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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17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2014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17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南宁
  • 出版时间： 2014-11-05

主办单位：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

会议文集：2014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17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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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藏族聚居区寺院与村落间的供施关系是解构彼此传统共生关系的重要层面，滤过乡村聚落对寺院多层面、多途径的经济供养事实，发现该传统供施关系的本质特性集中体现为产品交换视角下的共生关系和礼物馈赠脉络下的互惠关系等两个方面。
  • 摘要：鉴于“那文化”是称“稻田”为“那”的特定地域里创造稻作文明族群的文化体系，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独特的结构形态和深层的文化内涵，现就“那文化”体系的构成及其性征做进一步的阐释。同时，从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来观察，由于“那”字地名是母语同源族群认同并享有的文化符号，姑且用“那子民族群”作为他们的代称来行文。总之，“那语系”是“那子民族群”创造的语言文化系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独立起源而又非孤立发展。“那语系”的提出和划分，是以文化人类学、语言发生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历史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为依据，是完全符合语系构成的条件而能够成立的。以往由于历史原因和条件限制，对其缺乏深入调查、整体把握和细微研究；而有关的著述多为西方或他族的学者所撰，仿照印欧语系谱系树理论模式，将其划归于自认定的某一大语系，忽略了它具备独立语言体系的基本条件及历史存在。遂而出现了所谓“台语”(“侗台语”“壮侗语”)属南岛语系与属汉藏语系之争，又有“台语”原属南岛语系、后来在强势汉语的作用下而“转型”归属汉藏语系之说，莫衷一是。以“那”地名为标志的“那文化”圈，展示了“那语系”的历史本来面目。
  • 摘要：本文拟探讨壮族先民自行营运的古国方国社会与壮学体系的关系,希望弥补此方面之不足.总之，壮族先民古国方国的研究成果，对壮学体系的构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但弥补了壮族通史中的缺失，在横向方面也是不少学科的参照尺度，如壮族铸铜工业发生发展过程，可以追溯到方国时期文化背景，壮族神话《布洛陀经诗》中有描述罕王祖王争夺权力、财富、男奴女奴的战争场面，其历史背景应当是在古国方国时期。壮族古史分期有两个问题最重要，其一是壮族先民何时进入国家文明社会；其二是壮族先民何时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模式，就是从黄帝到夏代以前称为古国；从夏代到战国称为方国；从秦到清实行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称作帝国。
  • 摘要：本文指出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的重要基石。学科的发展，与学科本身的魅力成正比例关系。学科魅力，则通过常研常新来体现。在笔者看来，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推动了壮学的发展。但是，还有许多领域尚未完善，不少领域仍然存在空白，需要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断地积累。重点对壮族土司制度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以及壮族土司制度的比较进行了研究。
  • 摘要：作为壮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壮族生态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不同学科进路的研究已经蔚为壮观。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壮族生态研究还存在很多学术空白点，比如至今还缺乏一部总体性的深入研讨壮族生态文化的著作，对不同类型的壮族民众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对壮族民族生态系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由于壮族生态研究具有自身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色，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壮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从理论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要面对的三大关系中最为基础的。只有处理好壮族民众与周围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满足壮族社会群体存续的物质需要，实现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的永续发展。从现实意义来说，壮族地区正在进行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这就需要不仅弄清楚当前壮族地区的生态建设状况，而且要充分理解壮族民众与周围环境打交道的方式，了解其传统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为方式、制度范式和信仰世界，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壮学仍在进一步构建和发展之中，还需要学术界从理论基础、历史研究、现实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诸方面去推动。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对壮族及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不仅可以针对这一主题展开理论探讨，而且还可以展开历史研究，书写一部独具民族特色的《壮族地区生态变迁史》；在进行一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厚重的《壮族传统生态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加强学术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加大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也是壮学界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说，壮族生态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它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优势，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壮学学科体系贡献力量。
  • 摘要：本文通过对壮族服饰的实地调查,研究壮族传统服饰在现代社会的境遇,面对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一体化格局，文化多样性保护与传承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事象，壮族服饰文化日趋衰落与蜕变，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文化的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做好文化的传承。壮族服饰文化如要继续传承与发展，需要转换壮族服饰的功能，对具有优秀服饰文化的壮族村落进行生态化保护，重视壮族服饰文化传承中的教育作用，开发壮族服饰资源，使壮族服饰走上产业化的道路。
  • 摘要：本文拟在对水族马尾绣文化产业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问题.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问题,目前主要观点有先开发后保护、开发和保护同时并重、只保护不开发三种.先开发后保护的做法,从实际效果看并不理想,往住造成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有不少旅游景点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对传统文化事项盲目篡改,造成失真,甚至破坏;开发和保护同时并重的观点,在最初的实践中,由于大多数地方对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不够,没有充分了解其真正的文化内涵,往往容易偏重于经济效益,因此容易造成文化因子的失真,客观上造成不良后果;只保护不开发的观点,其实这里还须具体分析,有的是还不具备开发条件,属暂不开发类型,有的是本来就不能开发,或没有开发的价值,就只能是只保护不开发了.
