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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

“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0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0-08-09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会议文集：“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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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清朝统治中国的成功及其特色，长期以来为人关注，近十几年来由于美国学者罗斯基与何炳棣的论战以及“新清史”的形成，更使这一课题受人重视。究竟如何看待清朝，需要为清朝的历史重新定位。窃意不可囿于汉族本位与满族中心的看法，对于清朝而言，建立维护国家存在的统治秩序才是目的，民族利益兼顾国家利益，或许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问题，有助于认识更加客观。
  • 摘要：本文旨在从“攘夷”的心理层而揭示不同文化接触时的紧张状态。清朝最大的“攘夷”事件无疑是义和团事件；本文拟以发生在义和团事件爆发前夜的山东曹州教案、即墨事什和袭击信差事件为考察对象。这三个事件都与德国占领胶州湾有关。通过考察，应能看出“攘夷”心理与义和团事件的联系。这些事件标志着攘夷运动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即已经越过教案而开始成为全面排外的运动。
  • 摘要：李岩的故事是说，李岩是一位来自札县的汉族士人,他作为造反者李白成的谋士并帮助他推翻明朝，但最终被李白成所杀。从1644年起到现在，许多历史学家接受了李岩的故事。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史学家认为这一故事是明未清初小说家言，没有可靠的史实依据。2004年，在河南省博爱县府村发现的《李氏家谱》，可以帮助解开这一366年的迷案。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可知，故事中的李岩是一个“复合”人物，他的身份和活动是由当时以及更早时期的许多历史和传奇人物的片断构成。清代史学家接受这一故事，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它帮助将清朝解释为一个精英统治和改革主义的、合法的中国政体。
  • 摘要：“新清史”作为一个学派，是由美国学术界提出和形成的，对于很多中国学者来说，要理解这个学派，还是或多或少需要借助翻译。而目前学术著作的翻译又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翻译从来都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包括对许多学术术语的理解，而其中的有些学术术语在理论阐述中则切关要害，由于翻译的误读，往往便成为争论的导火索。对于“新清史”这样的舶来品，正确的理解是进行评判的前提，因此目前翻译中的混乱情况，是有必要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大问题。本文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具体译文为例，探讨翻译中出现的诸多硬伤。第二部分结合译文中出现的一些词语，讨论“国家”、“种族性”、“共时性”等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的理解、使用，以及在“新清史”中起到的特定作用等问题。
  • 摘要：清人的文集或朝鲜使臣的《燕行录》记载北京庙会繁荣景象，但要了解清朝利用庙会来怀柔蒙古的政策，则须参考清代档案才能看到深刻意涵。清朝修建北京藏传佛教各有不同的作用，有些作属重要的宗教场所；有些则规则为市集性质。黄寺和黑寺为达赖班禅臣每年朝贡皇帝时居住的场所，每年正月这雨座寺院与雍和宫持续活络的宗教活动。rn 更重要的是寺院附近的外馆喀尔喀蒙古王公朝观驻场所在，皇帝允许他们携带货品来贸易，成为一年一度的市集。据北京碑刻资料记载，蒙古王公将土仪寄存在附近的栈房，栈房的范围相当广。清朝规划安定门以北一大区域，东至安定门大道，西至黄寺西村、北至土城、南至关厢，用来作为栈房和商铺区，成为库伦和北京长程贸易的终点。民国年间农商部档案提到外馆杂货行商会因中俄蒙交涉案，旅蒙贸易者被抢掠至有数十家之多，资产损失数百万。又因贸易量增加，这些商号多达一百多家，贸易额达数百万两。从近史所档案可发现北京贩售西北物资的商铺，扩大为外馆杂货行商会，到民国十三年又改为外馆商帮协会。rn 相对来说，内城的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的定期市集，从清初到清末都维持两天，而商权局限在院内。清末寺院附近的街道发展成为商业区，寺院本身的市集却沦为日常生活的货品。此是皇帝的官房分布在寺院周围，民众出租或购置官房，商铺聚集发展成商业区之故。其次，隆福寺附近设立多出官仓，而出现碾米的碓房，这也可看出清朝所规划市集结合了商业与粮食供应。雍和宫附近有许多官房，成为制作佛像重要场所，且印经事业发达，可以看出清朝提供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如Johan Elverskog所说十八世纪的清帝是天命的转轮王，北京俨然成为新的宗教中心。
