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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

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1996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1996-06

主办单位：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会议文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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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和活字版印刷术,世所公认。但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何时?至今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因为雕版印刷是千百位先贤智慧的结晶，是千百年经验的累积,逐渐演迸发展而成的集体创作，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年代突然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需求、技术基础、物质条件相互配合之下，经过长时期演进发展而成的产物。历史上可以找出雕版印书的年代，但雕版印刷术，源远流长，是集体创作，又是民间工匠之事，没有确切的发明人，也没有确切的发明年代，实无必要无中生有，硬生生一刀切出发明年代。只须按照大印刷史观的立场，从各源头忠实铺陈雕版印刷演进的史实，照实论史，便是真正的雕版印刷史。
  • 摘要：印书史不是印刷史，印刷史属科技史。印刷术的孕育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印刷技术原理的初步体现是三千多年前的印章盖印；印刷技术的基本形成则是汉朝的模印砖瓦和丝绸印染；唐代的雕版印书，只是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的实证。印刷品是文化产品，印刷技术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的文化需要,所以印刷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同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息息相关。本文从中国历史上社会文化的重心随着朝代更迭逐渐下降这一现象，说明印刷术的产生、发展到成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使然。
  • 摘要：除从印本纸张、字体、异体字及制字四方面说明韩国发现的陀罗尼经刊于中国而非新罗外，还论述了中国武周时期具有刊刻此经的各种技术前提和印刷环境，因为已保留下来在这以前和同时期有关印刷的记载和印刷品实物，对同时期新罗来说仍是空白，还证明了日本刊百万塔陀罗尼所据底本是从中国传入的武周原刊本，此本在文句、字体、异体字、版框形制及装订方式上与韩国发现本的一致，说明韩国发现本也是武周原刻本。至于当时唐与新罗的密切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必再加叙述。从传到新罗的武周刻本可以看出，中国这一时期的印刷较以前已有较大发展，除《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及《妙法莲华经》外，还可能出版了《大方等大云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乘入楞伽经》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皆以黄麻纸及黄褚纸印之，作卷轴装。除佛经外，当时应有非宗教印刷品行世。我们相信，武周时期的雕版印刷品今后还会在中国重新发现。
  • 摘要：本文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四个问题：(一)关于“印刷术”的概念；(二)关于印刷术起源；(三)关于古代印刷史的分期；(四)关于“大印刷史观”。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在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和《中国印刷史》、钱存训《纸和印刷》和《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张树栋《中国印刷史简编》、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曹之《中国印刷史的起源》等一批著作相继问世。王益、范慕韩、张树栋诸先生为振兴印刷史的研究工作奔走呼号,成绩斐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是,目前印刷史的研究现状与我们所处的地位还不相称,还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本人在此基础上谈了作者的看法。
  • 摘要：明代是我国铜活字出现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无锡华氏、安氏两家是主要代表。《中国版刻图录》已有定论:“现存流传的最古的活字版，要算十五世纪末苏州、无锡、南京一带盛行的铜活字印本，出版量最大的有无锡安家和华家。”但是，华安两家铜活字是如何制成的，却因历史文献记载互相矛盾，而未有定论。对此，作者查阅了部分史料，作了一些研究，初步得出结论:安国铜活字应是铸造而成。至于华氏铜活字，因史料有限，不敢妄加断言。安国铸造铜活字有可能受到了朝鲜的启示，当然关键是有当时我国发达先进的铜冶铸技术，有充足的铜材资源，安家更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技术、原材料、资金三者皆备。
