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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

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甘肃礼县
  • 出版时间： 2014-09-25

主办单位：甘肃秦文化研究会

会议文集：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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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汉渭文化圈的内涵"汉渭文化圈"是笔者近些年来综合研究了甘肃东部上古历史后,新提出来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具体指以陇山为依托,以今天水市为中心,汉水和渭水上游支流邻侧密布的那片地域.嬴秦秉承了东夷文化基因，西迁后又深受姬周文化的影响，更善于吸收诸戎文化的优秀成分，实为多元文化的融合。在政治生活中，这种文化特性表现为积极进取，勇于革新，讲求功效，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巩固政权方面，嬴秦全面接受了殷周两代构塑起来的最高政治哲学天命观，提出了郡县制、军功爵制、户籍制等革新性政举；在对待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方面区别对待，促进了民族融合。嬴秦在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长期影响，在汉渭文化圈培育了与中原文化血脉相通的社会土壤，在不断改变该地区物质面貌的同时，也不断改变着该地区的人文面貌，逐步缩小着该地区同中原的差距。嬴秦以崇高的精神感召力和强劲的政治推动力，导控着汉渭文化圈的历史走向，激发着对华夏文明的向心势能，深化着中央政权领导边陲的观念，编织了一条紧系中原的坚韧纽带。
  •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第一次统一了全国,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奠定了一个建构模式,可谓意义重大.大量传世文献、考古成果与文化遗存证明，秦人发祥于陇南、天水一带的陇右地区。学者们根据秦人以鸟、凤凰为图腾这个史实，推断秦人本是少昊族，属东夷，其中一支很早就迁至陇坻以西。是陇南、天水一带的山水田野与文化滋养了秦人，使其形成坚毅顽强的精神与质朴、严谨、守法的作风，从而逐步发展壮大，然后伺机东迁，最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 摘要：人们一般把秦文字形成的系统和特色,称之为秦系文字.本文拟通过对秦人早期青铜器年代及其铭文的变化的考察,重点就秦系文字的产生与形成进行初步探讨.春秋早期之后秦系文字的演变，其代表性器物大致有春秋中期的成鼎(宋代发现于今华阴县)，春秋中晚期之交的秦景公大墓残磐铭文，春秋晚期有宋人著录的怀后罄、石鼓文。从战国中期的秦孝公时起直至秦王朝灭亡的140年间，秦出土文字数量呈现井喷现象，数量繁多，除金文、石刻外，又有符节、陶文、简犊、玺印封泥，钱币、帛书、漆器文字等。秦系文字正是由西周古文向籀文再向小篆、隶书发展过渡的文字，它在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和整合规范的重要作用，并由秦文字统一了中国文字，这对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都至关重要。
  • 摘要：当周王室东迁，京畿之地的贵族重臣埋下祖传重宝纷纷逃跑的时候，秦襄公却出兵勤王，秦人义无反顾地承担了保卫西部边疆的历史责任。早期秦国崛起的历史证明，虽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即秦国特有的责任伦理观却是必不可少的。春秋时代周边灭亡了的诸侯国，如芮国、梁国等，已与秦国形成鲜明对照。早期秦国责任伦理观的形成别具特色：秦国责任主体，是以君主为代表的秦国王室及其臣民，具有不同凡响的民族精神气质；秦国责任对象，是为秦国发展确定了必须负起保卫周王室及其自己国家军事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重大历史责任，这为战国时代秦国的耕战立国战略奠定了基础；秦国责任伦理规范，是在确立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社会管理责任方面，探索出的一套管理方法和规范，这为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建立完整的秦国责任伦理体系做了理论铺垫。
  • 摘要：在汉字长期发展繁荣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规范和改革。秦始皇“书同文字”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秦朝之所以推行“书同文字”，是建立统一国家、实行集权统治的客观要求。文字的混乱不利于舆论的引导和新生政权的巩固。秦始皇“书同文字”是对秦人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是根，传统是源。只有继承和发扬，传统才会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创造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位11年，先后共有五次大规模出巡，其中东巡四次，先后刻石七块，这些刻石书体独特、材质独特、地点独特、写刻独特。秦朝通过东巡刻石这种形式，正式推出李斯小篆，作为官方使用的标准书体的样板，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法帖”——用以取法的字帖。
  • 摘要：通过考察韩非的使秦活动，可以看出弱国救亡图存的外交努力，以及悬殊的国力差距下秦、韩外交关系的终结。战国后期，在一系列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中，秦国称霸的局面已隐然形成。秦、韩的外交关系在秦王政十年之后，完全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秦的强权话语与韩的弱国态势成为两国外交的基本局面。韩对秦的外事活动，已完全沦落到寄希望于秦国自我削弱的异想天开与自我幻想之中。韩国派间谍郑国赴秦以“作注溉渠”来“间秦”，就是一个极有象征意义的案例，也是韩国外交策略的缩影。此后唯一有战略意义的外交活动，就是韩非初次使秦时劝秦王的“从韩而伐赵”，试图将战火引到秦、赵之间以避免秦国伐韩，从而保存自身。然而这样的谋略在雄才大略的秦王政以及智谋过人的李斯等人那里，同样是于事无补、不能实现的。至于此后秦王政十四年“秦急攻韩”时韩非的使秦。已只是国家命运风雨飘摇时个人的最后努力。韩非入秦之后的被囚杀，也标志着秦、韩外交的彻底终结。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韩非死后第三年，秦派内史腾率兵攻韩，俘虏韩王安，韩亡，秦灭六国的序曲由此响起。
