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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北京大学美术史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

第四届北京大学美术史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3-10-11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

会议文集:第四届北京大学美术史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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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从个案分析入手,对美国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英国艺术品收藏家的收藏动机进行了重新解读.作者认为,对美国艺术收藏家的动机归纳为标榜身份有失偏颇,有必要从收藏文本去解读藏家的动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亨廷顿对英国乔治亚时代肖像画的选择和判断体现了他的收藏趣味,这种对华丽风格的偏爱恰恰出于其实用性的收藏目的:装饰.
  • 摘要:通过对定边郝滩汉墓壁画的图像分布、色彩分析、色彩组配和单元图像比较几方面的初步探讨,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rn 通过图像分布的观察,可以看到,定边郝滩汉墓壁画选取生前、死后诸多理想场景图像,以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连缀组合方式。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整表达了最美好的生、死需求。并通过精心布置,达到既凸显墓主人,又使图像连贯、紧凑的视觉效果。可见其已形成成熟的图像分布模式;rn 定边郝滩汉墓主要色彩的使用,仍符合传统文化礼制下的色彩程式及色彩观,且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视觉样式;rn 推想其出于对生命、永恒、希望及自然的向往,绿色基底的选择,达到了独其特色的视觉效果,形成区域性特点,与中原地区有明显区别:rn 通过色彩组配的统计比较,可看出汉代人已形成成熟的色彩组配观念。不同色彩兼具相克相生的关系,且有明确的等级之分,而“正色”与“间色”在使用中亦遵循严格的使用规范。定边郝滩汉墓的色彩组配虽呈现多种丰富样态,但仍符合汉代色彩观影响下的色彩变化区间;rn 经主观性包彩单元的比较,可发现图像元素恒定,色彩扮演了使图像赋予变化的重要角色,呈现出多样的视觉效果。而时间由早至晚、空间由边郡到中心,图像表达呈现由率性、粗放到客观、细腻的转化:rn 再现性色彩真实再现了现实生活,与实物、文献相对玻。为人们研究汉代人生活的诸多方面,提供了直观图像及色彩的体验。总体上因时间、空间的区位的不同,图式及色彩呈现出由单一、写意向复杂、写实的演变。
  • 摘要:本文以雍正粉彩瓷器为着眼点,从艺术和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陶瓷美学与历史文化的阐释方法,结合相关图像和文献,对雍正粉彩瓷的文化象征意义作出分析.本文指出雍正皇帝他自身的审美品味与个人对皇权的掌控紧紧联系起来,并通过宫廷器物式样和帝王年号款识,将他对理想权利的认同感巧妙地传达出来.
  • 摘要: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5)的美术,似乎没有理由不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承载的恰恰是人们对于"革命的中国的兴起"的记忆和想像.尽管文革十年的美术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29最为成熟的时期,新中国十七年却有可能因其上承延安模式,下接文革模式而提供给我们更为生动的美术实践.面对这一个陌生的新的时代的来临,无论是来自老解放区的,所谓"土生土长"的革命美术工作者,还是来自新解放区的"长期住过美术学校的","甚至留过洋的"专家们30,他们经历新旧中国的变化,"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新的现实和新的创作课题. "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所表明的既是党和国家的立场,也是他们自身所主动选择的唯一立场.他们所需要面临的是新时代的新课题:如何才能够变旧题材画新主题,弃旧形象立新形象,改旧形式造新形式?究竟是哪些题材、哪些事物才是可以用来表现新中国的新题材、新事物?如何去描写和把握?本论文具体考察铁路和公路的入画实践,考察在"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生成的图像系统里,一旦形式转变成为了内容,视觉表现的手段成为了表达本身,图像-视觉作为一种叙事是如何契合着新中国意识形态宣传的关键词和中心语并与之互动的。
  • 摘要:黄般若1901年出生于广东东莞,一路学习宋代院体工笔、老莲人物、石涛山水、华嵒花鸟,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曾作为"国画研究会"的代表为传统国画辩护,由此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而这位"国画古典宗师"却在后期画风逆转,以极其现代审美特征的水墨实景山水写生树立了个人的艺术风格.一位曾站在传统派阵营的画家,敢于跳出传统的笔墨准绳,脱离一切派别,在师造化的基础上笔随心动,开创了自己的变法创新之路,为人们陈述了一段古典画家的现代性言说.
