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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ISAC'09)

200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ISAC'09)

  • 召开年:2009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09-03-24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会议文集:200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ISAC'09)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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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一直在北宋官窑和汝官窑的关系。认为张公巷北宋官窑是汝官窑的延续,近些年来笔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它和汝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汝官瓷是卷足支烧,而北宋官瓷足部却是直、窄、矮,釉色和支烧工艺完全是两种风格,汝官窑经历了清凉寺到文庙两个阶段,那么张公巷北宋官窑也一定有早期窑址,早期窑址也会像清凉寺窑址一样不在汝州城里,应在众多的临汝窑范围之内.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之后,笔者又开始踏上了寻找早期北宋官窑遗址的征程.发现在早期北宋官窑窑址(东沟西窑址)中发现的荷口碗残片的口沿,与台北故宫现存的荷口碗口沿的大小一模一样。这在清凉寺汝窑、文庙汝窑、张公巷北宋官窑均未发现。说明了汝窑传世荷口碗是早期北宋官窑而不是汝窑。
  • 摘要:阿拔斯王朝与唐朝的政治、经济往来颇为频繁,“丝绸之路”与“海上陶瓷之路”把两国紧密地连在一起。双方也存在着众多的文化交流,在瓷器上的相互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介绍中国瓷器在技术和器形上对伊拉克阿拔斯王朝前期伊斯兰陶器的影响。
  • 摘要:高棉陶瓷是在吴哥王朝(9-14世纪)由陶工在今柬埔寨及泰国东北部等地生产的主要手工业产品,它是东南亚最早生产带釉陶瓷的地区之一。本研究介绍了高棉陶瓷业与广东唐宋贸易瓷关系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棉陶瓷与广东贸易陶瓷关系研究的形成,广东陶瓷资料得以整理及发表,泰东北部高棉陶瓷经过初步调查和发掘,以及柬埔寨荔枝山窑经多次调查及报导,提供了大量考古资料作日后综合研究和深入分析。第二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自1994年始,对柬埔寨境内的高棉陶瓷窑址进行多次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让研究者有具体的考古资料了解高棉陶瓷样式、造型及组合,为探讨与中国贸易陶瓷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三阶段是柬埔寨境内主要吴哥时期窑址进行发掘及初步研究工作。
  • 摘要:在陶器的装饰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装饰陶瓷与非装饰陶瓷的界限问题。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器皿上的有意识的装饰与由于各种工艺处理方式而在表面上遗留的痕迹区分开来。主要问题是要寻找这种区分的标准。作者拟提出这样一种共同标准的概念,即它不论器皿表面经过全部精加工后是否发生特殊变化,均可适用。所有的人工制品都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其一是它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另一是它的精神价值。因此,任何黏土器皿如果可以用作简单盛器的话,则都可以认为是完备的。如果黏土器皿的工艺外观被陶工有意识地改变了,则其表面将被认为是确实经过装饰的,反之,则是非装饰的。必须记住:装饰本身及其工艺过程可以具有①精神(迷信、宗教、意识形态或美学)上的功能以及②某种工艺上的用途。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建议要考虑的不仅是器皿表面的两种极端状态(非装饰的和装饰的),而是三种定性的(未形成的、部分形成的和完全形成的)装饰状态:(1)器皿的工艺的(非装饰的)表面,反映出未形成的装饰状态;(2)器皿的工艺装饰表面,反映出部分形成的装饰状态;(3)器皿的装饰表面,反映出已完全形成的装饰状态。显然,标准的问题不应该抽象地来决定,而应是按照陶器装饰具体发展方向的准则加以决定。在陶器生产史中,作者建议判别至少包括13种主要陶器装饰制备方式的5种发展方向:方向1.图案装饰,包括:①切削(或对黏土的动态作用),②打印(或静态作用),③拍打(或冲击作用)。方向2.雕刻装饰,包括:①加配一些单独的黏土片,②加配连续的一层黏土,③用器皿本身黏土制成。方向3.涂印装饰,包括:①器皿用颜色涂覆或彩绘,②用黏土作化妆土,③施釉。方向4.机械装饰,包括:①表面擦光,②抛光。方向5.化学一热装饰,包括:①器皿的涂黑,②烫洗。根据上述13种方式中的每一种装饰方式,作者试图找出工艺的、工艺一装饰的和特殊装饰的器皿表面品种间的界限,并提供其鉴别标准。经过研究,作者得出了如下结论:器皿表面的工艺状态的特征,首先是使用非凹凸纹饰或浅凹凸纹饰的处理方法。其中又包括用手指、织物、木质或金属泥刀进行各种简单的抹平,以及用平滑的陶拍对表面进行拍打而形成。此外,这种状态可能是几种凹凸纹处理方式的结果:①通过全部或部分粗略的抹平或用带有凹凸纹的陶拍对闭口器皿内表面或开口器皿的外表面进行拍打,②使用模具制造器皿时,在闭口器皿的内表面或开口器皿的外表面留下凹凸纹的痕迹,③制造具有功能作用的把手和壶嘴等,④对闭口器皿的整个内表面涂釉或磨光。所有以上这些情况我们都不能认为是装饰。器皿表面的工艺一装饰状态由下列方法形成:①对整个内外表面进行粗略抹平、上釉、磨光或脱釉以及仅对开口器皿的内表面进行全部上釉、磨光或脱釉,②使用带有宽凹凸纹的印模、陶拍和模具而在闭口器皿外表面及开口器皿内表面留下痕迹的,③在表面上安装假功能性雕刻件(耳状把手、棱纹等),④制作全部或部分雕刻器皿。所有这些表面处理方式在制造器皿时都使用了,或赋予器皿以新的实用物理一技术性能。真正装饰状态的形成可以在器皿表面通过切削或印纹、涂印、粗略涂覆或用黏土作化妆土以及在表面局部或斑状脱釉等方式。这些方式适用于任何黏土器皿。闭口器皿用下述方法形成这种装饰状态:①将全部或部分外表面粗略抹平、上釉、磨光或配制非功能性的雕刻部件,②在外表面用宽阔雕刻花的印模滚压,或用带有浮雕花纹的陶拍进行拍打,也可用器皿本身黏土进行雕刻处理。开口器皿可用下述方法形成同样的装饰状态:①在内表面进行全部或部分的粗略抹平或对黏土部件进行雕刻处理,②在内表面用带有宽阔浮雕花的印模进行局部滚压或用带有浮雕花纹的陶拍进行部分拍打,③外表面全部或部分磨光或上釉,或对内表面作局部处理,④内外表面斑状脱釉,⑤用器皿本身的黏土对整个或部分内表面做出雕刻图案。对陶器装饰的系统研究能够发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反映出古代陶工的不加装饰、部分装饰和完全装饰的意图,它们在整个陶器生产历史上共存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 摘要:1985年,杭州市治理贯穿市区南北中心的中河工程,和兴建中河路并埋设地下管道,作者在中河南段捡到数量可观的南宋官窑瓷片,经过近20多年时间的整理分类,修复成器物原来面貌的计有30余件.这批复原的南宋官窑瓷器有碗、盘、折沿盘、折沿盆、花盆、盏托、洗、长颈瓶、卷沿瓶、纸槌瓶、镂孔套瓶、鬲式炉、樽式炉、簋式炉、觚等十多种器型.所得瓷片绝大部分能对号入座,找到原器物相配的位置,并明确瓷器的名称和用途.唯独有1件镂孔炉,对它的名称和功能的认定有些困难,今只能提供资料,阐述几点见解,供专家学者研究探讨,以求共识。通过对南宋官窑镂孔炉的发现和修复状况,发现南宋官窑镂孔樽式熏炉,以巧妙的构思,高超的技艺,丰厚纯正的轴层,滋润柔和的色泽,与碧玉并妍,呈现出一种既端庄凝重,又轻巧细腻的造型风格,无愧为一件制瓷先进工艺到达顶峰的杰作。
  • 摘要:有目共睹,明初景德镇窑的洪武青花瓷,与元青花瓷相比较,除纹饰上有巨大差异外,呈色上,它们的差别亦非常显然。即:前者,釉泽泛黄,青花灰暗,给人有一种深沉厚重的感受;后者,釉泽清亮,青花靓蓝,给人以一种浓翠蓝艳的感觉。“总的情况看,洪武青花瓷的制作,无论从数量、质量、青花料及图案纹饰各方面都比元代有所衰退,似乎可以说,洪武时期是青花衰退期。”许多迹象表明:洪武时期把青花烧成黑色或灰黑色,并非钴料原因,更非技术原因,而是意识形态使然和统治者本人喜好所致。本文的重点,将对洪武青花的呈色原理作一些简析,并结合遗存及与此相关联的人、时、空关系,作一些探究。
  • 摘要: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明、清时期以江西景德镇为全国烧瓷中心已经形成,景德镇出现了“官”、“民”窑并存的大发展时期.“空白期”是指明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1436-1464)(以下简称三朝)。由于没有发现其中任何一朝带官窑年款的瓷器而提出来。研究表明,三朝由于政治上的动荡以及外患内让相继等原因,官窑瓷器的生产陷于停顿与衰退的时期。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对明御窑遗址的发掘证明,正统时代的官窑遗存,仅在明御厂的西院东司岑有所发现外,其他三朝窑址并未能找到。因此,既不可能存在着所谓三朝官窑生产过不带年款的瓷器,更不可能烧制过“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官窑瓷器。凡现传世下来的宣德官窑器以及明御窑厂发掘出土的宣德官窑器,无疑应当是宣德时代的官窑器。
  • 摘要: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曾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皇室家族在祭祀、存贮、装饰、陈设等方面都需使用容积巨大的器皿,景德镇官窑陶瓷大器以气势恢弘的造型、清洁易洗的质地成为宫廷容器的首选.清宫旧藏的陶瓷大器,流传有序,质地精良,无论质量和数量均居世界第一.虽然台北故宫不乏明清瓷器中的精品,但由于搬运困难,在运至台湾的数万件官窑瓷器中,大器的数量很少.许多官窑大器数百年来深藏宫苑,从未对外公开展出过.本文根据我院大器的收藏情况,对大器的称谓、大器的尺寸界定、大器的种类和时代特征进行了客观的阐述.
  • 摘要:彩绘艺术品图案、纹饰色彩鲜艳、生动逼真,强烈表现了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社会形态,是人类祖先留下的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彩绘类文物的制作工艺通常是在基质材料上绘制彩绘图案,其材料一般是由颜料和胶结材料两种主要成分组成。其中颜料是成色成分,不同的颜料具有特定的颜色使得彩绘文物呈现五彩斑斓的色彩。中国古代的颜料多为天然矿物颜料,其稳定性极高,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沧桑仍然色泽鲜艳,完好如初。彩绘的胶结材料使得矿物颜料被牢牢地黏结在彩绘文物表面。古代常用天然胶结材料,如动物胶、植物胶等有机物质易产生老化变质、胶质流失,随着时间的流逝,致使颜料层脱落。目前高分子文物保护涂层材料因共有优异的渗透性、勃结性、成膜性,良好的透光性、耐水、耐腐蚀能力而被广泛使用。本试验在人工气候箱中对所选择的B72和改性B72保护材料进行人工光照老化试验,采用傅立叶红外光谱仪和分光光度仪测量试验材料的分子结构和颜料的主波长、色纯度、亮度等的变化。同时选用浓度为2%的B72和改性B72材料加固保护彩绘文物,选用分光光度仪和粘接强度仪测试光照老化后文物颜料的颜色和粘接强度的变化。试验结果表明,光照老化后改性材料的分子结构变化、加固保护颜料和彩绘文物的颜色变化均比B72的变化小;改性B72对彩绘文物的粘接强度提高指数是B72的3倍之多,粘接性能优于B72,紫外线吸收剂的加人对B72材料材料主要吸收峰的变化有明显抑制作用,有效降低了材料的光老化进程。
  • 摘要:觚为大口、长身、细腰、阔底器型,最早作为饮酒器出现于商代早期,多为铜制,也有少量陶或其他材质所制。大约到二里冈期,觚的功能演变为主要用于祭祀和陪葬的礼器。秦汉以来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而一度沉寂,至宋因金石学的兴盛被世人竞相收藏、研究。几乎同时它又逐渐成了陈设品或插花器,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1996年9月,在杭州市凤凰山麓万松岭南面被当地人称为老虎洞的地方发现大量青瓷残片和窑具,通过1996年至2001年老虎洞窑址发掘并结合相关文献,研究认为,杭州风凰山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窑址,即文献记载的南宋“内窑”窑址,就是学术界所谓“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窑址中大量瓷片集中出土于4个瓷片堆积坑中,其中有堆积坑出土物以炉、觚、尊等仿青铜器礼器。尤其是觚形器,罕见传世。究其原因,除了社会需求变化之外,生产工艺技术局限性也是原因之一,本研究根据近年来有关研究,探讨南宋官窑觚形器的工艺内涵。
  • 摘要:近几年,由于元代窖藏文物的相继出土,以及元青花在国际拍卖市场的价格飙升,使人们对元代瓷器有了新的认识.古瓷修复对于鉴定、辨别元青花真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修复这具残损的元青花扁壶,本研究仔细搜集相关资料和图片,对境内外类似的器物从造型、胎料、釉色和堆塑技法等,都反复学习,基本上掌握到位。同时进行了修复模拟、釉色对比和图文记录等一系列的修复方案工作。
  • 摘要:随着元青花收藏热潮的不断升温,元青花的仿制在景德镇如火如荼地展开.如果作为继承传统,恢复失传的制瓷工艺,以现代传统艺术瓷的身份投放市场,满足因真品元青花不易得到的嗜古者的审美需求,此举无可非议.问题是某些仿制者或中间商贩刻意作伪,鱼目混珠,在古玩市场上流通,欺骗了许多收藏爱好者,也蒙蔽了一些古陶瓷研究和鉴定的专家学者的眼睛.甚至给元青花的学术研究造成混乱.有鉴于此,本研究意在对当前景德镇元青花的仿制现状以及元青花的真伪鉴别,从工艺制作上进行粗浅的研究,以求揭示元青花的本来面目.
