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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南方传媒前沿论坛

2014南方传媒前沿论坛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4-10

主办单位: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会议文集:2014南方传媒前沿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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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指新闻媒体如何在行使正常的采访报道权的同时避免对司法过程的不当干预.“媒体审判”本来是法律界和法学界对新闻媒体不当干预法院所独享的审判权,以致阻碍司法公正行为的一种讥讽和批判。但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新闻传播和法律学界对“媒体审判”的看法多有分歧,其主要表现包括: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刻意夸大某些事实;偏听偏信,只为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未经审判,报道即为案件定性,给被告人定罪等。这种违背法治精神的“媒体审判”无疑已对司法公正构成一定的威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严重后果。媒体一方面应力求像“徐十条”那样从事报道和评论,另一方面是在公安部门立案之后,媒体可以有理有节地介入事件,在制衡权力的滥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媒体也应避免被偏激的情绪所左右,特别是在难以断定是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的命案中,不能轻易给肇事者扣上“故意杀人”的帽子。
  • 摘要:新闻的真实性,通常是指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细节,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要求新闻所承载的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和背景,事情的起因、发展、经过和结果,以及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思想变化都必须经得起事实的检验,有据可查.所谓文本策略,是指为了满足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等基本要求而运用的方法和技巧。通过交代消息头、新闻报道的来源,采用直接引语,选择恰当的叙述视角,生动、清晰地反映说话者的情感,增加报道的信息量。此外,新闻叙事者在运用视角策略进行客观化建构时必须始终有接收者意识,以进行更有效的客观化作为,要符合受众的期待视野,在事实的基础上挖掘与叙述符合受众期待的信息。总之,以上提出的几个文本策略,都是在新闻事实确有其事的前提下,为提高新闻真实感而采用的技巧和手段。没有这个前提,一切策略、手段和技巧都是空中楼阁。
  • 摘要:传媒学术论文写作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论文写作,总的规律是一致的;但传媒研究对象——传媒本身的显著特性,如大众性、公共性、现实性等,使得传媒研究在许多方面也呈现出一些动态性或不确定性.因此,无论选题、写作方法还是论文价值,传媒学术论文的写作都有不少特殊问题需要面对和思考.传媒学术论文的写作,首先要有清晰的价值观、方法论的支撑。在价值观方面,有人文主义等整体性理念可供选择,也有新闻专业主义等专业性理念可供坚持。在方法论方面,需要有恰当的研究方法进行支撑,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的方法都需要依据研究对象而为,不能为了方法而方法,不能方法先行。没有见识和观点的定量研究不可取,需要数据而没有数据的自说自话也不可取。在此基础上,研究选题、叙述层次、容易出现的问题、论文评价的尺度等四个方面,是在传媒学术论文的写作中经常要面对且一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总之,传媒学术文章终究还是“文章”,是文章就必须要有感而发,表达切身的、深刻的、受到冲击的感受,一定要经过自身心灵的浸润。在感受、感觉、感触之上,实现传媒学术文章的理论意义,实现其对传媒实践的分析和引领,实现传媒研究者的独立观察与思考。
  • 摘要:文章论述了传统媒体、电影、电话、新媒体等的发展历程,提出有实力的媒体当趁有实力的时候跨媒体,但是跨媒体,必然在传播方式与内容、精神等方面面临一定的困难,提出自办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并购的出路。当然,前提条件是:要趁着自己还有实力的时候,且要有懂新媒体特质的管理者。
