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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

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成都
  • 出版时间： 2014-09-19

主办单位：中国地理学会

会议文集：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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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由于含咸阳在内的大西安地区，是周秦汉唐时期的都城所在，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资料均较为丰富，因此对西安附近渭河的变迁研究，在相对充足的资料支撑下，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2012年以来，在西安北郊逐步发现了一系列渭河古桥，而随着相关遗址的发现，使可以通过明确了位置与时代的古代渭河桥，来获得各时代的渭河所在。现有渭河变迁研究中，对渭河变迁图的绘制也并不相同。迄今为止，除黄盛璋、钟凤年、杜甫亭、甘枝茂等少数学者，及陕西省渭河治理规划队《渭河中游河道变迁图》、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渭河研究组《沣河口一灞河口渭河河道平面变迁图》、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长安附近》分图、史念海先生《西安历史地图集》，能或绘某一时期，或绘不同时期渭河位置外，大部分研究——即使是近年来的硕士论文等专题研究成果，往往都未能如前述学者一样，绘制出即使是较精确的渭河变迁图。不仅“左图右史”深入了解作者意见的希望落空，且相关研究很难据此深入。所以，在充分收集文献资料基础上，寻找考古及其他资料，特别是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不同时期渭桥的所在，并收集精确测绘资料，通过不同时期测绘资料进行“地形图套绘”，或许可成为西安段渭河变迁研究突破的关键。
  • 摘要：秦人、秦国、秦王朝之得名,皆因周孝王分封秦先族之旁支非子一系于"秦"地而来,时为西周中期.关于其具体位置,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或言在今甘肃清水县东之秦亭,或日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某地,至今未有定论.本文拟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传世文献并结合相关考古调查材料,就"秦"邑地望加以分析、讨论。西周中期周孝王所封非子之“秦”邑，当在《水经注》记载的古秦水上游、两汉陇县境内的秦川、秦亭，即今后川河上游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驻地张家川镇以东或附近地带(参见图1)，郦道元的描述比较清楚、具体，所言山川形势与今大体无异，应该可信。唐初以降，部分文献认为非子所封的秦邑、秦亭在当时的清水县境，但并未指实具体位置；清代学者则进一步说明当时清水县东三十里的白河镇有秦亭，为非子的始封地，即今清水县东的白沙镇一带。然该说出现较晚，缺乏较早的证据，值得怀疑。至于这两种说法的出现，当与历史时期(尤其是两汉至北朝)陇县(或陇城县)与清水县的建置与省并相关，以至引起一系列的混淆和争论，这是我们应该明辨的。秦邑地望的明晰，对于正确认识西周时期秦人与周王室的关系具有一定作用，同时对学术界深入探索秦人、秦国以及秦王朝的兴起、发展及其地理变化亦当有所助益。
  • 摘要：历史地理学界目前在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发展的学术史的论述中,多被称作"禹贡学派".这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仅称"禹贡学派"对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影响而不及其他,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这其中,学界对与"禹贡学派"同时(甚至产生更早且持续时间更长)存在于南方(南京、杭州)的另一支一脉相承且影响甚大的学术力量(即1923-1936年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南高史地学派",以及1936-1949年间的浙江大学的"史地学系"诸学者)多少有些忽视.笔者认为,如果说存在一个历史地理学的"禹贡学派",则同样,也存在一个历史地理学的"史地学派".因该派的学会、刊物和大学的系科建制均以"史地"为名,且强调"史地合一""自然与人文并重"和"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的研究宗旨,故笔者称之为"史地学派"."史地学派"当以柳诒徵、竺可桢为先导,张其昀创始并为核心.
  • 摘要：中国的插花地研究十分薄弱,不仅没有一本专著问世,相关论文也屈指可数.本文在简要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插花地研究概况基础上,提出插花地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插花地的基本内涵问题,二是犬牙之地的判定问题,三是插花地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四是"时空结合"问题,五是研究思路问题,六是研究方法问题.
