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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旅游高峰论坛暨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2014学术年会

第三届旅游高峰论坛暨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2014学术年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成都
  • 出版时间: 2014-05-09

主办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会议文集:第三届旅游高峰论坛暨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2014学术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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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僰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西南少数民族之一,曾在今天四川省南部和云南省东北部(以宜宾市珙县为中心)建立"僰国",1573年(明万历元年)被明王朝围剿而消亡,据考其中一支被迫匿族远遁到现在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境内混居于彝族之中.由于两地僰人之间必然相关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学术界一般把消亡之前的僰人称之为川南僰人、宜宾僰人或珙县僰人,后者称为文山僰人或丘北僰人.僰人历时两千多年,久居川滇之交,在此地留下了大量音乐文化遗存,因为中途被剿因此多为"无声"的音乐资料;而丘北僰人却在流亡过程中保留了其传统歌舞"僰人跳乐",所以其音乐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后来者居上.2009年8月10日晚上演的大型水上田园实景演出《僰乐普者黑》,可谓是丘北僰人音乐文化正式进驻普者黑旅游文化的一次华丽转身.那么川南僰人的音乐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旅游资源呢?根据川南僰人音乐的类型,深入挖掘川南僰人音乐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独特价值,从音乐旅游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着手进行规划和转化,可能给城市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和动力.因为“僰侯国”这个独一无二的地缘关系,川南焚人音乐应该作为当地音乐旅游的主要旅游资源进行多方位挖掘,进而使其成为宜宾城市旅游形象和旅游产品设计的灵魂。音乐博物馆、音乐文化长廊或音乐墙、音乐景观的打造可以作为焚人音乐文化资源转化的“硬件”进行建设,城市音乐环境的营造和音乐节事的策划则可以作为其“软件”培育,二者相互配合必将为当地的旅游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动力。
  • 摘要:布达拉宫是雪域高原最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近年随着西藏旅游人数的井喷式发展,这座土木结构的文化遗产,承受着巨大的旅游压力.保护这座著名的人类文化遗产与如何发展西藏旅游产业成为一对尖锐的矛盾.回顾布达拉宫旅游开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布达拉宫的环境承载量上的研究、当前布达拉宫开发利用管理体系方面的探究,以及关于布达拉宫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对于布达拉宫的旅游开发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布达拉宫是藏式宫殿建筑的经典,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一座文物宝库。据中国西藏新闻网披露,2012年,布达拉宫接待游客116万人次,这和上千万的进藏游客总数相比,仅占到一成。因此,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长期面临着人满为患的窘境,为了更好地保护布达拉宫这一世界级的人类文化遗产,每天的游览人数限制为4000人,远远无法满足进藏游客游览布达拉宫的需求。面对这样的景点承载力问题,仅用限制游客数量、延长开放时间、宫内参观时间不得超过1个小时、旺季提高票价等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布达拉宫作为进藏游客的首选参观地点,必须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和建筑本身承重能力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巨大的旅游需求和保护布达拉宫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减轻布达拉宫的环境容量、开发周边多种旅游产品等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对此,本文有以下几点思考:建议转变游客观念,推荐淡季游玩布达拉宫。利用传媒手段,建立现代化的影视厅,运用影视作品、微电影、微视频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吸引游客,对布达拉宫场景和经历的历史阶段真实再现,不仅能为游客带来直观的感受,而且还可以分散部分客流。可利用多景点的功能替代,布达拉宫作为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增加了其神秘感,但同时这种宗教气氛在拉萨三大寺、大小昭寺、达赖喇嘛夏宫的罗布林卡等地也有较强体现,游客对宗教文化的感知,可在这些景区中得到实现。宣传这些地区,进行游客分流,不但可以减轻布达拉宫的承载度,而且减少了游客对正常宗教活动的影响。在布达拉宫广场定期开展民俗主题文化活动展如格萨尔王说唱表演、藏戏表演、唐卡展、藏医药文化展等,以传统文化吸引游客。
  • 摘要:节庆简单来说就是节日庆典的简称."在每年一定的日子里,人们心中的人性会周期性地抛开日常生活的烦恼,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有时甚至连文化压迫和经济贫困也统统抛在脑后."节日可以定义为"一年当中由种种传承线路形成的固定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动时间,以开展有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日.节日源于古代季节气候,最早是由年月日与气候变化相结合排定的节气时令.可分为农事节日、祭祀节日、纪念节日、庆贺节日、社交游乐节日等五种."节庆往往与欢愉、团聚联系在一起,经常与宗教关系密切,并具有某种社会化的功能.本文分析了镇山村跳场的来源与传统形式。跳场的变化有两个历史节点,首先是1958年的花溪水库工程,之后是1990年的旅游开发。跳场的场地、组织者、参与者、内容等都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变化。跳场失去了原来联结村落、彰显权力等功能,转变为一场表演性质的跳场节。“旅游允许一种自由的、嬉戏的‘不严肃’行为,并激发一种相对不受限制的‘交融’或社会团聚”,旅游化的镇山村将“游客凝视”作为节庆活动的价值标准和意义体系,跳场最终成为一种非传统的欢腾。镇山村的旅游发展模式并不是由内向外的发展,而是由于一些外部的条件:政府的引导、科技的发展、外界资金的介入等。跳场在外力的作用下,失去了为本社区成员服务的功能,游客的需求被放大,跳场变成一场失真的舞台展演。
  • 摘要:2012年11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这标志着桂林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风光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打造旅游精品,完善服务设施,规范市场秩序,提升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山水观光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充分发挥桂林山清水秀生态美的品牌优势,坚持环境优先、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理念,推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成为生态产业发达、自然环境优美、经济与资源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区建设,加快构建'一区两极三带多点'空间结构,'两极'即完善阳朔、发展兴安增长极,构建与中心城区互动的区域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分析了灵渠、相思埭的历史遗迹保护与利用现状。指出了其中保护的力度不够大,保护的经费少等问题,明确了对其历史和现实作用认识不足,研究力量单薄且缺乏系统性、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亟待编制,专项保护法规制度有待完善、保护以点为主,尚未实现面上保护、保护体制机制有待创新等原因。建议以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为依托,以构建泛漓江生态水系为核心,以把桂林打造成世界一流旅游域为动力,将灵渠、相思埭保护与开发纳入泛漓江生态水系建设之中。充分发掘灵渠、相思埭的水运功能、生态功能和旅游文化功能,从而打造以桂林国际旅游胜地为核心的“泛漓江流域旅游经济圈”,努力形成世界一流旅游域。
  • 摘要:中国广阔多样的地理空间和绵延漫长的边境线,使得边境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位于中越边境的世界第四大、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瀑布,使诸多国内游客趋之若鹜.矗立在瀑布上端的中越53号界碑,是来到这一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必然造访之景观,一秒便出国的越界兴奋,中越历史的紧张刺激,边民有国无界的猎奇,成为超乎自然一生态景观之上的旅游吸引力,所到游客争相在清代设立的界碑前留影,在越南边民简易的贸易点流连的旅游活动就足以证明.可见,在边境旅游活动中,人群与空间的互动"这边"与"那边"的越界,都指向了人类学研究中一个最为根本的命题——"地方".本文以广西崇左市大新县德天瀑布上游的中越53号界碑为例,以物的民族志为研究范式,对界碑的符号、文物遗产的功能变迁进行考察,探讨边境旅游过程中游客与东道主社会民众之“空间实践”的产生与问题,以及如何塑造边疆体认与国家认同的经历与经验。界碑所标识和传达的某一处具有特定地理、历史、族群认同与国家边界的空间及空间景观,构成了旅游的空间实践。首先,从政治地理空间而言,是边界一国家主权的国家与地方历史记忆。其次,从地方社会而言,是边疆地区的族群传统与家园生活;对游客的生命空间而言,是从外在感官到心智灵魂的阅历与实践。游客可以经此获得深切的边疆体认。因此,中国开放现代生活在旅游之空间实践的文化再生产中,其作为国家边界之符号的文化功能再度激发并得以深化为一种行为体验和生命体悟,同时也发挥其作为文化遗产的记忆与认同重要功能。可见,边疆地区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文化空间:以中越53号界碑为核心,以中越跨国的德天瀑布为重点,并辅以中越边境百里画廊的生态为包围。唯有把国家历史、地方记忆、自然风景的多维空间进行勾连,方能将边境旅游引导到“文化旅游”之深层。
  • 摘要: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省班玛县巴颜喀拉山东端的果洛山,干流全长1062km,四川省境内长852km.大渡河流域有着丰富的多样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且旅游资源具有良好的原生性、高品质性以及高体验价值。该流域大多地区都属于我国的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将是引导本区域居民脱贫致富的最优选择。建议由省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牵头,沿流域相关区县参与,统筹大渡河流域旅游开发,统一认识、统一规划,形成一个整体开发的文本,制订《大渡河流域旅游开发总体规划》。在全省总体开发构想指导下,按照流域分布特征及各市州具体资源情况,突出各自重点开发内容、开发主题和重点开发项目,相互支撑互补并共同烘托,打造“大渡河山水民俗文化旅游走廊”。建立“大渡河全流域旅游开发”管理协作机构。 以大渡河山水民俗风情旅游走廊为主轴,以大渡河沿线旅游资源为依托,以3条国道、5条省道、成昆铁路以及大渡河分段航道为骨架,以马尔康、康定、泸定为三大交通节点,带动大渡河流域上游、中游和下游,形成五个精品旅游区,四大创新旅游产品,六条精品线路的空间布局。
