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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暨“教育和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暨“教育和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4-03-29

主办单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

会议文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暨“教育和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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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差异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样态或形式,也是人类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这种具有唯物辩证性质的差异性原理所提供的"差异性思维"或"识差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所谓认识事物,首先要'认差',即要搞清某物与他物的不同,如此才能对某一事物的具体性质、状态、水平等有一个准确地把握".本文正是在遵循差异性原理的基础上,探求以下四种相对关系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即: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与教育社会学,"文化教育人类学"取向与"哲学教育人类学"取向,以及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学立场"与"人类学立场",试图在"求同存异"中对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进行审思.
  • 摘要:与传统民族志书写相比较,表演民族志强烈彰显了艺术性、体验性、表演性和批判参与性四个特征,彼此相互联系。换言之,舞台上展示的民族志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效果分别是人们从外在感官体验到内在联想和移情、从批判性思维到参与性行动的过程。建立在艺术基础上的表演民族志只是一种质性研究方式或行动策略,应该与传统民族志具有的“精准性”结合起来,设计一种良好策略实现研究目的。其次,表演民族志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从多维度去焕发观众情感、感官和动觉引发共鸣和移情体验,达到研究者、研究对象和观众之间多层次、多方面对话,这种交互对话正是研究者和社会变革者的期望。巴格利对表演民族志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新世纪,在做教育民族志研究之时,我们需要欣赏和承认艺术所提供的在方法论和表征上的可能性,从情感的、感官的和动觉的诸方面去体察日常生活经验之复杂性,进而去挑战文化规范、信念和价值标准,以新的方式揭示(uncover)、重新获取(recover)和展示(show)事物的意义”。
  • 摘要:如何选择田野?如何进入与退出田野?是教育人类学研究中首先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后续的田野调查就难免偏离科学而变得盲目。进入与退出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反复多次。正如认识过程的螺旋上升,笔者在一个个螺圈中不断转换着进入与退出的角色,对新疆双语教育的认识深度也一步步不断提高。
  • 摘要:节日文化习俗,反映着一个民族的认知、行为和文化趋向的一致性,满足各民族成员之间相属、相爱、自尊等情感需要,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在世界日益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部分传统节日逐渐失去本民族文化特色是一件令人痛心之事。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应创设条件积极渗透和传承,这有利于民族成员从小了解本民族文化,逐渐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新生力量。实地调查显示,每一所学校都开展了朝鲜族礼仪校本课程,其中很多内容与朝鲜族传统节日习俗密切相关。更加有趣的是,部分朝鲜族幼儿园有很多汉族、蒙古族幼儿;在个别朝鲜族学校也有学习朝鲜语的汉族、蒙古族学生;而朝鲜族老年协会也常常有汉族老人参加,开展秧歌舞、朝鲜族舞蹈等富有多民族文化特色的娱乐活动,定期与学校、幼儿园进行节日文化合作与比赛。这有利于实现各民族互相团结、社会安定、共同发展的我国总体发展目标。通过访谈了解到,很多学生通过文化展示和礼仪课堂掌握了生活礼仪和节日礼节,明确如何尊重父母长辈等文明行为习惯,从而形成尊老爱幼的优秀品质。显然,通过节日文化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帮助民族成员的生存礼节颇为有效。可采取如下措施深入推行:一是结合家庭性节日,突出父母对子女的积极渗透和循循善诱;二是结合社会性节日活动,积极培养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和行为趋向,进而构建安康吉祥、幸福快乐的社会氛围;三是结合学校的民俗节、运动会、六一儿童节等活动,积极渗透有关节日风俗、礼仪、游戏、饮食、服装等内容,使学生从小懂得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及应遵守的基本规范和行为模式,从而形成文明的社会行为和素养。
  • 摘要:锡伯族在新疆生存发展的200多年中,以开放进取的精神,在强大的外部环境中努力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积极吸纳绚丽多彩的各民族文化。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认识到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化只适应于一定的知识系统以及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如满语、满族文化),如果没有新知识的及时补充,将无法获得发展能力。时至今日,锡伯族正在逐步走向语言的多元和文化的开放,表现出锡伯族积极的双语教育价值取向。锡伯族学生通过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不仅增强了民族意识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更能在这一过程中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汲取民族文化中的丰富养分;而对学习汉语及其文化的认同,又减少了单一文化的不充分性,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本民族的文化,通过互动,借鉴各民族文化中的优质元素,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这些都在客观上有效地保存、发展了锡伯族文化,促进和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共存。这正是本文梳理锡伯族的双语教育的历史线索,以积极促进锡伯族文化传承的目的所在。
  • 摘要:历经时代的沧桑,偏居贵州乌蒙山腹地"西部之西、边远之远"的石门坎依然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不曾想,这样一个蛮荒之地却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清末至民国年间,因为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石门坎地区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迅速成为西南苗族地区文化中心,甚至得到国外媒体"海外天国"的高度评价.尘埃落定,愿风载尘,反思石门坎的学校教育模式和实践经验,依然对今天的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办学思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优化社会资源;办学师资:实行以苗教苗,注重师资传承;学校教学:满足生活实际需要,打造苗疆教育特色等。
  • 摘要:新疆的南疆(天山以南)辖五地州,包括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克州)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州),有13个世居民族,人口主要以维吾尔族为主,尤以和田、喀什最为集中。因其特殊的人文和地理位置,近几年来,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给予了大力扶持,使其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之中。然而,南疆社会发展是非均衡的,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又因转型所需的内生性动力不足,故又带有明显的被动转型特征。加快南疆社会转型,化被动为主动,使其朝着健康、富裕、和谐、文明社会方向前进,关键在教育,要改变以往过度依靠财政资助体系的纯粹补偿性做法,纠正社会对优惠政策过分依赖的心理,消除“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畸形社会心态,以减少社会转型阻力和治理成本。为此,要通过改革教育,创建一个适合本地区特点和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教育体系,以增强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技术、智力与知识基础。但是,要发展教育首先要正视目前教育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分清缓急,明其利弊,在此基础上,方能多途并进寻求共治之道。
  • 摘要:针对玉树民族教育重建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尝试提出了“后灾后重建时代”促进青海玉树民族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以灾后重建为契机,深入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将玉树建设成为藏区最重要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全国藏区教育发展提供一个成功范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实现玉树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以课程及教师培训为核心,扎实推动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灾区中小学教师综合素质,为玉树民族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为抓手,积极构建心理援助的长效机制,科学、持续、有效地医治师生的心理创伤,维护灾区各民族师生心理健康。以教育科学研究为先导,积极发挥教育科学研究的资政作用,探求有效解决灾区教育发展的特殊性政策和措施。