  • 摘要:巴米扬位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重镇和佛教中心,其巨大的佛教雕像早已著称于世。唐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其盛况。2007年作者曾造访该地,研究其出土材料。根据考古观察,主要出土施釉物品似为当地所产,进口品种十分罕见。我们对从巴米扬及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和撒马尔罕等三处遗址出土的碎片进行了化学分析,以便进一步论证七述的假设。检验的样品包括各色施釉建筑材料、陶制构件、窑具乃至现代制砖黏土等。分析方法有X射线衍射(XRD)、X射线荧光光潜(XRF)和激光消蚀感应耦合等离子质谱分析(LA-ICP-MS)等。分析结果表明,三地施釉建筑陶瓷的主量元素其特点及分布均相似,但具有各自的特征。多数样品似乎为本地制造,而进口者则可以根据考古观察与本地材料区分开来。铁尔梅兹的施釉材料可按建筑材料分析分为两组,一组为多色釉并带雕刻装饰,与撒马尔罕材料组接近,这点或许能说明其来源。但分析结果可能表明两组样品均于不同时期在铁尔梅兹制造。石坯施釉建筑材料自成一组,3件样品中2件取自撒马尔罕的其产地相同,但巴米扬的1件样品组成略有不同,既不产自巴米扬,也非撒马尔罕制造。三地区在当地制造的样品组成各有差异,只巴米扬施釉样品经证实曾使用了本地黏土。
  • 摘要:西山窑是温州地区的历史名窑,本文的试样都是在对瓯江流域古窑址的考察过程中采集到的,它们分别来自瓯窑温州西山窑区的3个相距很近的窑口。从采集到的残片中挑选出12个有代表性的试样,用电子探针对试样的胎釉及其界面的显微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观测研究,并对瓷片中所含的元素进行定量分析。
  • 摘要:古城寨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35 km的曲梁乡大樊庄古城寨村周围,建于溱水东岸的河旁台地上,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也是全中国城墙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古城寨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增添了重要资料。本文比较系统地对出土的陶器碎片进行分析,采用能散X射线荧光分析仪对陶片和土样的主次量和微量元素成分进行了测定。并采用生产热膨胀仪对部分样品的烧成温度进行了测试,采用X射线仪分析了样品的物相组成,还测试了相应的吸水率。通过对陶器原料和所选土样的统计分析表明所用原料不是遗址中普通的黄土。
  • 摘要: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市松江新城区方松街道广富林村北面,发现于1959年,1961年试掘。1999年冬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非太湖地区文化系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广富林遗存。并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距今约4 000年前)[1-2],被称为广富林文化,广福林遗存的发现被认为是探讨文化谱系与文明进程的新课题,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其中作为主要文物遗存的陶器,类型丰富,从材质上分,不仅有夹砂陶、泥陶,还发现了不少硬陶,纹饰技法多样,有刻画、压印、堆贴和镂空等等。由于广富林文化来源可能存在的多样性,对这些样本的深入研究将对研究该区域的科技文化发展与交流,尤其是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上海博物馆的积极协助和支持下,本研究采集了广富林遗址出土的不同文化层和类型的60个陶器样本和不同层位的相关土样,并为了进一步的对比分析还采集了福建浦城猫耳弄、河南栾台遗址出土的陶器样本,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分析工作,包括样品的化学组成、物相组成、显微结构、物理性能等。结合我所以往对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研究的积累,通过对出土陶器的制作原料、生产工艺的分析,研究当时其陶器制作工艺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和我国其他地区陶器生产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为进一步探讨广富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依据。
  • 摘要:白陶是二里头文化中极为珍贵罕见的器物,一般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以及其他大型遗址的高规格墓葬中,多数为具有礼制意义的酒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目前二里头文化各遗址中都未发现就地生产白陶的可靠证据,但近年登封市南洼遗址的一些考古发现说明该遗址可能是二里头时期的一个白陶生产中心。我们用高精度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测试比较了二里头与南洼两遗址出土的共24块白陶片的40余种微量元素含量,用热电离质谱法(TIMs)测试了其锶同位素含量,并以唐代巩县黄冶窑生产的唐三彩与白瓷胎作为参照。这些陶瓷的化学特点显示南洼出土的白陶可能为当地生产。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有一些可能是南洼所产,但也有许多很可能并非南洼产品,而是另有产地。由于所测样品数量不多,以上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不过本文显示同一中国古代窑址只要使用的黏土来源相同,那么其陶瓷产品锶同位素87Rb/86Sr与87Sr/86Sr的比值多数会形成比较明确的特定线性关系(见图1),这为探讨遗址、墓葬、沉船等出土的产地有争议的陶瓷生产地,提供了明确可靠的判定标准,在古陶瓷产地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 摘要:架笕田窑、上力脚窑和富民坊窑三处窑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架笕田窑时间为汉代,位于现在桂林市兴安县架笕田村北的龟山脚下坡地上,窑群排列密集,可明显分辨的窑址痕迹达15处以上,为马蹄形窑,碎片遍地.从地面采集到的陶瓷碎片来看多是罐,也有钵.灰胎,有拍印纹,大多无釉,少量残器上有青黄釉、黑釉,不少残片上可见到未完全脱落的釉斑.罐肩常见多道弦纹,也有水波纹.架笕田窑、上力脚窑和富民坊窑三处窑址,除富民坊窑窑址进行过发掘,其余两窑址尚未发掘。作者分别在架笕田窑、上力脚窑和富民坊窑三处窑址附近地面采集了若干陶瓷碎片,挑选了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碎片作为样品进行研究,分析了这些陶瓷碎片的化学组成,选择测试了其中5个样品的烧成温度及物相组成。分析讨论了它们的化学组成特点以及工艺特点,对广西主要是广西东北部在秦汉时期生产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 摘要:使用了热释光(TL)年代测定法测定了中国河南省巩义一黄冶窑址出土的唐三彩施釉陶器(或称唐三彩)碎片。这些唐三彩碎片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被认为曾烧制于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内。本文中作者通过常用的多次等分加剂量(multiple aliquot additivedose)法求得古剂量值,试样则是从样品中提取的半细颗粒矿物。黏附于样品表面的土壤以及在窑址收集到的土壤用于估算剂量率。13个唐三彩釉陶碎片的TL年代平均值为距今(1 278±68)年,与考古学和历史学认定的年代一致。从窑址的3个不同文化层所采集的样品其年代略有差异,这点或许能表示该窑使用期间上的不同。本文中作者列出了年代结果,讨论了TL法测定古陶瓷年代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 摘要: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历经明正统、嘉靖、万历,清顺治、康熙、雍正各朝的重建重修,及乾隆年间大规模的添建、改建、重修,成今日之规模。琉璃构件既是紫禁城金碧辉煌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保护木结构的建筑材料。2002年,武英殿修缮工程揭开了故宫大修的序幕,陆续有多个重要的建筑得到修缮,包括太和殿、神武门、太和门、慈宁宫、寿康宫等。施工过程中卸下大量各个年代的、种类丰富的琉璃构件。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研究,揭示其制作工艺,对古建琉璃的保护和传统工艺的发掘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工作以前期工作为基础,主要运用X射线衍射法对琉璃构件中的脱水叶蜡石物相进行了研究。
  • 摘要:小仙坛窑址位于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上浦镇四峰山,20世纪70年代李家治等对小仙坛东汉越窑青釉的科学技术研究,为我国在公元2世纪前后东汉时期已烧制出瓷器提供了证据。近年来曹娥江沿岸陶瓷考古又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2005年有关单位对邻近小仙坛窑址的上浦镇四峰山大园坪东汉窑址进行发掘,揭露出2条龙窑及出土大量器物。其烧造种类丰富,质量好,出土产品有罐、洗、碗、钵、瓶等10多个品种,均为东汉中晚期生活和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器物。出土文物制作规整、釉色纯正、纹饰精美,是越窑成熟瓷器的典型代表。足可以与小仙坛窑址相媲美。为充分了解上虞曹娥江流域青釉瓷发展状况以及越窑青釉瓷早期工艺技术形态,本项研究在有关文献基础上,通过4件大园坪东汉窑址出土青釉瓷片的实验,探讨大园坪东汉越窑青釉瓷工艺技术及相关问题。
  • 摘要:长沙窑早期继承岳州窑的特点,烧制青釉瓷,至盛唐末期“安史之乱”以后,逐步突破了传统单色青釉,并以含铜、铁(锰)等元素的原料作为高温着色剂,烧制了绿(红)、红、褐黑等彩绘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突破,打破了素面釉单调的格局。以往曾对长沙窑瓷器胎、釉特点与着色元素进行了研究。弄清了乳浊釉和铜红釉的物理化学性质。本次又收集了近20多片以铜元素着色的绿釉或绿(蓝)、绿—红色彩釉残片,其中极大部分是失透性或乳浊绿釉或绿色彩釉,而极少见透明绿色彩釉,本文选取部分样品进行深入研究,以揭示其失透性或乳浊绿粕(绿彩)的缘由所在。
  • 摘要:釉上彩是一种在瓷胎釉烧成后,然后釉上进行彩绘,并再经较低温度烧制而成的一种彩绘方法。粉彩是釉上彩中一个重要的品种。粉彩瓷在康熙(1662-1722)晚期问世,于乾隆(1735—1796)年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晚清同治(1862—1875)、光绪年间(1875—1909),虽然在艺术上和工艺上没有什么大发展,但很好地承袭了前朝的技术,尤其是在官窑的作品中,仍有较多的高水平作品产生。rn 本文对清同治(1862-1875)及光绪(1875-1909)年间的5片粉彩瓷残片的红、黄、白几种彩色进行了拉曼光谱的测量,对比数据库中的资料,结合X射线荧光光谱(XRF)的分析结果,对与拉曼谱相关的材料的化学组分及其在色彩显示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 摘要:盈田古窑址,位于景德镇市东郊14 km处湘湖镇盈田村附近。这里背山近水,北临南河。东面与湘湖和塘下窑址毗邻,周围有14处窑业遗存,分布在盈田及邻近的山脚下和花儿滩3个自然村。盈田古瓷窑址除花儿滩村南侧遗存中有青瓷和白瓷外。其他均为青自瓷,青白瓷的胎釉质地基本相似,器物造型除大小不同外,另无其他差异,可以确认为同一时期的产品。据文献介绍,盈田窑最早兴烧于五代,但五代时期烧造规模较小,其大规模的烧造在北宋时期,而北宋后期开始逐渐衰落。为了对盈田窑青白瓷的制作工艺有一个初步的科学了解,本研究在湘湖镇山脚下村盈田窑遗址采集了一批青白瓷残瓷片样品。采用能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X射线衍射仪、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测定与表征了样品的主次量化学组成、物相组成、显微结构及气孔率、吸水率、体积密度等物理性能。通过这些测试与表征,初步分析了盈田窑青白瓷的制作工艺,并与湖田窑青白瓷进行了对比.
  • 摘要:青釉是我国最早的颜色釉瓷,我国传统的青釉都以铁为着色元素.清代景德镇官窑的青釉瓷制作技术已非常成熟,官窑的陶工已能制作各种色调的青釉瓷,同时仿制的汝、官、哥及龙泉窑的青釉瓷与宋代名瓷也非常接近.本文重点研究清三代景德镇官窑制作的青瓷(包括部分仿宋青瓷)釉的化学组成特点及外观呈色,同时对比部分宋青瓷的化学组成,比较其中异同,探讨清代青瓷釉发生变化的原因.
  • 摘要:元代(1279-1368)虽然只有近90年的历史,可对中国瓷业的发展,则有其承前启后的重要功绩.据《元史·百官·将作院》载,在宋元战争未了,元朝还未统一中国的前一年即至元十五年(1278),便英明决策于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管窑务的官署机构,这对元代景德镇和全国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考古调查,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都有元代瓷窑,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到元代中后期日渐衰退,唯南方浙江的龙泉窑青瓷、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独盛不衰,而景德镇窑并一跃成为元代瓷业生产水准的代表.它以烧青白瓷著称,同时也烧造白瓷、黑瓷、在青白瓷的基础上有卵白釉的“枢府瓷”、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以及孔雀绿等,尤以高温烧的青花及颜色釉瓷制造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开辟了新纪元,为明代瓷都景德镇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摘要:老虎洞窑址位于杭州市万松岭南风凰山东麓,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1996年至2001年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了宋、元两个时期的遗存,发现了龙窑、素烧炉、作坊等遗迹,还发现了南宋时期的24个瓷片堆积坑,从中出土的瓷片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工艺水平。[1]经过考古学家和材料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关于老虎洞窑址南宋时期的遗存就是文献所记载的修内司官窑的观点已得到普遍认同;老虎洞窑址的元代地层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其中包括一类釉色青灰或灰中泛黄的器物,部分釉的玻璃质感较强,有较多开片,与传世哥窑器物类似,其胎釉成分也与传世哥窑瓷片相似[2],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元代层就是哥窑所在。本研究以老虎洞窑南宋地层的瓷片坑出土瓷片以及元代地层出土的“类官窑”瓷片为研究对象,从瓷片的胎釉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出发,比较两个时代瓷片在组成、结构上的异同点,力图为南宋和元代瓷片的科学鉴别提供更多的依据。
  • 摘要:河南省巩县黄冶窑址已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巩县窑不仅是中原地区烧制唐三彩的重要产地,而且也是贡白瓷的官窑作坊之一.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巩义市黄冶村唐三彩窑址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出土很多唐代陶瓷片标本,其中有一定数量的外观很像唐青花瓷.为此我们收集了该窑出士胎质瓷化程度较好,釉面有蓝色花纹的唐代样品4件,并用X荧光、电子探针扫描和能谱仪对4样品的胎釉化学组成显微结构进行分析,并测定了它们的物理性能.通过较细致的科学研究,获得了一些重要新结果,本文还提出一看法,以供讨论.
  • 摘要:汝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瓷之一,被誉为青瓷之首,代表了青瓷艺术领域中的最高水平。对于汝瓷的研究,不少研究者对汝瓷的呈色机理、化学组成以及显微结构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仍存在问题有待解决.汝瓷釉的冰片纹是人们常见汝瓷的普遍特征之一(冰片在南宋官窑、钧窑等窑口中均有出现).然而对汝瓷釉层冰片的产生原因,至今仍是一个未能完善解决的问题,成为人们进一步了解汝瓷的一个重要障碍。本文通过对汝瓷冰片的反复观测和实验,论证分析了汝瓷冰片的受力状态和形成机理。
  •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汝官瓷和钧官瓷的84个样品进行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PIXE),测出Al203, Si02, K20, CaO, TiO2, MnO, Fe203的7种主量化学组成含量,采用软件LibSVM2.81对样品数据进行SVM(支持向量机)分析,同时讨论汝官瓷和钧官瓷样品的分类情况。
  • 摘要:耀州窑以宋代橄榄青刻印花瓷闻名于世,而有关月白釉瓷则知之者较少。20世纪80年代耀州窑遗址大规模发掘之前,人们几乎不识耀州窑月白釉真面目.从黄堡地区耀州窑遗址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获得了该品种大量品质精良的标本,文博工作者也找到了对应的馆藏器物珍品,北京丰台区王佐乡金代乌古伦窝论墓出土的单耳洗及碗,上海博物馆藏荷叶盖钵及执壶,即是其代表作.本文通过显微结构分析、XRD分析及湿化学分析法,探讨了耀州窑月白釉与其宋代青瓷枢府窑卵白瓷等的区别.