  • 摘要:作为文化景观遗产中的重要成员,古民居是地方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保存者与储藏器.闽南红砖厝作为闽南古民居的典型建筑之一,对于闽南地区的农村社会与人民就具有承载一部分集体记忆的媒介作用。通过红砖厝以及围绕其而发生的各样人口活动以及文字材料,可以走进并认识闽南地区人民的部分记忆,这当中既有集体记忆也有个人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带有某种程度上的选择性,但它们依旧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而被留存下来。文中从以红砖厝建筑风格所建筑的民居、宗祠、庙宇等来阐述古民居建筑作为解读文化记忆之读本的可能性。红砖厝承载了人们的文化记忆、宗族体系记忆、民间信仰记忆。红砖厝既是民众共同祖先记忆的重要物证,更是百姓血浓于水的真实见证。今日,一些闽南地区的红砖厝古民居已经开始逐步重新翻修,并且建成文化旅游区供游人参观。其次,不少闽南地区的农村居民与中国金门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汉人宗族均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既需要对于闽南村庄古民居建筑的保护,更应该加强同姓同支宗族之问的联系和亲属关系的维系。期待重新修葺的红砖厝,不仅仅是要重现他们曾经富丽堂皇的面貌,更要帮助更多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海外的汉人后裔们,找回他们曾经以为丢失了的美好记忆。红砖厝作为我国闽南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固然值得我们去努力保护和重修它,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群人记忆的承载体,才是红砖厝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 摘要:本文以广州小吃为主题,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ICH)理论视野里的小吃。由于有关广州小吃的介绍和评论散见于当地各类编著、报纸和网络新闻,因此本文参考了较多自2005年以来广州数家知名报纸的新闻报道以及网络新闻。部分论据来自笔者的实地观察。笔者认为食物被利益持份者申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果是强化食物作为某一共同体文化认同感的符号功能,最终服务于这一共同体经济的和政治的需求。从学术的文化遗产认知看,广州小吃本身未必具备申报ICH的条件。笔者从文化、空间视角分析了广州小吃的文化内涵。rn 广州政府在其超级城市化策略实施进程中,改变了自然环境,征用农地,改变农地使用性质,阻断了小吃原材料的低成本渠道,迫使平民化的传统饮茶食肆停业或搬离市中心,迫使小吃和食肆经营成本提高,令小吃和食肆的价格提高,最终把中低收入的食客边缘化。按UNESCO所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社区的传统的、现在的、有生命力的有形的文化物质和无形的人文理念与价值、手工技艺。广州市政府主导的小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与UNESCO的保护和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有别。广州市规划局(2010)旧城改造规划规划纲要提到“旧城区的传统文化是未来广州打造城市特色品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广州市政府的小吃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实则为了实现“国家中心城市”,“提升旧城区功能,优化空间格局”的目标。与此同时,为城市建设与发展附加文化符号,以显示政府的城市规划在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兼顾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rn 小吃的投资者看似重视小吃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实则将小吃文化内涵商品化,以小吃传说为广告。投资者为了实现经济规模效益,专注资本运作,以标准化、工业化的手段制造小吃。这造成了小吃或原味损失,甚至丧失。投资者看到了小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品牌价值。通过小吃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其参与市场竞争、赢得更大市场规模的经济需要,强化其餐饮集团的地域文化身份。对于长期居住广州的市民和独立的小吃经营者而言,坚持传统烹制方法和保持经营独立性的流动食摊才能做出原汁原味原感的小吃。在资本与社会权力关系里。他们总是弱者。而弱者则通过集体的怀旧行为,或者通过坚持流动食摊经营的行为,通过媒体对弱者的同情心,表达他们对现代化、大规模、标准化城市发展扼杀独立的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态度,申诉他们的权益。rn 陈玉等学者(2008)对东南亚城市风貌与特色的描述性研究中指出现代化和全球化使城市失去原本的特色,不断复制标准的模式;商业资本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商业资本信奉麦当劳主义;消费主义符号泛滥却成为支撑城市躯体的灵魂。广州也无可避免地步入这样的境地。Richard Robbins(2008)指出城市里的每个人在经济必须保持不断增长的社会里,在生活中的不同地点或环节,每个人都扮演着消费者、劳动者或资本家的角色。广州市政府与投资者共同支持了城市主义、麦当劳主义、消费主义的扩张。这种实则把中国集权治国理念与资本主义文化融合的思维与势力挤压了个体独立地发挥个人潜能的空间。
  • 摘要:原生态文化旅游,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现代游客热衷于感受、体验原生态文化,通过原生态文化呈现的古老生活方式,消解现代生活、后现代生活的单调、喧闹、冷漠;而完好保存原生态文化的广大民族地区,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也热衷于发展民族旅游,将原生态文化作为民族地区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旅游时代,对原生态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既具有文化意义,也具有经济战略意义.rn 民族地区旅游业,主要就是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通过民族文化的独特的吸引力和魅力来吸引游客,建立旅游市场。对原生态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是一种商业行为,是产业化的一个部分。“从根本上来说,旅游乃是一种由需求所创造的活动,它更多地受到市场力量(旅游者以及力图满足旅游者需求的旅游业)的影响;而不是受到试图对它加以控制或管理的政府的影响。”这种需求是旅游市场发展的需求,更直接些说是旅游市场的消费者游客的需求,也就是说,要根据游客的需求来建立旅游市场,来生产和确定旅游消费产品,因此,对于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要根据游客的需求进行,建立、创造、生产符合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原生态文化的旅游开发就是将原生态文化中有充分吸引力的、有卓越声誉和影响力的生活方式转化为一种游客可以体验、感知、消费的产品形式。这种产品形式可以是物质的形式,比如建筑、遗迹、村落、古老的劳动工具、古朴的器乐等,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形式,比如习俗、歌舞、恋爱婚姻、丧葬礼仪、节日等。扩大开来看,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的和保留下来的整个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形态,都可以和能够进入旅游市场中,成为现代生活和后现代生活中的游客感知、体验和消费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对于原生态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是综合性的、全方位的,所有的原生态文化形态,都可能成为旅游开发的显在资源,都可能成为旅游业中的消费产品。rn 旅游开发是一个互动的进程,是由有需求的游客和创造需求的旅游市场推动着前进的。这种互动,一方面,文化资源的价值在旅游开发中会越来越得到彰显,能够进入或者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文化形态会越来越丰富,文化资源通过符号化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就是建构具有象征意义的种种符号,将象征性的符号转化为消费产品;另一方面,旅游市场会在这种互动中不断扩大,产业能力不断增强和得到提高。进入20世纪后期后,旅游业能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其本质就在于这种互动。开发原生态文化资源,不仅只是对于文化产品的开发,将文化推进到市场体制中,也是对于旅游市场的开发,旅游市场的做大和做强就更能彰显文化的价值和力量。
  • 摘要:客家居民作为客家文化的承载人和诠释者,是客家文化传承与创新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在客家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客家居民相比其他迁移居民对聚居地客家旅游文化的挖掘与展示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客家礼仪、民俗、节日等文化资源经过艺术加工搬上舞台,作为东道主的客家居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舞台上的真实"表演者".其对客家文化真实性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客家传统文化的态度,即什么是真实的客家文化;二是对当地旅游业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客家居民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有可能成为成功开发、营销、运作旅游项目的重要因素,同时直接影响旅游者对旅游地文化真实性的认知判断.目前,客家文化开发中商品化现象日益凸显,客家居民对客家文化的认知及如何向旅游者提供相对“真实”的客家文化产品逐渐被业内人士重视:从客家文化本身来看,“非真实”的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处处可见,势必对其文化传承造成影响,保持真实性是传承客家文化的必要措施;从旅游开发角度看,真实性是文化旅游产品差异化的有效途径,地方特色是文化旅游产品区别于其他旅游地的标签。旧1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将以客家聚居地成都洛带古镇为例,分析客家居民对客家旅游文化真实性的感知差异,从客家居民的角度找到影响其真实性评价的主要因子,以期为同类文化主题旅游地的真实性整合和规划提供参考。旅游从业者出于个人利益相对更关注古镇未来的发展问题,同时渐渐认识到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核心作用;非旅游从业者虽未从中获利,但古镇毕竟是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成长的地方,因此从自身生活环境的角度出发,他们比较重视旅游服务,即旅游开发对其生活现状的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客家居民对客家文化的真实性感知存在差异,客家居民的文化程度对文化真实性认知差异较大,客家居民认可“舞台化”的客家文化。建议提升客家居民的旅游参与能力,树立客家居民的可持续发展观。。