  • 摘要:宁夏生态移民地区大多数学生在初中教育完成后就面临就业,只有30%左右的学生继续接受初中后普通教育,但当前的初中阶段教育并没有为这些移民学生提供相关的就业知识和技能,初中职业生涯教育严重缺失,学生就业和升学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强。从当地社会发展实际出发,重视地方性知识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的运用,探索适合生态移民地区初中生的职业生涯教育,有利于帮助移民在“进得来”、“学得好”的基础上,实现“用得上”的跨越式发展,让生态移民地区学生既能适应性谋生,又能开拓性创业。对提高生态移民整体文化素质、促进生态移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提出要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树立正确的职业生涯教育观,建立生态移民地区职业生涯教育保障体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生态移民地区各级教育之间的衔接与合作,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依据,重视地方性知识,推进学校课程改革。
  • 摘要:笔者采用人类学的根本方法——田野调查法,从学生个体出发,对他们承担的角色进行了分析,运用推拉理论对角色冲突过程作了深描。田野调查关注的是事件的整体,不单从某一方面片面理解事件过程,而是从全局的角度,力求以客观的视野找到事件的脉络以及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这就像亲手剥茧抽丝一样,脉络鲜明,层次突出,能清晰地呈现学生面临辍学选择时的内心冲突和辍学原因。笔者选取的是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户撒阿昌族自治乡的第一中学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角色是特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产物,角色期望也是如此。中小学生辍学现象从我国大的教育体制来看是学生角色的角色偏常行为,即“一个人行为和心理准备长时间偏离社会期望,形成与自己社会身份不相适应的行为和心态结构”。但是相对于农村中小学的学生和家庭来讲,辍学非常多见,成绩不好的学生躲避学校的一层层评估,也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扮演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十分正常,但是与他们应该承担的“九年义务教育”义务不相匹配。现代学校教育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九年义务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我国在教育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村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问题,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如何提高这些学生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如何在农村家庭支付得起的教育年限内,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从笔者的辍学生案例方面了解到,他们一方面需要学校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在学校接受教育,具备学下去的动力;同时还有更充足的教育资金,也有来自家人的情感依托,还有来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所遭遇的风险的规避。学习信心来自学校和自己的相互作用,而经济支持和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学生的是安心学习的环境。否则,学生学业成就再高,学生也没有办法待在学校里安心学习。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对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可能性事件而不是必然性事件,教育不是当地人的全部,生活才是;而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现象对于城市里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可能性事件而不是必然性事件,教育是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根基。对于学校,无论学生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国家仍肩负着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重任;无论辍学生在家务农还是到外地打工,国家同样面临着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提高学生就业技能的迫切任务。无论学生怎样选择,学校更应给予学生(尤其是后进生)内心上更多的关怀,家庭也应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加强对教育的重视。无论怎样,学生辍学后都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迎接生活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挑战。“让每一个身处困境者都能得到社会关爱和温暖”,“努力使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发展机会”。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的不懈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
  • 摘要:作为民间剧社心向太阳剧坊的儿童戏剧这一项媒介,它也能够循序渐进地影响着儿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儿童剧场可以增进孩子的语言能力,激发孩子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进而满足孩子们在人群中表现自己的欲望,在观赏别人的演出时,也能够达到娱乐的功效。另外,透过游戏的“角色代替”,孩子也学习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想法与感受,这对孩子的社会性发展是很重要的。另外,借着角色的扮演与同理心,无形中孩子们也找到发现情绪,表现自己情感的出口。因此,儿童剧场也常用来帮助孩子们探讨孩子的行为问题、情绪困扰,协助孩子们成功地解决问题,并且潜移默化地施行导正行为。格伯纳等人认为,传播媒介的这种“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虽然剧社的力量较小,但是这一股力量却不容忽视。借着儿童剧场的演出,老师的肢体变得更加灵活开放,而愈来愈敏锐的观察力也有助于老师对孩子们周遭人和事物的察觉。另外,为了让舞台剧能有更多的变化,老师运用多元媒体、无中生有的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也愈来愈强。儿童剧场演出多了,老师们自然会结伴去观赏其他艺术表演,这不仅增加了老师的剧场表演与执行能力,潜移默化地影响老师的生活观念及态度,也培养了身边的朋友参与戏剧的热情,这不也是格伯纳等人“培养理论”在戏剧方面善的一面吗?在“培养理论”当中,孩子和老师们的态度和观念,都潜移默化地被影响了。
  • 摘要: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很多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理论,这些精髓不随时空的流转消失,相反,在今天这样复杂而多变的时代,它显得历久弥新。“没有历史头脑的民族是健忘的民族,一觉醒来,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诚然,任何事物的出现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同样,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也要把握它的历史轨迹和脉络。民族志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客观实用性,更在于它包含人类自古以来的精神理念。深入挖掘民族志研究方法与我国古代传统的相通之处,有助于为古今人类学思想搭建一座桥梁,使人们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昨天与今天,拂去日历上的残渣,留下亘古不变的精华,在田野的征途上大步向前。
  • 摘要:我国制订《少数民族教育法》的各项基本条件已经成熟,有关方面应尽快将《少数民族教育法》列入紧要工作议程,加紧《少数民族教育法》的调研起草,争取制定出一部高质量的,反映时代要求、民族教育发展规律和少数民族群众心声的《少数民族教育法》。本设想是笔者多年来研究的心得,提出来供有关部门和人员参考。全文共9章7l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办学形式;第三章,双语教育;第四章,教师;第五章,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第六章,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第七章,奖励;第八章,法律责任;第九章,附则。
  • 摘要:在当今全力推进素质教育,进行幼儿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必须科学而辩证地对待蒙台梭利幼儿教育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蒙氏教学法中的精华无疑是我国在幼儿教育阶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特别是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转化为教育行动可以借鉴的一种幼儿教学模式。但是也不能盲目地崇拜,认为它是一种完美的教学模式。没有哪一种教育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清醒认识蒙氏教育法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应该借鉴蒙氏教育法中一切可以为人们利用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具体的国情、民族地区的实际园情,力求蒙氏幼儿教育能够为我国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用蒙氏科学、合理的理念改进当下儿童教育中存在的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和做法,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幼儿教育水平和质量。
  • 摘要:作为过渡型双语教育的黔南州双语教育,其目的本来是辅助少数民族成员过渡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中来,提高他们的学业成就,同时传承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但现实的境遇是这些学生是顺利地过渡到国家通用语的教学中来了,而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却在慢慢地消亡。提出黔南州双语教育的发展应该做到科学规划双语教育的发展,建设高水平的双语师资队伍,因地制宜地开发双语教材。构建双语网络学习平台。