  • 摘要：我国是闻名世界的文明古国。四大发明不仅创造了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明及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在创造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先进的电子排版技术是建立在活字排版基础上的，活字排版是建立在雕版基础上的，而雕版则又是建立在篆刻、印章等技术基础上的。积极开展印刷史教育的普及工作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印刷院校应切实开设好印刷史教育课；印刷专业刊物要办好“印刷史话”栏目；寄希望于中国印刷博物馆。
  • 摘要：印刷术被人们誉为“文明之母”，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布衣毕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为世界文明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究其中华民族文化之渊源，悠久的历史文化，灿烂的古国文明，是代代印刷人以他们的精湛技艺和智慧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今天人们发现毕昇碑，理应围绕这个珍贵的线索作广泛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同心协力，发掘更多的实物资料以填补历史留下的缺憾和空白，也以此告慰为中华民族文化树下丰碑的毕昇等先贤们。本文从历史背景、同名同姓、墓碑年代问题叙述了毕昇墓碑的真实性。
  • 摘要：自从1993年报导英山发现毕昇墓碑，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报刊、电台、电视台多次宣传，认为此毕昇，即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完全是依据孙启康先生《毕异墓碑鉴定及相关间题考证》一文，而予以肯定。作者在《中国印刷》等先后数次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若只凭此碑孤证殊难作为定论。
  • 摘要：毕昇墓地名毕家坳，其西约3公里处，有居民点名毕家铺，此地濒临东河，是古代薪州经罗田、英山进入安徽的交通孔道。是当时设置邮传塘、铺或者释站的所在。由毕家坳往东约3公里处的红花咀村，据英山县地名志记载:曾是毕、李、肖三姓聚居之地。附近还有毕家贩、毕家河等地片名称。在墓地所在的草盘地镇辖区之内，现今虽然找不到一家毕姓民户，但尚保存着一批包括毕昇之孙毕文忠墓在内的宋至明代的毕姓坟墓，说明毕氏宗族曾世居于此。这里在宋时隶属淮南路薪州薪水县直河乡(今属湖北英山县)。因此，可以认为:活字印刷发明者—毕昇是薪州薪水县直河乡毕家铺人氏。
  • 摘要：国子监亦称“国学”、“国子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五代是社会动乱、分裂割据的时期，诸国并立、战火纷飞，国家已没有力量雕刻石经。后唐明宗时，宰相冯道受民间应用印刷方法刻印图书的启发，提出采用雕版印刷来刻印儒家经典。宋代在五代刻书成果的基础上，国子监继续不断雕印儒家经典，并进一步发展到雕版印刷史书、医书、算学、诸子、诗文集和类书等四部群籍。最初用五代遗留的版片，直接刷印，继之重新补刻、新刻。除印经文以外，还遍刻九经的唐人旧疏和宋人新疏。继五代之后，国子监刻书活动进入高潮。明代国子监继续刻书、印书。与宋代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版片来源的复杂。清代延袭明制，继续奉行尊崇儒家思想的宗旨，注意发展教育事业，皇帝时常亲临最高学府执经进讲，宣传孔孟之道。清代中央刻书的主要机构是内府(武英殿)，政府刻书的主体开始转化，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仍然刻书、印书。但主要是依据武英殿书版和明代遗留的版片。
  • 摘要：宋代的刻书出版事业，适应政治的需要和文化的需求，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的发展，逐浙兴盛发达起来。它的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许多刻书机构、单位和个人，官刻私雕同时并举，在全国形成了庞大的出版网，使整个社会的雕板印书事业呈现了空前的繁荣。宋代刻书机构，按其投资、主持和经营的性质，大体可分为官刻、私刻和民间集体刻三大系统。.
  • 摘要：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技术和雕版印书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间为此做出卓越贡献的除浙江、四川、福建外,弥足称道的还有江西。关于宋代的江西刻书,历代书目及地方史志都有记载,不少论述宋代雕版印书的专著也多所涉及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又有清康熙间文行远撰《浔阳蹠醢》一书的典籍部分详细记述了宋代江西九江、庐山地区的刻书、藏书情况。早在唐代江西刻书已具备了一定基础。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其刻书机构趋于完备系统，刻工队伍日益壮大，刊刻内容更为丰富，刻印质量大幅度提高，从而标志江西刻书已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并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在宋代江西刻本中，留存至今的还有一些传世最早的刻本、初刻初印本甚至海内外孤本，就更显难能可贵。宋代的刻书机构主要分为官刻、民刻、私人刻书。宋代江西刻书对我国雕版刻书事业的发展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的确有着重要贡献。
