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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0
  • 召开地：福建武夷山
  • 出版时间： 2010-08-27

主办单位：中国古代散文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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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01条结果
  • 摘要：清代汪森辑录的《粤西文载》收集了广西自秦汉至明末的各体文章七十五卷，内容极其丰富。汪森搜辑非常勤奋，“搜阅历代史及诸家文集并类书小说，不下二千余种”(((粤西文载》序)。该丛书把祠庙碑文辑成一类，共四卷，这些祠庙碑文不仅记载了古代广西诸多历史事件，反映了某些时期的民俗文化，具有很高的史学、民俗学价值，还因其创作者多是文人士大夫，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 摘要：民国二年(1913)葛氏刻本《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五,收有金农行书尺牍一册,今为《续修四库全书》第1088册影印.作者葛嗣澎记曰:"清金农行书尺牍册,笺纸本,凡十一通,附汪士慎、陈章各一通,高低阔狭不等."金农(1687-1764),字寿门,又字司农,号冬心先生等,浙江钱塘人,精于诗、画、书、印,为"扬州八怪"之一.凡十一通涉及金农的性格、生活、创作和交游,以前未见整理,今连同附录汪士慎、陈章各一通,初加点校考释.rn 今检金农《冬心先生集》、《续集》、《拾遗》、《三体诗》，汪士慎《巢林集》，陈章《孟晋斋集》，均不见与该册内容相关之记录，此册可补文献之胭。金农书札所涉，如曾寓住桐乡，与施安、程振华、汪庭坚过从甚密，除餐画卖灯外还曾经营笔墨等，不见相关研究成果著录，这表明此十一通书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可资对金农全面深入之研究。
  • 摘要："法"和"神"是唐宋派论文最常用的两个术语.在其理论体系中,"法"的重要性自不必言,"神"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郭绍虞先生概括唐宋派的古文思想,称其"所重在神明;神明亦不可见,于是于开阖顺逆求之,于经纬错综求之,由有定以进窥无定,于是可以出新意于绳墨之馀".此诚确见卓识.然尚需进一步详尽辨析,才能对其所谓"法"与"神"有真切感受,并窥见其古文思想之进路.王慎中论文平实，多论“义法”而鲜言“神”。rn 王慎中之所以对曾巩的文章情有独钟，固然是由于他认为曾文能“发挥乎道德”而“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从文章自身特征的角度而言，最能吸引他的，则是曾氏雅正、醇厚的文风及其不背于古人的创作法度。义、法并重，正是王慎中古文理论最突出的特征。rn 唐顺之论文强调“神明变化”，于“法”亦独有所得。的特征。唐顺之的“本色论”有明显的颠覆法度的倾向，但事实上他却是极其重视文章法度的。唐顺之论文章结构，最大的特点是强调篇章布局要富于变化。rn 茅坤论文喜谈法，而“神理”、“神解”、“风神”诸语则最能体现其古文思想的特色。的问题，而茅坤真正关注的却是作为文学文本的《史记》，及其“天动神解，洞窍擢髓”的艺术效果。茅坤此种古文思想同样体现于具体的文章批评中。rn 在唐宋派诸人的批评话语中，“法”与“神”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王慎中言“义法”，极力推崇曾巩，是因为曾文既能“发挥乎道德”，又具有雅正、醇厚之文风，并且有着严整、稳实的行文法度。唐顺之言“无法之法”，言“神明变化”，推许韩、柳、欧、苏，主要是看重其错综变化而浑然天成的行文风格。茅坤言“神理”，言“风神”，最推崇司马迁和欧阳修，是因为在茅坤看来，只有他们二人的文章，既能裁剪得法，又有慷慨、俊逸之风神。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了唐宋派文学思想从“重道”到“重文”的整体演变过程;同时也表明，唐宋派作家对古文的体认，从内容到法度，再到艺术风格，经历了一个逐层深人的过程。其中，他们的“法度”理论，以及大量细致而精到的评点文字，表明明清时期的古文理论正不断向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为桐城派高度细密的文法理论的形成作好充分的准备。
  • 摘要：屠隆,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别号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客.万历五年进士,曾任颍上知县和青浦令,后迁礼部主事、郎中.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为人豪放,纵情诗酒,所结交者多海内名士.rn 《清言》既以婆罗为名，表达的当是以禅释怀之意;既名清言，就摆脱了六经话语人世救世的沉重，表达的多是作者自适自娱的小趣味。对于一心救世怀才不遇的屠隆，清言的创作是消遣也是排遣。屠隆生活的时代，文人普遍重视对自我价值的体认，注重抒写个人生命独特体验，著文自娱成了主流的文艺观。创作过程便是自娱过程，如李蛰宣称:“大凡我书，皆是求以快乐自己”。这样写作就脱离了六经话语文以载道的沉重，作品的文学性得以增强。典故的运用使作品言简意丰，极简形式却容纳了极丰盈的内容。“纳须弥于芥子”，构成了极微与极著间的独特调和，达到了“片语亦重九鼎”的艺术效果。这正是禅宗思想推重的“粒沙而具万相，滴水可味大海”。
  • 摘要：明末著名学者沈际飞、钱谦益一再提醒世人注意,汤显祖除戏曲外,同时还是一位颇具成就的散文大家.汤显祖虽然以“四梦”名天下，但文章无疑属于大手笔。其文识高而思奇，情深而趣永，潇洒中见嵌崎之象，藻丽中显遒劲之骨，在明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在中晚明散文发展史上，汤显祖是从徐渭、李蛰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的创作实践不仅拓展了小品文的艺术空间，而且他那无所拘束地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无疑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潮的反映，并对公安派倡导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之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透露了晚明新文艺和小品文勃兴的曦微之光。
  • 摘要：论题之引出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嘉靖八年(1529)举进士第一,江西吉水人.按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地域划分,罗念庵乃"江右王学"后劲,梨洲"罗念庵之主静,此真阳明之的传"之论,影响至今.本文分析了“学凡三变。文亦因之”与唐顺之之关系，念庵文章观之心学视点。综念庵一生的为学经历，如何去欲根、情识、习气之牵绕，收敛提撕，证悟纯粹良知本体，始终是他毕生艰行苦志的目标。
  • 摘要：韦力先生《书楼寻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是傅璇琮和徐雁先生主编"书林清话库"中的一种,文字清雅,读后增添了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古今变迁的知识.作者足履,主要在江浙,而以江苏(南京、苏州、常熟、镇江)为详,兼及湖南、广东、山东,明清及民初以来中国东部和南部的主要藏书楼大都进入作者的视野.
  • 摘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戎马一生,创立基业,然未暇偃武修文.太宗"既灭辽举宋,即议礼制度,治历明时,缵以武功,述以文事,经国规模,至是始定".熙宗少年时期就向慕华风,以燕人韩昉为老师,学习汉族文化,并能自为诗赋.他继承太宗朝的文治政策,推进女真族的文化进步,在兴学、科举等方面都有新的成绩.可惜晚年嗜酒妄杀,朝廷一片风声鹤唳,文事也萧条沉潜.rn 金朝十分重视对汉族文化的学习，统治阶级在攻伐的同时不仅注意收罗宋朝的典籍文物，对宋朝的文士也十分留意。由宋人金文士中最著名的是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施宜生等人。如果说由辽人金的文士在政坛得到了朝廷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其作品多为应用文字;那么由宋人金的文士则最终成为把持文坛的主导力量，并有文艺性篇章流传。金初还有一些在朝或在野的汉族文人以文章名世。代表作家有杨伯仁、王庭直、马定国等人。
  • 摘要：文体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有其自身发生、演变的内在因素,也与社会历史文化情境和现实需求有关,由此形成了文体研究的两种方法:内部研究将作家为构造特定的文本结构而选择的一切语言手段都划人文体研究的范围,而将心理、文化、历史、政治等角度的研究划入外部研究.rn 学记文是在集体的审美趣味中形成并具有超稳定性特征的一种特定文体，而这种审美趣味更多地源于政治制度的要求，并与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学记文的两种基本文体结构方式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前者是政府制度和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儒学教化思想和理学思想官学化控制和影响下的结果，代表着官方思想;后者则是阳明心学传播的产物和重建以朱学思想为核心的东林讲学活动的产物。两种不同的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文体表现的巨大差别，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体因素在写作中的运用，而没有根本性变化。
  • 摘要：中唐古文运动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古文的兴盛并没有能延续下去,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出现,恢复了骈文在文章领域的地位.作为晚唐著名的骈文大家,李商隐在骈文上的成就一直为人们所承认.