  • 摘要：通过对贵州彝族传统制度的梳理和描述,对贵州彝族上千年来在贵州地区的民族历史发展、统治政权结构、社会文化传统,有了一个总体的把握.其中的政治制度、政权结构、职官制度、家支制度和宗法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构成了贵州彝族传统制度的体系.这些制度,反映出贵州彝族传统制度有丰富的内涵,有不同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揭示贵州彝族传统制度的内涵,总结其基本的特征,对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构建当代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 摘要：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众多的史学和民族学学者认为侗族起源于古越人。侗族源于百越民族。越人及后继者僚人与侗族有着族源关系，这不仅是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得出的观点，而且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来分析，侗族文化具有明显的越僚文化特征，无论是从文献对古越人、僚人的记载，还是从侗族现在的文化现象相比较，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许多民俗文化中，侗族都与古越人及僚人的文化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这说明了侗族与古越人及其承继者僚人的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关于侗族形成的具体年代，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是较多的学者认为侗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于唐宋时期。历史上侗族是一个生产力发达程度较高较为先进的民族。经过数百年间侗汉文化的交流，在侗族地区出现侗汉文化相互融合甚至一些地区的侗族出现了全面汉化的现象。
  • 摘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之所以产生是人类的创造，离开了人类创造就无所谓文化。因此文化总是在不断创造中积累和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点上，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谓原汁原味或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因此，民族精神是弘扬彝族文化的保障。而文化自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心态，它包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现存文化的认同，对外来文化的回应及新的文化取向。就彝族来说，如果主观上意识到自身文化的悠久灿烂，从内心深处对它无比热爱，就会自觉地去弘扬彝族文化。反之，如果主观上没有这种“自我”文化意识，则会走向“趋同”，放弃甚而小觑自身不可替代的文化。文化的多元性是各族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华文化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彝族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表明，不同文化之间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能有过冲突，但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始终是主旋律。在现时代，扩大文化交流，增进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集合各民族共同的智慧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 摘要：本文旨在考察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种植，对水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初，水族地区的水稻品种，不完全统计共有108个，其中籼稻品种68个、糯稻品种33个、粳稻品种5个、旱稻品种4个。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进程中，充分正视水族地区的山地环境特殊性和多样性，避开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有意识地减少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充分激活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发展有机、绿色的生态农业，已是当今水族社会保护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需要。
  • 摘要：以都江堰市为例,指出目前民族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宣传工作，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建立健全城市民族工作的法律法规，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对社区管理模式进一步探索实践，以及积极发挥少数民族民间组织的作用。
  • 摘要：本文试图诠释面对游牧与农耕两大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力量在僻远的青藏高原东缘农牧交界处的短期角逐和碰撞，汉人史家对土司祖源的认知，是如何随着边疆族群关系、文化信仰和政治形势等一系列因素的交织作用，从汉人历史记忆中择取和重构出来的。通过祖源身份的溯源，汉人史家又是如何在夷夏关系紧张的明代后期，理解和定位国家与土司关系的。在认同层面，从杂谷土司祖源记载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夷夏关系紧张的明代后期，夷夏之辨的封闭性并不完全适合用于解释国家与土司的关系，文野之分也不再是判定夷夏关系的主导因素。汉人关于边疆的叙事策略和知识的积累，也并非只是为了征服的政治目的。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汉人史家也需要借助各种资源，通过虚构、附会的手段，来为土司与国家共存互惠的政治关系寻找合理证明和认同依据。