  • 摘要:30年以前陈尧成等人就开始采用化学分析等破坏方法对青花色料元素进行了研究。随着古陶瓷真伪鉴别研究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无损测试方法来研究青花瓷器,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而用无损方法检测青花瓷器,特别是检测同一块瓷片深蓝、浅蓝青花部位时,发现锰、铁、钴等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比值存在一定的差异。任炜等认为深蓝、浅蓝的铁锰比存在一定的差异与釉层厚薄有关,但未做具体的讨论分析。程琳认为明代青花中Mn和C0元素的含量与青花颜色的深浅相一致,Mn和CO的含量或比值对青花的产地和真伪的辨别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利用荧光能谱仪等测试方法对青花瓷器中青花色料在透明釉中分布的情况进行讨论分析,并对青花瓷器真伪鉴定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
  • 摘要:本文对广西清代青花料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借助于发射扫描电镜附有INCA Energy能谱(EDS)组合仪,对广西清代9个不同窑址采集青花瓷片中青花色料中未熔化残留颗粒进行线扫描,并经电子探针能谱仪分析其化学元素组成。更有价值的是由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刘新园先生提供1片在景德镇元末明初官窑碎片堆积区发现的大半块成型的生坯碗底残器,它又用青花料书写留下了“大明宣……”三字款和线纹,但未上釉,保留了原始青花料成分,此残片窑址来源和时代可靠、真实,对本文研究广西清代青花料来源有一定比对参考意义。
  • 摘要:明代嘉靖朝维持了45年,在此期间景德镇官窑生产了很多青花器。嘉靖官窑使用了一种叫“回青”的钴料,青花发色十分艳丽,而且具有“蓝中发紫”的特点。从文献记载可知,这种钴料在明代正德年间已经开始使用,到嘉靖朝时官窑使用已较普遍,并延续到万历朝的前期。嘉靖朝民窑青花产品大多发色较灰暗,这与民窑无法使用回青料有关。嘉靖官窑青花器科技测试结果的报道不多,研究的样品量也比较少,为了比较详细地了解回青料的特点,本文收集了嘉靖官窑青花样品12块,采用PIXE技术测定了样品胎、透明釉和青花釉的化学组成以及微量元素含量,本文将报道测量的结果。对于回青钴料产地的研究也是古陶瓷研究者很感兴趣的问题。有些学者根据古文献记载,相信回青是进口钻料。也有学者根据历史文献分析,认为回青产于新疆一带,但尚未有实验证据。本文将报道近来得到的一种甘肃优质钴料,其特点与同青十分类似,文中也将介绍这一结果。
  • 摘要:在我国历史悠久的制瓷技术发展中,青花瓷开创了瓷艺新的一页,不但显示其多姿多彩,而且又极具内蕴.目前除了靠经验丰富的目鉴专家辨认真伪之外,科技方面国际上比较认可的鉴定方法有热释光和X射线荧光分析技术.热释光技术是取少量的瓷样本,加热令其中晶体因吸收了周围辐照的能量而蕴藏在深层的电子跃迁而释放出光子,由光子数目就能推算出从烧制成瓷至今的年龄.本工作将用几个青花瓷片的热释光和X射线荧光测试结果作一简单的对比分析。如果不作个别年剂量测试,热释光测定的年龄虽然有一定误差,但在元、明、清、近代范围之间肯定能区分出来。
  • 摘要:景德镇窑是我国陶瓷生产中最重要的窑场之一,其制瓷业有着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明代以后随着御窑场的设立,其他窑场相继衰落,惟有景德镇窑得到蓬勃发展,其中在陶瓷基础釉料中加入含有着色金属元素的物质,烧成后使釉层呈现出某种固有色泽的颜色釉瓷器更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所产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它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陶瓷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样品珍贵、稀少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致使国内外在皇家专用的景德镇“娇黄釉”方面研究,尤其是科技研究甚少。鉴于以上原因,在景德镇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本文对景德镇“娇黄釉”进行了初步的科技研究,采用EDXRF,电子探针和能谱组合、透射电镜等对景德镇“娇黄釉”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
  • 摘要:2005年9月上海博物馆举办暂得楼清代官窑单色釉瓷器展览会,在会后的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专家们对清代官窑单色釉的成就及其烧制工艺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家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作者拟从科学技术角度对清代官窑孔雀绿釉开展一些专题研究.本文重点研究古代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孔雀绿釉的化学组成特点、外观特征以及它们的起源和发展.
  • 摘要:珐琅彩瓷是清官造办处在皇宫内制成的一种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器,初创于康熙晚期,盛烧于雍正、乾隆时期,制品不多,均秘藏宫苑。珐琅彩瓷是清宫垄断的高贵品种,其胎骨、釉色、形制、彩料、绘画、款式皆为一流,代表着我国官窑彩瓷最显赫的成就,珐琅彩瓷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由于昂贵的珐琅彩料,复杂的制作工艺,导致存世的珐琅彩数量极为有限,遗留至今的清宫珐琅彩瓷大约500余件,200多个品种。本研究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件珐琅彩瓷残片的彩釉进行了科学分析,这3件珍贵的样品分别是康熙和雍正时期珐琅彩瓷的代表作品。考虑到样品的稀缺性和瓷片表面釉料稀薄的特殊性,选择了激光拉曼光谱技术、光学显微镜和X射线荧光能谱技术三种无损方法,讨论了珐琅彩瓷红彩、黄彩和绿彩的呈色机理,确定了部分色釉的物相结构。本次实验结果对深入了解珐琅彩瓷的原料配方、生产工艺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珐琅彩瓷鉴定提供了依据。
  • 摘要:明代景德镇御器厂于1975年试掘,进行考古调查,先后清理了三处成化御器厂遗址发掘了数以千计标本器件及其碎片。有青花、斗彩、红绿彩、贴金瓷,以及其仿官哥青瓷等等,并精心整理复原各类瓷器一千余件,均属首先公之于世的成化窑绝器。过去曾对历代色釉和釉上彩进行了较系统研究,但至今尚未见有关明代成化斗彩、红绿等彩的实验结果报道。有鉴于此,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刘新园先生提供了在成化御器厂发掘的若干样品,现经剖析结果报道。本文采用能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EDXRF)对样本的胎、釉和彩进行化学组成分析。
  • 摘要:位于中国河南省渑池县境内的仰韶村以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而著称。在这里发现了很多五六千年以前的文物,根据这些文物瑞典考古学家安德森(Anderson)称之为仰韶文化。作者于1999年来到了位于大邱市梨泉洞的一家古董商店,在这里惊喜地发现了2个陶釜,陶器上精细地装饰有仰韶文化的几何纹饰。这些古陶器完好无损。陶器主体是红颜色,是使用含铁颜料绘制的。这些陶器的生产年代似比半坡博物馆内陈列的陶器要晚1000~2000年,但无疑是真品。
  • 摘要:游牧文化与定居文化的相互影响是界定中亚艺术发展进程的特定特征之一。这些影响也在陶瓷发展中反映出来。陶瓷是一种手艺,在更大程度上是定居社会的特点。游牧民族主要生产木制器具;然而其他的草原艺术——金属浮雕工艺、珠宝工艺、木雕和皮革、地毯(毡制品、绒毛和无绒毛地毯)、石雕——已经对定居社会的陶瓷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游牧艺术元素既为定居工匠所利用,也为不久前还是游牧部落但已过渡到定居生活方式的技艺能手所应用。本文举例说明自古到今游牧文化对乌兹别克斯坦陶瓷形状的发展及装饰的采用在生产上的影响。1.古代(BC 3世纪-AD 3世纪)陶瓷上的兽形装饰。这一种装饰(山羊、公羊、公牛、野公猪、狗、猬和猴的头像;禽类的爪等等)的出现与草原文化的影响有联系。它的起源与模仿游牧民族的金属器具有关,而这些器具以动物图案(完整的形象或其一局部)作为其主要标志。带有兽形图案和把柄的陶瓷曾经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广为流传,其原因与草原文化民族的迁移相关。兽形图案起源于图腾崇拜。按照古代的信仰,这些器具上的图案可以起到镇魔辟邪的作用。2.中世纪早期(AD 7世纪)绘有人形装饰的器皿。这些器皿的形态仿效草原石刻(balbal)。类似的石刻出现在AD6—7世纪的阿尔泰草原地区并且作为传统习俗向西方传播到欧亚大陆草原、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亚的一些地区。在草原雕刻上出现的祖先英雄形象被转化为家族偶像而以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中世纪早期绘有人形装饰的陶瓷是突厥一栗特人文化共生因素之一。3.绘有动物和禽鸟图像的碟盘(AD 10世纪)。随着伊斯兰国家的不断强大,对一种陶瓷的装饰品的追求也必然增加,然而有些样品仍然保留旧的图案传统。撒马尔罕和Binket的施釉的陶瓷(AD 10世纪)绘有典型游牧民文化特点的禽鸟、山羊、公羊和鹿的图案。 rn 因而,在许多世纪里,器面绘鸟身、器壁绘鸟头和双翼展开的鸟形装饰在草原艺术中广为流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前的亚洲(在那里展翅飞鸟是神的象征)和青铜时代的地域文化(例如Sapallitepa.一种带有展翅老鹰装饰的夹具,BC 17-16世纪)。4.“毡毯”花纹装饰的碟盘(11-12世纪)。抽象装饰品在AD11—12世纪开始出现从而改变了图案的形式。Afrasiab陶瓷引入并发展出新的风格就最足以说明这种情况。研究者们认为AD 11—12世纪的毡毯花纹装饰风格与在Maverannachr的突厥部落的出现有关。这种风格的特征要素是棕叶装饰和波浪形的植物图案,其基本图案为islimi形式,接近于游牧文化的典型装饰。在底部带有十字交叉的组合装饰则与突厥毡毯装饰和珠宝装饰(Achsiket,撒马尔罕,AD 10—11世纪)的要素相似。Karakhanids Afrasiab陶瓷装饰所关注的焦点已着重于从美学上探究突厥文化了。5.带有tamga基本图案的碟盘(AD 11—12世纪)。这一特定时期也呈现出带有tamga基本图案的施釉陶瓷,它代表了草原艺术的传统。虽然突厥人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在生活环境中仍保留着部落的观念和对于以tamga标记为基础的古代图腾的崇拜。6.绘有基督教象征图形的碟盘。Karahanid陶瓷提供了大量材料展现出特定时期的基督教象征图形。本报告列举出以下几种。——长生鸟(一种在基督教中象征复活和永生的异教徒标志)。长生鸟图案在陶瓷装饰的Karahanid艺术(11-12世纪在撒马尔罕碗上长生鸟的浮雕图案)和金属制品上出现。——棕榈树枝(庆贺基督进入天国的聚会庆典仪式上使用的标志)(Afrasiab陶瓷)。——旋转神座(以太阳为基本构图,是在基督教诞生前从异教徒移植过来的象征之一,表示对上帝的崇拜)(Taraz,Chach Afrasiab陶瓷)。——鱼(基督的一种象征)(Chach陶瓷)。——等位十字架,聂斯脱利教派(景教)的主要象征(Afrasiab陶瓷)。这些基本装饰图案在10世纪中叶中亚陶瓷上出现。我们把这种情况与突厥-基督教徒向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联系起来。7.无釉彩陶(AD 11—12世纪)。在AD 11~12世纪中亚城市出现一种彩绘装饰而不施釉的陶瓷;它的出现也与突厥游牧部落的安定下来有联系。在壶上印有大幅的植物或几何形的图案,用红色的矿物颜料绘涂上去。模仿毡毯(费尔干盆地)的回纹波形装饰是其最典型的特点。8.中世纪后期陶瓷的“毡毯”基本图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世纪后期有一个游牧民族的最后安定过程。往昔的游牧民掌握了定居民族的各种工艺技巧,并将之引入到草原艺术的传统陶瓷中去。在费尔干盆地,Khoresm,撒马尔罕等地区的器具装饰中,我们看到有十字交叉的组合装饰,在它的每一个顶部都装饰有角状卷曲物。Rishtan的大师们把这种典型的毡毯花纹元素称之为chor gul(四花),因为这些角状物使人想起植物的卷曲。9.Gurumsaray陶瓷(费尔干盆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Gurumsaray陶瓷展示了游牧民文化影响的最生动的例子。它的极具表现力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装饰是由白-深蓝(白-青绿)色彩组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曲线图形构成的。这样的图形是模仿地毯(alakiiz和shirdak毡毯)装饰的。工匠们称这类纹饰为“larzana”(剥落),这说明古代语文已随游牧空间而丧失了。10.现代陶瓷(费尔于盆地)。技艺大师们创造性地运用游牧民族的古老饰纹时,不再拘泥于具体的文化环境了;它只不过是早巳进入其艺术宝库的传统构图而已。就这样,由Rishtan的著名大师S.Jusupov设计的陶瓷上那些古典的角状卷曲交叉基本图案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花纹;角状卷曲物经常转变为大的花朵,从而对“老”的图案作出了新的诠释。他的儿子,F.Jusupov,则致力于研究游牧艺术作品以便探索新的图案并从吉尔吉斯装饰图集的图案中得到启迪。对古典装饰加以创造性的变革有时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在这方面,Gunmsaray的大师B.Buvaev所创造的“larzana”纹饰就违反了其内在的严格的格律性和对称性,毁坏了艺术形象。这些形象不能让人们产生“空间”结构感,反而显得杂乱无章;这样的装饰从一开始就破坏了所应体现的庄重严肃的美感。以上综述足以证明,游牧民艺术对陶瓷的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保留在陶瓷这一类“定居”工艺作品上的游牧文化图像世界,不仅是说明其创作者历史贡献的有纪念意义的标志,而且历久弥新,作为装饰元素仍在延续其生命活力。
  • 摘要:在铁器时代的早期,D'yak0v0文化存在于莫斯科河流域和伏尔加河上游沿岸.这是发现具有纺织印痕陶瓷的广大区域的一部分,该区域覆盖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东欧的北部全部,部分中部以及东北部.所有这些文化的独特之处是陶器表面上都有类似于织物的特征印痕.早期的Dyak0v0黏土容器主要是手工制作的平底罐状器皿.各种“纺织”印痕都位于容器的外表面,可归纳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捻线(纺纱印)印痕,第二种类型是细的略带弧形的或卵形的网状印痕(斑点印痕).本研究的范围覆盖了莫斯科地区Nastas’yin0和Mutyenk0vsk0e两个D’yak0v0山上要塞出土的陶器。本报告的目的在于鉴定出在陶器生产的不同阶段(构成、成型、表面处理和装饰)的各工艺过程中出现的“纺织”印痕的主要特征。本研究将实验数据用于①在带有浮雕的凹模中制造容器;②用凸纹陶拍成型容器;③用凸纹陶拍和滚压进行表面处理。
  • 摘要:唐代长沙窑其实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被发掘出土.根据史载,长沙窑是在其近郊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在唐以前烧造的岳州窑器并不带色.长沙窑的特点便是成功地烧造出釉下褐绿纹饰,并以模印贴花、堆塑、镂刻等技法作成器物的妆饰.因此,长沙窑器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树一帜的.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开了唐代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商的谜底。
  •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古临安城区(杭州市区)大规模城建工程中,不断出现南宋官窑瓷片,瓷片的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黄、釉色发白等.对这些不同釉色官窑瓷器的研究,是全面整体认识南宋官窑的重要课题.本文所论及的釉色发白瓷器,是指它的釉色而言.南宋官窑釉色发白瓷器的器型、烧制工艺以及灰色或灰黑色的胎色、紫口铁等特征与粉青、灰青、米黄等釉色的官窑瓷器完全相同.今将对20余年来所搜集的南宋官窑瓷片中釉色发白瓷片的几点认识形成一文,供大家研讨.
