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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两岸青年文学会议

第三届两岸青年文学会议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5-05-28

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会议文集：第三届两岸青年文学会议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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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经过十余年发展,大规模利用网络传媒方式,生产、传播、销售小说作品,已成为中国大陆独特的现象.人们惊叹"网络小说"飞速发展的同时,本文以网络小说《青囊尸衣》为例探讨了网络并非首倡于中国,为何网络小说在大陆成为独特风景?网络小说到底是文学现象还是文化现象?网络小说是否具有真正的文学性?如何针对网络小说形成新的认识、评价标准和理论概括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仅做宏观理论总结,恐怕很难说服读者和研究者.
  • 摘要：写作这整件事，是可以像此时此刻如此「被诊释」、「被写作」的吗?这两年因应一些邀稿与场合，作者的确写过一两次这类稿子，但只是愈来愈怀疑，愈感到徒劳，也很心虚。一路写得其实不多，过去十多年也一直有正职工作，之所以未曾选择成为一个全职的写作者，一个原因是作者不认为读者或市场在供养或支持创作者上有道德义务，那么，作为一个基本的个人，入世，尽力理解世人与世人的行事(不管你喜不喜欢)，以及保持自立的能力和条件(不管你需不需要)，或许都是比献身于创作更优先的事，同时自己也没有胆量在物质上陷入过于不安或依赖的状态。做一个依赖的人实在过于大胆。另一个原因是生活完全抽空现实空气，或许并非好事。创作不能被「养」得太好，太安闲，太尊贵;但也不能太折损，太潦倒，太孤绝，像小说或电影艺术家穷到吃土.大概因为这典型的想像既充满奇丽戏剧性，又具备安全的满足感，实在难以割舍，毕竟别人的牺牲总是最有参考价值，导致创作者常担心自己若不忍痛吃苦反而成为一种伦、理缺陷。所以创作的最大难处，对我而言，就是如何不断在这各种现实条件中调度，找出适切的抵抗位置，持续地代表自己向世界顶嘴。
  • 摘要：针对文学创作中的第一人称，作者认为从最初开始的青春校园文学，写到今天，“第一人称”是否可以宣告终结?当“和世界有话要说”到“世界有话要说”时，牛顿头上的那只苹果己经掉落在了地上。怎样去表达“第三人称”，表达共同的情绪和经验，这不是一个人在面临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人都在思索的问题。而描述这只摔烂了的苹果，正是当前面临的现实。
  • 摘要：题目的「A. P. P.」是典藏(archiving)、推广(promotion)与呈现(presentation)三个概念的缩写合称，分别涉及三种不同的数位化实践。首先，数位典藏(digital archiving)是指透过扫瞄、拍照、摄影等数位化方式珍藏文物，强调永续保存与传承的面向。其次，数位推广(digital promotion)主要在思考如何有效地提高数位内容的曝光率、触及率、使用率，属于传播行销的面向。最后一个面向是数位呈现(digital presentation)，意指如何以数位手法再现特定内容与知识。事实上，不管是数位典藏抑或是数位推广，其实皆涉及如何适切地(包括技术与内容)再现与展示的课题，但数位呈现以往较少受人注意。作家网站是推广作家文学成就与作品的媒介(数位推广)，网站内通常整理典藏某一作家的作品、生平经历、重要作品、手稿、照片、影像等不同文物(数位典藏)，而网站制作者往往需要审视思考如何将这些文物乃至于作品数位化(数位呈现)。透过观察作家数位网站的建置，剖析台湾作家及其作品在数位典藏、数位呈现与数位推广三个面向的具体实践，同时藉此思考台湾文学在数位时代所面临的课题。
  • 摘要：文学史的建构过程可以被视为文学经典的遴选与确定过程(亦可称为经典化过程).曹文轩在当代文坛上以其多重身份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并在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以儿童文学和成长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不仅有文学评奖、评榜叙述、大众文化传媒叙述等传统方式发挥作用,还有一些独特的宣传与经典化策略;作为学者和批评家,他通过独特的选本理念、培养青春作家等方式为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做出贡献.但他在参与经典化过程中也折射出当下文坛的诸多尴尬,成为值得文学界深思的现象.