  • 摘要:雷声大雨点小的互联网电视(OTT TV)在2013年终于有了可喜的新进展:乐视超级电视销售火爆.未来,在新媒体技术的挑战下,在微信、微博、OTT TV等新媒体形态的蚕食下,电视媒体从“强势媒体”的地位滑落乃大势所趋,但沦落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又似乎不大,因为传统电视媒体至少在技术、政策、制作、渠道等方面还有较大的优势和发展空间。建议通过技术升级,在节目制作上,以影视剧、真人秀、纪录片、动画片为载体,主打高清化、长视频战略,在差异化竞争中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强调内容为王,优质内容尽量做到电视台拥有独家版权和唯一播出平台,强化电视媒体的“独家性”战略。此外,可以寻求政策保护,通过颁发有限数量的互联网电视牌照,对直播流量的总量控制等方式减轻对传统电视媒体的冲击。
  • 摘要:文章介绍了一项关于微博评论的个案分析,由于截取了全样本,从而有条件以分钟为单位,对各类评论的变化趋势加以描述,并有条件对微博评论的峰值、衰减规律进行研究。本次记录的研究样本显示到次日0:30,该微博转发量高达6791次,评论则有2704条,有这些数据就有条件开展评论与转发之间的关系研究。本次样本中的不少评论都是来自传统媒体人、名人、新闻人物的,但“草根博主”、“草根用户”与“加V”用户之间的话语分立现象依然明显。本项研究记录的全样本为进一步开展“草根”话语与“意见领袖”话语互动融合的方式、路径研究,进而探讨新闻人、意见领袖的微博影响力与其在现实生活中话语地位的关系研究,提供了可能。本案例中通过微博活跃名人的二次传播引起的热议比较少,凤凰卫视某位有6万粉丝的节目主持人转发了该微博,也仅引起9条二次转发和8条评论,此类样本具有深化研究的价值。
  • 摘要:要加速我国科技传播的发展步伐,早日实现科技普及,实行“碎片化”的传播策略十分必要。而网络时代的媒介生存环境和新闻传播日益“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又为实施这一策略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为此,首先,新闻媒介的决策者要破除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树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指导思想,提高对科技传播重要性的认识,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科技传播。其次,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实行必要的奖惩措施,调动各种媒介从事科技传播的积极性,共同做好科技传播工作。再次,对近几年来媒介的科技传播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在此基础上,从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改进科技传播工作,力求使科技传播的水平更上一层楼。
  •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电视媒体跨平台传播的现有尝试和可行路径,提出电视媒体在SoLoMo趋势下跨平台传播的三种模式,以期为电视媒体与移动互联媒体的跨界整合提供参考对策。移动(Mobile)是SoLoMo概念的核心,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手机电视具有与传统电视媒体截然不同的传播特性。媒体定位的重叠与错位,导致目前手机电视节目的局限:新兴的手机电视俨然把自己看作是传统电视的替代者,而传统的电视传媒更乐意把手机电视当作电视手机,他们都没有把手机电视当成一个真正的新媒体来对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传统电视媒体而言,尊重并移植手机媒体终端的传播特征,寻求与传统主流媒体统分有度的差异化发展道路,是顺应移动互联趋势的当务之急。
  • 摘要:中国电影业面临WTO过渡期后的考验,必须按市场法则、世贸规则、文化产业运作的要求,积极探寻中国电影在国际竞争格局中“走出去”的有效路径,使中国电影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应该鼓励国产片到国际上参赛参展,利用海外电影节汇聚人气来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力;要充分利用华语明星与名导演效应;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进一步探究中外双方竞争性合作中潜在的冲突及妥协策略,为兼顾国内外不同的受众群,或许可尝试同时发行国内版与国际版。此外,应重视国际市场的营销机制,充分利用新媒体,向全世界推介中国电影。
  • 摘要:广东是全国唯一有境外电视公开合法落地的省份,也是境外电视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在广东办广电,在中国为最难但也是最具挑战性与最有生命力的事情.从区域文化形态着眼,粤港澳基于深厚的地缘、商缘、史缘、亲缘,又因"一国两制"而导致传媒功能与体制观念的重大区别,有了异质同构的传媒生态特点.探讨粤港澳三地广电传媒在竞合中实现"共赢性博弈",须有历史的眼光和现实的清醒,即以港澳回归祖国前后为界,深入了解彼此间传媒博弈的历史变迁、格局成因及其战略部署,认真梳理其内在发展机理并为彼此间的共生共赢提供有益镜鉴.粤港澳三地电视同行在生存竞争中要相互借鉴,还得把眼光延伸至祖国北方和欧美;而在继续合作中的坚持,有必要求同存异并上升到大一统的中华大文化。作为粤港澳传媒生态开放环境下的择优选项,首要的还是爱国与政治的文明;合作通途的保障是法治的日益健全与市场经济的顺利转轨;随着两岸三地各自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彼此传媒完全可以实现梦境:在文化产业领域成为国家强大与民族繁盛的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三大主力军。