  • 摘要：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一的史念海先生，为求得真知灼见，也积极践履野外考察。史念海先生原是秉承乾嘉学派治学方式，以考据见长，进行野外考察起步较晚，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因机缘使他参加了当时陕西省军区组织的兵要地理研究，历经数年，在黄河中下游以至淮河下游与江南太湖流域进行了颇为广泛深入的考察，由此也让他从亲身接触到的大量现场实物资料中，破解了许多在文献中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也纠正了一些文献中错讹阙漏的史料，使他对诸如某些古战场的具体所在、古城址与古关隘的位置、古泽薮范围、古代水利工程的作用、古代沙漠的演变、古代河流河道的变化及其对流经城镇废毁的影响、古代森林分布变化、古代农田与土壤的变化、古代行军路线与运河的走向、长城遗迹的探寻等都获得了真切的了解。他因此大得其益，深深钟情于兹。因此他在论文集《河山集》二集上所写的长篇《自序》中，在陈述了该集的几篇论文和初集有些不同，即“初集主要利用历史文献，二集则兼结合野外考察的成果”之后，强调指出：“以前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历史文献不可能没有讹误和疏漏，这就要作一番考证。可是考证也并非都能解决问题，如果能够到当地进行考察，问题有可能会迎刃而解。”为充分证明他的上述论述的正确性，他接着一口气举出他亲身经历的23个例证，剖析深透，气势雄劲，极具说服力与示范性。而且之后史念海先生一直乐此不疲，并带动他的学生与晚辈后学以他为榜样，在治学中求真求实，在需要时自觉进行实地考察。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曾多次著文盛赞史先生这种“河山之恋”的浓郁情结。当前，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自上世纪30年代前期萌生以来，已走过近80个年头。其间经历八年抗日战争与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几陷中断；后于改革开放时期又发新枝，始茁壮成长起来。综观其发展历程，正如本文所述，可以鲜明地看到，在促进其不断发展的多种因素中，几位学科开创者在传承创新我国数千年来舆地之学的优秀学术传统，并认真发挥传帮带作用，对他们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以至现在正成长起来的第四代学人的示范引领作用，也起了重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所以可以预期，在这一良好的学术风范的带动下，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必将在今后我国大力发展学术科技事业，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大潮激荡下，取得更大的进展，发挥更大的“有用于世”的作用。
  • 摘要：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一门学科，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在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变革的过程中，很多学人在各自认识和研究的实践中，结合时代风势的发展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史念海先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史念海先生1933年秋季开始比较系统的接触“沿革地理”这门课①，后来加入“禹贡学会”，与这门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67年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历程中，他不但见证了这门学科的形成和演变，而且以其研究实践推动了这门学科的现代转变。
  • 摘要：本文以嘉陵江中游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嘉陵江南充段传统聚落的旅游资源和总体开发现状,认为旅游开发的瓶颈在于城市主题文化的长期缺位,发掘其独特性,有重点、有先后、有层次地打造主体文化是南充发展旅游业,提高城市知名度的重要途径.在实际开发中,旅游发展对区域文化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弱化和文化失忆的现象.旅游开发对区域文化保护达成正效应的良性循环必须建立文化失忆的预警机制,通过专业团队的调查评估,政府部门的立法监管以及市民参与的建言献策和监督检举,做好文化失忆的防范和应对工作.
  • 摘要：西部开发是国家战略目标,探讨历史时期西部开发进程及其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水经注》是以河川为纲目的地理书,所记两千多条河流的信息及其构筑的水系框架都涉及了西部地区早期开发治理,本文有关论述依托此书展开，具体研究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古益州地区的开发治理和古宁州地区的开发治理。
  •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佛教历史地理的研究开始复苏,专门论述佛教历史地理的论文与论著在近些年不断产生,而且部分著作在佛教历史地理的名目下展开相对独立的研究,但从理论高度进行概括与系统总结的不多.本文拟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时限、学科体系、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一探索.
  • 摘要：纳西象形文是图画文字,是迄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象形文是对东巴文、哥巴文、玛丽玛萨文和阮可文的统称.纳西象形文字的产生时间不晚于11世纪,产生的地理环境与纳西先民的迁徙路线有密切关系,与纳西语的方言区呈对应关系.哥巴文是在东巴文基础上,与外来文化接触的条件下产生的,带有汉文和藏文书写的特点.