  • 摘要：礼乐祀典，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也不例外。其中的帝土庙祭专指对历代圣帝明王以及配飨名臣的祭祀。有清一代，帝王庙祭与天神、地祗、太岁、朝日、夕月、先农、先蚕并列为中祀，成为国家常规祭礼之一。考察清代有关帝王庙祭的渊源及其具体情形，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内涵，对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 摘要：在17世纪以来形成的各种近代知识里，人种／种族知识(racialknowledge)的生产／再生产由于与传递偏见和仇恨的人种主义/种族主义(racism)形影不离，长期以来很少有学者问津。上世纪末，学界突然兴起了对以往人种知识的研究热，各种关于近代人种知识的著述纷纷问世，这些著作不仅揭露了近代“没有人种的人种主义”的虚构性，而且还揭示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种歧视现象的普遍性。rn 在人种研究热下，中国历史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在众多的研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冯客(Frank Dikotter)的《近代中国的人种话语》一书。rn 回顾中国历史，尽管从汉籍中不难找出很多关于人种的叙述，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知识空间里出现的近代人种叙述有着清晰的来历:裔出欧美，转译日本。本文在此借助普及近代知识的重要工具——教科书来检验肤色的等级化/差异化——“近代人种知识”在东亚世界是如何内在化的问题?当19世纪末和20世纪之交各种西方人种知识直接或间接传入中国后，哪些知识最后变成了公共知识(public/official knowledge)?
  • 摘要：近代以来，民众身体在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过程中，同时也在经历着身体的“国家化”和“纪律化”。对于这一过程，已有学者从政治、战争、法律、社会生活以及现代医疗技术和规范等多个方面对身体如何日渐被国家权力掌控和规训做了颇为深入的探讨，但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对身体的近代化所做的探讨，在中国史研究中，至今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rn 本文从卫生防疫一隅，考察了从传统到近代，卫生防疫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是如何借助科学的“卫生”话语合法实现对国民的身体干预和控制，以及这样的干预和控制又是如何被接受的。本文认为，引入西方的现代经验，为了卫生防疫，而甘愿让国民的身体套上种种的束缚，尽管不无外在的压力，但总体上无疑是中国100多年的那士绅精英为追求国家和国民现代化而做出的主动而自觉的选择。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危局中，他们其实没有多少机会和时间容他们去细致地思考这种在以卫生防疫名义下的身体监控和束缚背后的权力关系，这样的束缚和监控对当时的卫生防疫是否最有紧要而有益的策略和方法，以及在官府日渐广泛而强大地获得更为具体而细致的权力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地避免弱势民众的利益少受侵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简捷和便利推行，而只好将复杂的情势化约为维护主权以及追求文明和现代化等简捷问题。这样的化约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以及我们的历史研究中继续上演，于是复杂的历史现象往往被简化为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的矛盾冲突，那些弱势群体基于自身权利而提出合理诉求，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被斥之为愚昧、保守和落后。沿袭日久，以至我们今天已差不多要将化约而逻辑化的脉络、图景视为历史的本然了。