  • 摘要：犬崇拜是西部原始文化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在距今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时期,狗就已经开始进入先民的生活,此后一直是西北各原始部族所崇拜的主要动物之一,甚至成为部族图腾,具有始祖神的地位.从犬崇拜入手,对远古活跃在陇山周边的崇犬部族羌、戎、氐、狄及秦人的习俗等做一个探析,以期引起有兴趣的学者的关注.从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远古的先民们由宠狗到崇犬的史实。秦人在独霸西戎之前，在今甘肃河西地区、陇东以北以及河湟诸地，当以北狄支系的族群为主，而在陇山到黄河以东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族群则应主要是羌、戎、氐盘踞的地区。秦人在和戎人长达几百年的征战与兼并融合中，必然会受到戎人习俗的浸染，秦人崇犬的习俗也正反映了这一事实。在中原农耕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历史积怨中，狗作为最初西北民族的标志物，甚至战争帮凶，自然要引起敌对者的畏惧和诅咒，处于被贬损、辱骂的地位。这种怨恨心理，成为借以泄愤的群体指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千百年来积淀深厚的狗鄙视心理。以至汉字汉语中凡是牵涉到狗的词语多为贬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总是被冠以恶名，几乎就没有什么美好的义项。这也是狗在历史嬗变中走下神坛，屈居于牛马猪羊之下的主要原因。
  • 摘要：秦始皇,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正月,因其父亲秦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故姓赵氏,名政,十三岁代立秦王.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吞并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始皇继位后,对东方有着特殊的情结。秦始皇在东方设置嬴县，嬴县设立后，对当地的历史文寻找长生不老药外，还有一个原因，就化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今。秦始皇多次东巡，除是寻根问祖。秦始皇东巡时拜访安期生，屡屡派徐市入海，除寻仙药之外，也隐含着寻访已化作仙人的嬴姓先祖之意。秦始皇生前五次出巡，三次到山东，初次即登封泰山，东方是他的先祖所在地，他成就的帝业是东方先祖的神荫和庇护，东方还有他向往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与仙人安期生，所以他死后仍然向着东方、向着先祖，他的怀祖思乡之情，至死不渝。总之，秦始皇的东方情结已印在脑海里、融在血液中。
  • 摘要：自始至终,嬴秦族中没有突出的思想家,没有耀称百世的文学家,甚至,嬴秦本族思想文明的开化程度总是相对低于其时的其他族邦.但不可否认的是,嬴秦毕竟从一个奴役之族飙升为诸侯之国,并率先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它没有明确成文的思想,但它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治国经验.所以,谈到秦的邦交思想,实际上就是嬴秦治国经验中有益成分的理论表述.嬴秦选择以多神崇拜为精神旨归，赢秦在政治邦交态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可以以此笼络更多的人心力量，可以随万变而不变，由之逐渐强大直至统一天下。综观赢秦的发展脉络，其始终注意抓住两条发展脉络：一是在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确保和夏商周王室保持一种和顺的关系；一是与邻近的犬戎在战争和和平的交替中推进发展。在秦早期，其对武力的运用还是显得颇为游刃有余的。面对夏商周王朝这些实力派，其更多的是把武力作为一种获得荣宠和不断晋升的手段；面对野性难驯、时有犯难的犬戎，赢秦一方面采取强硬的武力打击，使其俯首称臣，另一方面，则又采取相对柔和的手段，保证日常生活的往来。
  • 摘要：秦王朝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短促而伟大,是封建贵族社会走向帝制国家的关键,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包括秦国早期数十年在内，此前整个秦民族起源、演进、建国和初步崛起的历程，即是秦早期文明的实质内容。嬴姓的秦人先祖本是五帝之一的颛顼苗裔，也是少昊的后代，为东夷贵胄，舜帝赐予“嬴姓”，族源久远而“正统”。嬴秦民族是融合五帝、三代历史，汇总上古东夷与羌戎两大中华文明源头，构建中华民族血缘人群主体(秦、汉民族)及其文明的核心力量。嬴秦在甘肃的早期文明史，与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相伴而生，既是中华古文明“漫天星斗”之一颗，又是后来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北辰”，光彩鲜亮，所处位置重要。秦早期文明呈现的悠久连绵、开放融合、坚韧不挠、通达权变与务实革新，正是秦建国及其后秦王朝建功立业的核心内涵，以致后来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本质特性。这是秦早期文明之于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尤足研讨。
  • 摘要：秦雍城系秦国"九都八迁"过程中第六座城,建置期限达300年之久.按照"九都"功能与层次结构分析,雍城系一处正式都城,它在秦国自陇东挺进关中,并逐步走向发展强盛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众多东周列国都城中的典型.近80年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不仅揭示出这座城市的总体布局、结构与内涵,同时梳理出它的变迁轨迹,即一座功能齐备的都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300年逐步扩建与完善过程.历经300年的沿革与发展，秦都雍城的城市格局与多功能化已完全形成，成为当时代表性的大都城之一。雍城除建城初期没有专门划定国君的内城区外，其后的都城都一直体现内城与外城相套合的城郭制度，即内城为城，系朝宫、官署和贵族所居之地；外城为郭，系廓城内国人所居之地。秦都雍城建都三百年自南向北逐渐扩建，其城市规划布局在秦悼公时期完成。城郭制度符合《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的建城思想。
  • 摘要：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礼县鸾亭山发掘汉代祭祀遗址,出土有片状玉人一对.这种造型的玉人多年来已有大量的出土,1980年西安西北郊芦家口村出土4件(二男二女),2005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2件(一男一女),1971年西安北郊联志村玉器坑出土了18件(至少包括四男一女).玉鸾亭山等地出土的玉人，象征候神的低级巫师更确切。确切地说，祭祀遗址或墓葬祭祀仪式中掩埋玉人，与祭仪中的巫祝人物有关，取招引候神之意，带有先秦时期暴巫、焚巫陋习的遗风。更加巧合的是在2013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办的《罗马帝国》展览的陈列品中，有一件“铜神谕(soni O—racolari)”，造型酷似鸾亭山等地祭祀遗址出土的玉人。据展牌介绍说该物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命运女神庙宇中可以找到，铜或石质，崇拜者从刻有女神预言的几个神谕中挑选一个，神父则从中解读膜拜者的未来，神像文字大意是：遵守女巫的指示就能成功。这一材料与秦汉时期巫祝玉人的造型一改前代或许有更深层的联系。