  • 摘要:1984年、1986年陕西铜川五心黄堡窑址曾出土有青釉朵花纹碗、海星纹碗标本及枫叶纹碗、枫叶纹器盖等,发掘者将这种青釉漏花工艺视为剔花工艺,这样烧成的器物有化妆土的地方釉色较暗,显示出暗纹纹样来。装饰特别,另有一种风采和韵味。笔者认为它们都不是剔花产品.而是剪纸漏花和木叶纹装饰。本文从剪纸漏花、木叶纹瓷的早期窑口;剪纸贴花、木叶纹的相关工艺及根源;“茶百戏”与剪纸贴花或木叶纹的关系对结果进行论证。
  • 摘要:葛府窑址位于东阳市治南方约26.5 km的南马镇葛府村至东庄村长约10余华里的东北侧山麓一带,自东向西依次分布共十六座山,三十多处窑址,保护面积达163 450 m2。但是葛府窑址的核心区为来龙山坡和山脚下的蔡大塘,面积约65 450 m2.葛府窑址窑场依山而建,瓷土取自山脚下,原来取瓷土处就是窑前的大水塘(即被蔡大塘的水塘).窑群规模宏大,目前发现的都是龙窑,烧造年代上自五代下至南宋,产品种类多,质量较好,远销海外,是婺州古瓷中一处最重要的古瓷生产基地。本文介绍了葛府窑主要产品情况;窑具和烧制方式等情况。
  • 摘要: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宁夏和陕西境内,遗存下许多古代土建筑遗址,这些土建筑遗址历史久远,有的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有很高的考古学和历史价值。由于风蚀风化作用强烈,西北干旱区大批的土建筑遗址已被破坏严重,因而开展土遗址加固研究十分必要。使用钾水玻璃(PS)加固西部干燥环境下的土遗址实验已进行了很长时间,实验证明经PS加固过的土遗址在抗风蚀能力及力学强度方面均有显著增强。但对PS加固土遗址过程中,PS与土遗址相互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土遗址表面物理强度提高的原因并未作过深入研究,故而探讨此过程将对PS的进一步应用及推广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借助各种分析测试方法如XRD,SEM,FEM,XPS,TG分析来研究固化过程存在的物理化学变化,深入剖析了PS固化遗址土的微观机理。
  • 摘要:本工作通过对三十年来在古窑址上收集到的无数残片中挑选出带虹彩的建窑建盏残片样品,用显微镜观察它们的外观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井对残片进行了复烧,系统地观察了它们的呈色状况、烧结情况,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推断出它们的生产工艺。同时对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并通过反复不断地进行配方的调整和烧成实验,以求进一步达到宋代建窑曜变(星)建盏天目茶碗的仿制效果。在经过30年不间断地研究、仿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和传统工艺技术,采用建窑古窑址和本地的原料,探索出了曜变、曜星、毫变的制作工艺,烧制出了雷同于曜变盏、曜星盏、毫变盏天目茶碗。
  • 摘要:清代炉窑窑变现象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涉猎,这就为钧瓷自然窑变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通过实践证明炉窑的窑变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完全可以掌握的,并不神秘,只是一种科学现象。通过清代钧瓷炉窑的恢复和烧成制度的实验研究,说明清代钧瓷炉窑由于结构,燃料和其他窑炉不同,所产生的有利于铜元素呈色还原的一氧化碳气氛较淡,故釉色以浅居多;通过改变其烧成制度,使有利于铜元素还原呈色的一氧化碳气氛增强,产品的釉色就会紫、红相映,灿若云霞。
  • 摘要:本文就用现代分析方法开展占陶瓷修复用粘结剂工艺条件的选择、颜料的筛选、仿釉材料研究、器物完整性检测等四个进展较大的方面作简要回顾、评述及展望今后研究。
  • 摘要: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晚期是龙泉窑的极盛期,元代龙泉窑在烧造大型器物的技术上有重大突破.明中期以后龙泉逐渐走向衰落.龙泉窑是我国制瓷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瓷窑体系之一.鉴定者和伪造者历来就是矛与盾的较量.伪造者会努力去理解和仿制真品器物各部位的特征,但由于真品的有些历史痕迹和制造工艺是现代人无法做到的,所以仿品总能露出一些破绽。龙泉窑的鉴定可以从造型、釉色、纹饰特征、胎骨的松紧轻重厚薄之分,以及质量、声音、气泡和工艺痕迹方面来分析。
  • 摘要:公元10世纪Chungamni窑在高丽王朝是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专门生产白瓷的窑。在S(o)ri和Bangsandong两个邻近的其他窑则既生产白瓷,还生产青瓷。直到它们被挖掘出来以前(S(o)ri在1984年,1985年和1987年,Bangsandong在1997年和1998年,而Chungamni则在2002年和2003年被挖掘)一直认为在整个王朝期间只生产过青瓷,它们因独特的pisaek釉、镶嵌工艺以及在青瓷艺术和工艺中用铜红装饰而众所周知。除了生产白瓷这一共同点以外,它们还与该国中部地区据信曾从中国越窑引进瓷器生产技术的多座窑共有几个其他的特点。它们生产风格独特的被称为hamurigup的带有宽大而又低矮的圈足茶碗作为其主要产品,用砖建造大型中国式的窑炉以及采用一次烧成方法。这些特点比那些在西南海岸地区发现的另一组最早的传统窑炉更接近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Kangjin和其他附近的西南部窑炉也生产具有几种hamurigup圈足类型的茶碗,但是它们用泥土建造较小的窑炉,并采用施釉前后两次烧成工艺。在本研究中,我们发表了从Chungamni挖掘出来的白瓷碎片的成分分析和显微结构分析结果,并与先前对S(o)ri和Bangsandong的研究结果相比较。出土了一座用泥土建造的长20.4 m,宽100~170 cm的龙窑。它包括底部的火箱和顶部的烟囱,在燃烧室边墙上有3个开口。它至少有五处经过明显大修,其最老的烟囱是用砖砌就的。出土了大量的长方形砖,后窑墙经常用旧砖修复。这些证据说明,第一座窑炉是用砖砌成的,若干年后窑炉用黏土重建并以岩石、旧砖和匣钵加固。在火箱周围的区域发现有防护和排水结构,以及几堆黄沙和炭。在邻近处还发现一些用矿物岩石建造的建筑物遗迹,这些矿物岩石可能是制造瓷器用的原材料。用来进行分析的5个茶碗碎片样品分别取自5个不同层面的每一个地层。另外,还分析了火箱中像素烧坯状的样品和建筑物区域的矿物原材料。发现胎的组成是以风化了的富硅低铝岩石为基本原料,正如大多数高丽瓷器一样。较高钙含量和磷含量的釉说明了是用草木灰作为瓷釉的主要熔剂材料。发现其矿物组成与瓷石组成相接近,但是其铝含量太低以致未能用于瓷胎。碎片的显微结构和表观硬度表明在10世纪的chungmani,玻化白瓷工艺已经较好地创建起来了。
  • 摘要:青瓷是我国瓷器的传统品种之一,东汉(25--220年)晚期浙江越窑青釉瓷的烧制成功标志着中国从陶向瓷发展的一个飞跃,浙江作为我国南方青釉瓷的主要产区和发源地,而且先后创烧和发展了包括越窑青釉瓷、龙泉青釉瓷以及南宋官窑青釉瓷等在内的多种享誉中外的青釉名瓷。浙江越窑青瓷创烧于东汉晚期,至六朝时期,浙江青瓷的制作和生产已有很大发展,逐渐形成了著名的越窑体系,瓷业的发展遍及浙江各地。唐、五代为鼎盛时期,宋代开始衰落,历时千年,它所建立的烧制工艺和装饰工艺既直接影响了随后发展起来的龙泉窑青釉瓷,也对我国南北方青釉瓷的生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南宋官窑瓷的薄胎厚釉、紫口铁足和晶莹如玉的乳浊釉更是它独特的外观表现,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研究历代浙江青釉瓷对探讨和分析我国青釉瓷,尤其是南方青釉瓷的演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代表性。本文结合作者们历年对浙江青瓷的研究工作积累,通过对不同时期浙江青瓷胎、釉的组成及结构的演变分析和对比,探讨我国浙江地区青瓷的工艺发展、技术脉络和相互影响。
  • 摘要:2000年秋冬之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博物馆联合对浦阳江上游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发现了1个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上山遗址.在2001~2006年之间分别进行了3次发掘,发掘面积约1 600 m2,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其中陶片早期基本为夹炭陶,而晚期和跨湖桥文化时期则以夹砂陶为主.陶器的主要器形为敞口盆、双耳罐等,还有少量的钵、圈足类器.陶片表面多素面.陶器大多较厚,陶胎破裂面常见片状层理现象.根据对出土的夹炭陶标本进行的14C测定数据,遗址下层年代距今11 400~8 600年.因此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上来看,上山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了对上山文化遗址陶器的烧制工艺及其近千年的文化底蕴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本研究选取了上山文化遗址不同时期的陶片标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这些陶片的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及物相组成等进行了测试,并对制陶所用原料的来源情况、制作工艺特点及烧成工艺特征等进行了分析。
  • 摘要:毫无疑问,远在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初期的古陶器遗址的发现应该认为是在最近二十年来远东考古的最重要成就之一。至今已经发现有十几处这样的远东遗址。它们的陶器有几个显著的特征。其特点从简单平底桶形容器的碎片中体现出来,其完整结构为直口,上表面经平整处理。一连串的小孔往往位于容器的上部口沿下方。该古陶器的显著特点是容器器壁的处理,在器壁上刻画有浅的近于平行的凹槽。这些凹槽的共同方向有的是斜的、水平的、或略呈波浪形。研究认为,年代最久远的滨海边区陶器是采用两种类型的黏土混合料做成:不加人造添加剂的黏土和添加草的黏土。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实验室中用双筒显微镜、岩相显微镜和电子探针对上述遗址的这种陶器系列样品进行的观察研究,可以获得与原料特性、黏土混合料配方、滨海地区最远古陶器的模制方法有关的新的更为深入的资料。Ustinovka-3陶器样品的显微镜观察表明在黏土混合料中有少量的草类有机物存在。观察到它呈现出空心的孔隙,其中有时充填有炭化物质。岩相观察结果表明在黏土混合料成分中特意加入了细颗粒砂子(花岗岩碎粒)以作为人工调合剂。除了特殊的矿物添加剂以外,在黏土混合料中还发现了有机物质。从其特有的椭圆状或针状空隙可以观察到其痕迹。样品中观察到的单个熟料颗粒的大小不超过0.3 mm。岩相观察发现了采用纯粹的、不掺砂的或加入熟料的略带砂性的黏土。颗粒大小普遍为0.5~1 mm,相当于中等颗粒结构。黏土混合料中的熟料分布是均匀的。采用电子探针分析方法观察研究这个碎片可以测定砂的矿物组成。十分有趣的是在其成分中发现钛铁矿。该矿物在以前远东古陶器中从未发现过。除了矿物添加物以外,电子探针分析表明在陶片中存在不同颜色和不规则彤状的焦炭和黏土颗粒。这些颗粒很有可能是熟料或干燥黏土的颗粒。在这砦黏土颗粒和黏结剂本身的化学成分中含有磷。在天然黏土中存在磷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只有由人故意把骨头加入到黏土混合料中才可能成为磷的来源。观察研究的结果大大地丰富了滨海边区遗址古陶器制备所使用的陶器原料成分和黏土混合料配方的资料。所获得的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已形成的一系列观念,这些观念认为使用天然的砂性黏土或加入有机添加剂进行调合的黏土是陶器生产发展早期阶段的典型特征。而使用熟料和矿物调合剂则被认为是陶器生产发展后期的成就。然而在古陶器样品研究中,使用岩相分析和电子探针分析却揭示出了这样的事实,即在9000年前,滨海边区古陶器工匠已经实际上使用了含有矿物添加剂和熟料的黏土混合料的高技艺配方。 rn 所进行的观察研究结果揭示了在距今9 000年前滨海边区已出现2种配制黏土混合料的主要传统配方:①含有矿物添加物的天然黏土;②加入熟料的天然黏土。已经探明的在基本传统框架内配制黏土混合料的配方上的差异可能反映了陶器生产形成期间为寻求最佳配方所作的探索。
  • 摘要:使用传统的X射线衍射分析能够检出陶器的主量晶相。较少量晶相的衍射峰处于背景噪声水平以致不能与之分辨开来。然而,这些矿物成分对于黏土(坯体)矿源和色料的特性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步加速器辐射X射线衍射(SR-XRD)对全面详细的结构测定和矿相研究是一件有力的工具。对于某些罗马尼业新石器时代陶器,我们用它来区分各种制陶中心的不同黏土和釉质。使用装在MAX II同步加速器的结晶衍射束17114上的Huber G670-平面成像Guiner照相机进行测定。所得到的信息帮助我们鉴定了2种Cucteni陶器碎片(北摩尔达维亚,BC 5000—3500年)上的黑色色料的成分:其中高温(高于800℃)煅烧的陶器(较为“先进的”Cucteni陶器),其成分为黑锰矿(MnMn2O4)和方铁锰矿(Mn,Fe)2O3的混合物;而低温(低于400℃)煅烧的陶器(Cucteni以前的原始陶器)其成分则是硬锰矿(MnO+MnO2+各种不同比例的H2O)。这些矿物都源出于北摩尔达维亚Iacobeni矿床,由此得出结论:在新石器时代,贸易的通路早已存在,它覆盖了沿Bistritza河Carpathians渡口大约500 km的地方。在同一些样品中没有证据表明有软锰矿(MnO2)和水锰矿[MnO(OH)]存在,而它们是乌克兰Nikopol锰矿的主要成分(它用作同时代的Tripolye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黑色色料)。 rn 另一个结果是检出了磁铁矿(氧化铁Fe3O4),它是用作其他Cucuteni陶器的黑色色料的主要成分。白色色料是以方解石(CaCO3)矿相出现。测定结果表明存在着赤铁矿(氧化铁Fe2O3)它是所有被测样品的红色色料的主要成分。我们对在摩尔多瓦首府Suceava,Vasile Lupu王子(AD 1600—1640)的宫廷里发现的容器和墙上装饰用板等样品以及从多瑙河浅滩Piua Pietrii(17世纪著名商业中心)遗址挖掘出土的其他Iznik施釉陶瓷样品进行了研究。研究中使用了在日内瓦INFN处的1台OxfordInstruments的ED2000高分辨率能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其基本部件是1个50 KV X射线管,带有1个银阳极和1个Si(Lj)检测器,以及在布加勒斯特NIPNE上的30 mCi241镅环形源的能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装置。Iznik釉的成分是氧化铅和氧化锡的化合物,其中Pb/Sn的比例为6:1。最引人注目的是钴基蓝色色料。这些蓝色色料的原料产地可能是德国的Schneeberg矿区。其特点是有砷钴矿({Co,Ni}As2-3)和钴华矿({Co,Ni|3|{AsO4}2)的存在。我们的测定揭示了在17世纪可能存在的一条连接萨克森和奥斯曼帝国的贸易通道。X射线荧光光谱测定提供了证据显示有不同数量的钴和镍存在,具体数量因样品不同而有差异。在日内瓦得到的初步数据的分析揭示出钴元素和镍元素之间存在对应的关系,与此前对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样品所进行的测试结果是一致的。砷在钴蓝色色料中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主要出现在AD 1520年以后的样品中。由于铅的含量较高,要提供在这种样品中存在砷的证据是相当困难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搜索该元素的Kβ峰。我们的测定发现只是在某些样品中存在砷而在其他样品中不存在砷的这一现象表明该矿与As-Ni族矿是一样的,但采用不同的工艺制造。它是煅烧过的镍一钴化合物,例如砷钴矿或钴华矿,但比Co-As-Ni矿煅烧的温度更高。在第一种情况下,砷已完全被清除,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砷则大部分被保存下来。在进一步的测定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使用相对纯的钴矿的可能性,它主要存在于伊朗的卡尚(Kashan)矿。至于绿色色料,其主要元素是Fe,Cu,Cr,Co。浅绿色色料的成分是Cu/Fe=10/1,Cu/Co=1/30,深绿色色料的成分是Cu/Fe=1/12,Co/Fe=1/7,Ni≈Co,而正常的绿色色料的成分是Cu/Fe=3/1和Cr以及痕量元素Mn。氧化铜多半是主要的色料成分,并且为了得到特殊的色调,加入了氧化钴和氧化铬。黄色色料是锑酸铅。深棕色色料是以氧化锰为基础,还含有一定数量的氧化铁。
