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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中国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广州
  • 出版时间： 2014-12-26

主办单位：暨南大学

会议文集：2014中国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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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宋季权臣贾似道柄握理、度宗朝国政近十五年,因其厚士之风谒客纷纭,遂形成夹杂诸多利益之求的主客关系,贺寿诗词便是其中重要的话语形式.随着贾似道从阃帅到权相的地位升迁,贺寿词由于不同的寄寓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指征,同一性则是词中对谒主的迎合.贺寿词的功利性日益张显,却因为忠实于主客关系的应时之变而成为历史现象的记录.
  • 摘要：王寂,字符老,自号拙轩,蓟州(今河北玉田)人,金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进士,"兴陵(金世宗)朝以文章政事显"①,明昌中卒,年六十七.王寂词今存35首,在金代大定词坛,是存词最多的词人.所以,他的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定词坛的基本风貌.总的来看，王寂词有几个特点：题材比较多样，但也比较平淡，无甚新奇；词作风格比较多样，但没有形成一种主体风格或曰主导风格，各方面的表达技巧也稍失于粗而欠精致。从词艺的角度说，成就算不上太高。王寂词中的豪情与狂情，既是年轻时海陵朝时代风气的影响，又是大定时期盛世风情的体现。王寂词，多有闺思、离愁之作，亦有不少叹世、感怀之什。前者是词的传统题材，后者是文人常有的感喟（尤其是太平年月文人常有的感喟）。离思闺愁类作品，常有对唐宋人作品的吸收借鉴，如“自恨寻春来已暮，子满芳枝空结”等句，化用杜牧诗典；如“上尽最高楼。阑干曲曲愁。黄昏犹伫立。何处砧声急”（《菩萨蛮·春闺》），化用李太白词，亦有晏欧词之风味；如“歇雨收云。密约深论。罗带香囊取次分。冷烟衰草长亭路，消黯离魂．羞对芳尊。刚道啼痕是酒痕”（《采桑子，用司马才叔韵》）化用秦、柳词句；又如“冰簟纱橱，玉骨凉生润”（《点绛唇，闺思》），“瞰莫放愁闲，上眉端”（《昭君怨，江行》），俨然易安风味。这说明，王寂作词，一方面大量写闺思离愁这种太平年月词人的惯用题材；另一方面，比赵可等同时代词人更多地注重借鉴前人，开始在写作技巧与辞句本身上下功夫。这也是太平年月才常有的事情。这些，不仅是词人自己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大定年间词坛的一些共同特点，反映了当时已经步入太平盛世的历史时期词人的精神风貌。比如：题材平淡而无奇，词风趋于清雅，体现出文人渐趋闲适的心境。
  • 摘要：自宋迄清，《花间集》版本较多。本次校勘的原则是：兼顾是非、异同，并作相应按断，一并写入校勘记中。本来，按照一般的校勘习惯，假借字、异体字是不需出校的。但假借、异体字，又确实是两个书写不同的字，刻书者选择书写不同的字体，有时也许并不仅是用字习惯问题。并且，假借字、异体字也是构成版本的整体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常比勘版本的人，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有时对一个版本的鲜明印象，就是和这个本子的用字特点密不可分的。所以，为了最大限度留存不同版本之真，方便读者和研究者一册在手，即可详知各本文字出入、歧异情况，免去手头版本不全之苦与四处访书的奔波翻检之劳，本次校勘对各个版本使用的假借、异体字，亦出校记，同时对于古今学者重视、熟知的《花间集》版本，诸如晁谦之跋本、鄂州册子纸本、吴讷《百家词》钞本、汤评朱墨套印本等，笔者不拟再谈。对于近人校理《花间集》时不取而为本书取校之版本，这里略作叙说，以见其概。本书因重新编列《花间集校注》目录，为避兔重复，未采毛本之总目。但为了存留版本之真，让读者了解底本、毛本暨各本总目真相，这里将宋明清各本《花间集》总目分为无总目、总目为简目、总目为详目三类。
  • 摘要：本文对汪元量《玉楼春·度宗愍忌长春宫斋醮》一词的理解和系年提出新见.因词中"小儒"乃元量自指,而据20世纪90年代新发现的《题水云行稿》,元量南归时间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成说已不成立,至元二十四年元量实已南归而不在大都、不能亲预此"斋醮",故可知系该词于至元二十四年已误.针对词题和词中的"愍忌"内涵,通过归纳法厘定其在元代文献中的含义是指"死者生日",度宗"愍忌"当在其生辰的四月初九日,此次"长春宫斋醮"与丘处机升天日(七月初九日)没有关联."斋醮"性质是解读该词词题和内容的另一关键,而无论认其是官方或地下秘密性质的为度宗祈冥福,均无由成立:词题当理解为"度宗愍忌(之日,恰值)长春宫斋醮","小儒百拜酹霞觞"为实景,"寡妇孤儿流血泪"则为元量的悬拟和悲叹,度宗妻全太后和其子帝(隰)并未参加彼次斋醮.复据元量至元十三年至大都后的行实和该词中提到的发陵事件并参证发陵年代,考实该词的确切系年当在至元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 摘要：宋词的兴盛,除了文体发展、社会需求、文人热衷创作外,君主的喜好与推崇亦不容忽视.高宗建炎至宁宗嘉兴年间辛弃疾谢世,是南宋词风确立的重要阶段,词坛内容、格调与北宋有很大差别:传统艳情之作大为减少,咏物、隐逸、祝祷、述怀说理等题材明显增多,词坛风尚趋于雅化.究其原因,家国之变、以诗为词的发展规律固然是重要因素,此外,高、孝二帝对清新简远、富贵雍容、理性通达词风的偏爱以及对雅正风尚的推崇对词坛走向也具有一定影响.