  • 摘要：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斐然,文、诗、词皆具极高造诣.然而,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美学思想对宋代文学发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欧阳修的古文理论散见于其诗文创作中,主要体现在一些书函杂札中.欧阳修的文论突出地呈现出一种指向创新的兼容性，这种不蝙狭、不极端，而是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理论显然更易于接受，也更为合理，正体现出宋代文学面临前代丰厚成果，努力寻求突破的积极姿态。
  • 摘要：欧阳修是中国历史上极负盛名的文人学者,除了文学、史学、经学等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之外,他的疾恶如仇和正直敢言,也受到后人的无限景仰.最能体现他这一品质的,通常认为是他的名文《与高司谏书》.但历史常常是被尘封的,真相每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rn 高若纳不是奸俊之徒。欧阳修对高若呐的抨击，非常尖锐，甚至刻薄。出发点有二，一是范仲淹被贬时，身为谏官的高若呐没有出言相救。二是高若呐不仅不明别是非，而且还在背后低消范仲淹。这两点其实都站不住脚。高若钠与景佑革新党人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与范仲淹政见不同，对范仲淹的思想、行为亦不认同，认为范仲淹被贬为饶州知州，是适度的惩罚。但他并没有在背后做什么动作，他的官太小，介人此事的实际能力很有限。说他阿附吕夷简，只不过是欧阳修的猜测而已。最后分析了欧阳修的家庭不幸与《与高司谏书》，晚年欧阳修并不以《与高司谏书》为荣。
  • 摘要：有宋一代抗金名臣李弥逊(1089-1153),字似之,自号筠溪直隐、筠溪子,谥忠肃,连江人,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以上舍魁登第,累官户部侍郎.以争和议,忤秦桧,乞归.绍兴九年(1139)二月以徽酞阁直学士出知筠州,改知漳州,绍兴十年十二月归隐连江西山以终.拙文拟就李弥逊《摘溪集》中之散文为中心，考察其在闽之宦迹，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分析了其在漳宦迹，列举了移州学复旧址并扩建以及抵御“寇攘”事件。列举了仕宦延平温陵的旁证。
  • 摘要：刘子翚(1101-1147)字彦冲,自号屏山病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镇)人.出生于其父刘耠任所熙州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少年时曾游太学,服膺二程之学.初以父荫补承务郎,辟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幕府.南渡后,通判兴化军(今福建莆田市),秩满,诏留任,以疾辞.分析了其君民相资、民归国固的理想、整伤吏治.减负宽民的设想、关心民痪，取信于民的主张。
  • 摘要：明清两代古文和八股文始终紧密纠结在一起,陈柱《中国散文史》以"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来概括明清散文的总体特征,他说:"故明清两代,实可谓为以八股为文化之时代焉.此时代之古文,实受八股之影响不少;盖无人不浸淫渐渍于八股之中,自不能不深受其陶化也."本文分析了清初对时文与古文关系的反思、时文与古文关系的倾斜以及时文与古文的沟通。自明初始，时文与古文的关系一直偏向于时文方向，古文创作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时文既然成为官方规定的科举形式，士人必须长期学习揣摩。寻求时文与古文的沟通，消减二者的对立和紧张成为明中叶以来时文家和古文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 摘要：本文论述了林雨化先生的古文观及其创作成就。简论了林雨化先生生平，重点分析了其以“真气”论为核心的古文观。林雨化认为，为文与为人是一致的，学源儒教，文有儒风，文如其人，文格即人格，文品即人品。嘉庆十一年(1806)，林雨化63岁，“自订其稿，有古文集若干篇”。今存林雨化古文初集分为上卷17篇，下卷25篇，外篇4篇，凡46篇。主要文体有:为友人诗文集作的序或“后”(即跋)，赠别友人学生的序，致友人的书，祝寿的序，墓志铭，论时政的诫、书、策，论古议今的辨、论、对、赞，以及写景叙事的记、述等。这些文章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简洁明达—要言不烦、言简意赅。
  • 摘要：近十年来,关于先秦散文综合研究的专著有六部,其共同特点是:试图突破作家作品论的框架,采用新的角度、新的理论思维、新的分析方法,对先秦散文从整体上重新审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某些问题和弊端.下面按出版时序分别评介如次.综观十年来先秦散文研究的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常森在《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等几部专著，不难发现其共同追求是，把文化研究引人文学研究，这与近三十年来大的学术趋势有关。比起三十年前以政治论文学是一个进步，比90年代前期着重于写作艺术和文本研究，也有所深化。
  • 摘要：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度.在这块土壤上,华人社会是其中一块重要的组成部分.远自18世纪末,大批的华人便从中国大陆南部一带的区域移民至此.他们基于各种的理由,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个人的因素,大批地来到了南洋岛屿扎根,并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
  • 摘要：由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福建省文学学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27日至29日在福建武夷山举行,来自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及港台学者共131人.本次会议关于散文史的宏观思考予人启迪，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异彩纷呈，关于各类文体的研究不断深入，弘扬了勇于创新的学风、扎实研究的学风和大胆批评的学风。会议“热点”主要有二:一是关于古代散文的内涵、范围、审美特征和功能问题，二是唐宋文异同问题。小组讨论以话题为中心，自由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活泼。
  • 摘要：清末民初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内容等都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文学上，王国维对历来备受鄙视的词、小说和戏曲都有深人研究，其成果引领一时风气，开拓来者门径。然而，对于古代多被轻视的骈文，王国维尽管不时创作，在著作中也几次提到，但却没有从骈文学的角度对之考镜源流，反而用了最不具备文体意义的"骈语"来代指乾嘉以来已经流传的"骈文"。这不仅让"六代之骈语"名不正从而实不归，没有促进学术界对六代骈文的研究，也让范围至今不定的"骈文"丧失了在大师手中深人研究的机会。rn 本文从骈文的角度来分析其"六代之骈语"内涵及相关问题。在理论上，王国维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为前提，不是将骈俪文局限于晋，而是将之扩大到六代;也不用"六朝人四六"，而是用"六代之骈语"来概括六朝一代之文学，体现了他自己独特的骈文思想。rn 王国维用"骈文"替换"骈语"，将"六代之骈文"放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体谱系中，是不合适的。因为文学史的发展表明:骈文其实是和散体文相对举的一种主要由对偶句组成的文章，是一种泛文体概念，而不是骚赋诗词曲赋那样的单类文体概念，两者不是一个文体层面上的文学实体。正如褚斌杰论骈体文所云:"从实地看，它并不与诗歌、辞赋、小说、戏曲等一样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与散体文相区别的一种不同表达方式。但由于它本身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特点，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所以一般地也都把它看作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体类。"将骈文和诗词曲赋并列，作为文体发展中的一环，实属不当。
  • 摘要：集句文是在集句诗、集句词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其发展的程度不高,历代的作品很少,保存到今天的更少,所以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注意.现从功能的角度,依据现有的材料进行简单的分析.《韩奕传》早期集句文具有游戏色彩，《香屑集序》精工艳丽的四六句美文，《真州看山记》是集句文实用功能的拓展。无论是与文章的其他类别相比，还是与集句家族中的集句诗、集句词甚至集句对联相比，集句文都是发展得很不充分因而影响很小的一个分支。尽管历代集句文的作品不多，其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及其所具有的一些功能，如可以调笑、可以序书、可以纪游，仍然是值得探讨的。
  • 摘要：古代散文作品的传播困境主要有狭窄的传播渠道与单一的媒介形式、“后现代”消费主义对作品传播的影响。古代散文研究的传播困境主要有缺少独立的研究范式、古代散文概念的滑动导致对外学术传播效果弱化。反对结构主义式的本体-认识论是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 摘要：陶渊明的散文,较之其诗歌而言,数量相对少一些.尽管篇幅有限,但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除了他的天赋和才华等因素之外，其作品高扬着的“人格美”、“人情美”以及对“自由意志”执着追求的“人性美”，方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陶渊明才会在我们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不仅受到我国文学界和哲学界愈来愈高的评价，而且受到西方愈来愈多的文学爱好者和哲学家的关注和外国文学界和哲学界愈来愈高的评价。
  • 摘要：江淹以人类生离死别所激起的凄伤感情为描写对象,写出了《恨赋》、《别赋》两篇不朽作品,不仅引起历来读者高度的阅读兴趣,而且也沾溉了后世的文学创作.杜甫《梦李白二首》之一:"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侧."将"死别"和"生别"两句分别对应《恨赋》和《别赋》的内容和意绪,如合符契,其受江赋的影响可见一斑.分析了江淹写《恨赋》、《别赋》的原因。江淹写诗带有很强的摹拟意识，且有高明的摹拟技巧，堪称文学史上的“摹拟秀”，这集中反映在他的组诗《杂体三十首》中，钟嵘评他“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堪为定论。《别赋》写了人间多种离别的情状和哀伤。《别赋》将方外人士及其周围人的伤感也置于人类同情的范围，则又显出了更加世俗化的倾向，是《别赋》摹写方外离别为游仙文学增加的新意义。最后论述了《恨赋》与“笔补缺陷”说。
  • 摘要：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苏轼自海南北归,(农历)十月间,晚辈友人谢民师到广州与东坡相见,并出示所作诗文请东坡指教.十一月间,东坡到了峡山寺,回信给谢民师,答复他有关文章写作的观念和方法.
