏形,但它开始了音乐版权作品的复制并批量生产.世界音乐产业进入数码文件时期。数码技术与网络的联合几乎解除了唱片公司的音乐物化功能。数码技术与网络的联合分散了唱片公司在音乐宣传上的作用.数码技术和网络的联合削弱了唱片公司的音乐营销功能。数码技术和网络的联合冲击,导致的己经不是唱片销售量下滑之类的业务问题,而是唱片公司面临被终结的时刻如何让自己华丽转身的选择问题。
  • 摘要:文明一词可用来描述诸多社会,例如我们可以将某个社会称为基督教文明、华夏文明,甚至是印第安、阿兹特克、玛雅文明.实际上,文明这一概念是在新大陆发现之后逐渐形成的,在启蒙运动时期才得以界定.本文试图在概述20世纪30年代左右英、法两国语境中文明所包括的不同甚至是竞争性涵义的同时,认为在法国的语境中,文明的核心是民族能够组织一个高效的协作社会;在英国,文明意味着现代性、唯物主义、工业化和科学,而柯林武德三分文明,着重强调法律文明,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没有着重考虑正义.在我国,对文明的研究与战时状态接合起来,隐含了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基础.文章还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局势的发展表明,应该重新思考文明和战争的关系,文明和野蛮并非截然对立.这也表明,历史学家带着现时主义的观点看待"文明"观念.
  • 摘要:自15世纪以后,英法相继实现了议会君主制,为民族国家的最终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但在德意志帝国,自14世纪以来逐渐确立的邦国制度以及帝国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不仅削弱了王(皇)权的集权,致使英、法以及罗马教会等外部政治势力染指德意志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其迈向民族国家的进程.15世纪末期,德意志的皇帝力图通过征收统一赋税、设立帝国法庭等帝国改革措施强化帝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次帝国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但这是德意志通向近代社会的第一块敲门砖.
  • 摘要:驻韩美军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前沿力量,但它的产生并不是美国政策的初衷.美国的政策经历了从朝鲜撤军到联合国化、再到参加朝鲜战争、最后决定驻军的演变过程.驻韩美军是美国的对苏战略与对朝政策同朝鲜战争与李承晚外交手腕碰撞下的产物,它自从产生起就具有一种先天的缺陷.
  • 摘要:本文介绍了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与中东国家的制度选择困境,民主化潮流与中东国家民主建设的断层效应,经济全球化与中东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论述了美国大中东改造计划对阿拉伯世界内部政局产生冲击;国际金融危机;新信息革命和抗争性政治动员方式改变是中东变局的传导效应与新媒体力量的外部因素。对中东体系产生影响。
  • 摘要:二战期间,美国提出自由贸易构想,并将苏联纳入其中,以维持战时合作,并满足美国对原料的需求.杜鲁门继任总统之后,美苏之间围绕贷款问题、苏联参加战后国际经济组织问题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美国意图以对苏贷款为条件,要求苏联参加战后国际经济组织,并配合美国自由贸易的开展.最终事与愿违,美国拒绝贷款的同时,对苏自由贸易实践完全失败.美国对苏自由贸易实践不仅没能维持两国合作,反而加剧了冷战的进行,结果令人深思.
  • 摘要:通过论述两部《世界史》编纂工作,谈论了吴于廑先生世界史观的理解,世界史是整体世界的历史,不是局部世界的历史。整体世界有一个形成过程;世界史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各种不同地区史、专门史等,都是整体世界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次,对吴先生治学态度的理解。再欢,对吴先生的为人和为师之道的理解。表达了对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世界史学贡献的铭刻与缅怀。
  • 摘要:本文拟从霍梅尼主义与伊朗民主问题切入,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性质从霍梅尼主义一种唯心史观,伊朗法基赫制下二元政治结构,从政党问题看伊朗民主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得出了结论。正是由于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发展得很不够,伊朗资产阶级还没有壮大到成为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而是追随以霍梅尼为首的欧莱玛。尽管在革命中是次要力量,但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革命力量之一,反映到革命后的制宪及政治运行中,就是民选政治机关—总统、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构建、选举与运行.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从国家政治权力的构建到意识形态,伊朗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均受到抑制。然而,伊朗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世俗化进程,不是这场革命能够彻底颠覆的。伊朗资产阶级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而且,执政的欧莱玛必然发生变化。部分欧莱玛或其子弟资产阶级化,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工商业及农业资本家。人数众多的下层欧莱玛或者跻身中间阶层,或者成为下层民众的一部分。总之,伊朗资产阶级在逐渐发展壮大,必然反映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生活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色彩势必逐渐淡化。相反,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主,会在主动或不那么主动的政治改革中演变和发展。