  • 摘要：藏文《大藏经》是用西藏文翻译、除佛教的经、律、论外，还包括天文、诗歌等著作，共收书4569种(德格版)著述的佛教典籍大型丛书历算、工艺、医药、美术、，是西藏文化的重要宝库。藏文《大藏经》从何时始行刊刻，是印刷史中一项研究课题，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印刷史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元代时从未刊刻过藏文《大藏经》，但刊印过单独的藏文佛经、经咒和佛像，已为李谷克率领的德国考察队于本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的考古发掘所证实。明代南、北两京藏文《大藏经》的刊刻，为此后藏族地区刊印佛藏积累经验，培养了人材，提供了范本，此后刻印多在藏族地区进行。
  • 摘要：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早在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为活字印刷术奠定了基础；在宋代，雕版印刷得到普遍发展，大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对继承和发挥我国的学术交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此，打开了印刷业的新篇章。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一1048年)，毕昇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副胶泥活字，比西方人认为的“现代印刷之父”、“神奇的艺术家”德国的谷腾堡早了四百年，从而开辟了我国印刷业的新纪元。元朝大德初年，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多面手科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我国的印刷业。伴随着汉族逐步发展起来的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印刷，对印刷的普及、推广和创新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契丹族、羌族、女真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和满族等兄弟民族与汉族同胞一道，谱写着我中华民族的灿烂的印刷文化，本文分别对其印刷术作了详细叙述。
  • 摘要：元刊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夏文华严”），早在30年代，就有人提出是“活字印本”，并被后来的研究所一再证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我国印刷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夏文华严”在西夏学、佛学、文献学及元代的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它的少数民族文字特点，木活字印本的特点，使它在版本学、印刷史上的研究价值，更是无可估量。主要表现为：第一，它是现知唯一的元代木活字版印本。第二，“河西字大藏经”是用雕版、活字两种方法印制的。第三，木活字不是王祯发明的。
  • 摘要：饾板是很细致复杂的工作，先勾描全画，然后依画的本身，分成几部，称为‘摘套’。一幅图画往往要刻三四十块板子、先后轻重印六七十次。把一朵花或一片叶，要分出颜色的深浅，阴阳向背，看起来好似北宋人的“没骨画法”。然而，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以上说法或可在短板印刷的技术特点及短板与其它套色印刷术的差别方面详加论述。为此作者在张秉伦先生的指导下进行了饾板印刷的的模拟实验，并在实验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就饾板印刷术创立前的套色印刷术、饾板印刷新技术以及短板发明人诸问题进行了研究。
  • 摘要：本世纪一十年代彩色绘石制版技术，首先由日本间接引入，使用期历数十年，同时，彩色照相制版也由英美引入。最初应用于三色铜版，后才转为胶印彩色照相制版的普遍运用，使用期也长达五十余年。电子分色制版在七十年代初先后由北京、上海逐渐推广至全国。目前仍为彩色制版的主流。绘石制版有三种工艺:1.全手工制版，2，半手工制版，3.毛石制版。照相制版是继绘石制版后在我国曾历时最久，工艺繁多，改革不断的制版方式。六十年代中期北京曾引进德国的电子分色机，但它仅能对反转片作原大扫描分色，不符工艺要求，所以未能展开。桌面彩色印刷系统简称DTP，是将版面设计、文字编排、图面创意、组成印版，合为一体。
  • 摘要：19世纪上半叶西方人为解决汉字繁多的矛盾，首创拼合活字，英文为divisible type，或称叠积(接)字、拼形活字，日本人称之为分合活字。采用拼合字来印刷中文书籍，可减少字模，降低成本。其法用中文形声字的偏旁，与原字分开，再加以拼接。如“碗”字以“石”旁与“宛”字拼合，不可分开的字，则仍为单字。作者曾撰文详细讨论了拼合活字的历史，本文根据新近看到的伦敦大英图书馆所藏中文拼合活字样本，对拼合活字的发展做一补充研究，希冀能有助于理解近代铅印术在中国广泛使用的背景、汉字铸字技术及铅字字体的演进。
  • 摘要：按照传统的说法，印刷术就是将文字或图画原稿通过一定的制作方式，特印在纸张或其他载体上，以制出多份内容、形式相同产品的工艺技术，是笔杆子的加强和延长，是一切出版物得以大量传世和广为流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作者曾先后在地图出版社工作过，是半个多世纪我国地图制印工艺技术历史变迁的实际参与者、组织者和历史见证人。本文主要内容就是试图通过重点介绍私营亚新地学社到公私合营，直到现在的中国地图出版社近百年来、我国小比例尺公开出版地图的制印工艺技术历史变迁的过程，寻找我国近代地图制印工艺技术发展的轨迹。