  • 摘要：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长洲(今苏州市)人,自号石林居士,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调丹徒尉.官至尚书左丞.绍兴十六年(1146)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十八年卒于湖州,赠检校少保.论述了其饵盗平寇，确保一方平安祥和、致力福州城市文化景观建设、文学成就以及对福州文学生态的影响。
  • 摘要：《史记》中的《匈奴列传》虽被梁启超先生列为《史记》十大名篇之一,与《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比肩而。本文从书写的历史意识、叙事笔法等角度做进一步细致的分析.分析了《匈奴列传》书写的历史意识，历史叙事通过双时间线索的交叉存在并互为背景予以表现。春秋笔法波澜顿挫兼有情致摇曳之姿。
  • 摘要：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阶层,是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的混合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其中的精英人物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刚强正直，古人又称之为“骨鲠”，这样的大臣又称做“骨鲠之臣”。汉高祖刘邦能够从一介亭长成为开国皇帝，虚心纳谏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其大臣萧何、张良、陈平等人，也能够坦诚相待，畅所欲言。时至东汉，光武帝刘秀亦褒奖正直，崇尚骨鲤。至东汉后期，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官场黑暗。rn 第二次党锢之祸二十七年后，历史进入建安时期，当年的屠夫已经被袁绍斩尽杀绝，党锢冤案也早已平反昭雪。但士人心灵的创伤却没有抚平，骨鲤的传统也没有在岁月长河中流失。其骨鲤精神已不再体现在集体政治活动中，而更多表现在个人的行为中，或者是表现在文章里，成为“建安风骨”的一部分，流传千古。
  • 摘要：古代散文史的撰述,需要站在怎样的立场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本来不可还原的散文历史,怎样撰述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它的历史?王齐洲先生曾谈到文学史的编写,自问当用文学的方法还是历史的方法.文学的方法是审美的,可以细致地分析作品、介入感情;史学的方法则是实证,让史实说话,少作主观的判断.rn 本文探究这种折中的意见在文学史或散文史撰述上的史学和文学分寸的把握，而提出古代散文史撰述者的三种立场，以期引起关注。其一，撰述者的实录立场。其二，撰述者的评论立场。其三，撰述者的描述立场。散文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提出了发展规律研究法。其一，业已存在的方法论。其二，现行方法遭遇的散文研究状态。其三，散文史研究需要沉潜以开新。总之，古代散文史的研究需要学人沉潜其中，运用恰当的方法展示散文历史的进程，以求古代散文史研究有新的面貌。
  • 摘要：《春秋事语》是先秦记言体史书的典范,全书70％以上是记言,而且章章有议论.根据所记之言是属于事中还是属于事后,可以分作史事之言和史论之言两大类.所谓史论之言,是指某一史事结束后由当时或后世的局外人对此所作的评论.按中国史学的传统观点,它当属于史论的范畴.
  • 摘要：《中庸》既是儒学的经典之一,又是先秦诸子说理散文中的重要一篇.它以辑录孔子言论加专题论述的形式,集中而深刻地阐发儒家有关"中庸"的思想.因此,《中庸》既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最集中体现,又是先秦说理散文由语录体向专题论文体转折演变的标志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思想史意义.
  • 摘要：《渭南文集》五十卷,为陆游幼子陆子通在其父逝世十年后的嘉定十三年(1220)刊于溧阳学宫,其序文称: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第学者多未之见,今别为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rn 《渭南文集》所收文体的排列顺序依次为:表笺、札子、奏状、启、书、序、碑、记、铭、赞、记事、传、青词、疏文、祝文、劝农文、杂书、跋、墓志铭、墓表、扩记、塔铭、祭文、哀辞、致语，另附《牡丹谱》、《人蜀记》和词。这里明显将上行公文列于前，个人著述列于后;而上行公文中，又将直接呈递朝廷称贺陈谢的表笺文置于首位，从中可体会陆游的苦心所在。陆游生前官位不高，在朝廷任职时间更短，他对自己政治生涯中的这点记录还是十分珍视的。rn 表笺文是上行公文中的两类。在文学史研究者的眼里，表笺属于应用性公文，尤其是称贺陈谢的表笺文，更是歌功颂德、感恩戴德的官样文章，内容上既不足取，艺术上也属陈词滥调。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过于绝对和片面。与今天文学研究者的观念不同，对于古代作家来说，这类应用性公文，被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进退出处，直至身家性命，因而撰写态度严肃恭谨，使用文辞字斟句酌，绝不敢懈怠和敷衍。
  • 摘要：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初字洪道,号省斋居士、青原野夫,晚年自号平原老叟.吉州庐陵人(今江西吉安).祖籍郑州管城(今属河南),后徙居庐陵.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中进士,绍兴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工文词.rn 本文从内容和手法两个方面探讨周必大散文“雄深博雅”的风格特征。从内容上看周必大的散文:行文有理有据，苍劲有力，有“雄深”风貌;内容广博、文体多样，有“博雅”之风。从手法上看，周必大的散文用典繁密;文笔简练、语言流畅。典故的运用，使文章“博雅”:语言流畅，浑融贯通，自得“雄深”之旨。
  • 摘要：历来论者对词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研究比较多的是诗词之间的借鉴,也有一些学者撰文研究辞赋与词的关系,但是关于骈文对词体文学的渗透之功似尚未引起重视.骈文这种形式虽出现于六朝，但是“骈文”一词的使用却至清代才有，与之相对的是“散文”或“散体”。rn 骈文讲求辞句的对偶、藻饰的华丽、典故的运用、声律的和谐，在对偶、用典、虚字、句法等形式技巧上的探索为词体文学，尤其是慢词的创作提供了很多创作经验。历代词话常称颂周邦彦慢词风格典雅、沉郁顿挫，这除了音律上的抑扬有致外，应该还与周词的对偶、炼字以及用典有关。而对偶、炼字以及典故的运用正是骈文的典型特点。rn 通过对骈文的借鉴，慢词逐渐走向成熟。首先，宋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宋代对诗赋取士虽经过几次变更，但总体来说对诗赋还是重视的。为应付进士科举，诗赋写作成为读书人的基本功。宋代进士科考试承唐制要求作律赋，而唐宋律赋实由六朝骈赋演变而成，骈赋又是一种特殊的骈文。其次，唐宋以来侧重选拔文艺辞藻之才的博学宏词科的设置应该引起注意。博学宏词科唐代要考诗赋，宋代考四六文。再次，从整个宋代文学发展的特征来看，宋文坛上破体为文的种种尝试，越来越影响到宋代文学的面貌和发展趋向。第四，从词本身的发展来看，骈文对宋代慢词的沾溉体现了词的文人化的发展趋势。
  • 摘要：山岳游记与诗狱余悸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然则肇端于黄州的谪宦生涯,对于以兼济天下为旨的士臣"功业"而言,显然是一种自我嘲解,但若转从文学业绩观照,则无疑是苏轼在文学史上树立其千古风流典范的重要依据.
  • 摘要：世人多提唐宋诗之争,将唐宋文章合为一体,本文独主张唐宋文之争.日人内藤湖南氏以为唐代属于中古,宋代属于近古.赞同斯说,并以为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历史真实与存在,将这个被遮蔽的问题重新揭示而已.平步青《唐宋文选》按语曰"世人论古文,辄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
  • 摘要：韩愈《送董邵南序》(以下简称《送序》)又题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此文写作的时间,方成硅定为唐德宗贞元十八至十九年(802-803)间.韩愈的散文创作,笔致奇曲.过商侯在《古文评注》中就说过"唐文惟韩奇"的话,继而又说《送序》为"韩中之奇".
  • 摘要："唐宋八大家选本"是指明清时期出现的包括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内的唐宋八大家散文的合选本.这些选本曾陆续传人日本,一度成为日本人学习汉文的通用教科书;由于这个原因,在文化至大正时代百余年的历史跨度上相继出现了多种唐宋八大家选本的和刻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
  • 摘要：本文以事务文类为例，概要介绍春秋散文的四层级体类系统问题。所谓事务文类，即具有处理实际事务社会价值功能之文体。以不同事务范畴为界，将其划分为行政事务、军事事务、法律事务、礼仪事务等文系。rn 行政事务文系，指在天子行政、诸侯行事、大夫事君过程中为了实现公务与政务管理所撰写的事务类型文体，包括行政公务、专用书信、专项事务三个文族。rn 法律事务文系，指王室、公室、司法署衙及其官员所撰写的处理或涉及法律事务的事务类文系，包括法规、司法、诉辩、契据四个文族。rn 礼仪事务文系，指在长期礼仪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约信、致敬、致哀、颂赞、祝愿、慰勉、怀念、交谊等功能的事务型文体，包括交际、祭悼、庆颂与礼遇四个文族。rn 军事事务文系，即在戎事活动中对田猎、军旅、武功、武备诸事实行管理所撰写的事务类文系，包括“誓”、“檄”、“令”等文种。rn 就文章体式而论，春秋时期多数文体体式逐渐趋于定型，这就为进行春秋散文体类研究提供了客观条件。就文章观念而论，春秋时期的作者恐怕还不是那么清晰，一直到秦汉时期才日益明确。当然，在魏晋以前士人的心目中，依然尚未产生实用性文体(应用文)与抒情性文体(文学作品)之别，甚至因实用性文体的“应用性”功能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实用性文体更加受到时人的重视。
  • 摘要：在先秦散文中,《晏子春秋》的著作形态最为独特:它非"子"非"史",以全部八篇215章的内容集中记述一个人物;并且,不注重记述重大历史事件,而侧重笔墨于人物的言行轶事;不追求所记事件的真实;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最为突出的文学特征.