  • 摘要:1965年北京大学在山东省临淄区凤凰镇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一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桐林遗址,该遗址位于临淄区凤凰镇的田旺村和朱台镇的桐林村之间的台地上,分布范围可达200 hm2,文化层厚达3~7 m,各个历史年代的文化堆积不仅连续,而且十分丰富,包括从新石器时代到隋唐各时期的文化遗存,而以龙山文化堆积为主,距今约4 000年。从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国家各级考古部门对该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这些陶器包含泥质蛋壳陶、泥质黑陶、夹砂黑陶、红陶及白陶等,其中以黑陶和红陶为主,白陶的数量较少。主要器型为鼎、盆、碗、杯、豆、盘、罐,其中包含代表龙山文化制陶水平的蛋壳高柄杯,另外也具有桐林遗址文化本身的特殊性的陶器,如大型夹沙红陶鬲和泥质磨光黑陶盆形鼎。为了对桐林遗址陶器的工艺及其发展过程有较全面的了解,在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高明奎先生的协助下,对遗址出土的不同类型的陶片进行了化学组成、加热性状及物相组成等进行了测试,并分析和讨论了该遗址陶片的原料特点及制作工艺的发展过程。从而有可能从陶器工艺技术角度来认识龙山文化时期桐林遗址对黄河流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桐林遗址的制陶技术在中国占陶瓷史上所处的地位。
  • 摘要:应用热释光测定洛阳唐代三彩年代,主要是采用前剂量技术方法测量,热激活是前剂量技术的最重要特征,而激活灵敏度是衡量这件三彩器物能否测定年代的关键。本文介绍了洛阳唐三彩的热激活特性,揭示了洛阳唐三彩的TAC不同于瓷器与陶器,它们的激活温度通常在500~650℃范围内,多数在550℃和650℃两个温度点上,明显低于瓷器的激活温度,高于陶器的激活温度。没有激活灵敏度或灵敏度很低的唐三彩,不能用于年代测定,即使勉强测定,得到的年代结果不是错误的也是误差很大。
  • 摘要:唐三彩作为国之瑰宝,已经成为我国绚烂古陶瓷文化的象征。本研究采用较为先进的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LA-ICP-AES)技术,分析了出土自陕西铜川耀州窑和河南黄釉窑的黄釉唐三彩陶片的釉,试图通过检测这两个唐三彩窑址出土唐三彩釉的主、微量成分,判断两者釉料的可能来源。进而根据主量元素的含量,研究唐三彩的釉料组成,不同窑场唐三彩制作的工艺特点,并参照相关的考古与历史资料推测两窑场之间技术联系;综合微量元素与主量元素的分析结果,探寻两窑场釉料中助熔剂、着色剂等原料的来源。
  • 摘要:具有极高的装饰性和防水性两大功能的建筑琉璃构件,是在我国历代传统建筑上大放光彩的一种建筑材料。北京紫禁城宫殿是琉璃技艺精华集大成者,因此可以说紫禁城的建筑琉璃构件是我国历代琉璃技艺的典型代表。然而,历经百年以后,紫禁城的部分琉璃构件仍出现了剥釉、风化和变色等不同情况和不同程度的病害。因此,开展建筑琉璃构件的保护研究工作迫在眉睫。rn 清代建筑琉璃构件的坯体多存在不同程度生烧,因此研究坯体中矿物残骸的颗粒形态、矿物的微形貌特征以及矿物组分、分布及成胎过程中的变化信息,对科学认识建筑琉璃传统技术是非常有益的。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采用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对紫禁城的清代建筑琉璃构件的显微结构进行了分析。
  • 摘要:琉璃构件作为一种防水,耐用,光泽,美观的建筑材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建筑结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重要的建筑艺术的装饰作用.琉璃构件烧制技术以及琉璃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历代建筑的不断发展.测定分析不同年代和产地的建筑琉璃构件,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琉璃构件传统工艺及琉璃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可用于建筑琉璃构件胎体主次量元素组分定量分析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WDXRF)以其分析精度高、准确性好、分析速度快等优点,成为较理想的分析测试方法.本研究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针对古代建筑琉璃构件胎体元素组分特征,以熔融法制样,使用基本参数法校正基体效应,测定了古代建筑琉璃构件胎体的Na20,Mg0,Al203,Si02,P205,K20,Ca0,Ti02,Mn0,Fe203成分,建立古代建筑琉璃构件胎体主次量元素XRF定量分析方法.
  • 摘要:目前国内外关于古陶瓷保护研究的报道较多,但对于古琉璃的研究资料较少。针对故宫古琉璃建筑瓦,它的釉面破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琉璃的内在性质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以故官古代琉璃瓦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现场实地调查和科华的研究分析,在调查占代建筑琉璃瓦受损及保护现状基础上,选取价值极高但是损坏严重的典型样本。通过现代仪器测试分析对故宫占琉璃及其主要病变进行科学认知。对文物进行清洗、干燥处理后,选用B72,氟树脂、氟树脂与B72不同配比的复配材料对文物进行渗透,测试保护后文物的固化周期、僧水性、抗冻融性、化学稳定性和耐折抗压强度等性能,同时进行保护机理分析。通过以上分析,为中国古建琉璃瓦的保护和保护材料的选择材料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
  • 摘要: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博特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一组重要的陶瓷碎片来自公元9世纪中叶伊拉克中部萨迈拉。这些碎片是由学者F.Sarre和E.Herzfeld在1912—1913年发掘,并在1921年捐赠给了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博特博物馆的。这些收藏品包括中国出口的炻器和瓷器的若干样品,以及由低温原料制成的各种中国器皿的仿制品。在这些收藏品中,有9世纪中国长沙窑制品的某些伊拉克复制品——既有黄褐色一褐色,又有绿色一白色的“泼釉”品种以及中国北方三彩器皿复制品。1件黄褐色伊拉克的仿制品的碎片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具有这种风格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精陶没有几件完整的样品能幸存下来,其碎片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技艺,使中国陶瓷原件的釉和式样都得以完全重现。通过对来自萨迈拉的8块伊拉克碎片的微样扫描电镜分析发现了使用4种坯体,基本上均属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冲积平原的岩相结构,但许多样品则显示出少量块滑石和(或)玻璃粉末的添加料。3块碎片上使用的白色化妆土为石英加黏土和富石英类型,前者还用来使带铜绿斑点的白釉轻度失透。经过试验的大部分伊拉克碎片(8片中占7片)具有高铅或铅一碱的组成,惟1片样品属碱石灰型釉。氧化锡在伊拉克则用作“长沙式”绿白器皿的釉失透剂,同时也用于调变仿仿长沙黄褐釉的特色。釉色料经证实为铁、铜和锰的氧化物,估计铜绿釉的主要色料为氧化黄铜。所有这些不同的原料、釉型和坯型都被千方百计、各显才艺地用上了以便仿效中国进口原件的特色,力图以假乱真。本文还对1块埃及Fustat九世纪遗址出土的中国长沙碎片和从勿里洞沉船(约公元826年)取出的1块绿色铅釉碎片进行了分析以作对比。
  • 摘要:化学元素测试技术和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结合,为古陶瓷的断源断代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数据处理常用的方法有多元统计分析和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supp0rt vect0r machine,SVM)方法作为一种很好的分类算法,SVM已经被用于古陶瓷的研究中。近年Suykens等提出一种新型SVM方法——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east square support vector machine,LS-SVM)法用于解决分类和函数估计问题。通过简要介绍SVM和LS-SVM的基本原理,并将该算法用于南宋2官窑瓷片的模式识别中,研究了这种算法的性能,并与SVM算法和传统的自组织特征映射(self-organizing map,SOM)神经网络方法进行了比较。
  • 摘要:在唐宋时期的中国古陶瓷釉中,人们发现了多种分相现象并对其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最为引人人胜的是乳光蓝色现象,因为它使得釉玻璃体在无色料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呈现出蓝色,这对于现代分相色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n 有关玻璃体中分相现象的研究指出,分相是玻璃体形成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它对玻璃结构和性质有重大影响。作为瓷胎表面的釉,亦属玻璃体,因此,在釉玻璃体中也能够观察到分相现象,并且可以利用这一现象制备乳浊釉、色釉及其艺术釉。陶瓷色料的制备工艺较为复杂,一般的色料均须经过合成与制备工艺,需要成本较高的化工原料且某些品种在制备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毒性。色料的制备过程必须经过锻烧、研磨、漂洗等工序,更加重’了这种毒性的危害。因此,研究分相在釉玻璃体小的呈色作用,以微量色料或不添加色料也能实现釉玻璃体的着色,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用价值。本文探讨了釉玻璃体中分相现象与釉的呈色的关系.并获得了多种分相色彩效果。
  • 摘要:在本项研究中,使用了光学相干断层摄影技术(OCT)对来自中国宋代(10-13世纪)六大名窑的碎片进行了扫描以便观察其釉层的亚表面形态。OCT是一种非破坏性两维断层摄影系统,可通过靶标本中折射率或介电常数的差异以视觉观察样品的亚表面形态。这种图像揭示了不同样品中独特的物相聚集模式。研究结果说明,OCT可以用于鉴定陶瓷并提供其制造工艺的信息。
  • 摘要: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特征是以曲线装饰组合的大面积循环往复而构成,其基本图案为螺旋花纹。在考古出版物中,标记有“C-形图案”或“S-形图案”的螺旋在类型学上是得到公认的。而“8-形图案”或“e-形图案”则是在结构特点上的一种补充组合。研究的对象来自已经公开的仰韶(中国)、绳文(日本)、Malychevskaya,Kondonskaya,Voznesenovskaya(黑龙江下游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陶器收藏品。编年学研究确定其年代范围属公元前2-5千纪。这些陶器上的花纹显示出螺旋花纹的变化和组合的各种形式。本文提出了螺旋装饰和曲线装饰的分类和研究的新方法。它借助于螺旋曲线的几何特征的体系化、数学手段的使用、光栅和矢量计算机图像显示(AdobePhotoshop andCorelDraw)的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可以优化鉴别螺旋线的过程,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高精度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螺旋花纹是采用直觉的方法构成的,也就是说不使用任何数学手段。在几何性质和运动学性质方面,这些螺旋线与下述由数学公式所描述的螺旋线是一致的:阿基米德螺旋线(公元前3世纪)、半圆交接形成的螺旋线(公元16世纪)、对数螺旋线以及回旋螺旋线(17~18世纪)。可以判别出上升回旋和下降同旋。这些代数螺旋线可以作为对新石器时代螺旋线进行正规的类型学分析的标准。在所研究的陶器中判别出了不同类型的螺旋花纹。仰韶文化中的彩绘陶器表明当时螺旋类回旋图案的盛行。这种螺旋花纹在陶器上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3 280±100)年的庙底沟遗址,而回旋螺旋则广泛分布于马家窑遗址。半山遗址发现的陶器器皿(公元前(2 965±100)年)是用类似下降回旋的螺旋花纹装饰的。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装饰与殉葬陶器有关。马厂塬(原文为Machangyan,应为Machangyuan之误)遗址出土的陶器(公元前(2 185±loo)年)的装饰是以上升回旋为特征的,它是模仿动物形象的结构基础。在日本列岛上在绳文中期(公元前4~5千纪)螺旋装饰得到很大的发展。阿基米德螺旋线是这种花纹的主要形式。在绳文中期陶器上的镶饰和雕刻装饰中,有明显的右向和左向的阿基米德螺旋线的各种变体。在绳文晚期和末期某些新的螺旋花纹的形式出现了,这就是回旋螺旋和对数螺旋。黑龙江下游地区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是采用几种不同的阿基米德螺旋线装饰起来的。右向和左向阿基米德螺旋线的变体出现在Malychevskaya文化时期(公元前4—5千纪)的陶器上。类似于阿基米德螺旋线的花纹出现在kondonskaya时期(公元前3~4千纪)的陶器上。用半圆连接成的螺旋线起始于Voznesenovskaya时期(公元前2干纪的前半叶~3千纪的后半叶)。其中某些陶器是用人形图案浮雕装饰的。如上所述,对比分析表明,新石器时代东亚文化在陶器装饰上使用的螺旋花纹具有不同的类型。对于仰韶陶器来说,回旋螺旋花纹是典型的装饰。对绳文文化的陶器来说,主要是阿基米德螺旋和对数螺旋。黑龙江下游地区文化的陶器装饰上呈现出下述某些螺旋花纹的变化:各种阿基米德螺旋线和类似于半圆连接的螺旋线。总之,可以推测这些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生活在东亚某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文化差异。
