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中文会议>社会科学>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 召开年:2016
  • 召开地:厦门
  • 出版时间: 2016-07-21

主办单位:中国人口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 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全部论文

全选(0
  • 摘要:从1949年至1990年,中国人口走过了三峰两谷、大起大落的发展轨迹.人口事件是长周期事件,只有这个阶段出生人口的生命周期结束以后,人口发展轨迹才会归于平静.这就决定了21世纪中叶以前的人口变化十分剧烈,各类人口问题集中爆发.特别是在我国"十三五"开局之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迈出关键性步伐,人口发展将经历许多重大转折性变化,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2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发展能不能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取决于目前和今后的生育水平,需要现在就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引导.在这种背景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研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人口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口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中国人口学会要团结广大人口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抓住机遇,识变、应变、求变,扎实努力,不断探索,繁荣人口科学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家庭和谐幸福。建议坚持理论创新,积极回应人口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坚持国际视野,不断丰富中国特色人口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人口发展领域智库,做好支持决策工作。
  • 摘要: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开启了中国现代人口地理研究的先河.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人口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分布区域.长期以来,中国民族人口分布的最基本格局是:汉族主要分布在中原及东南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部边疆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规模日益扩大,传统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正逐渐发生改变.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移,尤其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变动,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边疆巩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及其变动的研究应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通过梳理1953-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数据,系统构建1953年以来中国人口普查县级单元的空间数据库,依托GIS空间统计分析技术,计算和分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尤其注重考察“胡焕庸线”两侧民族人口的分布变动规律、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引导民族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科学合理布局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 摘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同样,建设健康中国要以人口健康文化为支撑,没有人口健康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就没有健康中国的实现."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建设健康中国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规划把全民健康作为全面小康的重要指标,是尊重人权、关注民生、祈求民福的生动体现.指标先进,任务艰巨,使命光荣.不仅卫生计生系统要举全系统之力,各相关部门和全国人民,都要积极支持,主动参与,着力发展和普及人口健康文化,培育全新健康理念,优化生活方式,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大力发展人口健康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坚守民族文化的本源,传承民族文化的优秀内核,确立民族文化的本土基础,同时要以全球视野,面向文化开放的时代,学习吸纳消化外来优秀文化,用国际社会的共同精神丰富有中国特色的包括人口健康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发展人口健康文化,要有敬畏和关爱生命的强烈意识,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海纳百川,广收博采,集宗教、哲学、人口、医学、饮食等多种文化元素为一体,形成多元一体、多元通合的人口健康文化学。人口健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实现对健康中国建设的大促进,大提升,人口健康文化进万家,家家开放幸福花。此事关乎民生,系于国运。肩负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教育、文化各界人士,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 摘要: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从数量控制向人口结构调整的重大导向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持续的累积效应使得目前中国的人口性别结构问题集中反应为性别失衡(李树茁,2013).在此背景下,21世纪以来婚姻市场上的男性过剩程度日益加剧.据估计,从2016~2046年,中国平均每年将新增120万~150万的过剩男性人口.直至2060年以后,增长趋势才平稳,每年将约新增50万(姜全保,2010).而由于"梯度婚配"模式的存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社会资源比较匮乏、居住在贫困农村地区的男性更容易成为婚姻挤压的对象(韦艳、张力,2011).本研究以婚姻挤压为背景,通过分析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方式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有负面影响,年龄在28岁及以上、有婚姻挤压感受的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较差;另外,非正式社会支持独立于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有直接的增益效应,工具支持中有弱关系、感知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提升;同时,非正式社会支持还会缓解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负面影响。其中,工具支持和社交支持可以缓冲年龄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负面影响,而感知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婚姻挤压感受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负面影响。但需注意的是,社交支持还会增加婚姻挤压感受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负效应。
  •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建设.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学科,人口学也需要根据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进行完善.鼓励和推动人口学进入女性研究领域,对于整合和利用人口学的学科资源、繁荣女性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女性在大多数人口变动过程中是主体力量,许多人口现象内含着社会性别关系,还因为人口学有着比较长的学科发展历史,其丰富的理论、范畴和分析方法是可以加以改造运用的.但是,人口学也有学科上的局限性,尤其是进行女性研究时,这些局限显得更加突出,突破这些局限也就成为人口学要加快完善的重点内容. 要正确发挥女性人口学的学科作用,还需要加快学科本身的完善,把学科的局限转化为学科的优势,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面对本学科的不足。其次,要强化女性人口学的社会性别意识分析。最后,继续倡导女性人口学的本土化。
  • 摘要:老年群体的健康问题既是制定相关社会政策的基础,同时也是老龄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保障.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探寻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健康不平等是指:"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比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群体具有更差的健康状况,且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Braveman,2006)."具体说来,健康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还存在于社会群体以及社会阶层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阶层由于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数量和程度不同,呈现出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因而优势群体、劣势群体以及社会阶层之间表现出的健康差异实质上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已有研究证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之间健康存在显著差异(Black,et al.,1980;Feinstein,1993;Mackenbach,et a1.,1997).也有大量研究从社会经济地位的内涵,譬如社会资本、收入、教育以及城乡区域等方面分析导致健康不平等的原因和影响机制.然而,这些因素虽然可以解释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但不能解释群体内部、阶层内部之间个体的差异.换句话说,宏观社会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个体差异.因此,需要谋求一个衔接社会宏观因素和个体行为因素的中间变量,以更合理地解释健康不平等.