  • 摘要：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先秦诗文在用韵、排偶、比兴、取象、抒情性和跳跃性等方面这种一体不分的状况，说明了早期散文文体内部就包含着诗的基因、早期诗文在文体上可以兼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它使得秦汉以后历代散文家“以诗为文”、历代散文接受强势文体诗歌的渗透影响，成为可能并变得容易。作为中国散文的源头，先秦散文与诗歌一体不分的状况，构成了散文初兴时期的一种“原型”形态。所谓“原型”，按照鲍特金的说法，意指“一个特殊形式或模式，这个形式或模式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一直保存下来”。rn ①先秦散文与诗歌这种一体不分的“原型”形态，即在后世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薪火传承，世代永续，对历代散文创作甚至对整个民族的思维形态，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国人不重逻辑思维偏重形象思维的特点，实质上就是一种诗性思维，这种思维特点在哲学、历史属性的先秦散文里，就有如前所述的突出表现。先秦而下，以诗为文，成为历代散文家们普遍采用的创作手法。他们往往像写诗一样结撰散文，精心取象，妙用比兴，强化抒情，调协声律，锤炼语言，营构意境，使电国散文诗情洋滋，诗意盎然，呈现出显著的诗化倾向，具有突出的诗性特征。两汉文家如司马迁，“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与司马迁齐名的司马相如，则是学《离骚》‘得其词者”。rn ②，魏晋南北朝辞赋骄文，更加讲究对偶和平仄声律，在语言形式上进一步与诗歌接近，山水小品文“可以和二谢山水诗比美”。rn ③，透露了山水诗题材进人文章领地的消息;散体文如哪道元的《水经注》“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rn ④，其“片语只字，妙绝古今”的成就，也多得力于“以诗为文”手法。唐代散文以韩柳为代表，何掉说韩文多“诗人比兴之道”(((应科目与时人书》评语)于有“诗人之意，’(《蓝田县垂厅壁记》评语)，曾国藩更推祟韩文是“低回唱叹，深远不尽”的“无韵之诗"(《题李生壁》评语)。林纤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指出:歼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认为《永州八记》一类“写景之文，即王维以画人诗，亦不能肖”。宋代苏轼的散文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摆去拘束，集以诗为文之大成。至于明代小品文，从内容到形式，已是不折不扣的“散文诗”。清代和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桐城派散文，标举“义法”，讲求“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其中“格、律、声、色”就属诗学范畴的概念。以朱自清、郁达夫、何其芳、沈从文、杨朔、汪曾棋、余光中等为代表的现当代散文家，也较好地承传了“以诗为文”的悠久习尚。凡此，均可看出先秦散文与诗歌一体不分的“原型”形态度越时空的深远影响。
  • 摘要：殷墟甲骨刻辞中,"王占曰"之文记录了"王"亲自察看兆象而判断吉凶的事件,体现了商王在政治上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决定权.这类刻辞主要见于宾组、历组、出组、黄类王卜辞,尤以典宾类、黄类卜辞为多.吴先生的分类尚可加以调整和补充。殷墟甲骨刻辞中的“王占曰”之文，按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祭祀、气象、农业、生育、疾病、贡纳、取获、田猎、征伐、卜旬等方面。
  • 摘要：奏议是我国古代臣下上奏君王文书的通称,议论的内容多为朝政大事,属于公牍文体.在封建社会,臣下进谏言出法随的皇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句谏言,数行文字,若称皇帝心意,龙颜大悦,可以起到拾遗补阙、匡时救弊的作用;若触"逆鳞",则有可能丢官、被杀.如何让唯我独尊的皇帝对自己所进谏内容有所采纳，又要把上书的风险降到最小程度，是进谏者伤脑筋的事，也是汉代总结进谏理论，讲究进谏艺术的原因。rn 分析了汉代对进谏的理论的分类，着重介绍了汉代奏议的讽谏艺术。讽谏艺术具有关心个人，曲折尽情、隐喻明理，旁敲侧击、随机应变，煞费苦心、侧面迁回，借古讽今、借题发挥，绵里藏针、理直气壮，起死回生、逆向思维，技高一筹的特征。汉代奏议作者的逆向思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新论证。二是新观点。rn 汉代去今已近两千年，其奏议灵活机智的进谏艺术，仍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与借鉴意义:rn 首先，从信息传播方面看，在封建社会，进谏者要采用某些异乎寻常的劝说方式，才能奏效，这说明下对上的传播途径并不通畅。其次，从谏者方面看，宜采取灵活曲折、委婉含蓄的讽谏。最后，汉代士人在进谏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讽谏艺术。
  • 摘要：《史记》成书是社会变革、时代要求使然、是职业使命、良史素质使然、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因缘和合之典范，体现了个体生命有为价值。因此探讨《史记》成书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从中分析其成功诀窍，汲取其宝贵经验，对于深入研究司马迁思想和《史记》价值，对于效学先哲，提升生命存在意义，克服懒散惰性，战胜物欲诱惑，具有比较切实的针对借鉴作用。
  • 摘要：大唐帝国覆灭之后的中原地区,历经了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五代时期,"五代之乱也,礼乐皆坏,文献俱亡",相对于礼崩乐坏、"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的北方,"儒衣书服,盛于南唐".rn 现以其早年自荐之文《江北行止》为依据，结合他的其他作品及相关史实，探讨韩熙载被误读的缘由，分析他的政治观点及散文艺术特色，再现他早年胸怀宏伟之志、心存报国之心的积极奋发向上的形象，以期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韩夫子”。重视发展和培养人才、扩张北伐恢复中原是韩熙载最重要的政治观点，也是贯穿其一生的政治理念。这两点重要的政治观，在《江北行止》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见其青年时期的理想抱负并非空谈，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对时局的充分权衡全面把握的结果，体现了他长远的政治眼光和相当的洽国才能。
  •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诗学批评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n 本文即从语录体与宋代诗学的关系入手,探讨这一散文史上和诗学批评史上的独特现象,以期对相关问题得出一个基本的认知.语录体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不外乎两点:一是语录体的流行促成了诗话的诞生;二是语录体的言说方式对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启发。总的看来，以上所探讨的在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构成了宋代诗学批评乃至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一种独特风貌，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 摘要：欧阳修的一些记类文是古代散文中的珍品,不可当作一般散体文字看待.其状物说理随性而至,可谓触处逢春,自然天成;其文本结构也是顺势而生,如水到渠成,宛转自由,又不蔓不枝.更重要的是,在其行文的闲雅中却蕴涵着常人难以窥见的深邃境界.
  • 摘要：散文与小说的关系是微妙的,虽然分属两种文体,但就文字表达方式看,小说也是散文体,这就决定了两者的不解之缘.特别是以"某某传"、"某某记"命篇的小说(传奇体),与古文关系最为切近.唐宋古文的复兴与小说关系,学者已多有论列,或以为唐传奇促进了古文,或以为古文促进了传奇.要之,两者相辅相成,自是文学史的事实.
  • 摘要：碑记文,指的是以记事为主要目的一种记叙文章,通常出现于修造官室、祠堂、厅壁、亭台楼阁记这类作品.这类作品源自有刻石习惯的碑文体,其目的是记录实情,以示不忘.衍变至宋代,有的刻石,有的不刻石;亦即在写作方法上,有的遵守传统规范,有的不遵守传统规范.于是北宋时期大量的古文家作品,就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 摘要：《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一篇名记,它不仅是中国旅游文学的典范之作,更因其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淑世情怀,凝人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世界和政治文化理念.笔者曾选取自宋至清末十五个较为流行的古文选本,考察《岳阳楼记》的人选情况,发现在其中十个选取范文的选本,都把《岳阳楼记》当作必选之文.rn 《岳阳楼记》背后的滕子京事件的发生、发展及最终结果，是庆历士风中并不和谐的声音，这个声音似乎也可以成为知秋之一叶，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美好的文人理想政治是怎样开始自内部产生异化的力量。这样的王变不一定有必然规律，但是在文人官僚政治体制下却总是难免。岳阳楼落成的时候，幕僚们夸赞知州滕子京完成了这件盛事，膝子京没好气地回答:“落甚成，只待凭栏大坳数场!”他的这种反应甚至引起了南宋周辉的轻视:“阂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据刘永翔先生在《清波杂志校注》里所作的考证，范仲淹为滕子京所作的墓志言其知岳州时“知命乐职”，“则恐为谈墓之辞”。同注中还引用了范公僻《过庭录》，说明《岳阳楼记》中暗含对滕子京劝勉之意。《岳阳楼记》在近千年的正向解读中，已经被塑造成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中闪光的部分，北宋庆历之际高扬的士人风节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其中的细节进行历史审视，并非对优秀传统的颠覆与质疑，而是更深刻的反思文人政洽的历史。
  • 摘要：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文学成就首屈一指的是散文.他的文章诚如吴充《欧阳公行状》所说的"文备众体"、"各极其工",对此就连他的政敌也表示钦敬.欧阳修散文无论何种题材,都注重语言、结构等技法,在平易中呈现婉曲之美.这种文风的形成与作者的"人情说"密不可分.rn 本文试就二者关系略作探讨,以祈正于方家.宋儒以“人情”阐释儒家经典，始自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等著述，而欧阳修标举“人情”，循依的正是圣王之教。基于“人情说”，欧阳修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表现出强烈的辟怪安常意识。欧阳修基于“人情说”，以平实的眼光、平和的心态审视社会人生，由此决定其文章语言的平易。为人处世宽厚，追求人情所安，由此决定其文章说理的平易。欧阳修散文力求创新，却反对刻意标新立异。基于“人情说”，倡导平易文风，却不排斥语言的峻洁和结构的婉曲。欧阳修“人情说”与平易文风的产生，离不开与宋代开明宽松的政治环境，与他的家庭教育、本人个性有关系业与其治学之道也有关系。
  • 摘要：嘉道时期桐城派迅速流衍全国,这是姚门弟子遵循师道,传播桐城义法主观努力的结果,也得益于嘉庆以降日趋明显的汉宋调和的学术氛围.以往只强调了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对客观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其实,姚鼐之所以确立桐城派,就与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姚鼐之后,其弟子、门人还不断地与汉学论辩,以维护作为立派之本的程朱理学.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就是这种论争最集中的表现.rn 汉宋调和的学术氛围是嘉道时期桐城派得以壮大声势的重要背景。这种基于实学、致用的融合，使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必然更趋于实用，也就是针贬时弊、提出良方的经世文章。而处于社会危机时刻不断蔓延的桐城派力量，虽然成功地摆脱了汉宋论争带来的窘境，但也因为这样的特殊背景，使其随时局的变化迅速兴起又迅速衰落。嘉道时期桐城派作家有不少还是当时政坛的主要力量，而且他们大都参与到救世挽颓的实践中去。当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因极力维护朝廷利益而丧命损身，嘉道时期桐城派之盛况亦随之戛然而止，令人啼嘘不已。