  • 摘要：秦人为轩辕黄帝之后裔,故《史记·秦本纪》开篇即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但"为秦始封之祖"却是非子,他是"秦"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奠基人,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他获周孝王封秦邑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善于养马.通过对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的有关探讨，可以获得对早秦时期秦人养马状况的感性认识，也为研究非子始封“秦亭”洞开一个全新的视角和认识孔道。《马禖篇》、《马心》秦简反映了早期秦人经营马畜的具体情况，对如何识马、养马，如何对付马疫，如何驯马等已形成了系统化认识和规整的驯养程序。阅《马禖篇》可知，早期秦人祭祀马神的仪式十分隆重，表明秦人对马的偏爱与倚重。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有一篇祝辞《马禖篇》所展现的秦人“善息马”实绩，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而秦人的“息马”传统和文化在时代上一定是跨越了非子邑秦之前的嬴姓和其之后的秦嬴时期，直至秦人翻越陇坂，跃马东向，图举霸业。今天所见秦俑龙马，则为《马禖篇》做了恰切而生动的注脚。
  • 摘要：岩画，又称“岩壁画”，是古代先民刻画在洞穴、岩壁上的彩画、刻画形式的总称。甘肃成县黄渚关太山岩画是在陇南境内首次发现的古岩画.岩画主体位于洞口纵250厘米、横300厘米的斜面岩壁上，占地总面积约lO平方米。岩画线条质朴、简劲，刻画较深，有多次磨刻的痕迹。岩画内容抽象，其中左侧刻一人形，无明显面部特征，头部如甲骨文之“文”字，右臂持一网状物，左臂与其他刻画符号相接。右腿前伸，左腿稍曲，作行走状。人物神态诡异，所示不明。“人物”左臂下及空白处亦有多处刻画符号，文字特征明显。其刻画手法约有两种，有些是以利器一次刻成，有些则是双线磨刻，似“白”、“仰”等字形。另有一处刻“杨思元”楷书，当系近代镌刻。笔者推测，双窑峡大小崖洞正是秦族采金的矿洞，而太山岩画正是秦族为祈求矿洞不受洪水冲淹而举行祭祀活动时留下的遗迹。从相关遗迹看，秦族采金人是一支庞大而专业的队伍，他们常年生活在黄渚关双窑峡一带，为西垂宫源源不断地采冶和输送着黄金等金属原料。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尚未找到利用自然科学给岩画断代的方法。因此岩画上的文字题刻成了岩画断代主要的依据。《史记·秦本纪》说商末周初，秦祖中涌“在西戎，保西垂”，从刻画文字特征判断，太山岩画大约与其活动年代相近。最晚也要早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
  • 摘要：石刻文字是战国时秦国及统一后的秦王朝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从先秦时期的石鼓文、诅楚文到秦代由李斯执笔而成的一组刻石文,无不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秦代刻石文共有或长或短七篇文字,其中六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一篇(峄山刻石文)见于《金石萃编》卷四.这七篇文字均作于秦始皇统治时期,虽然出自李斯之手,但却是代始皇立言,因此是秦始皇思想的重要反映.从中可以看出，秦始皇继位后继续坚持实施法家思想，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他并非原封不动地接受，而是在接受的同时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通过对刻石文的解读，人们看到的秦始皇是一个励精图志，谋求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贤君形象。只是他没能避免专制政权下最高统治者的必然走向，刻石文中的贤君最终成为现实中的暴君。同时，在解读刻石文过程中也发现，秦始皇在接受和实践法家思想过程中，通过吸纳儒家、阴阳家思想因子等各种途径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改造。这是法家在秦代的重要发展与流变。这说明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与发展既是专制统治的需要，也是专制统治的必然。
  • 摘要：天水是华夏赵姓族人无可替代的郡望之地,赵氏"天水堂"以望立堂,蜚声海内外.但天水赵氏肇始地望在何处始终未见学者深研细究的只言片语,认真分析史料记载,结合考古实物佐证,笔者认为天水赵氏肇始地望应该在甘肃西汉水流域.但天水赵氏的发展轨迹却与在这里起家的早期秦人一样经历了从西汉水流域向渭河流域的发展过程，这与我国远古文明从甘青宁向中原“东进”的运动路线有一致性。也就是说汉代以前的天水赵氏主要分布于西汉水流域，之后，天水赵氏才慢慢“发展”到今天水一带。至于天水赵氏“东进”的原因，笔者认为与西北政治形势大局的变化，自然、人文条件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是天水赵氏祖地所在地的西县在魏晋以后撤销。这与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一出祁山失利后“拔千余户于汉中”有很大关系。可以想象，当年的西县城，赵姓子民占绝大多数，一下子迁千余户人“一走了之”，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无疑具有毁灭性。据一些地方史志文献记载，，这一族被迁走的赵姓人口繁衍生活在今天的南郑县。这起事件直接导致居住在西的一族赵人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代之以赵充国家族。其次，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东移后，一些大家族的活动中心注定也会跟着“东移”，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也在情理之中。
  • 摘要：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民族文化资源的逐渐消失,全世界都在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保护对象.西汉水流域的许多民间语言、习俗有着秦人的遗风。本课题的研究将美术考古与地域性民间美术文化相结合，在活态的研究中寻找西汉水流域秦早期美术文化发展的脉络，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内涵融入其中，把华夏文明的挖掘、整理、传承、保护、展示、创新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之与时代精神相融合，与陇南转型跨越发展相融合，与老百姓的文化需求相融合。这对于弘扬和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甘肃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摘要：甘谷毛家坪遗址经过近70年的不断考古挖掘,尤其近三年的考古挖掘,终于有了重大发现,毛家坪遗址基本确定为秦人西迁的初始地,让人们看到了秦人最早的战车以及贵族所乘驾车,把秦文化的研究上溯到西周初年,毛家坪遗址在秦文化的研究中极具历史与学术价值,它与清水李崖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是秦人西周时期在陇右二百余年的历史见证.