  • 摘要:生育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父母的主观幸福感有巨大的影响.作为生命繁衍和家族延续的方式,生育被普遍认为会对父母幸福感产生正面的影响.在我国更是一直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这与我们长期以来以小农耕种为主的经济活动方式有关.更多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意味着在非机械化生产下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传统上以家庭为主的养老力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更多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偏好.而在西方早期的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学理论也认为,生育更多孩子会给父母带来主观上诸如经济保障、利他情感等正面感受,从而有利于提高父母的幸福感(Leibenstein,1960). 从实证上的意义来讲,本研究丰富了在中国情境下生育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讨论。研究发现孩子数量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既随着父母生命周期变化,也随着父母的生命历程发生改变。前者的变化主要受孩子经济价值属性改变的影响,即在父母比较年轻时孩子通常较小是家庭在经济和时间上的“负担”,而当父母进入中老年时期孩子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和精神上的陪伴使得他们又变成家庭的“财富”。而后者的变化则受到外在的宏观环境和政策与内在的人口转变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对而言,子女的性别结构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在各个时间维度上的趋势并不太明显。 从政策上的意义来讲,本研究虽然显示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变得逐渐微弱,但是更多的孩子仍然有利于父母的养老安排,从而有助于提升他们在生命晚期的幸福感。同时,现阶段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较微弱甚至负面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抑制。可以预计在实施全面两孩的政策下,更多的孩子可能会更大程度提升父母的幸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夫妻生育二孩从长远的角度既有利于个人对幸福这个终极价值的追求,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此外,本文也并没有发现生育男孩对父母幸福感有显著促进作用,反而是儿子会对城市父母中老年后的幸福感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也需要正确引导破除男孩偏好,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性别结构恢复到正常健康水平。
  • 摘要: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6.1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0.47%,分别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提高了2.89%和1.60%.在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关注.西方的研究较早关注了健康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系,国内的相关研究同样发现,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经济、社区照顾、居住条件等其他因素也在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现有的一些研究将健康作为生活质量的一个部分进行分析,但是实际上,健康和生活质量是不同的概念.除了健康以外,其他变量是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这些变量的影响机制及中介作用或调节作用如何,这类问题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我国的老龄化伴随着少子化和家庭小型化过程,因而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支持.为了进一步弄清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为基础,尝试分析家庭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 摘要:在人口转型和流行病学转变的共同推动下,慢性病代替传染性疾病、母婴疾病成为了当前威胁人们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类型.慢性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多重负担,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低治愈率的疾病特征使得人们一旦患病就会遭受健康的不可逆转性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其治疗的长期性令个人、家庭和社会背负了巨大的医疗负担;其发病年龄由老年人向中年人群体的转移,使国家蒙受了劳动力人口的损失.慢性病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学术界,阿布德尔·欧姆兰1971年提出了流行病学转变理论来解释和预测慢性病的发展趋势;在公共卫生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将预防慢性病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世界经济论坛也将慢性病列为重要的全球风险之一. 引起慢性病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焦虑,然而生活方式并非是人们的自由选择,对于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受限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资源获取的能力。本文正是基于慢性病蔓延的社会背景,将使用CHARLS2013年数据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状况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容易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城镇户口、较高的教育水平、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的人,相比农业户口、文盲和农民有更高的可能性患病。对于这一关系的分解显示,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有较少的平均睡眠时间,同时有更多的人喝酒,这些是对影响心脑血管疾病患病情况不利的行为方式;其他相关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发现公务员人群的吸烟率较高,科技人员吃早餐的比例较低,仅有78%左右,这两类群体的睡眠时间也低于其他群体。科技工作人员每天静坐时间为6小时及以上者所占比例在所有职业群体中最高。从职业上看,脑力劳动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可能性远高于工人和农民,这与其体力劳动较少、工作压力较大、精神紧张有关,引起应激性疾病。然而较高地位的人有更好的心理状态,无聊感和孤独感较少,同时他们的生活条件更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同地位群体间的差异。行为方式、心理状态和生活条件可以解释约10%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心脑血管疾病患病分布上的系统性差异。 对传统型慢性病而言,总体上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容易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文盲、农民相对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受雇于企业的员工,具有更高的可能性患病。对于这一关系的分解显示,高教育程度的人更少的吸烟,同时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受雇于企业的员工相对于农民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有利的因素大约可以解释16%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心脑血管疾病患病分布上的系统性差异。
  • 摘要: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即是人地关系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人地关系中,尽管两者的本质特征都是"运动和发展",但相对来看,地处于相对静态,人处于相对动态,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动态的人更加困难也更具意义,而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是其重要方面(曾永明,2014).作为人口过程的重要属性,人口分布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随着全球环境变化以及区域人口数量的扩增和结构的改变,关于人口分布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和政府的重视,这对于人口管理、资源配置及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人口过程的空间属性,人口分布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关于人口分布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不过梳理有关人口分布的研究发现,人口分布本身的“分布规律”研究视角几乎无人问津,本研究就以此为切人点,对中国分县尺度人口密度的概率分布规律进行模拟和预测。这个视角与之前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在人口学预测方面,大多是围绕数量或结构,比如区域人口总量、老龄化率和人口红利等,而关于人口分布方面的预测比较鲜见。而在生育率相对低稳的情况下,总量预测的现实指导意义相对有所下降。随着人口流动化加强、城市化加快和集中化加剧,人口密度的分布预测就显得很重要,因为中国新一轮的城镇化正在加速推进,而人口在大、中、小城市的分布历来不均衡,几乎都是集中于大城市,大城市的主城区即是人日密度高值区,偏远山区的县市则是人口密度的低值区。如果能对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分布变化进行估计,对于人口流动、迁移和分布应该比单纯的人口总量趋势分布更有意义,本文分析了这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也预测了较为翔实的统计数据。
  • 摘要:近几十年来,出现许多旨在影响或评估那些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影响家庭的家庭政策和项目的研究.一些研究描述了政策如何实施和政策对目标人群的显要效果,而其他一些研究则收集相关信息来制定新的政策或项目,笔者将对这些进行简要回顾和比较,然后,为其发展和应用提出一些理论基础.笔者对上述总结概括为:家庭评估研究(family evaluation research )、家庭影响分析(family impact analysis )、家庭政策的研究(research for fami-1y policy)和家庭政策倡导(family policy advocacy ),虽然相关,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他们要求家庭政策的研究者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行为。家庭政策的研究检验给定的家庭结构或模式对个人和社会来说是否有功能性障碍这个假设;家庭政策的研究可能证实也可能证伪给定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有问题的假设;家庭政策的研究成为制定政策和开发一个或多个项目推进为政策的基础。选择和交换理论为谁得到什么收益或成本提供了一些有深度的见解。如果一种行为结构或模式会对某些群体产生或潜在可能产生一些成本而对其他群体可能带来收益,研究者应该努力表明谁获得了收益谁承担了成本。如果同一人群在某方面既获得收益又支付成本,应进行详细说明。