  • 摘要：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 摘要：蒋捷在搦管之际，充分调动其深厚的文学素养，打破词体门限，广泛学习、借鉴和继承包括楚骚、辞赋、诗文在内的前代优秀文学遗产，通过模拟、仿效、借鉴一些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来继承前代优秀文学遗产，同时，通过在作品中贯注深厚的主体精神、情感体验以及更广阔的时代内容，使作品带上鲜明的个性化色彩，在继承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有鲜明的创新。蒋捷对于前代优秀文学遗产的学习和借鉴，绝不是仅仅流于形式体制层面，而是有一个深入体认、精细涵泳的接受和内化的过程，因而在精神实质上比他的一些先行先试者更能接近学习、效仿的对象，比如[水龙吟]《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便比稼轩[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更得《招魂》之神理；[瑞鹤仙]<寿东轩立冬前一日》，在形式体制层面和精神内涵层面均神似《醉翁亭记》，较之黄庭坚之步趋原作更胜一筹。这是蒋捷能在名家众多的宋末词坛上卓然特立，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 摘要：汉唐五代诗词对熏香与爱情的关系体察入微，所展现的熏香意象香情交织，绚烂多姿。其中贡献最大、堪称佳作的诗歌分为能率先把握到某种香情联系的和能在已知联系中开拓创新的两类，综合考察这两类诗词，则能领会到香情关系继承及演进的历程。从中可见，诗歌作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包括王侯、后妃、王女、官吏、文士、民女等，可见此种关系的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而佳作多出自名家之手，可见名不虚传。诗人对熏香的感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心隋、处境、思力决定的，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尚、文体演变的影响。因此，有关爱情的熏香意象在汉唐诗歌中的开创、传承及拓展，既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熏香文化、爱情哲理、审美意境和艺术感染力；又堪称此时各体诗特色及演变、诸家诗造诣的缩影，展现出汉唐诗中的非主流之美及词体的独至之妙，而其在此后诗词中的继承及拓展也值得进一步探索。
  • 摘要：辛弃疾词作中的地名与其情感表达、现场书写等均有关系.稼轩词的地名以在地书写、因人、因典、因似联想起来的地名为主要联想方式.其地名书写体现出山东故乡地名少、北方地名不缺失、信州地名较常见的现象,这与稼轩的心态有所关联.而稼轩地名书写所起到的文学意义主要有确定或延展时空,以及即兴写作时迅速组织文本.地名作为文学作品的组成部分,因作家个体差异而不同,尚值得继续讨论.
  • 摘要：本文探讨与校勘柳永《乐章集》相关之四个问题.柳词原集依宫调排列,在词乐及声辞关系方面有其特殊意义.柳词校记数种可据以补充校勘柳词,但运用时尚需监别.诸家校记所引之所谓宋本《乐章集》不尽可据,印证了柳词在流传及抄录过程中或有文雅化的可能.金末王喆之和柳词可据以校勘柳词,在脱误、断句、异文等方面有重要文献价值.
  • 摘要：近年来因为整理校注《欧阳修词集》,对于欧词和欧集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包括欧阳修词的真伪问题、《欧阳修词校注》的校勘注释问题和欧阳修集整理的版本选择问题。
  • 摘要：本文在吸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樯橹"还是"强虏"的问题作集结式梳理和澄清.主要讨论了宋元传本中,有哪些本子是作"樯橹",哪些本子是作"强虏"或"狂虏"?以明异文的渊源所自.探究了最早的文本、即苏轼本人的原作是"樯橹"还是"强虏"?以作者本人的文本为依据,来判断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讨论了为什么苏轼本人写的"樯艣(橹)"后来被改为"强虏"?经考证，无论是从情理、词意看，还是从语源、语用来看，都应是“樯橹”而非“强虏”。更有东坡本人的草书和山谷的行书文本作为坚确的文献依据，于今，《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异文是“樯橹”而非“强虏”，似可定谳。
  • 摘要：《新添声杨柳枝》是温庭筠创作较早的曲子词作品,它依据当时十分流行的《杨柳枝》曲调填写而成,借鉴了南朝民歌与唐代民间曲子词的创作方法,打破了中唐以来文人曲子词皆咏本事的传统,为文人"倚声填词"打开方便之门.它以雅济俗,既符合欢场应歌的需要,体现了温词"绮怨"的基本风格,也为后世初步确立了本色、婉约的词统,是晚唐歌诗创作向律词创作过渡的新形式.
  • 摘要：以往学界,误认为晏殊、欧阳修采莲词是描写了江南采莲女真实的生活场景,事实上,晏欧所有的采莲词都是对酒宴上歌妓表演"采莲"歌舞的摹写,其间渗透了种种香艳的情思.晏殊留存至今的采莲词一共16首,欧阳修留存至今的采莲词一共14首,所用词牌分别:《渔家傲》、《蝶恋花》、《雨中花》.《渔家傲》是宋代采莲歌舞的主唱歌曲.采莲歌舞妓之着装或舞蹈背景布置,大致会有"彩舫"、"荷花"之类特殊的装束和舞蹈道具.围绕采莲主题,常见的基本舞蹈动作有两种:水面划行和摘花采莲.与主题相应,鸳鸯是最为常见的舞蹈表演.考察采莲舞中鸳鸯活动,大致舞蹈动作如下:双双相向而飞,愉悦睡眠花底,惊起仓皇徘徊.大意表达男女情爱的三个阶段:相识相恋,两情合欢,分手别离."惊起鸳鸯"则为采莲舞一个常式化的舞蹈动作.采莲歌舞主题无一例外,都是隐喻男女情爱.受南朝民歌影响,有谐音法和新颖别致的比喻.对时光流逝之追惜,则是晏殊采莲词所特有的.