  • 摘要:文化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鄂伦春族生存的环境是变化的,与之相辅相成的民族舞蹈文化的变异也就不可避免。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文明对鄂伦春族人的生活方式和民族舞蹈审美观念的冲击,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新生代鄂伦春人现实主义价值取向的选择。“靠宣传危机思想的说教,或依靠少数人的力量强行推进所谓的拯救工作是毫无作用的,是挽救不了鄂伦春民族文化的。因为它离鄂伦春族人的现实生活太过遥远了。”费孝通先生曾讲到,“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那么,鄂伦春族民族舞蹈在历史的演变中,从最初作为宗教祭祀、生产生活方式的象征,到如今成为民族认同的典型标志,它的文化功能在逐步淡化。关注到国内各地的人们在以不同的方式保护和传承鄂伦春族民族舞蹈文化,笔者认为这份艰巨的任务不仅仅需要政府和文化精英的努力,更关键的是鄂伦春族人强大的民族自觉意识。
  • 摘要:教育人类学能够对于建设和完善国与家交融的多族共同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融爱家、爱族、爱国于民族教育研究和实践当中,准确分析它们之间的复杂的互动互生关系,沟通体现在不同语言文化之中的价值观,培养超越性的重叠共识。
  • 摘要:如果教育人类学声称是研究不同文化下的教育行为的,那么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转型,就必须在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维度之上加上一种文化的批评维度,有了这种批评,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没有文化批评,文化自觉也是难于真正实现的。但这种文化的批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是注意到了就发生在身边且就在当下的诸多文化形态中的一种,它无形之中在引导着人们的生活的全部。它借助器物或人造物而体现自身,这便是分离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自我成长和对生活的支配。文化必然也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生转变,并且凭借一种文化的创造力也一定会转化出来一些新的文化形式,以使人生活的意义能够重新被找到,或者有一种幡然醒悟的再发现,而教育人类学家的研究真正要做的恰好就是要去引领同行向着这一发现之旅不断迈进。
  • 摘要:关于民族高等教育的文化责任的直接相关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它们主要聚焦于从教育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讨民族高等教育在文化创新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在多元文化或跨文化视角下,通过探讨民族高等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很多宝贵的理论思想和建设性意见,这为展开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尤其是以下经验值得后续研究镜鉴:(1)在研究方法上,坚持用多维视野,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民族高等教育问题;(2)树立一种关系性思维,用整体观审视民族高等教育与文化责任、大学与文化、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3)“民族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需要引入第三个核心要素——“人”;(4)关注民族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与文化责任的细微差异;(5)对“文化责任”进行概念操作化,以分层分类进行研究;(6)可以以某个民族院校为研究个案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诚然,由于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迁,民族高等教育的文化责任也在发生变化,应该如何选择研究空间?尤其是,当下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民族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文化育人?如何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自我文化担当?民族高等教育如何开展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如何发挥文化传承创新的高等教育第四大功能?如何引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道德文明的进步?如何在理论与实践中担当文化责任?换言之,民族高等教育在面临文化发展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多样性与统一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理论性与实践性、封闭性与开放性、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冲突与调适、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等矛盾关系问题时,民族高等教育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文化角色?民族高等教育承担的“实然”和“应然”文化责任是什么?民族高等教育为什么要承担文化责任?民族高等教育承担文化责任的主体是谁?民族高等教育如何承担文化责任?这都是民族高等教育当下需认真研究的问题。
  • 摘要: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民族志(ethnography)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学家进入田野地点收集资料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调查技术与方法;二是指人类学家离开田野返回自己的家乡,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归纳出结论或做出解释,最后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文本。教育民族志(educational ethnography)就是运用民族志的调查技术与方法研究文化传播尤其是学校教育及其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一种文本叙述形式。本文所说的主要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其整体观,即把每一个文化现象都置于其意义情境和它与文化其他部分的联系之中进行观察的观点,为理解教育过程提供了基本的视角。在学校教育研究方面,教育民族志者重视教育发生的社会或社区,根据情景来界定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教育问题置于更加宽广的、全面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下进行观察与分析,从而获得较为全面而客观的理解。从民族志的研究视角和范围来看,教育民族志包括微观民族志和宏观民族志。微观民族志主要关注学校、课堂、家庭和校园内所发生的事情;宏观学校民族志研究虽然也以小社区的学校为考察点,但宏观学校民族志者不像微观民族志者仅仅将注意力放在课堂、学校和家庭的层面上,同时也关注学校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以此证明诸如更广大社会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力量对学校参与者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将学校置于其所属的社会文化整体情境中进行研究。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斯宾德勒(G.Spindler)认为,民族志可以为解决复杂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即对揭示人们社交、感知的深层文化差异、论述学校社会阶层及社会派别的功能与其稳定性以及学校教育对工薪阶层与管理阶层的社会化作用等问题,具有其独特的视角。
  • 摘要:人类学过去对学习问题的研究较弱,这是今后我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大有可为的领域。作者通过反思自己研习人类学的经历说明,要促进人类学对学习问题的研究,乃至于要提升教育人类学研究品质,就要:加强对学习问题的全貌性研究;克服忽视个体能动性的经典文化概念,采用更具动力性的文化概念;提升理论素养,尤其是重视借鉴哲学人类学,探索社会转型其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提前做好较充分的准备;遵守研究伦理,重视对当地人的尊重、保护和回馈,并切实提供建设性成果;持开放心态,向心理学借鉴,提高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严谨性;注意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研究的革新。rn 这些革新对学习问题的研究,乃至一般教育人类学研究提升品质和塑造理论形象,具有积极意义。在当前,边疆地区学生的理科学习困难、双语学习革新、参与式课堂教学、基于民族文化资源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与课程革新、寄宿制条件下的学生指导、学业评价和教师专业学习等问题,都是当前决策者较为关注的。教育人类学者在这方面可为实践和决策提供自己特别的贡献。rn 总之,在以前,有许多边远社区处于前现代社会并相对封闭,没有外来学者去调查。人类学家去待上一年半载,写一个研究报告就会出名。今天,在我国很难找到这种民族地区,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宏观民族志(即包罗万象的调研报告)时髦不在,教育人类学需要做的是较为微观的专题式民族志。为此,就要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力求上天人地。上天,此处是指较为深刻、有新意的理论视角和概念建构;人地,即进行扎实的符合伦理的田野工作。在选题上,加强对学生学习、教师培训等主题的研究。
  • 摘要:大多数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所撰写的民族志,必须遵循相应的学科规范。斯宾德勒和奥格布等教育人类学家对于民族志的重视和运用,肇事于玛格丽特·米德与露丝·本尼迪克特对于跨文化社会中的族群性研究有关。由此可见,上述的美国教育人类学研究与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研究传统的明显差异,使得民族志方法对于斯宾德勒等人来说越发显得重要。对于教育人类学研究来说,遵循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规范并重视对于民族志的深度挖掘,是其学科立足之根本和基础。