  • 摘要：从满人的主体性视角出发。探讨其有清一代的“中国认同”问题，对于避免极端强调清朝的“满族性”或“汉化”的两重偏向，可能都有裨益，因为满人在认同“中国”的同时，也以一种持续的满族意识自觉地再造了“中国”，发展了“中国性”。rn 在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不仅有一个形成和强化的过程，而且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以后的清末，尤其足在部分最具新知的满族官员和留日满族旗人当中，还曾出现过从认同“专制中国”到追求一体性民族困家的“立宪中国”之重要转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满人基于对现代民族和国家观念的敏感认知，还认定中国不能为某一族人所独占，甚至率先强调，构成当时中国“主权”拥有者的满汉蒙回藏各族人，已经成为“异种族同民族”的共同体，这比抗战时期顾颉刚和蒋介石关于“中华民族”的有关论断，起码要早30余年，从而成为后者思想的某种先导。rn 在清代，满人“中国认同”的强化与西方势力东来也不无关联，而这一认同与其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关系问题，更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粗略分析。
  • 摘要：一部《大义觉迷录》，不仅在当时掀起绝大的政治风波。至今日依然成为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象，而且歧见纷呈。这些研究，以其视角的多样化，不断地深化、拓展、丰富了读者对这一事件的了解与认识，却朱曾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探讨，又忽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贯穿其中的火异论(含灾异观、祥瑞观)及其所体现的天命论思想。如果将以上多种视角统合起来，并将其纳入天命论的框架之中，则《大义觉迷录》这部所谓的千古奇书，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融华夷观、君臣观、正统观、灾祥观以及有关养民、察吏、明刑、封建、井田、科举、乡约、教化等各方面认识于一炉的崭新的儒学体系，或可称作清代的新儒学体系。此一体系，就其内容来说，并不仅仅是对程朱理学的维系，而包含着诸多批判与改造；就其成冈而论，又非单纯的“汉化”或“满化”所能解释，而是特定历史时期两者之冲突、纠结与糅合的产物；就其政治功能而言，则不仅足适应于中原汉人文化区的地方性话语，而实际上成为覆盖满、汉、藏、蒙、回等各族群地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或者准确地说，构成了以清代新儒学为丰导的各民族文化多样化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这样一种创于满人之于的以天命论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将其倡导者自觉地纳入到中华文化的系谱之中，成为代代相续之中华正统王朝的一员。
  • 摘要：后代史家的正统观大多依循朱熹的看法，尤其民俗思想的正统观在元明间最居重要地位。元相脱脱分修辽金宋三史，各系年号，杨维桢即上书反对，强调宋是正统所在道统所系。明儒方孝孺亦以民族思想解释正统。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明遗老的民族思想益炽。王夫之虽对宋代正统统论颇持异议,但捧斥异族的观点却更趋极端。此一观点,到康雍乾盛世时，逐渐改变，部分史学者渐改从另一价值角度去审视传统的正统观，并提出新的正统观。淩廷堪就是在乾嘉间受受同辈推崇的史学者。本文即拟探讨他的正统观，并与清官方之正统观相较，兼述当时知识界的态度，以期掌握凌氏正统观在思想史上所可能具有的创新意义。
  • 摘要：升允(1858-1931)，是清民初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一生，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一个热心洋务，颇有政声的封疆大吏；后期则是四处奔走，矢志复辟清朝的遗老。关于他的评价，学界一直将其定性为晚清遗老，政治上顽固反动的复辟派。但是，辛亥后直至徐世昌下台的十年间，复辟清室的活动一直暗潮汹涌，参与其间者形形色色，无虑数十百人。其动机、做法各不相同，不应一概而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所称的“四个申包胥”善耆、溥伟、升允和铁良。善耆、溥伟和铁良均出身满州族，或为王室，或为大臣，清室之亡，与他们有切肤之痛，关系身家运命，其兴复清室，理所宜然。升允则有不同，他出身蒙古，虽官至巡抚总督，但辛亥时已经被免官赋闲两年余，宜乎超然顺变。乃竟置家人安危于不顾，主动请缨，与民军鏖战数月，直至清室退位诏下仍不肯罢兵。军事不成，遂潜往平凉、西宁、阿拉善，出戈壁而远赴库伦，“走万里绝域”。其初衷是想利用自己的出身蒙古察哈尔部这一民族身份，取得内外蒙古各部贵族的支持。为此曾先后致书上尔扈特郡王帕拉塔、亲王那彦图、公博迪苏、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无不强调自己“蒙古世仆”的民族身份，但“所谋辄阻”。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蒙古民族身份认同，并非基于文化和共同情感，而是迫于“关内之计拙”的现实需要，实现其“与俄、蒙协约”，“欲借俄、蒙之兵以讨袁世凯”的目的。为此，他连发三道檄文讨袁。尽管他在致友人信中重复着外蒙古包格德(博克多)汗“有大清在我不敢背。今之自立者，对袁世凯也，非忘清室也。清如复兴．我乃听命”的说辞，然而，现实是库伦独立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清室支配。双方的目标截然相反。因此最终也只能足痛感“北来之非计”，一事无成。