  • 摘要: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这是由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工业化战略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造业面向国际市场凭借自己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与之相反,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贸易中呈现逆差,反而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挤压。导致两者出现反差的深层次因素是中国的人口结构。一方面,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总量;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把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而由于人口迁移政策方面的限制,农业转移劳动力更多是以农民工身份转人了第二产业。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中国合理地选择了以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工业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长期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说,正是全球化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中国制造业比重高、服务业比重低的现状,而该战略的合理性就根植于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此同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低也不利于生活服务业的需求扩大。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上述情况都将发生根本变化。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作用机制,未来人口老龄化将给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人口结构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将从过去的抑制转为促进,不仅生活服务业将因老年人的刚性服务需求增长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生产性服务业也将随着劳动力资源察赋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过程中,得到迅速发展。消费包括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越来越强。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迎来快速上升期,而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会上升更快。从上述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到两点政策启示:第一,中国持续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增长,存在着客观的人口结构基础,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要把促进服务业发展与保持经济增长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 摘要: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逐步加快,老年人口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逐步上升.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超1.43亿人,占总人口的10.5%.据估算,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将在2020年达到17.8%,2025年更将达到21%(任强、侯大道,201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水平的进步,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持续延长,根据"六普"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一方面,当老年人口跨入老年阶段后仍然有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余下时间的所为、所学、所养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也是老年人提升自身生活状态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膨胀,人口寿命的不断提高,养老压力和社会负担也在不断加深.因此,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是提升自身收入、防范养老风险的重要表现,也是积极参与社会,发挥余热的一部分.本研究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情况入手,重点研究了非劳动收入对老年人是否参与劳动的影响,尤其探讨了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比例要远远高于城市,年龄、性别、健康水平都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有重要影响。对城市和农村分别来看,城市主要受到受教育水平和非劳动收入的作用,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城市老年人慢慢会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并没有如以往学者所言出现高教育水平在劳动参与上的反弹;在农村中,非劳动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劳动参与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条件与教育水平的变动而又显著变化,反而有配偶的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更为强烈,家庭与健康的影响则更为重要。但是在本研究中,是否有其他影响劳动参与的变量并没有被放入模型中进行检验,受教育水平与非劳动收入是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以及是否年龄的增大导致了非劳动收入的提升从而才降低了劳动参与的可能,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 摘要: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来,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开始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额从2007年的3002亿元快速增长到2014年的21718亿元②,累积增长623%.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并在提高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劳动性收入在提高收入水平中的作用正在持续下降.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情况下,人们的劳动供给是否会随之下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 ),运用反事实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有财产性收入和没有财产性收入情况下的劳动供给差异,评估扩大财产性收入人群范围,允许当前没有财产性收入的人获得一定量财产性收入后的劳动供给的变化情况。在分析全国平均情况的基本上,进一步对财产性收入影响劳动供给的作用区分城乡和性别,探索不同人群的影响差异和内在机制。总体来讲,近年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人们的劳动意愿和劳动供给也在发生快速的转变。而未来一段时间,伴随着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份额的继续增大,其对劳动供给行为也将产生持续性放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这一新趋势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长久深远的影响,研究家庭财产性收入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摘要:大规模的劳动力城乡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显现的特征.截止到2015年年底,中国的迁移劳动力已达到2.77亿人(国家统计局,2016).伴随着劳动力迁移规模的扩大,近年米中国离婚率加速上升.在1985~2013年的27年时间中,粗离婚率从0.55‰上升到2.57‰;离婚人数也从1985年的45.79万对上升到2013年的350万对,升高了7.6倍.厘清劳动力迁移过程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不仅可以丰富已有的关于劳动力迁移和家庭发展的理论,而且对决策部门应对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社会融合和日益显现的高离婚率等社会问题有重要借鉴意义.针对目前研究较多的外出务工对迁移劳动力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从迁移选择性视角,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重新解释。以往研究将外出务工作为一个即发事件,而在本研究中关注外出务工的过程。研究发现,迁移选择性也是提高迁移劳动力离婚率的重要因素。迁移选择性不仅基于收人水平、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婚姻状况更会导致不同的迁移选择。处于离婚状态的人更容易外出务工,并且随着外出务工时间的延长一部分已经再婚的逐渐退出了迁移劳动力队伍。在调查统计上就表现为,在外出务工的前三年,迁移劳动力的离婚率较高,随着外出务工时间的延长,处于离婚状态的迁移劳动力比重逐渐降低。可见,外出务工是部分准离婚状态的人脱离婚姻的一种手段,也说明劳动力迁移本身的选择性也是提高离婚率的重要因素。
  • 摘要:20世纪90年代初,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分配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主择业转变,1999年后全国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促使学界、政府和高校把关注投向了大学生是否顺利就业或者就业率高低上,而对大学毕业生在顺利就业的前提下,如何调整他们的就业导向和结构,进而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却重视不够,研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更多兼顾就业质量的公共就业政策的出台.本文将在多个高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就业工资水平、就业单位类型和主观满意度方面衡量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搭建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主要解释变量的理论框架,分析这些因素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作用方向、程度和机制,以期对进一步改善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思路和举措有所借鉴.
