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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厦门
  • 出版时间： 2015-11

主办单位：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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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信息化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从产业的互联网化到消费的互联网化,互联网已成为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就生活消费而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5年3月31日公布的《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就生活消费而言,2014年"双十一"各大网站单天交易总额约为805.11亿元人民币,其中阿里巴巴的淘宝贡献571亿元,占70.9％;有近3万个品牌参与其中,全网最终形成的包裹总数约为4.09亿个,平均每位顾客花费近197元.从通信工具看,由有线端到无线端的转变,包括微信购物、京东移动客户端、苏宁移动端、手机QQ购物等移动端下单的表现甚为抢眼,移动交易比例超过40％,其中淘宝移动端成交243.3亿元,约占总交易量的42.6％,而上年这一方式的数字仅为21％.从用户分布来看,2014年三到六线城市的用户数量有了大幅增长.但目前中国的上网速度比较慢(大流量容易导致网站瘫痪)且上网费用较高,互联网企业积极要求国家加大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马化腾,2013).中央网信办呼吁协调相关部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建设,为电子商务提供便利的支付、通关和物流条件,进一步规范网络市场秩序.在过去一年多,中国正积极从有线的互联网时代跨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那么,各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对中国产业经济调整到底有何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互联网基础设施投入对中国产业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解释中国信息化战略到“互联网+”战略实施的现实支撑。
  • 摘要：本文对经济自由与企业成长关系进行了研究，应用1万余家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刻画了2000-2009年企业成长的基本事实，检验了经济自由是否对企业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文在理论上，为经济自由与工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与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企业成长“随机性”的观点，即企业动态更多依赖于内生的企业特征(规模、年龄等)，而特定的制度与政策对其解释力较弱。在现实意义上，本文从微观视角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观测，尽管中国的经济自由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仍未能通过假设的经济自由“节点”，与成熟市场经济仍有明显距离。
  • 摘要：本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指数，并运用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GVC嵌入对工业转型升级效果的影响以及行业异质性因素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效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高技术工业转型升级效果明显高于传统工业。另外，GVC嵌入程度的加深有利于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但推动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以及高技术工业中较为显著。
  • 摘要：本文采用1997-201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利用产业关联分析方法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进行静态比较分析，得出中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总产出比重较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率大都在35%-70%，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率整体在15%-35%，远低于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水平等结论。
  • 摘要：对于新常态下的各地区工业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有利于政府部门制定科学的工业化发展策略，以更好地面对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众多挑战，探求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白酒市场2005-2012年月度数据检验中国白酒市场是否存在价格领导制，并识别价格领导者，从而进一步推断在纵向差异产品下，价格领导制是否能够便利默契合谋。
  • 摘要：从广义讲,金融结构,是指某地区金融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的比较关系,通常用金融相关性表示,即用地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比例关系表示.狭义的金融结构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直接融资指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通过金融市场融通资金,间接融资是资金供需双方通过银行作为中介融通资金.本文关注的是狭义的金融结构,即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和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由中国学者提出后，截至目前对该理论的实证研究开展得很少。在本文将结合中国高科技产业与金融结构的实际情况，对该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两者之间的关为“十三五”期间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金融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出建议措施。