  • 摘要：《法驾导引》共有4体：单调二十七字体，单调三十字体，双调五十四字体，双调六十字体。蔡真人的二十七字体和五十四字体，虞集(1272-1348)一个人填过，到了明清时期连一首也没出现。南宋时期出现了双调60字体，然而只有两个人填过，到了明清时期连一首也没出现。这个时期用《法驾导引》词牌填了寿词，由游仙词扩大了题材的范围。周履靖(1542-1632)的《法驾导引》2首虽说“和韩夫人”，然而实际上次陈与义韵，如：其《法驾导引》（韶华起）次陈与义《法驾导引》（东风起）韵，《法驾导引》（云漠漠）次陈与义《法驾导引》（簾漠漠）韵；李渔(1677?—？)也说：“次韩夫人原韵”，但是其《法驾导引》（朝天去）和《法驾导引》（谁导引）依陈与义《法驾导引》（朝元路）和《法驾导引》（东风起）韵，《法驾导引》（来瞬息）次陈与义《法驾导引》（簾漠漠）韵；冯云骧（1655年进士）有3首单调三十字体游仙词《法驾导引》，词题作“拟本调”，其中第二首和第三首依陈与义韵；钱芳标(?-1678)填9首《法驾导引》，词序云：“赤城韩夫人所制水府蔡真人《法驾导引》九首，今仅传三闋，戏为拟之。”虽然不是和陈与义之韵，但是看其词序，跟陈的词序很相似。他们四个人的《法驾导引》明明是受了陈词的影响，只不过是只字未提而已。如果说填l组3首的单调三十字体《法驾导引》的词人也受了陈词影响的话，那么赵文(1238-?)，夏言(1483-1548)，杨仪(15世纪前后在世)，方桑者(1668?-1718?)四人均属于这个范围。上述的29个词人中只有8个人受陈词《法驾导引》的影响，其人数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八位朝鲜词人一共填了29首《法驾导引》，出现了三十字体和五十四字体两体。这大都是受了陈与义《法驾导引》的影响。但没有游仙词，这可能与朝鲜不兴道教有关。因此可以说朝鲜的《法驾导引》是从陈与义的《法驾导引》借形不借意。朝鲜李圭景(1788-?)在《诗歌点灯·集词填词》说：我东素无词体，好事者或剽窃剿袭专事依样，全无腔调。且所依样者，不过《西厢记》与小说杂记，或留意《草堂诗余》，才情更不及焉。故虽风骚大家，于词不得强作。李圭景对朝鲜文人填词的评价，虽过于尖刻，但大致不失为中肯之言。不少高丽朝鲜词人用“依样画葫芦”的方法来开始填词。这些“葫芦”大都是中国词人的作品。若朝鲜没翻刻《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现存的朝鲜《法驾导引》不会达到这个数量。
  • 摘要：本文探讨了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的渊源，阐述了宋代箜篌的使用情况，虽不复汉唐之盛，但因其表现性强、音域宽广、音色既适于表现华丽高远风格也适于抒发忧伤缠绵之情，因此就宏观而言，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宫廷用于内外的礼乐中，箜篌算得上频频出场的主流乐器。而在宋代歌舞表演和宋词演唱中，箜篌更是不可忽略的存在。竖箜篌尤其是大箜篌，无论从器形还是音质上看，都是高大华丽，的确可以和大鼓、琵琶等相媲美合作，在燕乐、法曲等的演奏中成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在小型宴会上的浅斟低唱中，竖箜篌因其携带方便、似瑟似琵琶而兼具两者的优势，也被乐工经常使用。某些时候，也成为高人雅士的抒情之具，而南宋民间流行的是十四弦小箜篌。宋代之后，箜篌的使用继续减少，至元明之时，它虽在宫廷礼仪之乐中继续发挥作用，但在民间更多的是作为文人雅士所惊赏的、比较稀罕的乐器而出现。
  • 摘要：宋人对杜牧与其诗歌、诗中论调，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也常提出自己的见解。宋人还对杜牧的部分诗歌进行了“崇高”消解，将杜诗所着力要表现的感情、内容进行了有意无意的转写，这往往已然离杜诗的原意渐行渐远。而这，也是后世影响-接受研究中不得不面对的“有意味”的现实。
  • 摘要：词曲递嬗的事实是元人考察与思考词学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词曲在元人视野中皆属"乐府"系列,入乐可歌的体性决定了宋词与元曲的亲缘关系.出于"大元乐府"正名和尊体的需要,宋词受到特别的关注和推崇,其艺术价值和"一代之文学"地位由此而得以肯定和确立.元人将词曲置于乐府序列中,从音乐和文学的层面上,关注和思考词曲递嬗的关系和过程,对于元好问、辛弃疾、苏轼和柳永词的特别赏爱,则揭示了词曲流变的线索和轨迹.词曲递嬗,雅俗分流,雅词说由此而兴,此说反过来又深刻影响到曲学的雅化思想;同时,曲以可歌而繁盛的事实,则促动了词学观念中曲子词意识的产生.
  • 摘要：宋室南渡后,士大夫文人词逐渐"诗化",抒情言志之作比比皆是,格调高雅.与此同时,在市井娱乐中,词却在语言上俚俗直白,渲染人之情感淋漓尽致,与士大夫文人词之"雅"并行而趣味相反,呈现"曲化".本文仅讨论南宋文人词"诗化"的原因,归纳起来大约有这几点:首先,词体自身的发展.南宋时期的词成为士大夫文人交流情感,雅聚抒情的工具.词传播之途径也多由词集来承担,诗对词的影响就更加显著:炼字琢词、篇章结构、用典比兴等,一如诗的要求.南宋词与诗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走得越来越近;其次,得力于南宋时期开明的文体观念.南宋时对"破体"现象持肯定的态度者居多,这就为"以诗为词"得到认可提供了可能;南宋时期词体自身的包容性、通达的文体观念都是南宋文人词"诗化"的有利条件,究其根本,必得归因于南宋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
  • 摘要：清以降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包括清代前期,其特征体现为导引与凸显;清代中期,其特征体现为承衍与拓展;清代后期,其特征体现为充实与深化;民国以降,其特征体现为完善与张扬.清以降词学批评对偏尚南北宋之论予以了不遗余力的消解,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的批评主张不断展衍与张扬开来,从一个视点有力地提升了词学批评的层次与水平.