  • 摘要:中国的崛起在当今世界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它的崛起会给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带来何种变化,一直是学界和政界的人士关注,然而却无人能够准确预测的问题.不过,如果吸取中国世界史前辈的智慧,或许我们能够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1982年10月,武汉大学副校长、著名史学家吴于廑教授在昆明参加世界中世纪史学术讨论会期间,作了题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吴先生指出,某种历史事件在发展上蕴蓄着潜在的力量,在一个时期内,只能发挥到一定的限度,因而一个时期内的历史观察者不能充分认识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延续,潜在的力量发挥得愈来愈明显、充分,这就要求后一时期的历史研究者对前人已经考索研究过的同一历史事件的发展进行再认识.吴先生这种对历史发展规律深刻的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也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在一个世纪之后再来“重新”认识当前中国与东亚的局势并对其未来的走势做出判断。但吴先生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却有助于在评判欧洲过去五百年历史的过程中,拨开层层迷雾,从中总结一些“现代化的后来者”对这段历史的再认识。并沿着同样的思路,“设想”后人在百年后对当今局势的看法,以这样的换位,或许能获得一种新的感悟。这样一种“后现代”的设想并非完全的“虚无”,因为两者在时间上的错位比较,是以两者在现代化的起步时间上的错位为基础的。这样的立论,也就具有了史学而非抽象的含义。此外,地理范围的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如果地理比较的对象过于悬殊,也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
  • 摘要: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诉讼制度主要有宣誓助讼和神明裁判两种基本形态.在制度设计和证据方法方面,宣誓助讼和神明裁判相对原始,缺乏理性和事实根据.在法律观念和司法原则方面,宣誓助讼和神明裁判具有鲜明的形式主义与团体主义特征,十分重视程序原则与社区责任,这是日耳曼法的典型特征.在英国普通法形成时期,这两种诉讼制度均走向衰亡,但其所体现的法律观念和司法原则却存留下来并构成普通法的重要标志.
  • 摘要:世界整体发展史观是由我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倡导的,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进行的最为系统、最富创意的解读.本文试图运用吴先生的世界整体发展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梳理和思考.
  • 摘要:1936年的中日国交调整谈判陷入了困厄的境地.1937年初,中日政局均发生变化: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共合作政治基础初步形成,举国抗日气氛高涨,但国民政府对日争取和平的通道始终没有关闭;同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辞职,林铣十郎内阁上台,日本驻法国大使佐藤尚武被任命为外务大臣,日本政府推行"佐藤外交",释放出对华缓和的空气.在这一气氛下,3月日本政府派出以经济界巨头儿玉谦次为团长的访华经济使节团,可谓实践其新外交政策的一次契机.以笔者所见,关于儿玉经济使节团的研究,在国内的民国史、抗战史、中日关系史等专著或论文中虽略有介绍、偶有述评外,就其背景、细节乃至实质影响,尚无专题展开深入研究.通过解读中日各种史料中关于儿玉使团活动的内容,可以明确儿玉使团绝非仅以协商两国经济提携之目的而来华.对儿玉使团访华的研究,可了解临战前中日两国高层对国交调整的最后尝试及失败的一幕,从而以历史高度对1937年儿玉使团访华的意义进行深入探讨.
  • 摘要:李光耀先生是均势理论的信守者,坚持亚太地区多边卷入、势力均衡的地区政治观,其基本内容包括:东南亚国家或东盟不足以自谋地区安全;美国是亚太地区政治的主导者;中国、苏联—冷战后是日本——在三角稳定结构中发挥制衡作用.李光耀地区均势论本质上是为了应对新加坡的脆弱性,为国家安全利益服务.
  • 摘要:2010年,国家第二轮西部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总书记讲到的内容之一,就是西部开发"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温家宝总理讲到:"鼓励和支持西部地区在改革中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支持西部地区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全面推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宁夏、新疆、甘肃等省自治区同中亚、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这为西部省区向西发展从政策上进一步拓宽了空间.近年,为了实施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加快构建新的内陆开放型经济格局,为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与我国的经贸合作、项目洽谈和友好往来搭建新的平台,国家层面上的"中国·阿拉伯经贸论坛"经过三届的运行,效果良好.现在,已升格为中阿博览会,永久性会议地址已在宁夏落户.这标志着宁夏将成为国家向西开发过程中的战略性平台和连接阿拉伯国家的桥梁和纽带.阿拉伯半岛,正当丝绸之路要冲,是中西文化传承的纽带和桥梁。中东地区,同样是丝绸之路覆盖的地域。追溯汉唐丝绸之路与宁夏的经历,是为了审视历史与现实之间或隐或显的源渊关联。了解和研究阿拉伯半岛、中东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能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上重新认识中阿博览会的现实意义。 宁夏不仅成为羊绒集散地,而且已成为羊绒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基地。羊绒的产业链己经形成,包括原材料加工、中间产品生产、制成品组装、销售和服务等系列环节。中端产品羊绒衫、羊绒围巾、羊绒毯、羊绒服装等己具规模。从发展的前景看,以世界眼光审视,宁夏的羊绒产品也必须具备世界眼光,不能停留在普通产品的层面,而是要大力发展民族服装,并以民族服装来发展民族产业。这样,宁夏在向阿拉伯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发挥自己的潜力和优势。
  • 摘要:随着"冷战"的到来,中国新疆的战略地位开始凸显出来.为了争夺新疆,将之打造成反苏反共的基地,美国以驻迪化领事馆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为了开辟通往中国西北的航线,美国干预了中苏航空谈判;为了确保《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赋予美国的权利,防止苏联垄断对新疆矿产资源的开发,美国介入了中苏经贸合作谈判;为了将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策划了分裂新疆的活动.由于苏联的抵制以及中国形势的变化,美国对新疆的觊觎终归失败.