  • 摘要：《灌园图》为像主寄情寓志，又为题咏对象供作谈资。分析了汪碗《灌园图记》的写作因缘及释文。汪氏《灌园图记》深阐孝义，既出于个人习经好古之性叭也是时代氛围所致。 《灌园图》环绕着“孝养”论题展开对话的文人题咏工程，尤其汪碗采用宋人专尚议论手法的《灌园图记》，其毫不遮掩的誉议世人的论调，也呈现了一种由遗民情结转出的意识，用以表征伦理亲谊的意涵符应康熙朝之文化举措与盛世氛围。
  • 摘要：瞿鸿(机)曾是清代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因其文集迄今尚未整理出来,恐多数人于其人其文尚感陌生.近年间,湖南在陆续出版《湖湘文库》,因担任《瞿鸿(机)集》的整理任务,现谈论初步研究心得,并兼及古代某些散文文体的传承问题.rn 本文主要简介了瞿鸿((机))生平和文学作品。瞿鸿(机)的散文现存数量不算很多，但所涵盖的文体范围却比较广，计有回忆录4篇，学术论文3篇，序跋20篇，寿序7篇，碑志11篇，记2篇，书信23篇，另有《使豫使闽日记》一册。瞿鸿(机)的散文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史料价值，也有不少篇章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亦不乏写景的妙笔。rn 其次，分析了寿序、连珠体、古代散文文体的传承问题。寿序，可以提高庆生的文化品位，借鉴古代这种文体，既要强调实事求是，同时也要强调尽力把受贺者的善言美行、高尚品德发掘出来。这既可起到对受贺者的肯定和鞭策的作用，同时也可起到鼓励和教育他人的作用，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大有裨益的。连珠体全篇幅短小、语言优美、承载题材广泛、表达方式多样适用于手机短信的编写。
  • 摘要：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崛起的以湖北公安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字伯修;袁宏道，字中郎;袁中道，字小修)为领袖的一个文学流派。作为三袁之长，袁宗道虽然没有两个弟弟声名显著，却是他最先在浓重的壁障中，以锐利的目光识出陈弊之所在，并以微弱之力与时俗对抗，提倡文学革新，开启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阶段，做了名副其实的先锋角色。袁宗道的小品，可以说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创作实践。袁宗道的创作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散文小品要比诗歌重要。袁宗道的小品文，大多都是以一组的形式出现，所以每篇篇幅较短小，风格独特。rn 本文就袁宗道小品的艺术特征作些分析，以观其在公安派文学创作中的特殊风格。他的作品具有崇识尚理、翻出新见、简洁精粹、平实流畅、风趣和雅、含蓄隽永的艺术特征。一个作家的作品与其人格、生活态度、审美情趣都有密切关系。袁宗道始终以自己的向内静思修行的方式，追求一种中和达观、平淡自然的生命境界。综观袁宗道的小品，无论是游记、尺犊、日记还是题跋、随笔，或抒情，或议论，或叙事，都写得挥洒自如，而又简洁凝练，都体现了公安派所倡导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在小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有新的探索。袁宗道的小品创作实践丰富了公安派文学的色彩，对推动晚明小品文勃兴和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摘要：学术研究有不少问题之所以未能取得根本的突破,常有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新材料一直不被发现.新材料有时并不存在于稀见文献,而是浩如烟海的图书往往会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淹没于其中.作为对明代文学史研究有重要价值的《蒋务本先生墓志铭》其情况即如此.rn 文中记载了“景泰十子”之一蒋主孝的生平及文学事迹，包括其家世、家学渊源、思想特点、为人气性、文学活动、艺术兴趣及才能等，无疑为明代作家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珍贵资料，可以弥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田《明诗纪事》等文献记载的不足。
  • 摘要：好自然而乐于自适是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王士性可以说是其中别有钟情者之属,一生"青山绿水恣行游"(《赋得大江行》).当时全国分为两京(南直隶、北直隶)十三省.王士性到过除福建外的两京十二省,稍后的徐霞客可与之媲美.rn 由于历史原因，王士性文名并不彰显，但王文多因真情至性的投人而堪称性情之文，又能以理驭情，情理结合，堪称完璧。作家描述名山大川，记叙自然风物，坦言山水萦怀与人生感悟，不以古人格套为自我束缚，显示出随意自然的风采，艺术上作了多方探索，并不丧失自然本性，是传统文化领域一道独特而迷人的景观，有深厚久远的魅力，经得起时间考验。 “rn 览胜纪游，乐焉忘死。”(《桂海志续》)王士性一生南北西东之旅与一般的山水之好不同，而是放情山水之胜不忘“登高望远，考古准今”(《留都述游》)的理想。所以，在写作上采用时间回溯法颇为常见，也往往能超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王士性散文往往在写景的时候以放眼远望的众山河川为扩大描写的对象。散点透视、胜地类比、科学分析、行止自如。《游武林湖山六记序》是作者在时空艺术方面达到极致之一的作品，景摹四时，追求在有限的篇幅中廓张艺术容量，层次丰富而又多变，神完气足。
  • 摘要：晚明文化人的藏书楼、斋轩的命名多能反映出一位藏书家、文学家的学养,有时还能见出他们的性情、兴致、趣味和个性.徐(火勃)(1570-1642),字惟起,一字兴公,闽县(今福建福州)人.rn 《荔奴述》与《荔奴传》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前者是“述”，即记述、叙述，载述、记述与荔奴有关的事。《荔奴述》只记述荔奴的得名、品种、采摘烘焙、荔奴轩四件事，前三事为荔奴轩铺垫，只是客观叙述，荔奴轩一事才稍稍注人作者的情感。《荔奴传》是一篇传记。传记的基本要素至少有:传主姓名、籍贯、生活和活动的地域，宗族史及衍派的状况、传主的主要经历、性格特征和趣闻趣事。这篇传记又和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不同，“荔奴”是物，不是人，物而可以作传，当然只能是一篇寓言式的传记，有类于韩愈的《毛颖传》。rn 在既不知道“荔奴”为何物，又未曾读过徐(火勃)《荔奴述》和林古度《荔奴传》的情况下，以为此轩建于荔树之下、徐(火勃)好荔枝既著《荔枝谱》，又尝于荔枝树下宴客作诗，“真可称荔奴”，轩因此而得名“荔奴”。望文生义，既失去以荔奴名轩的文人高雅兴致，又有失科学研究的严肃。《荆山徐氏谱》一类的钞本有很多值得重视的资料，在研究过程中得益不少，但是，既然学者可能误读“荔奴”，钞手在辗转钞摘的过程中，自作聪明，随意改动，有时也很难免，研究者使用时应特别小心。rn 《荔奴述》和《荔奴传》，前者是徐徐(火勃)稿本，后者是明清之际传世极少的刻本，在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的研究过程中，使用可靠的版本，是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荔奴述》见于稿本《红雨楼集.鳌峰文集》((荔奴传》见于稀见刻本《林茂之文集》。稿本《红雨楼集·鳌峰文集》刚刚影印出版，《林茂之文集》仅见无锡市图书馆著录，《荔奴述》、《荔奴传》似尚未引起研究晚明散文小品者的关注。本文认为，这两篇文章，都是值得重视的很有特色的晚明散文小品。
  • 摘要：自明清王世贞、黄宗羲对金元散文几乎持否定、漠视之态以迄于今,学界仍然没有对金元散文的诸多成就予以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本文从金元散文作家关于道教人事的碑志体散文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方面来揭橥金元散文的历史意义,以弥补学界的研究空缺.rn 金元散文在文体发展上，无论是宗唐派也好，宗宋派也好，就单个文体的写作规模来看，许多散文作家擅长某体，其作品数量，丝毫不在唐宋此种散文之下，从而构成了金元散文的一大胜景。其中尤以碑志墓表体散文之写作成为引领金元散文盛况的主力军。rn 金元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宗教文化的继续发展。而此时尤以本土宗教文化即道教文化的繁盛成为宗教文化的主要内容。金元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或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道教的多元化、多门派化。金元时期上述文人碑志墓表正是记载和反映此时道教发展历史的非常重要的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考查研究，正是这些文献揭示了道教发展的历史规律，反映了道教思想和道教信仰对于金元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 摘要：姚燧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家.近些年陆续有几篇研究姚燧文章的论文发表,但对其文章总体成就和特点的认识,似乎还远不到位.本文在长期整理和研读姚燧文集的同时,也对其文章成就及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一些思考.rn 姚燧是一个独特的文章家，他的价值就体现在他的独特性。他的人格光辉赢得当时文坛普遍的仰慕与赞颂;他以信史之笔为我们展示宋元之际的历史图卷;他以学资文，其学者之文颇具特色;在唐宋古文诸大家之后，古文各体体式已基本定型，他尝试突破文体定式，破体为文，以求新变;他以传奇手法写传记，描摹人物性情与风神;作为儒者，他追求文章立论之正，又能在正中见奇，使其文章不乏深致与妙趣。所有这些，都使得他在中国文章中上展示出独特的个性和价值。 论姚燧文先要论其人。姚燧的人格光辉，更胜于其文章光芒。他立身处世之不折不挠，他只向高尚者致敬、不向权贵者低头的人格精神，历代文人，少有其比.在中国文学史上，人格高大者不乏其人，但如姚燧既人格超绝又未遭受人身打击者，就难找了。他能如此，与他特殊的出身、教养和人生经历有关。rn 姚燧文章的价值和成就，首先体现为，他以信史之笔为后世展示了宋元之际宏阔而真实的历史图卷。姚燧文章属学者之文。就文风说，学者之文大不同于文士之文。姚燧与其他文章家的一大不同，是敢于打破成规，自创新格。
  • 摘要：八股文之名"时文"考"时文",顾名思义,即时下流行之文,通常指科举应试之文.因考试内容不同,不同朝代所指也不同.唐代指律赋,宋代指律赋、论策或经义.明清则指四书义、五经义,即今天所说的八股文.文章分析了八股文之名“时文”考、“前场”考、八股文写作“入口气”之辨伪。只有当表达方式与表现主体内在精神气象最大程度的相称相合时，才算进入到八股文代言所追求的最高之境。
  • 摘要：韩愈、柳宗元逝世后,唐代古文运动虽然不乏后继者,但这些后继者都未能弘扬韩柳开创的伟业,既没有提出有效指导古文在晚唐的新形势下继续发展的理论主张,也没有创作出韩柳那样个性鲜明、成就卓著、足以转移一时风气的佳作.rn 孙樵对晚唐文风非常不满，在创作方法方面，孙樵提出:“储思必深，搞词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也即思维深刻，语言高妙，要远迈流俗，追求一种怪奇而守正的风格。在实践典范方面，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和韩愈是孙樵推崇的楷模。孙樵的文学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把文和史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史对文的要求很高，是文的最高的境界。在晚唐的古文环境中，孙樵虽卓尔成家，但是他并没有成功突围，转移时代的风气。他延续了古文运动中的怪奇倾向，但也结束了这种倾向，他没有改变古文在晚唐的发展困境，但为后来者暗示了另外的道路。刘熙载说:“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对孙樵的历史地位前人争论很多，我认为刘熙载的这段话最为公允。
  • 摘要：宋真宗景德四年丁未(1007),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寅时,一代文豪欧阳修诞生在四川绵阳,迄今已有一千年.欧公祖居庐陵,初仕洛阳,初贬夷陵,再贬滁州,退休颍州,葬在新郑,一生辗转各地,官高官低,曲折坎坷,而最终都给当地百姓留下较好的口碑,增添了地方文化的魅力.