  • 摘要：《木氏宦谱》具有的史料价值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重视,百多年来,中外有关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都注意利用其材料.中国古代家谱的名称有多种,有称之为家谱、家乘、家牒的,也有称作宗谱、族谱、房谱的.《木氏宦谱》虽然名为"宦谱",但从其所记内容来看,实际上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家族的宗谱、家谱,即记木氏土司家族世系与事迹的书,亦可称之为木氏土司家族史.体例完整的中国古代家谱，一般都有谱序，包括旧序、新序、本族人所作序及族外人所作序、跋等。杨慎此序内容丰富，价值是多方面的，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所记内容来看，《木氏宦谱》不论“文谱”还是“图谱”，也是纳西族的历史长系，而且是内容更为丰富的纳西族历史文献。应指出的是，杨慎《木氏宦谱·序》，不仅也记有纳西族历史长系，而且对研究《木氏宦谱》及杨慎在滇生活与晚年思想也有值得重视的价值。
  • 摘要："西南蕃"民族称谓出现于唐代,流行于两宋,此后较少出现.相对于"西南夷""西南蛮"等民族称谓,"西南蕃"是在"蕃汉"对称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蕴涵意义重大.学界对"西南蕃"有关注,但不系统、不深入、可商榷。民族地理观是“‘华夷之辨’思想在其地理空间上的认识和阐释所形成的理念、观念和方法”。史家关于“西南蕃”的论述皆是唐宋人民族地理观的反映，而认识的差异性又源自现实以及秦汉以来西南民族地理观的影响。“西南蕃传”内容包括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之“西夷”“南夷”的主要少数民族，这就导致内容与宋人界定的“西南蕃”地理空间存在冲突。唐宋史家继承了秦汉史家为西南少数民族单独立传以及以巴蜀为中心划分“南夷”“西夷”的民族分布布局基本理念和划分方法。
  • 摘要：本文论及的“武陵民族走廊”指的是中国从江汉平原进入云贵高原，至大西南的文化通道，这条走廊以武陵山脉为核心，以清江、澧水、沅水及其干流酉水、乌江为进出通道。“武陵民族走廊”的地域范围是历史上的武陵郡，现今的武陵地区，面积有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万，是我国多民族的重要聚居区。各民族在“武陵民族走廊”区域内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山地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神秘浪漫、崇尚武勇、多元融通的特点。
  • 摘要：原始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土家族是武陵山区的巴人后裔与当地其他民族的部分成员于五代时期逐渐融合而成的单一民族,其原始宗教缘自其先民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首领崇拜.原始宗教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会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消亡。它消亡以前，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就目前来看，它的主要功能有四个：一是文化传承，二是认知功能，三是约束功能，四是祭祀功能。第二，从土家族大量存在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民族首领及民族英雄崇拜的文化事象说明：在现阶段，土家族依然有着较为深厚的原始宗教存在的土壤。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土家族人民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原始宗教正在逐渐走向消亡，原有的功能也在逐渐消失。这种情况下，应该：保护好由原始宗教传承的列入国家和地方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命力，使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法制的宣传和教育，引导人们采用科学的法制的手段来保护生态林、防护林及其他应该受到保护的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引导祭祀活动向符合社会主义文明的健康的方向转化。
  • 摘要：永顺老司城及周边留下有大量的土家语地名，“这些土家语地名，是土家族聚居区自然环境的素描，是社会历史的刻痕，是土家文化信息的载体，是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依据，是土家族祖先留下的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它们是民族关系、双语关系的‘活化石’。”但由于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故书面资料中的土家语地名都是用汉字记音，且很多记音有误或不准确，加之自清代雍正改土归流后，官府大兴汉学，屡禁土家语等原因，土家语的使用地域和人口逐渐缩小，很多土家人转用了汉语汉文，土家语的传承出现了断代和危机，致使许多用汉字记录的土家语地名在很多县(市、区)的地名资料(地名录)和言传中出现误释，甚至出现望文生义的解读笑话，泯灭了土家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对土家语地名进行符合本意的科学考释和解读，就显得十分急迫，同时对于研究土家族历史文化也大有裨益，因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