  • 摘要：《禹贡》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理文献之一.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禹贡》进行研究,但至今未能形成定论.作者整理和归纳了从古至今学者关于"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句存在的争议,对该句甸读问题进行探讨.《禹贡》"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断句应该作"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而非"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其中"既载"二字,应当做"已事"解,即已经治理完成之意.冀州"不言疆界"的原因,可能是文字脱漏或北部边界未定而难以言明之缘由.
  • 摘要：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由于非汉民族因素的强力介入中原地区,由于制度设计造成的尾大不掉、干弱枝强①,导致这280余年间,政权兴替之频繁、疆域变动之复杂、政区建置之特殊,既远胜此前之分裂的三国时代,也胜过此后之分裂的五代十国时代.作为"五胡"入主中原、汉族退守南方、南北对峙为主、间以东西对峙与三方甚至多方并立的典型、代表时代,此期相关政治地理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多民族的中国的历史,颇具学术意义.唯此题牵涉甚广,头绪繁多,兹先就当时之基本疆域范围与各个政权的疆域变动稍做说明与分析,再以侨州郡县为例,讨论疆域变动如何影响了这类特殊政区的建置以及表现于其中的正统观念.rn 本文的研究思路，首先，既从正式政区(州郡县)的设置判断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基本疆域范围，又从各朝攻伐攘夺的事迹中明了各个政权疆域变动的特点；其次，考虑到其时政区制度的特殊与政区建置的复杂，比如侨州郡县不同于一般政区，它反映的是疆域的丧失而非拥有，又其时战事极多，疆域也因此广狭无常，所以本文为求明晰，选择若干重要年份，表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之总体的基本疆域四至范围，再从各个政权的对峙或并立情况，叙说与分析其间接壤地带的疆界大体情形；再次，本文引入正统观念以讨论疆域变动与政区建置，目的在于为历史政治地理领域中的疆域与政区问题，提供一条新的理解路径。
  • 摘要：唐朝统一岭南地区的时间,新、旧《唐书·地理志》等的记载皆有问题,将"平萧铣"与在岭南"置某州"简单地看作同一年的事情,显然忽略了军事、政治过程的复杂性,二者现实中的时间差应该重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具体到唐初岭南某府某州的置废,以及府与州之间的领属关系,则更需逐一作细微的考述,并需联系彼时岭南乃至全国的形势,才能看得真切.
  • 摘要：樊绰所撰《蛮书》,为唐人著述云南史地专著仅存于世者,亦为探究南诏古史最为重要的典籍,历来为治云南古史的学者所重视.文章主要基于方国瑜等前辈学者对《蛮书》所据资料来源的观点,依据现有的三注本《蛮书》,从空间和地理的视角,对樊绰在《蛮书》各卷中所采用的空间论述方式进行详细分析,并将其归纳为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再向南、由中心向四方延伸和无明显空间论述方式四类.归类的同时,文章还对出现这几类特殊的空间论述方式的可能原因做出尝试性的探讨与分析.
  • 摘要：宋代成都城内被称作"西园"的公署园林实有两座.一座是府署西园,一座是转运司园,二者在以往的园林史研究中混淆不清.园内建构物西楼及其重建的记载是区分两座园林的重要证据.府署西园与运司西园性质相似,但在园林布局和景观风貌上却呈现出各自独具一格的特点.
  • 摘要：丝绸之路是指在中国古代把织成的丝织品运往地中海沿岸诸国的、横跨欧亚的古代贸易之路,后被泛指古代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贸易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始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经过蒙古高原向西至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再向西进入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欧洲多瑙河流域,这条路线横贯欧亚草原,大致方位在北纬50度附近.内蒙古地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南部核心区,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始终发挥着黄金通道的作用,尤其是在辽金元时代更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也是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期,在沟通中西陆路交通、促进民族融合、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内蒙古作为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在今天中国和中亚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占有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
  • 摘要：城市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尤其是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历史地理学研究应对古代城市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投入更多精力,为当代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金元时期,在路府治所城市建置的录事司,是与附廓县平行的隶属于路府的行政建制.元代在建置四川行省的同时,建置了路府州县和录事司.四川行省所属录事司在《元史·地理志》中前后有8处被记载.在近代和当代学者的学术著作中也有提及.