  • 摘要：近年来,关于苏轼文学创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就可观,前景喜人.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苏轼各种文体的研究中,词居首,诗次之,文又次之.已有人指出:苏轼"散文研究仍是薄弱环节".仅就散文研究领域看,其记叙文、抒情文、杂记等类别,比较受关注,成果较集中,相比之下,史论散文方面,则又相对沉寂,成果有限,尚有拓展的空间.
  • 摘要：在中国寓言发展历史上,中西合璧的寓言创作之路的开辟者是福建宁化人李世熊.中国传统寓言与西欧传统寓言,在题材与手法上存在明显差别.中国古代传统寓言,在题材上以人物故事为主.西欧传统寓言则与中国不同。其莫基之作伊索寓言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使用拟人化手法描写动物生活，并用以影射社会生活。明末清初是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文学中最早传人中国的是寓言。rn 李世熊著作丰富，《物感》是他的寓言作品集，他在《物感·蛙怖》中说:“西士曰:有生者，夫各有所制矣。”可见他接触过西方的学说。《物感》是中国人模仿西欧寓言而创作的第一本寓言集，标志着中国寓言创作的新的转折点。《物感》之后，特别是进人近现代之后，中国的寓言作家们基本上都是沿着中西合璧的寓言创作之路进行创作。
  • 摘要：古文思想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趋于统一，唐宋八家之文成为人们晋遍学习宗尚的对象，而在八家之中，欧阳修的古文受到了特别的推崇与钟爱，被许多文人奉为楷模，风靡一时，乃至出现“知欧阳，不知昌黎”、知欧阳，不知司马”的现象。这种对欧文的极端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欧文亦步亦趋的攀拟效仿，给当时的古文创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有人对此作出了批评，但却不免矫枉过正，乃至将今文之弊完全归咎于欧阳修，认为他的古文全无古意，开今文从俗卑下之绪。这种评价上的两极分化表明，虽然此时文坛已经确立了以唐宋古文为效法对象，但对唐宋古文的具体看法和认识还存在分歧，以致古文创作领域出现了“文体虽正而文法空疏”的现实矛盾。rn 有鉴于此，戴名世、方苞开始强调“文法”，尤其是方苞提出了“义法”说，他以“义法”为衡量标准，指出欧阳修对古人文法的继承上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为欧阳修古文在自己初步构建的桐城文派理论体系中寻找到了一个相对合适的位置。
  • 摘要：阮元仕途通达，履迹所至，必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刘毓裕概括其影响力为“主持风会五十余年，士林尊为山斗”。阮元出生并世居扬州府郡城(今扬州市广陵区)，占籍仪征县，济辈惯于称他为仪征人，后学有尊称为“仪征师”者。阮元倡为“文言说”，回归六朝文学观念，壮大骄文声势，以至形成宗旨鲜明的“《文言》学”，其立说方法与文学个性中蕴含扬州《文选》学积淀与汉学经话成就。仪征文派之发足与享名，实与此学术根基深有冥契，有共生合抱之态。分析了《选》学资源与学派导向，估经精舍与学海堂的文学教学，阮元“文笔论”与晚清文学观论争。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晚清国粹潮中的文学观之争所拓展的思维空间广泛而生，难以用一时的是非作简单的判定。
  • 摘要：对于金门文献的整理,金门县文化局相当地重视,除了不断地鼓励研究者出版书籍,今年更编列一笔经费来收集金门古典文献,由其企划的内容来看,其主要的收集对象为图书馆的藏书及私人的私藏书籍,而留在金门的石碑并没有列入其中,故本文拟以金门现存的古石碑为对象,收集民国以前的石碑,并对石碑的内容做分类整理.rn 石碑因为立碑时间的久远，可谓是第一手史料，其碑文大都属散文类，其种类多，内容丰，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以文献资料的角度来说，许多石碑被忽略而未重视，散落各地，任由风吹雨打而自然损毁或人为伤害，实为可惜，藉由本文的调查，把民国前的金门古碑做一番整理，对金门的文献提供原始资料的留存。rn 石碑数据的呈现最简单的是用摄影留存，一般人用笔抄录下来，而最可靠且最真实是用拓印的方式把碑文的内容留下来，本文研究之后，已把金门古石碑做了影像的记录，有些字迹不清楚的石碑，将来拟向文化单位申请拓碑，以期保存最原始的石碑史料。
  • 摘要：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3月出版了熊礼汇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以下简称《二十四讲》).这本由十二位古代散文研究专家撰写的著作,做为普通高校规划教材,是硕士生、博士生专业的理想读物;也是文学青年或本科学生的重要读物,而做为专题讲座性的论文集结,它又具有系统的、研究性的学术价值。
  • 摘要：自元建大都，燕城遂有华夏京都之尊，其形势之雄，城市之丽，人民之兴，文物之盛，遍观古之五京十都而未之有也。此后文人骚客，鹜趋凤城，或游或居，未尝不为其恢宏繁华所骇愕，亦多有才溢而濡墨，赋文而传世者。元之时，顾渊白献斌《燕都》，惭恨而归;李消孙《大都赋》成，名噪一时;黄文仲赋颂升平，尽摹盛状。至明，《北京赋》作者颇众，名家有李时勉、陈敬宗、盛时泰、黄佐、余光者流，皆一时俊彦，京华风采尽揽于笔下。满清以降，大赋势颓，虽时有作者，然一文出而竞相传写之风光则不再矣。rn 检近年之作，《北京赋》为弄笔者情有独钟，连篇累秩，蔚然大观。然细读之，可称佳者也鲜。作者为京徽安次杨氏化民也。一日诸友聚饮，感盛世京华少文之憾，以乐天《长恨》之笔嘱望之，此亦化民寝久之愿也。兄乃古燕遗孑，一诺千金。为撰大赋，尝北登燕山，察形势之胜，感王者之气，悟治乱之道;又埋首典籍，观百代之文，觅故往之事，理史脉之迹。历千余日夜，终成此洋洋宏篇。赋成，兄嘱余润色之，捧此金石章，实难措刀笔。然却之非恭，乃于声韵文辞未稳处稍加勘磨，惟恐弄巧成拙而惴惴矣。rn 盖古之大赋，多奉旨献祝之作，化民兄学古而不泥古，自写感慨，自铸新辞，成此宏制，亦古今奇观也。当今赋事方兴，可置金燕台，悬奖上品。然世咸贵远而残近，莫肯用心于明物。余觅斯文而击节，高尚其事，感激其情，嘉赏其辞，乃略述要义，以期大赋梓行，无乃洛阳纸或可再贵软?故乐为之序。
  • 摘要：在近代,文学与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体既是近代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时代发展的驱动力.媒体成为了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进而生成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较之作为技术工具的大众媒体而言,媒体文化对近代文学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突出,它实际上已成为近现代文学变革的一种重要推动力.
