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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学术研讨会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湖北大冶
  • 出版时间: 2013-11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湖北省文物局

会议文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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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2012年采用磁法技术对铜绿山卢家垴、岩阴山脚的冶炼遗址进行探测试验,并结合随后的考古发掘验证来总结和提高磁法探测炼炉遗迹的技术.结果显示,通过物性测量和统计工作,证实了古代炼炉及其遗存与其周边介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磁性差异,从而夯实了磁法调查古代炼炉遗址的地球物理前提条件;查明和总结了古代炼炉及其遗存的磁场分布特征,指出了地形变化对磁异常的分布和走向有相当大的影响。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在本区投入磁法进行考古调查,可以为古代冶炼遗址保护、考古发掘提供可靠的、有意义的信息。
  • 摘要:铜绿山古铜矿已发掘的古采矿井、巷360多条(个),古代冶铜竖炉10座,地表古代炼渣估计数有十万吨,累计生产粗铜在十万吨以上.该铜矿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我国矿冶技术发展史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笔者试图用同位素和微量元素示踪方法认识铜绿山冶炼产物的输出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微量元素判断青铜器矿料来源是可行的,但它必须建立在前期对古铜矿采冶遗物的系统微量元素研究之上。随着这些资料(主要是特征微量元素和同位素资料)的不断积累,诸如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等难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可能会有不同产地铜料混合使用的情况,这会给青铜器矿料示踪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当大比例混合的情况下,特征元素的辨别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 摘要:鄂东南地区,包括湖北省黄石的大冶、阳新和鄂州市.从地质构造上看,鄂东南到赣西北是一条铜铁矿脉带.商周时期,先民们在该地开凿矿石,"大兴炉冶",冶炼技术十分发达.根据考古调查、勘探,在鄂东南地区已发现古代矿冶遗址一百余处,曾经是一片"炉火照天烧"的繁荣景象.随着历时的沧桑变故,它们都静静的沉寂在地下.1974年1月至1985年7月,全国许多著名的考古学者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考古工作.连续对各个矿体遗址的发掘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共发掘清理竖(盲)井231个,平(斜)巷100条,马头门结构4个,春秋、战国时期炼铜竖炉十二座,出土各种铜、铁、石、竹、木、麻、工具近300件.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到,以铜绿山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古铜矿,包括找矿、探矿、采矿、选矿、冶炼全过程,是青铜时代分工明确的系统工程.它十分成熟的一整套综合采矿冶炼技术,代表了当时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奠定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基石.
  • 摘要:本文阐述了山西在早期青铜器和晋文化冶金考古的研究、宣传、利用等方面的材料,对湖北大冶铜绿山历史地位的启示.铜绿山目前发现西周至西汉时期铜矿开采与冶炼遗址,还有没有早于西周的夏商时期,甚至龙山时代的需要考虑。山西的中条山和塔儿山晚期的、有资料发表的断断续续有三次,工作的规模都不大,早期就没有进行,已经远远落在别的矿冶遗址的后头了,这个教训应当汲取。铜绿山遗址的采矿竖井、炼铜竖炉、开采工具和数十万吨炼铜矿渣,是一处大规模的铜矿开采与冶炼遗址,山西是有铜器去寻找铜矿,铜绿山有的是铜矿,需要寻找用它来铸造的铜器,尤其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才能与之匹配。像晋国春秋时期最大的铜鼎、鸟尊、铜灶、铜蟠蛇纹镂空鼎、铜牺尊、铜镶嵌狩猎纹豆、铜错金云纹豆、牺背立人盘等,尽是有口皆碑、美轮美奂之器,是侯马铸铜遗址生产出的,用的是中条山的铜。要寻找到利用铜绿山的铜矿铸造的铜器,典型的铜器要加大力度宣传,从城市名片和企业文化的高层次方面着手。光宣传铜矿的储量有成千上百万吨、开采出多少多少吨是不够的,没有一个或几个标志物,一旦有了从城市名片和企业文化,大冶和铜绿山知名度就提供了不少。
  • 摘要:从上世纪50年代郑州古荥、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和60年代侯马铸铜遗址,到70年代的大冶铜绿山遗址等一大批矿冶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来看,前辈学者一直注重矿冶遗址的考古发掘方法、遗迹判定以及遗物的实验室检测分析等各方面的研究内容.而加强矿冶遗址研究、保护与展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结合近几年国内冶金考古发展现状,对矿冶遗址的研究、保护与展示工作进行了简单讨论,发现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实践方面,近年来的工作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今后仍需在矿冶遗址的文献调研、矿冶遗址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方法、田野调查和发掘资料的整理、矿冶遗址的价值评估、矿冶遗址的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法、矿冶遗址的展示工作等各方面进一步突破。
