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中文会议>经济财政>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
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

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1-12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会议文集: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博士后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全部论文

全选(0
  • 摘要:本文采用中国200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居民购房消费支出对平均消费倾向产生显著的负效应,购房支出的过度增加导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其次,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使用城市化率、住房体制改革、住宅销售价格及消费购房支出比的滞后项作为居民购房支出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住房体制改革及住宅销售价格增加了居民购房与消费支出比,第二阶段回归表明城镇居民购房与消费支出比对平均消费倾向依然是显著的负效应,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定性;最后,不同区域居民购房与消费支出比对平均消费倾向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因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战略手段,而继续加快城市化也仍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恰逢目前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因此正确处理城市化过程中的房地产价格飞涨以及城镇住房体制问题就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本文认为政府需要着力解决城镇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及欠发达地区居民的购房需求,将改善型住房的价格或上涨幅度进行有效调控,以逐步匹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且以市场手段为主对投机性住房需求进行有效抑制,其中改变对房价的快速上涨预期尤为重要。本研究可以为当前推进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从城镇居民消费的角度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但本文的不足之处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在于:可以考虑将住房需求或住房价格引入居民家庭的资源配置模型以更深入解析住房购买和房价上涨对居民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机制;住房的属性非常复杂,不但具有耐用消费品的性质而且具有投资品属性,本文较少考虑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住房所具有的投资品属性;是囿于宏观加总数据的限制,没有对住房财富影响消费的多重机制进行更为细致的检验。因此,对加速城市化过程中住房购买影响居民消费家庭的消费储蓄决策进行理论建模并且利用较长时间序列的家庭住户调查数据进行更为细致的计量检验将是一个有趣的可能拓展方向。
  • 摘要:源自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刚刚尘埃落定,欧洲债务危机又成为热点话题.对于其到底是欧元区各国长期过度负债的结果,还是抵御金融危机中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历史遗产"也众说纷纭.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债务的适度性问题作为一个常话常新的命题,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本文通过考察欧元区16国的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分析财政警戒线标准的现实有效性。政府债务的适度性与财政危机的发生,具有较强的内生传导关系,但是单纯通过《马约》及《稳约》确定的财政状况稳定标准,并不能就一国政府债务的适度情况得出全面的分析结论。政府债务适度性的大致安全区间应该介于某一邻域之内,该邻域的下限,大体上就是《马约》及《稳约》规定的财政状况稳定标准;就负债率指标而言,其上限可能位置的初步经验判断应为不超过财政状况可持续区域的10个百分点。各国需提升其中期预算和远期估计制度的技术水准和弹性水平。在经济态势起伏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对中期预算进行适时技术改进。
  • 摘要:近年来,地方政府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将城市内的工业产业迁移到郊外,即实施环境分区规制政策。本研究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借鉴城市(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包括城市和农村的线性都市圈模型中分析环境分区规制政策效果,重点分析环境分区规制政策对居民效用水平的影响。同时,通过社会福利最大化分析,确定实现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条件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中考虑污染影响随污染源空间变化,空间集聚与分散效果以及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考虑在模型中。通过仿真模拟确定工业区最优选址、最优资源分配、最优环境税、城市与农村最优边界等。结论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可以通过分区规制、环境税、补助金政策同时作用来实现;当企业迁移形成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损害相等时确定工业区的最优选址;当通勤费用超过一定水平时,较高的通勤费用下企业远离城市会造成居民效用水平下降,企业的最优选址应邻近城市。当通勤费用低于一定水平时,居民的效用水平呈倒U型曲线,居民效用水平最大时对应的点即为工业企业的最优选址。与传统的环境经济理论不同的是,在企业选址变化的情况下,单一的环境税不能达到社会最优,还需要其他的政策同时实施才能实现。我国“十二五”期间即将实施的城市型钢铁企业从城市中迁移计划,其中涉及企业迁移的最优选址以及迁移后的环境政策实施的最优选择问题,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摘要:本文借鉴间接风险预算思想,并利用Black-Litterman模型融合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提出了基于Black-Litterman模型的间接风险预算方法。本文首先给出Black-Litterman模型得到企业各业务预期营业收益率及其协方差矩阵估计的方法,然后给出基于此后验分布进行间接风险预算的步骤。其中,间接风险预算是将总风险通过在战略性风险和积极风险间进行风险配置后,再将战略性风险和积极风险在各业务间进行配置,最后达到总风险在各业务间的风险配置,与总风险在各业务间的直接风险配置有所区别。本文提出间接风险预算方法是基于风险预算边际思想的风险预算方法,其中特定风险下的风险预算所要满足其边际条件:各业务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与其承担的该边际风险成正比。接下来给出实证分析说明该方法的可行性。最后提出企业使用Black-Litterman模型下间接风险预算使应注意的问题主要有:由于间接风险考虑了市场基准和自身相对于市场的变化,从而比单纯考虑自身变化的直接风险预算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虽然本文提出的观点矩阵对实证分析的绩效影响不大,采用Black-Litterman模型的时候还是应该慎重给出观点矩阵。本文提出的间接风险预算方法可以直接应用于投资组合的风险预算管理中,只是将这里的业务部门的收益率换做资产的收益率即可等方面。