  •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低生育水平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常态,相继实施的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使我国的生育水平出现明显回升.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短缺问题,如何有效提高生育率,使人口发展恢复到健康水平,是笔者关心的问题.多年来,我国政府较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生育数量的控制上,缺乏支持家庭生育的政策.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育政策中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为了应对过低生育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制定和实施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经过多年发展,家庭政策在越来越多的低生育水平国家制定与实施,形成了一系列与生育相关的家庭政策体系,近些年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得到有效回升.本文以家庭生育为主题,拟对低生育水平国家促进生育的家庭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我国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提供参考。提高生育率需要家庭生育的时间支持、家庭生育的经济支持、重视区分孩次的政策设计、重视影响生育的多重原因。对不同国家促进生育的家庭政策进行比较后发现,直接以现金补贴为主的家庭政策形式,其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生育的家庭更需要为儿童提供的照料服务以及为就业女性提供工作保护政策,优化丈夫与妻子照料角色的分担以及调节工作与家庭矛盾是未来生育促进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这些都给予我国未来生育政策调整有益的启示。
  • 摘要: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生育率逐渐下降,缩小的生育空间和传统文化中强烈的男孩偏好使得人口出生性别比日渐上升,到2010年时我国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8.过高的出生性别比产生了诸多人口、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对其形成机制和后果的广泛关注.在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研究中,因出生性别比偏高而引起的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是学者们较为重视的研究领域.婚姻挤压的测量与分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本文利用按龄婚姻性别比、基于调和平均假设的婚姻挤压指数及其因素分解来研究我国近年普查数据中的婚姻挤压状况,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性别年龄结构因素和婚配模式等非人口因素在婚姻市场上的重要作用,性别年龄结构因素是婚姻市场自组织自调解的自然机制,而婚配模式等非人口因素则是婚姻市场的社会经济机制,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衡形成了婚姻市场的制衡机制。从人口变动的角度看,未来中国生育率将趋于稳定,人口出生性别比也会逐渐恢复正常水平,这种变动将会利于婚姻市场的男性婚姻挤压得到缓解,使得婚姻市场趋于稳定和平衡,另外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也给婚姻市场注入了活力,扩宽了人们的择偶空间。但是婚姻市场的自我调节过程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只有适当地借助社会经济手段来介入,才会使得婚姻市场发展更为均衡。如我国现在出生性别比仍处于偏高的状态,如若不借助一些政策来调节人们过高的男性偏好,势必使得未来婚姻市场上的男性婚姻挤压持续偏高。因此这两种调节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两者都健康发展,我国婚姻市场才能够健康发展。
  •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4374万人,占总人口10.47%,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1.60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占比8.54%的少数民族人口是我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等原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整体年龄结构要比全国人口年龄结构年轻.但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比例达到10.50%,超过国际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的老龄化标准,说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整体上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在结构、空间分布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研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利用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在结构、民族差异、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现状特点进行系统地分析。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应引起重视;认识其结构、族际差异性、空间差异性是积极、科学应对老龄化的基本前提;在应对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应关注部分民族、农村、边境、民族地区等重点区域。
  • 摘要: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尊重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作为相对特殊群体,军人家庭是全面两孩政策的受益对象,也是服务保障的关注重点.近期,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了解等形式,统计分析军人家庭情况,了解掌握了他们的基本考虑和生活现状.军人家庭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基本态度为积极响应,普遍支持、顾虑较多,喜忧参半、放开生育愿望强烈。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影响了军人家庭对计划生育的理解认知、改变了军人夫妇对家庭发展的建设规划、刺激了军人家庭对婚孕育教的系列需求。建议抓好国策宣讲,正确疏通引导、做好服务保障,满足军人需求、强化计生管理,维护部队稳定、加强工作探索,搞好军地街接。
  • 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现代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得以落实的重要依托.军人家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更需要组织的关心与扶助.把关注军人家庭发展作为部队人口计生工作的着力点,紧紧围绕官兵恋、婚、孕、产、育、教,提供全程全方位的服务,帮助解决其生产、生活、生育难题,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家庭幸福指数,不仅对官兵成长进步,而且对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促进和谐军营、和谐社会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高军人家庭发展能力,要紧紧抓住服务部队战斗力生成这一中心,立足于吸引保留人才、培育“能打仗打胜仗”战斗精神、激发广大干部投身“强军梦”伟大实践内在动力,建立起军队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制度化与人性化相结合、老传统与新措施相结合的新型运行机制,促进军人家庭有序发展、和谐幸福。构建婚恋和谐、子女成才的帮扶解困体系。构建衔接配套、特色鲜明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构建资源共享、服务联动的军民融合发展体系。
  • 摘要:2013年,计划生育服务系统和妇幼健康服务系统合并.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说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转变.新合并的服务系统,面临着新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问题,尤其是农村50岁以上中老年妇女游离出计划生育服务的目标人群之后,她们的生殖健康需求和服务供给出现了新情况,产生了新问题.本研究立足于机构改革和发展的背景,从"卫计合并"前的1990年开始,历史性回顾七个调研地区二十年来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情况,以此揭示我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系统的发展经过,为我国新时期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提出科学建议和意见.建议提高对农村40-64周岁妇女生殖健康问题的认识、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素养为农村中老年妇女提供个性化生殖健康服务、加强基层健康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建设、加强生殖健康服务内容。 新形势下的计划生育要为群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这就要求计划生育工作的服务人群要拓展、服务方式要转变、服务质量要提高。建议新的服务系统应当发挥“双向优势”,即宣传发动、人员组织、初级保健的优势;妇幼系统管理、临床诊断、治疗的优势。应该根据群众的需要,开展受群众欢迎的服务项目。在实际工作中,加大健康教育宣传力度,提高人民对生殖健康的认识,改变她们那些不利于生殖健康的因素和生活习惯,改变人们对生殖健康的态度,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激发起对自身健康的责任感,掌握健康的只是和自我保护的技能,实现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积极探索促进目标人群的生殖健康的最佳途径和方法,注重创新和发展生殖保健的服务项目,并且使项目和日常工作相结合,提高运作效率,提高群众满意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基层群众的生殖健康需求,完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