  •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伯夷叔齐采薇图》所选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关联与互动问题.要点如下:第一,《伯夷叔齐采薇图》在众多文本中选用的哪一个文本?第二,根据文本,夷齐故事分为多个场景,如殉国、逃国等,但《伯夷叔齐采薇图》只选用了"采薇而憩"这一个场景.为什么会这样?第三, "采薇"场景是怎样表现,怎样将图像与文本链接起来的?第一,首先通过分析图像中的视觉焦点而确定此图的文本是《史记》的《伯夷列传》。第二,在与明代的《夷齐志(录)》的六个场景的参照中,展示了根据《伯夷列传》的文本,还可以被制作成图的情节分别有:一夷齐让国,二:夷齐逃国,三投奔西伯,四叩马而谏,五采薇首阳,六作歌饿死。第三,在与《夷齐志(录)》的对比中,体现出李唐对“采薇”场景表现的特殊之处。即李唐更愿意把伯夷叔齐塑造成隐士和高:人的形象,而不是乡野农夫。第四,从图像的前后关系来看,另有一个问题,伯夷叔齐住在哪里?是否有一种可能,画家所描绘的地点并不是伯夷叔齐的采薇之处,而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从他们所处的环境来看,有山石有树木,远方还有水源。他们隐居在山中,必然渴望远离世俗纷扰,也躲避周人的袭击,而有山有水有石有树的地方,正是文人理想的隐居之地。第五,结合以上分析,可以说采薇歌词的内容,才是李腐最想突出的。采薇歌的核心是反对“以暴制暴”。由于整个文本中对于夷齐形象的塑造是多元的,因此作者在人物由文字形象向图像形象的转变中,有许多选择,他可以对夷齐进行形象的改造与再塑造,延伸出其他含义。因此他提示了双重的形象:浮现于图像背后文本中的那个观者想象中的夷齐,以及图像中可见的现实的夷齐。这两个夷齐对于观者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冲突的。但李唐并不想否定这种冲突,而是想借文本引入冲突。这也是很多根据文本所作的图像的不同之处。
  • 摘要:在中国书法中,涂抹是一类独特的书写现象,它产生于日常书写之中.本文从各个方面对此现象进行初步的解读尝试。尽管人们推崇涂抹及其美学价值,但如果检查书法史会发现,自宋代以后的书法家们好像已经不再能够充分地自然随性书写,这正是欧阳修发出的感叹所针对的事实。试想在勤奋如“日写万字”的赵孟頰那里,见到一封包含涂抹的信札,便已然是如此地火喜过望。也许有大量精彩的日常书写痕迹毁在了书法家手里,或者淹没在时间和历史无情的进程之中,但历史也可能为人们留下了精彩的、纵横涂抹的作品,只是它们还等待着人们发掘。书法则必须在这些使用文字的场合里掩藏起自己的身影,直到人们回过头来注意到时——也可能永远不会被注意到——它方才现身。这样,艺术与非艺术之间模糊飘忽的边界,存在于“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的书法图像与实用性的文字材料二者共同构筑的张力场域内。而像《丧乱帖》、《兰亭序》、《祭侄稿》这样的作品告诉人们,高超的书法技巧有可能凝结为变化万千惊心动魄的杰作的时刻,恰恰是书法意识被文字所淹没的时刻。然而,人们不会忘记,书写这些作品的作者已然是具有高度书法自觉意识的书法家,在他们无意产生的杰作之前已经是无数次有意的书法锤炼,所以,这些书法杰作诞生的真实情况,可谓“有意与无意之间”。无意是对有意的一个必要补充,为了完满,为了已经失去的自然。
  • 摘要:法荣窟,即莫高窟敦煌研究院编号第85窟,该窟兴建于唐咸通三年至八年(862-867),在敦煌属于张氏归义军统治时期.《金光明变》位于法荣窟主室东壁,由金光明法会和舍身品两部分组成,其中金光明法会位于东壁门南,舍身品位于门上方.本文通过辨识法荣窟中《金光明变》绘制情节探讨该经变表现的内容,按照排列顺序揭示其在敦煌该经变图像样式的演变序列中处于的位置,同时进一步探讨法荣窟东壁的图像布局体现的设计思想.
  • 摘要:汉阙是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汉代建筑遗迹.全国现今有三十余处汉阙,四川就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且均为墓阙,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地面墓阙的实体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墓阙不仅是一种建筑样式,更是图像的载体.通过分析墓阙上图像的方位、主次关系,将其看成是同一空间中的有机整体才能对墓阙的象征意义有新的认识.并根据阙上图像组合的情况总结出四川东部与四川西部地区的类型特征;另一方面,阙本身也是汉代画像中频繁出现的图像元素,它在砖室墓和崖墓中的不同地位和表现揭示出各自的功能.从而也可探究地面墓阙、崖墓门阙与图像中的阙之间的关系问题.
  • 摘要:Art historians have for long held the idea that the court art during Huizong's reign has two basiccomponents, the emperor and the painting academy. However, on the basis of textual sources, Itried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Daoist painters like Li Derou played in the court art. Liwas a scholar Daoist priest and took no position in the painting academy. Nevertheless, withextraordinary skill ofportfaiture and Daoist painting, Li exerted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Huizong's own practice and the masterpieces like Listening to the Zuher, which is believed to beexecuted within the palace. Thanks to the Xuanhe Painting Catalogue, we also know that Li washighly recognized by Huizong due to his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religious painting. In.short, LiDerou's achievement in Huizong's court reveals to us a crucial aspect of the court art at the lime,and throws light to Hruzong's Daoist disposition on painting and collection. I hope this paperwill attract more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se Daoist painters in Huizong's court.