  • 摘要:旅游者对遗产真实性的感知是构成其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旅游者对遗产旅游体验中的真实性感知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的产生不仅与旅游者自身因素有关,而且还与所要游览的遗产旅游地的资源特质有关。本文基于旅游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从遗产地整体真实性感知和遗产地文化内容真实性感知两个方面,就世界遗产地九寨沟进行了相关分析,对旅游者真实性感知的构建因素和构建过程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探讨。主要结论如下:rn 从对遗产地整体真实性感知的评价来看,旅游者对九寨沟自然资源的真实性感知较为强烈,而对其文化内容真实性的感知较弱。这说明遗产资源的特质对旅游者真实性感知是存在影响的。另外,在旅游者个体因素上,旅游者的学历对其真实性感知的影响作用较大,旅游者对遗产真实性的感知随学历的变化呈有规律的变化。可以看出,旅游者构建真实性感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多样化既和旅游者本身的多元化相关,同时也和目的地的类型、开发方式和管理手段密切相关。rn 除了遗产地的资源因素和旅游者因素以外,对遗产旅游者真实性体验的影响因素还包括遗产旅游地规划开发、遗产地的管理等其他方面。解说系统管理是景区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在增强遗产旅游资源本我特质释放功能方面,其作用显得尤为特殊。不同的遗产地的解说系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解说系统较为科学的遗产旅游地,其旅游者更容易获得真实性的体验,相反,如果解说系统较差,旅游者将无法全面地获取遗产传达出的信息,从而影响其对真实性的感知。rn 影响机制探讨:造成旅游者对真实性感知差异的原囡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遗产地的资源特质、开发模式、管理方式都会影响旅游者对遗产和遗产环境的感知,造成对其真实性感知的差异;另一方面旅游者对目的地的知识、动机、旅游经历和满意程度等一系列主观过程构成了总体真实性感知评价差异的核心要素。旅游者尽管共享一些认识过程,但对所认识到的现象和结果却可能有不同的评价。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共同影响着旅游者旅游体验的指向,这种指向上的不同最终导致了旅游者对真实性感知上的差异。rn 另外,研究还发现遗产旅游景区管理在旅游者体验的真实性感知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开发和经营管理上,对文化发掘程度的深浅,旅游者与遗产资源接触的方式和程度,旅游接待活动中的商业氛围等,都会影响旅游者的真实性体验。
  • 摘要:雪狮岭江畔酒店是一家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乡村酒店。入住这家酒店80%以上的客人都是外国人,尤其是以西方游客为主。怀着对阳朔风光的热爱、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好奇心,他们更愿意选择乡村酒店来体验中国农村的生活、体验中国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适应外国游客对中国乡村文化的向往,经营者们做出了各种尝试,期望用浓浓的中国昧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阳朔的旅游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趋势,外国游客渴望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气息,而阳朔乡村的文化,恰恰符合他们的需求。如此一来,紧挨着村落而建设的乡村酒店就成了外国游客短暂旅途中的最佳选择。在这里,他们不仅能够领略到秀美的阳朔山水,同时还能够贴近中国乡村的文化与生活。经营者开办乡村酒店的经历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缩影。在中国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旅游的发展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兴起,乡村酒店在乡村旅游升级换代中应运而生,也为传统农民生计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雪狮岭江畔酒店通过乡村酒店的形式展示了中国的乡村文化。在这里,西方游客的体验与中国文化元素的表达是相辅相成的。对外国游客来说,越是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就越充满吸引力。而对乡村酒店经营者来说,展示更具有内涵的中国文化元素,能为他们招徕更多的西方游客。如此一来,借助乡村酒店这个平台,雪狮岭江畔酒店既能够展示中国乡村文化,又因此得到了相应的经济效益。当然,若借助诸如此类的民俗与节庆,乡村酒店能够进一步地展示中国文化。阳朔独特的生产习俗与民俗节庆活动也能为乡村酒店增添吸引力。
  • 摘要:本文将研究遗产中所涉及的文化与过去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的事例与维度中呈现出现在与过去、遗产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由此,文章将涉及以下要点与层面:其一,文化与遗产之间的关系;其二,祖产——家庭遗产与国家遗产;其三,遗产奖励的历史背景与二战后日本遗产奖励制度;其四,旅游与遗产景点的选择过程;其五,遗产博物馆与它的观众;最后,垃圾理论(Rubbish Theory)——从考古学到收藏品.
  • 摘要:本文明确了遗产和旅游者的定义。旅游者并非只会进行买卖的物种,而是人,是那些想用各种不同方式游览遗产地,并通过游览来不停创造新的文化和历史意义的人。本文基于对遗产地和博物馆游客的访谈,与大家分享一些主要的最新研究成果。管理和表达感情是要关注的主题。旅游者情感的反应不仅仅是在情不自禁、情不由衷的情况下产生的,也是通过游客的期许、寻找,以及通过调整情感反应的能力而产生的。一种语境性的反应,不仅只凭借遗址或展览的作用,也要视旅游者与其关系;旅游者的政治或社会背景,以及旅游者在认可并带着他们的情感反应时的技能,以博物馆和遗产地被用来经营源于某种经验的情感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笔者力图阐明遗产地和博物馆的使用者参与遗产制造的各种方法。这项工作证明,无法假设游客或旅游者会从这些遗址中带走什么含义或信息,或哪次参观对于教育或学识是必要的或首要的。它说明游客在意义制造方面是比较活跃的主体。即使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游客也会承担文化工作,并在游览中或通过游览产生意义。这项工作也说明遗产不仅是话语,也是一种表达情感和感同身受的旅游展演。这种展演促进了人们与历史的沟通,不仅公开了过去可知晓、可理解的记录,而且,能触动游客心弦的遗产旅游可让人们重新改写或证实某种历史叙事。最重要的是,可加强在某种话语下的情感投资及特定叙事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这一投资过程不仅在定义个体和群体的自我和他者方面的确起到了作用,而且也可在驱动社会融入或排斥某种社会政治价值方面起到作用。
  • 摘要:本文主旨,是针对目前将遗产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重头戏",注重其经济功能,而未对遗产旅游与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遗产旅游对文化传承、保护、发展等功能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一现实而论.一方面,学者及多方面人士大谈旅游尤其是遗产旅游破坏文化;另一方面,产业界、政府、地方极力用此种旅游方式及相关产业来把遗产和文化"变现".对于这些矛盾,旅游学、旅游人类学从学术上应该如何应对?目前旅游人类学的研究重心,更多倾向于旅游导致的目的地文化变迁问题,而未对文化互动过程中旅游目的地文化反过来对游客、旅游中介系统和客源地的文化影响予以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本文谓之"单向度"研究取向.应更全面地看待并研究遗产旅游在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双重(乃至多重)作用,以及遗产旅游在文化中国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和地位.笔者不揣浅陋,撰成此文,以为引玉之砖,希望引起人们对遗产旅游与遗产文化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 摘要:遗产旅游已成为增长最快的旅游形式.全球范围内的旅游资源已被公私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转化成旅游目的地与吸引游客之亮点,用以增加竞争资本,瓜分利润丰厚的旅游蛋糕.本文将分析遗产与旅游的多重关系,尤其是两者对地方社区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同时,本文探讨真实性的作用,以及世界遗产在旅游中的地位等。限于篇幅,本文将聚焦于文化遗产,但类似的讨论也适用于对自然遗产与“混合”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的概念,指具有文化与自然双重意义的遗产)的分析。遗产保护论者一直呼吁“保护先于旅游”,而现实情况是,并不能把旅游简单地视为不需要的负面效应而忽视之。如本文阐明的,遗产的旅游发展既是机遇也是风险,需要全面周到的考虑、计划、实施和管理。可持续旅游发展应采取成熟的战略规划,既保留其积极作用,又避免负面效应。考虑到旅游已逐渐成为遗产地的内核,遗产地需要“更多有指向性的努力来捡漏补缺,提高当地社区的旅游收益”。可持续旅游发展需要和当地的利益相关者长期合作。当前迫切需要新的创意和概念来调和旅游和保护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在道德方面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尤其是涉及当地社区的参与、旅游道德规范守则(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制定的旅游业全球道德守则)、文化遗产的道德精神内涵、博物馆的责任、谁有资格享有遗产和阐释遗产等。当前需要形成一股力量,推动“寻求平衡之道,以化解遗产保护与当地生计需求及与游客享受旅游欢愉的权力之间的紧张”。与遗产保护和促进旅游相关的国际组织已愈发意识到自己曾经的误区,即过于注重遗产保护和发展品质旅游本身,而未能给予地方居民及其知识的活态实践以足够关注。全球性旅游的持续扩张,也使得遗产地迎来前所未有的游客量。许多迹象表明未来十年世界旅游业还会有巨大增长。