  • 摘要:第三次科技革命导致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出现结构性转型。由于新的技艺和工艺在生产上的应用,一些旧行业消失了,一些新的行业产生了。一时之间,结构性失业成为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传统的一劳永逸式的教育模式显然已无法适应新经济结构的发展要求,大批生产者被迫接受新技术的培训,以解决就业问题,这对未来国际教育发展趋势提出了新的挑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倡议“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满足人们基本的学习需求,以帮助人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并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全民教育”与“基本教育”有所不同的是,全民教育不再仅仅强调价值理性,而是从人生存和发展需求的角度,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于“人的基本受教育权”这一概念之中。在中国,由于个体化社会的出现,个人主义得到张扬,个人意志得到尊重,大写的人再次被放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加快,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多元化,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由此被不断地激发出来。这一切,既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社会政策变革的动因。因此,如何应对近代以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改革中的冲突与分化,如何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显然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其实,价值理性一直是世界与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不变的内在追求,而工具理性又是其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只有还原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教育活动中的一体性,才能把握学前教育的真正理念。
  • 摘要:边远的、民族的地区,具有自然的以及人类在漫长时间跨度内因与它相处而赋有的环境特质,经由原生的与各种跨界的相遇,特别宜于能够润泽心灵,滋养元气的那些生命中不易看见但可贵之物的显现。那是在过往匆匆的“火车站”状态的城市空间可望而难以企及的部分。在当前“中心”向“边缘”的输出和影响更为强大、灵活和丰富的趋势下,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应该而且可以在“平衡”和“中道”的诉求中获得自我的独立和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建立双向流动的桥梁,也为保持教育的完整性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 摘要:一般意义上说教材是课程活动的重要工具,它总是“反映社会主流文化”,并充当着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通过教材,“统治阶级、阶层的‘文化资本’大多数被吸收为社会的合法知识”。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规律。我国乡土教材经过百年的嬗变已形成了明显的特点,具有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从而在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变化中,乡土教材不但发挥了建设课程理论的重要作用,而且为教育教学实践的改革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乡土教材实践方面的意义大多都与其特点有关。提出乡土教材的实用性特点,对我国学校教育的教学实践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乡土教材的本土性对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乡土教材具有推动学校课程多元化发展的实际意义。
  • 摘要: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是改善载瓦支聚居地区学生低学业成就状况的有效途径,能帮助景颇族载瓦支学生解决语言和文化的中断问题,提升学生融入主流社会和弘扬本民族文化的能力,成为连接外界文明与民族文化的桥梁,促进当地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的发展。
  • 摘要:今天的教育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源的开发手段,被赋予了强烈的技术主义、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个人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被动工具。但是,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立国、兴国,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同样,“选择什么样的双语教育模式”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应该确立现代中国的双语教育哲学和文化。那么,这种双语教育哲学和文化的基础是尊重作为双语教育的主体——学生的意愿、家长的意愿以及双语教育一线教师的想法:首先,要问问他们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认可程度如何?愿不愿意接受双语教育,愿意或不愿意的理由是什么?其次,要听听一线教师和家长的声音,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双语教育?双语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唯有如此,才能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选择出适宜该地区、该民族的双语教育模式,才可能是有效的双语教育模式。
  • 摘要:自由主义教育在民国时期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状况和结果,以往对于自由主义教育的研究往往从教育学内部着手,探讨自由主义教育的内涵、发展阶段以及自由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如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思想,而很少有人用人类学全貌观的视角看待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几起几落,从而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自由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状况和它最终衰败的宿命。一百多年以来,人类学已经铸就了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不仅仅是它的全貌观,还有它的“田野作业的方法原则、交叉文化分析以及文化普同论以及它关于全球化的解说与研究等”。运用这些视角和研究方法,可以探究教育领域的不同面向,更好地去解释和解决教育问题,同时实现教育理论的创新。
  • 摘要:本文通过对来自教育人类学领域数据的教育人类学、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利用可视化的工具,绘制了教育人类学领域的多张图谱,反映出教育人类学领域的发展趋势和重要人物,展现了教育人类学领域的知识结构关系与演进规律。本文将CNKI下载的数据经过格式转换后,构建作者共现矩阵、关键词共现矩阵、参考文献共现矩阵、机构共现矩阵、期刊共被引矩阵,并借助Ucinet、Netdraw可视化软件,将分析单元之间的共现关系,以图谱的形式显示出来,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为从大量文献数据中发现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方便,有助于科研新手快速了解某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为其科研选题提供快速通道,也有利于知识计量学研究的方法创新。但因为ucinet软件本身的原因,还不能实现被引期刊共现矩阵,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不断加以探索。中国教育人类学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所需,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努力创建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教育人类学体系,是时代发展之趋势。相信中国教育人类学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并将开创美好的未来。
  • 摘要:在美国,课程问题永远是当务之急,它与种族、经济、语言和文化问题一起构成国家话语的主要部分。国家中所存在的多样性使得社会的很多问题很难取得一致性。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背景影响着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样的问题如:什么对课程是重要的?要达到什么目的?谁的观点会成为“主流的”观点并要坚持这个观点?课程绝不简单地是知识的组合,也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关于合法知识的观点。了解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理解知识类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知识来平衡学校教育中的知识选择。多元文化教育领导人班克斯所提出的革新性知识(transformative knowledge)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学生了解知识的创造是如何受到某些个体及群体的族群及社会阶层的影响的,并能够创建自身的知识体系。这种革新性知识观是多元文化教育课程改革的重点。此外,个人与文化知识、大众知识、主流学术知识及教学知识的合理交织,才可以探寻到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在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将要进一步发挥的作用。
  • 摘要: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延续了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带有鲜明工业化色彩教育的影响。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教育发展长期带有鲜明的“国家一统”色彩。对于中国学校而言,“国家”往往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由于管理体制的特点决定了在办学经费、人事任免等方面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难以离开各级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标准的统一性又意味着学校难以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发展。正是学校对于“国家”的这种矛盾心态,使得许多学校在寻求个性化改革时并不敢断然摆脱“国家”。当然,“国家”的挥之不去并不表示学校完全没有自主的空间。新课程改革中尝试推进的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正是基于国家一统难以适应各地实际而做出的重要调整。然而,这种改革所释放的空间毕竟有限。在巨大的高考压力面前,已然释放的有限的空间极易被高考相关科目所蚕食。A学校改革的案例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在教育系统中的位与育的关系。《中庸》中关于位与育有一句经典的表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的解释为“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通俗而言,位与育指的是所处的位置以及相应的生存策略。任何学校的个性化发展不过是寻求生存之道的选择,而选择生存之道必须首先关注其所处的位置。不改变国家对于高中学校发展的位次关系,高中很难在生存之育的层面实现根本性突破。必须承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中教育发展呈现出一种同质化较为严重的发展之路。当然,这种同质化的发展之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文革”十年积压了大批适龄年轻人,这些人在恢复高考之后都挤进高考大军之中,而1977~1981年高考录取率仅为4.76%~6.58%,因此,对于当时的老师和学校而言, “不抓‘4%’站不住脚啊!高考‘剃光头’,社会舆论的压力受不了。”在这种背景下,普通高中升学与就业的双重属性实际沦为一实一虚,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成为制约高中健康发展的顽疾。尽管此后教育主管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法令试图改变这一局面。然而,时至今日,应试主义教育仍然长期困扰着高中的良性发展。这种局面的维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中改革仍然没有具备充分个性化发展的条件。A学校改革中“国家”的挥之不去只不过是深陷其位而难以自拔的缘故了。