  • 摘要：我国生态安全源于我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对其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首先要尊重和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吸收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知识、智慧与技能，并在精神层面上营造人地和谐共融氛围，使社会各界有意识地肯定我国各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做出的贡献，弘扬我国各民族传统生态环境文化。对于国家层面而言，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分布特点，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走生态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道路，做全国生态环境坚实后盾，民族生态文化传承发扬基地，确保不同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的健康发展。民族及其生态智慧与技能必须强化对其的科学研究，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积极组织宣传推广，同时严格界定这些智慧和技能的适用范围，避免其他地区加以误用。那么这些民族及所在地区的生态资源维护就可以完全交由当地的民族按其传统方式去加以完成，并收到事半功倍的实效。为了使传统智慧与技能能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兼容，相应的技术改进也是绝对必需的。做好这一工作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进行深入的研究。作为一种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相关民族的传统智慧和技能并不会过时，即使当前或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但它依然在将来会有得到发掘和利用的机会。
  • 摘要：本文拟从历史的社会视角分析当年事变发生的原因,以为当下民族社会的良序建设提供某些来自历史"经验"的"关切"与鉴照.从20世纪40年代末湘西社会的整体情况来看，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地缘和民族等原因，该地区既缺乏外部机制的有效制约又缺失内在的精神规范，以致社会长期失范。“湘西事变”所造成民族社会的直接灾难以及后来的混乱局势，足以说明秩序确立的必要性——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的有力有效。现代社会是一个“合理多元”的社会，其社会秩序可能实现的基础之一就是社会必需的“法治”。另外，社会的现代性不仅要求社会公共生活交往层面的规范化和秩序化，同时也要求社会制度具有公正与德性精神。现代多元结构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或组织的存在，要求社会能够而且必须提供给每个集团或组织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尤其在西部的多民族聚居地区，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强调这一点更加具有社会和政治的意义。“湘西事变”的教训与启示即为制度与道德两方面的建设是良序社会可能的根本点，抑制失范、消解危机应从这两方面来展开。
  • 摘要：由于坪坦河流域各村寨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行政的“边缘地带”——湘黔桂结合部，历代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防止所谓的“苗乱”“瑶变”，对其行政隶属也不断“碎片化”地割裂。在历史文献中，史官们也不重视这一偏僻的弹丸之地，故较少有历史文献记载坪坦河的“历史事实”。在当地人看来，所谓历史的“虚构”与“实构”没有明确界限的，他们都是自己的“真实历史”。尽管这种被建构起来的坪坦侗寨史很难称得上是“连续性”的历史，但至少可以说是对“历史真实”的接近。而这一接近过程也“逻辑”地表明当地人对其村寨历史和本民族身份在历史的“虚构”和“实构”中所做出的努力。正是这种因为“历史建构”的需要，坪坦河侗族人关于其祖先来源的历史记忆是复杂多元，既有“土著记忆”——这是其族群身份的“根基”，也有“移民记忆”——这是其耦合“正史”、由“化外”转变为“化内”的逻辑需要，同时也保存有大量的“民间记录”——这是其村寨史最“真实”的史料，是对当地人关于历史“虚构”与“实构”最重要的佐证文献。
  • 摘要：不得不承认目前国内学界对包括缅甸、老挝、越南3个中国邻邦在内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并不充分,这种研究现状与东南亚区域在我国对外战略中日益上升的地位不相称.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9年出版的《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尤应值得重视,书中提出的Zomia(佐米亚)地域概念即是指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中国六国的接壤山地.从“佐米亚”中国部分的研究出发，笔者以为尚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形成对斯氏研究的批评与修正：斯氏忽视了山地社会内部分化及其内生社会机制，斯氏低估了山地族群精英的能力与作用，斯氏全书的关键论点尚存论据疑问。
  • 摘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正把我国西南推向中国向南亚、东南亚、西亚、东非开放的前沿.这个地区有50多个国家,近30亿人口,不仅具有与我国合作发展的巨大潜力,而且也是我国通往欧洲的亚欧第三大陆桥的载体.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之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开通的时间最早,历史最悠久.沿线地区自然资源富集,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在我国实施对外开放西进战略,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今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摘要：以社会互构论为指导的基督教本土化理论,可以拓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个人与社会处于持续"互构共变"的过程,信徒处于宗教组织与本土社会叠合而成的双重网络,其角色扮演时常陷入矛盾.本土化是调节外来宗教与目标社会冲突的工具性手段,外来宗教借助本土化措施突破各种阻碍因素后,可以在目标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基督教本土化即是特定地域中的基督教会在延续基本精神的同时,努力使其神学教义、礼拜仪式、组织结构以及传教方式等适应本土社会需要、适合本土信徒文化心理和灵性表达方式并有所创新发展,进而扎根、融入并服务本土社会的互动互构过程.