求助俄蒙无望，他转而致函日本国政府，期望能借日奉之力兴复清室。并在日人宫岛大八的帮助下登陆日本，滞留年余。正是在此期间，他与罗振玉相识，并与善耆、溥伟、铁良等宗社党人走到了一起。这一举动再度证实，尽管他出身蒙古，但经过二百余年共同生活，与满洲旗人在文化和情感上已无二致。为了复兴故国，不惜求助外国势力。尽管艰难竭蹶，但其“志气弥厉”，为复辟一直奔走到暮年。他的精神动力何在?恐怕还应从他的精神世界加以解读。他服膺儒家的“君父之教”，对于民主共和、平权自由之说绝不认同。哪怕是君主立宪也不接受，为此不惜辞去高官厚禄。他的复辟实践，不是出自一般意义上的功名利禄等切身利益，而是出自政治理想。这就使他与其他的复辟派划出了明显界限。尽管这一理想因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而屡遭碰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弃置不顾，舍此将无以解读他的内心和行为世界。rn 从一个被异族征服的蒙古族后裔到一个无比坚定地维护征服者民族的朝廷(国家)的孤臣，他跨越的不仅仅是时悠远光和民族界限，更有由蒙古→满州→汉文化的鸿沟。作为一个八旗蒙古的代表，他体现着这一枝蒙古族裔山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包括政治上的国家认同这一历史进程。
  • 摘要：传统的欧洲知识分子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就像法国、德国或英国那样拥有自己的历史，而不只是个简单的过去。为什么19世纪和20世纪的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是没有变化的，认为中国存在于一个在时间潮流之外的地方，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科学革命，没有启蒙运动，没自工业革命。正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著名言论，中国是一个陷于“永久停滞”的国家。那些史学家对于中国这种不变的性质存有分歧，但是，他们几乎都认为中国缺乏必要的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来实现所谓进步和现代化。跟着这种想法，最终是在西方列强到来后，中国才开始了这一进程，它被动地从长达数世纪的蛰伏中苏醒过来，卷入到了世界事务的洪流中，也只有在那以后，中国才登上了真正历史的舞台。20世纪初的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派的基本假定是，所谓“中国”和“中国性”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由各种人们、各种思想，以及技术的结合所导致的结果，也是非常容易发生变化的，特别有弹性的历史建构。人们之所以难以接受这种历史阐释，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观点与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主流论述是不一致的，尤其是与大一统的、永恒不变的中国传统思想相冲突。不论是学术著述还是通俗历史读物，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陈寅格等人的论述都不符合一种更为简化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方法论。通过仔细研究清朝统治下的独特的内陆亚洲地区，新清史寻求的是回归到以前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所建构起来的历史多样性和偶然性的学术话语中。而且，新清史想把学术探讨延伸到与身份认同、民族主义、边疆和帝制等相关的领域，目的是想把满洲统治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视角中，并把清国帝制史研究与世界其他帝制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 摘要：在清史研究中，政治史研究一直足重点领域之一，它涉及范围广，包括制度、政策、边疆、民族、事件、人物、外交等诸多方面。近年来，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推动下，政治史研究的步伐明显加快，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出现了一批新成果。与此同时，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多学科研究交叉渗透、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中青年学者迅速崛起的大环境下，传统政治史在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乃至学术观点等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对研究状况作一总结与前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话题。满族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八旗不仅是清朝军队的核心部分，也是满族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基于此种关系，八旗研究在清朝政治史中据有重要地位，是很自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专注于八旗史研究的学者虽然不多，却是相当国际化的群体，除中国大陆与台湾，国际间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日本和美国学者。本文试就八旗研究的现状、未来发展以及如何回应美国新清史等问题，提出几点浅见。