  • 摘要:美国在教育领域的平权行动已经实施了近50年,虽然以加州为代表的一些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禁止了此项行动。但是,它在美国历史上的积极意义是不能否定的。按照马戎教授的群体优惠政策的观点,平权行动已经到了矛盾频出的第二阶段,但是这项政策的未来走向似乎还不明朗。因此,从长远看,美国公立高等教育中族裔因素的争论还会继续,由于先前的历史和文化惯性,它无疑已成为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博弈问题。可以想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会拿出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舆论的)支持他们的行动。或许,这里可能没有绝对的正义标准,只看站在谁的立场上思考与表达。
  • 摘要:日本教育人类学发展时间不过30年,日本教育人类学者主要研究由教学参与不充分、少数民族学生及教师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力不从心等因素引起的问题,主要研究一些非主流教育项目。可以说很少有日本人类学者单纯对教育感兴趣,所以总体来讲日本的教育人类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日本的人类学却已有较长的发展历程。日本人类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存在一个演变的历史进程。草创时期偏重考古学、自然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坪井正五郎被日本人类学界称为“人类学之父”。后又分为民俗学或民族学。殖民扩张时期,日本人类学者在海外做调查研究的主要是民族学,包括今天所说的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二战后,民族学演变为今天的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1974年13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成立,为全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日本的民族学会则成立于1934年,是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其机关杂志为《民族学研究》,并沿用至今。2004年4月起更名为13本文化人类学会。在日本民族学会1984年出版的著作中已经正式分化出教育人类学这一学科,并逐渐与大学教学机构相结合,比如九州大学教育学部附属比较文化研究部门的成立。
  • 摘要:当今越来越多的“汉考民”双语教师走进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视野,这一群体新鲜而独特的教育理念应在双语课堂教学中释放其独有的生命创造性、独立性和自主性,为双语教学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注入新的血液和思想,也为双语教师带来持久的喜悦和幸福。双语教师在全方位的专业发展过程中不断领悟和体验生命的真谛,并将对民汉文化的多重了解融人生动活泼的教学中去,实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双语教育的结合。要设置专项培养模块,推行少数民族语言等级考试,保障“汉考民”毕业生优先从业,建立“民汉互助”长效机制,融入民族心理与文化至校本培训。
  • 摘要:课堂不仅是课程实施的主要场所,也是课程改革的突破口.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全国掀起了课堂教学改革的热潮,课堂教学改革研究也蜂拥出现.然而,从民族志视角对豫南基础教育课堂予以整体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民族志者一般有一套理解学校的社会结构以及学校赖以存在的更为广大的社区的可行性理论架构——“民族志的想象”(ethnographic imagination),学校民族志应该是整体的,应该表明教育是如何与经济、政治体系、当地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信仰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学校教育内部各个方面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有效课堂教学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教师的教学理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领导者的管理意识和对新课改的领悟、学生的学业评价和可持续发展、校园文化的感染、教学设施等校内因素,也涉及国家与地方政府。“国家政策的强制性特征要和地方行使政策的自主|生特征做到有机结合,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积极开发当地的资源,推动基础教育健康、有力地发展。”任何一环被忽视,新课程改革便无法顺利开展,更谈不上高效课堂的实现。
  • 摘要:尽管国家提出要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的谨慎城市化政策,但由于大城市就业机会多、经济回报高、公共服务好,因此农村人口一直有向大城市流动的冲动.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新增城镇人口约1.5亿,其中76.5%将聚集在3大都市圈和18个大城市群.随着外来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和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的迁移,城郊之间及郊区之间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与服务水平差距日益突出,如何破解大城市郊区义务教育难题是未来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课题.要统筹制定城郊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创新郊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重点解决郊区义务教育焦点问题。
  • 摘要:蒙古族教育的培养目标、蒙古族民族精神培育、蒙语授课学校生存和发展、蒙古族民族语言教育、蒙古族学生民族认同教育、蒙古族科技教育、蒙古族职业教育、蒙古族教育主体性、蒙古族守土教育、蒙古族教育价值取向等若干个教育问题是关涉到蒙古族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跟蒙古民族的语言特征、地域特征、经济特征和心理特征相关。
  • 摘要: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民族文字是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的直接而有效的工具。运用本民族的文字记录本民族的语言,表达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是壮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文化梦想。“云时代”的来临为新方块壮字的推行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很有必要建设以新方块壮字为载体的网络空间平台,让人们借助网络形成对壮族文化的感知、理解、领会、反应、记忆、思考和期待,从中构建以母语壮族文化传承的新机制。新方块壮字如同壮族文化革故鼎新的“火种”,当人们在思考壮族用何种文字传承本民族文化而陷入迷茫之时,它照亮了一片天空,让人看清了方向。新方块壮字作为“星星之火”,期待它有朝一日得以燎原,并以此为契机,开创“云时代”壮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纪元。
  • 摘要:通过分析2005年至2010年间土族语言文字使用现状的四次调查结果发现,目前土族语言的社会使用功能正在逐渐衰退,土族语言活力逐步丧失,土族文字的使用也在急剧萎缩。这些现象令人担忧,因为它说明土族语言文字正在由弱势迅速走向濒危。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族传统文化在不断地与汉文化接触、碰撞、适应到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土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快速变迁。在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土族语言文字与我国其他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一样,仍然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如文化传承功能、民族认同功能、博物馆文化保护遗产等功能。在教育方面,尽管在现代学校教育中,土族语言及新创文字在目前的实用价值并不大,但在土族地区的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在学习和掌握地方性知识,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呼吁从文化价值的高度来认识土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从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高度出发,进一步加强土族语言文字的抢救、搜集和整理工作,旨在探讨今后保护和传承青海省土族语言文字的措施。