  • 摘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考古发现已有四十年,经过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勘探和发掘,逐步明确了该矿冶遗址当时开采、冶炼的基本过程,及其布局和时代,尤其是《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发掘报告的正式出版,给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推动了我国矿冶考古和古代青铜文明研究的深入进展.盘龙城遗址是商王室统治南方的区域中心,除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之外,获取南方丰富的青铜矿料资源,并以此作为加工、中转基地,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原商王室,当是其重要职责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盘龙城商文化的兴起、发展,与铜绿山、铜岭等地青铜资源的开采、冶炼和运输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盘龙城遗址所出远较其他早商文化遗址富有的青铜器即可说明。
  • 摘要:文中对铜绿山、九华山古代炼铜炉渣研究进行了探讨。通过对铜硫赋存状态和相对含量的分析鉴别古代炼铜渣的种类、进而结合护渣基体成份的分析等判定古代使用的工艺类型和流程的方法是可行的。铜绿山Ⅺ矿体上的炉渣是“硫化矿-冰铜-铜”工艺排出的冰铜渣,其冶炼产物为含铜60-70%的冰铜;动力科、农行、Ⅶ矿体三处炉渣是“氧化矿-铜”工艺排出的还原渣,其冶炼产物是含铁约5%的粗铜。九华山古铜矿冶遗址使用“硫化矿-冰铜-铜”工艺冶炼低品位含铜黄铁矿,流程至少经历了两次冰铜(浓缩)熔炼,分别获得了含铜25%和40%的两种中间产物冰铜。铜绿山、九华山两遗址在地理上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两端,在年代上分别属于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较晚的唐代。两遗址冰铜渣的发现,表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宋代、明代文献记载的“硫化矿-冰铜-铜”工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投入使用,至迟在唐代已发展到经多次焙烧、熔炼处理低品位含铜黄铁矿的成熟阶段。可以肯定,“硫化矿-冰铜-铜”工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使用的年代应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前,开始处理低品位含铜黄铁矿的年代应在唐代以前。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了大批古铜矿冶遗址,如湖北大冶县除铜绿山以外还有约200处古代炉渣遗存,安徽铜陵、南陵也发现了近百处古铜矿冶遗址,对这些遗址的研究将进一步揭示“硫化矿-冰铜-铜”工艺的演变历程。
  • 摘要: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湖北省大冶市,发现于1973年.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保存年代久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古铜矿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实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独立起源,为研究我国矿冶技术发展史提供了一大批珍贵的实物资料.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建国以来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积极创造条件,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遗址发掘出土后,遗址表面及坑木与大气相接触,加上一些难免的扰动,使遗址的封闭缺氧环境遭到破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遗址内坑木及围岩出现了明显变化,引起了国家文物局和省、市领导、专家的重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全面展开。1990年至今,遗址虽进行过一些小范围的局部修复,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全面防腐加固修复保护。遗址的保护工作,尤其是古坑木及围岩的防腐加固修复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经常性的工作,如果古坑木及围岩毁坏,遗址的历史、文化、科技、考古信息将丧失,不可再生。因此,在此呼吁遗址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遗址得以长期保护。
  • 摘要:先秦时期的矿冶文化主要还是指青铜文化,这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这里出产的大量优质粗铜和卓越的冶炼技术对于青铜器的制作与发展影响是巨大的.显然,先秦时期,黄石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粗铜产地,这对于那个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矿冶文化是青铜文化重要内涵和补充,青铜文化又促进了矿冶文化的发展.而青铜文化中的"规矩"又是青铜文化的重要内涵.所谓规矩体现在青铜器的制作上的关键作用就是模与范.正是矿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造就了黄石人果敢、刚毅和包容的品德.