  • 摘要：据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调查:犬丘应是秦国最早的都城,在今礼县红河、盐官一带.《史记·秦本纪》记载:"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建县"最早的文献记载."冀县",主体范围在甘肃省甘谷县内,甘谷县因而被誉为"华夏首县".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分析,从冀县的性质而言应是县鄙之县,从功能而言应为县邑之县,而非后世意义上的郡县.通过对毛家坪—东旱坪遗址的考察，结合《水经注·渭水·卷十七》有关故城溪水的记述，毛家坪—东旱坪遗址区域应该就是《史记·秦本纪》：“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邦、冀戎，(冀县)初县之”记载的治所地。早期冀县县域，除包括今甘谷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外，还应包括今武山县洛门镇东部地区，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这不仅在毛家坪-东旱坪遗址考古调查发掘器物之间联系体现，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亦可说明，《汉书·地理志》云：“冀..有朱圉山，有缇群山，有洛门聚”，《后汉书·魄嚣传》云：“落门，聚名也，在今秦州伏羌县西”，有学者认为，历史上有大洛门、小洛门之别，大洛门指伏羌县西四十里有永宁镇一带(该镇在清康熙年问被地震湮没)，《后汉书·郡国志·冀县》：“落门聚，来歙破隗嚣处”。《水经注疏》清楚地表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落门聚应该指的是今天洛门镇东部地区。民国吕式斌撰著的《今县释名》一书即认为今甘谷县名之来源，系因县内原有“三谷水”而得名，而“三谷水”指的就是洛门东部的大南河水。
  • 摘要：本文仅就秦人的大交通意识和交通建设方面的创举作一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进人了一个气吞八荒、开阔恢宏的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抵御匈奴部族的入侵，以及在战争中便于运输粮草、快速集结部队，不断巩固国防，扩张疆域，秦国把道路交通建设与对敌征战一并重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历代王公的交通积累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治驰道，令蒙恬修“直道”，以及修灵渠、五尺道，形成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驰道干线和水路运输网络，通达全国36郡。在秦朝，我国的工业已经非常发达而且科学，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发掘于礼县秦墓的四轮车模型、发掘于凤翔秦墓的双辕车，以及秦人车辆科学的系驾方式，都说明早在两三千年前我国在科学技术上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早，都先进、科学。总之，秦人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工程、覆盖全国的道路网络、制作精良的车辆，这些辉煌的成就共同塑造了一支强大的秦军，而反过来，秦军创造了历史。
  • 摘要：乞巧的风俗,最早见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只有甘肃西和、礼县两县之地乞巧之风俗最为特殊、最为隆重、持续时间也最长。笔者以为，乞巧风俗同秦人的传说有关。织女的传说同秦民族有关，古人称分隔了牵牛织女的银河为“汉”或“云汉”、“天汉”，指流经陇南西礼两县之西汉水，以“汉”为天河之名，显然是秦文化的遗留。此外，目前关于牵牛、织女的传说，能反映出一定情节的，都见于秦文化范围。也就是说，织女的故事传说是同秦民族的始祖女修有关的。“牛郎织女”的故事的形成，则是周文化同秦文化交融后，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的。这样看来，甘肃西和、礼县七月七的乞巧活动十分普遍而且持续时间长，举行得很隆重，实际上是一种群体潜意识的表现，很值得进行认真研究。
  • 摘要：笔者以为，早期秦文化对其先祖女修(织女)的崇拜是西和、礼县乞巧活动中巧娘娘的原型。西和、礼县的乞巧节就是早期秦文化的遗俗，它以“乞巧节”为载体衍生出了两个主题：一是乞巧；二是以牛郎、织女的传说为基础的爱情故事。西和、礼县的乞巧风俗于每年农历七月初一前夜开始，至七月初七晚结束，时间长达七天八夜。整个活动分为坐巧、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七个环节。每个环节均有歌舞相伴，又有几个富有特征性的仪式，因而保留了大量的乞巧唱词，曲谱舞蹈形式以及与农耕文明相关的崇拜仪式，还有与生活相关的纺织女红、服饰、道具、供果制作等。西和、礼县乞巧民俗的文化内涵核心是“乞巧”。其他以乞巧为“母题”衍生出来的“女儿节”、“狂欢节”，只是从参与的主体或狂热程度去评价其内涵的，只能说是乞巧的“子题”。
  • 摘要：西礼乞巧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侧面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早期秦人的水崇拜心理。与水有关的文化符号，诸如青蛙、鱼鸟、莲花等动植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与生命的繁衍有很大关系，寓意是旺盛的生命力和繁衍能力，这也说明秦国文化中有崇尚生育的文化因子。秦人崇拜水，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生殖能力的渴求。秦人崇拜水，当然也崇拜蛇，从东西方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中可以看出，蛇与人类的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崇拜龙蛇，更多的是把蛇当作一种生殖的象征，龙蛇崇拜实际也是一种生殖崇拜。总之，从乞巧歌词、出土文物、民间风俗、典籍记载都可以看出，古代秦人是一个崇拜水、龙蛇和太阳的族群，而水、龙蛇和太阳都与生命的诞生、成长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对上述物象的崇拜，就是生殖崇拜，只不过早期秦人对生殖的崇拜并不像某些原始部落的生殖崇拜那样直观，而是比较隐晦罢了。