  • 摘要：清初，是谣言与野史盛行于世的时代，二者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两种主要社会传闻渠道。可以说，谣言的制造与流行、野史的修纂与传播，既是时局动荡的产物，又是加剧动荡的催化剂。尤其，对统治者而言，谣言和野史的流行不仅加重了民间百姓困扰惶惑、疑惧不安的心理，而且容易为政治异己力量所利用，成为破坏其政治形象，进而煽动叛逆，危及统治安全的毒素。杜遏谣言，整顿人心，遏制野史的修纂与传播也就成为清初君主统治决策的重要内容。研究谣言、野史等清初社会传闻不仅有助于反映顺治、康熙两朝借助皇权应对、引导和控制社会传闻的努力，而且有益于展现清初君主树立统治权威、塑造政治形象、加强皇权控制的政治进程。
  • 摘要：日本歧阜县师范学校教师铃木重远在1878年(明治11年)为同校两名教师编写的中国史教科书《支那史略》而撰写的序言中，批评在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的风潮中，时人喜新厌旧，争读万国史而对中国历史“疏然无视”。认为一个通达之士在重新交(西洋)的同时不应该轻旧识(中国)。铃木重远虽然名不见经传，但他和在江户时代熟读儒家经典的许多日本知识人一样。亲身经历了明治初期急风暴雨式的欧化浪潮，他们目睹明治维新后英文取代汉文、西学取代儒学而成为人们趋而鹜之的显学。铃木抨击时人喜新厌旧，字里行间透溢出这位老学究的失落之感。rn 其实，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并不像铃木所说的那样对中国历史“疏然无视”。在幕府时期，只有武士阶层的子弟才有机会习读《左传》《史记》等中国史籍，明治以后，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普及，平民百姓的子弟也有了学习中国历史的机会。讲授中国历史的“支那史”和日本史、万国史一起成为中小学生的历史必修课目。就笔者接触的资料而言，从1872年(明治5年)由文部省编纂出版的近代日木第一部中国史教科书《史略》(支那)篇的问世到明治末年，日本出版了许多支那史教科书.1895年东洋史取代支那史而成为日本中学历史科目之后，一时间东洋史教科书充斥坊间，其中有不少在清末被介绍到中国。比较为人们熟知的有珂通世用汉文编写的《支那通史》，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的《支那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以及桑原鹭藏的《中等东洋史》等。其中桑原的教科书中译本版本最多，影响也最大。rn 对笔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明治以后日本人是否在继续学习中国历史，也不是当时出版了多少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而是日本社会在经历了由锁国到“文明开化”的巨变之后，是如何对中国进行重新表述的?换言之，刚刚跨入近代的日本是如何重新认识曾经在文化上给日本带来全面影响的中国的?“支那”、“东洋”概念在教科书中具有何种含义?明治时期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传递了何种知识?教科书的中国叙述与其产生的社会政治语境之间有着何种关联?本文将通过明治时期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文本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回答。
  • 摘要：本文提出宋明道学到王船山那里，心性才与实际的政治操作真正紧密地内在关联起来，并有效地解释实际的历史。本文以船山经学与史论为中心来讨论此点。rn 第一部分讨论其《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等经解将心性与政治实践的关联落实于“志”、“量”、“识”，以及“心有广大深远之术”。志是“心之所之”，“其位有定向，其体可执持”，持志在于一于善不可易。持志是政治之大本，政治是有所坚持，坚持是基于天赋予人之性之善。心之所规就有量与之并生并育，量有“善量”、“大人之心量”，“涵天下之最”。识是识见，必有其识而后有其量，量因于志。志、量、识三个合在一起才是船山心性之学完整的落实。船山认为心本有无穷之术，广术则在学问思辨、格物穷理之事。接下来讨论他将其经解中的“志”、“量”、“识”以及心术观贯穿于其晚岁所著史论《读通鉴论》、《宋论》的具体政治史的分析之中。rn 第二部分则讨论心性之学落实于政治的实践者“大臣”身上，并讨论“大臣之道”.船山以大臣之难得，是与其对历史上“功名之士”、“直谏之臣”、“意气之士”、“清高之士’，、“疏庸之士”、“游士”等各种士的辨析与批评联在一起的。