  • 摘要:通过对康业墓石棺屏风画的风格与特征分析,本文认为康业墓石雕继承了南北朝以来流行的顾恺之的密体风格.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石刻画像与线描绘画发展中绘画风格从密体到疏体的重要变化. 石刻线画完全吸收了毛笔线条绘画的艺术特色,通过石材,保鄘下了中国绘画发展的漫长历程。北周康业墓石棺图像的复杂内容及构图,代表了北朝晚期山水图式的造型特点及发展水平。从这些墓室石刻山水图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与之相一致的山水画风格的演变过程。相对汉画风格的“略”,“密体”和“疏体”其实部属于“精”的范畴。密体画的线条较为含蓄娴静,如后人评价顾恺之的线描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而疏体画的线条充满开张的动势,如后人评价吴道子的线描是“笔所未到气已吞”。密体画的线条较为单纯,一样粗细、快慢、轻重:而疏体画的线条较为变化,“磊落挥霍如莼菜条”,是一种流畅丽有顿挫的线形。之所以会在晋唐画坛上流行“疏密”两种不问的“骨法用笔”风格,既是源于绘画水平的进步,也是由于在这两个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精神风貌和审美理想追求。
  • 摘要: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荆溪图》由陈汝言为北宋初期以来世居荆溪的王允同所作.画面描绘了荆溪地区的典型山水:一座熟悉的小桥,是荆溪八景之一,一大片房屋位于中间的平地上.最精彩的是位于画面左下方树下一所重要的大宅,极可能是王氏家族所有.根据画面上的题跋和其他相关材料,本文考证出荆溪王氏家族的世系可以追溯到王渊而非荆溪当地县志中记录的王审琦.此外,通过对16则荆溪地区文人题跋的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出此幅画作的真实目的.它是元代后期的混乱时期人们对于王氏家族荒废的大宅的回忆,暗含了一度引以为豪的过去和关于家与国的复杂感伤情绪.在元末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而成画的《荆溪图》,其视觉图像明山秀水、富邑万家,宛若避秦桃源而独处于乱世危局之外。然藉以其上题跋考索,则可味其中所深深隐含的家国之痛。作为元末一件颇为复杂、特别的画作,此亦揭示出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图像与文本之间的隐秘关联,更需在文化传统之外而重构一段历史情境去作以深解。
  • 摘要:本论文探讨视觉图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与谢芜村的<草庐三顾·萧何追韩信图屏风),将三国时代的「三顾茅庐」与楚汉相争之际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两个不同时代、不同主角的故事配为一双屏风画.这样的组合无论是在中国或日本,皆找不出先例.根据文学界的研究,唐代李瀚所编辑的训蒙书《蒙求》,自西元878年前即传入日本,影响深远.在《蒙求》中,「诸葛顾庐」与「韩信升坛」的故事即为一组,这种组合方式极可能提供了与谢芜村创作本作品的灵感.但是,若仔细比对《蒙求》中对「三顾茅庐」及「萧何追韩信」的叙述,会发现《蒙求》的记述相当简略,与<草庐三顾·萧何追韩信图屏风>中丰富详尽的绘画内容大不相同.笔者发现,与谢芜村所描绘的各项细节,来自当时所流行的两部中国白话小说的翻译本《通俗三国志》与《通俗汉楚军谈》.因此,对当时嗜读翻译中国小说的文化界人士们而言,必然相当熟悉这件屏风画的主题.
  • 摘要: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墓1号墓葬开启了研究汉代丧葬艺术、文化及信仰观念的大门,其中漆棺图像给世人们带来新的研究视野,许多问题是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的.本文力求从以下几个部分对构成"仙化之境"的漆棺图像进行论述和探讨.绪论部分着从对马王堆1号墓漆棺研究的综合定位出发,分小两节阐述马王堆1号墓漆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以及综述学者们对漆棺研究相关学术史状况,以便为本文发现问题、讨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奠定基础.第一部分着重交代本文要建立的探讨核心——马王堆1号墓的漆棺图像与文化,明确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马王堆1号墓墓室、漆棺位置及漆棺图像等相关考古材料做基本介绍,从而为下面的研究、论述做铺垫.第二部分分三个小节通过对龙、虎、鹿、鸟的灵物图像进行分析,具体论述绘有大量图像的第三层棺朱地彩绘漆棺灵物的构成与组配;灵物的选取与四神观念、流行祥瑞的关系如何;以及朱地彩绘棺灵物图像的文化意义生成.从而阐明"升仙之途"中飞升工具的图像文化力量.第三部分研究重点在于对朱地彩绘棺仙山图像与仙山信仰的认识与探讨,首先,从仙山图像的位置与组合形式来判定其价值的重要性;再联系古籍中仙山信仰的记载,论述昆仑与仙山的关系,并对昆仑的地理记载差异与仙山的昆仑化、昆仑与"帝"的关系之于中国早期神权丧葬文化、昆仑仙山图像的文化思维三方面考虑昆仑意义的转化与仙山意义的生成关系,并探讨仙山图像在墓葬漆棺中的"方向指示"作用,即整个漆棺图像读图程序中的重要一环.第四部分意在确定马王堆1号墓黑地彩绘漆棺边缘纹样中带有建筑性质的纹样,即"城郭"纹样,这也是以往学者尚未研究之处;结合"仙山"、"池水"、"高台"等小纹样,来说明第二层棺纹样构建了一组带有明堂性质的"仙境之城"的形象,这是逝者灵魂的归处;并试图解释纹样的图像学含义及其在整个漆棺图像系统中的意义和作用.最后部分串联前四个章节的内容,并对图像的绘制意义加以综合梳理,力求还原漆棺图像所构建的升仙系统,解答美术史研究在读图程序上的作用.分三小节来探讨漆棺图像、纹饰构成的信仰及指示方向、各层漆棺图像设计与读图程序以及秦汉背景下的仙山图像与文化的再探讨的相关内容.