  • 摘要：《水经注·漾水注》记载了北魏以前的今礼县历史的一些片断,对人们今天来说,弥足珍贵.就《水经注·漾水注》有关今礼县北魏以前的历史所涉及的问题，按西汉水的流向做了一些排列，并就个人的所见给予了一些解释。提出礼县的历史可以追朔到西周时期，嬴秦族在陇右的政治中心在“犬丘”，亦即“西垂宫”，在今礼县，具体位置在红河乡政府一带。据《水经注》文，西汉水是先“西”流，经兰仓城后“又南”流，正值由西转向南流的拐角处，所以兰仓城即今礼县城关镇。希望陇南的同志，对一些陇南的地名，做一些研究，落实一些河流，依据河流的流向，落实一些地名。使礼县、陇南的河流与相关历史地名得以落实，为地方史研究添砖加瓦。
  • 摘要：截至襄公封侯,从"去夏归商"到"保西垂",到附庸,到始国;从嬴人到秦人,到秦族,到秦国;从东瀛到西垂——嬴秦民族走过了一条异常艰难曲折而又辉煌的复兴崛起之路.有趣的是,在这条漫长的历史道路上,嬴秦民族首领名字的人类文化学意义总是伴随着本民族政治角色的转换而明显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总是明显地反映着嬴秦民族当时的崇拜物和政治取向.从礼县出土的西周晚然而，嬴秦人的物象崇拜情结并没有像其祖先那样从首领名字上表现出来，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秦人的政治取向已经定位在建邦立国的宏远目标上，其凝聚力已经存在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之中，虽然其首领的名字在表象上显得图腾崇拜已经衰退，但民族文化凝聚力却空前强劲，民族精神空前旺盛，政治目标空前宏远，远远超过了图腾崇拜的全部含义。
  • 摘要：伦理观念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探讨秦的伦理观念必须以秦的历史为基础.秦在立国之前就受西周礼乐文化的影响，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与宗族组织相应，秦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礼乐文化与“德”的观念密不可分，西周时期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礼乐文化滋生了“德”的观念，要求“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秦“德”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运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来缔结君臣关系；另一方面是用来处理与其他诸侯的关系。秦“德”以现实利益为基础，以恩惠与回报为内容，功利色彩浓厚而道德意味淡薄。在用“德”构建的君臣关系中，恩惠是某个君主所赐，回报也应是给君主个人，“德”被完全个人化了，用“德”构建的君臣关系是一种新的君臣关系。西周晚期到战国初期秦的礼乐文化和具有功利色彩的“德”的观念，是在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是在秦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这既是对旧的文化模式的突破，又为后来的迸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 摘要：秦人崛起于西垂以至秦襄公建立秦国,历史文献学及考古学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位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礼县地带为秦人、秦族、秦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是孕育大秦帝国西垂文明的圣地,是早期秦人西垂文化的核心区域.秦人为何身为姬周异姓宗族却能够在西周王朝的这一西方边陲地带建立秦国?从政治方面来讲，秦人由非子的“附庸”到秦仲为“大夫”、秦庄公为“西垂大夫”，政治地位伴随秦军的伐戎战争以至周秦联军反击西戎、收复西垂故地的军事胜利而逐步提高。嬴秦人忠心耿耿地效忠于周王室，即使在姬周王朝与西戎族几度发生交恶的关键时刻，嬴秦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在周王室一边，这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是最终成就秦襄公建立秦国的重要因素。从军事方面来讲，秦地的尚武风俗源远流长，其精神实质是在秦人西垂地区建国前业已形成的，是西垂秦人与西戎人军事斗争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秦人西垂文化的精髓所在。秦人的尚武精神，百折不挠、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血性是在西垂地区与强悍的西戎族的长时期磨合历练中形成的。这种精神，为秦国实现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军事斗争的辉煌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催生了秦帝国的形成。同时，秦人在西垂建国，与当地发达的农业经济、畜牧业以及井盐加工业也密不可分。从地理方面来讲，西汉水上游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富集，秦西垂地区境内及周边曾古关林立，为四塞之国，这种优越的地形环境，为秦人立国西垂在军事上提供了一定的安全防御屏障。
  • 摘要：嬴秦人，是指我国东夷人中的赢姓少昊部落，以及在历史上建立了封建专制的大秦帝国的秦嬴人群。嬴秦人的图腾文化，同其他部族一样，即把某种自然现象或动物等作为自己的祖先、标志和保护神，并进行祭祀的一种信仰。嬴秦人在内所形成的我国图腾信仰文化，一般包涵图腾—标志—保护神三种文化现象或层次。包括嬴秦人在内的对鸟兽及天文地理或帝神等的自然崇拜，经历千秋万载，至商周时，由于国家的统一，人们的迁徙融合、巩固政权的需要，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也需要来一番大整合。于是，人们所崇拜的各种鸟，逐渐合成于凤凰。它不再限于是哪一个部落具体的崇拜物，而是一个无任何部落偏向的即大家共同认可的抽象之鸟。爬行动物也同样融合成了抽象的龙。龙和凤，成为中国各种崇拜物的象征和集合体。天文地理和人间鬼神方面，人们惩恶扬善，逐渐把原始社会时期做出巨大贡献的圣人或各部落始祖融为五方帝神，由黄帝居中统领四方之帝神，以安定四方，形成龙凤呈祥、国泰民安的社会局面。这些都是古人从图腾开始，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融合的结果。
  • 摘要：秦人葬圭习俗，渊源于其东夷部族的文化基因。在秦人世代相传的群体记忆里，存留着圭器曾经辉煌过的尊贵史影，在秦人的宗教理念中，闪耀着圭器的神圣光圈，寄托着向天、向日、向祖神祈求福佑的信念。换句话说，圭在秦人的精神世界里，打上了岁月尚未完全洗尽的印记。如果说畤祭是东夷文化天神崇拜为灵魂的宗教意识，在嬴秦国家政权层面的延续；那么，崇圭葬习就是这种宗教意识在世俗生活中的余韵。论者认为原始性文化基因，在葬丧习俗中保留痕迹最为悠久，信哉是言。秦人葬圭习俗在战国中期以后趋于消失，这可能同政治、经济大改革导致社会生活急剧变动有关。秦人墓葬里的圭大多为石质，有的制作非常粗糙，有的还以玉石片充当，早已显示出崇圭意识的衰退倾向。在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大翻腾的浪潮中，在圭器上残存的东夷文化基因，由淡化而消亡，也是合乎历史前进规律的现象。