  • 摘要:本文以大学生为被试,选取大学生比较熟悉的考试作弊问题作为道德故事的组成部分。本文分为三个实验,第一个实验是关于大学生对不同道德判断标准的认知(考试作弊和人际责任),第二个是关于大学生对考试作弊的认知,第三个是关于大学生对人际责任的认知。研究表明,朝鲜族和汉族对考试作弊和人际责任冲突的道德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地也对大学生在这一方面的道德认知差异有显著影响。汉族大学生对作弊而帮助朋友的评分更低。所以,在此意义上,汉族大学生在处理考试作弊和人际责任之间的冲突时更加排斥考试作弊行为。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所持有的汉族相对注重人际关系而轻视考试作弊的观点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支持。问题的表述方式可能对被试道德认知问题的判断有影响。民族和居住地及两者的交互作用的显著性,可能仅仅因为问题的表述方式的差异而发生变化。关于考试作弊和人际责任冲突等道德认知问题,相对于汉族大学生来讲,朝鲜族大学生更容易受居住地的影响。很有可能的是,朝鲜族大学生因为生活在北京这样的汉族占主流地位的地区,观念与汉族大学生日益趋同。而即使在朝鲜族聚居区,汉族大学生在考试作弊和人际责任冲突的道德认知问题上,仍与朝鲜族大学生有显著差异。在排除了人际关系因素,本研究发现,民族因素和居住地因素都对考试作弊的认知有显著影响。汉族大学生其实是更加不认同考试作弊行为的。相对于延边大学,生活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大学生更加不认同考试作弊行为,不论是汉族还是朝鲜族。相对于居住地因素来讲,民族因素对大学生的该方面的道德认知影响可能更有恒定性,这从问题的表述方式变化的影响上可以看出。在排除了考试作弊因素,本研究发现,在帮助他人而可能影响到自己的道德认知问题上,民族和居住地因素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不帮助他人问题上,居住地因素有显著影响。而且,通过考察性别因素的影响发现,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更不能接受对朋友袖手旁观,性别差异性显著。
  • 摘要:本文的研究重点为维吾尔族随迁子女群体的文化适应策略选择与其人际交往之间的相关性。从T村维吾尔族务工人员送其子女到XZ小学就读的动机来看,他们实质上选择的是Berry“跨文化适应模式”中的“整合”(integration)策略:一方面希望子女保持和传承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子女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当这一文化适应策略复制到维吾尔族随迁子女身上后,通过维吾尔族随迁子女人际交往这一实践过程,实现了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与涵化,结果与其初衷产生了积极抑或消极的作用——人际交往可能促进文化整合,也可能阻碍文化整合。可以说,维吾尔族随迁子女的人际交往状况是影响其文化适应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师生和谐交往有利于维吾尔族随迁子女更好地实现“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学校应培养教师的多元文化教育观念,减少可能存在的文化偏见。同伴友好交往是维吾尔族随迁子女实现文化适应“整合”策略的必要途径;学校应对学生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减少不同民族学生间的文化误解和冲突。日常化的亲子交往有利于维吾尔族随迁子女保持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但家长应避免选择“分离”的文化适应策略。
  • 摘要: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的生存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善,教师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然而,相比于城市教师而言,农村中小学教师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有着"尴尬"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作为农村教师队伍重要力量的女教师,不仅面对着所有农村教师面临的普遍意义上的困境,而且由于女性本身承担着自身的社会角色,无形中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存困境.作为农村中小学场域中的"半边天"群体,农村女教师生存状态,应该成为关注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变革不可避免的话题.本研究以西南某省R县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群体为个案,考察其生存状态及影响因素.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女教师的生存状态面临严峻的挑战,各个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困境。女教师们感叹:“真不如干点别的!”困境不仅形式多,而且比较严重。原因也不是单方面的,不仅仅是经济落后的原因,而且和社会、学校、家庭以及教师自身都有密切关系。根据社会功能理论的观点,个体属于社会功能结构的组成部分并受其影响。据此,我们提出了女性教师生存状态关系模型,用于说明社区(经济、文化)、学校(文化、发展水平、人际交往模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成员关系)、个体(职业期待、幸福感、健康状况)对于女性教师生存状态的影响。理论地讲,未来需要用人类学全局观和生态观的理念,来共同关注女教师的生存状态问题,改善其生存状态。否则,长此以往,将会使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口号变成空话。第一,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加大针对农村学校的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农村学校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改善农村学校教师的工作、生活环境。第二,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保障农村学校女性教师参与教师培训的机会,尤其是国家级和省级等高端培训。通过设置女性教师培训专项经费,专门针对女教师外出培训机会少,自身负担重的问题;培训的形式要充分考虑农村女教师的应用问题,一定要紧密结合其教学实际,开展内容实用、形式多样的培训,如组织参观学习、跟班教学等直观培训方法。第三,在职称晋级、荣誉制度等方面向女性教师倾斜。女性教师人数众多,工作压力巨大,必定在职称晋级、荣誉评选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应考虑一定的倾斜。此外,可专门针对女性教师设置荣誉制度,鼓励她们积极参与到教育教学工作中。第四,农村学校应关心女性教师身心健康。关注女教师的身体健康,定期组织体检,出台或完善与医疗相关的保险、补助等制度。关心农村女性教师的心理健康,定期举办心理讲座,开展团体和个体心理治疗活动,使女教师们保持轻松的心态生活和工作。第五,引领农村学校女性教师变革教育理念,提升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提升职业幸福感。
  • 摘要:本研究以基层官员政策执行为切入点,借助哈耶克社会规则秩序二元化理论,将教育政策视为影响县域教育发展的外部规则(组织规则);将县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场域,其教育事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生自发了内部规则,进而从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之间冲突的视角具体分析基层官员执行教育政策中政策“再制定”。
  • 摘要:本土文化对于发展民族文化,对于贯彻和落实素质教育,对于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的个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基于本土文化的语文校本课程开发,就是以本土文化作为课程资源,建构富有区域特色的语文校本课程。广西文化特色十分鲜明,本文将以广西本土文化为依托,探索壮乡文化在语文校本课程中的开发。根据壮乡文化的特点,对语文校本课程的开发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是模块系列。模块系列的语文校本课程属于基础类的课程,旨在对壮乡文化进行宏观把握和了解,包括语言文字、山歌谚语、传说故事、古籍文献等四大模块。学校可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兴趣,开设1—2个模块,每个模块有相应的授课时数、学分。二是主题系列。主题系列的语文校本课程属于探究性质的课程,旨在让学生对感兴趣的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如“那”文化研究、铜鼓文化研究、刘三姐文化研究、山歌文化研究,等等。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的需要,每学年选择11个主题进行深入探究学习,每个主题有相应的时间要求和学分。两个系列的课程不是截然分开的,模块系列课程也可以主题的形式出现,主题系列的课程也可以模块化。在课程安排时可以穿插实施,但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遵循由感性到理性、逐步提高的顺序,不同年级各有侧重,围绕课程目标安排。
  • 摘要:从文化生态学视角考察朝鲜语汉语双语教育学生的语言背景,会发现其实质就是朝鲜族双语教育与所处的多元文化生态环境不断地互动协调的发展过程,如果双语教育的实施不能与文化生态环境中各个要素的变化相协调,必然导致文化生态系统失衡。双语教育作为朝鲜族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基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传承与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要积极改进和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的社会文化需要,不断地协调、变革与适应,促进民族社会各文化生态要素的均衡协调。只有这样,朝鲜语汉语双语教育文化生态系统才能良性发展,成为影响朝鲜族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力量,由此建构朝鲜族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生存初.制。
  • 摘要:本研究力争通过问卷及访谈,掌握第一手资料,整理出黑龙江省达斡尔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并分析出现的问题。结果表明,22人建议通过广播、出版书籍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传播文化,19人建议通过语言的交流来传播,72人支持开设举办有关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方面的课程及活动,2人建议汉族也学习达斡尔语,1人建议创立达斡尔文字,7人希望增加少数民族间的相互交流,19人希望通过积极学习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语言等来达到民族文化传承的目的,3人建议建立民族博物馆,保护现有的文化遗产,1人希望能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结合问卷中的主观题的分析以及访谈等其他方面得到的结果,笔者对达斡尔族文化传承下的双语教育提出以下建议:国家要重视双语教育,出台相应政策扶持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民族学校要结合民族文化积极开发特色校本课程,教师要增强自身民族认同感,积极创新双语教学法,建立学校一家庭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家庭在双语教育中的作用,校和社会利用民族文化共同营造达斡尔语的学习氛围。
  • 摘要:从汉文文献的记载看,九黎三苗时期的苗族先民已经具备语言和思维能力,这是产生教育思想的基本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苗族产生教育需要,并出现教育行为,是其头脑中隐含的教育思想的外在反映。本文主要以马学良、今旦的《苗族史诗》和燕宝的《苗族古歌》为分析蓝本,抽丝剥茧地提取苗族口传文学中蕴含的教育思想。包括语言、思维与教育思想,人性观——善恶共存、行善嫉恶,人才观,体格教育,艺术教育,劳动教育,技能教育,习俗教育等。