  • 摘要：府江流域是明代广西境内社会动乱较为剧烈的地区之一,在明代,以瑶民起义为主体的各种民变持续不断,明朝政府对该地区的管控措施也随之不断进行调整,一方面先后设置永安州和昭平县,将原属桂林府的荔浦、修仁二县改隶平乐府,力图以流官统一府江流域事权.与此同时,明朝政府鉴于府江流域少数民族众多、叛乱不断的现实,对府江流域实行"以夷制夷"策略,广泛设立土巡检,以土兵实行屯守,凸显了明朝政府在府江流域治理中的困窘.
  • 摘要：明清广州府土地利用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其驱动力包括多个方面.相对寒冷的气候降低了耕地利用效率,并促进林地的开发.人口增长压力之下,聚落的数量和规模有所扩大,山区的耕地和沙田得到开发,提高了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对外贸易和商品经济推动广州城外街区扩张,并促进耕地由稻田向桑基鱼塘转变,经济作物面积扩大.技术因素为土地利用提供保障,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民族关系冲突使城镇和农业用地经历了由破坏至巩固和发展的过程,民族交往影响山区土地利用方式,促进山区的土地开发.
  • 摘要：滇池与以昆明"六河"为代表的出入滇池河流一起构成了滇池水系,是滇池区域人们用水的主要来源.元代以来,滇池流域人口剧增,农业垦殖加速,为了防治水患和灌溉农田,人们在主要入滇河流上兴建了大量的堤、坝、闸、涵洞、沟、渠等水利设施和水利工程.本文通过考证清代昆明"六河"的水利设施的兴建及其位置,叙述人们对滇池水系认知的深化,认为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在基本保证农田灌溉的同时,以人工河道替代自然河道,改变自然流向,增加了河网密度,促进了滇池水系的演变.
  • 摘要：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传播既有限制又有发展,除了乾隆自身对黄教的崇奉和幼年经历所致,还有更深的政治考量.历代的宗教政策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藏传佛教的普及有利于清廷对蒙藏地区的统治.
  • 摘要：本文在现有研究史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GIS引入到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中来，结合宣统普查《地理调查表》等原始档案，以1776-1953年问的中国西北地区人口为例，对清以来近两百年间的区域人口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希望能在检验《中国人口史》现有成果的同时，给出研究长时段区域人口史的不同方法，为GIS在中国人口史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 摘要：在钟登甲所有著述中，《蜀景汇览》和《蜀景汇考》是两部重要的地理著作。直到目前，人们对这两部地理著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下面仅就钟登甲《蜀景汇览》《蜀景汇考》在四川景观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价值作一浅述。《蜀景汇览》以汇集历代四川景物诗赋为主，并按照一定体例进行编纂，而《蜀景汇考》则重在对每一景物进行撰述和考证。从两书记载的内容来看，《蜀景汇览》与《蜀景汇考》绝大部分内容不尽相同，但也有少部分条目内容基本相同。
  • 摘要：行政区划,形成中国行政城镇等级体系,是影响中国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当经济因素成为中国城镇变迁的主要因素时,在西北边疆地区,行政区划依然起主要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城镇数量从杨增新统治初期的39个增至民国后期的81个,总数翻了一番多.究其原因在于民国时期新疆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特别是县级行政数量的剧增,涌现出一大批县级城镇.说明民国时期传统的城镇发展模式——行政变迁依然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
  • 摘要：成都作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川成都府图》(附廓成都县、华阳县)列于各图之首。该图作为现存成都最早的彩绘地图，也是成都府华阳县最早的地图，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清初成都华阳县城市规划、官府衙署、钱局贡院、省城书院、寺观祠庙、溪河桥梁、池塘堤堰、名胜古迹、铺塘驿站等分布情况，对于复原历史时期成都华阳县自然和人文景观及其空间分布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对当今天府新区历史文脉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摘要：晚清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态,影响及于民国政治.缘于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及地域诸多因素,传统的中央集权被逐渐分解,发展成为有研究者所言的"内外皆轻"的形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军事权势的转移成为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重要变量,古代中国政局失序形态下出现的政治区域化景象再次在晚清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
  • 摘要：《新疆全省舆地图》是清朝末期全面反映新疆省及省辖各县地理状况最重要的一部地图集.本图集是《新疆图志》舆图部分的汇编.该图集具体编绘者是新疆候补知县孙逢辰、新疆叶城县典史赵应征等人.图的版本有汉口彩绘本、东方学会本、马大正等人主编的《新疆乡土志稿》一书影印本、《清代地图集汇编》影印本.同时,与《新疆全省舆地图》同源,还存有另一套《新疆道里邮电盐实全图》系统.