  • 摘要:在女真(churchzhen)时期(A.D.12-13世纪)滨海边区的山区古人类聚居点中,黏土制品屡见不鲜。首先,它们是用陶车制作和手工制作的陶瓷器物的遗迹。每个住宅中的器物是多种多样的:厨房用具、餐具、衡器配件和工艺器物。在每个普通住宅内器物的数量为10个到15个不等。其他的情况可以从公众物品中进行考察。在叶卡特琳娜城东北部的一处古人类聚居点的内城北部,设置了一个管理中心。它用泥土建造,其形状不规则的并以低矮杆状物作篱笆围成,面积将近1 500 m2,长方形。其中有一个办公室,官员们在此作出政府决策,接待使节和群众。在该遗址中,也还残留有两座面积为80 m2的住宅。它们是充当训练场或兵营。在这些住宅中并没有作为普通住宅特征的实用的配套家用物品。所有其他地方都没有带排污沟的水平平台,表明是城镇居民聚会的场所。在内城中收集到的陶瓷材料比较独特。有一盛放墨汁的陶瓷器皿,平行六面体状,尺寸11.6 cm×6.4 cm,高3.1—3.3cm。磨墨的墨池基底相对于后壁是倾斜的。在这里还发现了壶状和花瓶状器物的个别残片和地砖的许多残片。数量最多的是14个圆柱形容器的残片。上部表面是平的,有时在中心部位有一个小杯或各种其他形状的孔隙。孔隙位于容器壁上。最大的容器其顶部直径达到34 cm,底部直径为33 cm,其截面呈“L”形。在壁上有一个与底部的那条大概是为了便于支撑的槽相同的隙缝。其他的容器顶部直径从18 cm到32 cm不等。其中的两个容器顶部表面上有直径达2 cm的孔隙。在4个容器的水平表面中心有1个底部修圆的杯子。1个光轮悬挂在上面。其直径为5—7 cm,高2.5—3.5 cm。有1个容器其杯子是不对称的。容器的高度为9.9~11 cm。7个杯子的壁上有孔隙,更为常见的隙缝是在水平的底部雕就的。在1个容器中隙缝雕成了图案。容器的底部直径从18~31 cm不等。其底边朝里弯或突出成小搁架状,宽1.5 cm,高1—1.5 cm,偶尔底部加厚。某些容器的内表面积满了烟尘。研究者们并没有对这类容器的用途作出最后的结论。E.V.shavkunov认为它们是一种固定器物,S.M.Tupikina则认为它们是热工装置,而V.A.Horev把它们当作加热饮料的支撑物。也可能设想这些圆柱形容器的作用是供娱乐用的移动服务台。这些容器的发现地点也支持了这种假设:在内城用作办公室的住宅中发现了10个圆柱形的容器残片.另外四个是在建筑物中有规则地摆放着。在普通住宅中类似的发现是个别的,但是用作蒸煮器的陶瓷的存量较多。如上所述,本文探讨了在叶卡特琳娜内城中若干地区发现的起因于该遗址设置目的的一组陶瓷器皿的某种规律。
  • 摘要:1.经过20世纪的考古学长期工作,对中亚广大中心地区中世纪彩色陶瓷已经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形态学、图案与纹饰、工艺过程、性质及样块组成。在古城中发掘出大量的陶瓷炉灶和完整的中世纪陶工居住区,研究了陶瓷(黏土、彩陶、釉料)制造过程中的成型、煅烧、施釉、加热方式和各种特性。同时还研究了它们的演变和艺术流派问题。经过细致研究的彩色陶瓷大多来源于撒马尔罕、塔什干、Merv,Otrara,Taraza及Ahsiketa(古Margelan)等地,对布哈拉、铁尔梅兹、Uzgenda的若干样品则研究较少。2.中亚中世纪彩色陶瓷具有典型的保守性,但其形态则多姿多彩。有的艺术图案在数世纪内基本固定不变。年代鉴别常常主要依据彩盘的颜色范围和不同的、得到认同的装饰。3.布哈拉地区或西Sogda地区的中世纪陶瓷迄今已知的只是分属于分隔开的不同时期:10~11世纪,18~19世纪。这一地区彩色陶瓷的连贯的10-19世纪的发展年代序列尚未定出。4.在Rabat-Malik(它们均为沙俄时代要塞)一处地势险峻的居住区经过考古发掘,第一次发现11~18世纪布哈拉绿洲的大型陶瓷综合作坊。该遗址位于邻近布哈拉的Kermine附近。发掘出的材料对于了解通常年代的陶瓷制作水平、布哈拉与中亚其他中心的经贸关系及在陶瓷艺术流派上的相互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5.从Rabat-Malik的11~18世纪大型陶瓷综合作坊出土的各种各样包括压制的彩色陶瓷餐具盘碟,首次进入了科学研究领域。该作坊制品之丰富反映出在这期间Rabat-Malik路旁要塞的时代特征和充满地方特色的经济情况。陶瓷及其他制品表明在11~18世纪Rabat-Malik是撒马尔罕-布哈拉交通线上最重要的交通站之一,生活十分舒适,其作用是积极的。6.通过对Rabat-Malik出土的陶瓷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发现,中世纪布哈拉绿洲的盘碟具有典型的各个时期的标志,而与中世纪中亚及北Horasana地区其他综合作坊的制品基本上没有区别。在14世纪末尤其是15世纪中亚陶瓷从绘画、选色、装饰到组成都出现了鲜明而又深远的中国影响的标志,这与中国-中亚密切互补的经贸、文化交往有关。这段时期的陶瓷,其形式、颜色范围(盛行钴颜料)、装饰及组成在中亚具有普遍性。与撒马尔罕、Merv和Nisy不同,布哈拉绿洲的陶瓷在此期间不绘有动物图案。
  • 摘要:作者2004年秋访问慈溪博物馆、上林湖、越窑青瓷研究所等,并考察了该地区古窑遗存。此行情况另有报告,本文谨就作者对上林湖研究结果的要点作一介绍。rn 1.上林湖窑遗存研究rn 此次访问正值干旱季节,湖底干燥可步行穿过直达窑址。作者能够一边走一边沿路拣拾湖床上半藏半露的越窑青瓷碎片及窑炉工具,心情之愉快实在难以形容。上林湖窑遗址属生产最优等瓷器的古越窑。环湖地区古窑址有80~100座,在9-10世纪间使用,按窑壁及窑底遗存判断为龙窑。根据窑炉特性,烧制青瓷时可能使用了中性焰。所产青瓷大多呈琥珀色,偶见蓝色者,即是秘色青瓷也。其最上乘者以龙泉青瓷著称。作者在上林湖文保处看到玻璃橱中展示出一块越窑青瓷碎片,原料为淡黄褐色黏土,其上覆盖有2 mm青瓷釉。虽因烧成温度过高而导致变形,但仍显示出技艺之高超,做工之精细。正是由于深绿色青瓷釉薄层的熔化恰到好处,其呈色才得以令人赏心悦目。四五年前作者在清华大学授课时也曾来访过上林湖龙窑,但当时湖水涨满。乘舟横渡可见许多越窑青瓷碎片散布湖底,此情此景立即令作者对中国瓷器的历史及湖底瓷器的数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rn 2.关于越窑在日本的显著影响的研究rn 在日本,对越窑的历史有如下见解。该窑六朝时生产优质青瓷,为贵族所喜爱,因此生产蒸蒸日上。但至7世纪(隋唐间)时,生产又呈呆滞,只在9-10世纪(即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才得到恢复。由于运销系统已有改进,越窑瓷器于是行销天下,东至日本,西达东非。此时中国的贵族社会趋于没落而平民开始引领中华文化,但在日本以藤原家族为中心的贵族阶层正处于上升期。当时宁波与福冈(博多)间通运输。在福冈(博多)附近的太宰府(Dazaifu)遗址曾发现一些无与伦比的优质越窑秘色青瓷。越窑青瓷碎片的出土则遍及整个日本,大多发现于九州和京都(时为京城)。于是开始采用低温奈良三彩工艺(当时为日本主要工艺)仿效越窑青瓷生产了绿釉瓷器。从外形到图案仿效得精细人微。中华之美转化成了扶桑之美而为上层贵族所喜爱。但因仍为低温轴,这种绿釉瓷并没有给日本陶瓷工艺带来变革性的或者重要的影响。越窑青瓷对日本陶瓷工艺的基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之制成灰釉瓷并掌握高温烧成工艺。这些工艺至今仍在日本应用,在爱知府濑户及其附近出土的许多10至12世纪的古窑遗址中均有发现。主持发掘的名古屋大学槽崎彰二氏已就此出版了详细报告。这些古窑遗址也具有重要的建筑学上的意义,即仿效龙窑建成了单室窑。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竭力仿效越窑青瓷的一些日本名窑转而生产釉瓷并以停产告终。原因是经济条件的改变促使生产和烧成方法也发生变化。然而濒户窑以长石与木灰混合料制釉开始生产全施釉瓷在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依赖高温烧成一些瓷窑得以生产素烧瓷。可见越窑青瓷对日本陶瓷工艺的重大影响不应低估。rn 3.越窑青瓷在朝鲜半岛的影响rn 越窑青瓷也影响了朝鲜瓷器使之产生高丽青瓷——最好的朝鲜陶瓷工艺。作者对高丽青瓷的印象是:每件成品力求完美,其细致秀丽的基础是轮廓鲜明的造型艺术观念、紧张的氛围和做工的精巧,而李氏朝鲜瓷器则外形线条模糊、随意无规,有时甚至达到粗劣的地步,毫无章法可言。高丽青瓷与李氏朝鲜瓷何以存在如此天壤之别而且又在同一个国家内,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作者阅读了有关越窑青瓷资料,了解到高丽青瓷是起源于越窑青瓷,对此才有所认识。据报道,过去1件底款标明在光州制造的器皿曾被认为属新罗时代铅釉瓷。但后经小山富士雄氏仔细检查,发现实为朝鲜产青瓷,与越窑青瓷相似。这件极其珍贵的器皿当为高丽青瓷的前驱。对高丽青瓷起源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是从调查浙江余姚县上林湖边古越窑遗址开始的。事实上许多高丽青瓷与越窑青瓷十分酷似,尤其在形制和装饰图案上。高丽青瓷足圈颇大而低矮(有称其为蛇百足的),越窑青瓷亦常有此情况。两种青瓷均刻有纹线,一侧刻有成行的诸如牡丹、牡丹和纏枝、中国凤凰等,甚至细部也相似。据此并考虑到两者相距数千里,不难想象,可能是一些越窑青瓷工匠曾迁移到了朝鲜,建成越窑,并以之生产青瓷。根据主要高丽青瓷古窑遗址集中于朝鲜半岛南岸,很可能有一些移民到了全罗道,并在那里开始生产青瓷。在日本,不同类型的瓷器是从仿制越窑开始发展起来的。而在朝鲜半岛,制瓷技术的基础则植根于与中国的人员频繁交流,并在朝鲜陶瓷技术和高丽翡色青瓷中开花结果。
  • 摘要:平和窑则是漳州窑类型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漳州窑是明末清初贸易瓷的主要产地,是我国华南沿海明清时期一处重要的贸易陶瓷生产基地.在平和窑未发现之前,海外学者将漳州窑生产的瓷器称为“汕头器”(SWAT0W),日本则称青花为“吴须”、“吴州染付”;将五彩瓷称为“吴须赤绘”,都归之为“华南窑系”或产地不明;将素三彩称为“华南三彩”,日本称为“交趾陶瓷”等.但对它们的窑口归属,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未搞清楚的悬案,经文物考古部门的努力,部分谜底被解开.海外出土的大量漳州窑类型贸易瓷是平和窑产品.对照海外遗迹(特别是日本)出土的漳州窑类型陶瓷器及其历史背景,不但对陶瓷的研究,而且对于东南亚及东南亚贸易及其历史背景的研究也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 摘要:从9世纪直到20世纪中国陶瓷的大量出口影响并改变了世界的陶瓷技术。自16世纪开始,欧洲成了中国陶瓷的主要顾客。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是以中国器皿进入西方市场达到了巅峰值为标志的。向欧洲的主要出口货物来自江西景德镇,少量产自江苏宜兴。此外,福建省的一些瓷窑也有陶瓷船运。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西方鉴赏家搜集了福建陶瓷。但在某些情况下福建陶瓷并未得到认识,其中部分原因足西方缺少知识,而部分则起因于福建考古资料的匮乏。近些年来福建既在陆上也对水下沉船加强了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本文将若干沉船、考古发掘、贵族收藏室以及博物馆中以福建为来源地的陶瓷联系起来作一评述。
  • 摘要:东溪窑遗址位于福建省华安县高安镇与南靖县龙山镇一带,考古调查发现的窑址,大多建于水丰溪上游的下东溪、虾形溪的沿岸山丘,窑址堆积的分布范围约6 km2。1986年秋、1992年冬,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与华安县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对东溪窑遗址开展的考古调查,初次发现明末~清代中期的横室阶级窑窑炉遗迹。2007年初,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东溪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分别在华安县高安镇的下洋坑、马饭坑2个地点发现、揭露了3座横室阶级窑遗迹,对这二处窑址的横室阶级窑的结构、砌筑方法、装烧工艺及产品面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东溪窑考古发现的横室阶级窑,揭示了福建地区古代龙窑发展的最后形态,对研究中国古代南方窑业技术的发展与传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 摘要:明清时期根据欧洲商人的要求,中日两国陶瓷工匠,特别是中国工匠善于制造国外的器型,描绘国外的纹饰,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生产纹章瓷风靡欧洲,18世纪,各式西方纹样的瓷器纷纷涌现,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缩影。本文从西方纹章的由来进行分析,介绍了家族徽章及纹章瓷的图案、色彩。
  • 摘要:硅酸盐材料是以硅酸盐为基质的天然和人造材料,由于硅酸盐材料较耐腐蚀,能作为文物长期保存下来.硅酸盐质文物主要包括古代的陶器、瓷器、玻璃器、颜料和天然的玉石。硅酸盐材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硅酸盐质制品出现.各个世界文明中心早期都制造硅酸盐制品。中外文化、技术和贸易交流,从西汉张赛通西域后有较多的实物和文史记载。先秦以前和所谓原史时期,清楚的文学记载不多,要依靠考古学研究。某些硅酸盐质文物通过田野发掘和科技考古、探索它们的起源,并把它们放在国际环境中对比和考察,会发现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的痕迹,从中得到启示。本文仅就中国的古玻璃、古颜料、古玉和古代的釉料来源和起源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 摘要:釉砂,国外考古界称为费昂斯,是由石英砂、石灰石、碱或草木灰混在一起烧成的一种非黏土质陶瓷制品,最近,本研究对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出土的一批西周时期的料珠和料管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1)西周早期料珠为硅酸镁质玉石,主要化学组分为SiOz(含量为60%左右)和Mg0(30%左右)。白料珠的主要物相为单一的顽火辉石晶体,黑料珠则存在多种物相,有滑石和斜顽火石或滑石和利蛇纹石。有的样品表面几乎一条弥散的曲线,而新鲜断面存在有明显的顽火辉石晶体。表明此样品表面发生了晶态至U非晶态转变、非晶态包裹晶态的现象,与山西的样品类似。该类料珠因长期埋藏于地下,受墓葬气氛和地下水侵蚀等影响,外表发生很大的物理和化学变化。说明这种硅酸镁质的玉器的化学稳定性较差,这也是其被称为“料珠”,与釉砂和古玻璃容易混淆的原因之一。
  • 摘要:古陶瓷的研究中,主要的两个问题——成分与年代。有许多技术可以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具体的数据资料,帮助认识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陶、瓷的烧制年代,向来就是以器形、文饰、胎质、釉彩等直观的排比进行判断的,自从20世纪60年代,陶器的热释光测定年龄技术出现以后,才有了陶器烧制年代的数字,它们是由仪器测量所获得的结果。不言而喻,这是技术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开拓。随着我们的释光技术的发展,很自然就会把这一技术应用于瓷器的年代测定,然而,任何技术都会有自己的适应范围、改良技术、扩大应用便成了当务之急。本文正是在对瓷器年龄测定的实际操作中,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来研究和讨论。.
  • 摘要:本人主要针对浙江婺州窑出土的24块瓷片并运用电子微探针技术对其化学成分进行分析研究。这些婺州窑瓷片之间所显示出的化学成分相似性说明他们来自同一个成熟的瓷器生产地。这批样品中,大部分瓷片使用的是石灰釉。这些瓷片使用的唯一装饰手法就是他们呈现的不同色彩。而要产生不同的色彩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不同的氧化铁含量以及不同的烧成气氛。
  • 摘要:在化学成分上,浙江地区的瓷石与婺州窑瓷片的胎釉之间也有很明显的相似性。这也说明婺州窑的瓷器生产运用了浙江当地的瓷石资源。这批样品中,大部分瓷片使用的是石灰釉。在年代稍早的一些瓷片中,人们在瓷石中加入木灰和草木灰从而制成灰釉。而在年代稍晚的一些瓷片中,人们通常将木灰、草木灰和石灰石混合制成石灰碱釉。这些瓷片使用的唯一装饰手法就是它们呈现的不同色彩。而要产生不同的色彩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不同的氧化铁含量以及不同的烧成气氛。
  • 摘要:文章对1999年杭州中河南路高架公路工程工地出现的越窑残瓷碎片进行分析,发现南宋临安古城杭州发现的瓷片标本窑口众多,其中一些瓷器上的文字刻款反映出南宋初期各地烧制的瓷器其使用对象以及这类瓷器烧造的具体年代,也为对于历史文献所涉及到的古代名窑和陶瓷祭器名词的探讨提供了实物资料.