  • 摘要：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民族的发展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美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上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云南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客观外部环境亦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国家主权独立行使受到干预,领土不再完整.但作为仍然在独立行使国家主权的中央政府,针对英法的入侵和省内土司势力强大易发生事端的地区,仍积极进行边防建设和加强控制.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在云南有了许多积极的作为:加强边防建设和边境的控制与布防.此外,改土归流后,在少数民族分布的沿边地区和重要的军事重镇加强了军事力量,而众多的军队则由少数民族土兵组成,这些措施对稳定边疆,加强边防,维护国家主权与完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历史上各朝代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模式的分析,探讨少数民族治理模式的基本经验,为今天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向善治转变提供借鉴.
  • 摘要：中央做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在当前全国的城镇化建设中,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怎么做,必然有诸多不同于内地的特点,特别是像云南这样致力于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省份,文化建设在城镇化中举足轻重.本文就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与调适谈几点看法.笔者认为，作为城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传统民俗也应以人为本、和谐为重，致力于营造对市民的身心和市民的生活环境有利的一种文化氛围和情致，这样，才会因尊重人生、善待环境的传统文化而自豪，也赢得这个星球上别人的尊重和敬佩。
  • 摘要：1946年11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了《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这是第一部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一部对云南全省民族人口进行调查统计的著作,同时也是民国时期全国仅有的几部民族人口统计著作之一,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参考征引.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该书却遭到了严厉批判,认为"大汉族主义反动统治者"在书中"抹煞兄弟民族的平等地位,称之为'边民',充分暴露其残酷统治的面貌,尽量削减兄弟民族人口数字"等.当然，作为现代民族人口统计的起步工作，民国时期云南官方民族人口统计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是：第一，数据的准确性不够，第二，调查并没有涵盖所有民族地区，第三，未对民族种类进行科学识别，第四，建立在官方民族人口统计之上的人口学研究尚未形成，第五，此次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都是应景开展的临时性工作，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尚未制度化和常规化。
  •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也是不断地拓展和深化，壮学研究也是如此。既要肯定已经取得的显著成就，看到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差距，明确今后的任务和奋斗的目标。主要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壮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二是壮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展、提升和深化，三是加强壮学研究资料体系的建立，四是加强壮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五是加强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六是加强对壮学研究成果及其价值的宣传，扩大壮学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 摘要：笔者就按广西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现状,来分析回顾考古学研究在壮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要使壮学发展成为历史积淀深厚，门类齐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许多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需要继续夯实，许多学术理论问题尚待学者们去继续探索阐明。作为民族考古工作而言，仍然是要将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资料转化为历史性的语言。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是考古专家还需要不断地获取更多的考古新发现，另一方面，多学科的专家在立足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更要进行广泛的综合研究才有可能不断提高阐明学术问题的能力。因此，不断提升学科的专业化和整体化水平，这是建设新壮学体系的必由之路。壮学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扩大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而且更要加强跨境跨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古今壮族的分布和社会发展是动态的，也不局限于广西地区，尤其是在东南亚还存在着可以拓展的巨大研究时空。