  • 摘要: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代,广播行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日趋复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广播进行了两次转型,从农村媒体转变为城市媒体,从固定媒体转变为车载媒体。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广播媒体将面临第三次转型升级。近几年,深圳广播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新媒体的强大冲击和蓬勃生机的环境下,如何才能够让广播事业生存并可持续地发展。发展广播新媒体业务、内容创新、流程再造,首先要以机制创新为前提、作保障,以新媒体的思路,按照新媒体受众的接受方式,创造新的内容。比如北京电台专门针对网络受众所做的“菠萝台”。传统媒体的任务不是仅仅用新媒体的手段把自己武装成为跨媒体的“八爪鱼”,而是应该首先转变观念,学习新媒体的本质与精髓,完成从内容提供到内容服务的转型。这个“内容服务”,即关注受众的需求方式,这是我们传统媒体最应该从新媒体当中学习的东西。
  • 摘要:近年来,展现新农村发展变化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持续升温,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肯定.清一色的农村题材,"土得掉渣"的农村语言,鲜明的时代特色,浓郁的地域风情,新鲜热辣的生活气息,凡此种种,成为农村题材剧得以热播的直接原因.以本山传媒出品的乡村爱情系列剧为例,从题材、语言、表演、主题等几个方面,粗略剖析近年来农村题材剧东山再起并且不断升温的原因所在。乡村爱情系列剧以独特的构思透射出农村微妙变化的生活原貌,以对田园生活的细致描绘和对农村家庭关系与人物性格命运的个性把握和刻画,不仅反映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探索,同时也对农村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更多的理性思考。乡村爱情系列剧以农村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情感纠葛、悲欢离合,为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热播奠定了动人、深入而浓厚的表现基础。乡村爱情系列剧主题曲的旋律听起来尤为亲切,这也正说明农村题材电视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引发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索和探求。
  • 摘要:《舌尖上的中国》在国内热播,收视率超过同时段的电视剧,它引起的大量话题开始流行.在当前中国的媒介环境下,这部讨论饮食文化的纪录片,在选题上有自然的贴近性.央视纪录片制片人时间曾经说纪录片需要在创作上对生活进行陌生化,其实,纪录片的陌生化不仅仅指的是纪录片在创作手法上的求新求异,更在于通过艺术作品的创新,让观众感受全新的现实,从而获得对生活的一种特别的体验.《舌尖上的中国》转换了传统美食纪录片的创作视角,将镜头对准家常菜式以及寻找食材、制作菜肴的普通中国人,展示了中华饮食文化中蕴含的中国人的智慧,阐释了饮食背后的人与自然、人与传统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片子记录现实但超越了现实,通过对现实的陌生化处理,让观众能更深刻地思考日常生活中包含的中国人的精神。
  • 摘要:人们常用"瓮中之鳖"来比喻已在掌握之中,逃跑不了的东西.电影作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兴媒介,便拥有这种使人如在瓮中,不能逃脱的巨大魔力.本文仅以在影院环境中的电影受众为目标对象,为了表述的自然,"电影观众"、"电影消费者"会与"电影受众"交替出现,但其内涵所指是一致的,都指在电影院观看电影的人群.2010年5月,《中国广告》做了一期电影营销的专题,从专题内容上看,电影营销囊括了电影、电影院以及与电影相关的一系列营销活动。2010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电影营销价值及院线投资论坛77在谈及电影营销时,则更具体地涉及线上的广告植入、广告贴片,线下的活动冠名、广告短片等一系列的打包宣传,即“电影的整合营销”。这意味着,电影受众的概念外延从之前“看电影的观众”拓展到与电影、电影活动、电影资讯等相关的所有目标对象。除了概念的拓展和延伸,国内外的电影营销人员还从传统广告轰炸的弊端中吸取了教训,比较注重受众的广告观感体验和对广告的接受心理。从画面质量和内容控制两个方面双双把关,把进入影院的观众当作“宾客”,提供不招致反感的广告,放慢脚步,有序深入,谨慎地向目标群体伸出营销的触角。如,国外有映前9分钟的广告时长限制,国内有8分钟的业内共识。这些努力都将在保护好平台价值的前提下,为电影受众提供舒适的娱乐体验,使其如在瓮中,不愿逃脱营销的捕捉。