  • 摘要：在这个文学日益衰落的时代,应逆流而上,以最不可能、最不合时宜的长篇小说作最后一搏.从行动的性质来说,这是对无文学的世界发动的自杀式袭击.不过,从时间的持久来说,写长篇却是一场长期战争了.
  • 摘要：在当下中国人关于文学传统的意识与视野中,20世纪中国文学传统所处的位置最为尴尬和模糊.对于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提起卡夫卡、福克纳、昆德拉、卡佛、村上春树等,往往眉飞色舞信手拈来;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汉语文学)传统则沦为最不愿意认领的"穷亲戚",尽管这是人们最切身的传统,甚至如同空气一般须臾不可离.有研究者讨论过鲁迅文学意识中的“过渡仪式”:“并不是所有的‘过渡仪式’都会按部就班地根据三个步骤来进行。而鲁迅更可能是个例外，而不属于常规。”’在《第七天》里，“死无葬身之地”并不是现实世界与“安息之地”之间的“过渡”，如果一定要把这个特殊空间命名为“过渡”，那么，“‘过渡’未必指向目的，而‘过渡’本身就是目的”。
  • 摘要：本文以吴明益的「复眼人」系列小说为范畴，聚焦作品中的重层叙事结构、环境意识、记忆辩证三方面，探索其中隐含的省思与关怀。首先，在小说结构上，吴明益安排作中人物阿莉思写作《复眼人》／<复眼人>的长篇、短篇同名小说，产生双重虚构的独特型态，同时经由重层、多角的叙事模式，让布农／阿美／丹麦／瑞典、小说家／工程师／环境运动者／一般大众等不同地域和文化的观点相继登场。在视角转换间，讲述岛屿与海洋、救赎与创伤的故事，呈现多元的全球环境议题。作者匠心独具地创造瓦忧瓦忧岛作为警醒台湾的转喻，抒发他对环境未来的剖析。其次，提出「不介入」的环境意识观点，反思生态观光、生物研究、工业文明的假面与弊端，呼吁人类尊重一切自然运行法则，与自然平等互动。第三，蝴蝶世代接力的渡海迁徙中观察牠们的记忆型态，赋予其更高于人的位阶；最后再以各种形式的记忆变迁为自然发声，以瓦忧瓦忧覆灭的末日寓言／预言，对岛屿台湾加以示警。
  • 摘要：通过叙述作者在菲律宾的人生经历，为作者文学创作积累了可用素材，并激发了决定放弃写作的作者又要决定开始写作了。
  • 摘要：作者认为每个字都是一个人的形貌,不可随意搬动,具有绝对性.瘦长胖短.花字就是两枝插在瓶里的花,童字上的立字则是小学生戴了顶黄帽子.有时字看得久了,笔画撇捺全火柴般地散了开来,忽然不像那字了.在作者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认为书写不过是一种立地。是脚下的一方土地踏踏实实地站得稳了，说自己的话。成不成佛端看放不放得下屠刀。又或者刀刀砍的最终是自己，箱里来的箱里去。于是那箱子表面的雕花纹路，便是用这日日敲打的十根指头，一根一根地踩踏出来的。有时伴随着痛感或快感，更多时候是一种晕眩的旋转。字最终不过是一种比较清澈的谎，带来一种比较清澈的罪。
  • 摘要：有文学上的需求、才分又一般的人，其写作和生活最好是彼此浸润的。作者理想的写作生活，是写作来到生活中时，宛若液体渗入液体，宛如浓墨徐徐滴入水中，它们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密度，缓慢地洇了开来，试探着容纳了对方，终至浑然一色，无分彼此。作者是生活的信徒，从没停止过向生活赋魅。收集貌美的杯盘，在清晨午后的某些时刻讲究仪式感和器具之美:生活中需要这样的时刻，哪怕有些做作，哪怕心知肚明这不是常态。茶几下软布覆盖的茶具，抽屉里闲置的烤盘，阳台角落蒙尘的方盆，是喝茶、烘焙和种菜的残留，也是作者努力生活的痕迹。尽量让一切变得更自然，尝试减弱创作对生活的影响，警惕写作者的幽闭和受难情结，并时刻准备着枯涩之后的坦然面对。