  •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推行的全国行政区域整理计划各省进度不一，并因抗战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最终不了了之。但是行政区域边界不清所带来的行政管理上的问题一直存在，这种情况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区域整理工作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形成了相关的法律、法令以及处理边界问题的一套程序。对比新中国制定的勘界法令以及处理边界争议的程序，都很明显地看出其中的继承性。民国时期的浙江省，在1927—1937年这10年中进行了大量的县级政区勘界工作，积攒了很多与勘界相关的资料，也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勘界中，据统计，截至1996年，浙江省内县级行政区域界线共199条，县界总长度10700公里，存在争议1026处(不含海域)，争议长度1555公里。然而从1996年4月成立省勘界工作领导小组开始，至1998年底，短短两年时间，全省199条县界中只剩25条未贯通，未贯通长度99．8公里，只占全省县界总长度的1．5％。相比较其他省份，浙江省的勘界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应该说这与国民政府时期浙江省的行政区域整理工作执行最为深入全面是有一定关联的。在肯定新中国全面勘界成绩的同时，也不能无视或者忽视国民政府的勘界成绩。
  • 摘要：根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分割、地形破碎但河流发育等特点,指出珠江水系交通是区域开发的主要方式,其制约着沿线城市的商业贸易兴衰.其中秦汉以西江航道为主,开辟北通四川,南抵缅甸,东通番禺(广州),沟通西南内部的交通网络.唐宋时期,经过交通整治,形成以南宁为枢纽,辐射西北、西部和东南的放射状的交通格局,珠江水系南北和东西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力地支持了流域经济的发展.元代建立站赤制,形成以昆明为枢纽的驿站网络.明清经过对西江水运整治,东西向商品流动居主导地位,珠三角经济发育成熟,昆明、贵阳和不少府州治所成为各级商业中心,圩镇也大量出现,有力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商业振兴,使各省区的空间关系进一步加强,密切了区域合作.
  • 摘要：《史记》载孔子"序书传",《尚书》作为中国早期的地理文献,具有重要地位.因经今古文之争,对《尚书》的认识和解说历朝历代均有所不同,这也表现在被奉为"中国地理学之祖"的《尚书·禹贡》篇.通过对历代《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溶川,任土作贡"注释的梳理,此句的含义因《禹贡》著作年代确定于战国时代的前提而变得可以确定.同时,此序非孔子所作,应是与"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二者中有一句为《尚书》流传过程中所窜入.
  • 摘要：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于1922年,最初是一个以传教士为主体、以宣传基督教为目的的学术团体.它通过对华西①地区的自然地理、宗教信仰与社会习俗的研究来实现宣传基督教的目的,同时还通过出借设备、举行讲座、召开会议、发表文章、出版刊物等方法来促进研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为其出版刊物,该刊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华西进行考察活动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杂志总共出版十六卷,刊载文章三百多篇,研究的内容涉及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等十几门学科,其中不乏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研究华西历史地理十分重要且弥足珍贵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摘要：边疆治理尤其是边疆安全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大国角力的重要场所,更是中国在新时期"稳定中亚、连通西亚、面对南亚、走向欧洲"的战略前沿要冲.由于西北边疆尤其是新疆地区的独特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五代领导集体均对此高度关注,并审时度势地把西北边疆问题统筹纳入到国家安全视野予以深思熟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分别形成独具特色的西北边疆安全治理思想.总体来看,其思想脉络历经屯垦戍边与西北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观的统领与西北边疆维稳、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西北边疆安全治理三个阶段.这些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对有效维护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为中国构建和谐边疆与实现和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保障.