  • 摘要:2016年3月25日,在博鳌论坛上,专家们就中国人口的"危与机"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媒体引用专家的话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3.6亿人,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1亿人,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的"红线".在教科书或以往的文章,包括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编著《人口学词典》中,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要达到以下条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小于30%;人口年龄中位数在30周岁以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都在延长,人口发展已有了新变化。仍将以上标准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进人老龄化社会是否合适?如要调整,新时期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是什么?如何依据新的规律来调整?联合国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提供了这样一种平台,通过建立人口均衡小模型,运用人口预测软件推演计算,可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当前老龄人口社会指标需要调整、更替生育水平下降、总抚养比增加、自然增长率增加,以上参数可以作为人口均衡发展的参考指标。
  • 摘要: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四十余载,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变共同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人口的发展方式和轨迹.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而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国家方略,对于修正人口总体失衡,并保持人口总体长期均衡发展意义重大.在宏观上,通过生育政策调节国家人口发展的速度、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流动迁移等,促进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相互适应;在微观上,通过调节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快速改变延续几千年的生育行为和观念,以实现宏观人口总体均衡发展的目标.全面、客观、公正地认识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效应,应着眼长远,着眼未来.看待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必须秉承如下原则:一是客观性,尊重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任何超越人口发展规律轨迹的人口后果的主观臆断,无论褒贬,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二是公正性,任何一项社会公共政策都是利弊兼收的,既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认识观,又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原到政策产生时代的历史环境与特殊国情下评判计划生育政策;三是科学性,必须经过严谨的科学研判和分析,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不可信口开河;四是长期性,人口事件是长周期事件,对生育政策效果的认识要有足够长的观察期,要有大尺度的时间观念和视野。
  • 摘要:近段时期,东北地区的人口外流及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英国《经济学人》周刊(The Economist)在2015年1月3日以一篇题为"东北再度告急"(The North-east Back in the Cold)的文章,分析东北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其主要原因认为,东北地区面临严峻恶化的人口形势是经济失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引用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东北地区净流出200万劳动力.此后,国内媒体和社会各界关于这一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如,有观点认为东北地区人口流出符合生产力优化布局的规律,从长期看可能有利于东北经济转好,也有学者认为今后东北将面临人口结构本身所造成的经济困局,还有学者认为东北地区面临人口危机,未来将后继无人.从目前来看,现有的媒体报道和一些研究总体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广泛流传的东北地区人口每年外流200多万人,这个数据本身即存在问题;另外,东北地区突出性人口问题也不仅仅是人口外流,还有出生率低和老龄化日趋严峻等.本文的目的即对东北地区突出性的人口问题进行概括和梳理,并对其经济社会影响进行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东北地区突出性人口问题,将在社会保障财力支撑、城市发展、基本公共服务运营、边境安全等方面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此,本文认为应该从实行社会保障基金全国统筹、为沿边地区居民提供特殊补贴,以及加快推进公共财政均等化等方面缓解东北地区突出性人口问题及其影响。
  •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历史性地跨越50%的门槛,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阶段,以内陆向沿海、乡村向城镇为主要流向的我国流动人口增速开始放缓,人口迁移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明显,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开始呈现某种"安居乐业"的局面.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这种新动态,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其未来演变趋势和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的工作.本文从以下几个互为关联的视角,即人口迁移流动的不同形式及其演变趋势、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整体强度的国际对比、发达国家人口迁移流动的微观生命过程、发展中国家人口循环流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发达国家的近期经历四个方面,回顾了国际上对人口迁移流动形式和规模的演变趋势及其机制的相关研究,由此获得对全面准确地认识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未来演变趋势的有益借鉴和启示,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未来演变趋势作了思考和判断。
  •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工作,着眼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全面两孩政策稳步实施,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深入推进,掀开了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计划生育加快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是中央赋予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变动趋势,加强前瞻性研究,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人口发展战略主动权。当前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应当立足于充分肯定计划生育取得的伟大成就、组织实施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两个基本点。把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条主线。抓好加强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衔接配套,努力建成生育友好型社会、发挥卫生计生融合优势,推动计划生育治理体系和服务能力现代化、加强各级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齐抓共管的格局三个着力点。
  • 摘要:自雷文斯坦发表《迁移规则》以来,流动人口的选择性一直是流动人口研究的重要内容.重点在于回答"谁在迁移"这一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处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人口流动既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更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已有的众多研究已经说明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在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等特征方面存在着显著的选择性.近年来,有关选择性的讨论扩展到了健康问题.所谓健康选择性是指越健康的人更有可能流动.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之下,移民的健康选择性是否存在,以及这种选择性是否会随着时间而消亡等问题并未一致.如同钰莹等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流动人口的健康选择性逐步随着时间而消亡;而后续的有些研究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流动人口仍然存在健康的选择性.本文希望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检验流动人口的健康选择性问题.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y,CFPS) 2010和2012年两轮数据,结合logistic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讨论流动人口的健康选择性问题,以及内生性对健康选择性的影响。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将利用2010和2012年两轮数据,从截面数据和跟踪样本两个角度,结合logistic回归方法,说明流动人口的健康选择性;第三部分将以跟踪样本为基础,以2010年基期数据的有关变量为自变量,以2010-2012年跟踪样本中是否新增流动人口为因变量,以自评健康为实验变量(treatment,讨论自评健康对流动的反事实因果推论的平均实验效应;第四部分为结论与讨论。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内部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既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流动人口健康选择性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排除了变量的时间因果顺序后,跟踪样本中的新增流动人口仍然存在健康选择性;健康选择性可能与年龄选择性同时存在,从而可能会使年龄选择性(或其他可能的选择性)掩盖了健康选择性的真实存在;即使剔除了自评健康的内生性(或选择性)问题以后,自评健康对流动决策的实验效应仍然是正向的,这说明健康选择性仍然存在于流动人口的流动决策之中。上述结果说明,流动人口的健康选择性并未随着社会环境与背景的变化而消失,相反,在考虑了社会变迁(如调查时点的变化和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自评健康的内生性问题后,健康选择性依然存在;越健康的个体越有可能进行流动。