  • 摘要：宋代的酬赠词因性别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以女性为酬赠对象的词作,尤其是大量的赠妓词,或对女性美貌和精彩技艺的描写,或诉说与所赠异性之间的恋情,内容相对比较单一.而以男性为对象的酬赠词则不同.仁宗朝以后,文人士大夫之间公私游宴、迎来送往,觥筹交错之间常以词酬赠,或述樽俎宴筵之乐,或叙离情别意,甚或借杯斝壶觞以自述心志,充分体现了文人酬赠词功能的全方位扩展.时至南宋,稼轩词派中,辛弃疾与陈亮等人的酬赠之作不但发抒一己之情志,且以唱酬之作讨论国势,共议抗金规复之大计.究其成因,则主要体现为花间范式的影响、宋代士大夫审美与主体的身份认同等.
  • 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自选词出现于宋人词选,是宋代诸多社会文化因素与选编者个体因素想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尚名意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自选词是词选编者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心态的反映,比较清晰地展示出他们各自的一段心路历程与人格精神.
  • 摘要：本文以唐先生《宋词四考》与王先生《全宋词审稿笔记》为考察对象,综论宋代笔记在《全宋词》编纂中的史料价值,据统计，《全宋词》主要靠宋代笔记文献史料存录词人主要生平事迹资料的词人有157人，从中可见宋代笔记在词人考证中的史料价值。《全宋词》据宋代笔记类文献资料考证存目词作者归属问题的数量达73首之多。这些数据能够充分证明两位先生编纂修订《全宋词》，宋代笔记在词人考证中所发挥的考证价值，同时通过对宋代笔记史料的充分发掘,以期为宋词考证提供更多的学术增长点.
  • 摘要：词艺术系统包含了乐工、词人、歌女、听众、书商、读者共六类行为主体,他们运用乐器、毛笔、歌喉、雕板四种艺术工具,生产出了乐曲、歌词、歌声、词籍四种艺术产品,其中的活动分为制曲、填词、歌唱、传播、接受五个方面.宋代歌词艺术系统产生的关键是歌女们的歌唱,当词被广泛用以阅读时,该艺术系统实际上就已消亡.
  • 摘要：文艺批评理论既是文学创作的反映和总结,又对创作产生引导和促进作用.优秀的文艺批评理论的突出特征是对创作倾向的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因其见微知著,有的放矢并且富于远见而在文艺批评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唐宋词学史上有三篇词学文献正是具有这个特点:在词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准确地把握了词史发展的新变,对已经形成的当代词体新的特质加以分析概括,并对今后的创作发表了指导性的的意见,因而具有唐宋词学史上里程碑的意义.欧阳炯的《花间集叙》之于文人词勃兴的五代，李清照《词论》之于诗词之辨关键时期的南北宋之际，沈义父《乐府指迷》之于词体定型于案头且受到民间曲艺影响的南宋后期，也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说这三座里程碑清晰地勾画出唐宋词学史的发展路径。
  • 摘要：清人方东树曾评苏轼的俳谐诗:"杂以嘲戏,讽谏谐谑,庄语悟语,随兴生感,随事而发,此东坡之独有千古也."本文拟从苏轼谐趣词界定、题目与序言中含"戏"和"戏作"之作文本分析、题目或小序中标明"戏""戏作"的谐趣词图表分析三个方面进行厘定和分析,旨在管中窥豹揭示苏轼谐趣词的研究的基本内容.
  • 摘要：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给予欧阳修词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对欧词"意胜"、"情真"等特点的强调和推崇,使他对欧阳修具体词作的解读往往能透过文字表面,直探精神内核.王国维对这些特点的把握和强调,与王氏自身在词体创作上的风格追求完全一致,通过对王国维的词学观点与创作实践的分析考察,可以看到王国维实质上是将欧阳修视为词体创作上的精神知己.
  • 摘要：周邦彦是王国维用心最久、用力最多的一个词学接受对象.在大约从1905年至1915年的全部词学批评中,王氏对周邦彦展开了持续五次的接受过程,并生成一系列词学话语;它又是一个充满情感纠葛、认知困境而又繁复多变的过程,演绎为王氏词学的创伤性体验.这一现象,既与周邦彦其人其词的传播和接受历史背景及其影响有关,而根源所在,是二十世纪初王氏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和价值观的巨大变迁.这一个案是中国文学接受史上罕有现象.其经典性在于,它充分表明了历来词的传播与接受,远比诗文复杂;更可从中窥见王氏所开启的古典文学的现代接受视界,而这是一种旷古未有的文学接受经验.
  • 摘要：晏殊能够从容地将理性的哲思融入到长于抒情的词体之中,是源于他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理性平和的"圆"型心态.在他的词作中,很少有动人心魄的凄厉之音,也没有荡气回肠的强烈之情,却在言情之中渗透着理性的沉思,形成一种圆融和婉的风格.