  • 摘要:商周时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铜器的冶铸需耗费大量铜材。据目前所知,古铜矿虽在全国广泛分布,但储量巨大,矿脉集中,富矿比例高,且在商周时期即已大量开采冶炼的古铜矿,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其中尤以江西瑞昌铜岭矿冶遗址的年代为早。经碳14测定所出坑木的年代,最早为商代中期,尔后经西周、春秋,以至战国早期。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位于湖北大冶矿区,从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碳14年代测试,可知这一矿区的开发至迟始于西周早期,并一直延续至汉代。结合铜岭遗址的发掘成果,得以窥知长江中下游流域古矿冶技术自商中期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乃至汉代的发展历程及演变轨迹,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有着不可割舍的密切关系,关键在于对铜矿藏的巨大需求。概言之,商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中原乃商周王朝的核心地区。长江中下游流域虽地处偏远,但是盛产铜矿,对中原商周王朝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占有显著地位.
  • 摘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开创了我国矿冶考古研究的先河,促进了我国矿冶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当丰富多彩,规模宏大的古代铜矿采冶场景展现给世人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大冶曾一度被誉为我国古代的"铜都"而闻名于世.发掘资料陆续报道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通过对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资料的综合研究,促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考古资料表明,我国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至少在距今4000年(夏纪年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继夏代之后的早商时代,我国青铜文化发展到了全新阶段。早商时代的青铜器广泛分布在江河南北,长城内外。早商时代青铜器较之于夏代,不仅型式更加多样,种类更加丰富,用途更加广泛,工艺更加成熟。而且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更是丰富多彩。透过“三角形侧装足陶鼎”为代表的新石器的研究,推断铜绿山矿区古代露采年代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另外,通过遗址的分布情况,可将这支文化的相对分布范围勾画出来。即西南以湖南洞庭湖为界,与以费家河文化和炭河里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毗邻;西北以湖北黄冈地区巴河为界,与以“盘龙城”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毗邻;东南以江西都阳湖为界,与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毗邻;东北与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为代表的“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毗邻。综上所述,大冶、阳新地区矿冶文化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龙山时代石家河文化大路铺类型和商周时代大路铺文化,是先后形成大冶、阳新地区矿冶文化的人文背景。
  • 摘要: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是20世纪后期发现的我国最重要的古铜矿采掘及冶炼遗址,距今已整整40年了.同时,它也是我国矿冶考古的开创之地.尽管在江西、湖南、安徽、山西和内蒙等地以后也陆续发现了不少的古采矿遗址,但湖北大冶铜绿山仍是最重要的一处.经过考古发掘后,发现这里原是上起商代晚期,下至西汉时期的采掘和冶练铜矿的遗址,前后长达千余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掘工作,揭露古代采矿竖井和盲井共计231口,出土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具上千件。通过对炼铜炉渣的分析,发现其炼铜技术相当成熟、先进,处于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水平。另外就古矿冶遗址的地下采矿技术来看,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用最简单的铜、铁、木、石工具,把矿井开掘到深达50余米,并有效地采取了竖井、盲井和平巷、斜巷相结合的开拓方式,成功地解决了井下支护、通风、排水、提升和照明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在炼铜技术方面,也已成功地解决了运用鼓风器送风进行高温冶炼以及造渣配料等一系列炼铜工艺中许多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此外,从国外的历史记载看,西欧到14世纪才能由熟铁渗碳得到生铁,而我国通过铜绿山的铁工具表明,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发明生铁冶铸技术,这比西欧要早一千多年。这更证明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地位。
  • 摘要:湖北境内过去屡有西周青铜器出土,但出土地点及数量均不多,2011年,随州叶家山出土了大批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且可明确判定为西周早期曾国铜器,是湖北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点,更为重要的是在M28出土了2块铜锭,其中1块为圆形,另1块为长条形,同时在M37中出土了一件孔雀石,这是首次在我国西周墓葬中出土与青铜铸造有关的遗物,说明西周曾国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基于出土实物分析,本论认为,西周早期曾国应有自己独立的青铜冶铸业,其生产铜器的铜料可能应主要来源于铜绿山遗址,铜料的输入除有铜锭外,也应兼有铜料石输入.
