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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澳门
  • 出版时间： 2014-10-16

主办单位：中山大学;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暨公职局

会议文集：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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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文章介绍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与标准需求，从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求、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求三方面阐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求，同时探讨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需求，并提出创新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完善多元协同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深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质量控制与绩效评估。
  • 摘要：文章介绍了澳门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阐述了澳门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作用，即统一财政规范及完善运作机制、提高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监督作用及增加透明度等，同时针对澳门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审计存在的缺陷，建议：完善绩效审计体制和明确审计职责；提升审计执行人员的素质与能力；建立财政绩效评价标准体系；建立绩效预算体制；确立财政支出绩效审计的内容重点等。
  • 摘要：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奇迹给中国带来了财富，但是由于没有能有效解决腐败问题，也没有建立起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低质量的经济增长给中国留下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这一点在数据中也有所体现，在1604份样本中，有35.4l％的被访者认为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很不公平”，认为“很公平”的只有0.5％。此外，有34.91％的被访者认为现在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了，而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只占1.37％。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虽然大多数东亚国家和社会被归类为权力距离比较高的政治文化系统内(包括中国)，但是可以观察到，负值的比例要高于正值，这实际上说明了大多数民众不能容忍权力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因此，虽然权力距离对反腐败效能感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是由于大部分的中国民众越来越不能容忍权力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再加上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和严重的分配不公，使得中国民众的反腐败效能感处于很高的水平。这对于反腐败的意义在于，其提高了民众对于反腐败的诉求，民众越来越认识到政府的反腐败举措不仅仅是打击腐败分子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在腐败之外的积极意义，包括使得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化。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打击腐败有着多重的积极后果，不仅可以帮助遏制腐败的蔓延，在民众看来，对于腐败问题的治理还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反腐败是政府赢得民众信任和提高合法性的重要措施。
  • 摘要：效率和公平是政府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效率高低关系着经济增长，公平与否影响到社会稳定。从理论上说，二者不可偏废。而在现实中，政府在不同时期必须在二者间有所侧重，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关系，不仅是各国政府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更是政府治理价值研究不可回避且须从理论上予以澄清的问题。鉴于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西方公共行政学中关于公平与效率这对政府价值取向出现了轮回与侧重的现象，但从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效率与公平的融合是一种趋势。然而，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效率与公平如何得以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怎样相互兼容，这是公共行政学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在价值取向上，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相继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着重突出效率价值”、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公平价值”、2l世纪初至今“凸显公平、正义、民主等多元价值”的三个发展阶段；从实践上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每个时期的政策导向不仅是该阶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更是各个时期政府治理价值变迁的体现。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面对底子薄、人口多、积累少、社会财富匮乏、收入差别不大等客观历史状况，“效率”自然成为那个时期政府治理的主导价值。然而，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家整体财富的快速增长，因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的日益扩大而导致的不和谐情形却越来越严重．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政府的合法性，当下社会各界普遍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政府应该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应该勇敢地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主导力量。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政府治理价值由“效率和公平兼顾”向“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转变无疑成为中国政府的明智选择，因为这既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更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 摘要：透过10年来基层组织社会治理制度演进与行为变化的考察，不难看到，围绕目标，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多重转型：在功能上，从依靠管控功能逐步转向强化服务功能或以服务拉动管理；在结构上，从以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为主体的组织系统转向横向延伸、覆盖与纵向统领、嵌入相交错的组织网络；在行为方式上，从单向的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统御逐步转向整合资源、聚合与协调利益以实现领导权；在管理技术上，既有限度地应用了政治议程中的协商、投票民主参与形式，也比较广泛地采用了行政管理的组织变革工具，诸如信息化、精细化、流程再造、协同与整体性机制构建，将其纳入党在基层的再组织化过程，使组织的行动纲领得以有效贯彻执行。