  • 摘要：笔者从关汉卿对柳永的受容入手讨论宋词、元曲之间的传承关系,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剧中人谢天香对柳词的谙熟与热爱，所反映的正是剧作家关汉卿本人对柳词的谙熟与热爱。也正是出于对柳词包括对柳永本人的谙熟与热爱，关汉卿才写作了《钱大尹智宠谢天香》这个杂剧。关汉卿的创作道路是对柳永创作道路的继承和拓展，《传花枝》和《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这一组作品，都属于作者的自叙传，是两位作者对自己的才能、个性、为人、价值观与生命观的形象表白。如果仅仅从造句、敷色来看，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似乎还不算多；如果从作品叙述的人物（为人、个性、才能、价值观、生命观）及其作品的风格、声吻和神理气味来看，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从抒情表述、铺叙的表现手法上都可看出元曲与宋词的传承关系。
  • 摘要：周济提出的“宋四家”门径，追求的是一种从空到实，从虚到浑的技巧完成。从这个角度说，周济的理论可以说无懈可击。后来的理论家也只是在他的基础上略有偏重，蒋敦复言“有厚入无间”，陈廷焯言“沉郁”，谭献言“折中柔厚”，大体近于周济“有寄托入，无寄托出”。而自晚清四大家起，他们很明确地觉得需要扩张词学门径，王鹏运、况周颐等人提出“重、拙、大”的词学高境，将词人的“性情、襟抱、学问”与词格的“闳丽、清疏、醇至”完美地融合，是对周济理论的大发展。而苏轼词在“宋四家”范式转向“宋六家”或“宋七家”范式中，占据着不可代替的作用。简言之，虽然周济也发现王沂孙、吴文英等人的词也能“空际转身”，却没有发现东坡词的“清空”特质远过于吴、王二人；虽然陈廷焯、刘熙载也能发现姜夔词的“藐姑冰雪”与东坡词有类似之处，但对于东坡词的“浑厚”特质却不甚了然。晚清四大家对东坡词的认识显然不仅超越了常州词派以前诸家的议论，也超越了常州词派诸家的论述，他们将苏词的特质无疑挖掘得更为全面，更为深刻了。当代学者也曾着力分析过苏轼词的特点，如王兆鹏提出“东坡范式”，认为唐宋词的演变史主要是“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的相互更迭，诚为卓论。而认为元明以后，“清真范式”始终是词坛主流；整个清代，也是“清真范式”一直占据上风，此论也大体正确。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晚清四大家一直在努力扩张词学的门径，“东坡范式”的回升应该是有力地证明了这点。而且值得深思的是，晚清四大家在新旧学术更替的时代，仍然是采用传统的批评方式，但对苏词认识的丰富性却显然可以包容现代学术批评下所取得的各种论述，这也许说明了晚清四大家的批评的确是传统词学的集大成期，也意味着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因为他们不仅对苏轼的批评达到了这一效果，对柳永、姜夔、贺铸等词人的认识同样达到了这一效果。
  • 摘要：苏轼的谐趣词,在苏轼词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为什么苏轼会创作出如此数量众多、样式丰富的谐趣词呢?王水照先生回答说:"苏轼的谐谑,来自于内心的圆融通达,来自于对人生以及世界的诗意体认,又是他真率个性的外化和实现."所论很有概括力，苏轼的佛禅思想在苏轼的谐趣词创作中，主要体现在黄州之后的创作。“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世界观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开始思考人生，从而完成自己由一个儒家入世到佛老无我的心态转变。经过岁月的洗礼，生活的磨难，苏轼渐得禅心，两首《如梦令》，实实在在是苏轼的两首“戏作”，含有佛禅之理。苏轼的《南歌子》和《踏莎行》，可以说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虽然里面讲的是对两位僧人的戏谑之作，但确是对现实的深刻嘲讽。《南歌子》作于苏轼在元祐期间被重新启用时，经历了那么多世态炎凉冷暖，苏轼的眼中辨识了那些虚伪逢迎的小人，借对大通禅师的嘲讽，实际上抒发的是对现实小人的嘲讽和戏谑。《踏莎行》是未被收录到全宋词中的戏作，更接近俚俗之语，虽不能辩真伪，但是诙谐幽默之情也是立显。所以，苏轼的谐趣词创作中，受佛禅之理影响也颇深，既有对佛理的阐释，又有对佛典的运用。可以说是深深影响了苏轼谐趣词的创作。
  • 摘要：翻开《花间词》,可以注意到,有一种类型的词作反复出现,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模式化的写作程式,其写景抒情是以园林、庭院、闺房为抒情写景之手段、背景和模式的,而幽情闺怨,就在这样的背景中流淌而出,本文将其称为"花间风格的典型闺怨词".或将视野扩及整个晚唐五代词甚至宋元明清词,这种类型的词作,即以庭院园林闺房为抒情叙事背景,在此基础上以"愁"、"怨"为核心展开写作的典型闺怨词类型也蔓延滋长,不绝如缕.本文探讨了花间词中典型风格的闺怨词在所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所造成的含蓄幽怨的美感,所秉承的怨而不怒的中庸风格,所隐含的男性中心的视野和所带来的文学史影响，研究表明，花间风格的以庭院园林模式为背景的闺怨词，就有了一个通透的前世后生：前世，前代的情诗和唐代的宫词酝酿了它的情感来源和抒情模式；后生，明清的戏曲和小说中也看得到它几经变幻后的影子，《牡丹亭》如此，《红楼梦》也如此，只是在红楼梦中，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结合，多了理想的色彩。园子与人，恰如其分的结合在一起。《红楼梦》中，大观园中的一年四季，有其象征意义，春夏秋冬，就过尽了人的一生。园中的荣衰枯朽，也与人的生活相似。“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花间词中的美人，就是在一个又一个优美、深邃的庭院中消磨掉了自己的青春，最后，在词中，她们和她们的生活，凝成了一幅幅缱绻、幽怨的画卷，供人赏玩。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韵外之致》中说，晚唐的“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花间词中典范闺怨词就体现了这样一种被转移的时代精神和心境，并且凝结成独特的文体，在后世蔓延滋生。
  • 摘要：本文采取辩证、相对的思路，从语言的浓艳与清丽、抒情的深隐与疏朗，词体的香弱与劲健，艺术表现的致巧与濡染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花间》的词艺、词风。
  • 摘要：在北宋士大夫眼中的通俗文学写作——宋代都市风情词的词作中,有一些反映北宋都市民众金明池游赏、娱乐的作品.围绕柳永、秦观极为流行的词作展开的评论，最为具体、生动地展示了社会区隔与审美趣味差异。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精英，通过他们的趣味表达与文学批评，建构、维护与再生产着文化霸权、文化资本和精英文学标准。
  • 摘要：北宋后期词人晁端礼向来被当作"大晟词人",然而其主导词风来源于柳永.其词以恋情词为主要题材,直白大胆地表现情爱生活,既多方面地体现了柳永的创作精神,又呈现出明显的雅化趋向,并且还接受了苏轼词的影响.此外,晁端礼工于创调,讲究音律,发展了慢词体制;其谀颂词的写作只是整个创作活动的尾声.