  • 摘要:全球化的便利性、高效性在客观上推动了旅游业“虚无”的扩张:人潮的蜂拥而至、外地品牌的进驻、传统手工艺品的批量化生产、旅游服务的标准化作业等,而逐渐与长久以来旅游者所追求的异质化体验背道而驰。丽江古城作为世界级文化遗产,每年吸引近千万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其作为历史城镇的文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全面的变迁,民居便是典型的代表。作为民居的地方文化,一方面因为现代化而13渐失去传统,另一方面因为旅游而由自身的居住空间变为游客的消费空间。古城民居客栈既作为纳西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又是现代旅游文化的衍生物,是研究旅游发展背景下本土文化与全球化问题的良好载体。在“虚无”的全球化与“实在”的地方性两种张力下,目的地文化如何变迁?文化变迁过程中,作为地方文化载体的民居客栈是走向了“虚无”还是维持着“实在”?其背后的动因为何?等等。本文选择“民居+客栈”这样一个将实在和虚无统合得很好的载体,通过深入分析民居客栈的演化,并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解释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以丽江古城的地方性经验,为全球化理论提供本土化实践的知识与经验,同时希望在目的地文化演化的理论解读中有所创新。rn 研究以“虚无”和“实在”理论分析民居客栈的文化变迁,透视古城文化的演化,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古城民居客栈是根植于古城原生文化发展而来的产物,相对于酒店等一般住宿设施而言是一种“实在”,体现出独特的、有地理联系的、有时间特征的、有人情味的及有魅力的特点。它集中凸显古城文化传统中的休闲文化与慢文化。古城民居客栈之所以能在旅游业这一现代产业大肆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实在”的特质,一方面与丽江本地独特深厚的地理、文化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政府行为、旅游需求等外在因素角力的结果。在古城民居客栈的发展中,旅游地的本土文化不仅未在现代旅游的人侵下被侵蚀,反而以原生的、属于本地人的古朴休闲文化为根基,在外地人、旅游开发者、政府等力量的作用下,衍生出一种迎合了旅游需求的、属于所有来到丽江的游客、住客、经营者的新式“休闲文化”。正如笔者此前对于酒吧文化的探讨中所发现的:全球化与本地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着旅游业的发展,也决定着古城文化的变迁。旅游加快了旅游目的地全球化的进程,也因此加速了旅游目的地文化向“虚无”一端变化;但异质化的旅游需求又使得本地性的力量不断增加以维持其独特性,使“虚无”成为另外一种“实在”。诚然,文化发展是个不断被创造、被生产的过程。文化变迁的好与坏是难以评判的,但在许多研究者心目中却隐含了太多的价值标准。在里茨尔的论述中,“虚无”不一定是不好的,“虚无”只是客观地反映当今社会生活演化的一种趋势。因此,本文在讨论历史古城文化变迁时,无意于批判现代酒店设施的“虚无”、歌颂民居客栈自身的“实在”,因“实在”与“虚无”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仅是借助一套理论工具,透过民居客栈这一客观存在的事物,去解读当地社会真真切切经历过的、发生着的文化变迁。以期待着研究者的思考,为古城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赋予足够的关切与引导。
  • 摘要:旅行,是现代人衡量生活品质的标志之一,作为一种人们自愿离开家,到异地去的一种行为,在古代却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推崇."无淫于游"是古人对旅行的基本态度.在不提倡长时间出游的古代,在中国旅游史的文献典籍中,却可以找到三皇五帝的行迹,夏商周商旅的步履,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与诸侯的朝聘、婚旅、游猎这样一些与旅行相关的文化印迹。古人的旅行被想象成一种浪漫的诗意。要对古代的旅行进行客观描述,游客/行者是关键的角色,他们处于主动选择的状态,是串联旅行活动的核心,从游客/行者的旅行,再次回观中国旅游史,个人/百姓/民的旅行行为,是被历史书写所忽略的,而在一个提倡个人自由旅行的时代,以旅游人类学的视域,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民”的旅行行为,无疑能为今人享受旅行“我旅行,我做主”之乐趣,提供借鉴。中国古代旅行者的临行风俗,有择吉、祖道、送别。古人的旅途离不开行囊、交通、食宿、药箱。古人不仅喜爱旅行,而且懂得其中的奥妙和真谛,忘情于山水之间,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无尽乐趣,也能在旅行的孤寂中创造出令人赞叹的成绩。可以说,中国的风景,在古人千年的旅行中,因旅行变成了名胜;中国的山水,在古人的登临拜访中,成就了中国的山水文化;中国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的过程,是中国地理大发现的最初雏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古人的理想,也是他们安身立命、出世入世的指南。如今,旅游盛行,成为产业,交通信息无比发达,可人们从旅游中得到的快乐幸福却大打折扣,究其原因,是如今的旅游变了味:古人旅行把人放在山水里,人很小;今人旅游把人放在照片中,人很大。在当下,有钱有闲的中国游客,不仅将身影留在了国内的景观里,在全球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吃住行游购娱过程中,在国外的旅行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新闻,加深了“中国人有钱但是素质不高”的游客形象。如何在对风景的拜访中,不打扰风景,“从风景到信仰的生养”,或许是中国游客旅行中最该拜访的风景。
  • 摘要:"遗产旅游"已经成为世界旅游业最热门的项目之一.遗产进入大众化阶段以来,遗产概念比较宽泛,大多指遗产及其遗产所在地域构成的吸引物.像一些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就都被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一些遗产或一些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活动被开发成休闲产品.本文拟就以历史人物作为代言人的遗产被开发成休闲产品的具体个案,以Bruner所研究的林肯及其New Salem作为参照,探讨游客和旅游生成环境的话题,进行叶法善道教养生文化符号“武松”之争的旅游人类学解读,探究这一争议背后所隐含的旅游现象的实质。浙江省武义县与松阳县两地有关叶法善籍贯之争、纷繁的文化工程之后,并非是追求学术的真理或进步,仍然是为追求经济效益,属于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套路。本质上,所有这些文化之争不过是一种文化符号的竞争,不过是精明的商人操控历史人物的养生文化符号对地方文化进行再标签化而已。就开发导向和模式而言,遗产旅游的生成过程,更显著的目的仍然是旅游经济效益,像杭州宋城、乌镇实现历史街区的再利用,横店明清民居博览城引入外地非物质遗产,西施故里旅游区打造的非物质遗产——西施传说,都是比较成功的个案。实际上,从美国模式文化(model cultures)的样板来看,复原当初殖民者生活情景的PlymouthPlantation就成功而生动地展示了时间回溯一二百年前先祖的生活场景、经受的磨难以及社会的进步。在不同的旅客眼里,历史遗址如天师殿可谓是干江有水千江月,游客如何建构与自身有意义的过去,主要与自身的生活与经历关联,还在于选择性的养生知识的汲取与命运的不确定感的弥补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游客其实并不关心历史的真实,纯粹出于娱乐和放松心情来消费历史遗址。
  • 摘要:食物作为满足物种存在的生理需要,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与人类息息相关,并衍生出了一整套与之匹配的饮食文化与规则,而食物的命名也反映出人们的认知与经历.在中国版图上不断迁徙,享有"东方犹太人"美誉的客家,来到新乡四川"开枝散叶"时,其文化性格也嵌入日常饮食中,因此"饮食是探知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东山客家的"伤心凉粉"即为一例.从“文化唯物主义”的客观视角进入,更易还原饮食偏好的整体影响因素,也更接近缘由的真相。其实在“伤心凉粉”的命名逻辑体系中蕴藏有客家族群对自然环境食材资源的调动与运用;也有客家族群与“他者”互动的情感烙印;更有客家族群对“我者”传统的记忆与发展,于是钩沉在凉粉“背后的故事”中的演变背景与方向选择,呈现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过去与现在多种关系的调适与包容。“这样。对食物的品尝就被提升至一种新型的民族志体验方式的高度。借此,品尝食物成了人与物的‘对话’性互动与合作”。如果可以借助这种“互动与合作”,梳理出族群文化特性生存的自然、社会、经济等客观基础,以整体、系统的视角剖析出更真实的族群文化性格原貌,饮食人类学的目的也在于此。伤心凉粉食材的选择因地制宜。伤心凉粉的口味特色是麻辣,食客在吃时满口辣味,顷刻之间便额头冒汗,鼻涕、眼泪长流,俨然一副“伤心”状。而“伤心”也正是客家族群史的描绘表述之一。伤心凉粉中透露出的客家族群认同,可谓“伤心”的历史性。“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俗谚透露出食物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旅游场域亦然。饮食既是旅游中的基本需要,又是旅游中的重要吸引物。借助“品尝民族志”的探索,“伤心凉粉”这一“传统的发明”之所以能成为客家形象“代言”,是因为其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耦合了“伤心”的客观性与历史性。而在当今法律的“凝视”下,“伤心凉粉”从群体共有到个体独有的近乎“霸权”式经营,更为其增添了一抹“现代性”悲情,其间透露的族群认同已由单纯的原生性过渡到原生性与建构性相互交织。借助饮食遗产的旅游开发,可以重现隐藏其中关乎自然、关乎“他者”的族群记忆,从而厘清“我者”的文化性格与生存经验,更可窥见遗产旅游与文化中国的生成关联与发展态势。
  • 摘要:自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于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签约加入了这项旨在保护人类共同财富的工程.获得世界遗产品牌,不仅意味着该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得到全球认同,同时也会创生出源源不断的"眼球经济"效应.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已经赫然成为国家和地方带动经济发展、维系身份认同的期望与切盼.“世界遗产”的标准化评估与“家园遗产”的多样化实存,呈现为一种悖论性对称:标准化的制度体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多样化的文化价值;多样化的文化价值则不断打破标准化制度体系的原有框架与范型。这即是世界遗产体系的局限性与超越性所在。就本案而言,虽然在工业文明的世界版图中,中国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万山汞矿的认知与阐释,如果仅仅落于他者的文化经验与文化表述,一方面实难“复古”“推元”,另一方面也妄论“标新”“立异”。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与中国的炼丹文化。和则生物,同则不继。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与定位,不仅决定了遗产申报的竞争力(原真性、完整性、唯一性);更重要的是,它还将引导该区域人群对自然、文化、社会生态的思维逻辑和行为实践;并使中国特型化的宇宙与生命图示,借助全球化的时代良机,正面、充分参与到世界知识谱系的建构当中。
  • 摘要:经济的腾飞,是否必然要以某些传统文化的丧失为代价?在经济时代如何保护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优胜劣汰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人们无法人为地留住历史前进的脚步.但是,如果灌注了祖祖辈辈心血的某种文化形态,还没有发展到被淘汰的时候,被后人不作为或者不恰当的方式丧失手中,人们则会成为千古罪人.rn 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新疆维吾尔族麦西莱甫的现状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各种传统艺术活动的所见所闻,笔者从旅游人类学的立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麦西莱甫的保护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麦西莱甫(Mzeshraep)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它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有“集会…‘聚会”的意思,后作为民间娱乐形式的名称被固定下来。从遗产旅游的角度来看,新疆维吾尔族麦西莱甫艺术文化具有深厚的旅游资源开发的潜力。旅游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有利于人们获取知识,开拓文化视野,取得成就。如果单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就是为了体验一种经历,获得一种愉悦,因此旅游产品就是指旅游者花费了一定的时间、费用和精力,所换取的一次完整的旅游经历。因此,通过游客在新疆亲自参加并让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身心体验,麦西莱甫将变为遗产旅游产品来尝试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完全可以的。将维吾尔族麦西莱甫文化作为旅游产品进入到旅游产业。