  • 摘要: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2014年年末达到2.53亿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群占流动人口总量的60%以上.预测到2020年,流动人口将逐步增长到2.91亿人,年均增长600万人左右.新生代流动人口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青年流动人口的健康,不仅有利于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本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患有常见病时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去大医院,而选择自己买药或不理会的概率是最低的,可见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医疗保健意识总体是较高的。青年流动人口的个体特质对其就医流向的影响是显著的,即个体特质会影响个体做出各种就医选择的可能。婚姻、户口、年龄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就医流向选择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教育程度、在业状况、收入状况、住房状况、健康状况和客观支持对就医流向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提高,选择去大医院就诊的概率也会增加。相比较本地人口而言,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较低,而客观支持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就医选择,可见,政府建立和完善就业、医疗和教育保障机制,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促进人口迁入地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应该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的就业保障,人口迁入地要采取措施,尽量为流动人口的就医提供更多岗位支持,消除就业歧视,为流动人口的就业提供可靠的政策扶持和保障。
  • 摘要:人口研究中有关生育的理论和规律,多为生育率从高向低转变过程中或转变前的经验性总结.在人口转变完成后,尤其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之下时,宏观层面的经济和发展等综合指数与时期生育率之间呈现松散的关系,难以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生育率差异或不同时期的生育率波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Luci,et al,2011).即使对生育水平转变的解释,宏观指数也因过于简化或高度综合而并不总是有效.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明显不同于人口转变完成前、生育率远远高于更替水平时总结的相应理论,需要重新审视和研究.在此背景下,要真正把握生育率变化,更需要从家庭和个体层面了解、观察和分析生育决策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当前的低生育形势下,生育推迟是影响时期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两孩生育水平取决于25-40岁妇女的婚姻状况、年龄和孩次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一孩至两孩的生育间隔则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考虑到宏观影响因素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变化趋势,教育发展、妇女的劳动参与、社会性别平等、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城镇化和人口流动、住房、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生育,特别是两孩生育的决策和生育行为。中国多年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期望生育水平,这意味着生育水平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可能,但需要有来自外部力量的支持。通过政策干预和制度安排影响生育决策,将可能影响生育行为。具有针对性的育儿友好政策将有利于夫妇实现生育口标。无论何种形式的政策,只要能有效支持妇女兼顾工作和育儿,就可推动夫妇落实生育计划,避免陷入长期的极低生育率。建立或完善育儿友好政策,帮助家庭解决工作与育儿冲突问题,应当在未来一段时期得到足够的重视。
  • 摘要:2015年农历羊年生育水平不高的情况又让"羊年生子不吉"的生肖偏好论调甚嚣尘上.虽然已经有专家学者证明我国不存在生肖偏好,但媒体对生肖偏好的热炒,说明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澄清.已有的关于生肖偏好的研究,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从"停电婴儿"到"羊年不宜生子"——兼论如何科学地分析人口现象》(段成荣、王艺佳,2003)、《吉年生吉子·中国生肖偏好的实证研究——基于1949~2008年出生人口数》(马妍,2010)、《浅谈河北省生肖偏好》(于伟红等,2013)三篇文章.它们都得出了我国不存在生肖偏好的结论,但这几篇文章都是通过对比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来论证这一问题.按照新构建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1950一1985年总和生育率数据,对我国是否存在生肖偏好的问题发现如下几个结论:第一,总体上,我国人口不存在明显的因生肖偏好而发生的生育堆积现象。第二,分生肖来看,存在生育堆积的几个生肖,并不都是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吉利的生肖,相应地存在生育回避的也未必就是被认为不吉利的生肖。第三,从历年的生育堆积状况来看,同一生肖在不同年份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即同一生肖在有的年份会出现生育堆积,有的年份会出现生育回避。我国人口虽然在某些年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育堆积,但这不是对某个或某些生肖的特殊偏好造成的。这是因为,有很多经济、社会、政策因素会造成生育水平高低起伏,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及其之后出现的补偿性生育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都对生育水平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所以,虽然存在有些年份生育水平起伏不定,但这不是生肖偏好的结果。简而言之,我国人口生育不存在生肖偏好。
  • 摘要:中国传统的以配偶和子女为主的家庭照料方式在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受到侵蚀和弱化已成为客观的社会现实,经济社会新常态下的老年人照料会更加复杂多元,一些老年人可能变得无人照料,还有一些可能需要或会寻求正式照料服务的帮助和补充.一方面,女性就业增加提高了老年人家庭照料的机会成本,人口流动加速减少了老年人可以利用的家庭照料资源;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对自由、独立生活的追求不断影响着代际双方的照料观念,社会化的照料服务发展也让老年人除家庭照料之外有了更多的选择.实际上,研究也显示城市老年人对保姆和社会服务的利用率已经很高,保姆的作用与子女趋于一致. 本研究对2000-2010年十年间中国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变化及城乡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并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对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假设。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一是中国老年人照料方式仍以非正式照料为主,但正经历着由一元化的非正式照料向多元化的照料方式的转变,城乡差别在于农村是非正式照料向自我照料的单一转变,而城市则表现出由非正式照料向多元照料方式的缓慢转变趋势,使用正式照料的老年人不断增加。二是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自我照料具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城乡差异。三是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使用正式照料具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城乡差异。