  • 摘要:当中国教育人类学经历了西学东渐,逐步生长、发展,焕发勃勃生机之时,本次会议无疑是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滕星教授认为,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参与下,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这一学术研究共同体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一方面,作为学术研究共同体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及理事会的成立,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组织保障和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必将有力地推动学科建设,持续提升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领域的影响力,为中国教育人类学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以“教育与文化”为主题的教育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整合了原本分散在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中的教育人类学的学科资源和学术力量,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以及教育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与交融。
  • 摘要:教育人类学是教育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在国内学术界通常被认为是教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一类学科下的分支学科。因此,考虑将中国教育人类学学术组织作为教育学或人类学下的二级学会申报。期望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人类学学术组织。教育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有教育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可能还涉及其他学科。比如说,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就涉及语言学的问题;研究少数民族的宗教教育就要涉及宗教学的基本问题;研究族群关系和族群教育的问题就要涉及政治学的问题。因此,开展一项教育人类学研究往往需要三四个或者更多学科的支撑。教育人类学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态度、思想和研究方法。这就要求研究者的知识面要广博,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和阐释才可能做到客观、全面和深刻。
  • 摘要:人类需要借助“教育人类学”这门学科解决一个普遍且根本的问题:文化、教育和人的三角关系。它需要研究者通过洞察人的生命发展状态,来洞察人性、洞察人的生命发展的文化背景,包括文化差异、文化变迁、文化冲突与融合等,洞察促进生命发展的教育实践活动等,并在此种种基础上,洞察文化、教育与人的生命发展的内在关联及其连接过程。它涉及的是一基本问题:什么样的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及其过程,最有利于人的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它欲探究的不是单纯的某一“文化逻辑”、“教育逻辑”,或“生命成长逻辑”,而是一种关系逻辑,即文化与教育之于生命成长的关系逻辑。教育人类学就是为了这一问题及其思考逻辑的提出和解决而来的,这是只有它才能完成的特殊使命。在特殊的意义上,人类需要教育人类学面对不同地域和所处时代的特殊问题,既致力于寻获地方性教育知识,也努力回应时代精神和时代需要。对当下的中国教育而言,面临着两大急迫的现实问题:一是民族关系问题中的文化矛盾和文化融合以及文化认同、国家认同问题;二是教育的转型与变革的问题,中国教育转型与变革远未完成,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如何介人教育改革,真实推动教育改革,推动教师和学生实现真实的生命成长,或许是其可能承担的责任。教育人类学履行上述使命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应如下问题的过程:教育人类学可以对什么有所作为?答案无非是:它可以对人的生命发展有所作为,能够对所处时代有所作为。
  • 摘要:本文的概念框架经由借鉴西方行动科学理论和互动仪式链理论,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与“礼”的观念,最后到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理论——其演化过程不仅充分体现了质性研究循环往返、逐步聚焦的动态生成特征,而且凸显了我们作为中国研究者的本土诉求。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抱着一种开放的、探索的态度,在各种理论诠释与研究对象呈现的行为和意义世界之间来回跳跃、穿梭,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恰好合适的概念框架来分析自己的资料。在这个一波三折的探询过程中,也一步步深入地逼近了中国的实习生与其指导教师互动的真实状态和文化意涵。如果需要使用一个行动公式来概括本概念框架的演化过程,也许可以用“拿—破—变—立的循环、旋转与升华”这样一种表述。“拿”指的是首先从行动科学理论和互动仪式链理论中获取研究的灵感,形成我们的初步概念框架;“破”指的是当我们发现在西方理论建构起来的概念框架不好用时,打破了原来的设计,转而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求理论资源;“变”指的是借助中国文化中“仁和礼”的分析思路不足以涵盖被研究者的本土解释时,融合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理论,形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立”指的是在借鉴前人各种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最终形成一个适切的概念框架。“循环、旋转、升华”是一种隐喻,象征的是在本概念框架形成过程中,思维的动态、复杂的运动路线及其拓展的空间和高度。
  • 摘要:教育人类学是基于哲学根基和文化根基的关于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考,是解决教育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根本思考,其基本的任务包括"分析、组织、再评价、生成涉及教育科学的知识以及从人类学的视角解构教育的概念".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看学校管理的本质,看学校发展、教师发展与学生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提出学校管理的高级形态是文化的、精神的、道德的管理,学校、教师、学生是文化价值的整体,学校的发展不仅是文化的而且还是历史的概念。
  • 摘要:从“文化”、“课程”、“适切性”三个概念,来看泰武国小如何在巨变中进行学校改造?发现族群文化是每个原住民学校的根,学校里的新生代是族群的苗,如何维持根的稳固苗的欣欣向荣,是文化传承的最大挑战。尤其是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连生存空间都连根拔起的时候,何处扎根与何处育苗更是艰难。rn 就像Bryk(2010)的芝加哥公立学校研究发现,一所学校的成功,坚强的校长领导力是相当关键的因素。泰武国小校长接受风雨灾难的“大破”,也利用困境而“大立”。她一路化解部落的疑虑,且努力引进外部支援,以保障学生最好的教育品质为奋斗的目标,在风雨飘摇期照样让教学正常进行,并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完成。在安顿校内师生的同时,也带着部落一起成长,在稳定发展期与社区携手合作共筑愿景,为部落打造山上旧部落种植咖啡,山下泰小石板屋贩卖咖啡,以“咖啡飘香,乐音飘扬”艺文沙龙赚取部落发展基金,这样锲而不舍来获得部落的支持与信任,把孩子的排湾文化精神重建起来。rn 泰武国小清楚自己的使命,它订立“把根扎深,把梦做大”的愿景,宣告了学校要走的道路。学校立志要把族群文化找回来,让孩子认识自己是谁,要带领孩子把根扎深。进一步的,要让孩子理解这个世界,再走回部落,改变部落,回应这个世界,回馈自己的部落,要带着孩子把梦做大。于是,教师们自动自发地着手编写一套课程。在民族教育学校本位课程的建构当中,兼容并蓄原住民、汉人甚至外国志工的投入与努力。原住民师生及部落学习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别人、怎么被看、又怎么看自己的被看;经历辛苦的抽丝剥茧历程,触及原住民幽曲的心灵世界,不过,这样形成的民族教育课程,为孩子写出属于“自己的”课程,将祖先的智慧与面容传递给下一代,也为台湾原住民教育发展立下一个里程碑。rn 校长认为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她的信念是学校不该有落单的学生,也没有落后的老师,更坚信没有人可以把这些学生照顾得更好。泰武国小改造后的教育特色有三:(1)排湾族古谣、木雕及刺绣之传承;(2)特别的“山野学校”及民族教育的实验室;(3)以读与写的奋进不辍来雕塑民族灵魂。校长常勉励老师,带学生就要有信心和气魄,对待每一个孩子都要有高度的期待,老师的心决定老师所看见的学生,老师是要带孩子学习做梦,绝不能没有理想性。rn 过去体制内的原住民学校教育,毕竟还是以主流课程为主,民族课程为辅(周德祯,2001b),现在的泰武国小在改造的过程中找到一个适切性的发展,一种新的可能,他们发现学校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化展演,更不是为了凭吊,它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教育是在厚植、深化原住民族创造力与竞争力的基础。“民族教育学校本位课程”是为原住民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学生尽情认识自己的文学、历史、祭仪、工艺、文化创见以及独特的世界观。学校希望为孩子筑起一道彩虹,一头向北大武山延展,学习祖先的智慧;一头与世界联结,让文化产生激荡,迸发出灿烂的火花。rn 通过泰武国小课程理念的实践,发现教师社群专业发展可以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地双向形成。经由这所学校再生的历程,可以看见校长以坚定的信心和不断的沟通实践,建立起学校老师和部落人士的信赖关系,虽经历大自然的考验,却能整合政府及社会力量积极重建,办成一所同时拥有主流教育、民族教育及国际化教育的“加法魔法学校”,学校生活多元丰富、积极正向,让学生能弥补缺憾,迎头赶上,筑梦踏实,而且还能以文化复振加上文化创意产业,带动并落实社区的繁荣。