  • 摘要：印刷术作为一种文字和图像的机械复制技术，它借助印版和印墨将图文转移到承印物表面，并通过批量生产印刷品而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积累。就这一最基本的原理和功能而言，近代印刷术和古代印刷术是一脉相承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实现方式和手段的差异。而这正是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结果。本文简要论述近代印刷术的主要特征、形成时间，指出19世纪至20世纪初近代印刷术传入我国的百余年，正值其自身的形成期，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它的传入。了解这一情况，将有助于中国印刷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以前，香港的印刷业规模比不上国内的大都市，除教会及外人开办的印刷厂较具规模，华人印刷厂多是家庭式手工业。在今天不能从文献上获得早期印刷业的发展资料，但战后五十年代至今的印刷事业发展也足堪谈助。六十年代一些英国大出版社如朗文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相继在港设办事处，开始在香港印制教科书及字典，最后反销往欧美各国。亚洲印刷大国的日本亦发觉香港的优点，两大印刷巨人—“大日本印刷”和“凸版印刷”相继在港设厂，引进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并积极拓展外销，这两家日资印刷厂首先引进高速轮转商业印刷机。多年来香港在亚洲印刷业界一直有领先的地位，而建立的客户网络是宝贵资产，香港厂商的效率和服务态度是成功要素。
  • 摘要：中国是孔版、雕版和活字版的发明者，中国的这些发明，通过不同的媒介和路线传到西方。雕版和活字版西传的主要媒介是传教士，而蒙古军的西征，则为这种传播提供了通道。织物印花技术的西传，则完全和丝绸之路及商业交往密切相关的。这和纸张的西传是相同的，它们开始都是作为一种商品而传到西方的。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西传。一是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者和最早使用者；二是中国印刷术向西方传播的媒介；三是中国印刷术向西方传播的路线。
  • 摘要：印刷术最早孕育于中国文化，固有许多条件作基础，但其重要因素是：中华民族最早具备了使“印刷术”得以脱颖而出所必须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及社会文化条件，从而使得中国首先发明印刷术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及向国外的广泛传播是中华民族先贤的卓越功勋、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值得引以自豪。但是,在历史长河的竞争中,我们落后了。大印刷观作为一种观念，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大印刷观的意义在于印刷无界限，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可以扩展到它可以扩展的一切领域。在大印刷史观指导下，印刷史研究将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走上新的台阶。
  • 摘要：在孔版印刷中，最古老的印刷方式是型版(镂版)印刷。型版自古以来多用于织物印花和墙壁印画，近代在少数物品上也有应用，如包装箱体上印字，但型版用于织物印花，始终为其发展中的主流。直至型版发展演变到现代的丝网印刷之后，它的适用范围才逐渐扩展开来，如今已被应用于各种材质制品的表面印刷，几乎无所不印。作为第四大印刷方式的孔版印刷，它也有自己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对上述各种发现的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是孔版印刷的发源之国。可以说:型版印刷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盛行于秦汉之间，高度发展于隋唐时代。再次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最早的文明古国。
  • 摘要：地图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实际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由于农业的发展，需要丈量土地和兴建水利工程，行政管理，通商贸易及邻国之间的战争，都促进了地图的发展。故地图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代，几乎和世界最早的文化历史同样悠久。但上古代的地图的含义，绝非现今地图的定义，它近似于绘画。因此，从地图的发展来看，它经历了原始地图、古典地图和实测地图三个阶段。本文从历史阶段角度叙述了地图的演变。
  • 摘要：文字是印刷术复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的诞生、发展和规范，以及由于信息传播的需要所导致的手工雕刻技术的发展，又直接促成了发明印刷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以及技术条件的成熟和完善。因此，文字的产生、发展和规范，以及以文字的雕刻为主要内容的手工雕刻技术的成熟和完善，是印刷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方面，本文对此作初步探析。
  • 摘要：印刷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印刷这一工艺技术的发明，有它的前提和轨迹。前提是:①笔、墨、织物、纸张及刻印工具等物质条件之具备；②图案、文字的雕刻技术和复制技术(从盖印、漏印、模印、拓印到刷印)之成熟；③社会对印刷技术之需求。沿着它的前提条件的产生、发展到成熟之路，可以勾划出印刷术发明的规律和轨迹。客观上，这些前提条件具备之日，预示着印刷术处在即将诞生之时。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普遍关注。近百年来，有不少研究中国印刷史的专著面世。这些专著，一般均从印刷术的发明谈起，对印刷术的源头，则很少有人间津。本文试图对印刷术从萌芽，到雏形，直到发明、完善的全过程，作初步探析。