  •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医疗技术能力不断提高,我国老年群体数量在飞速增长.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呈现出高龄化的态势,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群体超过10%.庞大的高龄群体给我国老龄事业提出了新的挑战,确保高龄老人"健康老化"(Healthy Ageing)是当前我国高龄事业发展的重点议题.我国幅员辽阔,各省份也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其地域内高龄群体呈现出健康状况的非均衡分布,从而产生了高龄群体健康的不平等问题.深入研究我国高龄老人健康的省域性分布特点及其影响机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全面分析高龄群体对于健康照护等服务存在的差异化需求,针对性地提出老年健康促进政策,制定预防性、救助性的为老措施和服务,因此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 摘要: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影响这一主题已经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中,针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多数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角度探讨人口对劳动力供给单方面的负效应.然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通过劳动供给方面表层的总量数据.如果停留在对现状和未来的简单分析与直观判断,那将忽略某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专门将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的供给需求面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的有关研究较少.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综合定量分析亟待开展.本研究对中国人口-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扩展,模拟2015-2025年中国人口经济结构演化,并测算: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通过影响一国的消费、储蓄率、资本形成以及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摘要:众所周知,城市的经济持续增长不仅需要足够的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需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市快速成长,这些大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快、人口规模大,且无一例外吸引聚集了大量的流动劳动力.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对这些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彰显.本文通过对宁波市数据的分析具体解释流动人口对大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期找到在深人认识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在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活动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般规律。流动人口的大规模涌入,的确带来了大城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缓解劳动力资源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
  • 摘要:本文基于主要老年型国家的经验事实观察和国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证了老龄化通过资本深化影响就业结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影响就业结构,具体表现为使工业就业比重下降,使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和技术不断进步,但严重的老龄化程度则会加剧这种不可扭转的趋势。老龄化对经济衰退的威胁,包括抑制家庭储蓄、成本高昂且不断老化的劳动力对企业薪资支出的压力,侵蚀企业的利润和股票的价值,等等,都会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不断以资本替代劳动产生的资本深化现象是老龄化背景下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结果。在资本深化过程中,相对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挤出就业,服务业由于生产率增长缓慢,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因此,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是就业向服务部门流动。
  • 摘要: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全国农民工总量从2011年的近2.5亿人增长到2015年的近2.8亿人,呈逐年增长态势.其中,高龄农民工数量从2011年的3600余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近4900万人.同时,高龄农民工不仅在规模上不断扩大,在比例上也呈不断增加态势.2011年高龄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比例为14.3%,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17.9%.这表明,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的养老困境也日益放大.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农民工人数在今后十年内还会持续增长,如何帮助高龄农民工摆脱养老困境,不让这些进城农民陷入老无所养的境地,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本文结合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的数据,对高龄农民工参与新农保的现状以及影响参保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和可靠性。不同主体的参保倾向存在差异。相比于城镇居民/职工养老保险,由于新农保保费费率较低,高龄农民工群体中受教育水平较低、收入少、住房情况差、流动时间短、没有在本地长期居住意愿的主体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完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更好地发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在提高高龄农民工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
  • 摘要:本文利用2015年安康市"家庭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分析了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观念,并探讨了其可能采取的婚姻策略.分析发现,即使受到婚姻挤压难以结婚,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仍认为每个男人应该结婚,他们渴望结婚并保持对结婚的期望,因此他们降低了择偶标准,但这种降低是因为受困于婚姻挤压的现实而不是观念改变的结果.
  • 摘要:在当代中国社会,婚姻无疑仍然是关系到个人幸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的社会过程,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导致当下婚姻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婚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李南,1995;潘金洪,2007).婚姻的缔结伴随着选择过程,是否结婚、与谁结婚均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已有的关于婚姻的研究大多侧重于教育、城乡和家庭背景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婚姻匹配的影响(李煜,2011;陆杰华、王笑非,2013),对于个体非社会经济性因素对婚姻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而婚姻的文化理论与日常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非社会经济型因素如外貌、身高、性格等在婚姻匹配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婚姻自主性的增加,非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还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例如近来大众将择偶优势形象的总结为"高富帅",其中"高"和"帅"均为非社会经济性因素.
  • 摘要:贫困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将面临的重大难题.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颁布到"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大幅度减缓,扶贫开发和最低生活保障两项为代表的农村反贫困行动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以农村低保对象为例,根据民政部统计,2013年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低保对象2931.1万户、5388万人,至2016年2月份全国农村低保对象下降至2821.7万户、4828.6万人.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全面实施,农村贫困状况逐步得到缓解,但从农村贫困对象绝对数量来看,反贫困形势仍较为严峻.在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较大的前提下,测量并瞄准农村贫困对象成为反贫困实践和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传统的贫困区域瞄准逐渐转变为以家庭户为贫困识别的主体对象,以家庭户为单位进行贫困识别、贫困帮扶的农村低保制度在新时期反贫困战略行动中无疑具有重要地位.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家庭发展能力框架分析了农村低保户和非低保户家庭特征差异进而探讨了农村低保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低保户家庭和非低保户家庭在家庭察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对农村家庭贫困状况具有正向影响,农村低保家庭的家庭功能缺损和家庭策略贫乏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具体而言,本文得出如下的研究结论:第一,基于农村低保制度的视角来看,农村贫困的表征是多维的,低保户和非低保户的家庭特征在家庭享赋、家庭功能和家庭策略多个维度均存在显著差异;第二,在家庭察赋方面,财产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贫困仍然是制约农村低保家庭发展重要因素,农村低保户家庭察赋不足的特征十分明显,另外,低保户对社会资本的利用高于非低保户;第三,在家庭功能方面,农村低保户存在家庭经济功能低下和情感功能缺损的问题,而无配偶家庭的贫困化与贫困家庭情感支持弱化现象值得引起关注,不难发现贫困家庭物质生活匾乏蔓延到了家庭情感层面;第四,在家庭策略方面,农村贫困家庭的生计策略受到家庭察赋制约,低保户家庭人力资本的贫困与其失业状态相交织,这种贫困在支出策略上表现为疾病风险对贫困家庭的困扰,另外从家人外出务工情况看农村低保户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的端倪。