  • 摘要：蜀道是体现我国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且具有丰富价值的大型交通遗存.蜀道上众多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的遗存与文化景观,构成了规模大、时间长、内涵丰富且独具特色的蜀道文化,其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政治、军事、交通、民族交往、经济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 摘要：侯仁之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代大师,建树累累.在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以北京为主体的城市历史地理、西北沙漠历史地理、历史地图、中国地理学史、历史地理科普、历史地理教育和人才培养、国际学术交流、引入申遗,以及领导中国地理学前进等方面多有开拓性贡献,具有国际性影响,彪炳于中国地理学史册.
  • 摘要：《禹贡》的研究,从古至今,名家累累.在近代,史念海、陈桥驿、陈朝爵在《禹贡》研究领域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笔者在此试图对三位大家的《禹贡》学成就进行浅陋的评析,并选择每位大家最具有代表性的《禹贡》研究著作进行评述,以展现他们的《禹贡》学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就.
  • 摘要：中原王朝有经过长期实践与积累形成的地缘政治观.其地缘政治观在用语与内容构架方面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地缘政治理论.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内容丰富,应用广泛,是历代王朝治边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历代王朝治边的实践过程中,地缘政治观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成为中华文明宝库的组成部分.提出，中原王朝较完整的海疆地缘政治观形成的时间甚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的边疆“蛮夷”与徼外势力多来自陆疆。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原王朝对海疆长期忽视，自宋代起才逐渐体会到海疆的重要性。从南北丝路与海上丝路地位发生的变化，可看出海疆地缘政治观演变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先秦至秦是中外交通的萌芽时期，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陆路居于主位，隋唐五代时期海路日趋重要，两宋时期海路居于主位，元代中外交通达至鼎盛，陆路臻于顶峰；明代海路达到极点，清代前期为中外交通新旧交替的时期。
  • 摘要：今按闽蜀同风源自西北之说还可再商摧，因为历史上四川虽然也受到陕西文化的很大影响，但是福建距离陕西显然太远，历史上没有从陕西到福建的短时期大规模移民，福建直接受到西北方言影响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西北方言也会影响到华北、黄淮和长江中下游各地，但是在这些地方，似乎看不到很多接近闽蜀之处。从一些方言特色词汇入手，提出闽蜀同风的原因很可能是两地都受到楚文化的影响。
  • 摘要：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点校本《东西洋考》附录有《地名今释》,为读者理解原书相关内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过其中有些条目的释文并不十分准确.本论文对其中"番禺"条的释文提出了商榷,指出汉代番禺县址是在今广州市区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而唐宋时期则习以"番禺"一词代指广州.论文还相应论述了明清时期以"番禺"代指广州之情况.
  • 摘要：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佛教发展并生存的地理环境是:地方实力派人士的支持,相对中原地区更加安定和平的环境,本地区浓厚的宗教传统,相对闭塞的交通环境.通过分析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释宝唱《比丘尼传》等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巴蜀僧尼地理存在的一些区域特征:僧众膨胀速度快,从外来输入型到本土化的转变,性别上的不平衡性,区域内部僧众发展的不平衡性等.