  • 摘要：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处于一种奇怪的态势中:一方面,是数量空前,近年,每年正式出版/发表的长篇小说都达四千多部,甚至接近五千部——从国家书号中心的统计数字看,2014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约4100部,2013年这一数字更高,达4800多部;但另一方面,数量如此庞大的长篇小说,真正有影响的却少之又少.因而,"有数量无质量"成为对近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流行的客观概括.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感到不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体意识不足，也就是说，许多长篇小说作者缺乏文体自觉。客观地讲，现在许多长篇小说虽然动辄数十万言，厚厚一本，看上去很有“长篇范儿”，但认真追究的话，无论从叙事方式上看还是从小说结构上看，甚至从小说语言上看，这些作品都算不上长篇小说，而只能算作中篇小说，而且还是因为注了水而显得格外臃肿的中篇小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进行反思、研究十分必要。但值得注意的是，文体问题往往是“结果”，而非“原因”，因而就文体问题谈文体问题，固然重要，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需要超越文体问题，从其他角度切入加以考察，以为反思文体问题提供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在本论文中，笔者就打算从“方法论”这一角度入手，从对“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方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流变入手，考察其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尤其是对长篇小说文体的影响。为了使考察更有针对性，笔者想从“解剖麻雀”入手。这个“麻雀”，就是因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再次引起关注的“路遥现象”。
  • 摘要：《冰点》重重的将作者和现实区隔开来，那是个作者所无法触摸到的世界，不断下着细雪的日本岛国，被冻得脸颊红通通的少女阳子，正背负着无法抗拒的命运向前走。她的未来让作者的脑袋快速转动，忍不住为她铺排接下来的情节，这想法将餐桌上解救出来。而故事当然不等于小说，两者不应该被画上等号。因为好的故事总是让人远离现实，而好的小说，往往让人正视现实。
  • 摘要：关于解严后的九0年代乃至今天的台湾小说的发展趋向,陈建忠于〈回顾新世纪以来的台湾长篇小说:几点观察与评论〉(2014)指出:「若说上个世纪末的文学场域中后殖民(本土化运动之延续)与后现代(反乡土写实的延续)的书写竞逐乃是重头戏。随着2000年的跨世纪与第一次政党轮替,新世纪里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分歧只怕是于今为烈」,并提出四、五年级世代「新历史」一「后遗民」的对位阅读、以及六年级世代(1971-1980)小说家从「新乡土」到「新写实」的转变轨迹.吴明益(1971-)的这部长篇小说航线》(2007)真正要处理的问题，与其说是黄宗洁在<远方的战争:论《睡眠的航线》中的生态、梦境与记忆)所指称的战争、或是历史记忆、国族认同4，不如说是战后世代的叙事者如何克服这一段历史空白—沟通基础及动机的丧失—，寻找进入父亲记忆/内心世界的航路;以及叙事者如何在叙事之中找到自身的位置—或者说，如何把自己放进故事里头，与他所诉说的故事产联系。这一篇论文，将分别从记忆的断裂与世代隔阂、叙事的伦理学、以及叙事作为一种介入谈起。
  • 摘要：里慕伊.阿纪的《怀乡》,尽管并未正面触碰关联于政治事件或经济发展的那种历史,却透过主角怀湘的经历,勾勒了平凡原住民女性的生命现场.本文试着从个人生命史的背后,去阅读作为该小说背景的宏观社会结构,并思考原住民女性在现代父权资本主义社会中,遭遇的机运与限制.本文主要从数个部分进行思考:一、透过命名与语言的线索,思考原住民文化中的殖民印记.二、《怀乡》也隐然描写了,原住民社会的现代化经历、社会传统解体之过程.三、小说里呈现了父权制度与原住民传统的连结.四、卷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原住民族,以及原住民女性所体会到的,充满性别意味的特殊劳动经验.本文的观点是,在这本小说里,原住民女性面对的是多重的权力结构,其政治利益或身分意识很难被单一的立场所界定.