  • 摘要：李之仪终生崇仰、追随苏轼,体现出真淳的性情和执着的坚守.他提出"自有一种风格"的词学观念,注重词体自身的体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词作风格清淡俊秀,呈现出对于唐五代词的"返祖"现象,给人以明畅流丽的童真之美.
  • 摘要：冯延巳词的内容没能脱离《花间集》那种闺阁的情调,表现出当时流行的市民俗趣,但其词却毫无低级庸俗之处,表现出柔婉清幽的尚雅趋势.词中的女性形象有淡化外貌描写、超越男女情爱的内容,含蓄优雅,并具有一定的主体意识.冯延巳词超出了男子作闺音的传统模式,在本应欢畅的环境中融入了词人本体与时代的忧思,表现出深沉的人生悲慨,是冯延巳自身的士大夫情感,带有文人的特征,具有女性与文人形象合二为一的意味.然而这种情感的表达是婉曲含蓄、纤细敏感的,呈现出柔婉清雅的女性化词体特征.
  • 摘要：唐宋词中的戏剧冲突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物内心各种观念、愿望和情感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词体短小精悍的特点要求作品使用诸如构设典型情境、跳跃式快进、悬念突转等手段构设"戏剧冲突",并设法把冲突尖锐化,从而使整首作品充满较为强烈的戏剧效果.词与戏剧之间破体出位、互相借鉴的实例不仅揭示了唐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博采众长的事实,也为转换视角,对唐宋词进行多角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 摘要：刘克庄是辛派词人的后劲,他不仅创作了数量不菲的词作,且流传有内容丰富的词学理论.他强调词的现实功利性,主张词作当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抒发词人的真情实感,推崇大声镗鞳的豪放词风.同时,他亦不偏废词之为词的本色,认为词以缘情为本,具流丽绵密之致、须协律可歌.他还主张在本色词体之中,注入现实内容:"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这是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理论的先声.
  • 摘要：胡铨今存词16首,据《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崖州志》、《澹庵文集》等史料、文集考证,其词可系年的有14首.另其词在创作时间段、题序、内容情感、抒情手法等体现鲜明的个性特色.
  • 摘要：文章指出宋代著名词人吴梦窗一生曾二客绍兴,主要写于初客绍兴时期的府治建筑及府治园囿词作,与古代特别是宋朝会稽舆图地志多所契合,两相对比的爬抉疏证,足见梦窗相关绍兴词对会稽图志的佐证之功,同时又为背景资料奇缺的梦窗词提供了准确系年的依据,对于梦窗词旨的发抉也有晰疑匡谬、辨明正义之裨助.经分析，梦窗初客绍兴时，至少有九首词作赋咏或写及府治建筑。分别是《瑞鹤仙·寿史云麓》、《丑奴儿慢·麓翁飞翼楼观雪》、《燕归梁·对雪醒坐上云麓先生》、《探芳信，贺麓翁秘阁满月》、《瑞龙吟·赋蓬莱阁》、《西江月·登蓬莱阁看桂》、《惜秋华，八日登高，飞翼楼》、《喜迁莺·甲辰冬至寓越，儿辈尚留瓜泾萧寺》、《烛影摇红·越上霖雨应祷》；三首词作略涉及府治园囿：《烛影摇红·饯冯深居》、《垂丝钓近·云麓先生以画舫载洛花宴客》、《瑞鹤仙·寿史云麓》。梦窗宝祜年间至咸淳初年再客绍兴时，曾重游卧龙山，作《高阳台·过种山（即越文种墓）》。理宗宝祜、景定年间，号称“宣（和）政（和）风流”，同时也重复了北宋末年江河日下之颓势：“托丰亨豫泰之说，倡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蓄积，扫荡无馀。”此时梦窗不免心忧戚，《高阳台》中“暮登临，几树残烟，西北高楼”三句，所述为飞翼楼，但与初客绍兴时流连光景抒发小我不遇之感迥异，俨然与汪纲重建飞翼楼同一感慨：“万壑千岩，四顾无际，云涛烟浪，渺渺愁予，使登斯楼者，抚霸业之馀基，思卧薪之雄概，感愤激烈，以毋忘昔人复仇之义，庶几乎鸱夷子之风，尚有嗣馀响于千百世者”。
  • 摘要：杨缵的词学活动主要有两件事:整理琴谱和主盟词社.作为琴谱整理者,杨缵把浙派古琴的平淡清越引入宋词创作,使宋词在雍容华贵之中别具清雅之气.作为词坛盟主,杨缵规范化了词社的活动方式,并自制词谱、传授词法、指导词社成员的创作,解决了宋词创作中的两大难题:让不通音律的词人也能填出音韵大致不差的词作;让精通音律的词人在运用才学的情况下还能写出新意.杨缵毕生致力于宋词的本色雅化,引领南宋后期清空骚雅词风,是一位不可或缺的词坛领袖.