  • 摘要:笔者一核多元文化观是在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文化观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是对多元一体文化观的补充,认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应有“核”存在,唯如此,此一体才能成为团结有力的自组织;也只有有“核”的存在且“核”发挥足够影响力时,多元才能有效地形成“一体”,多元之间才能保持和谐互动的友好关系。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无论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体的教育,还是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教育或多民族杂居区的教育,都是国家教育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教育的核心与终极目的就是培养国家公民;其教育本质属性是公民养成教育。作为国家公民,首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坚定不移的国家忠诚与国族(中华民族)认同,这种政治原则与文化认同必须放在首位;同时讲德、智、体、美、劳等素质的全面发展。核心目的之下可以分解成若干层级的若干下位目标。少数民族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公民教育,还有其他属性,如各民族地区教育、各民族群众的群体教育与个体教育有自己的特殊性。至于教育形式则是多元的,可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在民族地区校园文化及社区文化建设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是核心,其他是多元。无论是多民族综合学校还是单一民族学校,其学校文化建设,首要核心就是要蕴涵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大家庭的整体文化观,其次可以体现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乃至国际特色等多元特色。但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其中包括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价值观不仅是传统中国核心价值观,而且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 摘要:本文拟在对双语教育目标内涵分析基础上,从当前既有的双语教育目标界定的积极意义和可能问题入手,立足于新疆双语教育更好更快发展的现实基点,提出了思考新疆双语教育目标设定的可能路径。提出要强调“人”的培养,凸显双语教育的“文化性”,建构相互衔接的双语教育目标体系。
  • 摘要:时隔大约30年之后,随着1982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召开以及此后每四年一届的定期举办,挖掘和整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始受到专家和学者的关注,一些项目也逐步进入到运动会的竞赛和表演中。在这种趋势下,许多具有民族文化背景的高等院校逐渐把这些项目引入到体育教学中,一些学校甚至成为为各级比赛输送运动员的训练基地,使得少数民族体育在校园中得到了广泛、持久的推广。反思高校的少数民族体育教学过程,往往注重的是将如何提高技术水平、获得更好的成绩作为教学目的,而忽视了其本身蕴含的文化背景和人文情怀;关注的是其外在的工具性、任务性和功利性价值,却忽略了其内在的本真性、认同性和历史性价值。在教学活动中,做到工具性价值与人文性价值的均衡与统一,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人文价值的理性回归是构建校园特色文化的重要举措。民族健身操融汇了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等元素,利用健身操的形式进行编排,使得这项活动韵律性强、健身效果好、简单易学,同时又具有表演性、自娱性和时尚性等特征,是近年来广受学生欢迎的体育课程。通过民族健身操的教学,使学生在享受艺术带来快乐的同时,领略到多元文化的风采,陶冶了情操、增长了知识、强健了体魄、拓展了视野,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对这一教学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教学中应用前景广阔,如何从中提取并进行合理的整合是进入课堂的关键。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园中可以看到,黎族的跳竹竿、藏族的锅庄舞、朝鲜族的鼓舞以及蒙古族的那达慕活动等文体活动开展普及,校运动会开幕式中的文体表演更是展现出少数民族文化的无穷魅力。充分整合资源,打造适宜的体育项目走进课堂是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同时,加强横向联系,不断汲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对学生进行人文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是促进特色教学模式向更高境界迈进的必由之路。
  • 摘要:基于文化与人格的诸多研究,可以看到不同社会文化都有其特点,有社会成员共同认可接受的行为模式或规范。就个体的人格形成来说,文化是一系列的影响因素之一。文化对个体人格的影响会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实现,当然这种影响越来越被证明是双向互动的。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个体的发展意味着生理和心理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心理上主要表现为具有健全的人格。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意义,不仅体现在对文化多样性的探索,对当今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个体的健全人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重视家庭与社区的文化氛围,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开展性别教育,摆脱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引入科学的性教育,培养孩子正确的性观念,利用新媒体实现共同学习,关注个体成长中的亚文化。
  • 摘要:学校教育以其符合文化传播论的理论范畴和价值规范而成为文化传播的不可替代者,学校、课堂、课程和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子要素,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文化传播论启发学校教育更具文化气质,更有文化创生能力,从而使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播中担当起主力军的角色。提出学校要加强文化建设,体现兼容并蓄,课程要关注地域文化,加强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避免选择性排除,课堂要为师生提供能够不断生成新文化的平台,发挥文化传播主阵地的作用,教师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践行文化传播使者的使命。
  • 摘要:本文尝试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我国大学的功能拓展及其结构调整等问题,以期对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通过结构功能主义“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分析视角,笔者认为大学的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需要与功能的拓展并行,并且要优先考虑实现大学的核心功能,避免大学因为功能的拓展,失去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的本义。由于近些年我国大学发展迅猛,规模不断增大,必然会带来新的功能显现,旧的结构未能及时调整的现象,导致有些结构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反作用。这既是大学发展变革的必然规律,也为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 摘要:宗教人类学从认同、仪式象征、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等角度,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笔者认为,研究者不能仅聚焦于意识形态上,而应持科学中立的观点,超越社会、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从认同、仪式象征、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等非理性因素的层面直面人类社会秩序、稳定与团结问题;对于民族团结教育而言,它更大的意义在于促进生活在同一场域里的各民族成员追求未来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 摘要:从美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主题的两个研究重心的变化:一是由“学科本位”向“社会本位”的变化,二是由“人类学与教学”向“教育人类学”的变化,大到整个教育人类学学科研究重心的变化,小到某一个主题在不同年代、时期的变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动态、发展的美国教育人类学研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美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重心还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还需要对其给予密切的关注。
  • 摘要:教育民族志(educational ethnography或ethnography in education)是教育研究者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教育民族志”就它自身的属性来说,是一种以参与观察和整体性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它属于教育人类学的方法之一。科萨罗的解释性再生产理论对教育民族志的启示是:教育不是简单的社会化/教化过程,而是由儿童与成人共同参与的解释性再生产过程。教育民族志应积极思考儿童在教育再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作为具有参与及创新能力的社会行动者。教育民族志除了关注教育文化现象之外,还应积极关注儿童文化,特别是儿童同辈文化。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参与者:不应当仅仅视儿童为教育民族志书写的对象,而应将儿童纳入到民族志书写的过程中去。
  • 摘要:仪式作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很早便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焦点。此处关注的是戈夫曼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仪式①——早晨圆圈(Morgenkreis)仪式。选取该仪式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笔者所在的小学是一所改革教育(Reformpadagogik)典范学校,周一早晨的圆圈仪式视为这一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二,由于圆圈仪式能提高孩子讲故事的能力,训练其语言组织能力、社会表达能力等特点,这一仪式被广泛用于当前的德国幼儿园及小学中;其三,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关注早晨圆圈仪式的内容的分析,很少从整个学校系统的角度来关注早晨圆圈仪式的结构性及其延展性。具体探讨了于视频的选择,形式化阐释,反身性阐释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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