  • 摘要：在叙述者的问题上，作为作家的宁肯与他所虚构的叙述者是两相剥离的主体，乃是常识。因此更愿意将这样一个可疑的叙述者视为宁肯有意制造的动荡空间，正因为有这一空间存在，宁肯的那些抽象理论甚至小说艺术本身才成为可供反思的对象，陨石在风化之后或能化作有机的土壤。如果说，米兰·昆德拉擅长在文论作品中以上帝般的语气张扬塞万提斯的遗产，认为小说的艺术远比笛卡尔所表征的理性传统更能帮助人类将“生活的世界”置于永恒光芒之下;那么宁肯则通过这个可疑的叙述者对塞万提斯也提出质疑。宁肯当然仍相信小说的力量，并且在此前两重美学空间的建构中，不断丰富着这种力量。但任何力量都与虚弱共生，都有其无从着力的盲点。在这一意义上，宁肯对小说艺术本身的形而上反思，较之昆德拉更为绝望，更为谦卑，却也更为接近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复杂性的小说精神。
  • 摘要：本文叙述了发生在作者身边以及自己身上的经历，为小说的创作积累可用素材，并从姓名号码出发，不对，是从声音出发，人物、情节、场景依序生出来，而作者以后却用电话簿当成了分析小说写作的开场白。
  • 摘要：作者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语言总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人类会有语言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为了彼此交流，无论是生存还是精神的需要——写作既然是一种使用语言的行为，那就天然隐含着一重寻求交流的意义。作者学习着不再把语言奉若神明，不再认为锻造和使用语言是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任务，不再把写小说当成是和人间相处抗衡的唯一方式——也就渐渐地，不再那么在乎自己的感受。当作者意识到语言总有到达不了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在构思某一篇小说的时候，开始在意的，想要达成的，也变成了一种难以用语言归纳或者总结的东西——如果硬要言传大概也是可以，但是总还是不言传的好些。作者的《胡不归》是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是作者一边写，一边感觉到了某种语言之上的力量。
  • 摘要：作者通过自己丰富的经历，为小说的创作积累素材。不清楚当作者是什么感觉，但作者一直是个读者。高中同学老丁和黑狗是作者生命中最先接触到的作者。他们当年那些设置暗码的嘲讽作文和周记，帮作者在乏味的高中生活钻出一个洞，从小小的洞眼里，让作者知道现实在经过一番摆弄后，有可能长成完全不同的模样。却没问他们为什么那样写，读完就归还。借阅过程中，有些感受清淡或顽强地储存下来，作者甚至没意识自己是等待连载的读者。读者现在有许多选择，偶尔才当读者。达尔文搭着小猎犬号远游时，发现厄瓜多附近的加拉巴哥群岛由于与世隔绝，演化出许多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种。现代小说旅行到各地，在适应种种环境中产生变异和独有品种。每个小说家都像迷你的加拉巴哥群岛那样，在世界一隅独自写着，等待下一个达尔文。
  • 摘要：小说家当然可以口语的形式书写一部关乎口语文化的小说，也可以「小说惯用书面语」之形式创造一部关乎口语文化的小说。作者有他自己的个人成分，这关乎个人癖性、文化养成，甚至可能关乎市场需求。但无论如何，站在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当讨论一部作为或优秀或拙劣的艺术品之小说，重点毕竟是一个个人化的深沉视野，个人化的特色，而不在作者的身分，也不在于作者对于任何文化传统的「继承」。以小说艺术观点而言，任何所谓「继承」，并不比一个个人化的独特视野、或小说家如何「化用」那些「继承」以创造此一独特视野来得更重要。没有什么比一个观点、一个视野的深邃丰富更重要的了。一部小说并不会因为它继承(或不继承)了什么而变得更优秀，但一部小说绝对会因为它提供(或无法提供)一个独特而深邃的个人视野而关键性地决定了它的艺术高度。