  • 摘要：张说(667-731)可能是唐代最早出现的第二位词人,创制歌词约得十九首;稍後于沈佺期(650-713)的<回波乐>,而又略早于李白(701-762)的〈清平调〉.张说词摹写歌舞场面,规模庞大,演出精采,可说是盛唐乐章.目前沈佺期、李白诸作一般都视作声诗词体,可是张说词就各有不同的看法了.张说词可分七言绝律、六言绝律及长调三体。<踏歌>二首、<苏摩遮>五首、<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各为七言绝律，御筵应制，即付管弦。今敦煌所传<苏莫遮>、<倾盃乐>等，则属杂言或长调。二者分属声诗及长短句体，体制各异。<舞马>六阕、<破阵乐>二闵，各为六言绝律。任二北云：「初唐许敬宗谓当时已习以六言（倾盃）入艳曲；<倾盃>与<回波乐>，本皆饮酒之乐也，其在一般社会中应用之广，可以想见。六言为由齐言过渡至杂言之桥梁，当时杂言歌曲之早己达成，当亦可以想见。张说词除了纪录唐代乐曲及歌辞实况外，描述歌舞场面，精采生动，同时反映帝室风光，公侯生活，民殷物阜，四夷来服，诗家所谓盛唐气象，这些歌词应该是完全可以表露出来的。
  • 摘要：词体"诗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词中的抒情主人公由女性转变为男性.在这种转变中,词人的贬谪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客观上,贬谪词人离开繁华的都市,失去了为歌女作词的环境;另一方面在主观上贬谪词人遭遇人生困厄,将关注的对象转向自身命运和家国兴衰,失去了为歌女作词的兴趣.词的抒情主人公由女性转变为男性后,情感的外延由窄而变宽,情感的内涵由假而变真;词作的境界由狭小变阔大,由柔媚变刚健,同时不同词人的创作个性也凸显了出来,在这些方面都形成了词体的"诗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词人贬谪对于词体的"诗化"意义巨大.
  •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不少文学作品曾经被文学批评家誉为"绝唱",这一重要的文学批评现象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搜集了从宋至清的众多词学批评文献,发现共有120首宋词被誉为"绝唱".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数据对宋词"绝唱"的创作队伍、时代分布、作品的题材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宋词"绝唱"的基本格局.
  • 摘要：隋唐五代数量众多的曲子辞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多样化的题材、风格,以及复杂多变的艺术存在形态,它们被传唱和演出于宫廷、妓馆、寺庙、山野、市井等各种环境之中.但《花间集》仅收录极少部分符合宫廷趣味的作品,并将其视为词体的典范加以定型.文章认为柳词是一扇意外打开的通向社会底层和市井的窗户,它让管窥到了那些被排除在士大夫词体观念之外的隋唐五代曲子辞,宋初在市井的勾栏、娼馆中发展演变的真实情形.文章分别从柳永的生平、柳永的风格倾向、柳词的用调等三个方面结合文本的细读,考证了柳词的创作环境、宋代庶民曲辞的审美趣味、以及隋唐曲子在宋代的艺术形态的变迁.并揭示了宋初曲子的市井支流的新变,以及它进一步向其他民间曲艺演进的发展趋势.
  • 摘要：词虽被称为"艳科",但从北宋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南宋,便涌起了一股尚清崇雅之风,并因此形成有别于婉约、豪放之外的风雅词派,宋词的清雅化走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陶渊明应该是重要的一点,首先陶渊明的清雅人格对宋代词人有所影响,其次陶渊明还为宋代词人提供了许多被认为是具有雅意的生活方式,另外,陶渊明还为宋词开辟了一个清雅的抒写环境,这些都会导致词的清雅化走向.
  • 摘要：词话是明代词学成就的一种表现形式,既评价当代词学现象,亦批评此前历史的词学现象,而宋代词作无疑是其讨论的重心.以晏欧三家词为例,明词话主要集中于篇章语句的批评与激赏、词学地位与影响的评价以及借用诗学观点提出"词达而后工"的新词学理论观照三个方面.考察明词话中的宋词批评状况,既可以了解明代词学建构的进程,亦可探讨宋词在明代的传承与接受轨迹.
  • 摘要：遗山词堪称金词之冠,他的词创作可以说是在宋金词的交融以及金元的词延续中进行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并形成遗山词的特有风格,在金元词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巨的影响,其辐射范围延至明清时期,突出地表现为其词的被普遍接受和传播.就遗山词接受与传播的总体情形而言，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流播，其特征是非常鲜明的。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是缘于在宋金词的交融以及金元词的延续的大背景下所铸就的遗山词风及其深刻影响。在明清时期，遗山词因屡刻常选而不致堙没不传，此可目为“刊选流播”；遗山词还常被清人填词时所取法而不致沉晦不彰，此似可谓“创作流播”。值得一提的是，遗山《摸鱼儿》（问世间情为何物）一词在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经典引用，使此词更为深入人心，传诵不绝，这可说是“创作流播”的极典型的个案，此个案虽时跨当代，但遗山名词一旦融入金庸武侠巨著，并借助电视、电影等现代传媒，其传播之广，之久，不言而喻；遗山词因清词论家多所评骘论说而饮誉词史，此又可视为“论评流播”。在传媒尚不发达的明清时期，作品通过刊刻选录来流传是最为重要有效的途径。当然，在词学兴盛的有清一代，效法以及评判也是前代有影响词人词作得以广泛流传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方式，在这些方面，遗山词堪称典范，而且其传播特征又有一定的普适性。完全可以由遗山词推展开去，全面深入地考察金元词在明清时期的接受与传播状态，总结其特色，探究其规律，此可另撰他文以详论。
  • 摘要："清"、"空"在张炎词作中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二者分别有着道家与佛家思想的质素,"骚雅"作为一种带有儒家色彩的词学范畴,在一定程度上矫济了"清"、"空"的疏弊."骚"、"雅"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想与传统,其间有着复杂的互动与互渗关系,"骚雅"决定了姜夔词的独特抒情方式,也塑造了姜夔狷洁的文化人格,对后世词学创作与词学思想均有重大影响.