  • 摘要：本文将在如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即通过对产业结构生态化内涵、生态效应和演进路径等方面的述评，尝试性地构建一个逻辑合理、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产业结构生态化研究框架;在现有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生态化的研究进展进行文献梳理与评述，为学术界在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 摘要：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是经济新常态下市场环境的一个突出表现，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信息，为企业差异化竞争提供了基础。企业在定价方面，可以采取歧视性定价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可以定制化生产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本文以定性分析为主，后续研究可结合新产业组织理论相关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 摘要：本文利用2002-2013年沪深股市中国零售业上市公司统计资料，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运用似不相关回归对相关数据进行估计，利用估计结果测算出中国各地区零售业成本-产出规模弹性(规模经济指数的倒数)，并以此作为依据得出如下结论。从整体上看，中国零售业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并随着时间发展越来越强。但2008年以来由于经济过热导致零售企业出现规模过度扩张的现象，规模经济效应增长速度被减缓了。从区域来看，中国零售业各地区规模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东部地区存在规模不经济，而北部、华中南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规模经济，该结果也验证了适中的产出规模更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发展趋势看，东部、北部和华中南区的规模经济效应均呈现出随时间增强趋势，西部地区则呈现出由规模经济向规模不经济发展的现象。从政策含义来看，近年来中国零售业在一系列财政扩张政策的冲击下，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零售业寡头，一直处于规模不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一旦面临宏观经济大环境的逆转，其经营风险的剧增自然难以避免。因此，政府对于零售业的产业政策及财政扶持措施均需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并考虑到前期零售业“经济过热”的可能性。
  • 摘要：中国区域汽车产业市场分割问题依然严重。尽管地区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政策能够为本地企业提供保护，缓解其与外地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但从长远发展看，市场分割往往不利于产业的成长。本文通过对2004-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市场分割能够促进汽车产业规模的增长，但不会对汽车产业利润率产生显著正向效应。简言之，市场分割“有利于汽车产业做大，但不利做强”。通过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对计量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要破解中国汽车产业“产销旺、竞争力弱”、“大而不强”的困境，必须深化汽车产业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杜绝地方政府对汽车产业干预造成的市场分割。以市场为导向，推动中国汽车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促进汽车产业要素跨地区优化配置。
  • 摘要：本文克服了国内已有的关于基金管理能力的研究中存在的两个缺陷，即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环境以及采用已实现收益衡量投资组合收益。通过使用的择时与选股能力指标对宏观经济周期回归结果发现，行业平均而言，基金的择时能力在经济衰退时表现得更突出，而选股能力在经济繁荣时表现得更突出。也就是说，基金行业在不同经济周期时存在投资能力的策略转换。本文发现，虽然基金行业整体并没有表现出显著为正的择时能力，但是某些基金无论在经济繁荣时还是经济衰退时都表现出显著为正的择时能力。
  • 摘要：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根本动力，科技型小微企业是不容忽视的推动力量。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融资能力较弱，不利于其顺利成长和持续发展。众筹融资模式为解决融资瓶颈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途径。研究表明，科技型小微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创新融资模式，而且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使其融资约束也体现这一特征。然而，并非所有参与众筹的科技项目都能获得资金支持，具备良好质量信号的可得性更强。
  • 摘要：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都表明，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不单单依赖企业嵌人的外部网络，同时也与企业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息息相关。只有当企业具备良好的知识和经验水平时，才能把握好企业对外联络和交流的紧密程度，并将外部的网络资源真正内化为企业创新原动力。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网络强度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重点研究企业先验知识的差异会对企业通过外部网络提升创新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先验知识作为调节变量，丰富了网络强度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通过对集群企业的实证分析，结合企业内外部因素挖掘企业创新的原动力，对集群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 摘要：TDI产业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尤其是具有TDI自主知识产权的国有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这一历史时期肩负着深化企业改革的重任，应认清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密切关注发达国家TDI产业发展战略和进展信息，关注全球TDI上下游产品的前沿理论思想。充分利用“十三五”时期及“2025”中长期国家制造业产业政策，完成TDI产业由产能过剩、产品科技含量低向智能化TDI产品系列的转型。为完成2035中国制造业迈进世界制造第二方阵前列提供高科技产品，为完成2049暨新中国成立百年，制造业跨入世界制造业第一方阵前列提供基础保障。
  • 摘要：本文基于中亚国家消费者对中国产品印象调查数据，从产品提供者和消费者的角度探讨了提升中国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形象的优化路径和战略重点，得出提升中国产品的中亚形象，需要企业明确自己的定位，聚焦于创造显性的和潜在的消费者价值，理解购买者的整体价值链。消费者定位型的中国企业为了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需要在领先用户中使用先进的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等结论。
  • 摘要：煤矿安全事故根本治理的对策为防患未然，设计激励相容的督促性担保(保险)基金制度，明确职责，逐级加强对事故责任人的惩罚力度，权责细化，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预防庸政，落实正向激励手段，实事求是，设计确保相关政策落实的监督制度。