  • 摘要:瓷器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创造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继青瓷、黑瓷、白瓷、青白瓷之后,盛开的一朵奇葩,结束了元以前以单色釉为主的局面.元青花瓷器出现许多新的器型,如直径达40 cm的大盘,高度超过40 cm的大瓶、大罐,以及形形色色的高足杯等,装饰上更是展现一派崭新工艺.从迄今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青花瓷器创始于唐宋时代,至元代景德镇窑烧制成熟,元青花瓷器的突出特点,造型古朴端庄,地釉青白坚实,花纹遒劲有力,给人一种壮美之感.这一优秀瓷种在当时腺供国内社会上层使用外,大量产品作为外销瓷出口.历年来,在镇江地区的考古工作中,有幸出土了几件稀少罕见而贵重奇珍的唐代和元代肯花瓷器.这里简要作些介绍与研究,提供200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交流,请方家指正.
  • 摘要:在广西文物普查过程中,广西境内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古窑址.本研究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从8处唐宋时期的古窑址采集到的青瓷残片的胎和釉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瓷片原来的器型包括碗、盘、钵、罐等.胎的颜色多为灰色,釉的颜色多为青色、青黄或灰青.
  • 摘要:严关窑位于广西北部的兴安县以南约10km,因由湘入桂的必经古关口——严关而得名。其大宗产品为碗、盏、碟,也有壶、瓶、罐、炉等,均在龙窑中烧成,釉色有青色、酱色、黑色、乳白、月白和乳光花釉等。前些年曾对严关窑生产的广西宋瓷奇葩——乳浊花釉瓷器进行了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为了对严关窑宋代瓷器的制作工艺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本文进行了黑瓷样品的胎、釉化学组成分析、显微结构探针扫描分析、烧成温度和物理性能测定。通过较细致科学研究,从而获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结果。
  • 摘要:铜着色的颜色釉瓷器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是重要的分支之一。而高温铜绿釉在铜釉发展史中是前期产品,它最早出现于唐代的湖南长沙铜官窑和四川邛崃窑,经过宋、元代高温铜釉瓷的制作技术发展,到明、清代在景德镇创制出著名的成熟铜红釉瓷器。从不显眼的高温铜绿釉至受人喜爱的通体鲜红釉的出现有约七百年的技术试制期,其中宋、元代铜绿釉是重要一环,以前对此的科学研究还较少。为此本文收集到宋元代铜绿釉瓷残片样品共22片,其中有广西宋代永福镇县南村窑田岭窑6片、坪岭村下窑村窑5片和上林县明亮乡九龙村九龙窑3片。还有湖南宋、元代衡阳市茶市镇怡谷村怡谷窑4片和江永县允山镇玉井村玉井窑4片。本文在其中挑选了8片样品,并对它们进行了胎、釉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分析,还测定了它们的烧成温度和物理性能。通过深入研究,本文对高温铜釉的发展过程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供讨论。
  • 摘要:广西窑田岭窑在永福县城南约2 km的方家寨紧靠洛清江边,依山而建。窑田岭窑的窑炉是具有宋代特点的斜坡式龙窑和斜坡式分室龙窑两种。用小泥珠叠装简形匣钵烧成,窑田岭窑址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有关窑址记载,出土遗物无明显纪年资料佐证,仅从出土器物特征、窑具和窑炉结构等方面的情况分析,窑田岭窑烧造年代始于北宋晚期,盛于南宋,至南宋末突然废弃。本文根据作者李桦先生提供的窑田岭窑2片铜红釉和1片铜绿釉残片,进行科学研究。发现广西窑田岭窑在宋代以铜为着色元素烧制除了高温铜绿釉外,还发现烧制铜红釉,也许是偶然的试制品,但从色着、器型装饰均比长沙窑的铜红釉提高了一步。
  • 摘要:由于德陵和康陵历史上多次被盗扰,所以留存遗物不多。难能可贵的是在德陵墓道器物箱中发现了大量的青瓷罐和釉陶罐,共计272件套。其中,青瓷罐大多施淡黄釉和天青釉,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康陵出土陶瓷器物以青瓷器、釉陶器残片为多,也多属罐类和盒类。这些陶瓷罐类制品与1954年发掘的广州石马村南汉三主刘晟昭陵墓出土的青釉瓷器类型相似,这种器形在浙江越窑、湖南长沙窑也有发现,长沙五代墓葬中也有出土,是五代时期江南地区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本研究对二陵出土的部分陶瓷器物和瓦制品进行了一系列物理化学性能的测试,进而对这批陵墓出土陶瓷器物的来源、烧制工艺等进行了分析讨论。
  • 摘要:钧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窑。钧瓷采用二次施釉,故釉厚并有彩色的乳光效果和蚯蚓走泥纹。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葡萄紫等,颜色绚丽,富于变幻。现代孔家钧窑是中国钧瓷的重点生产企业,其产品在汲取传统技艺精华的同时,率先将人物、动物造型、陶艺引入到钧瓷作品中,并结合现代艺术,运用浮雕、镂空等技法,丰富了钧瓷的表现形式,为钧瓷行业的振兴和产业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产品远销国内外。为了解古钧官瓷和现代高档钧瓷的原料来源和分类关系,不同现代钧窑制作的高档钧瓷的原料来源和分类关系,从钧台窑选取古钧官瓷残片样品24个,从孔家钧窑、苗家钧窑、星航钧窑选取现代钧瓷样品15个。用NAA测试这些样品胎和釉中25种微量和痕量元素的含量,将这批NAA数据进行模糊聚类分析。对于所测试的样品,根据古钧官瓷和现代高档钧瓷胎、釉模糊聚类分析的结果,分析古钧官瓷和现代高档钧瓷胎、釉的原料来源和分类关系。
  • 摘要:为了对历代青花瓷用青料种类和来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古陶瓷科研工作者进行了三十多年科学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确定北宋、元代云南和浙江青花、明代大部分景德镇青花和清代全部青花所用青料的化学组成特征为含高锰,并确定它们是用国产钴土矿着色,此结论目前已被古陶瓷学者接受,并达成共识.在科学研究后也发现唐代和元、明代部分景德镇青花瓷还使用过低锰类青料,这类青料属何种钴矿或钴料,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争议较大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它就是明、清古籍中记载的进口回青或苏麻离青、苏泥渤青.通过近年来的深入研究,此谜才被逐渐解开,为此本文也发表几点看法,供大家讨论,以抛砖引玉.
  • 摘要:本文作者多年来对广西古窑址进行广泛调查,认为在广西青花瓷器最早出现于清代中期的芦圩窑,而大多数青花瓷窑于清代后期,几乎是在广西各地同时出现,它的工艺与当地传流无关,应是外来技术。那么它的青花色料与景德镇同时代青花料是否相关?它的制瓷技术与景德镇制瓷技术有否相依关系呢?鉴于对清代广西青花瓷器研究之需,为此,他提供了本研究中的广西东南部及南部若干窑址青花瓷器残片进行分析研究,以丰富研究视野,使之对广西陶瓷发展历史有进一步深入了解,共享中国文化、艺术和智慧的内涵。
  • 摘要:综观元、明、清、民国各朝代的古陶瓷专书却极少提到青花玲珑瓷为何物。清朱琰撰《陶说》(AD 1774)第252页上只有“宝相玲珑”四字。经傅振伦老先生注译为“此处所指系属于镂花之玲珑瓷。两面洞透,以釉糊之。透花处透明,与完全镂空不同。明隆、万间玲珑瓷盛行一时,有玲珑盖碗、玲珑笔架、玲珑香奁等”。本文作者有幸蒙瓷家朱培康先生借用清代玲珑斗彩描金小杯作非破坏性X射线衍射研究,根据数据和讨论,首先获得的清代青花玲珑斗彩细瓷以及近代青花玲珑斗彩细瓷的红彩、绿彩和金彩的结果:(1)红彩和绿彩皆属于Pb02- SiO2系彩料,是明炉或暗炉烤出的色彩。(2)金彩中无Sn02成分,排除了清末晚期进口金水所为;其中也不含汞,故不是用金汞齐绘画。因此应属于符合该时代的、用大蒜汁或动、植物胶水调金粉描成。
  • 摘要:包括印度恒河平原中部和北方Vindhyan中央地区最早的农业社会遗留物在内的早期遗址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陶器作坊中发现有与众不同的陶器,其外表面上有绳纹的痕迹。这些陶器一般称为绳纹陶器。这种绳纹通常在两种陶器上出现,即:粗糙的红陶器和黑一红陶器制品。绳纹的深度和图案表明不同遗址和不同地区的年代变化。使用惯常的和AMS放射性碳确定了包括这种陶器在内的出土文物的年代约在BC 7~8千纪。在这一方面,SantKabir Nagar区的Lahuradewa遗址及Allahabad区的Jhusi和Koldihwa遗址(均属北方邦)是最重要的遗址。与如此早期的绳纹陶器有关的文化遗存还包括凯尔特石器、骨质制品、有孔小珠、碳化了的植物群和动物群遗骸及埋柱桩的洞穴,它表明存在用木柱和用泥抹的芦苇屏板等等制成的圆形和椭圆形棚屋。植物群中最重要的证据是驯化了的稻米(Oriza sativa)。在上述恒河平原和Vindhyan高原地区的许多考古遗址都发现了早期绳纹陶器。绳纹陶器的传统在以后的不同文化时期中一直延续了好几千纪。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早期考古遗址出土的绳纹陶器也有报道,这些早期考古遗址位于印度东北地区、东南亚的泰国-柬埔寨-越南和中国的玉蟾岩(湖南道县)等与种植稻米的碳化遗存有关联的地区。在中国,某些出现这种聚合在一起的文化遗物的遗址据称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上。某些学者持有这样的意见:大约在BC 3000年随着从中国南部或与东南亚交界地区的讲扪达语人的迁移,稻米的耕作/驯化传播到了印度的恒河平原。绳纹陶器在恒河平原的存在常常被引述为这种迁移的标志。不同地区、不同地理单元和不同大陆的文化相互影响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这些相互影响留下了它们的各自的文化遗存的痕迹,包括陶瓷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互相影响的证据应该存在于相互影响的地带。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并且其痕迹应存在于整个相互作用的地带。鉴于已有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考古记录,对讲扪达语的早期农民移居的看法有必要在这一方面进行回顾。除此以外,对稻米种植的年代文化的来龙去脉以及对各自地区的陶瓷行业(特别是绳纹陶器)的比较研究可能会提供某些线索和提示。由于持有上述观点,本文目的是为了对貌似有理的迁移论进行评估,对古代稻米的种植/驯化以及绳纹陶器(在恒河平原中部和Vindhyan地区)的重要特点进行讨论,并盼望从参加本研讨会的渊博的学者那里获得更多有关他们在不同的遗址发现的类似陶器的信息。
  • 摘要:1.Fatyanovo文化在西欧地区的青铜器时代广泛流行,有绳纹制品、战斧和小口短颈圆罐一类制品。这种文化的起源可以与东波罗的海和现今乌克兰地区第聂伯河中游的战斧文化相联系。rn 2.属于Fatyanovo文化的养牛部落首次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末期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森林地带,后来定居在广阔的区域内:西至Pskovskoye湖,东至Vyatka河,北至Vologodskaya地区,南至Desna河和Oka河的上游。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外来的Fatyanovo部落最终被本地部落所同化。Fatyanovo部落留下了大量的墓地(其中80座已被挖掘)和住宅遗址(其中40处已经被挖掘)。 rn 3.所有的Fatyanovo陶器都呈圆底、薄壁状并富有几何图形装饰。本研究的目的是重现Fatyanovo部落陶器的传统制作方法,并且评估其制作水平。为此,对48处不同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约1 500件容器进行了研究。 rn 4.按照所获得的陶器的各个制作阶段,对Fatyanovo陶器传统制造方法进行重新构建:第一阶段——原料的选择,(第二阶段:原料的选取——该阶段不能实现),第三阶段——原料的处理,第四阶段——胎泥的混合,第五到第七阶段——容器的构造和模制,第八阶段——表面的机械处理,第九到第十阶段——使制品具有强度和抗水性。对容器的形状和装饰也进行了分析。rn 5.使用特殊的分析方法(电子显微镜分析、物理模型分析、与标准组的对比分析以及统计分析)有助于判定Fatyanovo陶器制造者在制作的各个阶段的技艺水平,然后使其传统方法得到重现。我们所说的容器制造技艺,指的是通过容器制造传统由师傅带徒弟的个人培训方式而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制造容器的技艺。rn 6.在研究容器的形状时,我们采用A.A.Bobrinsky教授创立的方法。从工艺和风格两个方面来研究容器的装饰。在工艺方面我们判断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以及如何将纹饰画上去。为了鉴别纹饰的风格传统,我们进行了四个层次上的构造分析:要素、形象、基本图形、构成。rn 7.结果。Fatyanovo陶器的主要原料是天然黏土,占胎泥总重量的一半。Fatyanovo陶工最常使用的是含有中等数量砂粒的红泥。这些红泥一般含有天然细砂杂质以及少量棕色铁矿石物质。Fatyanovo陶工有一种传统生产方法,即把黏土浸泡一段时间使之成湿润的状态,以便使用前接着要进行揉捏。在容器的胎泥中除了黏土外还发现有熟料(耐火黏土)、碎石和动物的粪便。根据熟料成分推测,它是由相同的Fatyanovo陶器制成的。矿物杂质被统一粉碎到不大于2.5 mm。胎泥是按照三个配方进行制备:①黏土+粪便+熟料;②黏土+粪便+碎石;③黏土+粪便+熟料+碎石。上述三种配方制得的传统陶器可以根据熟料的成分加以鉴别。 rn 8.Fatyanovo圆形容器是分几个部分用模子做成的。容器的胚体通常用两部分做成,而颈部另外制作,再用胎泥把它与容器的胚体黏在一起。部分容器的胚体是在模型容器中一步一步地做成的,而长颈部分是围绕模底成型的。容器胚体的两部分在黏合以前,用浆料把它们放在模底上拍打。用泥条做成的胎片用作制造容器的材料。用盘筑拍打工艺将它们分成两层进行:首先,容器的胚体的整个一个部分是用一层胎片做成,然后,另一层是用同样的方法添加上去。大多数Fatyanovo容器的瓶颈是用盘筑拍打法结合以盘筑模制法而制成的。rn 9.Fatyanovo陶工使用非涂覆的表面处理方法。所有容器的内外表面的处理均采用简单的抹平方法,然后外表面通常再被磨光。在干燥以后,Fatyanovo容器被直接暴露在高温火焰中烧成,多半是在篝火中烧成。rn 10.Fatyanovo陶器按其形状可以分为四种类型:①具有凸出瓶颈的圆壶;②小口短颈圆罐;③碗状无柄酒杯;④碗。最广为流传的是第一种类型的容器。当研究这些类型的容器的总比例份额时,我们试图对每一种类型的容器规定某些“标准”。最后,我们发现圆壶、小口短颈圆罐以及碗状无柄酒杯作为数量密集的一类按照其总比例份额均属于第二和第三区。由于容器是在模子内做成其后又没有变形,我们可以假定它们的总比例是由陶工使用的模子来决定。在这三种类型的容器之间的微小差别说明Fatyanovo陶工使用了相似的模子。rn 11.锯齿形的或平滑的压印工具被用来制作Fatyanovo陶器的纹饰。陶工们借助它们使容器表面留下直角或锐角痕迹。此外,一种刀形的工具常常被用来制作水平长线条,偶尔也用来刻画容器上的整个纹饰。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和加里宁地区组的Fatyanovo陶器广泛使用线条状纹饰。对Fatyanovo陶器装饰传统的分析表明,它们与绳纹制品的文化传统很接近。在莫斯科组容器中能够最突出地观察到第聂伯河中游传统的影响。rn 12.结论。Fatyanovo陶器以采用不成熟的工艺制造为特征。使用模具来制作容器胚体有助于解决结构和成形的问题。容器制作(底部、空心胚体的制成和成形)随后的问题也同时迎刃而解。