  • 摘要:图像如语词一样记录着历史,传递着文化.中国古代器物纹样折射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文与社会风貌.金银器因材质、价值、功用等特殊性居于工艺门类之冠,是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高度浓缩的物质代表.金银器,一般为上层统治者享有,反映统治阶级好尚,引领时代社会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讲,附着于其上的图像纹样是时代风貌的缩影.作为面积辽阔的封建帝国,疆域之内的许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学习,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使得民族文化空前交融.元代饰用金银之风旷古未有,其纹样可看做是不同文化融合的结果.蒙古文化、汉族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高丽文化等都在元金银器纹样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元代以武立国,"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马鞍的地位十分重要.本文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沟出土的金马鞍饰件为例,基于纹样与装饰的基本特征,从鹿纹、八曲形开光、卷草纹、多层装饰等不同方面来探究其多元文化来源,发现不同的文化风格在同一马鞍饰上均存在影响,"多元"的性质十分明显.与此同时,装饰的鹿纹、卷草纹等被汉、蒙古等不同民族共同接受,整个马鞍将蒙古风格、汉族风格、伊斯兰风格等融为一体,展现出元代兼容并包的时代风貌,兼具"一体"的特点.本文虽仅就马鞍而展开个案分析,但可看做是对元金银器多元文化汇聚的诠释,从某种意义上,对元代金银器纹样的研究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的历史的解读.
  • 摘要:说起2U世纪的西方艺术,从立体主义、达达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到极简主义、观念艺术,再到当下的“读图时代”,各种流派、各类运动风起云涌,令人眼花缭乱,堪称“视觉万花筒”。如果按照传统艺术史的写法,可以轻易地构筑起一种关于艺术史的“线性叙事”,亦即视之为一部前后相继的历史。不过,与艺术作品的层出不穷相平行,20世纪的艺术理论与批评也呈现了相当繁荣的景况。在某种程度上,其雄心有时甚至超过了艺术现象本身。美国学者大卫·卡.里尔曾为罗莎琳·克劳斯的批评生涯划分了四个阶段,其中结构主义的反叙事阶段是其第三部分。笔者认为,这一划分基本上概括了克劳斯的艺评进程。但是,如果拘泥于这个划分而认为克劳斯的批评进路与四个彼此不同的阶段一样的清晰可辫,那么就有点过分简单了。克劳斯运用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并广涉众多法国理论家,比如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的理论资源,用以框限并烘托出现代艺术史上具有反叙事特征的艺术作品(尤以抽象画和立体主义的作品为例),组成了主题式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反叙事特征为其艺术批评的铺设的基础起到了转折性的重要作用。然而,她在做主题研究时,仍然抱有构筑另一部现代艺术史的雄心,她在现代主义的.世观点上投注的精力与前辈格林伯格一样多。况且,艺术史上并没有那么多作品可以被套用结构主义理论的,否则也太嫌削足适履了。克劳斯本人也承认,艺术史还有其他的可能,她并不赞同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克劳斯的阐释,为现当代艺术批评注入了具有反现代主义特征的诸观念——“结构主义”、“视觉无意识”、“无形式”等等。不妨将其视作对格林伯格的盛期现代主义叙事的校正与修缮,而不是将一切推倒重来。正如结构主义方法提示人们的那样:差异固然重要,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两相对立的基础之上。
  • 摘要:西园雅集和香山九老会是文人羡慕的佳会,其诗文与图像描绘了文人清虚脱俗的山林面貌.但是明代阁臣将其阐释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和耆德朔望的典型,并以此为基础,以勋业为根本,塑造了象征国家仪范与展示洛真性情的翰林形象.为迎合阁臣的自我形象建立,明代画家以二图为底本,创作了翰林雅集图,将静态的空间场景描绘转化为时空浑融的意识形态象征,将人物形象转化为和蔼清雅的官方士大夫.