  • 摘要：“央地不同级”政府间财政竞争催生了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和土地财政为主的土地策略，“同级不同地”政府间晋升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以土地征收和土地引资为主的土地策略，“同地不同届”政府间策略竞争引起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调整，三种政府间竞争模式最终固化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以土地为落脚点的政策取向，土地资源已成为地方政府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的载体，各地政府趋于一致的土地利用策略导致了土地资源的过度利用，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而打破中国特有的三维立体结构下的政府间竞争，构建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保障，笔者认为可从“做对价格”、“做对协调”和“做对激励”三条路径入手实现政府间有机合作，三条路径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做对价格主要是调节上下财政竞争，做对协调主要是调节左右晋升竞争，做对激励主要是调节前后策略竞争。
  • 摘要：本文运用2000—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了中国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政府采购并没有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不同创新类型的创新活动而言，政府采购对发明类创新活动和外观设计类创新活动均未起到正向的激励作用，对实用新型类创新活动则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就不同地区而言，政府采购并未对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对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活动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2006年将政府采购确立为创新政策工具之后，政府采购不但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创新激励效应，反而阻碍了技术创新活动。我国已启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谈判，面临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进军国内政府采购市场的压力。减缓这一冲击，就需要强化政府采购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取向，通过立法建立有别于传统政府采购的创新型(或创新导向型)政府采购制度；丰富政府采购支持企业创新活动的工具选择，形成创新导向型政府采购的政策支撑体系；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加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倾斜，为自主创新产品开拓市场需求；引入竞争机制，努力营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根据技术/产品/市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政府采购政策，保证政府采购促进自主创新的有效性。
  • 摘要：本文在省级层面分析了公务人员工资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原因。总体来看，公务人员工资水平的地区差异实际上是一个“投射”了我国政府间关系、政府财政行为以及各地经济生态等多方面因素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具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生活成本的基础上，影响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地区差异的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地区自有财力与获取的中央转移支付力度，这实际也是公务人员工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二者在不同地区间的不同程度的“搭配”构成了这一群体工资收入的稳步增长，而且后者在决定工资水平的省际差异上的作用大于前者。其次，在受到严格规制并在前期基数上增长或调涨的制度背景下，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存在着较强的“路径依赖”。再次，在政府规模受到“编制”限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地财力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公务员工资水平也与其人员数量保持着较强的边际弹性，即在相关预算变动不大的前提下，公务员规模的细微扩张很可能在短期内拉低其平均工资水平。最后则是中央的工资调控政策。这一调控政策具有显著的区域间再分配倾向，同时，各地区的经济基本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政府的工资政策行为，后者的跨地区差异是地方政府回应各地区经济因素的结果。至此可以看出，如果简单地将影响各行业工资或收入水平的因素描绘成“计划与市场”光谱的话，则整体上公务人员将明显地处于靠近“计划”一端。因此，本文的研究实际上处于这一较为宏大的理论命题之中：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与市场如此分明的混合经济体之中，各行业或各部门间的工资收入如何受制于国家的计划调控，又是如何对市场规律以及市场化程度做出回应，理当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
  • 摘要：对于如何更好发挥公务人员终身学习理念，有关当局应加强激励因素，对于有意学习，具良好公仆精神者，不管高级或是低级，使之都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而非现在般，只有具有高级技术员职称者，才可前往北京学习，而其他职称者，纵使具有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也只能够往广州学习。有关当局可考虑增设公务人员行政学院，精心策划各类长期、中期和短期课程，专责培训各级公务人员，借以提升积极性、实效性。再者，为鼓励各级公务人员更积极学习，可以设置一定数额奖学金，如获取录就读硕士或博士课程，给予三分之一的学费资助，而对于该部门有利的课程，更可获得优先申请机会。当然，公务人员既然选择了其作为终身职业，应尽心尽力服务市民。之后，为做好工作，迎接新挑战，自我增值，利用工余时间进修，吸收新知识。最后，把所学的，应用于工作上，提高效率，更好地服务市民，反馈社会。