  • 摘要：王葆心(1869-1944)先生的《古文辞通义》,是一本研究古文之学的入门书.书中讲古文之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知识,既探寻古文之"内律"而说其本体,又把握其"外象"而道其功用.其中《总术篇》说的都是前人研究古代散文的"总要之术"(即从宏观角度揭示文之为文的关键,或从某一角度人手论述文之为文的特点),所用方法和相关见解对厘定古文之学、改进古代散文研究方法,以至构建古代散文批评话语系统都有重要意义。
  • 摘要：一切文学体式和一切文字样式,都可能成为诙谐文学戏弄的对象和载体.将诙谐风趣的内容寄托在一本正经的文体上,以仿拟为艺术手法是谐文的一种主要类型.这种依赖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不相称,通过对照造成错乱感而创作的一类谐文,可称为拟体谐趣文.rn 在晚清以前已经出现过的依托于各种传统文体而存在的谐文，以文集之谐文最为集中。至于其文体类别，可以参照几种谐文选集的文体使用情形。为此，本文特制了几种谐文选集与古代影响较大的两种文学选集《文选》和《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对照表。从谐文的角度看，最常见的体裁是传、记、书、说，大体相当于姚鼎概念中的传状、杂记、书说、论辨四类。传、记二体作为古代最常见的文学体裁，在谐文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摘要：本文从文学思维的角度，分析《桃花源记》的篇章构成、所开拓的文学境界、构成“记”体文学意境的几个维度，进而探讨这几个维度与后世“记”体文发展的几个向度的关系，从而证实《桃花源记》具有文学“记”体文的开创性的意义。
  • 摘要："论"这一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常见的诗、赋一样,自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汉魏六朝之"论"不尽等同于唐宋之"论",更与今天所说的议论文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以今天议论文的标准去衡量"选论",就不免发现它不仅名目繁杂、分类混乱,而且编选也不尽合理。
  • 摘要：黄庭坚(1045-1105)不仅是江西诗派领袖、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而且是优秀的散文家和古代散文理论的探索者.黄庭坚散文为北宋后期散文创作的优秀代表.现存最早的宋人编选本朝文集总集《宋文选》,收录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等北宋之文14家.
  • 摘要："西楚"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最早出现在《史记》的记载中.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相关信息，论述了"西楚"的地理空间、文化分区、历史演变。如能结合西楚文化地理的沿革史，对于这一区域的文化与文学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必将对于早期文化与文学分区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
  • 摘要：刘向《列女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人物杂传,也是我国文化史上最早最系统的集女性传、女性史、女性学于一体的女性研究专著,在女性文化书写史和观念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和道德示范意义。本文在前文对其女性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女性类型认知的基本特征再进行简要分析。刘向《列女传》女性类型的认知特征，概括言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行为品性等级意识、两元对立观念和属类多元化倾向。刘向《列女传》对女性类型的这一认知，不仅为考察古代女性形象塑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女性文化观念的演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六朝地记兴盛之原因，汉末魏晋社会动荡，国家大一统的盛况不再，地方势力及地区观念增强，各地士人纷纷夸耀家乡地理、人物之美。除矜夸家乡之地域意识的推动外，魏晋南北朝地志的兴盛，也与当时学风的变化有所关联。魏晋南北朝地志的兴盛，还与这个极为动荡的时期，人们频繁迁徙流动，形成地理大交流的局面有关，因而社会上必然存在对此类书籍的需求。此外，佛教及道教文化的繁荣以及隐逸风气的盛行也推动了本时期地记在内容上的拓展。rn 其次，分析了六朝地记之写景。所描写的自然山水的范围空前广泛，是中国多姿多彩之山水美的最早的大规模展示。描写生动传神，真切自然。诸地记作者在描写上往往自觉地相互借鉴吸收，且基本达到后出转精的效果。普遍用审美的眼光、欣赏热爱的态度对待自然山水。rn 最后，分析了六朝地记之影响及其评价。六朝地记，不仅对当时山水文学的兴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地记、游记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摘要：碑文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章类型之一,汉魏六朝则是其全面发展成熟时期.尤其是东汉以后,碑文不仅经历了由立石勒勋到树碑封墓的应用功能的变迁,体式上也有一个从叙事该要向密藻丽思演变的过程.而无论是碑文内容范围、对象功能的拓展,还是文章艺术形式的嬗变,都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和文学背景,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具有密切关系.关于碑的产生及功能，刘想《文心雕龙·诛碑》论之甚明。关于碑文的文体形式特点，陆机《文赋》和刘舞《文心雕龙》都有论述。
  • 摘要：本文所谓"古代散文界说",是指古人对散文的界说.散文之"体",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指体裁,是体制之体,即形式,如字句、声调等;广义的指文学、文化之体,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切特征,不只是形式,还有题材、主题、风格、技艺等.本文用广义散文文体概念.“检讨”指梳理、清理和评判。rn 古人散文观念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自具其“历史合理性”一面。不自觉的错误是轻视甚至忽视古人自我散文界说，而拔高或贬低现代人“观念先行”的古代散文的价值和地位，过于轻视历史。对古人的观念，应具“了解之同情”，充分“体认”，给予起码的尊重。科学认识古代散文，既要承认当下通行的观念，又要考虑传统散文观念。既要防止完全以今衡古，以今释古，又要防止完全以西衡中，以西释中。现代以西方“纯文学”散文概念硬套中国古代散文，造成不少混乱。rn 文化观念是多元的，散文观念也应该是多元的。散文是开放的概念，永远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永远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和界说，永远不会定于一尊，这与自然科学不同。古代复杂多元的散文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应以宏通的视野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只取一体，排斥他体，唯我独是。rn 散文观念是动态的，是由“前理解”和“当世”观念、“历时”观念共同构成的，应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对其做出既合乎历史的、又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评价。
  • 摘要：战国世事迍遭,兵燹频仍,堪称中国社会之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然此期间百家争鸣,文章辈出,亦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文学遗产.章学诚云:"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说体与赋体无疑都是其中之重要者.本文从先秦文献中的"有说乎"一词入手,对战国说体的文体特征及其对后世赋体的影响作一尝试性探寻,并对宋玉赋于说体向大赋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作简要评述.
  • 摘要：《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其中包含了汉散体赋和汉抒情赋.当然,二者接受《庄子》影响的具体情态是不同的.如果说,《庄子》赋予了汉散体大赋以独特的空间感的话,那么,对于汉代抒情赋,《庄子》赋予了它以独特的时间感.而后者,突出地表现在汉人对"士不遇"的感触和对人生痛苦的消解意识中.
  • 摘要：《观澜文集》,南宋福州人林之奇编纂,对其后的文学史走向特别是唐宋派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应该引起文学史研究者的注意.要研究《观澜文集》,先需对林之奇有所了解.rn 《观澜文集》明显推重唐宋文章。在《观澜文集》中，所选文章范围跨度时间在一千五百年之多，而唐前有近千年，唐至北宋末概在五百年。唐前近千年时间人选人数仅占所有人选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而唐宋五百年的时间人选人数已占总人选人数的三分之二还要强，应该说是凸显了林之奇重视唐宋、也就是重视近代文章的一面。就国人的尚古之习而言，这是一种颇具发展性的文学观念，也可以说是进步的文学观念，对后人重视唐宋文章或说唐宋派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 摘要：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刻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以下简称《外集》)卷十六有《上好礼则民易使》和《〈周礼〉法〈周官〉论》两文,不见于目前收苏文最全的《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也不见于曾枣庄等主编的《三苏全书》;且二书关于两文也无任何相关说明,应是遗漏使然.
  • 摘要：奏议是我国古代大臣向皇帝上奏文书的统称,而在不同的时代,名称亦多有不同,到了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撰《古文辞类纂》,对此类上行公文进行了归纳,将战国以后的上书、表、奏疏、封事、议、对、札子,并附时务策、对策等都归入奏议类.其《〈古文辞类纂〉序目》云:"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
  • 摘要：多年来,言及中唐古文运动的起因时,多认为:这一运动起于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中央权力被削弱,而韩愈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而倡导古文运动的.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就提出: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
  • 摘要：韩愈的"文以明道"先秦时期,由于文的概念相当宽泛,文与道(道德、事功等)的关系也很密切,不可分割,所以尚不存在文、道关系问题.这一命题的形成应该是在文、道分离以后,文的特征日益彰显,其自身价值越发突出以后,人们对于文道关系的思考才提上议事日程.