  • 摘要：因壮族文化研究尚未充分开展，很多领域还亟待开拓。而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壮语，也有许多需要深人研究的课题。在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壮学研究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壮语研究可以顺势而上，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把基础研究工作做好，能为壮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很自然，学科的确立，其标志一是出成果，二是出人才。没有人才，肯定就没有工作成果来显示学科的存在与地位。要出优秀成果，而且还要构成系列性的成果，才能显示学科的价值。因此，壮学研究要持续发展，需要组建一支有民族感情与高素质的研究团队。民族文化建设任重道远。要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学，要写出民族的历史，要钩稽出它在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要指明它今后发展的方向，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而一个成熟的学科，它不但要有基础研究，也要有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同时也需要有历史角度的研究。只有这四个维度的研究工作都达到相应的高度了，这门学科才算是体系完备。
  • 摘要：中国民族宗教学理论体系创建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先生应邀前来田阳县考察敢壮山布洛陀祭祀大典活动，参加布洛陀学术研讨会，撰文阐述壮族布洛陀信仰是壮族精神文化重建，具有高度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牟钟鉴先生对壮族布洛陀信仰文化重建的肯定，是对广西壮学界的鼓舞与鞭策，也为今后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的深化带来启发。在此笔者提出：权威的宗教学者强调研究各种宗教形态，必须立足于比较研究，否则只知其一，就会一无所知。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种类形态复杂多样，某一宗教信仰种类相对在某一地理区域流传。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要深入，相关学者必须首先静下心来，认真研读各种民间宗教信仰类型的经书文本，必须有一股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考察的吃苦耐劳精神。高度重视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典籍及研究成果对外传播推介工作，这是壮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一环。总而言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宗教学研究最难，在中国从事宗教学研究更难，在广西做民族民间宗教研究则难上加难。而壮学体系研究及壮学学科的建立，又离不开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
  • 摘要：壮族经济研究是我国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百年来,人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进展,但相对于壮族历史文化研究来说,壮族经济研究处于队伍小、成果少的状况.为了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对壮族经济研究历程、特点做一些简要的回顾和分析,并就壮学经济研究，提出要加强壮学学科理论建设，增强学科自信自觉，建立和完善壮学经济研究体系，加强壮学经济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多元的科研资源渠道。
  • 摘要：本文以壮族神话谱系的构拟和神圣空间的生成作为切入点，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和地方感(senseofplace)的视角梳理壮族的神话谱系与空间分布，以此审视壮族地区神圣空间的生成机制，以利于更清晰地认识“天-地-神-人”之间相互定位、相互成全、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
  • 摘要：人类学通过文化来认知世界与人群。因之基于“文化”各种各样的特质与表现，以及学科的发展，相应的表述范式也有所不同。人类学家们也创造了参与观察、主位客位、整体观、比较法等多个田野调查与分析方法，来保证自己认知的科学性。近些年来中国西南地方文化的区域抒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中国西南地方文化的区域抒写与传统意义上的“抒写”有着很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主体，二是描述对象，三是标志性成果也有整体性。当地人对于地方文化的复兴或建构，不仅是积极主动的，而且有时候是迫不及待的，他们在实践中有许许多多的文化创新，也希望将自己的文化更大限度地拓展并加以传播，尽管其背后可能有着特殊的经济或者其他利益诉求，但“文化优先”已最大限度地被体现出来。学术界应该信心满怀地融入其中，探求文化多样的表达声音。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本研究在这方面算是一个小的尝试，也期望更多的探讨深入其中，寻求中国人类学的文化表达范式。