  • 摘要：位于西汉水上游的礼县历史悠久,作为秦文化的发源地、先秦故里,这一地区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经历次考古调查,礼县境内已发现秦文化遗存达数十处,多沿西汉水及其主要支流两岸各级阶地分布.笔者多年参与文物考古工作，有幸参与了礼县各个时期的考古发掘，西山坪遗址的发掘也是亲历者之一。窃以为西山坪遗址的性质以及M2003墓葬墓主的判断，仍有商榷之处。笔者认为礼县西山遗址不太可能作为秦人早期都城西犬丘而存在，从其所处的环境、城址规模和城内遗迹遗物的发掘情况以及与文献的对照看，他的军事性质极其突出，怀疑可能是世父作为对戎作战的堡垒。M2003墓主的身份可能仅是对戎作战时牺牲的武士，秦仲作为秦人首领，为周宣王的大夫，虽然对戎作战失利身死，但以其身份怎么也不会以三鼎二簋的礼制下葬。大堡子山乐器坑所处秦子器，是研究秦子、秦子器的重要材料。笔者并不认同秦子为秦太子静公之说，认为只要是秦国新君即位之初服丧之时均可称秦子，所以秦子应该会有许多，但是称秦子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作秦子器的可能也很小，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比如秦子姬簋。目前所见的秦子器除秦子姬簋外绝大部分应该和乐器坑所出土的秦子器一致，而他的器主为宪公之三子出子的可能性最大，但仍不能肯定，有待更多的发掘资料证实。
  • 摘要：笔者对上博楚竹书《颜渊问于孔子》简中的“豫绞”读音产生疑义，认为“豫绞”可读为“誉髦”，谓选举俊杰之士，亦即“举贤人”。此外，针对清华楚简《系年》简中“飞廉”、“商盍”等地名进行探讨，并指出书中不合乃至明显错谬之处。从音理上分析了帛书《战国纵横家·苏秦见燕王章》与《战国策》中所提到的地名，指出其不同可能是由于传说或版本的不同，并对秦哀公的谥号进行了考证，指出其应称“秦翼公”。
  • 摘要：1976年发表的《简报》，将秦都咸阳1号宫殿遗址定性为“咸阳宫”，然而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起码在当年就遭到非议。首先，室内容积狭小，不足以展开搏斗；其次，同记载秦王接见荆轲的环境条件不符；再次，此高台建筑不是宫殿建筑形式。一号宫殿遗址不是“咸阳宫”，正确的定性应该是“冀阙宫廷”中的“西阙”。此外，人们对阿房宫的认识也陷入了一个误区。所谓“阿房宫”，是个大概念。就一组群体宫殿建筑的整体而言，其地域范围很大。2003发掘的“阿房宫前殿”，是秦“阿房宫”的组成部分，是阿房宫中的主要宫殿。阿房宫遗址范围只有15平方公里，同文献中“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规恢三百余里”的记载大相径庭。笔者认为，阿房宫并未建成，《史记》中所描述的只是阿房宫的效果图。笔者长期从事秦都咸阳考古，多次调查过阿房宫遗址。更多的考古事实证明，阿房宫地区诸多战国秦上林苑的建筑不可能跳过秦帝国15年而搁置不用，它们也属于阿房宫的一部分。
  • 摘要：秦、西汉畤祭，无论形式还是祭品的种类都有所差异，这是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祭祀礼仪因为受到不同时代历史文化的变革，不可能原封不动保持先秦时的仪礼程序。但是，畤祭制度中的祭祀场所(包括祭坛与扫地而祭的地点)、牲体、玉帛、祭祀对象、祭祀仪式等与畤祭相关的因素则一脉相承，从而使畤祭制度保持继承与发展，西山与鸾亭山西畤畤坛就是对这一变化过程的反映。秦襄公创立的畤祭天的郊祀制度，历经秦国、秦朝，对从先秦到汉代祭祀制度的继承与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延续了秦代的畤祭制度，完备了五色帝祭天的郊祀制度，并在泰畤使郊祀五帝的祭天仪式与诸神祭祀合而为一，发展到广畤则最终与祭天无关了。虽然秦的郊祀礼仪与《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的有关叙述多有牴牾，但是秦代郊祀制度经西汉历代统治者的继承和改造，对后世依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 摘要：虎是青铜器纹饰中的重要母题之一,不仅有独立的铜虎雕塑,也有虎纹饰、虎形器以及虎饰件等.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失去了统治力,礼崩乐坏,各诸侯国的青铜器开始冲破西周的礼法规范,在商周青铜器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地域特色,虎造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自由浪漫的艺术特色.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出土的秦早期青铜器,其是铜虎的造型、数量以及组合形式等最为引人注目,堪称春秋青铜雕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既有春秋时期青铜雕塑艺术的共性特征,又有鲜明的秦早期青铜文化个性色彩.嬴姓秦族可能很早就有崇虎的习俗，他们被迫西迁后，回首故地是其永恒的精神寄托。三只铜虎的摆放也可能是虎身朝西、向东回首的方位。但无论在坑中的放置方位如何，回首虎“回首”的含义应是明确的，即秦人是从东方迁居西方，所以回首必然是体现了秦人对祖先居住地东方的回望，以传达族群缅怀祖先、向往东方故地的群体意识。
  • 摘要：石鼓文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刻石,因十首诗歌刻于十面形似馒头的石鼓上而得名.石鼓文应产生在《诗经》三百余首诗歌出现以后.十首石鼓文诗歌，叙述了秦君出猎的全过程，是一次大型正式的田猎活动的真实记录。石鼓文所记载的秦君的大型田猎活动，应是秦人在继承西周礼乐文化后依据周礼进行的一次文化活动。石鼓文的创作还源于秦人对秦君由衷的赞赏，这与《小雅·车攻》以及汉代的《子虚赋》《上林赋》等的创作动机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总之，从《诗经》中的《车攻》、《吉日》到石鼓文，再到汉代田猎赋，田猎题材作品的发展承传清晰可见，石鼓文是田猎文学发展链条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石鼓文在田猎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应该得到重视。