当地政府组织由麦西莱甫民间艺人构成的文化遗产旅游服务团,负责定期性的举行麦西莱甫。为麦西莱甫举行保证提供时间可空间的方便条件。将麦西莱甫面向社会使当地群众能够参加,并让游客亲身体验麦西莱甫文化。rn 一种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和经济发达的环境中没有生存的空间时由遗产旅游的形式来保护它也算是最可靠并有一定效率的保护措施。目前,将维吾尔族麦西莱甫进入到遗产旅游范围,并以遗产旅游形式来保护它是一个有多方面效益的好办法。其一,可以实现并保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维吾尔族麦西莱甫的保护与传承,而以免失去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危机,将对后代做出应有的负责。其二,加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促进各民族的和平团结。其三,对新疆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将有不可预料的效应。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遵循着从经济性质逐渐向文化性质转化的规律,即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建设,往往经济性占主导地位,当旅游产业进入发达阶段以后由于文化消费的日益增多,文化性质便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通过将麦西莱甫成为旅游产品放在遗产旅游范围内,除了能够顺利地实现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以外,还能加快新疆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 摘要:以笔者经历的两个主要案例为例:一个是位于希腊克里特岛的小镇,一个是位于泰国的首都、古老历史中心曼谷的社区。确切地说,这两个案例并不是最典型的,但它们却反映出一些共同特点:以旅游业为主要生计(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地方,时间性是如何被运用的。若想了解旅游业现象的关键途径,就需要我们用更细微的方式理解时间的角色,因为这种现象本身就具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复杂且多元的因素。这不仅因为大多数旅游业是对所谓“遗产”或“历史性”景点的参观和呈现,同时历史的表述也必须适应当地居民的意愿。当他们试图以自己对“过去”持有独特而且复杂的观念来控制所谓历史叙述过程的一部分时,有时却会被谴责为“拖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后腿”(因为旅游业是把双刃剑,它既能整体推进民族一国家的全面发展,也可能导致穷人和移民进一步边缘化),但是对那些人来说,当国家处于经济发展时期依然保持贫穷的状况也可能不是一件坏事,有时基于偶然,甚至可以从中获利。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他地方在经济上都迅速发展的时期,自己却独自沦为贫穷,也许反而会成为对未来旅游业最好的长期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拖延战术或是拖延效果(用什么样的术语要取决于拖延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来阻止古老建筑的摧毁,呼应全球性“遗产”话语来抵制有着破坏性质的现代化进程。笔者的意图并非建议将贫穷作为防止城市社区及其遗产被破坏的方法,希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确实希望当局能够看清一些教训,那就是当他们最初意图被阻挠,他们的目标被取代时,随之而来的或许正是对整个社会更有利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摘要:在我国,旅游的本义可以理解为"置身于异处"."旅"在甲骨文中就字的构造而言,"旅游"都是会意字.其本义都与行旅(旅行)有关,说明在我国传统的农业伦理社会里,离家外出的主要形式是军旅或外出学习.但是,“置身于他处”只能说明旅游实践中的身体行为和观赏现象,即只强调“形”(身体)与“意”(感受)的“距离”和“距离感”,并不足以呈现中国文化的特色。依笔者之见,“遗产旅游与文化中国”主题,即包含了文化遗产是“过去”的历史景观(时间距离),同时又包含自然景观(空间距离),而中国传统的体认仿佛山水画,需要置身于距离之中,否则,便无“景”可“观”,或有“景”不“识”。笔者提倡大众旅游“近而远之”的观赏方式,看上去这只是一种“观景-景观-凝视”关涉行为和事物,实不然,这种中国山水画式的透视早已融态度、理念和方法于一体,实为独特的中国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若以此观,我国现在的大众旅游大致可视为“形”之置身于异处,却未能体认“意”的距离感,未能真正体会“美在他处”的中国“山水画景观”。所以,提倡中国的遗产旅游与建立传统的景观体系互为一体。
  • 摘要:在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域中,四川覆盖了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四省藏区3个连片特困区域;有36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民族贫困县20个,19个集中在阿坝、甘孜、凉山三个民族自治州.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发生率、返贫率高,扶贫难度大,是四川扶贫工作长期面对的特殊现实.四川民族村寨的旅游扶贫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以前),是国家大规模扶贫开发的攻坚期,也是四川民族地区走向村寨旅游扶贫试点的初探阶段;第二阶段(2001-20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扶贫"时期,也是四川民族地区广泛开展以自然村寨为单元的旅游扶贫重要阶段;第三阶段(2011年以来),是我国扶贫开发进入全域、全程、全面小康的综合性扶贫攻坚新时期,也是四川推进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创新发展的战略新阶段.通过多年的努力,不少民族贫困村出现了“富美新村家园”的新面貌、新格局,但由于传统的旅游扶贫过于关注收入贫困,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中遭遇不同程度的“漏损…‘过滤”等尴尬,甚或有“文化失忆”的危险。理论上,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并不冲突,但实践上需要创新旅游扶贫模式,创建文化保护管理机制,在文化保护方面适时“补位”,才可能助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与文化遗产管理建立可持续协同关系。
  • 摘要:通过回溯来认知今天和设计未来已然是一种下意识的知识生产方法.在全球遗产语境中思考中国的遗产知识,回溯自然难以避免,本文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与回溯有天然的生成关系.回溯中,一个关键词,即"名胜古迹"尤其值得关注.对日本的“史迹”“名胜”和我国的“风景名胜区”分类及其定义的出台过程,笔者还无法进行深人细致的对比研究,仅就这些分类本身来看,我国更远离自己的传统,而日本之烦琐,甚至缺失现代自然科学分类之逻辑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从日本的分类中,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昭然若现。回溯不应该隅于制度性条款,更应该触摸奠基这些制度的知识本身。通过我国的方志,可以触摸到这条由中国自然哲学养育,中国各级政府和历代士僧修筑,在文字和自然间茁壮成长并延续至今的丰富知识和实践传统,笔者强名之:名胜古迹传统。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自然观受到中国儒、道和佛的全面影响,7-18世纪西方的自然观大量引入日本,他们将nature译为“自然”,并将此推介到中国。两国间在文化思想上的互动是否也该在遗产事业领域延续,尤其是所共同分享的东方式和谐自然之代表:名胜古迹方面。如何在强分“体用”的现代,在名胜古迹的研究和保护中保持二者的“一贯”?如何在名胜古迹传统的启示下,找寻中国自己的遗产和保护理念?如何在西方有形建筑物废墟感中生发出来的“国际”保护原则中为中国“体用一如…变常不二”的遗产找到自己的“理”,并使之能与西方对话?这些问题或许是实践者和形而上思者之间沟通的基础。
  • 摘要:宗教与旅游当前,旅游已然成为重要的大众休闲方式,规模化的大众旅游与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变迁关系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主流之一.宗教旅游目的地,因其具有宗教的神圣性因素,相关的讨论也就尤其敏感且重要.大众旅游导致了宗教旅游目的地的世俗化,而且促进了它的神圣性,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界对此有不少探讨.作为佛教四大道场的普陀山观音文化遗产旅游地,与一般的旅游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般的旅游地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可能一辈子只会去一次,而去往普陀山的香客或者朝圣者,一年中可能会去七八次,而且年年会重复去。即便是一般的游客,也可能因为大乘佛教精神的感召力而从普通的游客转变为宗教朝圣者。作为一篇以质性调查研究为主的文章,笔者无法提供普陀山自从恢复重建以来游客“转凡为圣”的具体数字,但是如果人们相信智者所预言的,21世纪,只有大乘佛法和儒家伦理才能救世界,那么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精神核心的普陀山观音文化遗产地,应该借助大众旅游的这个平台,在强化自身“神圣性…‘专业性”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地发挥其“转凡为圣”的机制和功能,在商业、科技、流动、物欲、消费的社会中,为人类的心灵提供一处安宁的居所。
  • 摘要:旅游是由吸引物所驱动的,而且,"吸引物越是卓越,游览它的必要感也就越强烈."文化旅游吸引物在任何目的地都被普遍认为是旅游综合体的重要部分,因为,旅行包含着某种文化因素,旅行中蕴涵的文化使旅游者暂时置身于一种不同的环境中.访问历史遗迹和标志性的文化建筑,参加特殊的节事活动,或者参观博物院,一直都是全部旅游体验的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旅游营销者和旅游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有一部分人是专门为了对某一目的地的文化或遗产获得更深刻的了解而旅行的.而且,人们已经意识到,虽然并非所有文化遗产都是文化旅游吸引物,但是文化遗产吸引物的确是旅游的一部分.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旅游吸引物都具有相等的需求创造潜力。但在参与文化生产中,旅游者能受到它的影响,情绪也会与其他“受影响”的人的情绪产生共鸣。彭兆荣教授认为文化可以附着在人群、性别、阶级、价值、观念、资本、商品上进行传播和再生产。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要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是一种管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重要媒介,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要意识到并担负起可持续发展,并有能力经营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当地社区的东道主要以自己的遗产为自豪,并有知晓和探索自己祖先智慧的意识。对世界遗产的解释和贯彻都包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而游客则要明白世界遗产普世价值是什么,要会鉴赏普世价值的意义并采取负责任的行为。通过传统之礼。传递或接受的是一种记忆、一种为人处世的方法,LaurajaneSmith认为:遗产不仅仅代表过去,它也不仅仅是物的东西,遗产还是约定的过程,是交流的行为,也是在现世且使现世有意义的行为。为了使某种记忆或知识永存,可以通过某种中介如文化创意产品,使这种行为或意义展现,人们就可以使用、重塑,甚至重新产生这些记忆或知识以帮助我们不仅弄明白我们是谁,并帮助我们弄清楚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 摘要:栽种于滇北茨中村与滇南南乡坝的葡萄品种——玫瑰蜜(rose honey),"酿"出了大大小小十多个葡萄酒品牌,人们纷纷从国内外赶来,一睹搭建于非传统葡萄栽种区域的万亩葡萄园风采。在此葡萄酒风潮背后,其实蕴含了葡萄酒文本与今天遗产、旅游时代的情景交融;交织着人们在此葡萄酒叙事影响下的身体感触;以及围绕葡萄酒不同叙事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融合.本文以此葡萄酒为介质,揭示其中叙事文本与遗产、旅游情景的嬗变关系,着重强调全球化与多重情景交融下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特质,及其中所蕴含的内外多种眼光与力量的交织融合.各情景与文化要素在全球化移动特质的影响下相互交融纠结在一起,再难以单纯的存在某一文化或社会情景,等待学者去厘清与之相应的单一文本。于是,文本开始从过去静态分析的框架中走出来而导向一种“过程性文本”(text in process)。强调文本在如今时代特征与情景交融状态中,相互转换、借用、移植、解构、重构互文性动态过程,正是在文本的互文性过程中,文本在基于元文本基础上被一次次以人们习惯、希望与喜欢的方式被一次次生产与再生产,使文本无法完结而始终“根本停不下来”。