  • 摘要:本文借助文献和图像比较,推断北京昌平居庸关云台四天王脚下的鬼怪形象为道教自然神——雷公、电母、风伯、雨师(龙王),进而分析了元以后流行的四天王新样式——"风(锋)""调""雨""顺"——出现的原因.最后提出,“风调雨顺”样式的四天王在明清时期成为固定模式,但是四天王脚下的鬼怪身份逐渐模糊。以建于清代的雍和宫雍和门为例,四天王脚下的鬼怪分别为一鸟喙鹰足肉翅的鬼怪(雷公)、一女性(或为电母)、一戴帽长袍皂靴的男性(身份模糊)、一牛头鬼怪(身份模糊)。还有一些四天王脚下,完全没有鬼怪,或者仅可辨认出没有明确身份的鬼怪,比如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中的四天王,手持剑、琵琶、蛇、伞,脚下不见鬼怪。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在“风调雨顺”样式出现的初期,人们对四天王的新功能还比较陌生,四位自然神的加入能帮助人们识别四天王的新内涵,当“风调雨顺”的样式深入人心之后,人们可以轻松地从天王的手持物识别四天王,接受四天王的新功能,脚下的四位自然神就消失了,逐渐固定为人们熟悉的明清样式。
  • 摘要:通过查阅不同版本的中国美术通史类著作发现,教材对某类特定的道教材料在内容的选择以及解读方式是不同的.无疑,这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而这个讨论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探讨专业研究人员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态度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结合研究现状,笔者认为面对永乐宫的这批道教材料,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即空间存在状态上体现出的整体性与特殊性、在时间存在形态上体现出了累积性以及道教视觉图像本身所体现出的混杂性.
  • 摘要:钱选在明代以后学者眼中的画坛地位不是很高,一般都将其置于赵孟頫之后,甚至元四家、高克恭之后,而且还有的称钱选有赵孟頫的遗风.然而钱选在元代初期画坛上享有盛誉的事实却鲜有人知.在元初,钱选的画、赵孟頫的字、冯应科的笔被誉为"吴兴三绝",钱选是以画名世,而且因为绘画名气较大,引起了不少造假者伪造其作品.这些都说明钱选在元初画坛上的真实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更替,钱选的画坛地位却逐渐被消隐.明清两代及近现代的学者们对钱选的评价都不是很高,甚至忽视了钱选的价值,究其原因有六,其一,无文集、诗集传世;其二,无传派、无著名弟子;其三,其在开创风格方面的局限性;其四,无功名,求隐居;其五,元代以后审美风尚的转变;其六,赵孟頫掩盖了钱选.
  • 摘要: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现存辽代彩塑是我国同期彩塑中的精品,其中,18尊辽塑菩萨头冠样式独特,精美华贵,是辽朝皇家因素与佛教造像渗透融合的完美杰作.本文从实地考察的角度,对菩萨头冠逐一描述,将它们分为高华冠和包髻箍冠两大类型,粗看有类型化倾向,细赏则每类又可分为不同的型式,且各有差异.这些类型鲜明、造型丰富、排列严谨、流金溢彩的菩萨头冠,承接佛教教典和菩萨头冠的实际造像源流,继承了五台山佛光寺唐末菩萨头冠的样式,又融入辽代皇家冠饰的造型,将菩萨头冠塑造和皇家政权及审美相融相合,发展出独具时代风格的菩萨头冠新样式.
  • 摘要:本文从四个方面对罗斯科1942年作品《鹰的预言》进行全面深入的阐释.文中首先对作品的基本信息进行了简要说明.第二部分則从画家的早年经历、心理特征,以及这幅作品的创作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介绍.第三部分,文章详细分析和解释了画面的结构和各组成部分的含义.最后,笔者从语言图像与精神图像的双重角度对这幅作品进行了图像学论述.