  • 摘要：本文研究验证了通过简政放权可以减少寻租行为，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寻租行为作为交易成本的重要内容，在世界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寻租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损失、租金的耗散，因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发挥重要地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仍然需要与地方政府官员交易，从而获得关键性的资源，因而中国的寻租行为更为普遍。
  • 摘要：市场的不完全以及厂商异质性的客观事实说明，企业间生产率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样的差异是产业演化的基础，通过企业间市场份额的变化以及优胜劣汰的企业更替实现产业的动态演化。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要滞后于产品市场，这种滞后性造成了要素资源的人为扭曲和错配，基于这一特征事实，本文通过异质性企业的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对生产率分布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度越大，资源被误置程度越严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减少不必要的政策扭曲和制度安排可以减少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企业的自由进人退出，减少不必要的政策扭曲和行政干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
  • 摘要：生产能力投资既是企业寻求规模经济、取得成本优势的决策行为之一,也是在相互依赖的经营环境中,应对竞争对手的重要战略工具.产业组织理论对产能投资战略价值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40年,主流观点是拥有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在后续的产量或价格竞争中获得"先占"优势,对潜在进入者产生一种可置信的威胁,从而发挥限制进入的功能.领先于对手的产能,也会使企业在增长的市场中保持已有的市场份额和地位.产能扩张的矛盾之处在于,竞争者之间为获得这些先动优势进行的"攀比"竞赛,会造成行业供给过剩和价格下降,甚至步入亏损的状态.然而,已有分析在辨别产能投资的动因方面,并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本文以中国乘用车产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产能利用率、产业增长波动和竞争者能力等变量与企业新增产能决策关系。
  • 摘要：新常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突出特征,不是一个局部、短期的发展时间点,而是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判断.在新阶段中,将发生一系列全局性、长期性新现象、新变化.新常态背景下中高速、转动力、调结构等关键特征无疑为中国产业转型带来巨大挑战.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产业发展还没有完全从"旧常态"发展模式中转变过来,我们的投资驱动、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依然有很大市场,而且,由这些发展模式所积累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经济降速前提下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有效解决前期积累的问题,这对于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任务.其次,新常态下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新的动力来驱动.传统要素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后继乏力,而创新驱动不可能一蹴而就,驱动力重点的转向与交接还可能存在反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发展驱动力的转换并不是完全抛弃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而是在这些驱动力方面要实现升级换代,这不仅需要优化资源的配置方式与机制,更需要释放微观企业主体活力.
  • 摘要：本文试图研究平台厂商市场势力的判定。通过对平台厂商提价能力和用户转移情况的理论分析，对比传统市场势力的分析方法，得出传统市场势力衡量方法不适用于双边市场的结论，并结合大型零售商、搜索引擎以及支付卡网络的相关案例进行说明。具体来说，对于大型零售商平台，通道费的高低并不能够作为衡量大型零售商平台市场势力的标准;对于搜索引擎平台，广告费的高低并不能够作为衡量搜索引擎平台市场势力的标准;对于银行卡平台，商户扣率的高低并不能够作为衡量银行卡平台市场势力的标准。本文在说明传统市场势力的分析方法不适用于双边市场的同时，并未说明平台厂商市场势力的衡量方法，这也是本文今后的努力方向。
  • 摘要：本文对中国技术偏向进行专题研究，利用替代弹性时变估计值改进技术偏向测度，并探讨其趋势变化、行业差异及总分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及文献比较，得出技术偏向刻画技术进步对要素分配的影响，其可由定义不同但本质统一的一族指标测度，对中国技术进步特征，已有研究在方向判断上达成高度共识，中国技术偏向具有明显的产业差异与时期变化，据O&R法合成的国民经济技术偏向与增长核算法结果高度一致，故可据此揭示三次产业技术偏向对国民经济技术偏向的影响。
  • 摘要：面对央企普遍存在的复杂的业务结构与尚未明晰的管理体制，应该重新定位国有企业，实现分类改革、分类监管与务实有序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之际，应梳理并厘定央企所属的不同行业竞争环境，根据竞争性行业与非竞争性行业中央政府的终极持股比例与控制程度及其控制方式对绩效表现的不同影响，战略性部署央企改革、脱困的具体路径，绩效导向下中央企业分类改革思路如图2所示:明确不同行业中管控机构和监督机构的角色定位与权责范围，视行业竞争特征而确定是否引入非公经济、改进运营效率与完善公司治理，旨在实现央企的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竞争性环境的良胜互动。
  • 摘要：资源储量的持续下降,为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的持续发展蒙上阴影.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的产业结构往往呈现出强烈资源路径依赖的单一性质,要实现该类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优化.通过观察发现,在矿产资源枯竭阶段,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下降,经济系统内各要素配置水平降低,区域产业结构显示出波动和无序的状态.因此,实现该类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由波动的、不稳定的产业结构向有序的、稳定的产业结构演化.本文尝试通过观察区域内不同类型企业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有序度的变化来描述矿产资源密集型区域经济系统波动的趋势,以期为该类型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供借鉴.