  • 摘要:伴随着国内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这一大背景,植根于广大民族地区特别是广袤的西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民族旅游发展可谓如火如荼.不同地区、不同种类和不同形式的民俗旅游、宗教旅游、村寨旅游、民族乡村旅游、民族地区特有自然景观旅游、民族体育旅游、民族科考旅游、民族遗产旅游以及民族地区的各类特种旅游等民族旅游活动层出不穷,此类旅游产品因其原生态性、神秘性、差异的文化性以及体验性等愈来愈受到广大都市旅游者的追捧,民族旅游市场规模不断在扩大.而作为供给一方的民族旅游目的地,无论是地方政府、旅游职能部门,还是旅游投资商以及众多的社区参与者,大家对发展民族旅游产业的积极性日渐高涨.无疑,这是基于民族旅游发展给当地所带来的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文化效益、环境效益等综合效益等利好因素.因此,从扶持民族旅游系列优惠政策的制定到旅游环境的优化,从积极打造富有地方及民族特色的景区景观、旅游线路到不断加大、创新对外宣传及促销力度,从加大对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到吸纳各方资金投入其中,应该说充分展示出了对发展地方民族旅游产业从认识到行动上的自觉性.笔者结合自己较为熟悉和一直关注的青海民族旅游,以为民族旅游应是指游客离开居住地,前往民族地区,开展以观赏、感受、体验当地民族文化及生态自然景观为主要目的和内容的旅游形式。这种旅游形式的特质是异族文化间的交流。长期发展会引发对民族旅游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我国民族旅游应做到因地而异、因民族而异,发展模式在相同中寻求并突出各自差异与特色,顺应并把握当下旅游者的需求趋势,唯有如此,才会赢得市场,求得发展,青海民族旅也不例外。为此,结合青海民族旅游发展实际情况,对照国内外相关理论及其实践经验得出尊重民族旅游人们最好的态度。加大青海民族地区珍贵且有特色民族旅游资源的保护是确保青海民族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顾各方利益,尤其确保东道主民族社区利益,走科学发展之路是确保青海民族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青海民族旅游业必须走转型升级发展之路,确保有一个质的飞跃。
  • 摘要:旅游人类学以旅游者的研究和旅游目的地研究为纬度,具体讨论了游客动机、东道地文化变迁中涵化现象引发的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保护、旅游商品化与真实性、旅游中民族文化重构与族群认同等问题,旨在深入探究现代旅游的本质,以及现代旅游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影响,以期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所启迪与帮助.正如文化人类学一样,旅游人类学着重从文化层次来认识与探究研究对象.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涉及面广、内容庞杂,而现代旅游又充满了变化性与复杂性,加之人类学综合性与交叉性的学科性质,使得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也变得广泛,这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但也为学科间的合作提供了宽松的平台.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学科间的合作成为必然,档案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社会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学科,也应积极地进行多领域、多学科的合作.因此,将旅游人类学与档案学联系起来,全面多维地探讨旅游与档案的本质和关系,以丽江旅游中纳西族档案价值及开发利用为研究平台,深究丽江旅游背后所面临的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难题,也是利用档案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应有之义.rn 纳西族档案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随着丽江旅游的发展,其价值在旅游场域中得到扩展。在现代旅游、民族档案、民族文化三者共同交织与相互作用下,纳西族档案运用多样化的符号来展现纳西族独特的民族风情,发挥着旅游景观的符号价值,增强了丽江旅游的吸引力;纳西族档案的形成与发展一定程度上记录了纳西族宗教文化的变迁历程,借助旅游可以让现代人通过历史的留存物,去了解过去纳西族宗教朝圣的情况,去体验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宗教文化之旅;纳西族档案是对纳西族文化的历史性原始记录,是人类珍贵的记忆遗产,可以满足现代人追古思今的怀旧诉求;纳西族档案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结合,在丽江秀丽的自然风景中,达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结合。丽江旅游为深入挖掘纳西族档案价值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这既符合档案价值的扩展规律,又为纳西族档案开发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从旅游人类学的视阈下来审视纳西族档案的价值,可以大大拓展纳西族档案的价值空间,使其不囿于其传统的参考价值和凭证价值。这一方面可以拓展民族档案学、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视阈,也可以为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因为档案本质上也是一种遗产,而“任何一个文化与自然遗产,归根结底都属于人类智慧(包括审美活动)和劳动的结晶。它们‘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为人类所共享,所以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
  • 摘要: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无论是在政府工作层面,还是在国内外学术研究领域一直都是引发各方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这其中,少数民族村寨作为在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中文化遗产保存相对丰富和原生的区域,已经成为政府重点打造,资本蜂拥而至,观光客趋之若鹜,学术界心向往之的对象.一个个少数民族村寨及其生活文化,经由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萃取方式进入到"文化遗产"的体系.围绕着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村寨民众的生活也自此开始了"遗产化"进程.在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方法的推动下,各种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一历程之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实践.注意到:在非政府组织、商业资本等众多异质力量纷纷介入到这种遗产化生活的同时,还有一股依托族群的情感认同、传统组织体系和现代基层政权而形成的自主力量.这股自主力量虽然还难以完全应对超越传统认知范畴、谈判能力和驾驭能力的发展浪潮,还面临着全球化、国家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困境,但其却呈现出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过程中最珍贵与最难以培养的文化自觉和利益共享精神.加强对这种内生于民族村寨的自主力量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丰富人们的保护和发展观念.rn 在国家主导的“技术-现代化”发展语境下,以民族村寨旅游推动发展本身也像是一种悖论。国家虽然强调发展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前缀下的表象,但实际上是将发展视为一种非政治性、技术性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基本表征是现代化。这与强调差异性的“异族观光”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技术一现代化”趋向于同质性的物质景观建构,是一种眼光向前的展望性视野,而“遗产保护”则趋向于眼光投向历史,回归“传统”。朗德上寨的旅游开发最初发端和得益于遗产保护运动,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遗产”现在已经成为寨子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沉重负担,且似乎陷入了“保护遗产-维护原貌-旅游发展滞后-遗产传承困境”的恶性循环中。继续坚持在这样的“不发展”中等待有可能更有利于建筑文物等有形遗产的保护,但对于歌舞、手工技艺、口头传统、仪式等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却无疑具有消极影响——而在民族村寨的遗产保护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重明显要大得多。遗产同样也是现代性的衍生物,所有的遗产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即一种经某些人反复定义和诠释的文化模式被教授给其成员或一部分成员。“传统”绝不是民族志所描述之静态性的客观存在,反之,它只是一被“执着持有者”或分享共负者在对他们有意义的情境中,所想象、塑造或界定的实际或抽象事物而已。从这样的角度观之,笔者认为亦可将工分制理解为一种“新遗产”。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工分制已经成为朗德上寨村民维系群体边界的强力要素,有效地将外部群体排斥在旅游发展之外,而族群内部群体则受益于其中。此外,“工分制”也成为外界“定义”朗德上寨的最重要特征。当寨子里的其他的物质文明都在现代化浪潮中悄然改变时,工分制反倒作为一种固定的生产组织形式保留了下来,成为朗德上寨最外显和最知名的文化特征。或许,当朗德上寨的村民们仍然徘徊在“打破传统”与“保护遗产”之间难以抉择时,他们已然“建构”出并正实践着一套新的“遗产”。这正如遗产研究专家David Lowenthal所指出的那样,遗产的加工制作既是一项创造性的艺术也是一种信仰行动(act of faith)。人们无法逃避遗产的这种混杂的属性。但是可以尝试面对遗产的建构性时,暂时宽恕其已经融进了整体优势中的小瑕疵。