真正无可回避的是，所有创作都必然是个人化的。作者认为，这确实是昆德拉对小说之本体论一独具慧眼之论述。「悖谬」此一词汇或许极易令人联想至「对立面」—原本毫无政治自觉且毫无谋反意图的主角A最终成了叛逃者，这看来确实是情节上一次鬼使神差的急行军—向原初状态的对立面。但事实上，优秀的小说(之可能性)远远不仅于此。有时你不见得一定要走到原初状态的对立面(180度大转弯)。多数时候，或许你只要走到另一个范畴(30度、60度、90度、120度)，也同样足以呈现生命本身的荒谬与神秘了。作者认为「模拟论」就是，希望作者遵守与读者之间一不成文之默契。这非常合理，因为这本来就是读小说的默契之一;也因此，读者们希望在小说中遇见「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仿佛你在日常生活中便会遇到的人物」也就理所当然了。
  • 摘要：本文研究了作者祖父在遗著《据几曾看》中评郭熙的《早春图》,曰"动静一源,往复无际".引自《华严经》.如今看来,多半也是自喻.那个时代的空阔与丰盛,有很大的包容.于个人的动静之辩,则如飞鸟击空,断水无痕. 再说“动静一源”，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静一动，皆自根本。“无我原非你”。在这瀚邈时代的背景中，他们或不过是工笔点墨，因对彼此的守望，成就故事中不离不弃的绵延。时世，于他们的成长同是，或许彼时是听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为有一点寄盼，此番经年，终水落石出。记得祖父谈画意画品，“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迄，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于时代的观望，何尝不若此，需要的是耐心。历久之后，洞若观火，柳暗花明。
  • 摘要：每代人总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判断,或赞叹,或不满.往往是后一种判断出现的概率更多.每一次新媒体的出现，都会给文学带来很大影响，甚至恐慌。在此之前，文学就已经遭遇更多的威胁：所谓的副刊文字是第一次，迄今越来越热的影视是第二次，新世纪兴起的网络是第三次。此后是第四次威胁，即手机。手机只是网络的延伸者而己。面对此前的媒体而言，它们就是新媒体。一个有趣的现象就产生了，文学本身是一种艺术，而影视、网络、手机作为承载艺术的媒体，为何它们让文学如此惶恐？事实上，当人类面对每一种新媒体的时刻，都会产生一个问题：文学是否活着，它是否还在新媒体中。有人认为，网络全媒体时代解放了文学与人，因为人人都成为文学的受益者，成为作者。这样一种乐观的态度有其对的一面，因为它的确使很多有文学梦想的人开始踏上文学之路，也使文学成为文明时代人类的一种修养。但它其实是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人人都可以从事文学的时候，文学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书写出来的文本，而是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包含着人类终极价值追求、透示着人性之根的那些罕见的文本。它们与知识分子一样变得稀有。任何一新的媒体出现时都会对己有的媒体和文化形成冲击，但是毫无疑问，新媒体在加速文学的传播方面是有益的。新媒体让文学的传播变得简单，此前要读到一部作品主要通过纸质媒介，而新媒体让人们很容易读到原本不太容易读到的文本。
  • 摘要：本文从探讨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电影《永生羊》中"羊如何永生"入手,以该电影的文本分析为例,从跨文化的视角详细剖析并论证了羊之所以能够永生,取决于哈萨克族独特的文化观,进而归纳梳理了这种文化观的三种具体表现,即在历史观念上主张以空间表征时间,在伦理观上主张一切生命至上,在生死观上认为生与死是循环可逆的,进而认为《永生羊》的意义在于从差异性文化层面促进了差异文化间的自觉与互相承认.