  •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与发展,学者们对网络道德(伦理)的探讨愈来愈多.笔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道德哲学的层面,对网络伦理的基本问题进行宏观的、整体的探讨.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广泛性,使得网络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有着更大的自由度,网民无须经过编辑的严格审查便可以轻易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在网上可以为所欲为,在现实世界中不敢说的话可以在网上说。可以采用“话语共识协商法”,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对道德规范展开讨论乃至于辩论,从而达成最大范围的共识。此外,游戏行为与心态不应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消极影响,同时社会公信力的树立不应以取消网络的互动性和游戏性为代价。在网络传播中人文精神的迷失不能归咎于网络技术本身,在强调人文精神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网络技术手段的创新与发展。
  • 摘要:本文试对清末报载小说因受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制约与影响而发生的新变略作阐析.清末由于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出现,一批报人兼小说家为了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自觉地改变了古代小说的叙事方法,追求叙事的新闻效应,从而使报载小说叙事不同程度地带上了报刊的“新闻”特性,呈现了不同于古代小说的新风貌。
  • 摘要: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讨在2008年西藏议题中,网络新闻信任、人际交流、政治兴趣等因素如何对公众的认知产生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自认为的知晓程度”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自认为的知晓程度是网络新闻信任、人际交流、政治兴趣等个人因素与议题认知之间的有效中介变量。网络新闻信任、人际交流、政治兴趣等个人因素,并不或者并不限于直接影响议题认知,而是通过中介变量或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议题认知,其中起最重要的中介作用的是自认为的知晓程度这一变量。传播过程中的心理现象,一直是传播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研究的结论,涉及传播过程中“自认为的知晓程度”这一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心理现象。在方法方面,为了更精确地了解自认为的知晓程度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更好地检验因果关系,有必要借助实验或准实验的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在概念与理论方面,有必要在心理学和传播学双重学科背景下审视“自认为的知晓程度”这一概念,进一步廓清其内涵,梳理其理论根源。“自认为的知晓程度”或可为传播学研究引入一个基于心理学的新视角。
  • 摘要:2009年7月8日,澳大利亚力拓有限公司驻上海首席代表澳大利亚公民胡士泰及其他三名中国雇员王勇、葛民强、刘才魁因涉嫌盗取中国国家机密在上海被扣留,澳大利亚各类报纸纷纷对此作了不同程度的报道.笔者归纳《澳人报》在整个力拓间谍案的报道特点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透视《澳人报》对力拓事件报道的整个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其对涉华力拓事件的报道立场和报道内容受制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历史偏见、澳大利亚媒体受众市场的信息消费需求、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澳方稳固政治统治的需要和维护媒体集团的利益,以及澳大利亚媒体涉华报道的现实困境和报道模式等因素。当然,对华的批判性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西方媒体的特质有关。在西方国家,媒体有“第四权力”的说法,即媒体必须独立于政府和政党,并对政府和政党实行监督。西方媒体的这种职能不仅体现在其对内报道上,也延伸到对国际新闻的报道方式上,即报道外国政府所不喜欢的事务。《澳人报》对力拓事件的报道特点也可以为研究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涉华纠纷事件的报道特点提供参考意见。
  • 摘要:本文所谓的明星消费,主要是基于与影片文本的制作、接受与消费相关的层面的探讨,侧重对过度消费、盲目消费现象提出批评,并试图探寻建构科学、理性的明星消费机制的可能性。从明星生产一端而言,中国电影产业机制中并没有形成良性而成熟的明星生产机制,而是更近似于个体式的手工作坊。本土的明星生产机制如前所述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工业化体制的运作之中,那么,粉丝的非理性则恰恰成为与之同构的文化现象。粉丝一旦与明星之间形成认同关系,此种“契约”往往是不讲道理的,他们很难对明星保持理性的认知与判断。
