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环境立法规模大，体系全。但是，中国的环境法规缺乏明确的环境控制目标，重要的环境法规，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政策宣示，其对企业、个人、政府机构的环境行为缺乏制约性。行政命令-控制手段，使用环境税、费等市场手段和公众参与是各国环境法通用的三大机制。在中国，行政命令-控制是环境保护的主要机制。市场杠杆的运用在中国还刚开始，至今没有典型意义上的环境税，低制度下的公众参与基本没有运行起来。在中国现行体制和社会条件下，地方党政领导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级以GDP考核干部，干部追求以GDP为标志的政绩。在这种导向下，环保工作被忽视。绿色GDP标准给地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工作导向和激励机制，是价值观的转变和用人机制的突破。中国的环境保护主要通过贯彻执行政策来进行，而主要不是通过环境立法和执法来进行。各级领导干部是贯彻执行政策的主力。引进新的政绩观——绿色GDP，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来源于西方法学的权利本位范式，是特定的历史，时代，文化的产物。当然有其局限性.一是它的地方知识性而非普世价值性；二是西方法律文化在21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前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如对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三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发掘这一思想财富，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很有意义与价值。中华法系是以义务承当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君明，臣忠，父慈，子孝，是中国文化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基本秩序. 臣要忠君，父亲对子女要慈爱，是典型的义务承担，也体现在法律上。反之，如果子女称自己有获得父爱的权利，臣也有从君处得到什么的权利，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就很荒谬。义务本位考虑的中心问题是：我应该做到的我做到了吗?权利本位考虑的是，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得到了吗？有没有人在抢夺我的东西，侵犯我的权利？义务本位，常思己过，善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善待自然，也就是善待了自己（实现了成为君子，完人的人生目标），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的和谐。就对环境法的影响来说，工业化以来，人们对自然索取过多，竭泽而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强调对环境保护的义务呢，还是强调人对环境的权利呢？答案当然是后者。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之回归，对于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