  •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和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与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并成为全球经济市场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而对于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进行了战略定位,业务定位,行业定位,以及区域定位等方面的目标定位,中国金融机构应在境内向“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的基础上,跟随企业“走出去”,增强“近距离”服务能力,在此过程中,通过设立分部实现有机扩张,通过自设附属机构实现协同发展,通过参股乃至控股国外金融机构实现战略互补,逐步实现理想的境外网络布局。至于以何种方式进入,则需要根据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环境和金融管制等情况,以及金融机构自身条件来选择。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应以中资企业和华人聚集的区域为起点,拓展至新兴市场及欧美发达国家,配合国家“走出去”战略,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理性选择跨境经营方式,通过业务发展培养人才、积累经验、提升竞争力,最终实现机构网络、业务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国际化。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间可采取如下策略来逐步实现我国金融机构的“走出去”目标。
  •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突变,银行业整体经营环境严重恶化.中央及时实施正确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使我国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率先走出困境,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态势,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本文在解析新时期对银行业发展与监管的各种挑战基础上,提出“十二五”期间应“践行科学发展观、拓展宏观视野”的监管思路: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严守风险底线为前提;以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业核心竞争力为抓手;以灵活设计运用监管工具,推动银行转变经营方式为依托,充分发挥银行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实现持续、有效地推进国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 摘要:经济增长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银行业已于2006年结束5年的过渡期.2006-2010年14家上市银行绝大部分处于财富管理的综合效率无效状态,无效率比例为41/70。中国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在2006-2010年,始终保持综合效率有效,体现了财富管理巨大的竞争能力;而深发展银行、华夏银行和宁波银行,却始终综合效率低下,处于财富管理的竞争劣势地位。2006年仅有5家银行综合效率有效,2007年和2008年有9家银行,2009年又缩减为7家银行,2010年重新上升至9家银行。仅有2007年,中国银行业财富管理的综合效率相对比较接近有效状态。本研究为财富管理竞争力低的上市银行提供了改善综合效率的参考。各上市银行可以依据自身情况,调整投入指标,提高各自的财富管理能力。对机构或大客户而言,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中国银行、民生银行或招商银行进行财富管理。考虑《巴塞尔协议Ⅲ》,未来中国银行业增大中间业务收入比例成为转型方向。显然,财富管理能力是一个有效的考核指标。财富管理能力强的银行可以带来更多转型收入,可以预期公司价值会在中长期股价中得到体现,其股票值得引起投资者关注。
  • 摘要:受国际严峻金融形势的影响,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已转变为"扩内需、增就业、促增长".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巨大,已经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9%,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小企业不仅在分散市场风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吸纳新增就业、创造国内需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发动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已经成为大众热门的话题,其中社会主流的认识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商业银行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如果商业银行开闸放贷,中小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就会即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便迎刃而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科学的。诚然,商业银行出于一定的社会责任,有义务为中小企业提供合理的信贷资金,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商业银行作为一个企业,注重的是自身的稳健经营,其经营管理不能摒弃“安全性、流动性、营利性”的理念。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不能仅仅依靠出台一个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规定,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外各国长期面临的这一共同难题。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启示人们,只有全方位、立体式地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能完善解决。