  • 摘要：随着二十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先公墓群的盗掘、发现,秦国早期历史神秘的面纱被逐步揭开.本文通过对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先公墓群所出土,为专家所命名、认定的所谓"口唇纹金、铜箔饰片"的细致考察和精心研究,有了崭新的发现与认识,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推进.“‘宫’字纹金、铜箔饰片”的发现与考释，纠正了长期以来国内外文博界对秦国青铜器纹饰“重环纹”的一种误读。“‘宫’字纹金、铜箔饰片”的发现、考释与认定，是对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二十多年来“金、铜箔饰片”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对国内外文博界二十多年来对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的“金、铜箔饰片”纹饰错误解读的一次纠正，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群出土文物重要性的认识。“‘宫’字纹金、铜箔饰片”的发现与考释，为我们寻找“西垂宫”的确址找到了物证与新线索，根据最近几年考古成果，大堡子山上已经发现了一两座秦人宫殿遗址，那么这一两座宫殿遗址很有可能就是“西垂宫”。换言之，“西垂宫”必然就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群附近不远之处。
  • 摘要：甘谷,古称冀.公元前688年(周庄王九年、秦武公十年),秦武公逾陇山征伐冀地戎部族,战胜后,以其地名始置冀县,遂有《史记·秦本纪》之言:"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冀县之治,为秦之首县,亦为华夏之首县.尽管当时的县仅为雏形,军事占领的意义远远大于行政管理的意义,和现在的县有很大不同,但毕竟标志着一种新的管理制度的诞生,后来,秦将这一制度推行全国,延续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甚至,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机构延续至今.秦设置冀县，首先是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占地治民，使之成为其重要的后防和战略物资供应基地；其次，是为了保护祖陵和龙脉所在，使其地不仅成为秦人的发祥之地、发展之地，更成为秦人的精神家园；秦通过置县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尝试，实现对占领地区的有效统治和区域内的长治久安。如今横亘于甘谷县西南的朱圉山，从名字本身到历史演变，都和秦早期历史息息相关。朱圉山是他们的发祥之地，腾飞之地，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是伤心地，更是成就地，所以，他们将“华夏第一县”首置朱圉，首置甘谷，就显得情通理顺，自然而然。
  • 摘要：清水县位于甘肃省东南、天水市东北部,总面积2012平方公里.曾经辉煌灿烂的秦文化在甘肃省清水县也有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元素，兹举古秦亭、古上邦、秦遗址三题，以作探解。清水县东部关山西麓今有秦亭镇，秦亭镇有一村自古称秦子铺。秦乐山是清水县东四十里处的一座山，此地有秦亭。也就是说，今清水县秦亭镇秦子铺村有一座山，叫秦乐山，或秦亭山，这座山，今天称为游脉岭。这里当是秦非子牧马封邑的古秦亭。秦武公伐邦戎，改秦亭为邦县，清水县因之又称古上邦，这是清水县秦文化的又一重要课题。此外，对李崖遗址的研究表明，遗址的繁荣期在西周时期，进入东周则很快废弃。这与非子至秦仲四代居秦邑，至庄公迁往西犬丘的文献记载大致吻合。因而，李崖遗址为非子封邑地是有可能的。
  • 摘要：礼县盐官镇的地名是由盐井的开发演变来的.这里自古以来产盐,追根溯源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现已收集的史料看,西垂嬴秦早就在这里开始开发井盐.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盐,西垂秦人的发展与盐的开发密切相关,所以说研究西垂盐业的开发,是研究秦西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秦西垂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盐井的发祥和早期开发分不开的，盐文化是秦西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最晚至非子牧马时就有了煮水为盐，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西垂盐业开发的历史看，今盐官井盐是西垂产盐的主要来源之一。它在早秦的发展中，功勋卓著。不光保证了人的食用，而且在养马、增强早秦的军事实力上、支援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方面，都发挥过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这是秦西垂手工业发展的辉煌篇章。
  • 摘要：先秦地域文化之一的秦文化,是一种多元混生源远流长的复合型文化.本文着重探讨西戎文化与秦文化的关系,并试图对秦人发祥地——甘肃陇南西汉水上游乞巧民俗活动中的"跳麻姐姐"进行解读.从“跳麻姐姐”的唱词和对答中可知，这位麻姐姐的身份显然是当地古代下层劳动妇女的化身。这是西戎文化——更确切地说即氐羌文化，与秦文化的一种杂交现象，麻姐姐当是古代氐族妇女中纺织麻布的能手，而被神化的人物——即麻纺织业的始祖神。因此，西汉水上游的乞巧民俗，既是秦文化的遗留，也夹杂着氐羌文化的成分。这是此地的乞巧民俗文化具有原初性和地域性的依据，也是秦文化与西戎杂交混生的一个活态例证。
  • 摘要：西和县乞巧民俗由来已久，活动持续时间长、内容多，追溯乞巧民俗的起源，据赵逵夫先生考证，乞巧风俗中所崇拜的女神——织女，由秦人先祖中善于织布的女修演变而来。秦人早期居住的中心地域为西犬丘、西垂，即今西汉水上游地区的陇南市北部西和、礼县和天水市东南部。这一带应该是乞巧风俗的起源地。近现代西和、礼县乞巧民俗流行的地域范围，基本上为早期秦国西垂的地域范围。总之，西和县、礼县是古秦国西垂故地，古秦国文化影响较深。其中，乞巧民俗最为典型，乞巧民俗与古秦国文化的渊源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 摘要：西汉水流域是秦人的发祥地,这一地区周秦文化积淀深厚,尤其是春倌说春民俗承载着秦文化的基因,在历史的进程中一直洁身自爱,至今依然不失其地域文化特色.春倌，是西汉水流域的人们对以说唱形式为载体、专门从事传播农历节气的人的尊称，民间又俗称为“春倌客”、“说春的”、“唱春的”和“说春倌的”。春倌所送“节气表”，其实就是依据官方皇历改造浓缩刻印的古版日历，一年一版，至今民间仍可见到。说春的动机和主要目的是在于劝课农桑,提醒农人按时种收作藏,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但伴随而生、不断丰富、涉及七十二行的春倌歌以及独特的说唱艺术,更是赢得了不同的受众.同时,民间也有了不拘一格的考春倌习俗.