  • 摘要：云南话属于北方方言，和普通话并没有多么巨大的差异，但这两种语言呈现出来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永远只能用普通话表达;有些东西，则永远只能用云南方言表达。针对作者写过的一则短篇小说《普通话》，关于故乡，关于语言，关于在不同地域——尤其是不同语言间奔波的人，都是作者想在《普通话》这篇小说里说的。那个叫顾零洲的人，他和作者一样，从云南来到上海，从说云南方言的云南来到说上海话的上海，而他呢，却在上海说着普通话，在云南总被人想着会说普通话。他在不同的语言间辗转，试图寻找一个立足地，安放自己的身体，也安放自己的灵魂。
  • 摘要：不论台湾或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者，都同时面对着都市与乡土、资本与社会、历史与国族等不同面向的命题，不同的回应也各自形成其评论与研究体系中的美学判断与评价，也组构出如今所见的台湾六、七年级记忆共同体，以及中国大陆70, 80后的感觉结构。然而追根究底，这是一场集体性的伦理行动，这些创作所处理的问题表象，无一不是回归到关于「伦理」的提问。伦理与道德不同，道德是建立在人类的风俗模式与价值标准上，所以现代法律的背后必然具有道德意识型态。透过伊格言、陈柏青、阿乙、郭敬明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探讨1970-80世代的作家，如何连结他们与现实，重新界定他们跟时代的关系，展现他们作为六年级/70后与七年级/80后的世代意识。虽然对于70后作家的风格，研究者有着两极化的态度，但70后世代总是染上一层强烈的身处在「历史夹缝」中、「被遮蔽」的形象，而这跟在世纪之交便强势登场的80后作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80后作家所展现出来的书写特色，虽然表面上与70后作家有所重叠，但其实有本质上的不同，像是70后作家常常透过另类场景表述青春，而80后作家将其与日常场景结合。不同于其他世代，1970-80世代的作家，从成长初始，就要遭逢着这个时代的转身，其所带来的巨大的时间景观的崩毁，以及背后不断剧烈变动的文明景深。他们在面对着台湾与中国大陆在不同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重构与世代冲突问题同时，在各自的世代感觉结构中，他们又必须寻找现实跟文学上的自我定位与出路。
  • 摘要：近年来有两部小说引起了普遍讨论和关注,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文学界,它们出自两位文坛宿将之手: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尽管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均为中国的大城市——武汉和北京,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并非所谓的"城市小说"——在通常的理解中,"城市小说"是以"城市"为主人公的小说,是塑造城市形象、表现城市精神气质的小说.然而,两篇小说以各自的方式呈现了当前中国城市的"现实一种",某种程度上,它们也被理解/阐释为具有症候性的今日中国之"现实一种".以上两部小说可以说都是典型的中篇小说的架构(《第七天》可以看做一个拉长了的中篇)，以一定的体量和篇幅，较为完整地呈现一个人物在一定时段内的典型事件。不是所谓生活横截面(短篇小说)，也并非人物线头众多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长篇小说)。就小说文体而言，中篇小说最适合近距离地表现时代和社会问题，提出思考。然而，在资讯如此发达，网络事件、新闻热点令人应接不暇的年代，近距离地表现时代和社会问题，这一特长或许早已让渡于新闻报道和网络传播。而所谓“文学的危机”，其实是“虚构的危机”。
  • 摘要：开头之于小说的意义往往在非常重要和重要的两端来回摆动:对于有的读者而言,开头意味着他与作者缔结了一份契约,是否能接受这一契约直接决定了他将看完全书还是把书扔在一边;对于有的读者而言,开头似乎完全无关紧要,他急着略过开头进入他的期待部分;然而,对于大部分作者而言,倘若找不到开头,就意味着整部小说胎死腹中,开头的语调、情境、人物等等直接决定了小说的全部走向.