  • 摘要:城市商业银行(简称为城商行)作为我国银行系统的第三级,在近些年来增长迅猛,其经营发展受到各级监管部门以及公众的广泛关注.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1年的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德克夏银行惨遭拆分,全球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国内通胀的持续走高,于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危机逐渐向银行和实体经济渗透和演化,这对我国快速成长的城商行来讲可谓如履薄冰.本文以我国城商行较为突出的股权结构问题为切入点,深度探析城商行技术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理,选取2008-2010年我国典型城商行的经营数据,首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量城商行的技术效率表现,然后从股权属性、股权集中度等方面探讨公司股权结构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以此来进一步优化我国城商行的治理结构,最终提升城商行的经营绩效。
  • 摘要:债券的信用利差指的是具有相似特征的企业债券和无风险债券的收益率之间的差额,在本文中把国债视为无风险债券.债券是信用风险的重要载体,研究债券的信用利差不仅对违约事件和违约概率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而且直接有利于信用风险管理和信用产品定价.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发行的企业债券一度发生过违约事件。虽存在着监管不利的原因,但也反映出我国企业债与国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用利差。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全球债券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对信用利差的研究不仅可以预警企业的信用评级变动,而且有利于相关投资者、企业和国家在预见违约事件可能发生前及时利用无风险资产和债券进行套期保值。随着我国企业债券发行市场的逐步扩大,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将会成为决定企业债券发行、交易定价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信用利差的研究不仅有必要性而且也有紧迫性。本文利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族中的五个基础模型对五年期.AAA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序列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该利差对数差分序列存在ARCH效应,同时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对数利差差分的波动率水平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到差分序列的数值水平,正向干扰与负向干扰对于利差差分的波动水平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正向干扰引起的波动率水平较负向干扰引起的波动偏小。在文章选取的五个模型中,综合比较,TGARCH(1,1)模型的拟合程度最高,更适宜用来对AAA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序列的运行过程进行分析与模拟。
  • 摘要: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所形成的羊群行为是行为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也是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种与传统金融理论相违背的金融异象.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按照自身所获得的信息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不受其他投资者行为的影响.然而现实中,投资者跟从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而忽视自身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即所谓的羊群行为现象。关于羊群行为市场效率方面,普遍的观点认为羊群行为对金融市场有非稳定作用,认为大量投资者在某段时间内同时买入和卖出某一股票或某一资产组合时,必然会使得该股票或资产组合的价格在短期内发生剧烈的波动,增加了股价的波动和市场风险。因此,金融市场中的羊群投资行为及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引起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拟运用校正的CCK模型构造股市羊群行为程度的度量指标;然后运用EGARCH-M模型为我国股市收益率波动性建模,在控制影响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的宏观经济因素后,考察羊群行为对股市收益率波动性影响;最后进一步通过VaR模型对羊群行为与股市波动性关系进行研究。
  • 摘要:根据本文的研究,银行间债券市场近年来通过改进发行制度、增加投资者群体等手段,提高了发行人融资的便捷性和灵活性,有效降低了发行成本,市场规模得到了有效扩张,为企业债务融资提供了支持;但由于交易商协会对发行利率最低水平的指导和承销团对中期票据的垄断,债务融资工具在发行时机选择上并未达到最优,发行利率尚未完全反映出市场的真实需求,注册制的灵活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融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交易所债券市场由于核准制造成的审核时间过长、发行灵活性受限等问题,造成了发行的低效率,市场规模发展缓慢;受制于市场资金规模的限制,债券需求不足以支撑更有竞争力的发行利率;但证券公司较强的择时能力有效降低了债券发行的隐性成本,为发行人争取到了最有利的市场环境。针对本文研究发现的问题,结合目前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市场现状,提出要多元化投资者结构,提高不同风险层次的债券需求,取消票据融资利率下限,充分反映市场真实需求,简化公司债核准流程、提高发行人融资自由度,以及简化交易所市场债券上市流程,降低发行利率的风险溢价。
  • 摘要:根据美国、英国、智利等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具体环境,可以通过社保金融体系的构建以及社保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的IPO及资本市场的运作,实现社会保障体系跨越式发展的目标;而通过混合制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的创新发展是现在跨越式发展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福利型社会保障体制。分析了社会保障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按照2009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7500亿元以及2010年达到10000亿元的规模设计社保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各个子公司的资本结构和投资运作模式。