  • 摘要：隋唐两代,针对突厥及周边民族政权的威胁,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先后皆有变化.治史者往往不辨具体背景而赞唐诽隋,远违历史真相.隋朝在三个时期修筑的长城,皆为当时的形势所驱动.隋炀帝自上台伊始便连岁巡狩和东征西讨,以及大规模修筑长城,无一不是为了隋王朝整个北方的国防安全在深谋远虑;唐初,面对突厥强大的军事压力,亦继续采取了修缮长城等防御工事以加强防务;唐朝羁縻州府的政策,曾明显起到了巩固边防,防止外来军事进攻的作用;经唐王朝几代人的筹划经营和形势变化,最终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形成了东西向的三道防线.自此,唐之北疆几无边患,应该说与此防御体系的组织严密与布局合理不无关联;唐代的外交策略与重要将领的任用等,均曾在北部防务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 摘要：唐代道路里程与今道路里程的换算关系，各个地区因地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剑南道西部山区，笔者曾做过论证：1山路唐里=0．54×78．8％=0．4255(公路公里)这个折率，在唐代松州、茂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具体地望的研究中，已经证明它是比较准确的，由于地形基本相同，笔者认为它同样适用于对唐宋文献记载的大相岭以北雅属羁縻州道路里程的研究。本文将唐代雅州都督府境内各道走向及行程分别考述，包括灵关道、夏阳路、和川道、夔松道、罗岩路、始阳道、会野路、雅黎道、飞越道等。
  • 摘要：通过对史念海先生在李吉甫及其《元和郡县图志》、唐宋运河、隋唐交通及其他相关历史地理领域的成果之整理，可以看出史先生对藩镇研究学术的贡献，虽然可能不到其所有学术贡献的三分之一，却也十分之庞大。以上这些论述，有已经被学界充分吸收的成果，也有尚未被学界所利用的构思。特别是在《河山集》全九集、《方志刍议》《中国的运河》《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等结集之外的一些散篇论文，以及那些序跋、科普文字，都很容易被读者所忽略。但所有这些，都是的宝贵学术财富。从史先生对藩镇研究的学术贡献出发，可以进一步展望藩镇时代历史地理研究。对此，笔者从藩镇政治(政区)地理、藩镇军事地理、藩镇文化地理三方面整理了学界已有的相关成果，并稍作评述，以展望日后可以继续深入的视角。
  • 摘要：宋代交趾的独立和广南西路的设立,标志着广西正式成为宋王朝南部边疆的重要一环.而交趾对广西边境的不断袭扰和广西境内少数民族的频繁反抗,使得"内忧外患"成为宋代广西边疆地缘形势的显著特征.为此宋王朝主要采取"制内御外"的两手策略加以应对,构建了以桂州为中心,以邕州为次中心,宜州、融州和钦州、廉州为外围防御圈的地缘军事防御体系,集中反映了宋朝统治者治理广西边疆的军事地理思想.
  • 摘要：宋室南渡以后,川陕四路北部地区成为宋与北方金、蒙(元)政权的边境,四川盆地的川陕防线成为与荆楚、两淮同等重要的南宋三大防线之一.南宋政权为了对抗北方政权,弥补正规军的战力不足,广泛发动当地民众修筑山寨,山寨成为抵御北方政权的重要据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变化,山寨历经变迁.南宋前期,川陕防线重点在利州路北部,山寨也多位于此.以家计诸寨为代表的山寨建成之后,与官军和地方武力相表里,成为南宋阻截金兵进入蜀中、建立防御体系的重要前哨.南宋中期,鉴于吴曦之叛,南宋政权推行兵民分离政策,将山寨分为正规军之寨与地方武力之寨,且以后者为主.山寨数量有所增加,但战力不如从前.南宋晚期,川陕防线内移,抗蒙(元)山城兴起,且多位于盆地内郡,山城内再次兵民合一,有力地遏制住蒙古人的进攻,一直坚持抗击蒙(元)到南宋灭亡.从南宋前期的家计诸寨,到中期的民、兵隔离山寨,再到末期的抗蒙(元)山城,南宋政府的山寨政策虽时有调整,但其政策具有连续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 摘要：元初,赛典赤主政云南六年,治理云南滇池,在其得力助手张立道的辅佐下,他在滇池上游修建松花坝,建坝闸、修河渠,引水灌溉;在滇池下游海口疏浚海口,建闸调剂滇池水位.赛典赤在到达云南之前有治理都江堰的水利建设经验,故滇池建设的原理和都江堰有相通与相似之处.而赛典赤治理滇池水利成为惯例承袭下来,其治水思想对其家族乃至整个云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摘要：文章从元代设置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及元末元朝对金齿地区控制减弱,明初麓川思氏崛起对明初永昌地区局势的影响,以及明朝为加强永昌地区的控制而采取的措施等方面,讨论1390年之前明朝在永昌地区的设置与管理.认为明朝控制永昌初期面临着元代析麓川失败而导致的麓川崛起的威胁;为了应对麓川的威胁,明朝不仅采取了与麓川直接相关的军事行动,对土酋进行羁縻控制,还从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努力,包括设永昌府、设金齿卫所、移民充军、任用重臣、加强军民管理等措施.这些措施对保障明朝初期滇西边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 摘要：归化城因其有位处中原地区与蒙古地区交接地带的地缘优势、天赋的交通条件,以及明末以来所形成的蒙古黄教中心地位和程度较高的区域开发,而获得清廷在其与准格尔战争背景下出台的一系列对蒙政策的强力辐射,逐渐突破了明末备受限制的通贡互市形式,最终在乾隆中期以后发展成为西北长距离大宗贸易中转枢纽,成为一座具有中转导向型经济特点的商业城镇,突破了以往仅具单一政治职能的北部边疆农牧交错带城镇发展的历史窠臼,持续发展至今.