  • 摘要:当前广东的电视广播媒体对粤语的传播尚缺乏足够的重视,更遑论媒体对本土的语言——粤语的纯熟掌握和精妙表达。建议广播电视媒体加强完善对播音员、主持人思想业务方面的建设,包括语言方面的培训,把播出语言的标准和规范列为节目质量的考评,重新恢复广播电视媒体在语言传播方面的权威地位。高校应针对业界对粤语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在抓好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强实践能力的训练。建议成立粤语传播研究会,开展对粤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研究,组织粤语传播从业人员的交流学习活动,定期对粤语节目的质量作出分析和评价,对行业的自律和粤语传播规范将产生重要作用。
  • 摘要:粤港两地在社会制度与政权组织形式上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在保证基本导向正确的前提下采取较为宽松的管理政策,在充分尊重创作者自由的大方向上,两地的政策是基本一致的。两地政府部门在发展电视剧产业,推进市场发展方面有共同的相融态势。粤港两地电视剧生产在政策制定、经营和题材选择方面存在着趋同性,即在政策的制定与管理的具体操作中均采取绝对重视、相对宽松的积极引导的理念。缘此,相融的现实才得以呈现。基于两地电视剧的未来发展的判断,粤港电视剧跨区域的“相融”态势可能成为“大中华文化一体化”一个方面的见证,其意义是深远的。
  • 摘要:追求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诉求,这是中国社会全方位现代化诉求的一部分.21世纪以来,我国电影产业发展迅速,但是好莱坞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票房的重要份额,因此,应加大对电影语言的研究与讨论力度,中国电影要真正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必须在充分了解世界电影语言发展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在汲取欧洲与美国电影之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此外,在影视院校教育方面,要将理论研究与电影实物区别开,培养合格的电影人才。
  • 摘要:近几年,我国主持人队伍迅速扩张,但除部分主持人比较称职外,多数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偏低,他们作为一种"俗套角色"(Stock Character)随处可见.主持人专业精神突出体现于新闻节目。从这个角度说,以商业尺度评判主持人节目的资质和效益是不全面的.目前,我国新闻节目主持人专业精神缺失主要表现为角色定位模糊、存在“戏说”新闻的“看客心态”。新闻节目主持人专业主义的核心,也是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是对社会责任的严肃态度,是人格魅力的张扬和真善美在职业生涯中的体现。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文关怀”。
  • 摘要:笔者将避开某种道德性的评价,从故事原型、影片创作、叙事模式等角度探讨电影《五朵金花》轰动中国并成为一代经典的真正原因.电影《五朵金花》无意于少数民族区域风俗的探索,它的兴趣是通过异族拟叙事完成主流文化价值的书写,以主客体的文化模式展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使之发挥“统治国对于隶属民族可以从此得到较善的统治法”的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建构了一种整体的想象性民族诗学,一方面汉族文人把自己的审美想象与异族欲望强加于少数民族题材的文艺叙事中,使之成为主流观众喜闻乐见的美学形式。另一方面影片“互补”了汉族文化中稀缺的因子,构造了中华文化多重性的幻境,满足了观众“换位”的快感,这些造成了“自己梦境和意识幻想的观众”将“沉迷于人类经历中那些异常的、禁忌的、不正当的事情”。汉化与雅化意味着艺术的主流化,少数民族通过主流化的表达方式保留并发扬了其文化遗产,甚至因此获得丰厚的旅游资源与经济效益。面对当代少数民族电影无法进入主流影院的困境,饶曙光呼吁国家性的“政策安排”和政府“有形的手”的援助,在这个层面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美学特征与生存状况能够给予有益的启示。
  • 摘要:本文将以香港警务题材的电视剧为研究对象,以其警察形象的特点与塑造手法为切入点,分析研究香港警务剧的创作模式,借以反观国内警务题材电视剧的人物塑造问题,以资提供借鉴和参照的经验。香港电视剧里出现的警察,都不是高大全的形象,他们都不完美。香港电视剧传达出这样一种理念:这些英雄与你们一样平凡,但他们照样能成为英雄。这种理念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达给了受众,起到一定的心理暗示效果。所以当遇到突发事件时,香港人很容易联想起某部电视剧里的情节,采取相应的应对办法。总之,电视剧的宣传教育功能是其存在的意义,但电视剧的生产者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必须站在受众的角度,考虑他们需要什么,怎样的形式他们会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让他们在欣赏之余或者是放松的同时,能够有所收获。