  • 摘要：本文通过构造一个简单的两阶段博弈模型，两个企业在博弈第一阶段进行质量竞争，第二阶段进行价格竞争，考察了企业热衷于大销量竞争而非仅仅利润水平的情形下，差异化产品市场上生产企业的安全和质量努力。此外，还观察到很多行业的产品安全和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而另一些行业的产品安全和质量水平差距则很小，为此构造了一个简单的“质量参差指标”，并考察了大销量竞争、产品差异及成本差距程度对质量参差指标的影响。
  • 摘要：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相关文献其实早就发现了消费者具有异质性，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并意识到消费者异质性与企业创新存在密切关系，这些文献主要从消费者心理角度衡量需求的异质性，即消费者感受到的产品差异。将消费者异质性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框架是最新发展方向和热点。现有研究遵循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逻辑，即在特定市场结构，尤其是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企业如何应对消费者异质性，及其所带来的后果。考虑到消费者异质性对市场、企业的重要影响，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 摘要：整体来看，白酒行业转型升级在技术层面的改造已经初步完成，但在结构和模式层面的调整和创新才是行业在新常态下转型升级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所提的对策建议也主要围绕结构调整和模式创新进行。释放文化生产力、拓展新型经销渠道以及资源广泛整合，这是对于多数白酒企业来讲在新形势下转型升级所必须进行的改变;而打造国家名片，则应该是白酒行业寻求社会认同的终极目标，需要包括所有白酒企业的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和争取。在全社会生产、经营、消费模式都在逐步实现改造甚至是重构的背景之下，白酒行业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未知因素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正是白酒行业“最好的时代”，是白酒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的最佳节点。
  • 摘要：文中首先对生活性服务业研究内涵进行界定和厘清，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活性服务业消费者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制作调查问卷取得数据，然后将数据整理后运用灰色模型对集美区生活性服务业的消费者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比较分析集美区主要三个街道的消费者满意度大小，最后指出了集美区生活性服务业的优势和不足。
  • 摘要：为帮助中国制造业企业突破在价值链低端徘徊，学者们提出，应通过实施纵向整合，打通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整合程度不同给生产率水平带来的异质性影响，从实证角度回答了企业实施纵向整合能否改善生产率、培育竞争实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纵向整合显著影响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并且，这种影响作用随整合程度不同，呈现异质性。整合程度不同，对生产率作用情况也有差异。
  • 摘要：从企业家对“新常态”的回答中不难看出，目前中国企业面对着全新的挑战与机遇，挑战主要存在于目前企业可以获得的资源，机遇则蕴藏在未来的发展机会。企业家要正视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降并且可能会继续下降、人口红利渐渐消退、世界经济外需不振的现实，抓住新兴行业发展机会，提升企业效率与创造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和机会。
  • 摘要：本文以电影产业为例，分析了具有不同一体化程度、不同质量的影院采用不同平台战略的效果。研究发现，影院加人第三方平台能提高影院绩效，而自建平台与影院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影院与院线的纵向一体化程度负向调节第三方平台多属度与影院绩效的关系，影院质量正向调节加人第三方平台多属度与影院绩效的关系。
  • 摘要：本文试图在价格理论的框架内，分析合资企业股权管制下，包括参与投入的地方政府在内，合资各方要素的使用效率。第二至第四部分是核心内容，分别对应的前提假设是:合资双方存在知识产权使用费;某些生产要素可由合资的任何一方提供;新增投入在合资企业内按受管制的股权比例分担，同时地方政府为合资企业提供补贴或要素投入。第五部分是结语。
  • 摘要：文化企业是推动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文化企业必须以创新来适应并引领发展新常态.但当前文化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受制于现行的体制机制,面临着政府现行管理的制约.建议文化企业正确认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改革政府与企业关系，形成政府与文化企业透过市场开放型体制机制，划定政府管理边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 摘要：本文基本沿用曹春芳(2013)和徐业坤等(2013)的方法，并且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挖掘出地方官员变更抑制企业投资的区域差异性和作用机制。本文运用市委书记变更的数据，区分了政治不确定性与事实权力转移，分别探讨了市委书记变更对市区企业投资与县市企业投资、国有企业投资与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以此探明二者是如何影响企业投资的。根据研究发现，市委书记变更产生的这两种作用，对所辖区企业投资的影响是有差异的。经过分析验证，政治不确定性对市区与县市企业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事实权力转移存在显著差异。由此说明区域差异主要是由事实权力转移导致的，事实权力转移的影响程度是受离地区权力中心的远近来影响的，离权力中心越近越容易受到事实权力转移的影响。由此说明官员变更存在的区域差异性，是由事实权力转移和离区域权力中心的远近所导致的。