  • 摘要：台湾的纯文学小说写作者，几乎只有透过文学奖引起注意一途，才有出版的机会。因此，无论个人禀赋之间的差异多大，所有纯文学小说写作者，都必须学会这套东西的操作方式。作者喜欢用故事思考，习惯性在任何场合，心底暗暗揣摩刚刚某人的某句话，有没有更清楚的叙述方式。对作者来说，没有事件推进的文字叙述是很无聊的，作者喜欢抓住事情的因果链，因为A所以B，但是因为C，所以B不会变成D。因此，作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误递》中许多篇章，就保留不少这类「打磨」的痕迹。甘耀明将之定位为「现代主义」，无疑是合适的。而作者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垩观》，才是比较完整开始在文学写作中，讲出自己要说的话。
  • 摘要：分析和归纳都是认知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前者试图从外到内力求寻找世界的“根”，后者力图从里到外描绘世界的“形”。“元语言”是西方哲学家精于分析的产物，是他们在认知世界过程中为了解决语言哲学上的悖论问题而临时提出了一个概念。语言学家以具体的语言现象，语言规则及与世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而且，其出发点在语言，终点也在语言。虽然也涉及到哲学界的一些命题，但目的终归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哲学家也对语言问题普遍产生浓厚兴趣，但其关注和研究语言往往有其先在的公理系统，理念或主题往往是预设性的，即他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解读以达到回答、确证其命题探讨的科学性、合法性的目的。在国内，封宗信较早对“小说元语言功能”进行了初步研究，不仅注意到了元语言与叙事的关系，注意到了元语言的层次性，充分肯定了元语言手段在叙事小说中的作用。小说语言具有综合性特征，兼收并畜、融会贯通各种语言资源，执行表意、表象和表现三大基本功能。
  • 摘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老生》清晰呈现出历史"重建"与"重述20世纪中国"的努力,小说以"多文本"的"去历史化"的方式,将革命编年史还原成民间野史般的流言蜚语和传说逸闻,小说在呈现历史别样意义的同时,也显现出诸多问题.具体而言,其历史叙述试图通过逃离革命史的方式标示自身的在场,以"去历史化"方式再度"历史化";而小说中唱师这个"游荡者"显示出叙述"权力",他探索"被压抑的"历史主体,却无法建构一个完整的时代;而作为一部"去革命化"的文本,小说通过叙述革命的"消失"来隐秘呈现它的"在场".
  • 摘要：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是汪曾祺先生的一个著名的论断.有点偏执,近乎一种偏执的真理.最初看到这句话,觉得这老先生实在是厉害,一句话就道破了小说的奥秘.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可不就是写语言么.而作者更迷恋写短篇。短篇小说，因为短，一切都来不及。来不及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不及做一个完整的手势，来不及呈现一个完整的命运，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绵长的叹息。一切，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短篇，也因为它的短，空间逼仄，令人不得任意挥霍，却实在是对一个作家才情的考验。短篇容不得人犯错，也从来不给人改正的机会。有时候，一句话错了，便全错了。一句话足可以毁掉一个短篇。同样地，一句话也足可以成就一个短篇。在短篇小说里，语言就是一切。这几乎是一个真理。短篇没有完整的故事吸引你，没有激荡的命运抓住你。短篇小说，几乎全凭借是语言这把利斧，披荆斩棘，为作家，为读者，也是为小说自己，杀出一条生路。
  • 摘要：原住民历史小说的面貌,聚焦于两个向度:一是原初社会生活再现的内向历史观,另一则从「历史后设」的角度,呈现从「参与历史」到「介入历史」的不同考量.然而,多重族群历史(racial histories)替代单一历史(Hi story)的反思,除了一再投射原住民主体之建构,即部落、族语、传统文化--根(root)的存在与必要,却无法周全族群主体思索的多重缝隙--那些因着移置、文化混杂的曲折路径(route).本论文的出发点,即从根与路径的思考,关注巴代《巫旅》、Nakao Eki Pacidal《绝岛之咒》两部小说,如何透过迁徙(migration)、移置(displacement)的空间差异,在文化交混的现象与寓意之下,反思「传统」,也重新审视族群主体与历史意识建构的路径.