  • 摘要:随着中国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遗产的保护似乎与旅游的开发已经捆绑在了一起,成为大多数地区进行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尽管在具体的保护与开发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遗产的破坏、过度商业化、环境的污染、遗产地社区的解体等.进行旅游开发仍然是中国内地各个地区在进行遗产保护中的首选道路.我国是一个遗产大国,大量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散落分布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一个村落如何对其中的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在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责任谁来承担、利益如何分配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遗产是需要我们全人类共同保护的资源。而旅游时代的到来,给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rn 山宝雷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于2012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认定为第四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是诏安县至今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村中有“叶氏宗祠”、“镇山祖祠”、大型土寨等物质文化遗产,有“游火烛”、祭祖仪式等以闽南地区宗族文化为基础的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村在对其村中的遗产进行保护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并不顺利,至今山宝雷村还没有成为旅游的目的地,但该村面对的困难和问题并非个案,而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面对村内遗产保护问题的共同困境。许多像山宝雷村一样的村落,在村落中有一些值得保护的遗产,但把其发展为旅游目的地又有一定的难度和问题。对于村民来说,如果这样的努力不能带来游客,不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这些努力就是对他们利益的损害。反观那些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的村落,以“土楼”为例,经过旅游公司的开发与保护,土楼确实成为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每天旅游车拉来源源不断的游客。土楼中的许多住户已经搬出土楼,他们的生活被游客改变了,日常生活变成了表演,而大部分由游客带来的收入被旅游公司收人囊中,村民只能依靠卖千篇一律的土特产和旅游纪念品来获取不多的利益。rn 笔者认为对于像山宝雷村这样的村落,在完全自主保护和全面旅游开发之间应该还存在遗产保护的第三条道路。山宝雷村虽然没能成功的走出一条旅游开发之路,但幸运的是村内由于宗族的延续,祠堂和土寨都得到宗族自发的维护,村人的生活和祭祀依然每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没有成为一种靠外力维持的表演。村人维持这种仪式并非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传统和内在的动力,这是一种活着的遗产。如何在现在和传统、经济利益和遗产保护之间寻求平衡,让遗产地的居民真正参与其中的保护道路是人们所要寻找的道路。
  • 摘要:民族节庆是指特定的人群共同体根据岁时节令、宗教祭祀、英雄人物或重大事件的纪念、郊游娱乐等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由于其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群共同体的文化要素,并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点,从而成为那些在旅游实践中寻找"差异性"的游客趋之若鹜的消费对象.当节庆文化在消费社会中转化为"人文资源"时,不同的行为体根据自身行为目的对节庆文化产生不同的诉求,节庆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努力在使其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进行文化的延续;节庆文化资源的利用者则按照商品和市场的规律性进行文化的贩卖.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在消费社会中进行利益的协调,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橄榄坝傣族园泼水节为例分析了文化旅游情境中的民族节庆遗产保护。文化旅游情境中节庆遗产的“失真”和地方人群共同体日常生活中节庆遗产的“原真”,是旅游消费内在结构的表征之一,根源在于人们对节庆遗产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旅游者及旅游从业者侧重对遗产外在价值的消费,遗产保护者侧重对遗产内在价值的保护。文化旅游实践中,旅游从业者提供给旅游者消费的“失真”性遗产根植于“原真”性遗产,对遗产的过度消费,不仅对遗产本身造成了伤害,如遗产的整体性、多样性、原真性等,而且对旅游者也造成伤害,因为他们期望尽可能地消费“真实”遗产,而不是商品化的遗产制造。所以,一方面从“分类”的角度出发,对遗产及其构成要素进行归类,选择出供旅游者消费的文化遗产,包括失真的遗产;另一方面从“文化持有者”角度出发,按照遗产自身发展、存续的规律性进行节庆遗产的保护。这样既实现节庆遗产的活态性发展,又为旅游者的消费行为提供了真实性的吸引物,只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节庆文化遗产的活态延续。
  • 摘要:迤沙拉村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东南端,居住人口两千多人,其中彝族占总人口的96%,是四川聚居人口最多的俚濮彝族自然村.2005年9月16日,迤沙拉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类旅游开发对地方文化的建构作用,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当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全面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迤沙拉民俗遗产旅游开发对对地方文化独特性具有塑造作用,对地方文化丰富性具有增强作用,对地方文化影响力具有促进作用。迤沙拉民俗遗产旅游开发在地方文化中的平衡性、联结度有待加强。迤沙拉民俗遗产旅游开发进一步建构地方文化的建议提炼标志文化保护独特性、提高参与程度增加生命力、发展认同感照顾适应性、构筑渠道增进联结性。
  • 摘要:"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概念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基于运河沿岸的生态景观保护提出的国家遗产廊道概念.基于文化线路的视角,蜀道是中国西部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蜀道所蕴含的价值及意义绝不仅仅只是道路本身,更多的是以道路本身为线索而承载的文化意义,是一项典型的文化线路遗产。在构成蜀道的7条古道中,金牛道因其历史悠久、古今承袭、文化内涵丰富等原因最具代表性,其部分路段(如翠云廊段)保存较为原真和完整,最能体现蜀道文化线路的意义与价值。金牛道是蜀道线路遗产要素的精髓所在,是中国古代道路交通文明的见证。蜀道自古就有植树表道的做法,在官驿大道两旁栽植柏树,用以标识道路同时为行人遮阴蔽日。十里古驿道,古柏森森,规模宏大,上千年代代传承,并与保存完好地驿道上众多的驿铺、驿渡、驿道古桥、护险砭(拦马墙)、门槛石等驿道交通道路设施,一同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邮驿制度的活标本。多样的文化体系承载于线路之上,且交融共生。这个道路文化空间中。体现古巴蜀文明、两汉、三国、唐宋、明清历史文化,以及道路文化、宗教文化、美食文化等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类型丰富且错综交融,影响深远,具有文化线路意义上的杰出价值。
  • 摘要:建筑遗产保护迫在眉睫2015年1月3日,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拱辰楼发生火灾.作为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巍山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座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距今有600多年历史的建筑遗产在两个小时之内便被烧至仅剩框架.火灾发生后,媒体和公众无不为拱辰楼的命运扼腕叹息,舆论焦点再次投向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在历史发展中积淀在建筑实体形态上的抽象符号,体现出建筑的时代性、地方性或民族性,可称之为文化。实体形态是场所精神产生的基础和载体,场所精神是实体形态的附着和外延,这与诺伯舒兹所说的“建筑意味着场所精神的形象化”一致。场所精神“情境、归属和文化”三要素有机组合,具有关联性与递进性。鉴于我国建筑遗产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单纯的、不加分析的套用场所精神理论,不仅难以解决实际问题,还有可能导致建筑遗产的损毁。因此本文重新解构场所精神(这一解构尊祟了场所精神的哲学渊源和理论基础),将情境、归属、文化三要素与建筑遗产、场所认知一一对应,并以桃坪羌寨的保护与再利用做了例证。场所精神理论引入建筑遗产领域仍处于讨论、验证阶段,仍需进一步分析研究,不断丰富完善并寻求新的支撑,使得场所精神理论能够科学指导我国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
  • 摘要:工业遗产是指凡为工业活动所造建筑与结构、此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及这类建筑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其所有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具体而言,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包括建筑和机械、厂房、生产作坊和工厂、矿场以及加工提炼遗址、仓库货栈、生产和转移使用的场所、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以及用于居住、宗教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由此可见,工业遗产无论在时间、范围还是内容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在任何资源枯竭型城市均广泛存在,而如何就其进行开发利用,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利用广泛存在而又被普遍忽视的"工业遗产"进行旅游开发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中寻求出路的热点. 工业遗产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具有广泛的文化、社会、经济、历史、旅游等价值,其中的文化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工业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工业城市文化的直接体现、是实现工业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源、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根据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结合工业遗产开发利用的具体实践,可以总结为艺术区、主题博物馆、公共场所开发模式: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保护要提高保护意识和重视度、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建立保护体制和法规。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中,利用工业遗产这一自身优势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但在对工业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应对其丰富的内容辩证地、加以区分地改造和使用,并做好科学规划,开发保护齐头并进,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和持续发展。