  • 摘要: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调节经济运行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主要通过调控货币供应总量及基础利率水平.对一个国土面积广大的国家,由于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同地区产生差异性的影响.在理想状态下货币政策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同的效果,但是在不同地区经济主体对政策预期的差异条件下,货币政策效果存在差异及不均衡。一方面,经济主体对政策产生理性预期,当中央银行制定颁布货币政策后,市场参与人对其有着强烈的预期,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活动以配合新的货币政策,对政策作用及影响效应进行积极预期,进而调整自己产品的价格水平及生产数量,因此,分析了预期对投资、价格、消费影响的传导路径。
  •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已进入制度和绩效双重转轨的崭新时期.人民币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赶超发展的重要杠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并将在未来继续撬动世界经济向新格局方向不断迈进.伴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国内外各界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普遍给予了极大热情和广泛关注.金融开放进程中实施反汇率压制的货币战略,需要对内外环境作进一步评估,特别是分析全球经济失衡下人民币汇率的困境及其根源,特别是中国国际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思考。应把中美(G2)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纳入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内外均衡的最优汇率动态定标决策之中: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内外均衡原则指导下的汇改目标→汇改任务→汇改重点,构成最优汇率动态定标。
  • 摘要:本文利用结构VaR模型估计了2005年2月—2011年5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不同总体价格及其消费者分类指数的传递动态。脉冲响应的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而且存在一定的时滞。名义有效汇率若升值1%,滞后第8期后,进口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传递率分别达到最大值,分别为-3.51%和-1,35%,而国内居民消费价值指数则在滞后第9期达到最大冲击效应,为-0.43%,汇率波动沿不同价格链段的传递率呈现出递减的非对称特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内价格的传递同样存在不完全特征,并且存在一定的时滞。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若上涨1%,滞后第8期后,进口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传递率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2.99%、-1.090/0和-0.42%,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沿不同价格链段的传递率同样呈现出递减的非对称特征。名义有效汇率对不同类别消费品价格的传递率存在显著差异。对食品、家庭设备和居住类消费者价格的传递率较高,而对其他消费品价格相对较低,汇率波动在不同类别消费品横截面传递率上也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根据汇率波动沿价格链上传递率递减的非对称特征,遏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源头在于降低进口价格,而人民币升值恰好是一个阶段性良策。从汇率传递在消费品横截面上的非对称差异来看,控制食品、家庭设备和居住类消费者价格上涨,一方面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对冲,另一方面也需要理顺流通环节,防范热钱推高三类消费价格。而大宗商品价格沿价格链上传递率递减的非对称特征,同样也说明控制输入性通货膨胀要降低资源依赖程度,这需要政府做好战略储备工作,同时也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和优化。
  • 摘要:本文在对全要素生产率及潜在增长速度进行测算之后,依据测算结果设计了未来10-15年三种增长情景下各种要素资源所能保障和支撑的程度,并通过建立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进行预测。最终结果表明,资源环境、资本等供给因素很难维系之前高投资、高耗能的发展路径,而若依靠效率提高、制度改进的可持续增长模式,中国经济未来10年合意的增长率约为6%-7%。针对1978-2008年中国的数据,结合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分别建立新古典模型、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通过OLS回归结果报告,选择适合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特点的计量模型。从能源的供给情况看,参考国际能源署预测结论,预测假定:鉴于煤炭近几年的非稳定增长,将煤炭产量增速单独进行假设。从能源消费需求看,笔者将针对高速、中速、低速(9%, 8%, 7%)三种增长情景分别设计两套能源需求的方案。本文在综合了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进行重新探索,力求描绘出一幅中国经济在改变了高投资驱动模式后的别样增长前景,旨在为经济最终走上配置效率提高、投资和技术效率改进的道路做一些理论上的可行性论证。为了能捕获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结构变动、制度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参照王小鲁和樊纲(2009)的中国经济增长预测方法,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外溢模型基础上,将结构变量、制度变量、技术变量等都纳入生产函数中。同时,为了更加切实地体现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能源的依赖,也将该变量作为要素投入纳入其中。在可选择政策情景下的经济增长计量模型检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可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发展为引擎,围绕技术进步、配置效率提高以及制度改进与完善三条主线,做到提高投资效率和附加价值,最终改变TFP增长率下滑带来的困境,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 摘要:本文选取上海、南京、无锡、徐州四个典型城市,分别对其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建成区面积进行逻辑斯蒂曲线估计,得到了显著性较为明显的逻辑斯蒂方程,验证了经济增长与城市蔓延的逻辑斯蒂曲线假说。研究结论表明:国外(区域)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或后工业化阶段进程中,表现为对城市蔓延扩张的强依赖转变为弱依赖,即对城市建设用地需求的强烈程度逐渐减弱,整个过程类似于数学家提出的逻辑斯蒂方程(“S”曲线)假说。中国不同阶段对比发现,1978—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蔓延增长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两者波动周期基本一致;2003年以后两者波动出现明显脱钩或分歧,即经济发展在波动中逐渐增长,城市蔓延在波动中逐渐下降,当两者依赖程度降低到0时,中国城市蔓延扩张将出现拐点,整个过程基本符合逻辑斯蒂曲线变化趋势。依据经济增长与城市蔓延的逻辑斯蒂曲线,不仅可以深刻认识经济增长与城市蔓延之间的规律,而且可以在把握城市蔓延规律基础上预测城市蔓延规模,为城市蔓延治理和公共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直接参考。然而,必须看到本文在验证经济增长与城市蔓延的逻辑斯蒂曲线假说时,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仅仅从众多因素中选取能够更大限度上反映经济增长与城市蔓延问题的两个指标。另外,根据我国现实国情来看,城乡结合部也应该按一定比例纳入城市蔓延的一部分,由于此比例受到众多因素影响,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致使规模很难确定。因此,本文在计算建成区面积时没有考虑城乡结合部的影响。