  • 摘要：1981年9月日本汲右书院出版了《中国活字版印刷法》一书。全书的第一部分是全文影印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第二部分是《程式》全文翻译为日文。第三部分是有关武英殿聚珍版出版的书目。第四部分收集了有关鉴别武英殿本书方法的文章。通过《程式》研究，进一步确认《程式》在印刷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实际上是在总结中国印刷术发明以来的成功经验，将此经验运用于印刷工场的建场方案设计施工以及工场组织技术质量管理，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排印了大量书籍，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为可贵的是当时的创建者金简等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地记录了建场源起、方案比较、施工过程、管理办法等项内容形成了《程式》的刊印。对十八世纪的中国印刷史和世界印刷史留下了可贵的记录。
  • 摘要：金朝纸币与南宋纸币，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一个流通在淮河以北，一个流通在淮河以南。同为我国早期古钞，都是在继承北宋纸币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93年12月，在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时，作者曾写过一篇小文-《宋代纸币及其现存印版》，对宋代纸币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的形制和流通情况作过简要介绍，对其现存三块印版作了初步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对金朝纸币再作些粗浅的研究，以求对宋金时期的我国早期古钞的概貌，有较为完整的印象，从而更有利于中国印钞史和印刷史的研究。
  • 摘要：印刷术在官府、民间的运用，使唐诗得以流传广、收集易、珍藏便，推动了唐诗的传播交流和繁荣，也便于唐诗的留存后世。现存唐诗有近五万首，诗人数千，真是争奇斗艳，明珠竟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阶段。很能反映印刷术与唐诗关系的是，被人称为“元白”的唐代诗人元镇，在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为其好友白居易的诗集《长庆集》所作的序，文中写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记述了民间刊刻、印刷白居易的诗集，在街上叫卖，以及用来换取酒茗吃的人到处都是的盛况。由于印刷术的作用更多地推广了白居易诗的流传。
  • 摘要：活字发明家毕昇的籍贯及其发明活字印刷的地点，因发明活字印刷的意义重大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由于有关毕昇生平、业绩的史料极为匾乏，或者说，有关毕昇的情况除北宋沈括著《梦溪笔谈》中的那段记载之外，别无痕迹可寻，致使关于毕昇籍贯及其发明活字印刷地点的研究和论述，皆处在猜测之中，均无实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毕昇籍贯及其发明活字印刷地点的研究已经陷入绝境。从以往的研究和沈括著《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中，完全可以理出一丝线索，尤其是可以结合近年来湖北英山发现的毕昇碑及其相关文物，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符合逻辑的推理功夫，进而得出更合于客观实际、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结论。
  • 摘要：从“毕卅八”墓发掘可见草盘地一带在宋代是毕氏聚居地，门庭兴旺。出土地与“毕昇碑”发现地近在咫尺，当属毕氏墓地。这一切将为毕昇碑深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可预见随着工作深入还可望有新的更重要的发现。
  • 33.补记
    摘要：1995年12月26日-28日，在湖北英山县联合召开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初步认定英山的毕昇墓是北宋活字印刷发明家毕昇之墓”，“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所举最重要的新理由为“雕字双行是宋刊”的诗句。今案宋刊字体多种多样，有颜体、柳体、欧体、苏体、瘦金体，又有作者手书，如宋岳坷《玉褚诗稿》、杨次山《历代故事》等。今观此碑似近于手写体，今据《中国文物报》1991年7月4日图片，毕昇阳形浮起末二笔似近昂字，而《科技日报》1993年8月1日图片“考”“毕”二字已经挖补，昇字末笔多一、，上文所引宋刻工二十五人名昇中，未有作昇的，则多此一、的昇字是否“宋刊”仍可存疑。总之，此碑的年代问题，毕昇的籍贯等问题，以及毕昇是否原名毕昇，仍有不少可待商榷处。
  • 摘要：自宋以降，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日臻成熟,随着作为文化使者的书籍从中国不断旅行到周边各国,印刷技术也在各国普遍使用开来。不必说朝鲜和日本，那里的雕版及活字印刷技术之精湛、老道,是早有口碑了；单是东南亚的琉球、越南、菲律宾一带，一向认为是文化不特发达之地区,也有保存至今的当地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今存有三部越南刻本。其一是《传奇漫录》四卷。其二是《御题名胜图绘诗集》十四卷。其三是《新镌海上医宗心领全峡》六十四卷首一卷，该书残，北图存五十三卷。这些越南刻本的书籍是越中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同时对中国雕版印刷术在东南亚的传播、影响做一地区性的分析。