  • 摘要：论文试图完成对贾平凹《老生》中"新方志"书写的命名与评价.本文首先论述《山海经》作为全书结构枢纽所勾连起的中国方志传统,其次在标示出小说风格奇幻到写实的断裂后,从这一裂口入手去挖掘作品对于物质之"名"(地名、物产、礼俗、器物)、"关系"和"乡村经纪"等地方性知识的呈现,深入剖析文本隐藏的"国家-地方"认知结构.在充分肯定这种重建"地方"进而重写中国故事的努力之后,文章指出小说所呈现的地方的残缺性与局限性,例如对陕南早期革命与土改经验历史还原不足,受限于"国家-地方"二元视角之后对"地方"内部的块茎化关系呈现不足等.
  • 摘要：在练习写作的路上，一些时日过去，听闻得愈多，能肯定的就愈少。这时话语国度里没有神，只敬畏人的坚定。如现代主义锤情者，理论家伊格顿(Terry Eagleton)，对古希腊悲剧的简要说明。现世这般难测，行路如此艰险，这群作者为何还能稳确创作?为何不放弃直面那些永无答案的问题?对此，理论家小结，「或许，惟一的答案只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抗压性，以及将它们化为艺术的艺术性与深度」。而所谓「文学创作」，若能就其本质简要说明，可能之一是这样的:每一种尝试处理人类回忆、或在行使回忆保存之技术的写作，在内里，对作者同时存在着刺痛的嘲弄与偕越。对作者而言，那像行走于悬索之上:他惟一依凭的写作路径，可能在下一步，销毁他走过的所有步伐。特别，是当他所对应的，是一整个随着亡者消失的过往世界，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时。他所依凭的写作意义，有一种与日俱增的反作用力，即对个人书写之意义的深刻怀疑。
  • 摘要：本文叙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自我见解，认为从阅读到写作,短篇小说更像是一首诗,它是某个idea的延伸,读起来感觉很好、很美、很短暂,可它就是一个点子.不夸张地说,杂志选题会,你旁听一个下午,起码有5个可以转换成短篇小说的核心表达.而作者长期以为,这是微电影和电影的关系.作者的写作秘诀并不多，照药方子抓药就不是文学了。有一句话却很适用——永远不要从故事开头写起。这是作者的写作圣经，也是作者开头恐惧症的缘由。不是插叙倒叙那么简单直接，那些绕一圈还得从开头讲起。翻译成文学理论可能就是隐藏叙事，但是老隐藏容易自作聪明，读者会感觉被戏耍。找个节点讲，学会控制，别忍不住倒叙插叙，也别藏着掖着，隐藏的效果就出来了。
  • 摘要：笔者最早创作的小说应该是在大学时期,起步实在可算慢的了,第一篇作品好像是叫《奖项》,为短篇小说。由作者爱上唯美主义开始，便创作了《性的剪影》，这部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性作切入点，务求将个人的病态和隐私推向极致，并且努力地与群体割裂，由这作品开始，作者感觉到自身创作的急促转型，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语言的私密性，二是沉溺在幻想之中，故事的发展几乎不依靠外部世界的事件来推动，而是单靠主人公的感觉率性而行。创作停顿是每个作者必经的阶段，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写无可写，而面对这种清况，有人会转写其他文类，如写写诗歌、散文，有人会转移嗜好，如写点书法，有人则会潜心在本行中苦读，希望能在无涯的创作之海造舟成功。之后作者在小说创作方法，以及心理上发生了转变，首先是发掘新的文学史料，这里无论是透过人与人的对谈口述而获得，还是透过民间去搜寻，都需要非常大的耐性，而且为求真实面的呈现，都必须去找更多的补充资料，由这基本的文学史训练中，作者渐渐形成了搜集资料写小说的习惯，过去要写一个小贩，一个医生，写起来都是十分平面的，因为其形象一般就来自影视或其他文学作品，但现在可以说都是来源于真实的调查，直接来源生活之中了，而且透过一些特定的语言，又或者职业的独特经历，这些可以令创作的小说人物，层次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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