  • 摘要：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世居鸭池河两岸，地理上的战略地位和贵州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因素，决定了安氏和宋氏的政治关系是一种荣辱与共的同盟关系，自唐、宋开始，安氏政治集团审时度势，不断调整共融的政治立场，到元、明两代共同执掌八番顺元宣抚司都元帅府和贵州宣慰司数百年，为贵州建省前后的政治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间，又经历多次轰动朝野的政治斗争和联合反叛的军事抗争，也在贵州古代史上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 摘要：壮年是贵州从江地区部分壮族的重要节日,当地壮语称"过年"为"更将","更"意为"吃","将"即"年",直译为"吃年".也称为"将也益","也益"即贵州壮族的自称,汉意为"壮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其氛围既隆重又严肃.过壮年的时间为农历的冬月(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不管是月大(30天)还是月小(29天),这一天壮语都称作"崴宜久","崴"即"过","宜久"即"二九",汉意为"过二九",相当于汉族的"除夕".从这一天至腊月初十,都是过壮年的时间.节日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热情、欢快、富足的特点，无形中使它具有了潜移默化的非凡功力，是人们接触的外来文化当中，最容易受到感染和接受的一种方式。因此，节日文化既有稳定性，不易改变，尤其是节日的时间性，不管是以农历还是阳历标记，一般不会轻易改变，但也有它的变异性，主要是节日文化内容的变更或淡化、活动方式的改变等。传统节日时间改变的现象比较鲜见，偶尔有，其中必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 摘要：布依族人民对神林和神树的敬仰来源于森林和树木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密切关系，并在神灵观念的支配下赋予其“保护神”的形象。布依人对神山、神树非常崇敬，祭祀虔诚、隆重。主观上看，对神山、神树的保护是出于对神灵的敬畏，客观上，实现了对村寨周围自然环境的保护，形成了布依村寨独特的风水林和风水树景观，自然而然地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摘要：在藏彝走廊这样一个特殊地理区域中，由于地理环境的破碎化和被分割为各类大大小小的“沟”，形成了特殊的“沟域”文化单元现象。在此背景下，人们的认同也出现了“沟域”认同优先于族群与民族认同的情况。此现象揭示了在特殊地理环境中，地理环境如何决定和影响着文化以及与人们之间的认同，也呈现了地理环境、文化、民族与认同之间的特殊联系。藏彝走廊中的“沟域”文化单元及对认同的影响，对族群认同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与启示，特别是不同的沟域文化单元之间是怎样区分与联系，沟域形态的文化单元与地理环境及人们的认同之间呈现怎样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机制，这些问题极具民族学理论价值，值得关注与开展深入研究。
  • 摘要：通过对康巴藏与历代中央政府关系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至少从唐代开始，康区就已纳人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第二，从唐代开始，历代中央政府对康区的管理从未中断，且具有不断加强的趋势。第三，历代中央政府对康区的治理形式虽有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在“国家一统”前提下的“因俗而治”。第四，在历代的“因俗而治”中，只有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广大藏族群众在政治上翻身解放，充分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 摘要：在毒品海洛因的流通过程中，许多人成为吸食者；在他们的主要影响下，凉山地区成为毒品海洛因的消费地。吸食海洛因致贫，因贫诈骗、偷盗甚至抢劫等犯罪后果和患艾滋病的风险以及它给凉山地区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和给凉山地区各族群个体、家庭、血缘群体、村寨等带来的毒害，成为摆在凉山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新型的繁杂而又重大的民族工作。许多凉山以及全国的专家学者都在不予余力地做着铲除毒品的研究和工作，国家和省州的各级政府都在这方面做着大量的工作，由于接触该项工作不久加之水平有限，提不出更新颖的对策建议，谨提出我国的宣传、法制、教育、人文、道德，是哪一块出了问题?对毒品该采取怎样的管制?某些人群是否有权力在某些条件下获取毒品等方面的思考。
  • 摘要：中国正史民族传的体例,由两汉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二史奠定.但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的民族传体例中,唯班固《汉书》出现"西南夷""两粤""朝鲜"三传合一的特例.这一体例是在两汉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蕴涵了丰富的边疆民族思想,重点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文本体例编撰的视角,探讨其成因及两汉的边疆民族思想.