  • 摘要:政府财政的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提高以及农村环境改善等都具有重要影响,而财政农业投资绩效的高低,则决定着政府财政农业投资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影响程度.因此,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农业投资的绩效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评价,势必对我国今后政府财政农业投资结构的优化和绩效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为财政农业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国家财政在增加对农业投资规模的同时,要积极优化投资结构,变革农业投资体制,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确保财政农业投资绩效的稳步提高。
  • 摘要:最新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对过去一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从政策思路上看,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过度追求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可能使整体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产业空心化(De-industrialization)问题,实体经济特别是若干基础性、战略性意义的制造业部门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点.从实践上看,具备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国家已经开始加大对新兴技术领域和产业的投入,力争通过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在未来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并进一步谋求获取国际分工体系的红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战略决策中,我国也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及未来目标前景,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并明确界定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这七大产业的选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选择有异曲同工之处,符合此类产业的发展的规律,即以有效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为目标,着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以加快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目标,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为目标,着力发展生物产业。以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自标,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我国所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各有其鲜明的产业行业特征,也有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性,而共性主要表现为战略性、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和复杂性等特征。
  • 摘要:在新一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企业生产率是影响出口选择的重要因素,效率高的企业会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而新贸易理论则认为存在母市场规模效应,在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且存在运输成本的条件下,市场规模较大的一国将成为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企业生产率差异和母市场规模是影响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母市场规模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分析企业生产率、母市场规模变化等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及其两大分类,国有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实证分析生产率、母市场规模、出口市场规模变化和不同投资主体的股权参与等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
  • 摘要: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呈现快速增长.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565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五位,列发展中国家首位.与此同时,围绕我国的汇率冲突、贸易摩擦也不断激化、升级.研究表明:跨越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反倾销)是诱发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因。汇率对直接投资流出可能具有“双向性”作用。体现在:本币升值,使对外投资诱发边界条件更易满足,从而促进FDI的形成;本币预期升值,将减少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在遭遇东道国反倾销威胁时,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边界条件满足,跨越壁垒的对外投资动机就越强烈。可见,企业在是否会做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规避贸易壁垒,受制于双方贸易规模条件的约束。当面临东道国贸易壁垒时,企业特定区位成本优势程度越低,即拥有的特定成本优势越具备“可转移”的特征,就越容易“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行业内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越低(趋向同质),本国企业越不倾向对外投资;反之,行业内商品差异化程度越高,越能够“诱发”企业从事对外投资。