  • 摘要:1637年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在福建出版了《天主降生出像经解》.这是中国第一部用插图和简要文字纪录耶稣生平的书籍.此书以1593年在罗马由耶稣会士Jerónimo Nadal (1507-1580)出版的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为蓝本.从其153幅铜版画,选取了56幅,并在书的前叶增加了耶路撒冷地图,制成木版画.57幅版画及其相对应的简要文字构成了完整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一书.rn 《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共有十余本,分别收藏在欧洲的各大博物馆和档案馆中.本文将以梵蒂冈图书馆的版本为基础,主要分析此书的插图和文字的关系,并由此探讨此书中的透视和构图技法在中国的影响,以及耶稣会记忆和默想方法是如何以插图和文字为途径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rn 除了耶路撒冷地图和第一幅"救世主"插图,《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完全采用了西方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的布局.每页分爲三个部分.最上方是每幅插图的标题,标题并不是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拉丁文标题的直接翻译.中间占据版面最大面积部分的木刻插图.57幅插图表现了耶稣的出生,生平事迹,受难,到复活升天,以及圣母升天加冕的故事.版面最下方是对插图中不同场景简短的文字说明.rn 不同于中国第一幅含插图的基督教书籍,即1619年在南京由罗如望出版的《诵念珠规程》,从画面主题到构图,《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几乎完全复制了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它的特点是,在同一幅插图中出现有不同的场景,这些场景可能是因为时间的相连性,或是主题的相关性,被安排在同一幅插图中,它们在西方范本中由散落在插图中的字母标注,在《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中则是由天干做标注.字母或天干也引导插图下方的文字,对插图的不同场景做相应的解释.读者按照字母或是中文天干的顺序并借助文字的解释阅读插图.rn 同一幅画面出现不同场景(simultaneous image),或是插图配以文字的就明,在中国绘画中并不少见,本文在例举simultaneous image在中国艺术史的传统后,指明《天主降生出像经解》的特点.即,同一幅画面出现了十个以上的多场景,这些场景不是单独分割出现,而是由建筑物,风景分割,并安排在统一的透视的画面中.除此之外,《天主降生出像经解》革新性的出现了由天干引导的画面阅读顺序.借助相应的文字,读者不仅可以理解画面不同场景的叙事故事,也可以借由简洁的文字说明,记忆并默想圣经故事.文字和插图,在叙事,记忆和引导默想上相辅相成.rn 《天主降生出像经解》的插图不仅透露了中国木版画对西方早期巴洛克透视技法的首次模仿,和对西方文艺复典为期simultaneous image的构图方式的尝试.同时,也反映了西方插图阅读方式和记忆方法对中国的影响.《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之后,耶稣会就没有出版过新的插图绘画,1887年的《道源精萃》重新收录了《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此书已经是文字描述耶稣生平为主,陪以少量插图,成为一本叙述性的畅销人物故事插图书.而明末出现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则是一本宗教书籍.它以插图为主,辅之以简略的文字,帮助中国读者记忆圣经故事,并教导读者进行宗教默想.
  • 摘要:卡布罗(1927-2006)在1961年的重要评论「纽约的偶发艺术」一文中谈论了若干当时正在发生的前卫艺术实验,他将这些新典的尝试称为「偶发艺术」,并试图指出其特质.其中,一次性的演出、不可重演的表演方式,可说是偶发艺术最鲜明的旗帜,也是它与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虽然卡布罗将其创作归结于「拼贴」这项来自绘画的技术主张,然而作为一种跨领域的、业余的表演,其作品亦不免像二十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达达、与超现实主义表演一样,从各种既有的表演形式中获得参照,这使得偶发艺术自始即与剧场和反剧场的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偶发艺术丰富的论述与实践中,本文聚焦于偶发艺术「不可重演」的性质,并透过卡布罗偶发艺术的成名作,1959年于纽约卢本画廊(Ruben Gallery)演出的《六个部分的十八个偶发》,指出偶发艺术的表演及重演所涉及的艺术作品存有论的课题.这包括以下段落:rn 首先,尽管卡布罗宣称偶发艺术具有不可重覆、不可替代的过程,然而戏剧的演出也同样有着不可重覆的经验,因此偶发艺术不可重演的宣称并不只是其形式上的判断,而牵涉到对于绘画(拼贴)和戏剧(剧本)两个体系的回应.这两种体系正如尼尔森·古德曼(1906-98)的亲笔书写和异质书写之差异,决定了两种不同型态的作品存有方式,从而影响了作品复制的可能.rn 其次,事实上《六个部分的十八个偶发》在1959年呈现之初并非仅此一次的表演,而分别在六天演出了六场,这似乎与卡布罗后来(1961年)的论述有所冲突.这促使人们进一步追问这六场演出与偶发艺术「不可重演」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否在1959年时,偶发艺术仍是尚未发展完整的概念,致使卡布罗更真接地参照了戏剧的演出逻辑?又或者,这六场演出根本不同于戏剧的「剧本-演出」的概念(同一作品的六个版本),而是有如拼贴的模式,作为一个整体作品的六个部分?rn 其三,卡布罗虽然长期坚持不重演他的偶发艺术作品,然而晚年在协商其回顾展的过程中似乎有所妥协,这使得2006年的「艺术即生活」回顾展中,大量再造了卡布罗偶发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六个部分的十八个偶发》这件代表作.在卡布罗首肯下,策展人找来安德烈·勒佩奇担任导演,并由诺耶米·所罗门分析肢体动作,最终在慕尼黑、纽约等地演出.衍生而来的问题是,重演若由卡布罗亲自执行,与由他人执行是否有身份上的区别?这些重演是否意味着偶发艺术作品存有的转移,而使其概念化,或者重演仅作为复制品而不涉及作品再次出现的问题?rn 本文试图透过前述问题的讨论,重新检视偶发艺术作品的一次性表演是否必然,以理清偶发艺术的原作、复制、版本等存有论课题.
