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学术界已广泛地展开了极其复杂而又激烈的争论,但对课程编制与研究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争论.在当今世界,特性、传统、基础知识和技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我们在为后现代社会(数字技术、生物工程和数字艺术的时代)设计新课程的同时,是否忽视了那些可能只对一少部分人有利的课程项目呢?哪怕这一少部分人只占世界一角的位置.各大学必须为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找到一个明智的答案,不仅要能保证学校在研究领域、研究项目和课程计划等方面的独特性,而且要能保证进入他们迄今为止尚未感兴趣的领域.全球性变化,连同大学周围社会环境的变化,都要求课程上乃至组织上(学校系统上)的变化.没有组织上的变化,课程变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组织没有变化,就会僵化陈旧.大学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完成大学由纯粹公共事业型机构向企业型机构逻辑的转变.公共机构逻辑被认为是有永久性,持续性,感觉上非常稳定而安全的,这个转变就是要用企业机构型这种组织逻辑来代替公共机构逻辑.思考改革计划的条件日益成熟.大学管理的新政策要求,此种管理方法作用于整个实施过程的始终.这种变化所带来的质量的改善和良性发展的环境,为学生乃至整个学院学习的新方法和新途径提供了条件,这些也正是大学管理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因此,我们不仅要找出问题,而且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如何调节好这两个逻辑方面呢?怎样才能激励人们,使环境变化成为人们开拓局面的动力,并且不会因害怕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如何打造创新型大学,而同时又要保持学校原本的整体形象,学校传统,教育理念,尤其是教学质量呢?如何创造一种有利于大多数大学教师自身、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发展的,并使他们都能实实在在感觉到的周围环境呢?在这种环境里,至少可以使他们放弃妨碍他人实现梦想的念头.但是,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官僚作风,这是取得管理透明度所必需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学承担着弥合多元文化、为思想开放和自由流动而战的历史使命,可以想象,未来的大学必将承担更多、更艰巨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学校课程与课程研究必须反映和预测社会需要、社会兴趣以及社会抱负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学是知识实验室"的时代已经到来。(即要将大学的研究职能和服务职能结合起来.)大学不是"服务"机器,而是一种囊括全部社会生活且不顾其潜在利益的机构.这些不同文化的融合会给课程与课程研究带来新的动力及内容的改变,但最重要的,还是方式方法上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