  • 摘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行了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正式启动,根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如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民营经济的兴起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财富大量增加,实行了对内对外的开放.针对金融结构的不合理与经济的内外失衡,提出创新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体系,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 摘要:对于多元化与专一的替代选择,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类似存在。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创新决策是关键。而产品创新同样有着两个方向,其一是纵向的产品质量提高,其二是扩大产品种类。从事创新决策的企业家同样面临两种选择,如何在纵横之间进行最优选择构成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内容。在另一个角度分析企业的业务范围选择。将企业的业务选择等同视为创新选择,创新也有两种不同的方向,其一是主要提升既有的产品的质量,也就是纵向深化过程;其二是通过开辟新的产品和领域,也就是横向发展过程。在纵横之间选择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一般而言,企业会在初始阶段通过提升质量来推动企业的发展。而且客观上说,质量提升的方式更具有效率和持久性,作为一项创新而言,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才能进一步巩固企业的垄断优势,企业更多地通过在已有的产品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改进来获得创新。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选择业务范围是经营决策的重要内容。通常在经济学中简单设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单一和无差异的,这种设定与现实有所不符。在这些单一的业务结构基础上,可以看到国内的商业银行都将发展中间业务作为战略调整的重点。这种调整可以视为多元化策略,改变单一的靠资产负债业务获取利差的经营格局。在既有的业务基础上拓展其他业务,由于对新的领域不甚熟悉和操作未必熟练,因而存在风险。更为客观的看法是,国内商业银行是在新的监管环境下,谋求新的盈利方式。从当前业务发展现状看,国内银行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将以资产负债规模的扩张为主,因为国内的信贷需求仍然居高不下,并将持续一段时期。同时,由于资产负债的管理水平,特别是风险评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以提高资产负债“质量”提升的创新将是最为紧迫的目标。而对应的,中间业务只能是一种次优和第二的选择,定义为寻找新的机会是其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短期内,中间业务的拓展难度很大,也不是最优和首要选择。商业银行的更多努力应集中在对不同风险资产的定价上。质量提高优于产品种类扩张。
  • 摘要: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指出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的亲周期效应问题,通过实证检验分析其内在特征和生成机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缓释机制.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先进工具.监管资本的亲周期效应一直以来都受到普遍关注,在美国金融危机后更成为研究的热点,但经济资本的亲周期效应问题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 摘要:在构建农村金融排斥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价,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且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同时,我国农村金融排斥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地区间农村金融排斥的非均衡性,地区内农村金融排斥的非协调性,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农村金融排斥及其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就业比例、农村教育水平、设施便利性对农村金融排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儿童和老年人口占比对农村金融排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村经济增长、财政支农、地区女性人口比例对农村金融排斥没有显著影响。中国农村金融排斥是普遍存在的,不仅落后的农村地区存在金融排斥,发达的农村地区同样也存在金融排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说明破解农村金融排斥及其地区差异是关系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本文从政府、当地农村以及农户三个角度提出破解农村金融排斥的对策。具体有政府应从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高度出发,构建包容性(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构建相应的制度框架,保障社会每个经济主体金融权利的平等。对于当地农村来讲,应增强农村的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支持现代农业,提高农民在当地的就业水平,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这样才能真正从农村市场的内部去推动新兴金融元素的培育与成长,促进具有内生性特征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缓解农村金融排斥。农户既是社会的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因此农户更应充分利用金融服务融通资金。