  • 摘要：扬州是一座有着24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它的诞生之日至今天，可以寻见到扬州雕版印刷事业所放出的光辉。根据唐宋以来诸家文献以及近人叶德辉、孙毓修等的论证，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是无可置疑的，而刻印技术到了咸通年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扬州的唐代雕版印刷物虽然至今没有发现，但扬州的雕版印刷事业发韧于唐代中期，却有可靠的文字记载。从文献记载看，扬州雕版印刷事业在宋元时期获得发展，明代则是扬州雕版印刷事业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的兴盛，同样在私家刻书得到充分体现。清代扬州也是书坊集中地区。这些书坊专事为人刻书，使学者们的著作往往得以及时问世。清末，扬州的雕版印刷渐趋衰微，至民国时，已跌落到最低点。走向衰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咸同年间的战乱，盐业经济的凋敝，扬州学派的凋零等都是重要的原因。
  • 摘要：我国是发明印刷术的故乡，这一重大发明曾推动了全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任何一本叙述印刷历史的书籍都要从我国古代写起，至今珍藏于国内外的古代雕版印刷品都是我国历代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奇怪的是曾与我国雕版印刷业极盛的北宋并存、对峙的辽朝竟无片纸只字流传于世!有关辽代刻书情况的记载也寥寥无几，各家书目亦不见著录，近千年来这竟成了印刷史上的一个缺环。这一现象曾令不少学者探索、推测，但终因无实物为证而一直是空白。到目前为止大批辽代雕版印刷品的发现，集中在三座辽塔之内，他们是: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迎塔(俗称应县木塔)、河北丰润天宫寺塔、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辽代庆州释迎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本文针对以上三个地方的雕版印刷品分别作了详细介绍。
  • 摘要：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极盛时期，西夏在宋文化的影响下，雕版印刷从无到有，迅速地繁荣起来。但汉文史籍中对此几乎无一字记载。因此，我国出版的众多出版史、印刷史、书籍史专著中，对西夏王朝的出版事业很少提及，远落后于对西夏文文献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本文就想以近年公布和新出土的西夏文物材料，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西夏在我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以期引起大家的兴趣和重视：现存西夏雕版印刷品实物的数量；西夏出版物的内容及雕版印刷技术；西夏雕版印刷的机构和规模。
  • 摘要：雕刻凹印技术独具版纹纤细、经千万次印刷而毫厘不爽，墨色坚实、显示三维效果，并具有不可模仿性。尽管其工艺技术难度高，印制周期长，印制成本费用高等因素存在，但仍未动摇货币生产行业对它的青睐。雕刻凹印原版制作工艺，可分为手工雕刻和机器雕刻(或电子雕刻)两种方法，手刻与机刻(电刻)配合使用，各具特色。雕刻凹印技术的进步，更显示了该项工艺技术的无比优势。由此使银行钞票的内在质量和外观面貌焕然一新，劳动条件明显改善，钞票印刷成本大幅度下降。得益于其硕果的是货币印制行业和它主管的国家银行。
  • 摘要：吕抚泥版印书工艺,首创迄今鲜为人知的泥版印书法。且工艺方法记述详细，为古文献中记述工艺技术较为详细、少有的文献资料，弥足珍贵。作者曾撰拙文《清吕抚活字泥版印书工艺》,并在文中对其工艺试作探析，故引起学术界有关人士关注，肯定之余，亦有异议，认为吕抚的制字制版方法仍属泥活字印书法。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本文重点对其工艺中胶泥的制作、泥字母的制作以及制作泥版等主要工序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再作分析，并与泥活字印书工艺试作比较。
  • 摘要：《中国语文字典》是在中国本土出版的最早一部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多卷本著作，分别于1815至1823年间出版。本文讨论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世界上最早一批汉文铅活字是怎样制备的和中国人在这项创造性工作中的作用。二是最早一部机器印刷的中文书的出版。
  • 摘要：近代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之始，洋人垄断印刷工业，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申报馆、点石斋等横行一时，骄矜地以新的技术炫耀于中国人。然而，1881年同文书局的成立，宣告了垄断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本文仅以同文书局的创立为起点，上海作为全国印刷中心的形成为依托，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全国印刷行业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为典型事例，论述我国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和发展。