  • 摘要:纸马是民间美术中一个独特的品类,人们通常将神祗与灵鬼刻画于其上,根据不同仪式与祭拜方式达到不同的诉求效果.在河北省内丘县的纸马中,"土神"是最为特殊的神祗,在这样一幅非常小的图像中,包含了庞大的信息.其中包括民间对于自然世界的认知方式,对于不可见福祉的祈求,对于灾祸的避禳,对于繁衍的希冀,以及对于财富的渴求.这些民间心理并不重叠,各种心理在图像的使用中往往也不同时在场.通过对图像的细读分析,诸民间心理都可以在画面中找到意义上的象征和观照.而其基于民间心理诉求的多种可能性解释也给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 摘要:文艺(文学、图画等)可以宣传和疏导反抗的苦闷,使之从自发转向自觉,进而转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由此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在这个意义上,版画也可谓为一种"泛体式(mode)"的"叙述",其功用正如鲁迅在《新俄画选·小引》中所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rn 出于上述考虑,1929年1月,鲁迅编印《近代木刻选集(1)》,继而又编印了《蕗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2)》、《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引玉集》、《木刻继程(1)》、《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和《死魂灵一百图》、《苏联版画选》等十余种版画选集,以此来推动中国的版画事业.rn 除了编选画册,鲁迅还曾组织"木刻讲习会".1931年8月17日,鲁迅特意邀请内山嘉吉(内山完造之弟)为青年学子讲授木刻技法,他本人担任翻译.一定意义上,鲁迅组织的"木刻讲习会"开启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使得现代版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rn 此外,鲁迅还举办外国版画展,支持和引导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不止于此,鲁迅也收藏和编印青年木刻家的作品,帮助他们举办画展.众所熟知的那组照片——《鲁迅在"全国第二回流动木刻展览会"与青年木刻家交谈》,就是去世前10天由沙飞拍下的.直到去世前三天,鲁迅还在给青年术刻家曹白写信.可以说,对于版画艺术,鲁迅确实倾注了其所能及的全部心力.rn 在《<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中,鲁迅简要同溯了版画发展史,指出版画艺术在中国十四世纪初就已诞生,早欧洲术版印本一个世纪,而后却衰落下去.虑及当时中国绘画艺术的枯槁贫乏,如鲁迅在《<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中批评说,"流行的装饰画上,现在已经多是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构成派绘画了".与此相反,鲁迅赞美木刻的"有力之美",故而倾其心力和财力,资助"不模仿,不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的创作木刻,促使其在中国能得以复兴和发展.rn 反写意的刻绘中国传统的诗文绘画等文艺作品,多偏于写意地展现静谧祥和的景致,脱离了真切的现实人生,也回避了精神世界的复杂纠葛,亦即无视生生存在的凡人的悲哀.鉴于此,在《<艺苑朝华>广告》中,鲁迅阐述了编印画册的意图:"有时是重提旧时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遗产,有时是发掘现在中国时行艺术家的在外国的祖坟,有时是引入世界上的灿烂的新作."显然,鲁迅的用意在于通过取今复古来促使中国现代版画呈现出新气象.在鲁迅的支持和引导下,新兴版画敏锐地捕捉社会现实,有力地反映民生疾苦,如温涛创作的木刻连环画《她的觉醒》,由25幅版画组成,通过连环故事的方式表现了"一·二八"战事期间上海军民抗战的情形.
  • 摘要:以新技术作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新媒体艺术,体现出艺术创作在拟象时代的美学转变.在新媒体艺术中,图像不再以单一静态的方式等待着解读,而开始以交互的方式将人类拉入到完成叙事的过程之中.新媒体艺术便将叙事的重点依托于图像空间与观众之间的心理传递过程.新媒体艺术对视觉性图像的强调摆脱了简单的对文本的再现性阐释,但却带有了更强烈的叙事性.与含义相对清晰的文本叙事相比,由于对个人心理及感性的依赖,作为心理叙事媒介的图像具有了更强的多样性及真实性.
  • 摘要:"图像学"的所指,在米切尔处明显发生了变化.他新近引入图像学的理论方法正是源于语言学研究的"层级结构".在不同的层级结构中,矛盾和差异被和谐地安置,尤其是图像与语词的差异被明确地保留下来.形成对比的是,符号学却试图用符号统领一切.本文第一部分从"元图像"切入,比较和分析元语言和元图像的层级结构,并讨论图像与语词如何在"元图像"的同媒介内部的不同层级中共存.第二部分以米切尔讨论抽象绘画为例,重点讨论跨媒介的内外层级结构中图像与话语间潜在的合作形式.第三部分,通过与语言学、符号学等比较,讨论层级结构在米切尔图像学中成为拓展研究对象的重要手段,并说明层级结构的使用无法成为否定米切尔"图像学"之名的理由.