  • 摘要：人类在取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当人们走向自然时,却发现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环境极端恶化,食品被严重污染,人类已处于不良的生存状态.休闲对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休闲词中所体现的以及词人所拥有的休闲心态也许能促使当今物欲日盛、急功近利的人们懂得健康的重要、生命的可贵,亦可懂得拥有与自然、社会、自我身心和谐相处的美好.其中亦蕴含了当代休闲理念的广泛内容,宋代文人的休闲心态大可匡正今人的某些错误休闲观念.宋代休闲词对当代的休闲娱乐有着可资借鉴的积极意义.
  • 摘要：宋诗在继承前代诗歌的同时，也注重吸收词体成分，从而促进了自身的开拓创新。宋代一部分诗歌的确纤丽柔婉，存在词化的倾向。“以词为诗”手法是一种崭新的创作尝试，丰富了宋诗的美学风貌。当然，这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将词的审美特质运用于诗歌创作实践，加强了诗体的抒情功能，为宋诗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另一方面，它又深深打上了绮丽香艳的词体烙印，使诗歌显得浮靡、软弱，具有女性化、小巧化和装饰化倾向。因此，对待宋人“以词为诗”的创作手法和审美追求，既要看到其积极影响，又能平和对待其袭用词体质素后，致使诗歌伤于婉弱，审美风格被极大削弱的消极影响。这些也是在讨论“以词为诗”这一重要理论命题时，不容回避、必须指出的。
  • 摘要：词有着与诗不同的文化特质、音乐特质、体式特质和美学特质，词的诗化主要表现在词心之诗化、词境之诗化、词风之诗化、词品之诗化等方面，唐宋词的诗化历程经历了萌芽、生成、发展、蜕变四个阶段。
  • 摘要：词调体式的分析与归纳固然要考虑分片、字数、韵位等因素,也应和句法的字声联系在一起.律句是词调句法的基本单元,在唐宋词调中,同调同句往往存在不同的律句类型,尤其在令词调中常见,其字声不能混校而使字声莫辨,而应分清主次,分列正体与别体.而在宋代慢词调中,拗句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同调同句也常常存在既有拗句又有律句的情况,二者也通常不能混校,应视情况而为拗句另立别体.拗句是词调句法对天然声律的回归.从总体情况来看,变拗为律,也是一个词调体式的发展规律.
  • 摘要：王士禛填词从学李清照入手,遍和《漱玉词》,在追拟的同时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能征服原作声韵牵制,自由抒情,并以代拟闺音的方式展开,保持了词婉约的美感,印证了其对于词体的理论认知.在艺术技巧方面,以意象烘托,追求境外之意,取代李清照原作精於白描的写法;在语言的创造性方面,也做出许多探索,和词之中不乏秀句.以王士禛为代表的清初词坛和《漱玉词》诸作,受到云间词派影响,晚唐五代词是词家认识词体的基准,这一接受角度强化了李词作为婉约词宗的经典地位.但清初词家在对李清照词进行经典化时存在偏狭之失,充分体认其绮艳婉媚的一面,而忽略其深厚之处.
  • 摘要：《春蛰吟》是晚清词人在庚子之乱时期创作的一部词集,其中有大量的咏物词模拟《乐府补题》,但又在词题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显示出独特性,这与他们回避浙西词派咏物流弊,提倡比兴寄托的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出了词体与时代的契合.
  • 摘要：关于南宋词人学苏即苏轼，后人认为当从南渡词人开始，叶梦得、朱敦儒可为代表。学苏说至辛派词人更甚，尤其是被后人认为是辛派词人领袖的辛弃疾。辛派词人的学苏及词的“苏味”是客观存在，“苏味”的形成，更多的不是所学而能成就，如苏门词人与苏轼更亲近，往来更密切，他们学苏，其词的“苏味”远不及辛派词人浓郁，主要是胸襟、性情不能及。而辛派词人的好庄与好陶，表面上与苏轼有共同的人生好尚，实际上是胸襟、性情与苏轼一致，都体现出世事通达与淡泊自然，“苏味”的根本在这里，而他们的学苏，正因为胸襟、性情上的吻合，所以在遭遇新的生活且形于词的时候，方能具有“苏味”。也可以说，“苏味”的境界或风格不是简单地学习或模仿能做到的。这类似于清人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里评说刘克庄的：“刘潜夫文章郢匠余事，填词真率坦夷，便笔抒写往往神似稼轩，非刻意效稼轩也。”非刻意仿效，也是辛派词人对苏轼及其词的基本态度。而辛派词人的开宗立派，主要是词的爱国主题与雄豪气质导致的。
  • 摘要：从考据的方法可以看出，“考据癖”实质上就是一种求真尚实的审美习惯，一种万事追本寻源的精神。千百年来，这种审美习惯以至思维习惯表现在文学甚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受众方面的““考据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追索本事的欲望，题序是本事最好的载体和受众求奇索隐的欲望的最直接的触发点，作者方面的“考据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叙事愿望，题序正好满足了作者阐释自己的叙事需求。任何一种文艺形式的成功都与作者的创作心理与受众的接受心理有关，在这二者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时，或说作者的创作实践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期待时，便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和承认。词序正好把这两方面的需求完美结合了，它能在张先、苏轼之后大放异彩，在词史上占据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正是受众与作者的“考据癖”—索隐追本的精神和言说务尽的心理一拍即合互相鼓励的结果。
  • 摘要：金词生长于北国大地,独特的北方生态——荒漠风沙、苍茫草野、丛山峻岭、雄关大川,承载了金词的活力和生机.金代词人以苍茫的视野和奔放的笔触,创造了雄浑、辽阔、壮美词境,赋予了金词独特的美学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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