  • 摘要:大冶春秋中期始属楚国所辖.东周时期的楚国独领风骚,成为南方的大国、强国,其形成的原因,是与大冶的贡献分不开的.就商周时期采矿技术水平而言,大冶铜绿山与江西铜岭别无二致,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先进的.就春秋早期炼铜技术水平而言,铜绿山是世界一流的.鉴于大冶地区在商代中晚期已具备高水准的采矿技术,春秋早期已掌握高超的鼓风竖炉炼铜工艺,在此之前,必定还有一个萌生与形成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其所反映的采矿炼铜技术是流而不是源。大冶地区更早的铜矿采冶遗存仍有待发现。青铜文明,是铜造就的文明。作为青铜时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铜料生产基地大冶,能源源不断的为青铜文明贡献大量的铜,是大冶特有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及技术优势所决定的。大冶,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铜都,名至实归.
  • 摘要:大冶市,进列中国"百强",铜绿山矿冶遗址开始申报世界遗产,都值得祝贺.在此情境下,纪念考古发现,提出城市的定位与发展的议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也是很准确和很及时的.为建设美丽中国的美丽大冶,有必要探讨结合城乡发展的考古学振兴.文中对此提出几点思考:大冶可定位为中国的重大历史遗产地区,发展目标是将“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融为一体;大冶的科学发展,因资源特色,应以考古学为引领学科;大冶古城、古村落、古水利遗址的多学科、结合发展建设的考古工作很有意义,需要超长远的规划目标和切实的近期行动;建议几项政策保障措施,核心是开展李济曾提出的“一切公民必须有的基本训练”。唯有美丽公民,才能建设美丽大冶,并对美丽中国建设做出示范性贡献。
  • 摘要: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先秦时期重要产铜基地,而类似于铜绿山的古铜矿遗址在黄石地区有数十处.所以人们只知道黄石大冶地区先秦时期是一个采矿、冶炼遗址.事实上,先秦时期这里也存在一定规模青铜铸造业.就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冶炼技术而言,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同时利用周边的资源进行必要的青铜工具的铸造这极有可能的。这在技术毫无问题,这是因为,其一有技术保障;其二有资源基础;其三根据采矿强度的需要随时可以调整青铜工具铅锡的配方比例。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大冶地区不仅是粗铜的重要产地,这个地区实际上还存在着一定规模的青铜铸造业。在技术上不存在障碍,资源也是丰富的,从需要上来说也是需要的。当然,因为人们知道的原因,这一地区的青铜铸造业,极有可能仅仅只是限于矿冶生产类的工具。
  • 摘要:上世纪70年代初,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这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古矿冶遗址.通过考古学家们不断的田野考古,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神秘面纱正一点一点被揭开.本文从考古学家们的考古发现中,梳理出铜绿山古铜矿生产过程中各种技术的先进性。研究发现:铜绿山古铜矿的矿冶活动发生时间非常之早;铜绿山古铜矿在具体的技术层面,包括探矿、选矿、采矿、配矿、冶炼、炼炉、安全防护等方面都代表着当时的先进水平;铜绿山古铜矿从生产的整体来看,也代表着当时的先进水平。铜绿山古铜矿最早被发掘时,现场的考古发掘队就指出:“铜绿山春秋炼铜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初步认识到……矿冶规模较大,采矿、炼铜已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分工协作秩序。”最近对铜绿山的考古发掘发现“从采掘出来的矿石,到进入冶炼炉冶炼,还需要一道关键的工序,即选矿。这次,东周时期的选矿场出土了,表明黄石地区在东周时期就有采矿、选矿、冶炼一条完整的矿产产业链。”早在东周时期,铜绿山地区的矿冶活动就已经是集采矿、选矿、冶炼于一体了,这似乎是今天的流水线作业,无疑是先进生产的典型了。