  • 摘要: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冷战终结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
  • 摘要:领地制度和君主专制是俄国政府推行农奴制和强制贵族服役的前提.在西方外力的冲击下,18世纪沙皇政府人为主导的悖论性改革,不仅造成了农民和贵族的分裂,而且激化了贵族等级内部的矛盾,最终诱发了18世纪中后期贵族军官提前退役的浪潮:社会出身、财产资格成为下层贵族军官退役的根本原因,矛盾心理导致了中上层贵族军官的退役;退役军官多于文官且退役军官的年龄日趋年轻化,退役军官转业受到限制,流离失所.
  • 摘要:吴于廑先生的整体世界史观对世界史宏观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该理论以世界历史纵横发展来说明人类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作出了最合理、最系统、最完整的解释,并明确指出近现代以来工业文明发生发展及其全球性扩张的性质,合理地回答了当下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问题,破解普遍存在的疑惑,准确预测世界历史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这一理论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凝聚了全国世界史学界几代人的思想成果,充分集中了我国世界史学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老中青学者的集体智慧,因此可以认为,吴于廑先生提出的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重大理论.
  • 摘要:使德国力量"欧洲化",实现"欧洲的德国",以解决历史上困扰欧洲的"德国问题",是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动因之一.欧洲一体化为德国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使"德国的欧洲"成为"欧洲的德国"的另一面.或许正是如此,德国成为这种原本旨在约束它的方案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也从欧洲一体化中获得了极大的利好.欧洲一体化体现了一种智慧,一种对历史的超越,既然阻止德国复兴是不可能的,回到传统上的均势和结盟抗衡也已一再失败,那就设法将其力量纳入多边的、超国家的机制而受到约束,从而超越了传统外交政策中的均势和结盟抗衡的思维,开创了新局,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功。
  • 摘要:二战后到1979年之前英国的区域政策强调国家干预,运用区域投资限制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以期实现不同区域就业率的平衡.这一政策并不成功,造成受援区范围和补助种类不断扩大和增多,政府财政负担加重;企业选址控制不仅没有实现受援区的经济发展,反而造成南部繁荣地区的产业空心化.1979年上台执政的撤切尔政府按崇尚货币限制,供应方经济和自由市场,对传统区域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衰落地区之所以缺少就业机会不是工业结构差异,也不是需求或者公共消费缺少的结果,而是由于供应方的刚性和市场失败引发的微观不平衡的结果.其区域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市场竞争促进英国传统衰败地区的基础竞争力的提升,更加关注鼓励内部增长.在政策层面进行了四方面的改革:(1)缩小受援区范围,减少政府干预和财政援助总量,以提高援助成本效率.(2)区域政策的重点转移到解决内城区危机.(3)更加依赖欧共体的援助来解决国内区域问题.(4)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撒切尔政府的区域政策改革是为了适应后工业化到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而进行地初步尝试,其改革思路和政策框架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至于具体的成败得失还需时间的检验.
  • 摘要:作为伊儿汗国首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君主,帖古迭儿的伊斯兰教信仰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充满兴趣、虔诚皈依到公开推行的变化过程.继伊儿汗位后,为加强统治,他实施了一系列的亲伊斯兰教政策.这些政策遭到了以阿鲁浑为首的蒙古传统势力的抵制,最终导致了其汗位的丢失.帖古迭儿的亲伊斯兰教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伊儿汗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并为伊尔汗国的伊斯兰化奠定了基础.
  • 摘要:笔者以吴先生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小书对自己的影响,和吴先生参与撰写的一封书信对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的助推作用,论述了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史学贡献。
  • 摘要:本文依据时间脉络梳理了美国城市史向城市环境史转化的过程,系统探讨了环境史对于城市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以及城市环境史对于城市作为一个人类文化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生态系统的理解.通过对以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为代表的相关城市环境史著作的深入讨论,本文同时就当下甚嚣尘上的"文化分析"研究与环境史的"语言学转变"等问题展开分析.在结论部分,本文指出虽然克罗农为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冲破城市固有的行政边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当前的环境史学者未能在此方面做出更进一步的拓展.在城市的影响力愈行愈远的今天,城市环境史学者的眼光也需要抵达那些看似同其所研究的城市并无联系的地带,挖掘它们之间实则密不可分的文化与生态关系.
  • 摘要:宏观史学研究有着足以作为其基础的史实来源.它们包括史学常识、史学著述、原始史料。这三个来源的史实的结合,就为宏观史学研究搭建了可以让思想自由驰骋的广阔舞台。宏观历史研究第一需要史实,第二需要思想,第三需要气魄。有驾驭宏观史实的思想能力的单个的历史学家,不但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写出专门史、专题史方面的恢弘巨著,还完全可以写出世界通史以至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大历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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