  • 摘要:陶器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系统,它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例如从它的制造、用途、形态、装饰等方面。每个特性既能够分别地又可以与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以提供关于起源、功能和某一特定的考古文化的关联的信息。本文论及陶器按形状进行分类的方法,因为正是这种方法构成了大多数传统的分类(直观的和形式化的)基础。在这个方面,辛梅里安族-锡西厄族1时代欧亚大陆的光面陶器群体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群体包括所渭的Korchanga,亦即带有凸缘的和一个圆锥形或圆柱形的颈部的、一个扩大的双锥形、圆形或梨形器身和器底狭小的无柄大容器。对其进行的分析能够使我们研究BC 6-9世纪分布在从多瑙河到高加索地区的大草原与森林大草原之间的种族间关系。可以相信,korchaga's形态学揭示了它们的比例、它们的颈部和器身扩大的程度、最大直径和高度的比例、颈部的相对高度、最大扩大处的部位、轮廓的特性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分析和多种判断标准比较的形式化方法。该方法使我们能够定量地表达大部分直观分类程序,从而不仅把定量评价方法引入到类型学而且还引入到编年学和表面等领域的研究中。为了对陶器的描述和比较制定出简单而又可行的标准,我们分析了能够标明其尺寸和指数的“核心”形状。该方法是基于陶器形状和它的各部位比例的分析。通过一种标准的、把形状进行逐点细分为构件的方法,我们得到了某一形状各个构件尺寸的原始资料,然后评估出所谓的“形式指数”。最重要的是引入了六个分类指数:相对颈高、颈径、肩部和底部的高度、底部直径以及从整体看形状的相对比值(有关的表格将在会议上提出)。详细叙述了相当简单的数学操作步骤以计算这些指数。因此,某一形状的总比值能够从容器的高度与它的最大直径之比乘以100%来算出,而相对颈高的指数是从颈高与容器的总高之比导出。所有其他的指数都有同样简单的数学表达式来得到它们的定量值。以计算出的数据为基础,我们能够把每一个被研究的容器的每个指数划分为五个等级。对由作者挖掘出的Ullu-Baganaly的Scytho-Koban墓地的陶器的研究将展示这些方法的分辨能力,并已部分地发表了。同时,对墓地出土的所有的karchaga陶器都进行了分类,按照ABobrinsky提出的方法对从陶壶到带嘴、柄的水罐进行逐个评估。然后进行了指数分类。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的程序就简化为一对对等级数的简单比较。此外,又为各种有关的等级数对建立了形貌相似程度的矩阵,它使我们能够创建一幅紧密关系的联系图。年代已确定为BC 9—5世纪的200件krchaga陶器的大型形式化大全被用作外观相似性的根据。上述对单一墓地出土的整个陶器群的形式化分析使人们不仅能够从类型学进行评估,而且还可以表示陶器形式的一定要素的年代上的演变,从而能够对墓地的所有埋葬品按年代进行排序。我们的观察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形式起源的某些特点是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沿一定的方向演变。值得注意的是,必须考虑所研究的所有陶器群的制作年代,以使该图得以正确定位。基于容器各部位比值的陶器形状的形式化分析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客观的分类方法,进行多项评判标准的对比并对挖掘出的陶器群的考古遗址的编年和文化特征加以研究。形式化分类方法在陶器类型空间分布的研究中的使用将通过若干电脑图组加以说明。
  • 摘要:陶质瓦片顶部的圆形瓦当是一种非常大宗的建筑元件和考古材料。它们给潜心研究者提供了中世纪人类活动许多方面的资料。渤海圆形瓦当装饰对于渤海圆形瓦当,我们可以按其装饰分为13大类。它们在俄罗斯滨海边区内发现:Kraskinskoye有城墙的古镇(第Ⅰ~Ⅷ类)、古代Kopytinskiy佛庙(第Ⅸ,Ⅻ类)、Abrikosovskiy佛庙(第Ⅸ,Ⅺ类)、Korsakovskiy佛庙(第Ⅻ类)和Borisovskiy佛庙(第X类)。把圆形瓦当固定到凸瓦上的方法有两种:在第一种方法中圆形瓦当单独制造,然后将它固定在瓦上,半圆形框架置于圆形瓦当的下半部。第二种方法就不需要这种框架。可以相信,第一种方法比第二种方法更加古老。只是在Kopytinskiy寺庙的圆形瓦当中我们找到了第一种方法的实例。渤海屋檐顶端瓦片圆形瓦当的主要装饰是玫瑰花状(莲花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到风凰和植物构成的复合装饰。这种装饰在Korsakovskiy寺庙中可以见到。我们认为这种装饰比其他的装饰年代都晚。Gelman E.I.提出了在俄罗斯滨海边区内发掘的佛庙的使用年代图表。渤海圆瓦当装饰的分析使该图表得到了证实(见表1)。例如在下列类型中我们确立了一些共同的特点:Ⅱ,Ⅳ,Ⅻ(最早的类型);Ⅻ,Ⅺ(中期的类型);Ⅲ,Ⅵ,Ⅹ,:Ⅻ(晚期的类型)。根据对Kraskinskoye古镇的圆形瓦当装饰的调查研究可以确定在该遗址地区挖掘出的各种文物的年代以及划分其建筑层位(最早的类型-Ⅱ,Ⅳ;中期类型-Ⅷ;晚期类型-Ⅰ,Ⅲ,Ⅵ。至于类型Ⅴ和Ⅶ则难以确定)。女真圆形瓦当装饰共有7种女真圆形瓦当装饰。这些圆形瓦当是在shayginskoye,Hikolaevskoye和Mayskoye等筑有城墙的古镇和在Ussuriysk城郊发现的。第一种:Hikolaevskoye古镇。直径为10.6-13.6 cm。环形框架的宽度为1.8—2.7 cm。这种装饰有4种形式。Shavkunov E.V.教授确定其年代为12世纪的下半叶到13世纪的前25年。第二种:Shayginskoye古镇。直径为12.1~12.5 cm。环形框架的宽度为1.9—2 cm。第三种:Mayskoye古镇。它的尺寸为11.5 cm×16.5 cm×3.4 cm。圆形瓦当上的碑文证实了它起源于契丹时代(Shavkunov E.V.)。第四种:南Ussuriyskoye古镇及Ussuriysk近郊。直径为14.2 cm。环形框架的宽度为1.7 cm。第五种:Novonikolskiy寺庙。第六、第七种:Krasnoyarovskoye古镇(SarantzevaS.E)。女真圆形瓦当上的主要装饰是antropo-和兽形面饰。只有第七种类型与众不同。在其圆形瓦当上我们能够看见一种花的图案(菊花或牡丹),但它不像在渤海圆形瓦当上的玫瑰状图案。中国学者们设想动物的口鼻是古典的图案,它是金代的典型图案。例如在金代建有围墙的古镇塔虎城(Tahuchen)(吉林松原市)1挖掘出的带有兽面装饰的圆形瓦当。其中二种装饰类型与俄罗斯滨海边区的第二种类型有共同的特征。贺云翱指出,拟人的装饰是非常罕见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这只有在东吴首府和东晋时代的建康(南京)地区才能看到。人们可以发现,在贺云翱所描述的12种瓦当装饰类型中与俄罗斯滨海边区的三种女真类型(第Ⅰ,Ⅱ,Ⅲ类型)有类似之处。Kisilev S.V.注意到,在蒙古人强大的前夕生产的所有顶端圆形瓦当不是都有珍珠框架(构成框架的不大的半球状物体)。这种型式在12世纪中叶以前还没有被采用。因此第一种类型(第二个形式)和第四种类型都属于更早的装饰。而且发掘出这些圆形瓦当的筑有城墙的古镇都属于山谷古镇。它们始于金朝。紧随其后的是第三种类型(Mayskoye有城墙的古镇也是山谷古镇)。第Ⅱ,Ⅵ和Ⅶ种类型则较晚,属于东夏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兽形装饰只是在乌苏里乌斯克的近郊(Krasnoyarovskoye和南Ussuriyskoye古镇,Novonikolskiy寺庙)发现的圆形瓦当上看到。圆形瓦当装饰的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是一项非常有前景的事。它有助于我们划分古镇地区建筑物的不同的阶段或建筑层位。它对古遗址和考古文物作出了标志。在任何情况下,圆形瓦当的装饰类型能够确定遗址的年代并反映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
  • 摘要:本文目的在于利用对陶瓷生产的工艺水平和社会经济特点进行分析所取得的结果来鉴别渤海国陶瓷交换的模式。所研究的陶瓷来自位于整个俄罗斯远东滨海边区的16个渤海遗址。渤海陶瓷可分为三种工艺类型。第一类包括手工制作的陶瓷;第二类为普通轮制陶瓷;第三类由施釉陶器(包括瓷器)组成。该三类陶瓷的工艺差别决定了每一类陶瓷在交换过程中的作用。手工制作的陶瓷所有与手工制作的陶瓷有关的明显的因素是:量少(产量有限)、标准化水平低下、低劣的工艺、在烧制轮制陶瓷的窑中没有发现靺鞨陶器,以及最后是它们的双重用途,既作为丧葬用品,而最主要的,又用作餐具。这些情况表明了传统制品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种类型的陶瓷制品在市场上不能与大量的高质量轮制容器相竞争,但是它们能够很好地作为一种在亲属之间交换的物品或者在穷乡僻壤的环境下成为一种商品。轮制非施釉陶器轮制陶器的制作技术在渤海发展得很快。渤海遗址出土了少量用慢速转轮生产的陶器容器。更多的陶瓷物品是用高速转轮生产的。现有的考古资料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渤海陶器生产者们只用了一个短的时间就采用了这一重要的革新——高速陶器转轮。所以形成这种印象是根据这样的事实:一方面,在滨海边区的渤海遗址没有提供存在很长的“引进消化”阶段的证据(如可能产生的试生产的废品);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在靺鞨陶瓷生产中(在渤海以前)没有使用转动装置的传统。根据机械史和工艺史的研究,包括涉及的考古资料的研究,引进某种发明创造往往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并受到来自某些有关习惯的影响(Torrence,Van derLeeuw 1989:3,5)。因此,看来有理由推断:我们还应该发掘那些靺鞨富有革新精神的陶工对新技术进行实验的遗址。我们必须记住,某些靺鞨部落与高句丽有长期的关系,而其他靺鞨人生活在中国唐朝管辖下。我们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对靺鞨人采用高速制陶转轮产生促进作用。此外,高速转轮可能被发明者本身——高句丽陶工们——自行传播开来,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变成了靺鞨居民。无论何种情况,类似的这种改进都有助于使靺鞨陶器制造发展成为一种先进的手工艺行业。根据有关的少量容器的统计资料以及在选定遗址中发现的窑炉的数量和能力,即使对陶瓷工业能力作出中等的估计也表明居民对陶瓷货物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尽管滨海边区存在着气候条件的季节性变化的影响,但这种需求仍然保证了陶器贸易的稳定性。陶瓷货物是以什么方式参与交换过程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考虑到渤海没有自己的货币制度,而中国的钱币对渤海的国内贸易意义不大。所以,最有可能是,陶瓷货物是通过物物交换来周转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资料表明存在一地到另一地的陶瓷商品的物物交换。此外,只有五六种渤海陶瓷容器便于货物交易,但它们不是最广泛的品种。然而,我们不能排除把陶瓷容器作为其他商品的一种载体,把商品从遥远的地方带进来或销售到那里去。施釉陶器和瓷器在滨海边区的渤海遗址发掘的施釉陶瓷制品分成两个工艺大类:软的铅釉和硬的长石釉。第一类的制品施以单色釉和多色釉(三彩)。三彩釉制品源自中国,在唐朝时期得到最广泛的流行,成为驰名世界的产品。此后在不同的时期,日本和辽国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三彩制品。渤海国,正如取自渤海遗址的样品与中国三彩相比较的分析结果所表明的那样(霍玉桃等,ISAC’02,P.97),也生产铅釉陶瓷。渤海遗址的长石釉制品和瓷器是从中国唐朝浙江省的越窑、河北的定窑和邢窑以及湖南省的长沙窑引进的。在施釉陶瓷制品方面,在渤海内或渤海与邻近的中国之间是如何进行商业互动的?即使这些货物被运到相当远的距离以外,货币仍然没有在施釉陶瓷或瓷器交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尽管在滨海边区的渤海遗址中出现了一些硬币。物物交换仍然是贸易的最普遍的形式。在渤海国本身终结之前,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中,渤海的物物交换的方式似乎一直保持着。结论所有这三种工艺大类的陶瓷都可能给予人们这样的印象:在缺乏渤海自己的货币制度以及中国硬币在渤海并不起多大作用的情况下,它们都曾经平等地参与物物交换过程。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陶瓷的具体用途、考古学的背景、特定的工艺条件,同时估计到渤海人对不同陶瓷制品存在普遍需求的情况,那么,可以认为渤海国的交换活动模式当更为错综复杂。
  • 摘要:在滨海地区存在大量靺鞨文化遗址:AD 5-7世纪的遗址、AD 7-10世纪的渤海遗址(渤海是由粟末靺鞨部建立的)和AD 9—12世纪的遗址.所有这些遗址都发掘出靺鞨陶瓷容器.通过对其表面处理的分析,可以确定靺鞨遗址出土陶瓷的年代和地区特征.靺鞨陶瓷容器的表面处理包括拍打、抹平、磨光和涂绘.实施这些操作的次序有几种方法.通常,容器先经过拍打,然后再抹平或磨光。研究发现,不同时期的靺鞨陶瓷具有各种不同的表面处理特征。各种表面处理应用的独特性,采用或不采用某些类型的表面处理,成为包括靺鞨陶瓷在内的滨海地区各类遗址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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