  • 摘要：本文以宋人对灾害的记忆为切入点，来观察灾害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创伤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如此一来，宋人对灾害的记忆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士大夫阶层与普通民众的记忆大不相同，其文化创伤的宣泄途径也有不同指向，反映出灾害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影响是不同的，文化创伤具有显著的阶层性。
  • 摘要：近年来,多次赴西藏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考察研究西藏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其中重点调查了教育发展状况.本调研报告是在长期跟踪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墨脱地处偏远,长期以来是我国唯一不通公路的"高原孤岛",居住着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过去教育极为落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帮助下,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墨脱地区的教育发展历程最能反映出西藏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在墨脱调研期间，分别前往墨脱县达木珞巴民族乡、德兴乡、背崩乡等乡镇，深入学校、教学点和村寨，通过召开教师、学生座谈会、入户访谈、采访乡镇和县局教育主管领导等方式，对墨脱的教育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墨脱县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在小学生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初高中升学率、教师队伍、校舍建设、教学设施与教学条件的改善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和商榷的问题。因此，提出争取政策支持，有效整合资源。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宣传墨脱，争取社会支持。
  • 摘要：根据鲁之界定，笔者2012年4月13日在《中国民族报》(理论版)撰文指出，武陵山区也是“内地的边缘”，且比鲁西奇所研究的秦巴山区更具有内地边缘的特征。鉴于此，本文将在前文基础上对武陵山区之区域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以加深人们对该区域历史文化的把握与认识。其区域特征主要有三：一是历史上国家权力相对缺失，政治控制方式多元；二是区域资源相对丰富，生计模式多样；三是文化多元交融，既具有较强的非汉特征，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 摘要：本文将对清代改土归流以来清江流域“向王水神信仰”的文化形貌进行主、客位阐释，分析向王“水神化”的文化逻辑，以期弥补以往向王信仰研究的不足。向王作为“家族祖先神”“清江水神”“土家族源神”的文化形态得以按历史的纵向全面呈现。
  • 摘要：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虎钮于与铜鼓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两种青铜乐器,应该是巴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联系与交流的象征.总之，铜鼓与虎钮于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与巴人青铜文化的代表，其分布地域、使用方法、源流及纹饰特征等，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是巴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联系和交流象征。
  • 摘要：本文以老司城所发现的碑刻为资料，对明代永顺土司婚姻习俗进行阐述，并结合当时土司社会局势，对其特点进行揭示，意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明代永顺土司的历史史实。永顺土司为应对局势变化在婚姻对象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凸显出土司婚姻极强的政治功利性特征，因此，通过对土司婚姻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对土司地方社会与政治的理解。
  • 摘要：进入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房屋建筑也开始出现。但是在环境适宜的地区，穴居依然是当地氏族部落主要的居住方式，只不过人工洞穴取代了天然洞穴，且形式日渐多样，更加适合人类的活动。对于原始穴居痕迹，迄今还随处可见。例如在黄河流域有广阔而丰厚的黄土层，土质均匀，含有石灰质，有壁立不易倒塌的特点，便于挖作洞穴。因此原始社会晚期，竖穴上覆盖草顶的穴居成为这一区域氏族部落广泛采用的一种居住方式。同时，在黄土沟壁上开挖横穴而成的窑洞式住宅，也在山西、甘肃、宁夏等地广泛出现，其平面多为圆形，和一般竖穴式穴居并无差别。从这个层面上说，苗族由北而南的口述迁徙史不仅体现在丧葬各个仪式当中，还体现在这种原始墓葬形式上。如山西还发现了“地坑式”窑洞遗址，即先在地面上挖出下沉式天井院，再在院壁上横向挖出窑洞，这是至今在河南等地仍被使用的一种窑洞。随着原始人营建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提高，穴居从竖穴逐步发展到半穴居，最后又被地面建筑所代替。《易·系辞》日“上古穴居而野处”。大自然造化之功奇伟壮丽，雕琢出无数晶莹璀璨、奇异深幽的洞穴，展示了神秘的地下世界，也为人类在长期生存提供了最原始的家。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葬式之一，属崖葬中的一种。土葬与悬葬事实上是南方少数民族墓葬的主要方式，这些墓葬方式的形成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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