  • 摘要：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阿恰乡的"齐兰古城"被命名为"阔纳齐兰遗址",为第七批古遗址类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阔纳齐兰遗址"是对清代西路军台天山南路台站体系中"齐兰台"遗存地面建筑群的总称.研究考察"齐兰古城"的历史文化有助于人们认识军台在保障道路畅通、货物运输、驿馆接待及过往查验等方面的重要职能.分析齐兰台废弃原因,吸取经验教训对于认识塔里木盆地上绿洲变迁、促进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很有帮助.文章梳理有关齐兰水、齐兰草滩、齐兰营盘、齐兰馆舍、新齐兰等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对齐兰台存在一百余年的相关史实及其废弃原因作一定的考述。齐兰台绿洲约于清末已经面对着缺水的困扰，到20世纪20年代逐渐衰落，到30年代末期完全弃用。齐兰水流不到齐兰台从而造成齐兰绿洲严重缺水应是其废弃的直接原因。考察齐兰绿洲的缺水因素很多，有一点至关重要，苏巴什泉水与齐兰水并不是水量非常充沛的补给源，当上游用水增多时，下游必然缺水。其次，由于柯坪、齐兰属于不同市镇、兵防体系，层属不一，加上温宿州或府督导不利，在水利的有效管理上有些滞后，造成渠灌设施得不到及时疏浚，也是造成缺水的又一重要原因。第三，面对缺水实情，齐兰村民被迫逐渐迁往新齐兰开垦，当齐兰的生态环境不利于商旅打尖住宿时，原有的道路就经由新齐兰地方。而齐兰绿洲因缺少维护，土地的荒漠化逐渐加快，直至完全废弃，少有问津。关于柯坪以东、齐兰水上游阿碛地方的垦殖活动，也有相关记载，对于我们了解齐兰绿洲的变迁很有帮助。民国7年(1918)4月25日，新疆省主席杨增新指令柯坪县佐李德良呈报阿碛庄修渠堵坝情形并劝导户名移住耕种，文中称“阿碛柯勒庄渠坝历系沙土筑成，每遇山水暴发即被溃决，水尽流溢荒滩，经该县佐传谕户名按照地亩多寡自备工料编筐裰毡贯石钉椿，并将渠身加挖宽深，另修退水渠以期坚固，而分水势，办理尚足。所称齐兰台地方，如由阿克苏河及皇工渠接开渠道可垦地十万余亩，究竟该处河地高低如何?能否引水到地，仰即亲往会商金知事，勘察明确再行估工绘图呈候核办”。柯坪县佐李德良上报阿碛修渠堵坝开垦时间与斯坦因、谢彬提到的阿恰新开土地及新齐兰的开发几乎在同一段时间，而且每开垦一块土地，都会有修渠堵坝，齐兰水到不了齐兰台也就不足为奇了。应该认识到，塔里木盆地上，当一地水资源总量未发生大的变化时，由于区域水资源的利用引起河流流经地水量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戈壁上绿洲的时空变迁。齐兰台的废弃和齐兰水上游地区土地的开垦有直接关系，因为齐兰水尾闾的缩短，旧齐兰废弃了，阿碛与新齐兰绿洲却逐渐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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