rn 本文最后一部分会探讨船山在其经学、史论中对于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的思考与其本人在南明永历王朝的刻骨铭心的政治经验之间具有血肉般的关联。而船山去世一百多年后被晚清曾国藩、郭窝燕、左宗棠，维新派谭嗣同、梁启超，革命党章太炎，共产党人毛泽东等以不同的方式运用，这说明船山所提出的问题还未解决，船山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所以会被一次次提起。rn 本文提出船山所解释的心性能否在今天成为政治哲学、原理性的高度?心性，在心上下工夫，政治的最精微处，这一谈论政治的方式在现代政治中己罕见，这恰恰暴露出现代谈沦政治的方式反而是简单而粗暴的，缺少传统的细致耐心。重新回到这一方式，才有可能审视现代政治中根本的缺失。本文同时第一次提出“经学政治学”、“历史政治学”之议题。
  • 摘要：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学习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主要通过三种古典派经济学初级读物的汉译本，但其关心的首先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世界主义暗合变法的理论支柱即公羊派的奋秋三世说。这种“附会”式态度，与幕末明治之交同样通过该三种初级读物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本文试图通过对该三种读物翻译过程的比较，探讨清末中国吸收political economy的特征。
  • 摘要：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利用秘密社会的文书，特别是袍哥的“圣经”-《海底》，考察他们的秘密语言(包括隐语和暗号)，以揭示他们的政治思想、身份、以及行为，观察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怎样创造了一个特殊的语言，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这个语言成为帮助其组织及其成员的生存的工具。《海底》其实也是袍哥的历史，是他们自己声音的表达，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认为是J．斯各特(James Scott)所说的“隐藏的文书”(hidden transcripts)，即那些显示“下层集团政治”(subordinate group politics)的文字。或者如R．古哈(Ranajit Guha)在研究庶民史时所界定的“历史的微声”(small voice of history)。在分析“隐藏的文书”或“历史的微声”时，我们可以发现“下层社会集团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袍哥的秘密语言与教规是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反映，是清代次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在研究他们的语言及其文本时，我们不必像斯皮瓦克所认为的“庶民不能发声”(the subaltem cannot speak)那样悲观。就袍哥而言，我们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书规则中找到他们的声音，揭示他们的活动，为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组织、成员、内外关系、以及政治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
  • 摘要：汉奸是中华民族中最不为民族和国家所包容的成份，以往学界在讨论汉奸问题时对汉奸一词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缺乏深入了解，造成研究上的诸多不足。本文在分析评述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汉奸一词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同时对汉奸一词所附载的思想文化观念及丰富的历史信息进行了初步探索。
  • 摘要：本文尝试从理论反思和历史实践两方面,描述出前国家社会组织的演变轨迹，分析民族的起源与国家形成的关系。认为从民族到国家的历程体现为：在氏族、部落向部落联盟和原生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超越部落身份的原生民族出现了：在部落联盟和原生国家向部落集团和次生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导致了超越不同原生民族的亚原生民族形成；在国家形式向王朝和帝国的过渡中，亚原生民族通过民族的聚合过程，实现新民族的诞生。并通过这一前国家社会的演变轨迹的认识，探寻“满洲”从民族到国家的演变历程，揭示“满洲”的内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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