  • 摘要：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述,"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是秦实现统一之后秦始皇第一次出巡.此后秦始皇又四次出巡,均前往东方海滨.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之行的目的和作用值得分析.对于秦帝国的行政史和交通史,秦始皇此次出巡均有重要的意义.在统一之后，次年即西巡，体现了对秦国文化发祥地及统一战争中基本根据地的重视，这次出巡实际上可以看作对“皇帝奋威，德并诸侯”的统一战争中西部后方之功业的一次慰问，也是秦西部战略成功的一种纪念。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后即宣布“治驰道”，因而开启了全国交通建设的宏大工程。这一决策很可能与秦始皇此次出巡中切身的交通体验有关。
  • 摘要：关于华夏文明的形成,涉及甘肃地区.笔者想就此谈两点想法.文献记载,西羌从西汉始即向东迁移,故称东羌.这里的东迁,在汉代是指由非郡县区迁至郡县区.其实羌人东迁不始于西汉,而是始于华夏文明创始期的尧舜禹时期.羌族中姜姓部落，一直与夏、商、周发生联系，并一直在融人于华夏族。这涉及华夏族的构成，华夏族的血统中流有羌族的血液。所以对羌族的研究，应该引起人们重视。此外，由“朱圉”这个地名，可以联想到《尚书·禹贡》中的许多甘肃地名。这些特定的河、山，是大禹治水时疏导的对象。过去将大禹治水限定于中原地区，现在应如何认识大禹治水的范围?为什么《禹贡》中出现了这些昔日属于化外的河山名称?恐怕不能仅以《禹贡》成书的时代来解释。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甘肃历史，认识甘肃对华夏文明的贡献，有着重要的意义。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应是甘肃史学工作者在创建华夏文明传承区研究的重要内容。
  • 摘要：关于秦皇、汉武西巡的几个地名的位置、经由的路线，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讨论空桐、鸡头等地名的地理位置入手，探索鸡头道及秦皇、汉武西巡的路线。笔者认为，秦始皇西巡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先溯今渭河而上，而后再溯今千河而上，经由陇坂往西过陇山，就到了秦的陇西郡。在陇山以西向北行，就到今甘肃白银市所属的会宁、靖远、景泰、白银等县区，还有今宁夏的西吉、海原、同心、中卫、中宁一带。这些地方都属于汉代的安定郡的辖区，西汉安定郡的治所高平就在今宁夏原州区。再往上追溯，汉代的安定郡为秦北地郡地。这就完全可以说，秦始皇已经巡视了陇西郡和北地郡了。在巡视完上述地方之后，秦始皇一行或者从海原到西吉，沿葫芦河而下，再经静宁县往东到隆德；或者从靖远、会宁到静宁，再从静宁往东到隆德；古往今来隆德都是从陇西翻越陇山道路的必经之地。从隆德翻过六盘山主体所在的大关山，再沿香水河河谷经西峡而下，就到了泾源县驻地香水镇。再从泾源县东南下陇山到华亭的驻地东华镇，而后从回中道到今陇县，取道今千水河谷、渭河河谷回到咸阳。秦始皇从静宁、隆德到泾源县的路程，就是“出鸡头山”的过程，取道华亭县马峡到东华镇的历程，就是史书记载的“过回中”。可以看出秦始皇在回程中经由的静宁-隆德-泾源-华亭-陇县这一段路，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西行时都走过的路，只是方向相反罢了。
  • 摘要：嬴秦,是从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叫起来的,秦在当时为附庸,还算不上一个方国.直到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秦才开始以方国的面目出现.这个建立了嬴姓方国的秦族起源于何地?学术界若从王国维算起,至今已经讨论了近百年.其间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一是秦人的东夷说,一是秦人的西戎说.各执己见,而未能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问题.根据《史记·陈杞世家》可知，伯翳是少昊之后而非颛顼之裔。他被帝舜封赐后，以嬴为氏，这是嬴姓之始，也是秦嬴的由来。伯翳以前，人们在提到少昊氏的时候，都说他姓姞，或称青阳氏、云阳氏等，从来不见说他是嬴姓的，这就是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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