  • 摘要：澳门已经推行十多年的废弃物分类回收工作，在全球环保意识高涨的带动下，近年的回收数字虽然有所上升，但废弃物所带来的威胁却有增无减。多年来人均废弃物产生量高，资源化程度低，除了是社会现象，也是政策的结果。行政当局应检讨规划和措施的成效，调整政策目标和内容，以最大的决心与市民共同应对废弃物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且日益严重的根源在于人们自然观上的错误，这导致人类社会行为的失当，最终使自然环境受到超过能够自我修复程度的干扰和破坏。环境管理的目的是协调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透过持续而且动态的过程，运用各种手段限制人们损害环境的行为。因此它必须适应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及时调整政策内容以及相关的措施。政府是社会上唯一具有行使环境保护的权威性、强制性以及综合性的组织，必须责无旁贷地负起保护属于大家的环境和未来的责任，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摘要：本研究尝试以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模式为基础(Bain，1951)，以集中度(Concentration)模型来检视澳门博彩市场结构状况；同时，以Panzar-Rosse模型来检验澳门博彩长期市场竞争状况。其次，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澳门博彩竞争管理政策之具体建议，提供澳门博彩监管机构作为管理政策之参考，以确保本地博彩市场的公平经营与竞争，并维持博彩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 摘要：公务法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包括法学、行政学、企业管理学、财务会计学等等。本文仅从法学角度出发，探讨公务法人所涉及的法律建制问题。本文将首先分析公务法人在行政组织法上的概念，然后梳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中有关公务法人的规定以及各公务法人的组织法规，分析存在的问题，继而说明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考虑制定关于构建公务法人一般制度的法律，之后简介葡、日，以及中国台湾的相关法律，认为澳门可适当借鉴葡、日，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开始改革公务法人。
  • 摘要：参与式预算是公民和公民组织直接参与预算决策权的民主形式。这种参与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公民权力，是分析参与模式的重要指标。云南盐津模式将乡镇“财力余额”全部放到参与的方式决定，包括了财政资金在各村(社区)之间的配置，以及乡镇本级的公共事务预算，采用项目竞争的方式，全部由群众议事员通过民主议事会独立做出投票表决，政府依据表决结果编制预算，并在预算调整阶段同样采用民主议事会的方式做出决策，整个过程公民参与权力的体现程度是比较高的。比较国内外经验，改革可以进一步深化的几个关键环节包括：第一，扩展参与的时间，特别是村(居)民直接参与的阶段，更多体现群众的需求表达；第二，代表选择方式，除村(居)两委推选的定额代表外，可以将按人口比例配置的代表名额开放竞选；第三，乡镇层次公共事务的参与决策机制，除政府提项目进入项目库外，可以设立议事员联名提案制度等。
  • 摘要：对于“领导小组”的研究，其内在意义就在于寻求对中国政治的整体理解，特别是以“领导小组”的历史沿革为研究起点，对“领导小组”的形成、运行和沿革的历史脉络和演变逻辑进行梳理，总结不同时期“领导小组”在中国特色政治过程和国家治理领域中的组织定位，能够帮助人们厘清其中的历史关联，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中国政治和绘制中国国家治理图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小组治理”作为一种依靠小组领导、权威训诫的方式开展的治理行为，同时也作为一种“亚正式”的治理机制，既来源于总体性社会的内卷动力，同时又适应分化多元社会的外卷压力，以权力先导、体制发动及法制化人治的方式沿袭和因循着总体性支配权力的国家治理路径，同时又将不断运用作为技术性智力的政策工具手段，能够迅速有效地对常规治理制度和规则进行优化，充实、巩固和完善中国现有的基本治理体系。
  • 摘要：面对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下，性别管理不再只是平等或伦理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地充分运用人力资源去提升特区政府的施政效能。因此，政府需要在公务员入职、升迁及领导层流动性等三个层面着手。事实上，澳门特区政府在现有制度的运行中。一般公务人员与领导及主管人员之间并没有晋级联系，两者也以不同的方式聘任。因为领导及主管人员的聘任、任用及选拔、中止及终止委任都是以《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的基本规定》和《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的补充规定》作为依据。所以，一般资历再深及能力水平再高的公务人员(不论是女性或男性)，都并非必定会获晋升至领导主官。简言之，要杜绝一些在人事行政管理方面的各种弊病以及消除玻璃天花板之升迁障碍，改善女性局级领导人员比例偏低的情况，就必须要从统一公开考试录取公务人员开始。目前澳门特区政府的“中央招聘”并不适用于领导及主官人员的聘任，而只局限于“高级技术员职程”和“技术辅导员职程”。因此，领导及主官人员的甄选应该要有明确的客观标准与条件，引入“公平竞争”机制，让所有合资格者(不论是女性或男性)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下公开竞争，加强职位的认受性。其次，在公职人员升迁方面，应从改善评核制度着手，能选拔有能力、才干、责任感及热诚的公务人员担任重要官职。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公共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表现评核一般制度》规定了主管人员及公务人员适用的工作表现评核制度，包括了相关评核项目、评核方式和评核程序等。但是，由于相关的法律制度较为分散，而且在其所分布的各种法律、法规中，并非占有最主要的地位，所以一直没能得到部分领导人员的足够重视。即使在《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的基本规定》第14条规定了领导人员每年须接受工作表现评审，但是，有关细则性规定至今还没有制定出来。在此情况下，有关他们的绩效评审实际尚无明确的法规可依，也缺乏了细则性的指标体系。再加上在现有的评核模式中，公众不能参与评估，领导及主管人员普遍眼睛向上，即只“对上负责”，而且评核的方法简单，评核结果主要是取决于他们的上级。因此，其评核结果与外界公众的感受往往有一定差别，亦不可能科学地反映实情。最后，在领导层流动性方面，主要领导层长期据位，多个部门的领导及主官人员，十多年来均集体连任，因而有机会导致公共利益个人化。所以，建议加大领导及主官人员的流动性，鼓励精英公仆向上流动，建设培养与输送机制，使有能力、才干、责任感及热诚的公务人员能“晋升”至领导及主官人员。这样，才能有效地排除妨碍女性职业生涯发展之障碍，以打造公平正义的组织文化。
  • 摘要：文章介绍了中国大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演进轨迹，分析了大陆官员财产申报立法趋势，并从政策备选方案类型、政策方案类型的因果关系、政策方案类型信息等方面探讨了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可行性，提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行动建议：在政治文化进化中改进立法理念；在强化信息定量中提高政策公信力；在专业化管理中获得政策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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