  • 摘要：清末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印刷技术，不仅仅带来了中国图书印刷的技术变革，同时也对中国的图书装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图书印刷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所谓新、旧，并不是仅指传统技术与近代技术的交替使用，同时也指开本、版式、装订形式、版权页等正向近现代方向过渡。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印刷技术并没有立即带来中国图书装帧的巨大变化，其原因是复杂的。作者认为至少还有下列原因:(1)中国人方面的文化原因。盲目自尊的清朝子民不可能主动吸收西方的图书装帧艺术。(2)社会原因。西方近代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正是清代中国从衰落到崩溃的过程。（3)心理因素。两面印刷、洋装、版权页的变化均是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的，这中间固然有戊戌变法后向日本学习西学的社会原因。(4)材料和技术上的原因。早期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由于受到纸张和油墨等的限制，不可能立即采用西方的装帧方式。
  • 摘要：引进近代印刷技术，商务印书馆并非“元老”，但在众多“第”榜上常有商务印书馆的名字。在商务印书馆成立以前，作为民族资本，引进石印设备，大规模运作的有同文书局这样规模的石印厂。铅印有图书集成局这样能制备铜模的工厂。但是都不能维持下去，始终停留在原有设备和能力规模。商务印书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对近代印刷所作的贡献，大致有3个方面:1.用现在话说叫引进设备和技术，2.推广印刷，3.了解国外、自己创新。
  • 摘要：铁路印刷事业的建立是伴随修筑中国铁路开始的。修筑铁路需要大量文件、图纸、火车票及列车运营报单，这些印件都要有印刷单位承印，因而诞生了铁路印刷部门和印刷企业。铁路印刷企业的基础最先是分布在东北和沿海一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特别是1980年国家制订了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铁路运输进入飞跃发展时期，铁路印刷企业也进行了技术改造，迈进现代化印刷行列。本文主要介绍了初建时期的铁路印刷厂；解放后全国铁路印刷基地的形成和发展。
  • 摘要：印刷是工艺技术。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和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轨迹。所谓大印刷，是针对把印刷理解为印书和印报的似已成为习惯的狭窄概念，把印刷工艺和印刷工业从这一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扩大印刷工艺技术应用的领域，建设起印刷工业的坚实基础，从而增强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效果。“大印刷史观”是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李兴才和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张树栋提出和倡导的。本文从三位先辈的理论着手认为大印刷史观是印刷术和印刷业以及印刷历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
  • 摘要：中国古代的公文印刷，自北宋时即已产生，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同时，由于公文印刷品的特殊性，使其保留了早期露布形式的痕迹，同时历经元、明、清三代，公文印刷几乎包括了政府行政的各个领域，加之政府公文多有各地自行印造，使其保存了大量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不同时期且有明确纪年与明确产地的实物资料，这对于中国古代造纸印刷的区域性研究，将具有很大价值。如果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搜集与整理，将对中国古代的印刷史、公文制度史的研究，起到开拓新领域的作用。
  • 摘要：契约是随着社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内容上不断完善、形式上不断改进的。地契这一品种在清代是从前中期内容上逐步完善，在形式上开始使用正式印刷品的。在清代中后期经济活动增加了我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情况的反映，农民破产者日多，土地集中程度加快、地契使用频繁，内容进一步完备，而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地契也开始以近代铅石印技术方法进行印刷。由此可以从这一张张不引人注意的历史资料中，看到了印刷与经济生活中的商品交易中一纸地契之间的关系。
  • 摘要：中国印刷术是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之统称。中国印刷术经历了四个辉煌时期：隋末唐初雕版刷印之首创；北宋毕昇活字印刷之发明；明代“饭版”“拱花”雕印之繁盛；清代武英殿聚珍版活字印本之顶峰。雕版印刷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发育到某种程度，必定要在世界某个最具发明条件的地区率先问世的历史产物。纵观中外印刷发展史的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雕版刷印术与活字印刷术及尔后出现的各种印刷术，均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发明于何时何地，首先与其时其地的社会环境相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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