  • 摘要:在公元一世纪的小说《Satyricon》中,作家Petronius以主人公Encolpius的视角记述了古罗马底层人民的生活,为后人了解帝国早期平民、奴隶以及自由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详实的文字资料.这部小说的高潮来自于自由民Trimalchio的宴会,而这场精彩的宴会也成为了小说标志性的桥段.奴隶Trimalchio在被主人释放获取自由之后,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成为了政府官员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炫耀自己所有,Trimalchio邀请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宾客参加他的宴会.这场宴会持续了两天,奢华的装饰、精美的饮食、还有不计其数的仆从,宾客们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Trimalchio在宾朋艳羡的目光下描绘了对于自己长眠之所的构想.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墓,Trimalchio尽其所能展示了自己作为一个成功的罗马公民的骄傲,以此掩盖他作为奴隶的过去.倘若没有19世纪的意外发现,Trimalchio的故事不过是历史长河中若干暴发户的一个缩影,而他的宴会,他的墓以及他从奴隶到自由民的奋斗史都因Petronius带着阶级眼镜的夸张描写而显得荒诞不羁.1838年,当人们在罗马一座城门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座梯形的墓葬时,"Trimalchio"的形象变得愈发清晰起来,而小说中那座奢华的墓似乎也不只是虚构.现实版的Trimalchio有着另一个名字Marcus Vergilius Eurysaces,是公元前一世纪奥古斯都时代的面包师.Eurysaces在被奴隶主释放之后,为罗马军队供给面包.通过垄断性的军需供应,Eurysaces迅速跻身富人的行列,因此他得以为他的夫人,或许还有他自己,在罗马城的"黄金地段"营建一座在当时看来非常豪华的墓.外墙的浮雕再现了古罗马时期制作面包的过程,这些生动的图像无疑纪录了这位杰出面包师的功绩.值得注意的是,外墙的每一个立面上都不断重复着一句话,即这座墓属于面包师Eurysaces.与此同时出土的一块石碑上却表明这座墓里只有一位叫做Atistia的女性,并且他的丈夫为其营建了这座墓.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是这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是面包师,是他的夫人,还是双方?如果说这座墓真的属于面包师的夫人Atistia,那么其浮雕或者装饰为什么没有任何女性色彩的图像?为什么所有的图像传递出的信息都表明这是一位面包师的纪念碑?尽管真实的自由民之墓与小说中Trimalchio的墓一样造价不菲,但Eurysaces之墓的浮雕却显得非常朴实而低调.它既没有奥古斯都和平祭坛上的众神簇拥,也没有小说中Trimalchio之墓浮雕中的金银配饰.Eurysaces似乎并没有试图通过图像来高调地彰显自己的富贵与身份,但是他却耗费巨资在两条大路相交的地方,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城门边,打造了这座造型奇特的墓,其试图吸引观众眼球的意图不言而喻.这些矛盾不禁让人们将目光聚焦于这个古罗马社会中的特殊群体——自由民(Freedman),被解放的奴隶.或许Petronius的文字反映了罗马公民对于这个特殊群体在拥有财富后膨胀心理的臆想.而真实的自由民,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勤劳致富的自由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矛盾的身份的?或许人们已经无从获得直接的文字资料,毕竟我们很雉找到一本关于当时自由民的自传.但是从相对可以充分表达他们意图的墓葬中,或许可以走近他们.他们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怎样的总结?而他们又希望观众从他们墓葬的图像中读出怎样的信息?当"Trimalchio"们走出小说,走出他者的眼光,沐浴在帝国荣光下之时,他们又如何争取那属于罗马公民应有的骄傲和不朽?文章将从面包师Eurysaces 之墓开始,通过比较古罗马不同职业的自由民之墓、自由民之墓与古罗马皇帝陵寝、文字描述与现实墓葬,试图还原古罗马富有的自由民对于特殊身份的认知、自身价值的描述以及对于他者目光的期许.
  • 摘要: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利用多种途径塑造自己的新形象。因为这一时期艺术家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自画像是他们塑造自身形象最直接有效的媒介。但是,图像信息叙事性不足并且存在被误读的可能,而文本信息则多非由艺术家本人撰写并且缺少图像的可视性,因此在研究艺术家形象的时候,两者信息可以兼用以取长补短。
  • 摘要:纪念碑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产物.在汉语文化圈,明确实现纪念功能的石"碑"成形并迅速成熟,时间是在东汉中期.由于微观研究的阙如与视觉材料的零散,汉碑成形过程有诸多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清晰有力的阐释.与之相应,碑"穿"的出现与后世注家对"穿"字的解释之间,也有着时间的间隔与内涵的误读.几十年来,随着出土图像资料的增多,对碑"穿"一字进行概念史的梳理和新的阐释已成为可能.历代相关文献形成的层累与叠加,认为碑"穿"是对术柱下棺穿孔(引繂功能)的一种模仿.当代学者则在质疑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模仿神主"、"象征日月"、"模仿玉圭"等新见.本文针对徐州汉画像石刻博物馆藏图像碑、新出东汉后期《朐忍令景君碑》碑等实物,以巫鸿《引魂灵璧》一文成果为印证,讨论认为:"穿"为汉代墓碑之必有形制(颂德纪功碑则不能有),在丧葬信仰中还象征了供灵魂穿越的通道.理解碑穿,应该将之置于整个汉代石刻画像系统中,并将其视作汉代信仰世界的一部分,才能庶几近其意义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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