  • 摘要：由于中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同级政府间存在激励的横向竞争，而地方政府又没有独立的税率制定权，只能更多地利用“负地价”投入以实现招商引资和项目竞争，这与联邦制下的“税率竞争”具有相似的政策含义。本文从微观企业选址的视角，通过实证检验工业用地价格对新建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来分析目前“以地引资”策略对制造业空间转移可能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考虑地区异质性和区域竞争时，地区经济集聚水平将对“以地引资”策略的有效性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且由于城市群集聚效应不强，相邻城市间的竞争使得廉价出让工业用地的竞次行为和“集聚租”引资同时存在。
  • 摘要：本文基于Hsieh和Klenow(2009)度量资源配置效率方法计算资本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并借鉴龚关和胡关亮(2013)放宽了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在此模型基础上，利用金融摩擦分位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产出效率，运用中国工业制造业数据回答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否存在影响的争议，证明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有显著影响，而不是Daniel YiXu(2014)所认为的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无影响。本文认为，中国的融资渠道和信贷政策更多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国有企业倾斜，虽然这种倾斜性促进了中国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但是也带来了资本的错配。进入新常态之后，资源的配置效率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融资渠道和信贷政策应该改变方式和方向，放开对信贷市场的限制，将资本投入到边际效率提升更明显的行业，应该更多关注非国有企业，鼓励民间借贷及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进行贷款贴息等，降低金融摩擦程度，挖掘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潜力。
  • 摘要：工业发展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工业的主导力量,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目前,中国制造业产出约占世界的20％,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中国制造业仍然存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结合不够紧密,未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对国外技术存在严重依赖等问题.随着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面临进一步被稀释的威胁,并且已经出现逐渐被取代的趋势,如果中国制造业仍然缺乏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从而丧失生产制造优势,那么中国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进退维谷"境地.所以,中国制造业应该尽快优化实现转型升级,推动研发创新,使企业尽快掌握产业核心技术,以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逐步向技术、服务等高端环节过渡.产学研合作在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实证分析的模型也多基于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忽略了经济行为在空间上的联系，且研究方法有待规范化和国际化，欠缺细化的定量模型研究和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将针对产学研合作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进行实证研究，以2012年中国31个省域制造业为例，从空间自相关性角度研究不同省域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和技术创新的空间特征，并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产学研合作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和优惠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竞争制高点的重点产业.