  • 摘要:纪念铜绿山古铜矿发现40周年之际,以《共同唱响文物保护的主旋律》为题,力求真实、完整地记录那些守望者在发现、发掘、保护这份文化遗产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及个中的酸、甜、苦、辣,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又好又快地发展.铜绿山古铜矿的考古发掘与现代化状元矿的铜绿山矿的生产几乎同步进行。为了做到文物保护与矿山生产两不误,文物保护部门与矿山生产部门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广大文物保护工作者为了支持矿山生产也是全心全意,顾全大局,鼎力相助。始终坚持重点发掘的原则、重点保护的原则、“两利”的原则。随着矿山生产的不断发展,文物保护与矿山生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如何有效解决这一矛盾,为促进矿山生产与文物保护协调发展提出:坚持守土有责;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顾全大局的原则;坚持合理利用的原则等,实现11号矿体与7号矿体的调整。并就古铜矿遗址的保护问题展开专题研究。鉴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重要价值和文物的不可再造性,以及真实地保证其历史、科学价值和真实性,古铜矿遗址应采用原地保护。保护方案论证过程中始终坚持:突出应急保护措施落实的速度、突出原地保护方案研究的深度、突出科学论证的透明度、突出遗址本体保护项目实施的强度、突出文物科学管理的力度等。回顾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发掘、保护的历程,深刻体会到,文博工作者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深深热爱和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执着与锲而不舍的无私奉献。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动员和团结全社会共同唱响文物保护的主旋律,使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在建设“五个湖北”和实现中国梦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摘要:铜绿山古铜矿工业遗产作为中国古代手工业遗产的典型代表,"历三千年而炉火不灭"高效、集约的可持续矿冶开发历史形成了特点鲜明的生产传统和身份认知。文中通过与世界遗产名录中亚洲及欧洲等地的矿冶工业遗产进行比较,进一步明晰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价值特征.与日本石见银山文化景观相比,铜绿山古铜矿工业遗产始于晚商,持续演进,见证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矿冶生产传统及其矿冶技术典范,矿冶生产历史更为悠久、持续时间更长,并在类型上形成了集采矿、选矿、冶炼完整矿冶工业序列,矿冶工业技术更加体系化、类型更为完整。铜绿山古铜矿矿冶工业遗产在工业构成、技术体系、生产传统和国家支撑等方面都独具特色,是在以人力生产为特征的传统手工业时期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人类延续的矿冶生产传统而产生的独特工业遗产。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工业遗产是人类持续的矿冶生产传统的典型代表,该项工业遗产规模大、类型多样、内涵丰富、技术先进,与大部分的中国江西、安徽、山西、内蒙古等地以先秦时期矿冶遗址为主要核心价值的遗产在延续时间和矿冶生产传统上差异较大,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遗产相比,铜绿山古铜矿工业遗产所代表矿冶生产技术和文化传统与该地区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地理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并作为支撑国家的政治、军事需求的重要物质基础,使得矿冶工业的技术演进和生产规模都进得到充分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背景,这是铜绿山矿冶工业遗产最大的特点和价值所在,也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业遗产在文化背景、技术演迸等方面最大的区别。
  • 摘要:鄂国历史悠久,许多文章都谈到鄂国,在探讨鄂的时候,发现早期的鄂关系特别复杂,总是和最近的邘、盂、邢三国相互混淆,只有把这种关系理顺,才能继续探讨鄂国,本文为此略作疏证.研究考证,商代邘即盂国的地望在今河南沁阳县邢台镇,邢的地望在在今河北邢台、鄂的地望紧邻在邢的偏东南,即今天的沁阳城区或附近。至少在商代邘即盂、邢、鄂是三个并立的国家,可以确定了鄂国的存在。结合曾的地望观察,鄫,其很早在山东的枣庄一代活动,后迁往河南郑州。李学勤将西周早期在随枣走廊的曾解释为鄂国的一个地名,也就确指今随州为西周的鄂国地望。这是在文献上绕圈多年没有结论的时候,由出土资料确证的西周鄂国地望结果在今随州,并且权威性和草根虫鸣都达到了空前的一致。