  • 摘要:2010年4月16日,沪深300股票指数期货(以下简称"股指期货")在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关于我国股指期货是否增加A股市场的波动,学术界有两种迥异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股指期货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可以作为套期保值的工具,有效对冲现货市场的风险,因此可以稳定市场,减少市场波动.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股指期货因其高杠杆性和低信息量交易者的投机行为会动摇股票现货市场,增加其波动性。针对这两种观点,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可归为四种:股指期货增加股市波动性、股指期货减少股市波动性、股指期货对股市波动没有影响、股指期货对股市波动有复杂影响。可以看出,目前关于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的关系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存在很大分歧,有必要对我国的此类问题进一步开展研究分析。
  • 摘要: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紧密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推动股市的持续上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则有推动股市下行的作用.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手段之一,利率与股市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尝试通过构建SVaR模型,并采用分阶段估计方法,来实证检验利率变化对股市影响的方向和强度,并利用脉冲响应分析讨论实际利率波动对股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利率周期下的股票市场整体表现与行业轮动表现从现实检验利率对股票市场的重要影响方面,为实际投资提供可操作的行业配置策略。
  • 摘要:虽然高频交易都有报撤单速度快、持仓时间短、系统延时敏感的特征,但它实际上包含众多不同的交易策略:机构投资者可以用它降低交易成本,做市商可以用它提高市场流动性并实现风险管理,投资者可以用它进行量化投资决策分析,也有少数高频交易策略会被用来扰乱市场秩序。经过研究,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高频交易提高了市场流动性,而并没有增加市场波动率;但对其是否会引发市场风险暂时存在争议。因此,在对高频交易进行监管时,应该对不同的高频交易策略进行区别对待,将扰乱市场秩序的策略和正常的策略区别对待,从而在监管中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在中国,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高频交易发展所需的外部环境已逐步成熟。特别是2010年4月股指期货上市使中国股票市场具备了完善的套利机制,高频交易在中国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如何评估高频交易对市场的影响并对其进行监管是摆在学术界和监管当局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尽管国外已经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但是离真正能指导实践尚有距离。而且,由于国内外市场在交易机制等方面的不同,国外的研究结论也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指导中国的监管实践。这就要求深入了解在中国市场上高频交易的主要模式,并研究在国内特定的市场条件下高频交易市场的影响,从而在监管中做到有的放矢、趋利避害,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
  • 摘要: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劳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全面引发资本主义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收入的两极分化又将产生资本主义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为此,政府采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进行抑制,实施以政府消费和投资为主体的财政政策弥补私人需求的不足,同时政府鼓励居民消费(将未来购买力提前转移到现在),并努力营造信贷消费的意识和文化。为了给政府消费和投资提供资金来源,并使居民信贷消费得以实现,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鼓励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推动因素,为了使本国政府和居民能够获取国外资金,本国必须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主导地位,并且使其货币在国际上居于主导货币地位。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以及货币主导国地位,必然有效推动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本国金融市场的活跃为政府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提供了条件,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了本国政府和居民信贷消费与投资,与金融市场本身形成了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但是,金融市场扩张的同时加大了整个国家的金融风险,如何化解、分散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安全性成为必然。基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居民和政府负债、金融市场风险和衍生产品规模也进一步形成互动关系。以上几项因素互动发展的结果是,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繁荣,必须保持需求的持续扩张,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政府货币政策的扩张、政府财政政策的扩张三者任何之一的停滞,都将带来连锁负面反应,但这些因素的扩张必然造成政府和居民负债的积累,然而政府和居民的负债不可能无限积累,必定有一个界限。在这个抽象的框架中,忽略了政府财政政策的调节作用,原因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府投资和消费上。而政府投资和消费与私人投资和消费具有相同的性质,均会导致主体负债的积累,进而引至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经济主体信贷风险的积累,只不过政府的负债能力与信用度更强大而已,因此不再单独列出,用银行部门代替政府部门,主要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同时保留了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本文对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先从最简单的有储蓄、无破产的货币经济模型开始,之后扩展到有储蓄、有破产的封闭经济模型,为了能够将国际金融市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纳入模型,最后扩展到有储蓄、有破产的开放货币经济模型,相对而言这是一个较为切合实际的模型。