  • 摘要:优秀的新闻作品皆来自于发现.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必然是一个杰出的新闻发现者.新闻发现是新闻传播活动全过程的首道工序,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和保证。总结人类长期以来的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对记者新闻发现力的内涵应从判断力、挖掘力、鉴别力、预见力四个层面予以考察。要培养新闻发现力,首先应提高记者的责任感,培养好奇心和探究欲;此外,记者还应具备广博的知识面和密切的关系网。
  • 摘要:麦氏首次应用微观经济学的社会交易理论透视美国地方电视台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提出了市场新闻业的概念,并建构了一个美国民主市场社会情境下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迄今为止,从整体上看,市场逻辑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是积极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催生出新的媒体品种,改变了传媒格局,也催生出中国媒体的受众意识和责任意识,使新闻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提升。不过,与此同时,市场逻辑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屡禁不止,成为全民公害。考察中国的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需要将其置入当代中国的独特语境中,既看到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也承认包括新闻工作者、受众、广告商、消息来源等在内的各个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以主体间性的视角来考察他们之间的互动,从而揭示当代中国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的真正逻辑,建构本土的原创性理论。
  • 摘要:顺应传统媒体向全媒体升级转型战略的需要,为其提供或培训实施转型战略所急需的全媒体人才,是当今各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责无旁贷的事情.因此,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亟须在全媒体转型意识下,对传统的新闻教学进行改革创新.首先,须创新新闻人才培养的理念;其次,须在日常教学中结合全媒体转型的实际需要,加大实验与训练的课时比重,着重培养全媒体新闻人才所需的技能才干;最后,根据全媒体新闻生产运作的需要,加强各种科学思维的训练,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旨在让学生能自信地、卓有余力地应对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运作的实战要求.
  • 摘要:网络时代,微博因其传播及时、内容自主、方式互动等特征而广受大众喜爱,尤其是在舆论监督方面,微博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药家鑫"、"郭美美"、"温州动车"、"局长腐败日记"等触动着千万人之心的网络事件中,人们感受到了微博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在微博舆论监督中,为了规避负效应,要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主流媒体要主动及时地发布正面信息,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使受众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依法行使其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关注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并进行深度解读,做到自下而上地引导议程和白上而下地设置议程。此外,应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提高公民鉴别真假新闻的能力,培养公民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 摘要:传播学本土化,说白了就是研究并呈现本土关于传播的“知识”及其“成长”,并由此归纳其理论特征。因此,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应该遵循福柯的呼吁,深入“知识的历史中”。然而,任何知识都是历史地成长起来的,其发生和繁衍,脱离不了特定时空的文化和社会实践,都是“地方性知识”。本土化的首要任务,是要去发现、提炼、解释其特有的传播现象及其问题,因为解释系统不同,对传播的内在体验和理解不同,存在和面临的问题也是完全不同的。把某一种地方知识强制推广为普遍知识,凌驾于其他地方之上的“本土化”不可取;退回地方闭关自守,如中国的“本土化”钻入由“四书五经”所堆砌而成的“孤岛”独来独往,同样不可取。传播“本土化”不是为孤芳自赏,而是一定向着所有方向敞开。这与其说是研究者应有的视野,毋宁说地方的传播实践本来就是如此,不能为了研究的便利而简化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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