  • 摘要：关于韩愈的儒学与宋代理学的关系,现代新儒家给予很高评价.钱穆指出:"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一些研究宋明理学的著作,也把韩愈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人物.分析了,在宋代理学家眼里,韩愈的儒学道统的面貌。
  • 摘要："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这两句非常出名.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注意到后一句,对元、白诗歌革新的贡献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进而对中唐诗歌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对于"制从长庆辞高古"的内容重视却很不够。
  • 摘要：本文分析了《左传》的艺术风格与其独特的成书背景、《左传》的宏伟结构与孔子作《春秋》的宗旨、《左传》的“隐而显，婉而多讽”与孔子的个性、《左传》刻画人物的深入灵魂与孔子对人性的探索。
  • 摘要：纵观古代散文研究和实践的现状,可以发现一个长期困扰散文理论建设的问题.这就是以"情感"作为散文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已经造成了在散文题材的选择和体裁的界划上的犹豫不决和两难的状况,并且大大缩小了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的空间.以至有先秦以前宜宽,其下从严的意见.rn 文学作品的创作即使是理论作品的写作也都需要投人强烈的情感。应该以“精神”作为根本，来推进散文理论的建设。以“精神”作为创作散文和认识散文的根本，是改变散文理论以“情感”作为散文本质特征的惯性思维的有力举措，是极富启发性的把“情感”置于“精神”之下的开创性的努力。rn “精神”决定散文的气禀、气势、气象、气韵。“精神”包含哲学精神、文化精神、人文精神。如果无视“精神”的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无视“精神”在散文创作、散文分析和散文欣赏中的存在，甚或仍然认为这是唯心的，则必然会陷人排斥精神作用，偏于偏爱情感的境地。rn 散文理论建设应该在“精神”规定的范畴内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以“精神”作为根本，推进散文理论建设，首先需要转变散文理论的思维定势，破除以“情感”作为散文本质特征的认识。其次，以“精神”作为根本，推进散文理论建设，需要我们拓展思维方式。再次，是要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开阔的时空思维。
  • 摘要：早在先秦诸子之前或同时,中国的经典阐释活动就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程,覆盖了诗学、史学、易学甚至实践科学等诸多方面,且取得了显著成就.先秦诸子经典阐释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墨子》经说四篇、《韩非子》之《储说》、《说林》为主体的“经说体”;一类是以《管子解》四篇、《宙合》、《心术上》以及《韩非子》之《解老》、《喻老》为主体的“经解体”。rn 本文对“经解体”做了详细说明。《管子解》即《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四篇，分别是对同书中《形势》、《立政·九败》、《版法》、《明法》四篇的解说。另有《宙合》、《心术上》两篇，虽无“解”名，但实际上亦为经解体。六篇当中，实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同一篇章中前“经”后“解”。前一部分是经，后一部分是对经文逐句逐段的解说，如《宙合》、《心术上》。另一种是经文和解文分别独立成篇，不合在同一篇章当中，《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属于这种情况。rn 经解体虽然也是对经文进行阐释说解，但是它已不再完全忠实于经文，而是在经文基础上借题发挥，表现出明显的功用目的。相对于“经说体”来说，无论是从((管子解》还是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来看，经解体都是一种偏重于实际应用的文体类型，具有强烈的政治功用目的。经解体文献从实际效用的角度出发，严重偏离经文原意，掺入了过多的引申、发挥甚至曲解。这是由战国晚期复杂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 摘要：本文论述了汉初庄学接受的类型与特点。具体分析了“挫折型”接受者贾谊与“放浪型”接受者东方朔。贾谊因为仕途的挫折而汲取了一些庄子哲学的主张，庄学思想暂时缓解了他的生死优虑，暂且缓和了他的心灵创痛，使其浓重的挫折感一时得以忘却。东方朔对庄学的承继更多地表现在处世态度和人生行为中。rn 概括地说，西汉初期的庄学接受具有如下两个特点:rn 第一，接受者生活经历复杂特殊。贾谊少年得志，一再升迁摧用，二十余岁即有轻取公卿之势，然而恶浪扑来碎不及防，结果人堕船翻，贬官外任。仕途上的浮沉起落与变化无常、无端遭谗与无罪被默，促使贾生的思想发生转变。为了慰藉挫败的心灵，他走向庄学思想。东方朔雄心勃勃欲效力明主，结果被徘优待之。为了自慰其失意与失落，他同样走向了庄学。只有生活与仕途大起大落的人，才有可能反思生活的真谛，怀疑他先前依据的价值标准，从而走向“异端”，接受庄学。rn 第二，接受庄学肤廓不实。贾谊接受庄学目的性极强，他就是为安顿其困惑的灵魂，才去到庄学中寻找排优遣累的工具。目的性太强，则其接受就不会彻底，只会是肤浅的和短暂的，他还没有从人生观、处世方式和处世态度上与庄学契合起来。东方朔虽然在处世方式上契合了庄学，但他处世态度上的玩世不恭，生活行为上的放浪不羁，都与庄学有着较大距离，至多也只能说是歪曲了庄学真谛，发挥了庄学不正确的一面。
  • 摘要：罪己诏是诏书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它是帝王在发生灾异或政令失误时所颁布的用以反省罪己的文书.罪己诏一词最早约出现于《旧唐书》,但一般认为实际意义上的罪己诏最早是由汉文帝颁布的,他在即位第二年(前178)冬因发生日食而颁诏,对自己德行不够、布政不均、不能治育群生而遭到天谴表达深深的戒惧和愧疚,并声明要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以示改过诚意,自此以后,罪己诏便频频出现.据笔者统计,两汉24位皇帝(不含吕后、新莽、更始帝),除西汉高帝、惠帝、昭帝、平帝、孺子婴(王莽摄政)以及东汉殇帝、冲帝外,其余17位皇帝都下过罪己诏,所下罪己诏近八十份,与后世相比,频率和数量也都是比较高的,罪己诏遂在汉代稳定为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文体,成为帝王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后人关注.
  • 摘要：关于司马迁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学者们已作了详尽深人的论述，本文从人性批判的角度去探究司马迁批判精神的论著。rn 批判自私好利，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指出，“普施利物，不在其身”、“能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的人君，才能爱人民，为人民察贤授官，使天下获其益。他对尧、舜、禹这些无私之君用“圣德”、“德疑疑”、“能明训德”加以褒扬，而把粱、封、幽王之败亡，五霸之所以争长，七雄之所以战伐，张仪、苏秦之所以纵横反复，吕不韦、春申君之进姬谋国，汉武帝之平准、算缉等等，都归之于营私拘利而加以批判。rn 批判刻薄寡恩，也许是由于感受过为君者对臣子的寡恩，亲身体验过刀笔吏的刻薄，因而司马迁对刻薄寡恩之人有一种切骨的痛恨，在《史记》中对此处处予以揭露和批判。rn 批判虚伪，司马迁热爱那些真诚率真的伟丈夫，憎恶那些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故而在《史记》中对人性的虚伪做了冷冷的讽刺与无情的揭露。
  • 摘要：当前的大多数文学史中有关中唐古文运动的主要论述都是围绕"韩、柳"的创作而展开,这主要是由于在今人看来,韩愈和柳宗元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两位古文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代表了当时古文创作的最高水平,而且自明清以来的文评中也一致认可了他们引导唐宋古文运动的历史功绩,因此"韩、柳"并称无疑就成为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代名词.rn 最早真正从重“道”角度提出“韩、李”并称的是晚唐五代的刘响，这反映出发展到晚唐之时，面对衰弊已极的浇薄世风，发挥古文道统所代表的人文教化功用，已与时人的危机意识相联系。至北宋中期，针对当时争论的士人道德人格问题，欧阳修在《读李翱文》中提出以“优世之言”反对“光荣而饱”，这不仅继承了李翱古文中从士人的道德方面肯定儒道意义的认识，更是开拓了“韩、李”并称中“道”的文化内涵，使“道”落实在士人道德人格的重塑方面，这已明显不同于晚唐的人文教化意义。欧阳修正是通过这一转变，准确纠正了当时士风的不良倾向，最终推动了古文在北宋中期的复兴。
  • 摘要：制是我国古代一种应用公文,其代行皇命,相当权威.蔡邕《独断》卷上:"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两宋制文创作旺盛,据曾枣庄编《全宋文》所录,宋代作家撰写制文的篇数:王禹偁20,宋祁54,夏竦138,宋庠252,余靖101,韩琦23,刘敞49,刘攽327,欧阳修168,曾巩232,苏轼197,苏辙366,王安石223,苏颂321,王珪276,许翰123,范成大54,张孝祥45,周必大370,楼钥552,真德秀17,刘克庄642.rn 宋代制文虽承唐制，又有着独立的文体特征，其追求政治教化和审美愉悦的统一，以骄俪为文，文辞优美，议论说理，思辨深沉而情感浓郁，呈现出鲜明的文学性。欧阳修《谢知制浩表》“伏以王者尊居万民之上，而诚意能与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泽得以遍及者，得非号令告诏发挥而已哉!然其为文也，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漠，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居是职者，古难其人。”可谓宋代制文撰写的理论总纲，其中心即对“文质”“丽典”的追求。
  • 摘要：北宋古文运动中,欧阳修是一位关键人物,尹洙也是一位中坚力量.两位健将的散文都颇得《春秋》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春秋》义法正是尹、欧二人进行古文创作、从事古文运动的思想资源之一.rn 欧公既主张文以明道，又强调文道并重。前者的践履使其文具有渊深的思想内涵，而后者的落实又使其文具有精湛的艺术造诣。其实，欧公的这两点都与其对《春秋》义法的涵化息息相关。《春秋》义法乃是《春秋》大义与笔法的融合，对《春秋》义法的深切体悟和整体运用的完美结果应该是既重“义”又尚“法”，既祟尚充实的思想大义，又追求高超的艺术手法。无疑，欧公做到了这一点，“义”、“法”并重，写出了众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古文佳作，确立了“六一风神”这一中国散文艺术的高标。联系这一语境，我们不得不说，宋代散文对《春秋》义法的吸纳在中国散文史上是值得大书的。
  • 摘要："贞元、元和之风"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之风"、"元和、长庆之风"或径称为"元和之风".将某一特定时段的文学风尚概括为某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美学范畴,文学史上以"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最为流行,而"贞元、元和风格"极少被人提及,事实上,这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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