  • 摘要:家庭是我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建设也是社会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和家庭建设的重要意义:"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本研究针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幸福感的分析是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该调查并没有把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纳人调查总体抽样框。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父母不幸福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因此,建议国家向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父母提供更多和更有效的补偿、帮助和保护,对于丧失再生育能力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父母提供更多关爱和养老医疗服务,对于还有生育能力并且有生育意愿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父母提供更加慷慨和有效的再生育服务和帮助。
  • 摘要:中国的性别失衡现象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关注的热门话题.随着国家和地方治理活动的深入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趋势整体上得到了缓解,但是性别失衡的累积效应正在逐渐形成,性别失衡的后果正在成为国家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重点.性别失衡后果不仅会造成宏观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微观个体形成影响.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落脚点,性别失衡后果很可能在家庭层面对个人生活与发展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关注性别失衡的直接或间接后果,从宏微观层面分别探讨了性别失衡相关的社会风险以及"剩余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但是对于性别失衡在家庭层面的后果很少提及.如果从家庭层面分析性别失衡的后果和风险,就需要从家庭所处的宏观环境、家庭功能以及发展等进行全面探讨。在性别失衡后果显现趋势下,在社会风险和个体风险成为热门话题的同时,本文认为性别失衡后果的应对与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性别失衡研究的紧迫议题,不仅要面向社会和个体,更要关注家庭,有必要从家庭层面观察和分析性别失衡造成的影响,探讨家庭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实践。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将探讨家庭在性别失衡后果中所面临的后果和风险类型,明确家庭本身的功能和发展,进一步从实践资料分析中总结当前治理工作的成效与不足,最终提出针对家庭发展的性别失衡治理策略建议。
  • 摘要:人口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和民族的载体,人口安全是促进国家发展和民族繁荣、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前提条件.所以说,人口政策并不完全是一项关于人口发展的政策,而是建构在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社会和谐、国家安全等基础上的战略性的、综合性的政策.人口政策的目标就是促进人口安全利益最大化.随着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一对夫妇生育两孩的时代已经到来.全面两孩新政是一项既有"质感"又有"温度"的重大民生政策,乃顺应民心之举,更是我国应对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急剧加速、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等众多人口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毋庸置疑,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为我国应对日益凸显的"人口危机"将起到及时的"止血"效果,人口结构将逐步得到调整.从国防人口安全角度观察,全面两孩新政将有效缓冲原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给国防人口安全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而为我国因应世界及周边人口变局、维护国防安全赢得战略主动权.但是,必须冷静地全面地客观地从国防人口安全角度审视全面两孩政策效应,不可过于乐观,应当爬上桅杆去瞭望远方,时刻保持警惕.全面两孩政策对提高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有限,由“少子化”引发的“兵源荒”仍将持续。全面两孩政策不能逆转人口老龄化趋势,“银发浪潮”对国防建设的挤压将不减反增。全面两孩政策难以短期内改变我国与世界以及周边国家的人口格局,国防人口安全的国际威胁犹存。
  • 摘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作出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人口政策调整是复杂的社会治理活动,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国家人口数量和结构调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及家庭建设和社会和谐,同时也将对国防人口发展产生长远的联动效应,全面分析全面两孩政策对国防人口发展的预期影响以及当前国防人口供给情况,提出加强国防人口建设的对策建议,对促进国防人口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生育政策的调整会改变未来国防人口的数量、质量与结构,有效缓解国防人口面临的严峻形势,对国防人口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比如,可以扩大国防人口基数、有效淡化独生子女标签、降低军人家庭国防风险等。由于人口成长的时滞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带来的新增人口要2034年以后才能形成承担国防义务的能力,因此,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对国防人口发展的促进作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但从近期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可能会使本已严峻的国防人口供给形势更加严峻,必须加大国防人口建设力度。建议完善国防教育动员和社会保障体系,充分挖掘现有国防人口潜力、构建军队计划生育家庭发展支持体系,为官兵婚恋家庭和谐幸福助力护航、搭建官兵成长成才学习实践平台,提升国防人口承担任务能力和职业吸引力。
  • 摘要:本研究分析了2015年陕西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原因,并主要针对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落地执行和保障措施等环节,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思路.报告使用的主要数据资料包括:历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层公共卫生计生服务项目执行单位工作人员访谈数据;流入人口代表访谈数据.建议有针对性地提高公共服务项目质量,增加群众需求度较高的公共服务项目、消除流动群众对个人信氨采集的忧惧、加大对特定人群的宣传和服务力度、改进宣传方式,提高流动人口的健康意识、增加上门服务项目,优化服务单位布局、以儿童作为支点,将公共服务辐射其整个家庭。
  • 摘要:海风送爽,济济一堂.2016年7月21~2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盛夏齐聚厦门,共同迎来了中国人口学会2016年会.2016年会以"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与全面启动两孩政策的新形势下,重点关注现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出的重大转折性变化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面、深刻、长远的影响.因此,召开此次会议,交流研究成果,从理论和时间层面研判全面两孩政策下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不仅非常必要与及时,同时也对于人口学学科发展具有明显推动的作用.本次年会采取主旨发言、专题讨论、大会交流等形式,重点围绕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健康、两孩生育政策与社会支持、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家庭发展及公共政策、计生服务管理改革等专题展开深入研讨,从不同视角解读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本次年会充分展示了一年来人口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短短两天的年会集中体现了如下鲜明的特点。一是学术争鸣气氛浓厚,参会者从理论到方法再到实践,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角色立场上展开讨论和交流,充分体现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碰撞。二是重点关注现实问题,在问题选择上,重点聚焦社会敏感问题,并从专业的角度对问题展开研究并引发思考,关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高度切合当前政策。三是注重分析方法的创新,在方法尝试上,把握问题的不同侧面,对于同一问题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应用方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四是高水平研究团队的初步形成,在科研团队的构建上,形成了以高校为基础的多个高水平研究团队,既保证了对人口学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也为人口学后继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