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消极影响和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中国也先后推出一揽子刺激计划和产业政策,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其他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和优惠政策.在政府扶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近年来,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却出现了产能过剩、效益下滑和发展停滞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为什么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会出现产能过剩、效益下滑甚至全行业亏损;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政府到底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如何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性发展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反思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 摘要：本文的分析显示，整车企业基于搭售和转售价格维持的联合实施，实现了将整车市场的市场势力延伸到售后市场，在汽车零部件、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市场实行垄断性高价格。有意思的是，基于整车企业和下游经销商之间的充分联动(普遍而严格的转售价格协议)，整车企业之间激烈的品牌竞争导致了在汽车零部件上所获得的高额垄断租的耗散，其实现方式是在整车上对消费者实施让利(如上文对消费者福利分析的情况1,2所示)，或者在整车上加价却在零部件上低价倾销以让利(如情况3所示)。但无论是“先予后取”还是“先取后予”均不能完全弥补消费者的福利损失。换句话说，通过对汽车经销商(4S店)进行转售价格维持，对汽车整车，以及零部件、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进行定价的市场上存在社会福利损失，这部分损失完全由消费者来承担。整车企业针对零部件和售后服务的双重转售价格维持损害了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并且汽车整车企业之间的品牌竞争并不能改善这一市场福利状况，因此存在着市场失灵，反垄断时应考虑对其加以禁止。
  • 摘要：加入WTO以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迅速,已经逐步实现在生产规模和能力上对欧美日等汽车大国的赶超.轿车自主产品和品牌的发展、扩散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部分企业已经顺利实现从"单一工厂、单一品牌"模式到"多品牌、多系列"经营体系的转换.2005年以后以奇瑞、吉利和比亚迪为代表的自主品牌制造企业的迅速崛起,也得益于它们在研发投入、研发队伍和研发模式上的优化.但整体上,本土汽车生产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和推广,还处于向跨国公司"模仿性学习"的阶段.随着市场竞争焦点从规模、价格转化为品牌、品质和服务,经历了2005～2010年的高速扩张后,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从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一些自主品牌的制造企业要么被跨国公司主导的大集团兼并(长丰、吉奥、哈飞等),要么压缩产品线长度,将有限能力集中在SUV和MPV细分市场(长城、江淮).一度被学界和业界赞誉的自主品牌开发和生产模式为什么不能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来源?研发和生产模式对自主品牌制造企业的创新绩效有何影响?尚处于发展初期的自主品牌制造企业从以往研发和生产体系可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分析这几类问题就成为本文主要动机.
  • 摘要：本文首先从整个行业角度考察FDI对内资的影响，发现外资促进了内资的技术进步，而外资FDI的回归系数在三者中是最大的，可以认为，FDI在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中贡献是最大的，这与目前高技术制造业的现状基本吻合。本文认为，内外资技术差距大，内资企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更新生产设备、提高职工技能等促进技术进步。但是本文对国外资本流入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东道国吸收能力的约束，内外资技术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即达到“门槛值”时，外资溢出对技术差距的效应仍然没有考虑到。可能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与世界前沿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差距没有那么大的缘故。
  • 摘要：本文分析输配电企业面对受规制的销售电价的反应行为，及其与上游发电企业的博弈，输配电企业通过博弈转移规制压力到上游发电企业，具体表现为，当上游供给充足，发电企业丧失议价能力，发电企业通过提供更低的上网电价合约，将规制损失完全转移到上游，而无须改进自身的TFP;而当规制价格上升，输配电企业会选择维持合约，完全独占增加的产业链利润，或者将价格上升信号转为需求减少的信号向上游传递，进一步从上游攫取利润。输配电企业通过规制转移尽可能地避免改进自身的TFP，而发电企业则被迫接受输配电企业转移的规制压力，不得不改进自身的TFP，尤其是当上游供给充足时，发电企业会完全接受下游的规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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