  • 摘要:"非遗"是所有文化的共有形式."非遗"理念与实践演进的重要线索在于发现其重要价值并促进活态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关键是使之继续生存繁衍在当代社会空间中,发挥思想、文化、经济的多元作用,而不只是作为文化的标本、档案和历史记忆.长时间以来,对"非遗"的认定和保护既是以UNESCO为首的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而在其中,与旅游的结合必然成为促进非遗功能"转换与延续"的一个节点,同时,旅游也逐步成为促进"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方式.文章引入旅游消费主义这一研究视角,结合三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关于“非遗”的资源化利用,阐释了中国背景下旅游消费主义掀起的非遗运动,为“非遗”研究提供丰富的人类学个案。分析了李娜倮与老达保的成名之路。政府通过将“非遗”作为旅游资源的转化,为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建构了一条发展之路。新时期国家推动的文化发展策略及对“非遗”的重视也是促进政府尝试将非遗作为老达保旅游资源进行打造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中国,文化展示暗示了在发展迟缓的农村,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被许多学者、官员,以及村民自己视作现代化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这种观点下的保护出现在一种复杂且常常矛盾的全球化视角下,文化遗产展示在这里被作为社会监管和政府的试验地。这就使得旅游经济在中国变成了一种脱嵌的力量,在以旅游消费主义和GDP为诉求的目标下,旅游经济可以伪造民俗、伪造传统,甚至为了建造这些伪造的景观腾出空间。
  • 摘要:"旅游是一个复杂而且多样化的社会现象,涵盖了方方面面,因而很难从一个角度对旅游进行全面的诠释".所幸由于各个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到旅游研究中,这使得旅游研究的范围因为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视角而得到拓展.本文引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Bourdieu的场域理论,希望能进一步丰富旅游研究的视角。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为旅游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旅游场域概念的建构为研究东道主和游客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运用Bourdieu的场域理论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在普众旅游时代,旅游资源已经成为一种资本,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其具体形态。东道主的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相结合,并最终以一定的形态和方式融人旅游产品中。通过将旅游产品卖给游客,东道主成功地将自然、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东道主、游客之间的交往并非单纯的个人之间的互动交往,而是由特定资本的分配情况所决定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反映,他们在惯习的引导下展开对特定利益的争夺,由此构成Bourdieu所说的“场域”。旅游场域是发生在游客惯常环境之外的,依据资本在东道主各方(包括当地政府、社区居民、旅游投资者、旅游开发商、旅游经营者等)以及游客中的分配情况而形成的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旅游场域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无论是对东道主还是对游客而言,这个空间都与惯常社会空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惯常社会固有的属性早已以惯习的形式内化于他们身体中,成为他们行动的生成性策略。既有惯习和旅游场域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文化冲突。旅游场域中的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文化调适却是消除东道主和游客之间的隔阂、排斥和对立的有效手段。通过调适.东道主发展出新的惯习,而新的惯习又将推动文化资本的再创造。游客参与东道主的文化再创造,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东道主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最后,笔者还要提出,Bourdieu的场域理论为旅游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旅游场域理论的建构并不是简单地把Bourdieu的场域理论照搬过来,而是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Bourdieu把惯习看作是场域的动力,但是旅游场域有其特殊性,行动者依靠既有的惯习并不能应付当下的处境,迫切需要发展出新的惯习。这时,文化调适就接替惯习成为推动旅游场域的动力。
  • 摘要:旅游怀旧的研究是从怀旧被引入消费者行为领域以来开始的。其中,怀旧仍被确定为消费者的一种心理倾向怀旧逐渐成为旅游消费市场中可开发的一类重要资源。人类学探讨“怀旧”之于旅游市场中的价值问题,要求研究不能隅于“心”之层面,不能脱离能够落实怀旧感的“物”,即作为怀旧引发物的旅游吸引物。怀旧“心”的属性不可否认,但怀旧过程中尤其是旅游怀旧过程中的感官经验亦不容忽视。毕竟,怀旧感的唤起与感官经验密不可分。“身体感”研究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感官经验的面向探讨物性(怀旧感引发物)、价值(怀旧在旅游中的价值)和文化体系(旅游的怀旧文化)间关系的新视角。身体感研究取向认为,“物的意义”来自于身体对物感知的行动中,“物性”亦在这种身体与物的互动中浮现出来(emerge)。这里,怀旧即是旅游吸引物被发掘并被利用的具有文化意义的物性。对旅游中引发物“物性”怀旧感强化,进一步建构起区别于“现代性”身体经验的“空间”,形成区别的“空间形式”,左右后继游客的价值判断,并借由媒体宣传助力,使得怀旧、身体感知、旅游三者在互动中共同演进,不断形塑今日旅游怀旧的样貌。
  • 摘要:旅游中的真实性问题是旅游人类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舞台真实性理论也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旅游人类学对真实性的讨论关乎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中出现的许多现实问题,如文化商品化问题、文化变迁问题、传统文化保护和创新问题等等,也关乎旅游者的动机、旅游的产生、游客的体验等旅游研究的核心问题.rn 真实是现代游客追求的目标,但旅游真实性是一个复杂的、多内涵的概念,在实践层面也是一个需要多角度、多方位来审视的一种现象。人们无法简单地界定旅游真实性的内涵,无法简单地判定一种旅游产品真实与否的性质,更无法简单地确认游客是否体验到旅游的真实。商品化或许会对旅游产品的真实性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商品化并不代表必然地会损害文化的真实性,商品化还有复兴文化、保护传统的功能,通过商品化,许多曾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得到挽救和恢复,为东道主所认可和认同,成为东道主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商品化和真实性可以实现互相促进和转换。rn 舞台展演表现出来的“舞台真实”,在很多时候为大多数游客所接受,不仅如此,“舞台真实”在很多时候也为东道主所接受,成为东道主的“后台真实”。在这里,“舞台真实”与“后台真实”也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促进和转换;“虚假事件”的确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旅行中,但“虚假事件”中也并非是完全的不真实,完全杜撰的虚假是不可能长期在旅游展演中存在的,特别是作为传统在游客面前展示的时候。而游客类型不同,使得游客对真实性体验的感受也不相同,在这里,旅游真实性尤其体现出它的相对性。rn 追求真实是游客进行旅游活动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也是旅游开发者和东道主必须追求和提供的,真实性是整个旅游活动的基础,也是旅游活动的生命线。商品化并没有非真实性的本质属性,商品化与真实性也没有对立的必然性;舞台化不是一定以“虚假事件”的形式出现的,舞台化作为展演完全可以是真实性的展演;在真正的真实性面前,无论哪种类型的游客,他们都会体验到这样的一种真实。因此,只要做到了充分尊重历史,遵循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充分尊重东道主民众的认同,进行科学设计、科学开发、科学发展,旅游真实性不仅是必须实现的,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 摘要:近年来,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研究一直是旅游业界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政府、社区和外来企业是三个关键利益主体,根据利益主体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地位和作用,衍生出政府主导、社区主导自主治理或外来企业主导三类典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本文选取理县桃坪羌寨、甲居藏寨和泸沽湖摩梭社区分别作为民族村寨外来企业主导、政府主导和当地社区主导自主治理旅游发展模式的三个经典案例,开展深入的比较分析,提炼出不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的共性特征,以资为我国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评价和选择提供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支撑。rn 民族村寨初始产权和控制权争夺只会而且必然发生在政府和当地居民之间,外来企业作为相关利益主体并不拥有初始产权。因此,解决民族村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错综复杂问题,最为关键也是首要的一步就是必须理清政府和社区在产权方面的关系。社区是否成立了能够代表其产权的组织,组织的内部严密程度和话语权如何,直接决定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事务的强度。培育自主组织或增强现有组织的合法性和话语权,是增强社区博弈力量,改变社区弱势地位的根本途径。社区参与利益分配和参与旅游决策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利益分配固然非常重要,但忽视了旅游决策权的保障的利益分配制度很难真正付诸实施。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必须将两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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