  • 摘要:目前,各方关注的美债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连锁反应,全球经济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尽管美国目前就国债上限上调问题初步达成一致,但是美债危机仍让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复苏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从我国情况来看,尽管目前财政赤字率与债务负担率都在警戒线内,但是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坏账损失,潜在财政风险,乃至金融风险确实不容忽视。从全口径的角度对政府债务进行界定和分类,重点关注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及财政担保风险,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链条乃至债务危机的触发条件进行深入探讨,充分借鉴国外债务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多层次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考虑到未来货币政策及信贷规模调控力度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不断增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贷款的路径依赖将受到很大限制,地方融资渠道发生了从信贷融资到直接融资的转变。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形成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应该说,无论从项目融资、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还是从防范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的角度,发行市政债券都是地方政府融资阳光化、市场化路径的选择。另外,必须意识到中国巨额外汇资产的投资管理面临各类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还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结构,在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直接投资、资源等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外汇债券投资方面,应重点关注主要国家主权债务规模、财政预算、贸易差额与经济增长等综合指标,从美元逐步拓宽到其他主流国家货币,重视包括主权债在内的信用风险预警与监控,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影子银行已经逐渐发展成为现代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宏观经济运行与金融稳定具有巨大的影响,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当前欧洲债务危机中显露无遗.目前,各国在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体系内在运行机理和外在风险诱发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改革探索.究其本质,影子银行体系是依托于商业银行而存在的,其围绕金融市场运转,属于市场型金融中介机构。但是,影子银行信贷中介作用的步骤、实体和资金来源又有别于传统的商业银行。同时,对于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能力应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影子银行间接扩大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能力;二是影子银行自身形成的新的货币供给机制。影子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信用创造能力,其信用创造机理正在持续运行。可以说,影子银行极大地推进了金融的全球化进程,资本的跨境投资活动促进了资本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但与此同时,影子银行对于金融稳定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容易诱发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并导致金融风险在全球分散开来。影子银行增大了全球市场的关联度,这也会对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带来极大的考验。因此,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应借鉴美欧等国成立“影子金融监管委员会”的监管实践,通过分析全球对影子银行体系监管框架改革趋势,探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与完善的路径,并形成传统机构监管与影子金融功能监管的双元制模式,确保我国金融整体稳定及宏观经济良性运行。
  • 摘要: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是近半个世纪及未来40年不可回避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人口作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概念,其日益老龄化的结构变化趋势蕴涵着显著的经济学意义。比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改变一国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其社会抚养率。具体来说,劳动力供给的增速减缓甚至绝对数量的减少将影响到一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以及经济增长潜力,而老年抚养率的增长将促使理性经济人集中售卖资产用于养老,使得一国资产价格有趋势性下跌的可能。但是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人口结构变化或老龄化的速度会有一定差异,国际资本流动将会引导全球的劳动与资本重新走向均衡。本文利用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公布的国别数据,实证考察了人口结构变动(15个人口年龄组的相对差异变动情况)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作用。经验结论表明,各人口年龄组的相对比重确实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两端人口(即少儿和老年人)占比较大的经济体将吸引国际资本净流入;相反,一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增加将拓宽资本净流出的闸门。但是就具体的资产品种而言,一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快速提高该国债券投资净流入的规模。尽管在资本趋利性的特征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动将在整体上使参与主体受益,但是仍然需要政府政策的配合以充分获取国别间人口结构差异所带来的好处(Holzmann,2000)。比如,净资本流入国应当执行审慎的宏观政策,保障跨境资本有效地形成产能、扩大产出并支付其应得收益;同时,还应发展、健全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及运行机制。而至于净资本流出国,其政府一方面应当改革现收现付的社保体制,这样既能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又能充实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则应当协助社保等投资基金克服投资上的属地偏好,并适当提高其在海外投资的规模。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