  • 摘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发现已有四十多年,回顾这一发现过程,探讨其重大价值与历史意义是有意义的工作.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矿冶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过去对采矿、冶炼遗址的缺失;这一发现改变了过去只有铸造史的原状;对于一个矿床的包裹体来说,未掘动时它的整体岩层是处于平衡状态的,但当人们为从地下挖取矿石而开凿竖井和平巷的时候,这种平衡就遭到破坏,在井巷的周围发生应力集中,使岩层出现裂缝、滑动或崩塌等情况;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表明,2500年前采用的方形木质框架支护,以其功能与效率,使采矿技术突破了一井一巷或二井一巷的做法,出现了围绕三个竖井在坑下作扇面形开拓多条巷道,它们的底部还有7个盲井的“井巷组合”;铜绿山古铜矿的发现,第一次看到了采矿和冶炼遗存出现在同一地点的实例,也证实了先秦时期的都城只有铸铜作坊,采矿、冶炼与铸造应在异地进行的推断;根据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发现的春秋炼炉进行的仿古模拟实验,证明它在确保风量的情况下,可以持续加料、持续排渣、间断放铜,能长时间持续进行冶炼;铜绿山古铜矿的发现有其偶然性,但在发达的青铜时代的大背景下,它作为原料产地之一在现代采矿生产中被人们发现又有其必然性;在铜绿山考古中采用的“无隔梁发掘法”获得成功,为同类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一个实例;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证明:我国在西周晚期才出现低温冶炼的“块炼铁”,但至东周时期出现了高温冶炼的生铁。
  • 摘要:大冶境内分布的商周遗址最为密集,而且还有三座不同时代的古城遗址,具有代表意义.所以选择大冶境内发现的三座城址和商周遗址进行分析,探究城址与城址、城址和遗址的关系及陶器群所反映的文化属性和功能.从大冶境内已发现的采铜古矿井与冶炼遗址分布规律来看,绝大多数是围绕三座城址分布的。三座城址之间的关系是由城址为采矿冶炼管理中心这一性质决定的。研究认为,五里界城、鄂王城、草王嘴城是历时性关系,是春秋、战国、西汉为管理大冶地区铜矿的采冶而修筑的城址。从考古学文化的整体面貌上观察,两周时期鄂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个性要多于共性,这就是我国先秦民族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真实写照。鄂东南发现的采矿和冶炼遗址充分证明,特别是先秦时期大冶的铜矿开采和冶炼规模大,延续时间长,空间分布广,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我国的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摘要:本文通过对铜绿山发现露采坑、井巷支护、出土青铜工具、陶器及铅铜位素、碳十四测年等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全面系统地对铜绿山采矿遗存及学术观点的疏理,尤其是铜绿山古代露采场所出土有三房湾文化时期的遗物,这是目前江西瑞昌铜岭古矿冶遗址所不见的资料。两地古铜矿遗址分别出土了二里岗上层一期的生活用具和采矿工具,可印证井巷开采年代大致相同。故此提出了铜绿山古铜矿始采年代不晚于夏代早期,可能为江南古铜矿开采的源头.
  • 摘要:受周边大规模不规范采矿的影响,古铜矿遗址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发生了大范围的地面开裂,严重威胁遗址的安全.本文采用现场调查与数值模拟等方法,从采矿及地面开裂现状调查入手,分析了开裂的分布规律、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指出采矿是造成遗址开裂的主要因素,提出了防治对策:建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坚决杜绝一切危害遗址安全的采矿与开挖行为,取缔遗址周边500米范围内一切非法开采活动,确保七号矿体不被采动;对北露天边坡进行加固处理;切实做好-185m以下采空井巷的回填;建议立专项研究遗址的地质与生态环境保护方案与对策,并对遗址区出现的裂缝进行必要的处理.
  • 摘要:本文分析了铜绿山古铜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面临的生态问题,如土地破坏严重、景观多样性差、生态恢复率低、拆建难度较大等,提出了遗址公园生态建设的四点原则,即生态恢复,土地置换;突显文化,区域协调;保护遗址,本体优先;以人为本,体现民主,并给出五条对策建议:修复和重建自然植被、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连片保护与局部重点保护相结合、场所设计符合矿冶文化氛围、清除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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